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1988年創作的一部體現中國作家良知、反映弱勢群體生存狀態的長篇小說。

小說講述了以農民發起的“蒜薹事件”展開的一系列複雜的人物關係和政府和農民之間糾纏的故事。

  • 書名
    天堂蒜薹之歌
  • 作者
    莫言
  • 文學體裁
    長篇小說
  • 字數
    約20萬
  • 首版時間
    2012年

作品特色

      莫言的一部長篇小說力作!一部為民請命的傑作!讀完後是無奈的悲涼和壓抑,真的體會到了小人物的欲哭無淚的感覺!小說以“蒜薹事件”為經,以高羊、高馬、金菊、方四叔、方四嬸的生活經歷為緯,深刻地、多角度多側面地描寫了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以及由此引發的悲劇故事。並剖析了農村文化的落後、思想的貧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導致“方四叔車輪下慘死”、“金菊上吊自殺”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

天堂蒜薹之歌天堂蒜薹之歌

內容簡介

天堂縣蒜薹全部滯銷,數千蒜農憂心如焚,縣府官員不聞不問,苛捐雜稅多如牛毛。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 小說的景物描寫真實生動,優美絢爛,散發著新鮮的泥土氣息。在一種逼真的然而卻是荒誕迷離的景物描寫中,一個個悲劇性的人物鮮活躍動起來,使讀者在為小說人物命運扼腕的同時,又不禁為其優美動人的景物描寫所感染。

小說前言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天堂蒜薹之歌

十四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在初版的卷首,我曾經杜撰了一段斯大林語錄:

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了關心自己的命運。這就是他們的悲劇所在。

小說發表後,許多人問我:這段話,是斯大林在什麽時候、在什麽地方說的?為什麽查遍斯大林全集,也找不到出處?

我的回答是:這段話是斯大林在我的夢中、用他的煙鬥指點著我的額頭、語重心長地單獨對我說的,還沒來得及往他的全集裏收,因此你們查不到――這是狡辯,也是抵賴。但我相信:斯大林是能夠說出這些話的,他沒說是他還沒來得及說。

長期以來,社會主義陣營裏的文學,總是在政治的漩渦裏掙扎。為了逃避政治的迫害,作家們有的為政治大唱贊歌,有的則躲在黑屋子裏,偷偷地寫他們的<大師與瑪格麗特> 。

進入80年代以來,文學終于漸漸地擺脫了沉重的政治枷鎖的束縛,贏得了自己的相對獨立的地位。但也許是基于對沉重的歷史的恐懼和反感,當時的年輕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離地反映現實生活,而是把筆觸伸向遙遠的過去,盡量地淡化作品的時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纖細的脖頸難以承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難以擔當“人民民眾代言人”的重擔。創作是個性化的勞動,是作家內心痛苦的宣泄,這樣的認識,一時幾乎成為大家的共識。如果誰還妄圖用作家的身份幹預政治。用文學作品療治社會弊病,大概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寫了這部為農民鳴不平的急就章。

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替農民說話,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蒜薹事件,隻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鬱積日久的激情。我並沒有像人們傳說的那樣,秘密地去那個發生了蒜薹事件的縣裏調查採訪。我所依據的素材就是一張粗略地報道了蒜蔓事件過程的地方報紙。但當我拿起筆來,家鄉的父老鄉親便爭先恐後地擠進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合適扮演的角色。

說起來還是陳詞濫調――我寫的還是我熟悉的人物、還是我熟悉的環境。書中那位慘死在鄉鎮小官僚車輪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為原型的。也許正因為是人物和環境的親切,才使得這部小說沒有變成一部報告文學。當時在書的後記裏我申明:這是一部小說,我不為對號入座者的健康負責。現在我還是要申明:這是一部小說,小說中的事件,隻不過是懸掛小說中人物的釘子。蒜薹事件早已陳舊不堪,但我小說中的人物也許還有幾絲活氣。

在剛剛走上文學道路時,我常常向報界和朋友們預報我即將開始的創作計畫,但《天堂蒜變之歌》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的創作,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在他向一個設定的目標前進時,常常會走到與設定的目標背道而馳的地方。這可以理解成作家的職業性悲劇,也可以看成是宿命。當然有一些意志如鐵的作家能夠戰勝情感的驅使,目不斜視地奔向既定目標,可惜我做不到。在藝術的道路上,我甘願受各種誘惑,到許多暗藏殺機的斜路上探險。

在新的世紀裏,但願再也沒有這樣的事件刺激著我寫出這樣的小說

編輯推薦

十九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數千農民因為切身利益受到了嚴重的侵害,自發地聚集起來,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台事件”——促使我放下正在創作著的家族小說,用了三十五天的時間,寫出了這部義憤填膺的長篇小說。

其實也沒有想到要替農民說話,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現實生活中發生的蒜台事件,隻不過是一根導火索,引爆了我心中鬱積日久的激情。我並沒有像人們傳說的那樣,秘密地去那個發生了蒜台事件的縣裏調查採訪。我依據的素材就是一張粗略地報道了蒜台事件過程的地方報紙。但當我拿起筆來,家鄉的父老鄉親便爭先恐後地擠進了蒜台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合適扮演的角色。

小說作者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于山東高密東北鄉。

莫言莫言

幼時在鄉村國小讀書,“文革”初起,即輟學回家務農。十八歲後,曾到棉花加工廠當過契約工。1976年應入伍,1997年轉業。先後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北京師範大學、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己創作長篇小說<紅高粱家族> 、《十三步》、《酒國》、《豐乳肥臀》、《紅樹林》、《檀香刑》等八部,中,短篇小說多篇。也曾寫過散文、隨筆、報告文學、話劇、電影、電視劇本。

