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おおひらまさよし、1910年3月12日-1980年6月12日)日本大蔵官僚,政治家。第68、69任內閣總理大臣(首相)。1936年畢業于東京商科大學。戰後,歷任大藏省主計局事務官、大藏大臣秘書官、大藏省主計局科長等職。1957年任自民黨總務。自1960年起在歷屆內閣中任官房長官、外務、通產、大藏大臣等職。1972年隨田中訪華,積極促進中日恢復邦交。1976年任自民黨幹事長,1978年12月當選為自民黨總裁,出任總理大臣並組閣。在任期間,對內提出"福利社會"目標;主張同各在野黨協調與對話,以穩固自民黨政權。

  • 中文名
    大平正芳
  • 外文名
    おおひらまさよし
  • 國籍
    日本
  • 民族
    大和民族
  • 出生日期
    1910年3月12日
  • 逝世日期
    1980年6月12日
  • 職業
    首相
  • 畢業院校
    東京商科大學

人物簡介

大平正芳 (Ohira Masayoshi) 1910年出生于日本香川縣一個農民家庭。1936年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畢業後,進入大藏省工作。1952年當選為議員。1960年至1964年的池田內閣期間,他前半期任內閣官房長官,後半期任外務大臣。

大平正芳大平正芳

1972年出任田中內閣外務大臣。同年9月,他陪同田中首相訪華,簽署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日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8年,大平任日本自由民主黨幹事長,積極支持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12月,大平當選為自民黨總裁,按慣例由國會選為首相。1979年9月,大平解散國會,舉行大選。大選後于11月再次組閣。同年12月,以首相身份訪問中國。

198年5月,眾議院通過在野黨對政府的不信任案後,大平強行解散國會,採取眾、參兩院同時選舉的戰略,以圖重新執政。在競選活動期間,他于6月12日在東京因病逝世。

夫人:大平志華子 (Ohira Shigeko)。

就任外相

大平正芳大平正芳

聯合國這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最重要的國際性組織,也給各國提供了最主要的國際論壇。日本于1956年加入聯合國後,也就獲得了在重要國際場合表達自己觀點的寶貴機會。

大平正芳剛就任外相兩個月,就于9月21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呼吁加強聯合國的作用,消除殖民主義和種族歧視,停止核實驗,實行裁軍和援助不發達國家。

1963年9月,大平剛訪問歐洲返回日本,五天後又飛往美國去出席聯合國第18屆大會。這屆聯大召開前的8月5日;美、英、蘇三國簽訂了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禁止核武器實驗條約,即“部分禁止核實驗條約”。大平外相在一般性辯論中發言,充分闡述了對和平與發展問題的看法。

首先,大平強烈地呼吁全人類實現和平:“像今日這樣大量談論和平的時代可說是前所未有的,那是因為能使人類滅絕的核戰爭的威脅增大,我們不得不認真地考慮和平問題。”接著,大平提到了古巴飛彈危機給全世界帶來的恐怖,認為它與全世界人類的存亡相聯系。

除了這種威脅和平的因素的存在,大平還分析了促進和平的積極因素:“但是,伴隨我們的不僅是這種消極面。今天科技的發達促進了人們生活各個領域的交流,的確令人驚嘆,現在一國人民與其它各國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緊密聯系起來。如同個人不可能在國家中孤立生活一樣,國家也不能在世界中孤立存在。這樣,當今人類從生到死都深深相連。從這種意義上我們全人類真是共命運了。和平之所以不僅停留于觀念問題,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務必親手確保和平。這是生活于現代的我們的義務,也是責任。”大平這裏說的和平,不是某一地區、一段時期內的和平,他已把和平提高到全人類相互依賴,謀求共同生存的高度來加以闡述。

大平指出確保和平應採取的手段應該是“緩和對立,消除不信任”,他認為無論多麽復雜和困難的問題,隻要尊重事實,相互信賴,是沒有解決不了的。但是,大平又提醒道,盡管己簽訂了片面禁止核實驗條約,隻是和平的漫長道路中的第一步。和平之路決不平坦,全世界所有國家應不失希望地忍耐和努力,一步步向和平前進。大平特別強調:“我們尋求的和平,絕非作為戰術口號的和平和觀念上的和平,而是保證尊重人權、伴隨著自由的、具體的全人類和平。”“為了確保真正的和平,大國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大國對全世界和全人類負有極其重大的責任。”大平認為作為世界和平維持機構的聯合國的使命,也愈來愈重要。

