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

大生產運動,指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其控製區域內發動的一場軍隊屯田和鼓勵生產的民眾運動,主要開展農業生產,兼辦工業、手工業、運輸業、畜牧業和商業。黨政機關、軍隊、學校普遍參加生產運動,逐步達到糧食、經費自給、半自給或部分自給。同時,實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組織勞動互助,發展經濟,以改善生活和保障供給。通過這場以自給為目標的大規模生產自救運動,中共控製區域基本實現了經濟自給自足。

  • 中文名稱
    大生產運動
  • 外文名稱
    The great production movement
  • 類型
    民眾運動,鼓勵農業生產
  • 時間
    1941年

簡介

概述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軍的瘋狂進攻和"掃蕩",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使解放區(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財政經濟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困難。為了戰勝困難,堅持抗日戰爭,194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方針,號召解放區軍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解放區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自領導下,開展了南泥灣、槐樹庄、大風川等地的屯田大生產運動。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開赴南泥灣實行軍墾屯田。經過3年奮戰,在缺乏生產資金和生產工具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發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把南泥灣變成了"陝北江南",成為大生產運動的模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健康發展,成就顯著。大生產運動的開展,延安精神,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經濟工作幹部。

大生產運動的口號大生產運動的口號

時間界限

從狹義上講,大生產運動僅指1943年至1945年的生產高潮期;從廣義上講,延安大生產運動始于1938年留守兵團開始農幅業生產、部分解決生活用品起,到1947年春中共中央安排好春耕撤離延安至。前後長達九年。

開展目的

大生產運動達到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共度難關,既進行革命,又進行生產自足的目的。

史料顯示,"解放區軍民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掀起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同志親自動手開荒種菜,學習紡紗,更加激勵了解放區軍民生產的熱忱。1943年春,延安勞動競賽中,中央警衛團的戰士杜林森在一次開荒比賽中,創造了一天開荒6.3畝的好成績,毛主席接見他時說:"你的功勞很大,一天開荒六畝多地,稱得起勞動英雄。大家都叫你'氣死牛',我看你還是氣死人,氣死蔣介石。"1943年,大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成績,僅晉綏、北岳、膠東、太行、太岳、皖中等六區就擴大耕地600萬畝以上,陝甘寧邊區機關和部隊需細糧(小米)3900萬公斤,自己生產達1500萬公斤。邊區許多部隊糧食、經費全部達到自給,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目標。陝甘寧邊區已建有公營工廠82個,合作工廠200多個,公營工業職工達萬人,並能煉鐵、煉油、修理機械、製造某些軍火。農業得到了大發展,1943年有80%的勞動力參加了互助合作組織,糧食產量為181萬石,除總消費量162石,可餘22萬石;棉花生產自給率達50%。這樣,缺衣少食的邊區呈現出一派豐衣足食的景象。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了許多先進典型,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就起到了先鋒模範作用。全旅指戰員開荒20.1萬多畝,把野狼成群、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五谷豐登、牛羊成群的"陝北江南"。全旅吃、穿、用完全自給,並每年向政府交納1萬石公糧,創造了古今中外建軍史上的奇跡。1943年9月,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他們取得的成績,非常興奮,他說,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那時,他們沒有外援,假如有了外援也還要以自力更生為主。

王恩茂在南泥灣王恩茂在南泥灣

開展背景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公布紅軍改編命令,將西北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標志著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南京國民政府不僅承認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八路軍的軍餉由國民政府供給。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武漢之後,日本開始改變其侵華政策,逐步將其主要的侵華軍事力量轉向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國民黨政府在正面戰場的幾次會戰損失巨大,雖然遲滯了日軍的大進攻態勢,徹底打亂了日本侵略中國的軍事部署,但是也因此導致中國社會各黨派各階層中普遍存在著對抗日前景悲觀失望的情緒,國民黨積極抗日的政策至此也開始出現動搖,在日本軍國主義誘降分化政策的影響下,于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會後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反共檔案。為配合其反共政策,國民黨不斷向陝甘寧邊區周圍增加兵力,加強軍事封鎖。1939年,直接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北線有第22軍、新編第1軍、第4軍等3萬人;西線有第42軍、第57軍、第11軍、第12軍、第81軍等10萬人;南線有胡宗南的第1軍、第3軍、第16軍、第17軍、第36軍、第90軍、第93軍等近18萬人。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

