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畢業于東京大學,是日本著名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國島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著有《廣島札記》(1965年)、《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年)和《小說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論。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 中文名稱
    大江健三郎
  • 外文名稱
    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
  • 出生日期
    1935
  • 職業
    作家
  • 畢業院校
    東京大學
  • 代表作品
    《廣島日記》

人物簡介

大江健三郎(日本語:大江 健三郎/おおえ けんざぶろうŌe Kenzaburō?,1935年1月31日-)),日本當代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出生于日本四國偏僻的山村,在東京大學修讀法國文學,1957年正式踏上文壇時便贏得了“學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贊語。

1994年,他因作品中“存在著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嶄新的見解、充滿凝練形象的詩這種‘變異的現實主義’,讓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語言等障礙”而榮膺諾貝爾文學獎。但某些日本人得知大江獲獎時相當驚訝、憤怒,他們認為“持續批評日本的態度”才是大江被瑞典學院青睞的原因。大江本人的解釋是,他的獲獎是“邊緣(文學)對中心的勝利”(他認為從文化角度上看,日本應該被視為世界的邊緣)。

人物生平

出生與成長

日本作家。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瀨國民學校就讀,1944年喪父。戰爭結束後,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進入戰後設立的新製中學——大瀨中學接受民主主義教育,並以同年5月頒布的新憲法作為自己的道德規範。1950年入縣立內子高中,翌年轉入縣立松山東高中,在校期間編輯學生文藝雜志《掌上》。1953年高中畢業後大江健三郎赴東京,入補習學校做報考大學的準備。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于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大江健三郎

大學生涯

1955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影響下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並創作劇本《死人無口》和《野獸們的聲音》。大江健三郎積極從事文學活動,于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奇妙的工作》並獲該報“五月祭獎”。著名文藝評論家平野謙在《文藝、時評》上談到該短篇小說時,認為這是一篇“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作品”。在這一年裏,大江健三郎還相繼發表了習作《死者的奢華》、《人羊》和《他人的腳》等短篇小說,其中《死者的奢華》被薦為芥川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贊該作品顯現出作者“異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家開始嶄露頭角。1958年又發表了《飼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說,其中《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獎,使得這位學生作家得以與石原慎太郎、開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齊名,同被視為文學新時期的象征和代表;而稍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摘嫩菜打孩子》,則更是決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學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其畢業論文為《論薩特小說裏的形象》。同年,作者接連發表了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和隨筆《我們的性的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來觀察人生,嘗試表現都市青年封閉的內心世界。當時,這種嘗試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種種攻擊性批評。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長女伊丹緣結婚,積極參加“安保批判之會”和“青年日本之會”的活動,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並因此而與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嚴重對立。在這一年裏,大江健三郎還發表了長篇小說《青年的污名》,虛構性自傳體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也于9月開始在《新潮》雜志連載。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較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反映出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思索。

代表作品

1994年瑞典文學院以其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授予大江健三郎諾貝爾文學獎 。《個人的體驗》這部長篇小說以作者的親身生活經驗為基礎寫成。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殘疾兒子,後去廣島搞社會調查,對核子彈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觸。小說表現了現代人的孤獨,以主人公下決心承擔起撫育畸形兒的重任為終局。小說獲日本第十一屆新潮文學獎。《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寫兩兄弟回四國山村故園尋根,卻發現這個山村仍陷于百年前(即萬延元年)農民起義的影響中。作品在暴動、自殺、通奸、畸形兒誕生等互相交織的社會場面中,插入維新精神和戰後精神,無論在思想上和文體上都堪稱大江健三郎的創作高峰。小說獲日本第三屆谷崎潤一郎獎。瑞典文學院宣布,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以“詩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想象的世界,並在這個想象的世界中將生命和神話凝聚在一起,刻畫了當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認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爾扎克、艾略特和薩特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開拓了戰後日本小說的新領域,並以撞擊的手法,勾勒出當代人生百味”,因此決定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大江健三郎成為26年來,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家。

大江健三郎

這一時期作品中的民主主義思想並不是偶然和孤立的。據作家本人回憶,他12歲時正逢日本公布新憲法,他認為憲法中“主權在民,放棄戰爭”的內容對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響。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和日本政府大規模整肅共產黨員的事件,使得這位15歲的少年為理想在現實中難以實現而感到苦悶。1960年5月底,在日本國內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的高潮中,這位已在日本文壇小有名氣的戰後派青年作家,參加了以野間宏為團長的第三次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中國進行訪問的半個多月裏,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先後受到了毛澤東、陳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接見,大江健三郎本人還在《世界文學》雜志發表特約文章,認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中“報答了中國人民的友誼,從而結成了永恆的友誼”,並且充滿熱情地寫道:“我們日本人民向中國人民保證並發誓決不背叛你們,永遠和你們保持友誼,從而恢復我們作為一個東方國家的日本人民的榮譽。”