關于裁軍問題,大平提出了兩點看法:第一,必須考慮各國軍事力量的均衡和安全保障上的要求,否則將會威脅到和平,達不到裁軍的預期目的。第二,大國在裁軍上應擔負重大責任,特別是把禁止核武器實驗由部分推向全面,並希望更進一步在一般裁軍領域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以實現全面的裁軍。

關于殖民地的獨立,大平認為這是聯合國必須緊急解決的重要問題。雖有許多國家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令人高興,但今後要解決的問題和克服的困難還很多,還有許多民族尚未獨立,己獲獨立的國家對這些民族的命運不得不給予重大關註,這是可以理解的,但需防止過激行為。與未獨立民族有關的諸國,應從人類的進步這一高度出發,對這些民族的願望給予充分同情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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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在演說中將開發中國家的經濟進步與繁榮,作為確保永久和平的基本條件,認為這是現代國際社會的重要課題之一,也就是眾所周知的南北差距問題。相信聯合國在解決這一問題上會發揮特別重要的作用。日本將對聯合國的建設性事業積極給予協助。開發中國家自身也應對自己的將來作現實的展望,確立長期而健全的開發計畫。當然,要製定和實現這些計畫,就必須要提高全民教育水準,充實行政能力,改善勞動者的貭素,強化社會組織力。日本將在國力允許的範圍之內,與開發中國家進行經濟和技術合作,對亞洲諸國的要求,日本將作特別考慮。

大平外相還談到了擴大國際貿易問題和聯合國的財政問題。最後大平再次強調:“我們尋求和平一一永久的、穩定的、全人類的和平。為此,我們必須從地球上掃除恐怖和不安!”

1963年11月21日,日本國會大選投票,大平正芳在選區獲得票數64077票,比上一次少11票,以選區第二名當選第30屆國會議員。在擔任外相期間,大平因外交活動出色而獲得了其他國家授予的各種勛章,有泰國一等白象勛章,墨西哥阿吉拉·阿茲台克一等勛章,薩爾瓦多何塞·馬提亞斯·德爾加德一等勛章,挪威的聖·沃來夫一等勛章,阿根廷聖馬丁一等勛章,聯邦德國一等功勛章,比利時利奧波爾德一等勛章,馬來西亞蘇裏馬哈拉吉亞·曼克·努加拉一等勛章等。

政界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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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春,池田首相兩屆任期快到之時,他還決心繼續爭取第三次連任總裁,以圖最終完成他的“國民收入倍增”的目標。但池田的親信中許多人卻不以為然,大平正芳也是其中之一,他認為池田能當上首相,離不開佐藤派的支持。佐藤和池田是第五高中同學,也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門生。

吉田原有讓池田幹兩屆就讓佐藤接任之意。因此池田周圍不少人對他連選第三任總裁持消極態度,大平也曾對別人流露出這種意思:“首相隻想強行幹下去,真叫人為難。”大平的這種消極態度使池田對他產生了猜忌。大平因公務繁忙不常去池田家拜訪,這時有謠言說大平正芳想另立派系,其根據是大平以個人名義向池田派的“宏池會”所屬年輕國會議員提供了活動經費。池田聽到後把大平叫去追問:“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派閥?”大平聽後震驚地申辯:“決無此事!我隻不過替你給了本派議員一些錢,以往不是有先例嗎?您不是對我說過,用不著每件事都向您請示嗎?”池田忿怒地說:“不許這樣幹!”于是,關系一直很親密的池田與大平之間出現了裂痕。一段時間甚至嚴重到大平不能進入池田住宅。

這時自民黨內佐藤與河野的對立仍在繼續,大平做了許多工作之後,這種對立雖有所緩和,但並未結束。河野為了牽製佐藤,鼓動池田繼續出馬第三次竟選總裁。5月18日,佐藤要求與池田會談,但被拒絕。池田己下定決心競選第三任總裁。大平元奈,也隻得為池田的竟選繼續效力,向財界募集競選經費。

