契卡

契卡

契卡(全稱為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是俄文的縮寫音譯)是前蘇聯的一個情報組織,于1917年12月20日由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創立。該組織是因為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要求捷爾任斯基創辦一個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而創立的。

捷爾任斯基將契卡的任務概括為:"在全國範圍內消滅和製止反革命和怠工行為,將其積極分子交由法庭處理,同時還進行前期偵查和預審。"實際上,契卡的主要職能還包括逮捕蘇聯國內的反革命分子,並負責管理監獄、搜查、逮捕、拘禁。

契卡于1922年被改組成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格別烏),後又在1954年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即著名的蘇聯情報組織克格勃

  • 中文名稱
    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
  • 外文名稱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 成立
    1917年12月20日
  • 廢除
    1922年(被改組)
  • 替代
    國家政治保衛局(即格別烏)
  • 部門主管
    捷爾任斯基

基本簡介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俄國的國家安全保衛機構。全稱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是該委員會俄文縮寫的音譯。

契卡

根據F.E.捷爾任斯基的建議,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于1917年12月4日通過了《關于建立肅反委員會的決議》;12月20日,設立以捷爾任斯基為主席的契卡。12月28日,契卡號召各級地方蘇維埃成立肅反委員會。

1918年蘇維埃政府在運輸部門、軍隊和邊境地區成立專門的肅反機構。它擁有很大權力 ,可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後來被克格勃所取代。

詳細介紹

克格勃的徽章

克洛勃主要機構有“對外諜報局、國內反間諜局、軍隊管理局、邊防軍管理局、總務局、克洛勃駐外站組等。克格勃系統工作人員曾一度達到50多萬名,總部機關有1萬人,間諜、反間諜和技術保障等部門有20萬人,邊防軍30萬人,此外,在全國有150萬線人,在國外有25萬諜報人員,年預算為100億美元。克格勃一直是蘇聯對外情報工作、反間諜工作。國內安全工作和邊境保衛等工作的主要負責部門,是一個凌駕于黨政軍各部門之上的“超級部”,是一個超然的機構,它隻對中央政治局負責。

契卡

克格勃的職權

克格勃的職權領域大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反間諜部門相當。在1930年代,由亞戈達和葉若夫領導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成為“大清洗”的工具。冷戰期間,“克格勃”的職能過大,涉及國內所有領域,凌駕于蘇聯黨和政府之上,在國際上也成為紅色恐怖的代名詞。蘇聯的間諜情治單位曾與美國並駕齊驅,以實力和高明而著稱于世,在某方面甚至超過美國。自蘇聯劇變以後,俄羅斯繼承其衣缽,但其力量大為削弱,經過調整以後,又以新的面孔出現,重新活躍。    

曾用名稱

其名稱變更史1917年12月 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Cheka ,俄語為ЧК )

1922年2 月 國家政治保衛局

1923年7 月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1934年7 月 國家安全總局

1941年2 月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1年7 月 國家安全總局

1943年4 月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

1946年3 月 國家安全部

1947年10月至1951年11月 國家安全部(對外情治單位歸情報委員會管轄)

1953年3 月 內務部(1953年曾與國家安全部短期合並,統稱內務部)

1954年3 月 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

歷史沿革

十月革命勝利後不久,俄國就陷入了內戰,並且持續了兩年半。在這期間,布爾什維克為了保衛政權而不得不與強大卻四分五裂的白俄軍隊展開激烈的鬥爭。由于國內情勢的發展和內戰的爆發,捷爾任斯基的註意力不得不轉向對付帝國註意的陰謀。1917年10月10日,全俄肅反委員會負責人捷爾任斯基在彼得堡參加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議,隨後捷爾任斯基便投身到準備武裝起義的工作中,並成為領導十月革命起義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成員之一,負責領導佔領郵局和電報局的行動。革命成功後,他擔任了保衛革命大本營斯莫爾尼宮安全的衛隊隊長。12月20日,他受命建立並領導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即後來的克格勃的前身。

1918年3月3日,蘇維埃俄羅斯與德國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當時包括捷爾任斯基在內的很多人是反對同德國媾和的。不過他還是從大局出發,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在7月發生了德國駐俄大使被刺的事件。作案人員是持偽造的捷爾任斯基簽發的委任狀求見德國大使時作案的。事後作案人員及其支持、包庇者包括捷爾任斯基的副手都被查處。作為契卡的領導人,捷爾任斯基也因此受到審訊。事實澄清後,捷爾任斯基繼續擔任契卡的領導工作[4]。