1939年11月,國民黨又召開五屆六中全會,實行把"政治限共為主"改變為"軍事限共為主"的政策,並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製造反共摩擦。

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八路軍359旅在南泥灣開荒時的情景

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不斷製造摩擦事件,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在陝甘寧邊區周圍製造了大小幾十次軍事摩擦事件,較為突出的是:隴東分區的兩次事件;關中分區的旬邑事件和淳化事件;綏德警備區的國民黨專員何紹南的叛亂事件等。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使邊區的面積由129608平方公裏減少為98960平方公裏,人口由200萬減少為約150萬。

1940年蔣介石調集以嫡系胡宗南部為主的大批部隊(最多時總兵力達50萬人),分駐在邊區周圍各縣,形成北起府谷、橫山,西至寧夏、甘肅,南接涇水,東到黃河的五道包圍封鎖線(北邊二道,南邊三道)。在這幾道封鎖線中,靠近邊區周圍的封鎖線特別嚴密,不僅含野戰工事,永久工事,而且每隔一定距離,依靠地形築有碉堡,重要地段上由胡宗南的正規軍把守。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4,500多個,南邊第一道封鎖線上的碉堡6,300多個。僅洛川至黃陵間80華裏的地段,就有518個碉堡。還在邊區周圍增修了20多個飛機場。為了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國民黨政府在進出邊區的大小路口,設立哨卡,嚴密監控,切斷了邊區同外界的一切聯系,並採取各種辦法幹擾和破壞邊區的財政經濟。他們不準邊區的農副產品向外輸出;又以法令禁止國統區的物資,特別是棉花、布匹、糧食、葯品、火柴、電訊器材等物資進入邊區,為者以"走私"論罪,物資沒收,貨主法辦。他們還在邊區附近組織邊幣與法幣兌換的黑市,利用兌換差價影響邊區的物價,引誘走私,擾亂金融市場,破壞邊區財政。

國民黨的軍事封鎖、軍事蠶食、經濟封鎖,對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歷史意義

大生產運動起到了支持長期抗戰,戰勝困難,渡過難關,繼續堅持長期抗日的目的;緩解了軍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和扼殺中國共產黨革命力量的企圖。同時,"通過參加生產,提高勞動觀念,增強官兵關系、上下關系,減輕農民負擔,密切軍民關系,軍政關系,保證我們軍隊永遠立于不敗之地。"毛澤東指出:"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它不僅支持了艱苦的抗戰,而且積累了經濟建設的經驗,培養了一批幹部,使他們不僅會進行革命戰爭,也學會發展生產,進行經濟建設,實現自我發展。從現實意義上講,大生產運動為當代人帶來豐富的精神財富,帶來了戰勝一切困難的信心和勇氣。在經濟發達的今天,要使國家發展壯大,主要還是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例子,說明"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永遠是當代人工作學習、生活、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柱。

所處經濟情勢

1937年至1941年1月,陝甘寧邊區的經濟情勢是:一方面,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的經濟政策,使陝甘寧邊區經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另一方面,國民黨頑固派在製造反共摩擦、對邊區進行軍事封鎖的同時,還對其進行經濟封鎖。至1941年1月皖南事變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使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

財政依賴外援

在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

陝甘寧邊區財政,除取之于敵(即在戰爭中奪取敵人的輜重、糧秣和資財,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以充實抗戰經費)外,主要是依靠國民政府撥款以及外援與捐獻。

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佔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

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60萬元(法幣)左右的軍餉,當時法幣的價值較高,1元可兌銀元1元。另有海外華僑及各方進步人士捐款給八路軍,這兩項就佔邊區1937年至1940年財政收入的70%左右。

國民黨政府對八路軍的發餉數目,是根據協定對八路軍三個師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其中生活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5萬元,醫療補助費1萬元,米津貼補助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等,至完全停發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減。軍餉的領取,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向軍需局領取。

國民黨對八路軍發餉,一般情況下尚能遵守協定發放軍餉。但是,比如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進攻陝甘寧邊區時,國民黨就對八路軍停發軍餉。事件平息後,經中共方面據理力爭,八路軍在1940年4月份又領到拖欠了半年的軍餉。