大事年表

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間排行第三。大瀨為一森林峽谷間的村庄,這裏的自然環境、民間習俗,對大江健三郎後來的創作頗有影響。

大江健三郎

1941年 6歲 4月,入大瀨國民學校讀書。時年12月2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4年 9歲 祖母和父親相繼故去,兩個哥哥均被“戰時集中征訓”,家裏男人隻有健三郎一人。

1945年 10歲 國民學校國小五年級。是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1947年 12歲 3月,大瀨國小畢業,4月,入大瀨中學。是年,日本學校製度改革。5月,戰後日本新憲法公布、實施。新製中學把原來的修身課改為新憲法學習,這對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1950年 15歲 3月,國中畢業;4月,入愛媛縣縣立內子高中。

1951年 16歲 4月,轉學至愛媛縣立松山東高中。編集學生文藝雜志《掌上》。自是年起,開始了以後持續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1953年 17歲 3月,高中畢業;赴東京,入補習學校,準備大學考試。

1954年 19歲 4月,考入東京大學文科。

1955年 20歲 9月,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基礎教育部)學生雜志《學園》上發表作品《火山》,後 獲銀杏並木獎。熱衷于閱讀加繆、薩特、福克納、梅勒、索爾·貝索、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1956年 21歲 4月,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于本年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創作劇本《死人無口》、《野獸之聲》。

1957年 22歲 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獲該報五月祭獎,並獲著名文藝評論家平野謙的註意。8月,小說《死者的奢華》發表于《文學界》雜志,成為日本文學界最為推重的“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稱贊這篇小說顯露了作者“異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家由此正式登上文壇。

1958年 23歲 1月,中篇小說《飼育》發表于《文學界》,並于當年獲第39屆“芥川文學獎”;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華》由文藝春秋新社出版。發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進入作家生活,寫作過度緊張,服用安眠葯過度,幾至中毒。

1959年 24歲 3月,畢業于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專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論薩特小說裏的形象》。畢業後,專註于文學創作;是年,發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性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觀察人生、構築文學世界。

1960年 25歲 2月,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女兒伊丹緣結婚。創作電視歌劇《昏暗的鏡子》;參加“安保批判之會”、“青年日本之會”,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5月,作為第三次日本文學家訪華代表團成員,與野間宏等訪問中國。9月,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開始在《新潮》雜志連載。

1961年 26歲 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殺事件為題材,創作並發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勢力威脅。本年8月起,赴歐洲旅行,曾在巴黎訪問薩特。

1963年 28歲 5月,發表中篇小說《性的人》;6月,長子大江光誕生,頭骨先天殘疾。夏,訪問廣島,調查遭受核子彈爆炸後的種種情況。

1964年 29歲 8月,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出版,獲新潮文學獎。10月,長篇隨筆《廣島札記》開始在《世界》雜志連載,至翌年三月載完。

1965年 30歲 夏至秋,赴美國旅行,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

1966年 31歲 4月,新潮社開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二月全六卷出齊。本年,為創作新的長篇小說而系統閱讀福克納的作品。

1967年 32歲 1月,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開始在《群像》雜志連載,7月刊完,9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同年獲第三屆谷崎潤一郎獎。長女菜採子于同年7月誕生。赴沖繩旅行並發表《為與沖繩共嘆共怒》等文章。

1968年 33歲3月,赴澳大利亞旅行。4月,發表《參院選舉反映了民意嗎——當投票意味著放棄權利的時候》等文。5月,《個人的體驗》英譯本出版,應譯者與出版社邀請赴美旅行。8月,發表《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等文。

1969年 34歲 8月,長篇隨筆《沖繩札記》開始在《世界》雜志連載,翌年6月刊完。

1970年 35歲 7月,講演集《核時代的想象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發表意見。

1971年 36歲 夏,參與創辦並編輯季刊《沖繩經驗》;7月,出版與重藤文夫的對談錄《遭受核子彈爆炸之後的人》。本年起,“啓示錄”“末世”、“末日”等辭彙頻頻出現于大江的作品和談話裏。

1973年 38歲 長篇小說《洪水涌上我的靈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同年12月獲野間文藝獎。

1974年 39歲 2月,在日本作家要求釋放索爾仁尼琴的聲明上署名。11月,出版《文學筆記》(新潮社),其中詳細記錄了《洪水涌上我的靈魂》的推敲修改過程。

1975年 40歲 5月,為抗議韓國當時的政府鎮壓詩人金芝河而參加有關活動。大學時代的恩師、東京大學教授渡邊一夫去世;本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兩義性》由岩波書店出版。大江後來曾把這稱為“兩個重大事件”,並說,這兩個事件在他的內心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他把渡邊一夫視為終生之師,而他開始關註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則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響。

1976年 41歲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語講授“戰後日本思想史”。

1977年 42歲 9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輯,全六卷,翌年2月出齊。10月,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東西文化在文學裏的相遇”研討會,做了“關于邊緣性文化”的報告。