伏羅希洛夫[7]布列斯特和約簽定後,英國等西方協約國就下決心推翻布爾什維克政權,以便讓一個繼續與德國打仗的新俄國政府上台。英國派駐俄國的外交代表洛卡特和英國間諜賴利與俄國社會民主黨武裝分子聯系,製定了一項秘密行動計畫,打算在協約國軍隊在俄國登入的當天晚上刺殺列寧以及所有布爾什維克領袖。捷爾任斯基派出兩名拉托維亞的契卡人員打入他們內部並取得了他們的信任。在彼得格勒契卡主席烏裏茨基被社會革命黨人刺殺和列寧遇刺後,這個特別大案也很快偵破,洛卡特和數名英國人被捕,後被押解出境。賴利僥幸逃脫,但他還是落入契卡的圈套,以地下反蘇人員的名義于1925年誘其入境後將其逮捕,後被秘密處死[4]。

1920年12月20日,也就是全俄肅反委員會成立三周年的紀念日,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對外機構---外國科,負責指揮蘇維埃在國外的一切情報行動。當時由于蘇俄被排除在國際社會之外,與外國的官方活動較少,不可能為公開的情報站(在契卡行話中被稱為工作站)提供更多的掩護,因此主要靠秘密行動來獲取情報。這些地下情報站的情報人員沒有外交或其他官方身份掩護,他們直接歸莫斯科的外國科領導。經列寧批準,捷爾任斯基親自製定了早期的工作重點:

1、弄清各國內部反對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集團;

2、徹底查清所有對付蘇聯的情治單位;

3、弄清各國的政治方針和經濟情勢;

4、獲取以上各方面的情報資料。

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和中期,外國科的主要目標除了流亡于柏林、華沙、巴黎的“白色禁衛軍”們以外,還成功地對英國駐外機構進行了滲透,滲透的間諜是一名代號“杜坎”的英國駐義大利使館通信員,他是在義大利共產主義者的幫助下于1924年被“契卡”駐外機構招募的。十多年間,杜坎為蘇聯情治單位提供了大量的外交機密檔案和密碼本,到了1925年1月,他平均每周都能夠提供150頁的“秘密影印件”,這段期間,他被捷爾任斯基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情報員,還親自做了指示,“西方國家正在對我們形成一個保衛圈,你們的任務就是提供有關檔案和秘密材料,以供我們,了解英國的具體計畫。”

為了讓蘇聯的諜報活動更加令人難以覺察,不致授人以柄,情報蒐集的重點由以前的“公開情報站”轉向“秘密”情報站,這些秘密情報站獨立于蘇聯外交、商業代表團之外。國家保全總局花了好幾年時間對其人員進行系統的訓練,並煞費苦心地編造各種經歷,以便為間諜們偽造身份。正是在捷爾任斯基的領導和督促下,剛剛誕生不久的蘇聯對外情報部門取得了不俗的成績,相繼在8個國家建立了情報網,培養和訓練出一大批以佐爾格為代表優秀的諜報人才,為以後的對外情報活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權力的膨脹,使契卡人員產生了傲慢、愛虛榮、殘忍、冷酷和利己主義傾向。到捷爾任斯基晚期,國家安全機關更力圖控製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了。如他下令對每一個知識分子都建立專案卷宗。每一份材料都應該由“在行的同志全面研究”,“材料應經過各方面的核實,以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準確無誤和不可變更的”。這些都為後來的更為殘酷的肅反和黨內鬥爭開了不好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蘇聯黨內民主的建設進程,成為評價捷爾任斯基功績的負面因素。

隨著國內戰爭的結束、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和階級鬥爭情勢的變化,1922年2月6,該組織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8]。盡管此後全俄肅反委員會的名稱一改再改,從國家政治保衛局、國家安全總局、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一直叫到了聯邦安全局,但今天的俄羅斯國家安全工作人員仍然驕傲地稱自己是“契卡工作者”。

1934年7月10日,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把國家安全機關和內務機關合並,統一成一個龐大的國家和公共安全機關,這就是改組後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1941年2月3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分成兩個獨立的機關:一個負責公共安全,保留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機構名稱,另一個叫做蘇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負責國家安全。1946年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改組,建立了新的國家安全部,後來在1953年國家安全部和內務部再次合並,統稱蘇聯內務部。但時隔一年,國家安全機關再次成為獨立部門,這次機構改組對日後的國家安全機關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1954年3月13日,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克格勃。