小說點評

《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的第二部長篇巨製。小說以1978年到1989年改革的全盛期為背景,探討了華北一個鄉村農村改革的成效。與《紅高粱》對鄉村價值的懷念不同,鄉村價值在這裏默然無聲。莫言把我們所討論的所有技巧性的和主題性的因素融為一體,創作了一部風格獨特、感人至深、思想深刻的成熟的藝術作品。

天堂蒜薹之歌

這是莫言最具有思想性的文本。它支持改革,但是沒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因素。小說最後一章大部分由虛構的1987年7月30日的<大眾日報> (顯而易見是暗指<人民日報> )上的一些文章所構成。它們呼吁要持續、深入進行1979年開始的政治經濟改革——推進民主化和更多的市場經濟,要製止地方幹部違背中央政策去壓榨農民的生計。盡管作品帶有明顯的思想取向,但它絕不是簡單的報導式作品。它是二十世紀中國小說中形象地再現農民生活復雜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藝術造詣的作品之一。1980年代中國農民的身體的、物質的、精神的和心理的生活以及包含其中的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實踐,都在這部想象性的敘事作品中得到了傳達,也許比一大堆社會科學相關課題的研究還要豐富得多。讀者從這部作品中獲得一種明確的意識,可以理解中國農民是怎樣一種生活狀態——他們的愛,恨,善良,殘忍,文雅和粗俗,可以活生生地感受到這一切。在這部作品中,莫言或許比任何一位寫作農村題材的二十世紀中國作家更加系統深入地進入到中國農民的內心,引導我們感受農民的感情,理解他們的生活。

小說一開始就是兩個男性主人公高羊和高馬因為參加暴動而被捕。暴動的原因是,農民受到鄉政府的鼓勵種了大量的蒜薹,希望賣個好價錢,但是鄉政府任意對農民征稅,禁止農民把他們過剩的蒜薹賣給外鄉收購者,又壓低收購價格,宣布冷庫已滿,拒絕收購更多的蒜薹。農民本指望賣掉蒜薹後可以改善他們普遍貧困的生活狀況。1979年以後農民的生活狀況本來已有所改善,但又受到官員壓榨和通貨膨脹的威脅。鄉黨委書記拒絕和農民對話,農民們更加憤怒了,砸毀、焚燒鄉政府辦公室。高馬自願參加了暴動,他急需賣掉蒜薹把新娘從她狠心的父親那裏買回來;而高羊和方四嬸隻是被隨大流卷入了暴動,並不很清楚自己到底在幹什麽。

小說的19章詳細了描寫了暴動前後幾周內天堂縣以種蒜薹為生的農民的生活,同時又描寫了他們過去不同的經歷,從一定程度上,表現了1949年之後在鄉政府官員控製之下,他們過去和現在的痛苦。小說主要人物包括,高羊,地主的兒子;高馬,年輕的復員軍人,因為愛上了方家唯一的女兒金菊,而與方家和鄉政府不斷抗爭;方家一家,方四叔,方四嬸,女兒金菊和她的兩個哥哥,大哥方一君,身體上的跛子和精神上的懦弱者,二哥方一相,脾氣暴躁,殘忍;鄉政府楊助理和三個當地家庭共謀非法婚姻,把三個年輕的女性(包括方金菊)換給三個老男人做老婆;小說還寫到了一些男女警察,監獄看守,普通罪犯,法官和律師及一個在法庭上嘗試為農民辯護的年輕軍官。這個軍官無疑是隱含作者的代言人。所有的人物,除去方家的男人,都出現在審判的場景中,這種審判場景常常表現司法的隨心所欲。上面提到的最後一章,我們從第三人稱敘述者口中可以了解最後的結果,暴動民眾給予未加明確的懲罰,以防止這種混亂的蔓延,犯了錯誤的黨員幹部,以常見的黨紀方式處理,被調到農村其它縣繼續任職。

從以上情節概述中,可以看出這部小說所呈現的許多主題與五四小說一脈相承。最顯著的是,他認同許多五四作家的視角,把農民描寫成一種罪惡的、不平等的社會體系的犧牲品,而這個體系是農民無法掌控的。他們所能看到的,隻是這個體系是由農民或出身農民的腐敗的鄉村幹部所控製。這些人盡管身為黨員幹部,應該努力改善農民生活,可是非但不這樣,反而承續了傳統的鄉村腐敗和殘忍。他們不僅拒絕執行中央的改革政策,而且還鑽政策空子從壓榨農民勞動中獲得利益。在歷史轉折時期,隱含作者十分關註經濟上雖有改善但仍很貧困的農民的困境,不同于茅盾、吳組緗和其它五四作家,莫言對內陸農村政治、經濟和道德罪惡的批判,比起城市來更為激烈。在此背景下,這些城市僅僅是農村幹部損壞農民利益、扭曲中央政策的體現者。

從主題方面來說,比較莫言小說和五四時期的小說,繼承大于創新。而在敘事技巧和藝術方面,我們發現莫言的寫作和大部分五四作家有著巨大的差異。

與大多數五四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更註重藝術體式、結構及語言的運用。在不到十年間,莫言已創作出幾部藝術技巧相當精湛的作品,其中《天堂蒜薹之歌》是他最為用心的作品。如果沒有仔細的研究,要想追溯莫言作品所受到的影響是很困難的。1967年,他隻有11歲,那時五四小說和“十七年文學”(1950—1967)被江青所控製的文革文學認定為反動文學。因此,盡管莫言肯定讀過魯迅的小說和雜文,以及70年代後期能夠獲得的禁書,但我們仍不清楚1979年五四小說和“十七年文學”重獲肯定之前,莫言讀過哪些中文原創作品。1984年,他開始正式學習文學,到1987年他已經滿懷崇敬之情讀了一大堆十九世紀、二十世紀西方小說家(包括一位日本作家)各種形式的作品,包括福樓拜 、詹姆斯·喬伊斯、威廉·福克納(這是他最喜歡的作家)、海明威、川端康成、肖洛霍夫、茨威格,也許還有羅伯—格裏耶。但是,他從來沒有想到對其中任何一位作“亦步亦趨的模仿”。象很多同時代的“後毛一代”的作家一樣,莫言嘗試把傳統中國和現代西方的文學技巧結合起來,將他豐富的人生閱歷和思想進行想象性的轉化,由此創造一種表達他個人聲音和視野的純粹現代中國式的敘述風格。