池田當選後立即進行內閣和黨領導的改組,結果池田的幾位最親信的“秘書官”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和宮澤喜一都未人閣。在黨的領導方面,幹事長前尾繁三郎因健康原因辭職。幹事長一職非常關鍵,頗費考慮。大平本希望得到這一職位,但前尾認為大平還須再經鍛煉,于是向池田推薦了政調會長三木武夫擔任幹事長,大平被任命力第一副幹事長,協助幹事長工作。這次任命是大平在一直很順利的宦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他以後的發展也就不像以前那樣一帆風順了。但大平毫無怨言地接受了這一職務,繼續努力工作。大概這次又像中國成語所說:“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內閣改組後不到20天,他心愛的長子大平正樹不幸去世!這一打擊使大平簡直悲痛到了極點。

池田當選首相後不久,發現以前聲音嘶啞的毛病更嚴重了。到醫院檢查後很快診斷出是喉頭癌。大平副幹事長又如當頭挨了一棒,急忙與前尾商量,既不能直接告訴池田本人及其家屬,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政局動蕩和對即將在東京召開的奧運會產生不利影響。在大平的勸告之下,9月9日。池田首相住進了東京築地的治癌中心醫院進行放射治療。大平與前尾反復商量之後,秘密叮囑治癌中心醫院負責人,要他們將池田患癌症這一事暫時保密。9月25日發表的公告稱“首相的病情是癌的先兆”,意思是現在不是癌症,但有可能轉化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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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公布沒有引起局勢動蕩,但大平等人從此便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既要考慮如何勸不明病情真相而又雄心勃勃的首相主動引退,又要考慮首相引退後誰來接班的問題,既要同三木幹事長及各派首領磋商,又得每天安排許多必須一件件完成的急事。

大平決定通過治癌中心醫院的比企大夫向池田委婉地勸告,希望他退下來休息治療。比企在10月10日池田出席了東京奧運會開幕式後的幾天,向池田表達了希望他引退的意見,並說這是大平和前尾的意思。池田這次沒像往常那樣剛愎自用,而是很快接受了勸告,決定辭去總裁和首相職務。10月25日,東京奧運會閉幕那天,池田首相發表談話。宣布辭職。辭職聲明是大平正芳起草的。

據大平後來回憶:“我把每天到治癌中心去看望池田先生,陪他談兩三個小時的話,當作我的日課。關于繼任總裁的事,除了以川島、三木兩位先生為中心所搞的詮選工作經過的報告外,別的從沒交談過。所以我跟池田先生交談的話題,主要是一些有趣的閒雜事。當然每天有許多客人來探望病情,也有人打電話來慰問。而這些人好像也都有意回避談論有關繼任總裁之事。”

當時,自民黨內外公認的有實力的總裁候選人是佐藤榮作、河野一郎和藤山愛一郎。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最合適的候選人,希望池田首相能指定自己繼任,于是都向川島、三木和池田的親信積極活動。三位候選人中佐藤當選的可能性最大。佐藤與他田既是第五高中同學,又同為“吉田學校”優等生,雖然二人之間己出現裂痕,但個人關系畢竟比與他人密切,池田上台佐藤功不可沒。而且兩人的老師吉田茂也有意讓佐藤繼任,在三個月前的選舉中佐藤也僅次于池田而居第二位,這些條件為社會大多數人看好,財界的大資產者們也支持佐藤上台。

佐藤派在這兩周期間加緊了活動。田中角榮作為佐藤派的骨幹,一方面到池田首相病房直接勸池田推舉佐藤為繼任者。另一方面努力作大平正芳的工作。大平對田中說:“這種問題要好好考慮,不能胡亂行動。政權問題隻能因勢利導。我理解佐藤派想擁立佐藤的心情,但應慎重行事。”據大平後來回憶:“真希望11月9日早一點到來。而這兩周卻顯得特別漫長。政權這個難以捉摸的幽靈,在平河町的自民黨總部與築地的治癌中心之間來回徘徊,尋找它的歸宿。”

11月8日是總裁指名繼任人工作結束前的最後一天。當晚,大平為池田草擬廠指名檔案,“我推薦□□□□君為後繼總裁”,在應填姓名處空了四格,由池田第二天一早親自填寫。11月9日早晨7時,川島、三木、大平和官房長官鈴木善幸到了池田病房。川島副總裁和三木幹事長向池田詳細匯報了詮選繼任總裁的經過及他們個人的意見,提出黨內的主要趨勢是支持佐藤繼任總裁。最後他們一致請首相池田作出裁決。池田在大平事先準備好的檔案空格上填寫了“佐藤榮作”四個字,于是這場長時間的詮選劇就結束了。