克格勃在1991年底被解散,此後俄羅斯的國家安全機關歷經多次改組、重建,機關名稱也屢次更迭。1995年4月3日,葉利欽簽署總統令,宣布成立新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巴爾蘇科夫、科瓦廖夫、普京曾歷任聯邦安全局局長。1999年8月,普京就任總理後,帕特魯舍夫擔任局長一職至今。

今天的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工作重點是反偵察和防止恐怖犯罪活動,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勢力、民族分裂主義等各種極端勢力和經濟、金融、工業和科技領域內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主要任務是保障俄羅斯的主權與國家完整。截止目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已經恢復了蘇聯克格勃時代的大部分功能,再次成為保障俄羅斯國家安全的核心機構[9]。

主要活動

《反蘇維埃地下組織的覆滅》主要講述蘇維埃政權建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尤其披露了“全俄肅反委員會”(契卡)在鎮壓運動中的種種“極端行為”。

處死十萬人

十月革命摧毀了舊的國家機器,並迅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等地建立起蘇維埃的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革命法庭),開始了逮捕反蘇維埃分子和查禁反對派的行動。在審理案件和作出判決時,不是依據成文法(當時蘇維埃政權還沒有成文的法律),而是根據"革命法製觀念"。但初期建立起來的審訊-偵查機關不能保證高效率地審判反對勢力,于是在1917年12月成立了以捷爾任斯基為首的政治警察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縮寫名稱中譯為"契卡")。肅反委員會下設三個局:情報局、組織局(組織全俄國的肅反鬥爭和分支機構)和行動局。另外,又成立了一個採取軍事鎮壓措施的"軍事革命委員會"。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就預見到在奪取政權以後必須採取國家強製措施來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十月革命以後,人民委員會頒布法令,宣布立憲民主黨是"與人民為敵"的政黨,遭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批評。列寧回應批評:"革命階級在同實行反抗的有產階級作鬥爭時,對于這種反抗應該加以鎮壓;我們也要用有產者鎮壓無產階級的全套辦法來鎮壓有產者的反抗,因為其他辦法還沒有發明出來。"

1918年8月30日,彼得格勒"契卡"領導人尤裏茨基被大學生殺死;同一天,在莫斯科一家工廠參加民眾大會的列寧被社會革命黨女黨員卡普蘭開槍行刺,身受重傷。四天後,卡普蘭被槍斃。在此期間,陸續有布爾什維克的上層人物被刺殺。面對不斷發生的政治暗殺事件,9月5日,蘇維埃政權通過《關于紅色恐怖》的法令,宣布要以"紅色恐怖"對付"白色恐怖"。"政府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逮捕和草率的處決行動,目標就是社會革命黨人、貴族階級的代表、金融階層、沙皇時代的軍人以及和資產階級有聯系的自由職業者……契卡成為‘紅色恐怖’的先鋒。""戰爭期間的特殊環境迫使蘇維埃政府決定較多地使用槍決來對付反革命分子"。"契卡可以不審判敵人,就將其殺死",不管這些敵人是直接的還是"想像"的。

根據契卡的官方檔案統計,1918-1920年間,有12733人被處死,這個統計隻是總數的一部分,不包括契卡在各地的分支機構的行動。而歷史學家估計,在1917年至1922年期間被處死的實際人數高達14萬,尚不包括內戰死亡者、野蠻的報復、大屠殺和其他罪行的致死者。

鎮壓異見者

1923年,作家扎祖伯林以契卡鎮壓為背景,創作了小說《契卡人》(發表後受到嚴重批判,直到蘇聯解體後才正式出版)。小說中有這樣一段話:"在法國,曾經有斷頭台和公開的死刑。在這裏,我們使用地下室,秘密處死。公開和秘密的區別是:公開處死一個罪犯,甚至是最危險的罪犯,也會為死者舉行獻祭儀式,的確,那是英雄般的榮譽。被處死者可以進行公開的道德宣傳,可以留下遺言,完成最後的遺願,並知道確切的死期;他們的家人會收到屍體進行火化。這種毀滅並不徹底。而秘密處死是在某一個隱蔽的地方或地下室進行,沒有裁決或宣判,沒有舞台和觀眾,這種突然死亡對敵人具有粉碎性的效果。它是一台巨大的、無情的機器,像一塊磁鐵一樣吸入它的犧牲者,像一台絞肉機把他們碾成肉泥。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死期,沒有屍體,沒有遺言,沒有墳墓。隻有虛空。就這樣敵人被徹底消滅了。"