莫言成功地創作了《天堂蒜薹之歌》這部小說,它比絕大數五四小說的結構都更為復雜,情節也更為吸引人。這種結構的復雜性也帶來了對中國鄉村復雜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現實生活更為深刻和多面的描圖。個人性格、公共道德、國家與地方的政治經濟關系、自我與社會的沖突、以及傳統和現代性的對立與和諧等各個方面,都在這種世俗而動人的敘事中得到深刻的探討。《天堂蒜薹之歌》比《紅高粱》更為成功的是,莫言超越了通常的現實主義敘事程式(迄今為止,現實主義在中國一直被接受和實踐),從中國傳統小說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世界中借取技巧,從而創作出一部情感與思想並重的引人入勝的敘事作品。莫言沒有虛假地為“工農兵”而寫作,他的這種敘事要求對“互動閱讀”給予相當的關註以達到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易于理解。因此,盡管作品的思想意旨和主題意義顯而易見,讀者卻從未厭煩莫言對五四小說中屢見不鮮的關于農村壓迫的“老故事”的重新敘說。

《天堂蒜薹之歌》中,莫言採用兩套藝術技巧來同時(在文學上我們應說重復的或連續的)破壞文本和讀者的理解與期望的穩定性(或是不一致),或者使兩者統一為一體(或起引導作用)。用西方術語來說,這部作品是絕對是“現代的”而非“後現代的”,因為,它講述了一個具體的故事,他所採用的全部技巧都是為講述故事服務的,他的講述帶有最大程度的藝術的、情感的和思想的力量。

莫言破壞文本和讀者的理解與期望的穩定性的最基本的技巧,就是前十九章,也就是整個“天堂縣事件”故事中貫串始終的不一致(或陌生化)的結構網路。莫言以一種明確的非線性的敘事,多次得心應手地安排從各個主人公視角來敘事的順序。如果每個人物都代表不同的彩線,我們可以把這種敘事技巧描述為一種精致的編織樣式。當我們閱讀時,我們的經驗類似于觀察一個編織者編織一個復雜的圖案,他常常變換顏色和方向,在織完之前的很長時間裏,我們都很難預見它的最終圖案。可是,每一部分的圖案都是如此精心為之,我們即使不能完全理解,對觀看眼前的編織卻從不感到厭煩。最後,所有的線都同時用上了。在小說中,最後的審判場景中所有的人物都出場了,從中我們知道人物的命運已成定局,但我們卻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將會怎樣。

在以不同的時間順序講述每個人物故事的過程中,莫言使用了一些普魯斯特式的技巧來處理熱奈特《敘事話語》中所說的時間問題。莫言小說的篇幅不到普魯斯特多卷本巨著的十分之一,卻包含了足夠的預期性和回溯力,這也被視為一種重要的技巧性因素。這些敘事策略實現了什麽呢?首先,他們增加了閱讀動機的“不穩定性”。就是說,對部分讀者而言,他們創造了一種強烈的欲望,繼續在文本中尋找前面還有哪種開頭和結尾,去發現這些人物的命運如何彼此發生關聯,最後又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大結局。其次,他們呼吁並幫助讀者與文本實現互動,了解每個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最後審判場景中所有人物全部走到一起之後,再把整個故事歸順為一個整體。通過這種敘事方式,莫言的結構建築學讓讀者帶著思想和情感的參與,從頭至尾,不斷地閱讀、思考和感受。

在這種非線性的故事或情節發展過程中,其他一些現代技巧的運用創造了時間的不一致性,並成為整個意義結構(主題的一致)的一部分。回憶倒敘的第三人稱敘事和第一人稱的意識流敘事,自然出現于正常編年順序之外。作為一個整體,它們達到了一系列重要題旨的時間並置。他們連線了過去——土地改革、文革時代、極端貧窮的年代——和現在,並對整個革命的社會宏圖的未來提出了質疑。高羊關于母親的葬禮、在學校領導和鄉村幹部那裏所受虐待的神志不清的回憶,正說明幹部和過去一樣壞,說明“階級鬥爭”是殘酷的、非人道的和不公正的(高羊就是如此),象高羊這樣的農民和過去一樣就像綿羊那樣溫順。方四嬸有關捉虱子的回憶,如果和她家當前的鬥爭結合起來閱讀,一下子就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1987年農村的貧困幾乎和十年前一樣糟糕。他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方家仍然過著極端艱辛的生活。

兩種卓有成效的以編年為順序的策略——跟死人或未出生的人講話——也表現了內在的失望、悲傷和失敗。當金菊未出世的孩子想要撕破她的身體來到人世,金菊與他的爭吵表現了她對中國農村生活的徹底失望。高馬與金菊屍體的對話同樣說明他們幸福生活的希望不堪一擊,他對不能實現這些希望充滿了失望和負疚之感。高羊夢見母親的鬼魂顯靈,盡管最終以腐爛的噩夢結束,可仍然給了他機會向母親訴說他監獄回來後的重生、孩子的出生和現在豐足的糧食,這是近來經濟改革的直接結果。事實上,這種發生在骯髒牢房裏的駭人的噩夢和對話,成為作為整體的小說主題模式的有機組成部分。