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

從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收到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計16405340元(法幣),(張揚:《陝甘寧邊區是怎樣"休養民力"的》,載財政部科學研究所編:《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平均每年在400萬元法幣左右。

陝甘寧邊區,1938年11-12月,香港匯款50萬元法幣,孫夫人宋慶齡匯款6萬元法幣,重慶轉來匯款8萬元法幣,西安1939年1-2月匯款59.0948萬元法幣,其他匯款7萬元法幣,5個月之間,捐款達到130萬元法幣。(賈康、趙雲旗《論抗日戰爭初期的財政政策與方針》,載《預算管理與會計》2005年第8期。)從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共收到國內外進步人士的捐款法幣8120234.39元。

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佔當年邊區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佔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85.79%;1940年,755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70%。

除外援外,其餘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這幾項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資料。1939年稅收65.8萬餘元;沒收款9.5萬餘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餘元,總計佔年財政收入的9.17%。1940年稅收196.4萬餘元,企業盈餘42.7萬餘元;公產收入0.5萬元,寒衣代金42.7萬餘元,罰款28.5萬餘元;雜項29.2萬餘元,總計佔年財政收入24.87%。

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餘,如1938年餘10.3萬元,1939年餘8.4萬元。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情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萬餘元。

1941年前後發生財政經濟困難的原因

(1)1938年武漢失守前,國民黨對邊區封鎖較松懈,邊區內外商人基本可以自由出入。武漢失守後,伴隨軍事摩擦、軍事蠶食和封鎖,經濟封鎖也加緊了,邊區與國統區貨物流通幾乎完全停止,除了消耗品,任何必需品如布匹、棉花、西葯、鐵等都禁運邊區,邊區的土產如皮毛、甘草、毛織品都以各種辦法阻止運出,比如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等。

1940年9月,國民黨又曾一度停發八路軍的軍餉。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給八路軍的軍餉徹底停發,同時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因封鎖而停止匯兌了。

(2)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陝甘寧邊區,1937年脫產人員僅有14,000餘人,1938年為16,000餘人,1939年增加到49,686人,1940年增加為61,144餘人,到1941年則高達73,117人,佔到邊區總人口的5.37%。隨之而來的是,老百姓公糧負擔也年年加重。1937年是13,895石,人均負擔1升;1938年為15,972石人均1升2合;1939年是52,250石人均4升多;1940年為97,354石人均7升多;1941年是200,000石,人均負擔1鬥5升。(《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1頁。)這樣,人民民眾自然會有不滿情緒,1941年6月發生的"雷公咋不打死毛澤東"軼聞的發生便是個證明。

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征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佔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成長,款183.5萬餘元,佔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成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成長了3倍多和10個百分點。

(3)全面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國際情勢變化,多次組織會戰失利,各黨派、階層自發抗日力量日益壯大之時,國民黨必然會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限製,乃至扼殺。

盡管陝甘寧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經濟外援並不可靠,但是當時黨內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級領導人在內,重軍事而輕經濟,都有依賴外援的思想,沒有切實做好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

毛澤東早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

(4)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困乏。薄弱的工商業經濟無力給邊區政府增加更多的財源。

發展過程

初步發展

發展經濟是解決陝甘寧邊區經濟財政困難的最根本途徑。

抗日戰爭初期,中共及其控製的陝甘寧邊區的經濟來源主要依賴國民政府的軍餉,以及中共在國內外籌集的捐款維持。

大生產運動初步發展階段:時間從1938年12月到1940年。

1938年,留守兵團的一部分部隊在戰鬥和訓練之餘,從事農副業生產,種菜、養豬、打柴、做鞋襪等,從而改善了部隊的生活。毛澤東當時對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廣到留守兵團的所有部隊。從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澤東在一些會議和公開場合中,曾多次反復闡述了必須通過"自己動手"來克服物質困難的道理。

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

他說,武漢、廣洲失陷以後,敵人還要繼續進攻。他們那時還有一點錢,還有小米飯,但以後會有那樣一天,沒有錢,糧食困難,那怎麽辦呢?第一個辦法是餓死,第二個辦法是解散回家,這兩個辦法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第三個方案,就是靠我們自己動手","黨政軍民學大家一齊動手,衣食住都由自己來解決"(毛澤東:在抗大幹部晚會上的報告.1938年12月12日)。