現在大平副幹事長最擔心的是河野和藤山兩派在上午的自民黨國會議員大會和下午的眾議院全體會議上會作出如何反應。上午10點召開自民黨議員大會,會前大平在自民黨總部門口遇到河野派幹部森清,他對大平說:“我們敗了,但要進行合作,今天全體都來出席大會並投票支持佐藤。”大平心中如一塊石頭落了地。自民黨議員大會上,佐藤當選為自民黨總裁。下午眾議院全體會議時.大平與河野並排坐,中間僅隔一人。大平向河野打招呼:”謝謝您,費心了!”河野高姿態地答道:“大平君,不要客氣,沒問題。今天河野派全體都來出席會議,而且都投佐藤榮作的票,您盡可放心。”說完便愉快地與旁人交談起來。對河野一郎的這種心胸開闊的政治家風度,大平感觸根深,他感到那天的主角好像不是佐藤先生,而是河野先生。這天下午佐藤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順利當選為內閣首相。從池田到佐藤的政權交替總算完成。

照大平的說法:“從10日25日到11月9日這兩周,猶如跳進熱水桶一般,真是非常緊張難熬的歷史時刻啊!”政權交接結束後,當天下午,大平又回到了池田的病房。他對這位卸任首相說:”11月9日這天,無論是對您還是對我來說,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池田點頭表示同意。佐藤內閣掌權後一個多月,池田派的官房長官鈴木善幸和第一副幹事長大平正芳因與首相關系不密切而辭去了自己的職務。

辭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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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辭去副幹事長之職後,直到1967年11月的三年間,沒有擔任黨和內閣的重要職務,僅擔任了一些較次要的閒職。這一時期的大平表面看來是無官一身輕,但他精神上並不輕松。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鬱悶,也有失去親友的悲傷;既有對時勢的冷靜觀察與思考,也有為重新崛起而充實自己的行動。

剛辭職不久的1965年1月23日,大平向自己選區的後援會會報<東京通信>寄去一篇短文,題為《禍生得意,福育隱微》。文中介紹了從1964年8月6日長子正樹去世,到11月9日池田交出政權這段時間內自己的遭遇和作為,以及新一屆政權誕生的過程,同時也表述了自己當時抑鬱的心情。大平認為,1964年對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年。長子去世、池田因病入院和辭職、佐藤執掌政權等一系列變故,使他感到暈頭轉向。

大平深深感嘆道:“時運真不可思議,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緩流之時,亦有激流旋渦狂暴之時。然而,作為在這時的激流中航行的人們,最重要的是具有虔誠之心和周密的註意力、小心謹慎以避免失誤。因為禍多生于得意之時,福幾無例外育于隱微之中。”大平認為自己在為池田政權的建立出謀劃策,又在該政權盛期擔任要職,這種政治家實不多見。政權的結束比政權的建立更為艱難,若政權結束時一出現差錯,其政權一瞬間便會聲名掃地。而自己為了維護池田政權的名聲己盡了最大努力。

最後大平談到:歷史上的時間似乎不變地向前椎移,但有時一瞬間就會改變人民、國家和世界的命運。我們無法判斷這一瞬間何時到來。因此我們應時常靜心、虔誠,準備迎接上帝的考驗。這裏大平隱約表達了自己靜觀待變,終將東山再起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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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這三年之間,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繼辭世。河野一郎于1965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月12日的葬禮;池田勇人于同年8月13日去世;1967年2月7日,大平的恩人、同鄉、前大藏大臣津島壽一去世;10

月20日,曾親自聲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歲高齡去世。特別是大平的恩師池田勇人的去世,對大平又是一次打擊。

池田不僅作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輩,將大平引上從政之路,對大平進人日本政治的領導核心起了關鍵作用,而且對整個日本在60年代經濟的高速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池田提出10年之內使國民收人倍增的計畫結果在7年之內完成了,使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不久以後躍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年代過著富裕生活的日本國民仍對“池田時代”難以忘懷。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善感的大平正芳仿佛失去了一個親人,感到無限惆悵,生活空虛。