一系列傳統和現代融為一體的技巧左右了讀者對小說的理解和期待。傳統技巧方面最重要的一種借鏡自章回小說。小說共二十章,每一章開頭都是天堂縣著名的瞎子歌手張扣演唱的民謠。每章使用民謠作為開頭,使得即將發生的行為(預期的敘述)的意義和剛剛結束的行動(事後的敘述)的意義都更加明確。作為一個整體,這些民謠總括起來就是“天堂縣民謠”,用每個農民都能理解的話語指出了“故事的道德意義”。另一種傳統小說的技巧性特征,就是在故事中再套入隱喻性故事,以增強更大敘事的特殊的主題性閱讀的效果。方四叔關于虱子的故事由方四嬸回憶的,強化了農民貧困的主題。上了年紀的農民老王講給高馬的更長的故事,敘述時與第十七章高馬的受審交替進行,這支持了高馬鮮明的觀點:當國家都被這些他不得不打交道的腐敗的鄉村幹部所統治,那社會主義就成了一出鬧劇。

最重要的現代化的技巧,就是極具召喚功能的動物意象和象征手法的運用,它們強化了小說的藝術肌理,增強了敘事的主題深度。魯迅的經典小說<狂人日記> 、<阿Q正傳>中曾相當有力地大量使用的這樣的意象和象征,莫言的用法不妨看作是對中國最愛尊敬的現代作家魯迅的一次直接挑戰。魯迅筆下的狂人有時神秘地自言自語,“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小說中這些意象用來喻指整個中國文化傳統比野獸還要殘暴。小說暗示,中國人,所有的,都比動物還要壞,因為他們都參與了吃人。當阿Q被遊街示眾帶到刑場上,他看到傻笑的看客的臉,明白了他們的眼睛比狼還要可怕,人和狼好像合二為一。魯迅再一次地運用動物意象控訴了整個中華民族的野蠻性。魯迅的動物意象,是林毓生所說的魯迅“以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和“全盤性反傳統”的一部分。這些意象表達了魯迅對整個中國文化及其產生的人格結構與國民性的強烈批判。魯迅的批判並不直接指向中國社會的某一特定階層。阿Q代表著整個中國國民性。所有中國人都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每個中國人都有罪,所有的人,包括狂人自己、第一人稱敘述者、隱含的作者以及(他的論證邏輯要求這最後的一步)有血有肉的作者。盡管狂人有名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有其斯賓塞(Spenser )和尼採(Nietzsche)思想的基礎,可這決不是一個可笑的毫無意義的姿態。如果我們都被關在一個語言和文化的牢獄中,那麽我們任何人都沒有希望。魯迅的動物意象隻是強化了他對整個國民性的悲觀態度。

動物的意象遍布《天堂蒜薹之歌》,至少有22種不同的動物用在80處不同的地方作為明喻、暗喻和象征。用得最普遍的動物是狗(16次)、馬(4次)、牛(4次)、狼、虎、老鼠、小雞、貓(各兩次)。事實上,故事中的每個人物,甚至作為整體的民眾,有時都用一種動物意象來加以描述。

反抗腐敗的幹部和殘酷的傳統家庭製度的最強烈的人是高馬。他名字的意思是“高大的馬”,當他從警察那裏逃脫時被描述為“象一隻上了絆索的高頭大馬”(12)。同時,他又象一隻被貓(警察)追趕的老鼠(10),象一隻從他們陷阱中逃脫的“一匹機敏的野兔”(12)。當他第一次被方家兄弟痛打而又被助理拒絕時,象一隻“受傷的狗”(34)。他到鄉政府申訴方家兄弟破壞反對包辦婚姻的婚姻法時,醉醺醺的楊助理“象轟趕蒼蠅似的”把他趕走(32)。當他頭部受到打擊而滑倒,他象一隻狗在壕溝裏爬(35)。在田裏睡在金菊身邊,他亂糟糟的頭發像狗貓一樣(79)。從夢中驚醒,他的眼裏有一種受驚的表情“像一條被逼到牆角的狗”(80)。藏在地裏,作者描寫他象一隻“被打懵的雞(83),象“騾馬”一樣在池塘裏喝水(157),夢見狗咬他的腳後跟(164)。最後,他與動物的關系是他發現金菊吊死的屍體,憤怒中殺死了鄰居的鸚鵡,而後在一匹紅馬面前痛哭(192—193)。故事的結尾他像一隻籠中的困獸,放棄了理性的抗訴,無可控製地向所有的政府幹部,甚至想幫助他的檢察官,宣泄自己的憤怒。

高羊是重要性僅次于高馬的第二號男主角。他名字的意義是“高的(大的)山羊或綿羊”,但是也是“羔羊”的同音詞,無辜或溫順的象征。在監獄裏他也被描述為被一群貓圍堵的老鼠(102)。盡管他有時很勇敢,其實隻是一個追隨者,他在監獄中分得的任務,特別是他能去看望第二天將被執行的囚犯,這足以表明他不可能再反抗當權者對他所作的一切。他也被形容為一隻狗。牢房裏那個中年的家伙打他之前,辱罵他“你這條搖尾巴舔腚溝子的狗!”,讓他吐出因生病而得到的病號飯(186)。從這個令人討厭的家伙嘴裏說出的侮辱性的話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高羊性格的真實描述。他已經習慣于被農村幹部,這些人跟監獄裏那個家伙一樣的無情和殘忍,他失去了為自己的權利而抗爭的勇氣,因為切身經歷告訴他,他並沒有自己的權利。他悄悄埋葬了他的母親,備受折磨也不說出埋葬的地點,與高馬等人不同,他太害怕跟當權者面對面了。他參加暴動隻是一個稀裏糊塗的跟隨者,審訊之下,他承認不是有意參加的,並在自白書上簽字。和中國的大多數農民一樣,他滿足于在改革之後能夠到手的收獲,隻是希望能繼續享有上級願意給他們的一切。