從1917年5月至1918年7月,著名作家高爾基在《新生活報》上以《不合時宜的思想》為總題,發表了約80篇文章,表達了對時局的看法和憂慮。契卡整肅的對象是沒有界限的,已經抓了很多知識分子。《新生活報》因為刊登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文章"被查封了。契卡對言論的限製和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令高爾基感到憤怒,"我們爭取言論自由,是為了能夠說出和寫出真情"。高爾基多次找列寧,向列寧投訴:很多科學家、作家和藝術家被逮捕了!由于高爾基的奔走呼吁,拯救了很多知識分子的生命。高爾基又在一篇文章中譴責契卡等機構在俄羅斯人民正面臨飢餓、動蕩和戰亂的時候大肆濫殺濫捕:契卡"對待俄羅斯就像是對待一個實驗場;對待俄羅斯人民就像是對待註射了斑疹傷寒症的馬匹一樣,隻是為了恢復他們血液裏的免疫血清。他們就像是瘋狂的科學家,在俄羅斯人民身上實施著殘酷和不人道的實驗,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匹飢餓而且筋疲力盡的可憐馬兒,可能隨時會倒下死掉"。高爾基的批評實在"不合時宜",于是他被布爾什維克政府客氣而又不容商量地"請出"去國外治病。

到了30年代初,高爾基忍受不了鄉愁的折磨,倦極思還,斯大林適時地向他暗示:蘇聯官方文學的第一把交椅虛位以待;當高爾基終于返國,斯大林確實給予厚遇。高爾基也以實際行動報答斯大林,發表文章對其歌功頌德,之後,兩人關系非常密切。1934年,高爾基當上蘇聯作家協會主席。這位曾經勇猛一時的公共知識分子、社會批評家,當年的獨立風骨已蕩然無存。一前一後之高爾基,相隔不過十餘年,卻判若兩人。

處死手段

1919年,考茨基在一本談論恐怖主義的書中曾批評肅反政策是"革命的黷武主義",肅反委員會"具有專斷的權力,可以宣布任何被控告的人的罪名,隨意槍斃那些不受歡迎的人","在‘反革命’這個集合詞下,把各種各樣的反對者都包括了進去,不問這是發生在哪一類人中間,產生的動機是什麽,用的是什麽手段,抱的是什麽目的",總之,槍斃是肅反委員會的全部智慧;肅反的擴大化很容易陷入"訴諸暴力的雅各賓的恐怖主義"。他又批評革命後產生了新的官僚階級,出現了獨裁傾向;這個新階級壓製知識分子,鉗製言論,侵犯新聞出版自由。

馬克思和恩格斯歷來反對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也說過要警惕對雅各賓思想的留戀。德國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也指出,俄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有相似之處。當時,雅各賓派的思想確實對布爾什維克黨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些革命領袖未能擺脫集權主義的觀念。盧森堡擔心這一類型的政治關系會導致國家生活癱瘓,人民缺乏生氣,官僚主義肆虐和國家機器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壓製。但盧森堡是熱情支持十月革命的,她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要求列寧和他的同志們像變魔術那樣創造出最美好的民主政治、最標準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繁榮的社會主義經濟"。

在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之初,沙皇政府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遺留下來的很多行政部門和機關的官吏,甚至銀行、鐵路、郵電、醫院、工廠、學校、軍隊中的不少職員、工人、教師、學生、軍人都拒絕承認蘇維埃政權。反對勢力號召進行廣泛的怠工,並組織了領導罷工的國家機關職員協會聯合會中央罷工委員會。勞動者中彌漫著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常常以暴力行動、甚至反抗形式表現出來……

強製勞動

同時,由于城市缺少食品,也促使消極怠工的發展和工人流向農村。因此工廠和礦山中沒有了勞動者",全國性的停工造成嚴重的原料和燃料的缺乏。全國各地廣泛的罷工、怠工令蘇維埃政權陷入困境。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發表聲明,要罷工怠工者"服從政府,繼續工作。如果拒絕,則按盜竊人民財產罪論處";罷工被視為背叛,等同于軍隊的兵變。但是罷工、怠工潮還在繼續。這個時期,政府開始建造"強製勞動營"和集中營,並頒布決議,命令把罷工、怠工者"編成受懲罰的工人隊,把他們關進集中營"。