池田去世後,他的兩名親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間的關系開始出現不睦。前尾是1957年池田在離開岸內閣時,向岸信介引薦而進入內閣的,並擔任了通產相的要職。池田內閣時又擔任黨內重要職位幹事長,逐漸取代了大平而成為池田最親信之人。在1965年8月4日池田第二次動手術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鈴木善幸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後事。前尾認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領導人,大平卻不認為池田有此意,而主張由活著的人來決定誰作本派領袖。當然,因無人反對。最終還是前尾作了池田派領導人。但從此以後,前尾和大平之間便產生了齟齬,以前以兄弟相稱的兩人皆心存芥蒂,行動上也不那麽合拍了。這種情況對于佐藤派是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組織“宏池會”于1963年大選結束後,遵從自民黨組織調查會的勸告而宣布解散。但實際上名亡實存。池田去世後,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組建了一個名為“新財政研究會”的政治團體來取代宏池會。這個新政治團體隻是換了一個名稱,其管理機構、活動時間和活動方式完全沒變。大家仍習慣地稱其為“宏池會”,在大平、鈴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漸加強。後來,由于前尾掌握了宏池會政治資金,並籠絡了本派許多議員,大平就另外組織了“周四會”,吸收了一些年輕議員參加,並另外籌措政治資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趨勢。

在這未擔任要職的三年裏,大平喜愛看書的特點更突出。讀書可以排解他這時的憂鬱心情,同時對于他今後的發展也是一種積累和充實。大平經常對周圍的人說:“隻有處于閒職之時才能更多地學習,與人的交往也密切,

可以取得更多的收獲。在榮耀的崗位上看起來很華麗,實質上收益甚少。”大平每星期都要到書店去一兩次,一般情況下都要買兩三本新書回去,他在書店裏翻閱較多的並不是政治,經濟、法律等書籍,而是有關歷史、社會和隨筆之類的書。大平說:“每當我聞到每星期新到的書籍的新鮮香味,每當我翻閱新書所產生的溫柔的感覺,心裏就不勝愉快,這一瞬間,使我感受到生存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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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通過讀書,特別是比較多地讀從外國翻譯過來的書。發現了日本文化的缺陷。他認為,西歐的作品在構思宏大、立論雄偉,例證豐富,筆調銳利這些方面有明顯優勢,中國的古典著作本身就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其中大膽披露中國人固有的思想,具有強烈的吸引力。日本人的作品則是介紹或模仿東西方文化,對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和信心,作品缺乏自己獨特的風格。即使在戰後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人仍置身于西歐和中國兩股巨大的思想潮流的漩渦中,忽東忽西,處于仿惶和苦悶之中。

日本的書刊雖多,但留給讀者的,“既不是自豪,也不是自信,更不是滿足,留下的始終是精神上的渴求。”大平正芳不僅是一個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不僅考慮日本的政治、經濟的發展,也在考慮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的何去何從。經過深思,太平認為,不管是接受的西方還是東方的文化,都應該變成日本人的血肉,形成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它才會發展壯大,產生日本人自己的偉大思想。

1966年4月5日,大平正芳作為自民黨政務調查會外交調查會副會長,在自民黨總部所辦政治大學上,大平作了題為<我黨的外交政策>的報告。在報告中,大平談到了什麽是外交,日本外交的範圍,自由陣營與日本,日本的安全保障,聯合國政策,亞洲外交,經濟外交,南北問題與日本等各方面的問題。大平在講演中著重談了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中國問題。

大平提到因為中國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反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陸和台灣之間選擇一個。我們的前輩選擇了中華民國(台灣政府),當然就不能選擇中共了。為什麽會選擇中華民國呢?大平認為當時大概是有如下考慮:蔣介石“以德報怨”,將留在中國的許多日本軍隊放回了日本,對日本有恩誼;中華民國政權與日本同屬自由陣營;台灣對日本來說是很大的顧客,與日本的貿易數額較大;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與台灣周圍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關。

大平認為,現在日本尚未下決心與北京談判,目前仍維持著與台灣的“正常關系”。因為日本與中國大陸又是一衣帶水的關系,故雙方雖無政府間接觸,但民間交往卻存在,即實行政治經濟分離的原則。可是政治和經濟的分離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經濟終究是融為一體的。現在別無他法,暫實行這種政治經濟分離的辦法也大致無妨。