1939年1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講話時,提出了"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口號,號召邊區人民民眾和部隊、機關、學校全體人員開展必要的生產。此次參議會還通過了高克林等提議的"工作人員參加生產運動案",交付邊區政府實行。

1939年1月26日中央書記處再次討論邊區生產問題,決定成立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負責領導邊區的生產工作。

1939年2月2日中央財政經濟部部長、辦公廳主任李富春,代表中央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作了《加緊生產,堅持抗戰》的動員報告,闡明了開展生產運動的目的和意義,提出了發展生產的具體計畫,號召全體軍民,努力生產,克服困難。

之後,毛澤東發表講話,號召邊區黨政軍民學開展一個"偉大的經濟戰線上的鬥爭",以此來解決邊區全體人民的生活問題,並且"用實際行動作為全國的榜樣"。

1939年4月10日,邊區政府公布了《陝甘寧邊區人民生產獎勵條例》和《督導民眾生產勉勵條例》,具體規定了對民眾生產加強組織領導的有力措施。

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報告時號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邊區今年的生產運動是認真進行了的。須繼續總結經驗,達到解決困難之目的。"並明確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方針。(《反投降提綱》)

他又指出:開展生產運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第一個根據是人類幾十萬年來都是自己搞飯吃,全中國的農民都是用自己的手來解決吃飯問題,我們同樣是人,為什麽不能靠自己的雙手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呢?況且,就部隊來說,全體都是勞動者,年富力強,怎麽還會有餓飯的事情呢?第二個根據是留守兵團的農副業生產取得了成績,既然部分的生產運動有成績,為什麽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個根據是邊區地廣人稀荒地很多,隻要降一點雨下來,就可以耕種。

他對抗大的幹部說:"我們種田、生產糧食,是農民;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辦合作社是商人;讀書、研究學問,是學生;懂軍事、會打仗,是軍人。這就叫做農工商學兵一齊聯合起來。"

1939年11月,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總結了抗戰以來邊區經濟工作的經驗,通過了《關于繼續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號召邊區人民,"繼續發展邊區經濟,使邊區全體人民豐衣足食,使邊區能在抗戰建國的艱苦過程中奠定克服困難與自給自足的基礎"。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各部隊"一面戰鬥,一面生產,一面學習",這標志著大生產運動的開始。

當時華北等地連年遭受自然災荒,致使各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經濟都發生極大困難,軍隊供給瀕于斷絕,陷入沒糧吃、沒衣穿、沒被蓋、沒經費的困境。

而在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又派遣重兵對陝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封鎖、軍事蠶食、經濟封鎖;

1940年,國民政府對陝甘寧邊區的貿易實行統管,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政府完全停發軍餉,並禁止外界匯款匯往邊區(見前述)。

而自1940年開始到1942年,陝甘寧邊區及附近地區連年遭受自然災害,使邊區的經濟困難更加嚴重。據不完全統計:陝甘寧邊區1940年遭受水、旱、風、雹的侵襲,受災面積4298,312畝,損失糧食235,850石(每石300斤),受災人口515,145人;1941年,受災面積603,558畝,損失糧食47,035石,受災人口90,470人;1942年,受災面積856,185畝,損失糧食79,720石,受災人口352,922人。[邊區政府民政廳:《陝甘寧邊區社會救濟使用概述》中"1939年至1942年災情損失統計表"。]尤其以1940年的災情最為嚴重,致使當年的春夏之交,青黃不接,民眾生活艱難至極,邊區的糧食供應陷入極大的緊張和恐慌。

由于抗戰開始後,黨內外普遍存在著重軍事輕經濟的思想,加上種種內外原因,導致當時推動生產運動的成效和影響並不大。但邊區的生產運動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首先是農牧業生產有較大發展。1939、1940年,全邊區開荒170餘萬畝,糧食產量和牛、驢、羊數量都有較大成長。1940年,部隊已可自己解決一個半月的口糧,並解決了部分裝備補充。機關學校也投入生產運動。從中央和邊區領導人到勤務員和青年學生,全體動員上山種地。與農牧業發展的同時,邊區的工業建設也邁出了最初的步伐。

