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

大禮議

大禮議是指發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間的一場規模巨大、曠日持久的在皇統問題上的政治爭論,原因是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為其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

明世宗登基不久之時。當時,世宗與楊廷和、毛澄為首的武宗舊臣們之間關于以誰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義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號的問題發生了爭議和鬥爭,歷時三年,至1524年(嘉靖三年)以世宗一方勝利結束。

大禮議"始而爭考﹑爭帝﹑爭皇,繼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鬥爭的焦點是如何確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號。

嘉靖帝實質是世宗通過議禮之爭,打擊楊廷和等先朝閣臣和言官,確立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推行新政。

不僅對嘉靖年間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更對整個大明王朝的言官體系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

  • 中文名稱
    大禮議
  • 開始時間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
  • 結束時間
    1539年(嘉靖十七年)
  • 參與人物
    楊廷和、毛澄

簡介

(圖)明世宗(圖)明世宗

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後,統治階級內部在皇統問題上的政治論爭。“始而爭考﹑爭帝﹑爭皇﹐繼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鬥爭的焦點是如何確定世宗生父朱祐杬的尊號。

實質是世宗通過議禮之爭,打擊楊廷和等先朝閣臣和言官,確立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推行新政。這一事件從嘉靖即位之初的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開始,至嘉靖十七年(1538)以世宗一方勝利結束,在嘉靖年間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過程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長子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贈岳王,謚懷獻)。明憲宗生十四子,長子為明孝宗,次子為興獻王。弘治七年,興獻王前往其封國安陸州就藩,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興獻王邸​。

正德十四年,興獻王薨。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此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後張氏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啓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于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于以什麽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武宗年間,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武宗起草遺詔,這時卻被朱厚熜利用,成為迫使楊廷和改變立場的利器。 因為遺詔的內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皇考孝康敬皇帝親弟興獻王次子,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後,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詞,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

興獻王興獻王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為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後令群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為嘉靖元年(未採納群臣擬定的“紹治”年號)。

四月廿七,朱厚熜下令群臣議定武宗的謚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王(漢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認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為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為“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為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群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抗告者即奸邪,當斬”。

對世宗而言,這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年方十五歲的朱厚熜嘗試優撫楊廷和,並向毛澄厚贈黃金,欲使其改變主意,但兩人都不為所動,幾次下詔尊加其父徽號也被楊廷和等大臣封還。但毛澄亦修改意見,認為將來朱厚熜有子時,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為興王,繼承其父親的王統。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世宗,認為朱厚熜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為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為人後之義甚明”。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為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朱厚熜見此奏章後大喜,稱“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眾,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朱厚熜堅持行以迎皇太後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隻得讓步。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後禮迎母親入宮。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無奈之下,勉強同意稱父親為“興獻帝”,母親為“興國太後”。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為壽安皇太後,孝宗皇後為昭聖慈壽皇太後,武宗皇後為庄肅皇後。三年之後,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嘗試為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為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並迫使楊廷和辭職,而其他反對者都被下獄、貶官奪俸。以張璁和桂萼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將議禮當作起家的政治資本,因此在醞釀了一段時間後,又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

影響

經了三年的大禮議,最後以君權的高壓結束,朱厚熜已經羽翼豐滿,並且由議禮的過程體會到了如何行使皇權的無上威嚴,此後變得獨斷獨行、一意獨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會下獄廷杖。大禮議加強了皇權專製,促成了朱厚熜剛愎自用的政治作風。

大禮議使得楊廷和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為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後,內閣14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過撰寫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治風氣日益敗壞。

大禮議對歷史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嘉靖皇帝以旁支小宗入繼大統,內心深處實際上隱藏著難言的自卑感和不安。楊廷和等人的“繼嗣”論縈繞在他的心頭,必須製服群臣才能樹立嚴威。自卑心理轉化為剛愎、猜忌、橫暴、獨斷,處處標新立異,時時戒備群臣,千方百計樹立威權。

經過大禮議,在理論和禮儀上終于為自己樹立了正統地位;在權力上終于獨攬乾綱,威懾群臣。除強化了皇權外,還產生了許多其他嚴重後果。由于朝野上下都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議禮,因此幹擾、沖擊、擾亂了政治、經濟的進步性改革;由于隻要順著嘉靖皇帝的意願議禮有功,便可飛黃騰達,甚至一躍而為巨卿宰輔,因此釀成諂媚之風;由于議禮兩派黨同伐異,勢不兩立,因此釀成黨爭之風。所有這一切都加重了朝政的腐敗,因此史家說“吏治繁偽,兵政窳(窳,瘦弱;懶惰)惰,民力虛耗,亦由是始”。

評價

朱元璋朱元璋

明帝國是個皇權國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都混合在一起,皇帝手握走高權柄,文臣在“大禮議”中和皇帝鬥爭,沒有成文法可援引,隻能從本朝或先朝的相同事例找理論支持。可是這些“案例”的結果並非完全一樣,所以皇帝和文臣雙方都從歷史上找對自己有利的“判例”。

大臣們認為自己的主張合乎禮製,可他們的說法也矛盾百出。就大明一朝,就有很多不合規矩的做法。比如永樂帝朱棣以“清君側”的名義爭奪侄子孝文帝的皇位,他進了南京還假惺惺對方孝孺等人說他是要做輔佐成王的周公,隻是成王被燒死了,他這個周公隻好自己做皇帝了。朱棣這個說法是很難自圓其說的,即使孝文帝死了,他的兒子還在,可朱棣和他的子孫把孝文帝的兒子圈禁了半個多世紀。“禮製”隻是表面文章,最終決定勝負的還是手中的暴力。說白了,有關禮製的爭議,沒有什麽標準答案。

朱棣在自己的大哥朱標這個長房還有男性後代的時候,就敢自己做皇帝,並認為皇位是老爹朱元璋傳下來的,自己可以坐。而嘉靖帝即位時,伯父孝宗已沒有男性後代,他為什麽就不能直接繼承,非得給伯父做兒子,拐個彎才有資格入承大寶呢?

嘉靖帝和文臣們各執一詞,誰都有理。對這場爭端,沒有一個站在第三方的、公允的裁決機構來裁決,因為皇權至高無上,嘉靖皇帝贏了“大禮議”是很正常的事情。嘉靖朝“大禮議”之爭,盡管皇帝贏了,但當時和後世不服氣的很多,那是因為在這場爭執中,嘉靖帝既當了運動員,又當了裁判員。

歷史評價

1、《明世宗實錄》卷221,載:“(張璁)深于禮學,豐格雋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2、《西園聞見錄》卷26,載:“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3、《辯定嘉靖大禮議》載:“(張璁)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

4、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大禮之議》載:“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為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為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為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5、談遷《國榷》卷53,載:“永嘉(張璁)議禮,能以辯博濟其說。即論星歷,亦援據不窮。其見知于上,非偶然也。”

6、《御定通鑒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載:“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系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為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為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于國事亳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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