方金菊(金色的菊花)是一個20歲的健康漂亮的農民,高馬看她“活象一頭小牛犢子”(15)。當她和高馬逃跑,在田野裏(像動物一樣)做愛後,她告訴高馬她給了他一切:“高馬,我可是把什麽都給你了。我就像條狗一樣,你一召喚,我就跟著你跑了。”(88)產痛開始時,她崩潰了,哭喊著:“孩子……你把我咬破了……咬破了……我像狗一樣在地上爬啊”(114)。最後她也失去理性,自殺了。她見到的最後的動物也是一匹小紅馬。她的母親方四嬸,被捆在鄉政府辦公室前的一顆樹上,著送去監獄,懷孕的金菊來看她,方四嬸被描寫成凄慘的母狗和母牛。當金菊把她從筋疲力盡的睡眠中叫醒,“高羊看到四嬸伸出生滿白刺的舌頭舔著金菊的額頭,象老狗舔小狗,象老牛舔小犢”(53)。方四叔和他的牛被幹部的小車撞死的時候,高羊看到象“一個黑糊糊的大獸瞪著眼撲上來”(217)。後來到了家,他的兒子把他的屍體從手推車上抱下來,“老人像一條死狗趴在地上”(222)。曾經過著野獸般艱辛的生活,像動物一樣在路上被車輾過軋死,甚至死了也像一個動物。實際上死了他還不如一隻動物。他的兒子拒絕了母親淚眼汪汪地乞求把他抬進屋裏,放到炕上。他們把他仰面放在院子裏,自己卻聽從村主任高金角的話去把撞死的牛清理剝皮。盡管賣牛肉要向村委會交十塊錢的稅,可至少死牛還能給他們帶來一點收入。而他們的父親,他們還要為他付火葬費。我們最後看到的方四叔,是他的妻子坐到他屍體旁,為他清除鼻子、耳朵裏爬出的蛆。

上面提到的小紅馬,象《透明的紅蘿卜》中透明的蘿卜,象征著高馬和金菊愛情和幸福生活的脆弱的希望。高馬被方家兄弟打了,扔到了地裏,小紅馬的出現給高馬帶來莫大的安慰(32)。當高馬從第二次,也是致命的痛打中恢復過來,小紅馬再次出現,金菊聽到高馬心跳的節奏和著紅馬奔蹄跳躍(129)。回憶和高馬做愛時看到的小紅馬和各種色彩,幫助神思恍惚的金菊熬過了父親的痛打(149)。可是,小紅馬在阻止金菊自殺時卻無能為力了,絕望中的金菊拒絕了它。當產痛不斷強烈,金菊嘗試使她未出世的孩子相信,現實生活不值得他投身世上。就在這時,小紅馬跑過來,看著她,她哭了,小紅馬的眼睛裏也溢出了淚水。當孩子說他看到了太陽,聞到了花香,想要摸一摸小紅馬的頭,金菊把紅馬趕走了。“孩子,沒有紅馬,它是個影子!”她痛苦地尖叫,孩子放棄了,停止了運動(151)。我們最後一次見到小紅馬,是當高馬哭著不讓死去的金菊離開他,小紅馬充滿同情地看著他。然後,小紅馬跑開了,逐漸的“被黑暗吞沒了”(193)。這對不幸的農民情侶的所有的希望隨它而去了。

莫言這種普遍使用動物意象的手法與魯迅五四時期的用法有著根本的不同。從中我們可以概括出一種相互關聯的主題:農民物質和精神的貧困常常使命其淪落到比動物更糟糕的境況;這種貧窮境況的加劇不是由抽象的文化因素決定的,而是取決于農村從上到下的政治製度;農民是腐敗的農村幹部政治控製的受害者,類似于強悍的動物欺凌弱小的動物。

但是,最後要指出,《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農民不全是甘願被屠宰的牛類或耐心等著當權者欺壓的羔羊。他們不是今天的阿Q。阿Q的性格弱點可以概括為:怯懦,貪婪,無知,軟弱,騎牆的態度,喜歡欺弱怕強,天生的精神勝利法,缺乏內在的自我。他隻有奴隸的品性,完全缺乏愛與誠實的道德品德。他代表著魯迅對傳統中國文化道德衰落的整體性厭惡。盡管莫言筆下的一些農民,最明顯的是農村幹部和傳統的農村家長,他們身上有些阿Q的性格缺點,但是大部分農民都沒有。盡管失敗了,絕望了,金菊和高馬絕不是沒有愛和誠實,而且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在自我。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莫言忍受巨大的痛苦向讀者展示的正是這種內在的自我。確切的說,因為我們被引導著去思考和感受他們整個的內在自我,他們的故事才感動著我們,激發了我們進一步的思考。通過高馬、金菊、高羊、方四嬸,還有一大批不知名的農民民眾反抗傳統家庭和腐敗壓迫的鬥爭,我們意識到不是某種抽象的、整體的“文化”使農民落後貧困,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一些具體的政治經濟製度必須要加以改革。作為一個整體的文化不是導致現代中國種種不足的決定性因素,莫言的作品提出了希望,即以漸進的、辯證的變革——是改革而非革命——來促進現代中國人生活的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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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蒜薹之歌天堂蒜薹之歌

天堂蒜薹之歌的評論5

關于蒼山縣的蒜薹事件,有關描述如下:1986年,山東蒼山縣農民收獲了大約一億公斤蒜苔。外地到蒼山的客戶很多。但是縣政府各機關都想利用權力撈好處。工商行政管理所提高攤位收費標準,每筆交易都要由他們過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處費。稅務所也借機提高稅收定金。交通局對外地車輛嚴加盤查,簡直是吹毛求疵沒事找事,提高罰款數額,以便給本單位發獎金。公路段在路口和橋梁等處設立崗哨收取過路費。苛捐雜稅的大量增加,必然抬高了蒜苔收購成本,客戶紛紛離開蒼山。于是,大量蒜苔隻好爛掉,當地農民對當局殺雞取卵、趕走客戶的行為非常氣憤。他們聚集起來,要求縣委縣政府賠償他們的損失。縣委縣政府的官員都嚇得不敢出來。怒不可遏的民眾圍攻沖擊縣政府,將政府辦公大樓砸爛燒光。