然而這種不正常關系是很成問題的。“台灣和北京都不承認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畢竟是中國應解決的問題,日本是無能為力的。“世界輿論若能對此問題有一致看法,也許會抓住解決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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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聯合國大會支持台灣北京的都是47票,20票棄權,于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項決定方式,即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也是關于世界和平的重大問題,因此需要大會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權。”他認為假如聯合國用投票方式承認北京一方的中國代表權,也會出現難以想象的麻煩。北京是否會到聯合國來,誰也不能判斷。集合了愛好和平國家的聯合國,現在將以前當作好戰政權譴責的北京迎接人聯合國,聯合國憲章如何解釋。而且至今仍忠實執行憲章規定義務的成員台北的態度如何也很難判斷。當國際輿論決定性地承認北京代表中國時,日本對聯合國和對中國的政策都會有重大轉機,國內輿論也會日益活躍。

在這三年相對松閒期間,大平還為鞏固自己的選區作了努力。鑒于第六次當選議員時,雖身居外相要職,卻在選區名列第二的教訓,大平事務所加強了後援會的組織。1964年12月12日.開設了以年輕人為主的“大平政治教室”,聚集在教室的人成立了“芳友會”,創辦了<東京通信>、《芳友會志》等刊物,使大平後援會的活動搞得有聲有色。以神崎造紙廠的加藤藤太郎為首的三豐中學、高松高商的校友們對後援會的活動給予了巨大支援。結果,在1967年1月的大選中,大平獲得了75076票,以第一位當選,比第二位多出了35000票。

大平也趁這個機會密切與家鄉的關系。1967年7月19日,他曾就家鄉四國與本州之間架橋的問題在國會建設委員會進行質詢。他從日本經濟的長期發展的高度,論證了四國與本州間架設復數橋梁的必要性。當時在場的有許多記者和建設大臣西村英一。聽了大平的論證,西村驚奇地說:“想得非常開闊!”

在這三年間,大平除了讀書充實自己外,還寫了<回憶長子正樹>一文,並出版了自己的《春風秋雨》,由鹿島研究所出版會出版(非賣品)。這部書主要回憶了池田政權的一些情況。1966年10月,大平的次子大平裕結婚了。1967年11月,閒居三年但並未消沉的大平正芳的命運,又來了一次大的轉折。

命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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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內閣在執政三年期間,也經歷了重重波折。1967年晚期,佐藤榮作為了爭取第二年能第三次連任總裁,決心採取較重大的內政、外交措施。對內他計畫重新調整黨和內閣的成員構成,外交上則開始著手解決美國歸還沖繩,小笠原的問題,1967年11月14、15二日,佐藤到華盛頓美國總統約翰遜會談,就歸還沖繩的時間達成協定。歸國途中,佐藤在檀香山向記者暗示,要盡快進行黨和內閣的人事改組,建立舉黨體製。

佐藤回國後,立即請三年未擔任要職的大平正芳出山擔任黨的三領導之一政務調查會會長。大平屬于前尾派,該派在左藤上台後是受到壓製的。1965年7月進行黨政人事改組時,田中角榮幹事長擬請大平擔任政務調查會會長,但遭佐藤拒絕。這次佐藤請大平擔任該職,目的是為了在第二年的總裁大選中牽製己決心參加竟選的前尾,使大平作為前尾派的骨幹不能充分參與支持前尾竟選的活動。所以大平對是否出任該職曾猶豫不決。他不僅征求了本派首領前尾的意見,也與佐藤派的田中角榮多次協商,最後決定出任該職。

1967年11月25日,佐藤正式宣布大平為政調會會長。這樣,大平在沉寂了三年之後,再次回到政治領導核心之中。自民黨除了最高領袖總裁之外,還有被稱為“黨三役”的三名核心領導人,即幹事長、政務調查會長和總務會長。政務調查會簡稱政調會,負責製定政策。照自民黨黨章規定,黨的正式的方針政策,必須首先由政調會進行研究和通過,然後再交黨的總務會討論和通過,最後經黨代表大會或黨的國會議員大會通過,才形成最終決議。然後以內閣提出法案的形式,作為國會議案交國會審議表決通過。但實際上,政調會在這方面幾乎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黨的代表大會及議員大會雖然是決議機關,但並不參與擬定具體方針政策。這些具體方針政策都是政調會擬訂,交總務處修改一下甚至不修改就通過,送交黨代表大會或議員大會表決,表決時基本上是原案通過,很少有改動,更不會否決。所以政務調查會在決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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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調查會會長領導著一個龐大而復雜的機關,有五名以內的副會長和審議會,15個部會以及無數個處理特殊政策問題的臨時特別調查會。大平正芳任政調會會長領導著這龐大的機關,擔負著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製定工作,但很快就調整了思維,並擬就了如何開展工作的方針。1967年11月28日,大平在<朝日新聞>主持的“直言問答”中披露了這些方針:一、謙虛行事,對于國內外日益復雜的環境和龐大的經濟規模所造成的問題靈活處理;二、切忌先人為主,應以扎實而長遠的眼光看待問題;三、既要前進,也要回顧過去,吸取以往教訓,重新研究前進過程中出現的弊端;四、充分開展協商和對話,不僅在執政黨和政府內,也要與在野黨和普通國民進行充分對話,使政策的製定能吸取充分的意見,為在自由的氛圍中製定政策創造條件。