1978年 43歲 5月,《小說的方法》由岩波書店出版;在這部小說論著裏,可以明顯看到形式主義、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

1979年 44歲 11月,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由新潮社出版。

1980年 45歲 1月,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發表于《文學界》雜志。6月,《大江健三郎同時代論集》由岩波書店出版,全十卷,翌年8月出齊。

1981年 46歲 先後參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岡子規紀念館開館等活動並發表講演。

1982年 47歲 7月,系列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由新潮社出版,翌年獲第34屆讀賣文學獎;系列短篇《新人呵,醒來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發表于《群像》雜志。

1983年 48歲 系列短篇小說集《新人呵,醒來吧》由講談社出版。系列隨筆《小說的圖謀·理性的愉悅》開始在《波》雜志連載(4月),翌年12月刊完。

1984年 49歲 1月,與作家堀田善衛的通信,以《核時代的烏托邦》為題發表于《朝日新聞》;5月,參加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做了題為《核狀況下的文學——我們為什麽寫作》的講演。9月,辭去芥川文學獎評審職務。

1985年 50歲 長篇小說《MBT》序章發表。

1986年 51歲 《MBT與森林裏奇異的故事》由岩波書店出版。

1988年 53歲 理論著作《為了新的文學》由岩波書店出版;該書結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後的小說”;他說,關于廣島,關于核籠罩的當今世界的問題,將構成這部作品的核心。

1989年 54歲 獲歐洲共同體設立的猶羅帕利文學獎;評獎委員會認為,大江對歐洲文學也給予了相當的影響,他創造了能夠表現個人體驗與普遍性經驗相結合的文體。同年,《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瑞典文版出版。

1992年 57歲 4月,擔任《朝日新聞》“文藝時評”欄專欄作家,持續至1994年3月;所撰評論,表示出對中國“文革”後文學的關註,認為從中國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說日譯本,可以看出潛藏著破壞舊文體的力量。

1993年 58歲 創作長篇三部曲《燃燒的綠樹》;獲義大利蒙特羅文學獎。

1994年 59歲 10月13日,瑞典科學院宣布大江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12月,赴斯德哥爾摩參加授獎儀式,本月7日發表受獎紀念講演《我在暖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絕接受日本政府擬議頒發的文化勛章。《小說的經驗》由朝日新聞社出版。

創作歷程

大江健三郎的這些經歷,很難不對他的創作生涯產生影響。早在1958年,這位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的學生作家在以小說《飼育》獲芥川獎後即對報界表示:“我毫不懷疑通過文學可以參與政治。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選擇文學的責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在進一步談及文學的責任時,這位作家認為:“所謂文學的責任,就是對20世紀所發生過的事和所做過的事進行總清算。關于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核子彈爆炸等對人類的文化和文明帶來的影響,應給予明確的回答,並由此引導青年走向21世紀。”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殺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事件為題材,寫了《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兩部小說,通過對17歲少年淪為暗殺凶手的描寫,揭露了天皇製的政治製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藝春秋》雜志發表後,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勢力的威脅,而《文藝春秋》雜志則未經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聲明。自此,這篇小說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裏。

大江健三郎

對于大江健三郎的創作生涯來說,1963年是個非常重要的年頭。在這一年裏,他的長子大江光出世了。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喜事,卻給這位28歲的青年作家蒙上了厚厚的陰影——嬰兒的頭蓋骨先天異常,腦組織外溢,雖經治療免于夭折,卻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後遺症。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還去廣島參加了核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有關調查,走訪了許多爆炸中的幸存者。這兩件與死亡相關聯的事給這位作家帶來了難以言喻的苦惱和極為強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殘疾病兒大江光的死的威脅)與大的“死”(全人類所面臨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脅)聯系在一起,認為死亡的危險正經常性地顯露出來。這種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時時意識到死亡,並且將這種生活態度自覺不自覺地與自己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

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個人的體驗》(1964年),正是作者在這種苦悶之中創作的一部以自身經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如同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平野謙所盛贊的那樣,“在大江健三郎至今的所有作品裏,這是最為出色的一部”。在這部發表後即獲得新潮文學獎的作品中,當主人公鳥在面臨腦殘疾嬰兒的生死抉擇——或聽從情婦勸告,借黑市墮胎醫生之手埋掉病兒,或接受醫院建議,為病兒施行腦疝氣手術以拯救其生命——時,最終決定聽從醫生的建議。這也就意味著,自己要同將會留下嚴重腦殘疾的兒子共度生涯,從而把個人的不幸升華為人類的不幸。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部作品《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67年)也屬于這一類表現殘疾人題材的長篇小說。在這部被稱之為現代傳奇小說的作品中,白目兒的父親蜜三郎與從美國回來的弟弟鷹四,一起返回故鄉四國的群山之間,賣掉了百年老屋並尋找這座老屋所象征的祖先的譜系。早在萬延元年(1860年)的農民起義中,他們的曾祖父(身為村長的老屋主人)與其任義軍首領的弟弟相互對抗,最後曾祖父殺死了縱火焚燒老屋的弟弟。為把村裏年輕人組織起來同朝鮮人抗衡,鷹四用賣老屋的錢辦起一支足球隊,蜜三郎卻通過此事從鷹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