當地農民說,"我們這個地方,歷史上就出馬仔(土匪)。政府不講理,我們還講理嗎?官逼民反,我們要是急了眼,就去當馬仔。"

在我個人的閱讀經歷中,描述到這次蒜薹事件的小說,大概有兩三部,其中號稱"新鄉土作家"的劉玉堂在他的兩部中篇小說中有所涉及,一部是《探監》,以參與攻擊縣政府的農民和家屬的視角,對于它側面作了一些描寫,而另一部中篇(抱歉我忘記名字了),是以一個"壯志未酬身先死"的縣長角度來對這事件做了正面的描寫:在中央號召大搞鄉鎮企業的背景下,山東某縣,每個鄉鎮都一哄而上搞了多家鄉辦,村辦工廠,但是由于原料和技術限製,同一個鄉不同村之間,同縣不同鄉之間,都有大量重復建設的同一類型的工廠。用著村裏,鄉裏農業積累的資金,互相低水準競爭,導致大批工廠倒閉;此時新縣長上任,發覺了這個問題,但是他沒有發現一個更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縣裏號召農民種植蒜薹,絲毫沒有計畫性,亂拍板瞎指揮種下了極端的後果,縣政府沒有考慮到當年的蒜薹豐收導致的銷售問題,導致蒜薹積壓,農民不滿而釀成苦果,該縣長也不得不下台。

所以當我翻到莫言《憤怒的蒜薹》(《天堂蒜薹之歌》修訂版)的時候,我直覺知道,這小說又是一部直接描述"蒼山事件"的文本。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小說對農村,對農民的生存狀態的描寫,遠遠超過了我所想象的簡單的對于"蒜薹事件"的描述。它通過對于本事件的前因後果,通過圍攻縣政府的三個農民:高羊,高馬,四嬸的回憶,描述了普通的山東農民生活的點點滴滴,生存的艱難。不僅包括務農中,從種到賣,受各方面的盤剝;還包括落後的社會習俗對于自由戀愛婚姻的破壞,解放來歷次運動對于農民人格上的摧殘,官僚控製下的鄉鎮機關貪污腐敗,草菅人命。另外還深入的刻畫了國家暴力機關蔑視人權,執法過程中簡單粗暴,恣意妄為的行為。

農民高羊,因為解放後,父母被定位地主,他就成了地主後代,成了每次運動中的老"運動員"。甚至于他老娘死掉,他去埋葬老娘,都成了反革命翻天的行為,現在的他隻能老老實實的靠天吃飯,盼望著蒜薹豐收能夠改善家裏的生活狀況;高馬于四叔家的金菊自由戀愛,可是四叔四嬸已經和其他兩家簽訂了連環換親的協定,金菊要換出去幫她殘疾的大哥換個嫂子回來,無奈之下,高馬與金菊私奔,而後被抓回,倍受折磨,由于金菊懷了高馬的孩子,四叔家隻好以一萬塊錢的代價放出金菊同意她和高馬的婚姻,高馬期望蒜薹豐收能夠帶來贖身的人民幣;而四叔被鄉委書記的司機酒後駕車撞死,凶手逍遙法外,四嬸有冤不能申。這些願景和矛盾,隨著蒜薹滯銷,無比尖銳的集中起來,在縣屬冷庫拒絕收購後第9天,激化了。

山東的農民,一向是臉朝黃土背朝天,靠地吃飯,他們樸實,他們極具忍耐力。但是,當生存問題擺在眼前的時候,他們隻有以命相搏。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的經濟調控手段幼稚,而各地官僚為了自身的政績,亂決策,瞎指揮,跟風。上級號召什麽,就一窩蜂的上馬一批項目。到頭來,為這些錯誤決策買單的,還是普通的農民大眾。在"蒼山事件"發生後,到現在,對于農產品生產的計畫和調控,政府一直沒有做好,果賤傷農,種什麽虧什麽,砍果樹毀田的事情時有發生。5年前,日本對于山東部分農產品,包括大蒜在內限製進口,直接導致出現山東農民自殺的事件。這讓我們不由得發出疑問:山東的官僚到底在做什麽?山東是一個農業大省,山東的國民生產總值一直名列前茅,山東每年向國家上繳的利稅也一直名列前茅,為什麽京滬鐵路,京九鐵路沿線,我們看到的還是土坯房?我們山東的農民為什麽生存的還是那麽艱難?

作為一個有良知作家,莫言用他的直筆記錄了"蒼山事件"的過程,並且從這個事件中折射出山東農村農民的苦難。莫言說:"經過了一段創作以後,我發現作家是不能脫離社會的,即使作家千方百計地想逃避現實對你的影響,但現實會過來找您。這裏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寫的《天堂蒜薹歌》。……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有一顆農民的良心。不管農民採取了什麽方式,但我的觀點是跟農民一致的。所以我當時就找了一個地方用35天的時間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發表以後引起了反響,大家對我這種突然的轉向似乎不可理解。本來紅蘿卜紅高粱已經很紅了,我完全可以按照這個路線走下去,可這一轉向卻讓我對現實社會進行了直接的幹預,因為我的責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從人的角度考慮,從自我的內心考慮,在當前的社會機製下和法律的狀況下,假如我變成了某一個部門的或者某一個級別的官員的時候,我能不能保持我的清廉,我會不會也跟那些貪官一樣變成了一個人民的罪人,這是我創作反腐敗小說的出發點。"

(http://www.oh100.com/art/wenxue/eye/accessing/200203/0107040702123.html)