肅反委員會是"全能"的鎮壓機器,它首先打擊的目標是報刊等輿論(如取消各反對派的報刊)、立憲民主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罷工怠工者;其主要任務是在全俄範圍內鎮壓、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罷工、怠工行為,"不論這些企圖和行為來自何人",都要"作無情的鬥爭";將一切"反革命分子"和罷工、怠工分子送交革命法庭審判。捷爾任斯基親自指揮,逮捕了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人和眾多罷工、怠工者。此後,蘇維埃政權還採取了徹底改變工會職能和性質的措施,作出決議,實行"工會國家化",規定工會不能作為一種組織上獨立的力量,工會應當成為國家機器整體的一個附屬部分,由中央行政機關直接領導。"工會國家化"事實上把理應由工會行使的職權上交給國家行政機關。由于決議的內容難以被大部分勞工和工會領導人所接受,故遭到強烈的反對。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擔心肅反擴大化和鎮壓失控,堅持肅反委員會應該歸司法人民委員部領導,有政治背景的逮捕必須事先取得司法人民委員部和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同意。但司法人民委員部卻決定,肅反委員會可以獨立進行逮捕和槍決,作為一個"製止反革命的政治機構,它有權製定進行鬥爭的措施"。

于是,肅反委員會不特被賦予"巨大的權力",而且弊在偵查案件時每每越過法律的界限,如可以任意搜查私人住宅。捷爾任斯基說:武裝人員闖入私人住宅、剝奪"罪人"的自由是一種災禍,不過我們必須使用這種手段來保證我們取得勝利。而列寧主張寬嚴有度,革命法庭對不是很嚴重的反抗行為應從輕量刑,他說:"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逮捕人。是的,我們是在逮捕人……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採取恐怖手段,但是我們還沒有採取法國革命者採取的那種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斷頭台,我希望我們將來也不採取這種恐怖手段。我希望不採取這種手段,是因為我們有力量。我們每逮捕一個人,就對他說,如果你具結保證今後不再怠工,我們就釋放你。"

到了1918年4月,經過肅反委員會的嚴厲打擊,罷工、怠工潮終于平息。列寧一方面認為肅反機構是一種"必要的惡",另一方面對它的活動是不大放心的,他經常過問具體的案情,監督肅反委員會是否"嚴格遵守社會主義法製"。但實際情況卻是,列寧並不能完全掌控肅反機構的運作。

9月19日,蘇維埃政府正式決定授予契卡可以不向革命法庭報告就行使逮捕和處決的權力,"這就把過去所做的一切合法化了","契卡就是負責執行這種革命恐怖的機構,它有權力消滅一切反對它的人"。就如一位契卡領導人所說的,在"革命恐怖"時期,"契卡完全獨立地進行搜查、逮捕和槍決,隻在事後才向人民委員會和蘇維埃執行機構報告"。契卡的權力無限擴大,"肅反"的範圍也任意擴大,已遠遠超出了對它所規定的限製,它不但鎮壓反對派,甚至對稍微表示不滿的人也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契卡在蘇聯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勞改營",其中有一些是專門關押青少年和兒童的。

大清洗

全俄肅反委員會最為臭名昭著的活動就是執行了斯大林的大清洗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契卡幾乎消滅了整個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據統計僅僅紅軍軍官就有4萬餘人被清洗,這也是蘇聯在二戰初期節節失利的主要原因。1954年3 月蘇聯的情報部門終于更名為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克格勃承繼了它的前身契卡所有的職能,其職權領域大致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反間諜部門相當[3]。

冷戰時期

冷戰中,克格勃策劃了很多讓人瞠目結舌的行動,如1967年克格勃特工格爾施泰特的小組在戒備森嚴的聯邦德國澤勒空軍基地盜走了一枚長3米、重達74.5公斤的響尾蛇飛彈。60年代美國U2偵察機經常利用技術優勢,在蘇聯防空軍夠不到的高度飛行,偵察蘇聯境內目標。為了抗擊美國侵略領空的行為,蘇聯一方面加速發展新技術,另一方面派出特工對U2偵察機的高度計做了手腳,導致飛行員誤判高度。以為仍在安全高度活動,其實卻在蘇聯飛彈射程之內,結果被輕易擊落,美國因此停止了對蘇聯的高空偵察活動。到了冷戰後期由于蘇聯國內經濟發展不利,克格勃更重視蒐集西方科技、經濟方面的情報。據統計,克格勃從西方世界盜取的情報如果列印成紙張,差不多每天都可以塞滿一個集裝箱。這種妙手空空的本事確實讓人佩服。