大江健三郎

在計畫搶劫朝鮮人的超級市場失敗後,鷹四承認了奸污白目妹妹並在致其懷孕後逼迫她自殺的事實,隨後自己也用獵槍自殺身亡。蜜三郎與妻子商定,要把白目兒子接回來,並收養鷹四的孩子。在整部作品裏,作者以故鄉四國的群山、森林和山村為舞台,把虛構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畸形兒、暴動、通奸、亂倫和自殺交織在一起,勾畫出一幅幅離奇的畫面,並借該作品表現出自己的焦慮:人類應如何走出那片象征著核時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與前一時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後發表的作品大多以殘疾人和核問題為主要題材,具有較濃厚的人道主義傾向。就其藝術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借鏡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的同時,充分運用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把現實與虛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還有《日常生活的冒險》(1964年)、《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1968年)、《洪水淹沒我的靈魂》(1968年)等長篇小說。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隨筆和文學評論領域也非常活躍,著有《廣島日記》(1965年)、《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年)和《小說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論。

大江健三郎

作品評價

大江對傳統文化十分執著和尊重,從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營養,很好地繼承並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語》(859—877年間)延續下來的象征性技法和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力。與此同時,這位戰後成長起來的作家異常熱情地借鏡外來文化,並在充分消化的基礎上予以吸收,顯現出一種“沖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創作活動不僅面向日本和東方,同時也面對世界和現代。在談到授獎原因時,瑞典文學院認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出了現代的芸芸眾生相,給人們帶來了沖擊”。

大江健三郎

作者在把現實引入小說的同時,致力于非現實性的虛構(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玄虛),兩者之間既截然分明,又隨意重疊,而將這兩者巧妙結合起來的,則是大江氏從日本文學傳統中繼承下來、又具有濃鬱個人特色的象征性表現手法(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幽玄)。在這個獨特、豐富的想象世界裏,出生于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對森林情有獨鍾,在諸多以森林為舞台的小說中,大量導入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話的象征性,意在把現實中的神話意義剝離出來,好像在有意印證英國詩人布萊克的論點——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歸森林的則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實,這是作者在人為地拉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用虛構這一形式來表現和渲染潛于表層之下的現實。

榮獲諾獎

授獎

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諾貝爾文學獎評選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在授獎辭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慘後果是與腦功能障礙的兒子問題自然相關的另一個主題。大江通過薩特的存在主義獲得的哲學要素——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貫徹其作品始終,形成了大江文學的一個特征。……大江說他的眼睛並沒有盯著世界的聽眾,隻是在對日本的讀者說話。但是,他的作品中卻存在著‘變異的現實主義’這種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全新的見解和充滿凝練形象的詩。使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 (語言等)障礙。我們終于對作品中的人物感到親切,對其變化感到驚訝,理解了作者有關真實與肉眼所見的一切均毫無價值這一見解。但價值存在于另外的層次,往往從眾多變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終產生純人文主義的理想形象,我們大家全都關註的感人形象。”

大江健三郎

演說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家文學院發表了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直譯應為《曖昧的日本的我》。因受獎辭中多處借此標題進行對比說明,為便于理解,除標題外,其他各處均直譯為“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講,比較全面、系統地論述了自己的文藝理念和文學主張。

大江說,第一個站在這裏的日語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的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這裏使用的英語單詞vague,即相當于日語中“曖昧的”這一形容詞。川端或許有意識地選擇了“曖昧”,並且預先用講演的標題來進行提示。這是通過日語中“美麗的日本的”裏“的”這個助詞的功能來體現的。以“曖昧”這個詞為起點,大江的受獎辭著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處境和自己獨特的文學觀的關聯。

“倘若可能,為了我國的文明,為了不是因為文學和哲學,而是通過電子工程學和汽車生產工藝學而為世界所知的我國的文明,我希望能夠起到葉芝的作用。在並不遙遠的過去,那種破壞性的盲信,曾踐踏了國內和周邊國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則是擁有這種歷史的國家的一位國民。”

“作為生活于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我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麗的日本的我’。剛才,在談論川端的曖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所下的定義——‘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曖昧譯成ambiguous。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隻能用‘曖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受獎辭認為,日本現在仍然持續著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于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大江自己,身為被刻上子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家,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家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向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于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著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著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大江則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家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大江健三郎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家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著雙重性。以大約五十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著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蘊涵著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眾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著我們的道德觀念。