在我看來,好的小說,應該是社會的切片,是社會的縮影,反應出作家對社會的思考。從作家的筆下,我們能夠了解到一種不曾體驗的另外的生活。從這一點來說,《憤怒的蒜薹》算得上是能夠讓人深有感觸的作品。在我閱讀它的時候,往往有心理障礙不能接著讀下去,撲面而來的是觸目驚心,是沉重,是不能自已的惡心,雖說以前對于那些事情有所耳聞,但是這樣直接的感受,卻是像浪頭打過來一樣給我沉重一擊。在陳述方式上,莫言採用了後來《檀香刑》中也使用過的民間曲藝穿插的方式,用瞎子張扣的唱詞串起每一章故事。張扣的唱詞直接而又富有煽動力,一下子抓住了讀者的心,讓讀者迅速進入到故事的核心中去。這樣的手法讓小說更加具有了沖擊力,配合作者對于每個主人公,每個故事沉重的敘述,讀者就身臨其境的體驗到了農民在那種官僚腐敗治理下,傳統習俗束縛下,貧窮困頓的生活逼迫下鋌而走險的苦澀和無奈。

在本部小說的最後,通過一位打砸燒的農民的兒子的辯護詞,作者直截了當的說出了農民的心聲:如果共產黨不能為人民謀福利,那麽這個黨的統治是應該被推翻的。當然接下來,作者又寫到:一兩個官員的腐敗無能,並不能代表整個政黨。在尾聲中,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縣委書記被調離,縣長撤職。上級蒼天市領導徹底調查此事,媒體也開始反思。這表明了一種姿態,但是我們從一些資料中還可以看出,目前我國的群體性事件頻率和參與人數正在逐年增加。從1993年到2003年間,我國群體性事件數量已由1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與人數也由約73萬人增加到約307萬人(2005年中國《社會藍皮書》統計資料)。社會矛盾的激化,可以管窺。而這些事件背後,又蘊藏著多少讓人唏噓的故事呢?

6月中旬一天,我和牧之在楓林晚買書的時候,看到了書架上的此書,我正要提起這件事,他說:小說還是不要買吧,可以借得到的。但是我要說的是:這樣一部小說,或許在20年後的今天,仍然能夠擊中你的內心,讓你感受到中國農民的苦難。看看這些,要比看那些整天呆在空調房裏的所謂經濟學家yy出的文字好得多。

憤怒的吶喊——讀 天堂蒜薹之歌

來源:《莫言研究》作者:賈玉德發布時間:2008-09-06

二十年前,現實生活中發生了一件極具爆炸性的事件——山東蒼山縣農民收獲了大約一億公斤蒜薹,外地到蒼山收蒜薹的客戶紛紛涌來,但是縣政府各有關部門都要借機利用權力撈好處。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提高攤位收費標準,每筆交易都要由他們過秤,借此收取大量的好處費。稅務部門也借機提高稅收定金。交通局對外地車輛嚴加盤查,吹毛求疵,無事生非,提高罰款數額,以便給本單位職工發獎金。公路局在路口橋頭設關立卡收取過路費。苛捐雜稅的大量增加,必然提高了蒜薹的收購成本,收購客戶紛紛離開蒼山。于是大量蒜薹滯銷隻好爛掉。當地農民對當局殺雞取卵,擠走客戶的行為非常氣憤。數千農民因切身利益受到嚴重的侵害,便自發地聚集起來要求縣委縣政府賠償他們的損失,縣委縣政府的官員嚇得都不敢出來,怒不可遏的民眾包圍了縣政府,砸了辦公設備,釀成了震驚全國的“蒜薹事件”。

現實中的蒜薹事件,地方報紙不足千字的一篇新聞報道,像一根導火索,引爆了作家莫言鬱積已久的創作激情,把這一素材用移山倒海之術搬到了他的文學創作王國——高密東北鄉,“家鄉的父老鄉親便爭先恐後地擠進了蒜薹事件,扮演了他們各自最適合扮演的角色。”(《天堂蒜薹之歌》自序)莫言僅用了35天的時間,就義憤填膺地寫下了新現實主義力作《天堂蒜薹之歌》。小說以“蒜薹事件”為經,以高馬、高羊、金菊,方四叔、方四嬸的生活經歷為緯,深刻地、多角度、多側面地描寫了農民當時當下的生存狀態,以及引發的悲劇故事。深入剖析了農村文化的落後,思想的愚昧、貧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導致“方四叔車輪下慘死”、“金菊上吊自殺”種種悲劇發生的原因。“小說家總是想遠離政治,小說卻把自己逼近了政治,小說家總是想關心人的命運,卻忘卻了關心自己的命運。”(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創作自序)小說中描繪的那片苦難的土地上的苦難農民,背負著苦難的命運,作者再一次把現實生活中血淋淋的傷疤揭開,把社會陰暗的一面展露在我們面前,那種悲天憫人的憤怒讓我們為之一振。同時為書中那些悲慘人物的悲慘命運所感慨。

小說對農村、農民的生存狀態的描述,遠遠超過了人們想像的簡單的對于“蒜薹事件”的描述。它通過對于本事件的前因後果,通過圍攻縣政府的三個農民:高馬、高羊、四嬸的回憶,描述了普通農民的生活的點點滴滴,生存的艱難。不僅包括務農中,從種到賣,受到各方面的盤剝;還包括落後的社會習俗對于自由戀愛婚姻的破壞,解放以來歷次運動對于農民人格的摧殘,官僚體製下的鄉鎮幹部的貪污腐敗,草菅人命,司法機關蔑視人權,執法過程簡單粗暴,知法犯法,恣意妄為的行為都刻畫得淋漓盡致。