與它的西方同行不同的是,克格勃機構擁有自己的武裝部隊。很多人以為特務的工作都像007那樣,事實上大部分情報人員的工作就是資料蒐集、分析,屬于典型的腦力勞動者。例如在文革期間,蘇聯人幾乎無法在中國國內公開活動。克格勃在中國的主要活動就是派出具有東方面孔的特工,晚上溜出大使館,去街頭看大字報或者蒐集《人民日報》等公開刊物用來推測中國國內的情況,這種剪報紙、串大街的活動顯然跟開著跑車、抱著美女、拿著手槍的007相差很遠。美國中央情報局執行軍事任務的時候必須求助于軍方的特種作戰單位,而克格勃是個麻雀不小而又五髒俱全的龐然大物,其機構本身就有裝備精良的軍事力量。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爭的第一槍——攻擊阿富汗總統府,就是由克格勃直屬的特種部隊“阿爾法”擔當。他們以極小的代價攻入了戒備森嚴的阿富汗總統府,把當時的總統阿明打成篩子。在阿富汗戰爭中克格勃的直屬部隊經常獨立執行敵後偵察、突擊任務,可以說是戰績彪炳[3]。

從1917至1991年這74年中,以克格勃為代表的蘇聯情報機關可以說毀譽參半,一方面他們的專業水準令西方同行贊嘆不已,另外由于他們直接參與了大量的國內鎮壓行動,蘇聯人民對克格勃抱有深深的恐懼。在克格勃的歷史上,由于蘇聯領導層的專製,情報人員在對領導匯報的時候,經常根據領導人的喜好而歪曲情報。例如在二戰前,以著名的“情報之王”佐爾格為代表的蘇聯情報人員,曾經多次提醒最高統帥部小心希特勒將要發動對蘇聯的進攻,甚至連具體的行動時間都打探的八九不離十。但是由于斯大林堅信所謂“德國進攻”不過是英國為了減輕自己壓力的移禍江東之計,所以情報人員不敢上報這些情況,反而斥責臥底特工胡說八道,在一定意義上導致戰爭前期的失敗。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雖然未能保住蘇聯江山,但是很多克格勃成員在俄羅斯從事其他行業都幹得不錯。除了總統普京之外,由于克格勃擁有一套強大的外語教學體系用于培養在國外活動的特工人員,很多克格勃的外語老師轉行開語言學校,據說效果確實很好。還有人利用情報技能從商,幹得也很出色[3]。

主要人物

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原蘇聯黨和國家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曾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全俄肅反委員會(克格勃的前身)主席、蘇聯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等職。克格勃的創始人。蘇聯第一代領袖中威望最高者之一。

1877年9月11日,捷爾任斯基誕生于俄屬波蘭維爾諾省(今明斯克州斯托耳勃齊區)奧希米揚內縣捷爾任諾沃小庄園裏的一個小地主貴族的家庭,猶太人。1887年8月,入維爾諾第一中學學習。1894年秋,加入維爾諾社會民主主義小組。1895年秋加入了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參加該黨的國際主義左翼,領導維爾諾手工業和工廠徒工小組。1896年4月,從維爾諾中學自願退學。走上職業革命家的道路。蘇聯克格勃的前身、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以秘密警察的紅色恐怖手段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捷爾任斯基于1926年7月20日逝世。斯大林在悼詞中用“燃燒”二字來形容捷爾任斯基的戰鬥一生,捷爾任斯基的死,對斯大林來說正是時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寧去世後的長期的權力爭鬥中取得了勝利。捷爾任斯基就算沒有任何功績,他也未必會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用作同黨內持不同政見者鬥爭中的離間和欺騙的工具,盡管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猶豫地用來反對共產黨人的敵人。列寧去世後,捷爾任斯基成了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的主席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主席。無疑,他是會反對那些對工業部門中的“資產階級專家”的攻擊,會反對幾年後斯大林在農村開始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的。在去世前三小時所作的“言辭激烈的講話”中,捷爾任斯基頭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評了黨的機構:“我一看到我們黨的機構,看到我們的組織體系,看到我們不可置信的官僚現象、懈怠的工作效率,以及極端混亂狀態,我就感到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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