政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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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擔任政調會長的這一年中,內政方面遇到的主要問題是財政僵化和收購米價問題,這二者又是相互關聯的問題。大平剛任職三天,大藏省的村上次官就到他辦公室來呼吁應採取強有力措施消除一些行業的財政赤字,特別是要找出國營鐵路、大米收購和國民保健等行業赤字嚴重的原因,採取針對性措施消除或減少這些赤字。

大平認為,首先應了解一下真實情況,研究大藏省提出的數位是否準確。其次是弄清下一年度的財政規模。但要根本解決財政問題,還須從長遠發展的眼光正確估計今後日本經濟的發展趨勢,並將財政在這長遠發展的經濟中置于應有的地位。

大平主張在提出解決目前財政問題的方案之前,應該先在執政黨和政府中充分協商,統一看法,否則方案將難以產生,即便產生也無法貫徹實施。因此他希望執政黨應統一認識,結成一體解決財政困難。1968年1月30日,大平在第58次眾議院常會上代表自民黨進行質詢時,談到了有關財政問題。他認為造成財政困難的根源不僅在財政金融系統本身,也應追究現存的製度和習慣,這些製度和習慣使機構雍腫,人員龐大,效能低下,卻又耗資巨萬,使財政很難適應快速多變的時代要求。解決困難的關鍵在于政府的決斷和國民的理解與接受,政府應以坦率態度將實際困難告訴國民。以後日本實行的“行政財政改革”證明了大平的分析是正確的。

與財政赤字相聯系的是國家收購的大米價格問題。由于政府每年收購大米給予了大量補貼,造成了這一部門赤字累累,無法再提高收購價。圍繞這一問題,1968年7月,農林方面的議員在自民黨總務會上強烈要求提高收購米價。但若提高大米收購價,勢必進一步增加財政負擔,同時帶動其它相關商品的價格上漲。一向穩健的大平政調會長當然不同意立即提高大米收購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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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次會議上,自民黨兩任總務田村元和田村良平相繼激動地站起來指責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大平政調會長不了解農業和農民生活,要求大平立即辭職,從會上退席。大平聽了一陣後覺得不對勁,站起來想離開會場。這時坐在大平身旁的米價調查會長田中角榮拉註了他,勸他不要一氣之下就離開,否則不好再回來了。于是大平又留下耐心地聽他們說完,然後從容不迫地發言:“兩位總務先生剛才說我不了解農民生活??我大平隻是贊歧一個貧農的兒子。我在少年時代,天剛亮全家就必須起來,去山間的田地裏勞動,然後我還要趕去乘清早第一班火車去上學,天天如此??現在競說這樣生活過來的大平正芳不了解農業,真使人感到意外。”大平的話使聞者深受感動,田中角榮後來說:“這是我第一次聽到的大平感人肺腑的發言。”大平發言後,總務會慎重決定將米價問題交由黨的三位領導和米價調查會長解決。

在外交方面,日本當時面臨的最迫切課題是收回沖繩和政府對核問題的基本政策。1968年1月30日,大平政調會長在第58次眾院常會上,就這兩個相互聯系的問題作了重點闡述。

首先,大平談了政府對核的政策問題,他提到佐藤榮作總理曾說過:“在現今的核時代應如何生存,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課題。”大平指出:對于近期即將形成的防止核擴散條約的早期締結,日本各政黨之間尚無大的分歧。政府常常明確強調不允許核武器進入的方針,這當然是應該受到鼓勵和支持的核政策,與此相反,如果宣傳政府默認核武器的秘密進入,而國民又對此無動于衷,那將是日本的不幸。對有關核的知識的吸收與對反對核武器顯示出同樣的關心和熱情,這是日本核政策的進步。