農民高羊,因為解放後父母被定為地主,他就成了地主的後代,成了每次運動的老“運動員”。甚至于他娘死了,他去埋葬老娘,都成了反革命翻天的行為,現在的他隻能老老實實地靠天吃飯。家境貧困,又養了一個雙目失明的女兒,盼望著蒜薹豐收能夠改善家裏的生活狀況;高馬與四叔的女兒金菊自由戀愛,可是四叔、四嬸已經和其他兩家簽訂了連環換親的協定,金菊要換出去幫他有殘疾的哥哥換個嫂子回來,無奈之下,高馬與金菊私奔,在麻地裏蹲了一夜,跑到膠縣而後被捉回,備受折磨,高馬遭受方家兄弟的毒打,金菊被父母軟禁。由于金菊懷了高馬的孩子,四叔隻好以一萬元的身價放出金菊同意她和高馬的婚姻。高馬盼望蒜薹的豐收能夠換來為金菊贖身的人民幣,而最終盼來的卻是蒜薹的腐爛和金菊的上吊自殺;四叔趕著牛車去縣城賣蒜薹被鄉黨委書記的司機酒後駕車撞死,凶手逍遙法外,四嬸有冤不能伸。這些願望和矛盾,隨著蒜薹的滯銷,無比尖銳地集中起來,在縣屬冷庫拒絕收購的第九天終于激化了。

中國農民一向是臉朝黃土背朝天,靠天靠地吃飯。他們樸實,他們極具忍耐力。但是當生存問題擺在眼前的時候,他們隻能以命相搏。在改革開放之初,政府的經濟調控能力相對薄弱,而個別政府幹部為了撈取政績,亂決策,瞎指揮,搞不切實際的一哄而起,一窩蜂。到頭來,為這些錯誤決策買單的,還是普通的農民大眾。莫言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作家,用他的直筆藝術化地再現了“蒼山事件”的過程,並且從這個事件中折射出農民的苦難和艱辛,從憤怒的吶喊中喚起社會對農民的同情。莫言說:“作家是不能脫離社會的,即使作家千方百計地想逃避現實對你的影響,但現實會過來找您。這裏有一個突出的例子,就是我寫的《天堂蒜薹之歌》。……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有一顆農民的良心。不管農民採取了什麽方式,但我的觀點跟農民是一致的。所以我當時就找了一個地方用35天的時間完成了這部長篇小說。發表以後引起了反響,大家對我這種突然的轉向似乎不可理解。本來《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已經很紅了,我完全可以按照這個路線走下去,可這一轉向卻讓我對現實社會進行了直接的幹預,因為我的責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從人的角度考慮,從自我的內心考慮,在當前的社會機製和法律狀況下,假如我變成了某一個部門或某一個級別的官員的時候,我能不能保持我的清廉,我會不會也跟那些貪官一樣變成一個人民的罪人,這是我創作反腐敗小說的出發點。”

筆者看來,好的小說,應該是社會的切片,生活的縮影,反映出作家對社會的思考。從作家筆下,我們能夠了解到一種不曾體驗的另外的生活。從這一點上來說,《天堂蒜薹之歌》算得上能夠讓人深有感觸的作品。在我閱讀它的時候,往往有心理障礙不能接著讀下去,撲面而來的是觸目驚心,是沉重,是不能自已的憤怒。雖說以前對于那些事情有所耳聞,但是這樣直接感受,卻是像浪頭打過來一樣給我沉重一擊。

小說在陳述的方式上,採用了後來《檀香刑》中也使用過的民間曲藝穿插的方式,用瞎子張扣的唱詞串起每一章故事。“鄉親們種蒜薹發家致富,惹惱了一大群紅眼虎狼。收稅的派捐的成群結隊,欺壓得眾百姓哭爹叫娘。”(《天堂蒜薹之歌》第二章開頭瞎子張扣在縣城青石大街上演唱歌謠片段)。張扣慷慨激昂的唱詞中充滿著悲憤,直接而富有煽動力,一下子抓住了讀者的心,讓讀者迅速進入故事的核心中去。這樣的手法讓小說更具有沖擊力,對于每個主人公,每個故事的敘述,使讀者身臨其境地體驗到了農民在那種官僚腐敗的治理下,傳統習俗束縛下,貧窮困頓的生活逼迫下,鋌而走險的苦澀和無奈。

莫言在《天堂蒜薹之歌》自序中說道:“我寫的還是我熟悉的人物,還是我熟悉的環境。書中那位慘死在鄉鎮小官僚車輪下的四叔,就是以我的四叔為原型的。”小說中的說書藝人瞎子張扣,就是用了現實生活中的真人真名。其人姓張,大名張繼成,原高密市曲藝宣傳隊隊長,說一口好山東快書,拜山東快書名家楊立德為師,系楊派傳人。唱一口好西河大鼓。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他帶領一幫子盲人組成的曲藝宣傳隊下鄉走村串戶,說唱演出。或緊跟情勢宣傳黨的好政策,社會新風尚,或演唱紅色經典故事《紅岩》、《橋隆飆》等優秀節目,喜聞樂見,很受民眾歡迎。“也許因為正是人物和環境的親切,才使得這部小說沒有變成一部報告文學……這部小說,小說中的事件,隻不過是懸掛人物的釘子。蒜薹事件早已陳舊不堪,但小說中的人物也許還有幾絲活氣。”(莫言《天堂蒜薹之歌》創作自序)

小說的最後,通過一位打砸燒的農民兒子的辯護詞,作者直截了當地說出了農民的心聲:如果共產黨不能為人民謀福利,那麽這個黨的統治是應該被推翻的。當然接下來,作者又寫到:一兩個官員的腐敗無能,並不能代表整個政黨。在尾聲中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天堂縣委書記被調離,縣長撤職。上級蒼山市領導徹底調查此事,媒體也開始反思,這表明了一種姿態,表明了黨懲治腐敗的信心和決心。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黨中央大力抓好“三農”的惠農政策,不就是給農村、農民送來的福音和希望嗎?

(作者單位:高密莫言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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