在1938年12月到1940年這個階段,一方面是邊區自身開展了生產運動,另一方面邊區也還有一定的外援,即國民黨政府尚給八路軍發放一定數額的軍餉和國內外募集的捐款。

艱難時期

1941年到1942年,由于長期戰爭的消耗,日軍的殘酷"掃蕩"與國民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加上自然災害的侵襲,非生產人員的大量增加,使根據地的財政經濟遇到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回顧這時的情形時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大生產運動大生產運動

面對這樣嚴峻的情勢,黨和毛澤東主席號召邊區軍民更加努力地開展生產運動,以使邊區的財政經濟由半自給轉到完全自給。陝甘寧邊區的生產運動由此進一步發展起來。

困難情勢也迫使機關、學校不得不下決心自己動手,從發展農工商中求得財政供應的自給,生產勞動的任務極其艱巨。為了自己動手,共渡難關,中共中央和邊區政府採取了一些特殊措施和重要步驟,比如整飭領導生產業務的組織,成立中央直屬財務處,後勤經濟處,邊區財經處等,加強對生產自給的組織領導。同時,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種類,從前一階段的以農業為住,轉到以工商業為主。雖然缺乏經驗,經過艱難的探索歷程,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1941年,後勤機關學校種菜地1,801畝,收獲各種蔬菜87.9萬斤,做到自給蔬菜4個月。中央直屬機關種菜地2,329畝,收獲各種蔬菜71.5萬斤,自給5個月。邊區中央局140人,種菜收獲2.8萬斤,自給打到9個月.1942年,中直、軍直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商業收入佔自給總收入的68%。邊區政府秘書處與民政、財政、建設、教育4廳合辦兩個農場,共派0個管理人員與2戶移民伙種,共收入約25萬元。中央各機關學校,配備種菜人員40名,在388畝川地1941畝山地上種菜,收獲各種蔬菜74.5萬斤,平均自給蔬菜5個月。全邊區各機關學校的蔬菜自給在600萬元以上。此外,飼養家畜解決肉食也取得相當的成績。"1941年上半年後勤各機關喂豬得肉56,814斤,照當時市價值170,440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1斤肉,全年約植35萬元。""中央直屬各機關學校,1942年至10月止,平均每月養豬265頭,10個月共賺23,330餘斤大秤的豬肉。合邊鈔70萬元。""全邊區機關學校飼養牲畜一項生產,照此計算,總價值當在400萬元以上"。(《陝甘寧邊區史》(抗日戰爭時期,中下篇),西安地圖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總之,這一階段邊區機關學校的工商業經營是有成績的,1941年生產自給1,500萬元,1942年約達5,000萬元。不僅供應了日常經費的大半,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財政困難,而且奠定了進一步發展自給經濟的基礎。

1941年、1942年,軍隊、機關、學校的自給生產受到了極大的重視,公營經濟獲得較快的發展。陝甘寧邊區的軍民,開展了南泥灣、槐樹庄、大風川等地的大生產運動。軍隊、政府機關和學校發展自給經濟,是抗日根據地大生產運動中的一個創造。解放區抗日民主政府辦了許多自給工業;軍隊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業和部分工商業;機關、學校也發展了自給經濟;農民廣泛組織起來發展農業生產。敵後軍民在頻繁的反"掃蕩"作戰中,實現勞武結合,一面戰鬥,一面生產。各級黨政幹部也都積極投入大生產運動,和民眾同甘共苦。陝甘寧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得到發展,農業和工商業的產值迅速成長,人民負擔大大減輕,軍民生活明顯改。

其中,359旅開發南泥灣的成績尤為突出,為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當時,自1939年秋從華北調回陝甘寧邊區擔負保衛黨中央和保衛邊區任務的第120師第359旅駐防于綏德,邊區的糧食本來就很已經緊張,作戰部隊的到來使吃飯的問題更加突出出來。

1940年5月,朱德總司令奉命從晉東南抗日前線回到延安,也看到"財政經濟建設雖有某些成績,實在入不敷出,以致幾月來未發一文零用,各機關、學校、軍隊幾乎斷炊"。在軍委機關,朱德看到許多幹部都因長期營養不良而面色蒼白。