西歐有著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絕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態度。在那裏,這種放棄戰爭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時有發生,其中不乏嘗試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身為小說家,大江不得不想象,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著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絕對價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不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假如日本人再次將另一種原理製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生發的道德規範,那麽,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隻能變得徒勞無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盡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著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曖昧急劇膨脹,並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于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如同在戰後忍受著赤貧,沒有失去走向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著對前途的巨大擔憂,盡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于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產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態。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泛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麽,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嘗試從喬治·奧威爾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別喜愛的人物形象。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大江在“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曖昧”一詞,並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差異。

“倘若我將‘正派的’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抗告,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

接著,大江的受獎辭談到了自己的恩師,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家、評論家渡邊一夫。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時期的那種愛國狂熱裏,渡邊盡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著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舍棄的日本傳統審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他國家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復雜方法,嘗試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線起來。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從渡邊那裏,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決定性的影響。其一是小說。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所提出並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眾笑文化的形象系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這些形象系統,使我得以植根于我周圍的日本乃至周圍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後,這些系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鄭義和莫言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著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而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蘊含著持久的貧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系之中。”

“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復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于讀解的史料性評傳。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謨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著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後到伽布利埃爾·黛托萊的諸多女性。就這樣,渡邊向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于成為自己製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文法學家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爭)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著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確實是一位‘龐大固埃(拉伯雷《巨人傳》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

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大江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復過來,並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我剛才說過被日本人的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復這些痛苦和刨傷。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確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人物演講

我是一個已經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說家,我從內心裏感到欣慰,能夠有機會面對北大附中的同學們發表講話。現在,我在北京對年輕的中國人——也就是你們——發表講話,可在內心裏,卻好像同時面對東京那些年輕的日本人發表講話。今天這個講話的稿子,預計在日本也將很快出版。像這樣用同樣的話語對中國和日本的年輕人進行呼吁,並請中國的年輕人和日本的年輕人傾聽我的講話,是我多年以來的宿願。尤其在現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這種願望從不曾如此強烈過。在這樣一個時刻,我要深深感謝為我提供了這個機會的所有人。同時,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謝坐在我的面前,正註視著我的各位同學。

在你們這些非常年輕的同學現在這個年齡上,我所閱讀的中國小說家是魯迅。當然,是借助翻譯進行閱讀的。在那之後直至二十歲,好像還數度閱讀過魯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錄到《吶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卻很尖銳、厚重的短篇小說。因此,當前不久我的中國朋友利用各種機會向我詢問“您最初閱讀魯迅小說時大概幾歲?”這個問題時,我一直難以準確回答。不過,若說起“在哪兒讀的?讀了哪些作品?”等問題的話,我倒是記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島叫作四國的島嶼上一片大森林裏的峽谷中的村子裏讀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裏有一間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間有一個院子,院裏生長著一株楓樹,我便在那棵樹的大樹枝上搭建了一座讀書小屋,坐在狹小的地板上閱讀小開本的文庫版圖書,是“岩波文庫”系列叢書中的一冊。讓我覺得有趣並為之感動的,是《孔乙己》和《故鄉》這兩個短篇小說。現在,我還記得孔乙己的發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譯文本目錄上的漢字標題旁用日語片假名標示的讀法。這叫作註音讀法,是日本人為學習難讀漢字的讀音法而創造出來的方法。我就是依據這種註音讀法來發音的。不過,在我最初閱讀的那本書上,標示的是“クンイチ”這個讀音,我便這樣記了下來。然而,準確說來,是什麽時候讀的這書呢?

我決定借這個機會對此進行一番調查,于是,現在終于可以回答出這個問題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我有一個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剛才說到的“岩波文庫”的那家出版社。我請這個朋友影印了出版社作為資料儲存下來的那本書的第一版版本,然後,我懷著親近感著迷地閱讀了《孔乙己》。在這裏,由于我希望年輕的日本人能閱讀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這個譯作,因此要作一些引用(是築摩書房出版、由竹內好翻譯的《魯迅文集》第一卷)。剛開始閱讀不久,就讀到了“我從十二歲起,便在鎮口的鹹亨酒店裏當伙計”這一行,于是,記憶便像泉水一般從此處涌流而出。這裏所說的鎮子,就是經常出現在魯迅小說裏的魯鎮。 說了這番話語後,敘述者便開始了自己的回憶。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讀到這一節的時候,確實從內心底裏這樣想道:

“啊,我們村裏成立了新製中學,這真是太好了。否則,也已經滿了十二歲的自己就上不成學校,將去某個店鋪裏當小伙計!”