朱德提出在不妨礙部隊作戰和訓練的前提下,實行屯田軍墾的政策,"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密切軍民關系,同時幫助邊區的建設,也改善部隊本身的生活。"

為此,朱德親自率中共中央直屬財經處處長鄧浩,第359旅718團政委左齊以及技術幹部多人,到南泥灣進行實地勘察。1941年3月至1942年,359旅在王震旅長、王恩茂政委率領下,分四批開進南泥灣。

1941年3月,三五九旅七一七團率先開進了南泥灣。不久,其他各團及三五九旅旅部也進駐了墾區。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各直屬單位隨後也來到南泥灣參加墾荒。一時間,在南泥灣掀起了一個開荒生產的熱潮。

經過三五九旅廣大指戰員辛勤地勞動,大生產運動取得了顯著成績。1941年,他們開荒11200畝,收獲細糧1200石,糧食自給率達到78.5%。1942年,三五九旅耕種面積達到26800畝,收獲細糧3050石。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面報告,對1938年以來陝甘寧邊區生產運動的情況與經驗,作了全面系統的總結,並在此基礎上論述了黨領導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各項方針政策,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從而進一步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生產運動。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及1943年10月1日為中共中央所作的黨內指示《開展根據地的減租、生產和擁政愛民運動》和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的講話《組織起來》等文,共同構成了當時領導根據地大生產運動的基本綱領。

進展時

1943年初,黨中央提出了"豐衣足食"的口號。2月9日,毛主席在一份電報中說:"邊區在渡過財政難關的基礎上,今年決定大力發展農工鹽畜生產,提出豐衣足食口號,如不旱,大有辦法,人民經濟亦大有發展,可達到豐衣足食"。這是黨中央對邊區生產運動的一個新的部署。1943年5月1日,朱總司令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號召建設好"革命家務",在工業生產方面,"爭取一二年內首先做到黨政軍學主要必需品的全部自給,並照顧將來穩健的向前發展。"對朱總司令"建設革命家務"的提法,毛主席十分贊成。他風趣地發揮說:"國民黨以前不是常說我們竄回老巢嗎?過去我們並沒有巢。在陝北這個地方,靠著橋山山脈的確可以建立一個又深又好的'巢'。敵人不能去,裏面有工農商學,有牛羊雞犬,有好娃娃,有生產班。這裏好好計畫一下,要如朱總司令所講的好好的搞一個革命家務。"經過一年的努力,黨中央提出的"豐衣足食"的號召基本得到實現。

在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領導人都以身作則,參加到生產運動中去。1943年初,毛主席在楊家嶺窯洞下面開墾了一塊地,種上了菜,朱德總司令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開墾菜地三畝。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領導同志都爭先參加,任弼時同志奪得紡線第一名,周恩來同志被評為紡線能手。高層領導人的模範行動,成了生產運動的鼓舞力量,極大地鼓舞了邊區軍民的生產熱情。

1943年,由于大生產運動,以及自然災害的好轉,邊區獲得極大豐收,糧食產量不僅可以達到自給自足,還有餘額可供出口。邊區各種手工業製品也有了成長,基本達到了經濟的自給自足。

廣泛開展

機關、學校的生產勞動 機關、學校的生產運動,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關懷下進行的。大生產運動一開始,毛澤東就號召機關、學校"一面工作,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張聞天要求每個共產黨員做"勞動的先鋒"。李富春提出了機關、學校生產的種類"以農業生產為主,分別進行農工商運輸及畜牧業"的原則。他們的生產運動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38年至1940年為休養民力,準備自給的階段。在這個階段,總的說,機關、學校堅持了農業為主、大家動手的正確方向,初步掀起了生產熱潮,取得了一定成績。1941年至1942年是渡過難關,爭取自給的階段。

大生產運動

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直屬機關和學校經濟工作人員會議,李富春在會上作了《豐衣足食,為改善物質生活而鬥爭》的報告,提出了943年生產自給的目標。中央要求各機關、學校進一步開展生產運動,在這一年裏達到豐衣足食。在"豐衣"方面。除管理局規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給標準外,各機關、學校要在自己生產中解決一雙草鞋,多發1條手巾,多補充1套襯衣;辦不到的,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