1947年,也就是我十二歲的時候,閱讀了《魯迅選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譯)中這兩個短小的作品,是作為我進入新製中學的賀禮而從母親手裏得到這個小開本書的。母親是一個沒什麽學問的人,可她的一個從孩童時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卻前往東京的學校裏學習,母親以此作為自己的驕傲。此人還是女大學生那陣子,對剛剛被介紹到日本來的中國文學比較關註,並對母親說起這些情況。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親一直沒能從產後的疲弱中恢復過來,那位朋友便將剛剛出版的岩波文庫本贈送給她,母親好像尤其喜歡其中的“故鄉”。然而,兩年之後,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兩軍在盧溝橋發生了沖突,日中戰爭就此開始。那一年的12月,佔領了南京的日本軍隊製造了大屠殺事件。這時,即便在日本農村的小村子裏,也已經不再能說起有關中國文學的話題。于是,我母親便將包括岩波文庫本《魯迅選集》在內的、她那為數不多、卻被她所珍視的書籍藏進一個小皮箱裏,直至度過整個戰爭時期。在此期間,我的父親去世了,我升入中學的希望也越來越遙遠了。實際上,也曾聽說母親打算讓我去做僱工(住在僱主家裏見習的少年僱工),並在某處尋找需要小伙計的店鋪。

1945年,戰爭結束了,戰敗了的日本在聯合國軍的佔領下製定了新憲法。就連我們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這個新憲法中有個不進行戰爭、不維持軍備的第九條。教育製度也在民主主義原則下得到改革,村子裏成立了新製中學,我作為第一屆一年級新生升入這座中學,于是,母親便從皮箱裏取出《魯迅選集》並送給了我。 我還曾被問道,當時你為什麽喜歡《孔乙己》?最近重新閱讀這部作品時,發現那位敘述者、也就是鹹亨酒店被稱之為“樣子太傻”的小伙計的那位少年,與自己有相同之處。當那位多少有些學問、卻因此招致奚落的貧窮顧客孔乙己就學習問題和自己攀談時,少年“毫不熱心”;但當這位客人落難之時,少年隨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識到,自己的性格與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過,在持續和反復閱讀的過程中,我深為喜愛的作品卻變成了《故鄉》。尤其是結尾處的文章,每當遇見新的譯本,就會抄寫在筆記本上,有時還會把那段中文原樣抄到紙上,然後貼在租住房間的牆壁。當時我離開了兒時的伙伴,離開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時寂寥地想象著將來:我也許不會再住回到這個峽谷裏來了吧(實際上,後來也確實如此),隨後便第一次來到東京開始了自己生活。

我還是要引用竹內好翻譯的結尾處這一段文章: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麽,十二歲的我深刻理解了魯迅的這段話了嗎?在這裏,我要模仿魯迅的口吻,認為無所謂已經理解,無所謂沒有理解。不過有一點倒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十二歲的我從內心裏珍視這句話,認為寫出這種話語的魯迅是個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後,分別于十五歲和十八歲的時候,我又借助新的譯本重新閱讀了這段話語,就這樣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現在,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在稿紙上引用這段話語的同時,我覺察到,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而且我意識到,自己從內心裏相信現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魯迅所說話語的意蘊……

剛才我說過,依據迄今為止的人生經歷,自己確實加深了對這句話語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個人的話題,請大家允許我說說那些經歷中的一個具體事例。我的長子出生時,他的頭部有一個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術的話,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術,今後也許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最終成為植物狀態。主治醫生就是這樣告訴我們的。于是,我就產生了動搖。然而,我的妻子卻要求醫生立即準備手術。

手術前,我們為兒子起了一個名字,叫作光(那是祝願他的眼睛能夠看到光明)。手術後,他的眼睛果然能夠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夠聽見聲音,可是,他在智力發育上的遲緩也隨之顯現出來了。直到五歲的時候,還從不曾說過任何一句話。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對電視機裏傳出的野鳥叫聲表現出了興趣,我便把灌裝了野鳥叫聲的唱片轉錄到錄音帶上,迴圈往復,整日裏在我們家中播放。首先傳出的是野鳥的叫聲,片刻之後,便是女播音員的聲音。這就是那個錄音的順序。鳥的叫聲,鴿子;鳥的叫聲,黃鶯;鳥的叫聲,白臉山雀……這個錄音帶聽了一年之後,我把光帶到夏日裏避暑用的山間小屋去,當時將他扛在脖頸上漫步在林子裏。在林子對面的水塘邊,水雞叫了起來。片刻間,騎坐在我脖頸上的光突然說道:“這是、水雞。”這就是光使用語言的開始。

以這個野鳥叫聲錄音帶為契機,讓光進行語言訓練的會話,就在光與我和妻子之間開始了。後來發展到以鋼琴為媒介,訓練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稱和調子的特徵。從在那片林子裏第一次說出人類語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後,光能夠創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將這些曲子匯集起來的CD發行後,竟擁有了為數眾多的聽眾。雖然光現在隻能說出三歲兒童的語言,可他一直持續著具有豐富內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術結束後,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裝上用以保護頭蓋骨缺損部位的塑膠板。經過這一番周折後,光終于回到家裏,開始了與我們共生的日子。當時,妻子什麽也沒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這是決心接受智障的兒子,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積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認為自己與光共生的將來是沒有希望的。也就是說,就光的症狀而言,是不會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認這一切的基礎之上,自己決心接受這個孩子,並為之積蓄力量。當光通過野鳥錄音帶的訓練而發出人類語言的時候,我覺察到一條希望之路開啓了,隨著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歡迎,那條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過這樣一些經歷,逐漸理解了魯迅的話語。而且,我現在同樣堅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魯迅話語的真實意蘊。 剛才我已經說了,十二歲時第一次閱讀的魯迅小說中有關希望的話語,在將近六十年的時間內,一直存活于我的身體之中,並在自己的整個人生裏顯現出重要意義。

接下去我想說的是,對于自己也很重要的、與希望並在的另一個話語——未來,以及有關未來這個話語存活在我的身體內部的定義是如何來到的。不過在此之前,也就是現在,我必須預先說明一下這樣做的理由,也就是我為什麽要重新考慮未來這個話語,並決定在大家面前說起這個話題。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實業家,我是一個小說家。也就是說,我沒有與國家權利有關聯的任何力量,也沒有實際驅動政府組織的力量。同時,也沒有從事將日本經濟與中國經濟積極聯系起來的工作。

我是一個無力而又年邁的小說家,隻是我認為,小說家是知識分子。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來的朋友、美國的文學研究家愛德華·薩義德的觀點。被稱之為學者、新聞工作者、小說家、詩人、音樂家畫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用自己一點點積累起來的知識和技能從事著工作。但是,當他們認為自己所在社會的進程停滯時,就必須離開其專業領域,作為一個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感到擔憂的非專業人士聚集起來並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這是知識分子的本職。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圍繞日本社會的進程,我也一直與那些值得信賴的朋友一同發出自己的聲音。

現在,日本與中國的關系並不好。我認為,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責任所導致的。我在想,在目前這種狀態下,對于日本和中國這兩國年輕人之間的未來而言,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該基礎之上的合作,當然還有因此而構建出的美好前景,無論怎麽說都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說的內容,現在在北京面對著你們、回國後在東京將要面對那裏的年輕人進行述說的內容,並為此而做了相應準備。在今天講話的結尾處,我還會回到那個問題上來。我想說的是,我認為現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說來,就是小泉首相)有關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錯誤的。我想就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談談自己的見解,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輕的時候從法國一位大詩人、評論家那裏學來、並一直認為是正確的。

小泉首相有關未來這句話語的使用方法是這樣的。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參拜了靖國神社。早在兩年前,我就在報紙上表示,停止參拜靖國神社是開拓日中關系新道路的第一步。長期以來,還有很多日本知識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觀點。然而,盡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將結束,作為最後一場演出,他還是參拜了靖國神社。于是,他做了這麽一番發言:在海外諸國中(具體說來,就是中國和韓國吧),有些人說是“考慮一下歷史吧”。國內那些批判者也是這麽說的,他們說是“考慮一下目前國際關系陷入僵局的情況吧”。可是,小泉首相認為自己的指向是未來。較之于過去和現在,自己是以未來作為目標的,是以與那些國家在未來共同構建積極而良好的關系為指向的。這就是小泉首相圍繞自己參拜靖國神社這個現在時的行動所作的發言。 我們日本知識分子也在很認真地傾聽著來自海外的批判。現在,不但政府那些領導人的聲音,因特網上很多人的聲音也直接傳了過來。他們把日本在過去那個軍國主義時代針對亞洲的侵略作為具體問題,批判日本現在的政治領導人豈止不進行反省和謝罪,還採取了將侵略戰爭正當化的行動。

在那種時候,自己竭力忘卻過去,在現實中又不負責任,在說到那些國家與日本的關系時,怎麽可能構想出未來?日本周圍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以及那個國家的民眾,又怎麽可能信任這位口稱“那是自己的未來指向”的日本政治領導人呢?!

對于如此作為的小泉首相的未來指向,我們日本知識分子持有這樣的批判態度:這種未來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們日本這個國家和年輕的日本人本應擁有的真正的未來。 接下去,我要說說十九歲時在大學的教室裏為之感動、並將這種感動貫穿自己生涯的、有關定義未來的那些話語。

這是在法國引領了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大詩人、評論家保爾?瓦萊裏于1935年面對母校的中學生們進行講演時說過的一段話(由于偶然的一致,這也是母親生了我以後難以恢復的那一年,還是母親從朋友那裏得到當年剛剛出版的《魯迅選集》那一年。而魯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我曾將這段話語翻譯過來並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說之中(那是我為了孩子們和年輕人而寫的作品,叫作《兩百年的孩子》),在這裏,我仍然要引用這段話語。瓦萊裏是這麽說的:

我們最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譯為工作的這個法語單詞,在瓦萊裏的法語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們之中學習法語的同學知道,在古老的文章裏也可以將其翻譯為職能這個單詞),就是創造未來。我們呼吸、攝取營養和四處活動,也都是為了創造未來而進行的勞動。雖說我們生活在現在,細究起來,也是生活在融于現在的未來之中。即便是過去,對于生活于現在並正在邁向未來的我們也是有意義的,無論是回憶也好,後悔也罷……

有關未來的這個定義做得確實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沒有必要另外加以說明。我隻是想把該講演中的這一段話語送給北京的年輕人,而且,回到日本後如果得到講演的機會,也會把今天這段話原樣傳達給東京那些年輕人。下面,我要講述這一段話語現在在我身上喚起的幾個思考,從而結束今天的講話。首先,我想請大家註意我所引用的瓦萊裏這段話的結尾處。我再讀一遍,就是“即便是過去,對于生活于現在並正在邁向未來的我們也是有意義的,無論是回憶也好,後悔也罷……”這一處。

關于過去,喚起回憶也好,後悔也罷,如果確實具有意義的話,那又是怎樣一種意義呢?我在這樣詢問自己(這也是瓦萊裏詢問作為自己晚輩的那些年輕的法國人、法國的青年和少年的問題,因為這正是面對他們而進行的講演)。然後,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萊裏進行這場演講那一年,他已經六十四歲了。作為已然如此上了年歲的老人,他本人當然擁有各種各樣的回憶。瓦萊裏知道,已經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隻是回顧流逝了的過去,隻是回憶年輕時曾有過這樣或那樣快樂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產生積極意義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產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麽,後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輕時曾做過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對別人幹下殘酷無情的事情……現在回想起這一切便感到後悔了。隻要是一個正常的人,上了年歲後都會想起這樣一些往事並為之而後悔。作為一個人來說,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這般地後悔就能夠產生出積極意義嗎?對于生成某種新因素就能夠發揮什麽作用嗎?不還是沒有積極意義、不能為生成新因素而發揮作用嗎?隻是一味沉淪于對過去所做壞事而引發的痛苦、遺憾以及羞愧的回憶之中,後悔自己如果沒做下那壞事就好了……

但是,瓦萊裏的思考卻已經進入了另一個層次。瓦萊裏認為,我們生活于現在,而生活于現在即是在邁向未來;我們現在生活著,呼吸著,攝取著營養並四處活動,這都是為了創造未來而從事的勞動;我們生活于現在,而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創造未來;因為,這是為了自己,為了社會,為了國際社會,為了國家,為了世界……

瓦萊裏告訴我們,在這種時候,對過去的回憶才會產生意義,將恢復我們曾經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來比現在更為美好,更加豐厚;在這種時候,後悔也將產生意義,使得未來不會再度出現我們為之悔恨不盡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說,現在就要開始創造美好的未來。

我認為這個想法是非常正確的,我從內心裏想把這些話語贈送給北京的年輕人、甚至尚處于孩子年齡的你們。同時,我也想把這些話語贈送給東京那些年輕人、甚至尚處于孩子年齡的他們。

現在,日本與中國的外交關系、以及日本人與中國人在精神領域非常重要的深處的關系,究竟出現了哪些惡變?出現了哪些具體而直接的惡變?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領導人不願意重新認識侵略中國和對中國人民幹下極為殘暴之事的歷史並毫無謝罪之意。豈止如此,他們的行為還顯示出了與承認歷史和進行謝罪完全相悖的思維。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進行的參拜,就顯示出了這種思維。其實,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為,我覺得更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之後,由日本幾家大報所做的輿論調查報告顯示,認為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挺好的聲音竟佔了將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離開政權,作為其最後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參拜了靖國神社。可那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作為已經過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許是以過去時態發出了這種支持的聲音。然而,我卻無法忘卻瓦萊裏所說的那些話語——人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創造未來,準備未來。我是一個已然七十一歲的老年小說家,我深為不遠之未來的日本人的命運而憂慮,盡管那時像我這樣的老人已經不在人世。而且,我,還有我們,被一種巨大的悔恨所壓倒,那就是沒能在日本與中國、日本人與中國人之關系這個問題上達到目的並迎來巨大轉機。

然而,你們是年輕的中國人,較之于過去,較之于當下的現在,你們在未來將要生活得更為長久。我回到東京後打算對其進行講演的那些年輕的日本人,也是屬于同一個未來的人們。與我這樣的老人不同,你們必須一直朝向未來生活下去。假如那個未來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麽,在那個未來世界裏必須承受最大苦難的,隻能是年輕的你們。因此,你們必須在當下的現在創造出明亮、生動、確實體現出人的尊嚴的未來,而非前面說到的那個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來。我憧憬著這一切,確信這個憧憬將得以實現。為了把這個憧憬和確信告訴北京的年輕人以及東京的年輕人,便把這尊老邁之軀運到北京來了。之所以這麽做,是因為已然七十一歲的日本小說家,要把自己現在仍然堅信魯迅那些話語的心情傳達給你們。七十年前去世的魯迅顯然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我和你們約定,回到東京以後,我會去做與今天相同的講演。

惟有北京的你們這些年輕人與東京的那些年輕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友好合作之時,魯迅的這些話語才能成為現實。請大家現在就來創造那個未來!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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