大平進一步分析對核的科學知識的了解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說:“必須謙虛地避免用貧乏的知識和經驗,急于在核政策上全面地下一些尷尬的結論。”“我們應考慮如何研究和開發核能。否則無法有效地管理核能。同時必須慎重處理核武器,以銷毀它為目的,積極參加核裁軍以及其它的國際協調。為此,我認為應提高我國有關核知識的認識水準。”

大平又提到最近因美國“企業”號航空母艦停泊日本而引起的日本人民的反對,說明政府的核政策尚未被國民所接受,需要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來加深國民對日美關系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理解。

對大平有關核政策的發言,佐藤首相當場重申了日本政府對核武器的三原則:不製造,不擁有,不運進。大平接著談到了美國歸還沖繩的問題。他說,以前美國曾答應沖繩是日本領土之一部,待亞洲局勢緩和就歸還。因此,日本歷來的沖繩政策重點在于日美協力,提高沖繩的民生福利,尚未涉及統治權的歸還問題。但近來要求實現沖繩統治權歸還的呼聲異常高漲,對這種情況作出的回答是,佐藤首相訪問沖繩時發表了歷史性聲明:“沖繩不歸還,日本的戰後就未結束。”為此,1967年秋,日美首腦舉行的會談,主要討論了這一問題。其結果,在歸還沖繩統治權這一基本方針之下,日美間商量好就沖繩地位繼續共同協調。這的確是一大進展。

但大平又指出,對這種協調國民有一部分人強烈不滿,大平認為這是對沖繩問題理解不足所造成的,因為沖繩問題是與安全保障條約日本堅持的核政策有關系的問題。果然,以後沖繩問題討論的中心,就集中到了安保條約和核政策上。所以沖繩問題不單是歸還統治權就算了,而是必須保障沖繩永久的安定和繁榮。大平進一步提出了對解決核問題的主張:即在情勢逐漸向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向發展時,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加深國民對沖繩問題的理解。為此,政府在不妨礙外交的前提下,向國民表白這一問題進展的難度和構想,以促進沖繩問題的討論有實質性進展。

最後,大平還闡述了與以上兩個問題緊密相聯的安全保障問題。大平認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在于國家所作的有利于保衛日本的努力,即關鍵在于日本內部的發展,如秩序井然的民主政治,社會秩序的健全維持,經濟文化的經營充滿活力,教育水準的顯著提高,國民生活內容充實等,這些因素才是安全保障的根本。

大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戰後劇烈分化和反復動蕩的世界中,日本作為和平國家,隻保有相對較少的防衛力量,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另外,放棄帝國主義野心,在和平共存的觀念指導下,不敵視他國,維持與各國活躍的外交,這樣才保衛了日本的安全與繁榮。“我相信,這才是日本應該採取的正確道路”。所以大平認為,今後日本應繼續追求和平共存之道,為世界作出貢獻,具體說來就是動員高貭素的國民能量,為解決令全世界苦惱的和平問題和南北問題,不僅在經濟力量方面,而且在提供知識和技術方面也盡到自己的責任,發揮應有的作用。

當然,大平認為具體的安全保障手段也同樣重要,這就是採用以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為軸心的地域性集團安全保障方式。在現實中,隻有這種方式更安全。日美安保體製在戰後長時期內,遠離世界其它地區的紛爭,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和復興,它經歷了戰後嚴峻的歷史考驗而行之有效,所以是日本應該選擇的堅實道路。政調會長這一職務大平正芳雖然僅擔任了一年時間,但卻給他提供了一個站在全黨和政府的立場上,全面觀察和深入研究內政外交各方面問題的良機。比起他以前負責的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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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和資本自由化的促進者

1968年11月27日,新一任自民黨總裁選舉投票,佐藤榮作以絕對優勢戰勝了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第三次當選為自民黨總裁。選舉結束後,田中角榮與大平、前尾在“榮家”飯庄會晤,達成了大平進入新一屆內閣的協定。11月30日新內閣組建完畢,大平人閣擔任通商產業大臣。這是內閣中的又一個重要職位,通常被認為與外務大臣、大藏大臣一樣,是通往首相職位的重要階梯。

通產省是主管日本工商企業、國內外貿易、外匯匯兌和度量衡管理事務的中央行政機關,其主要任務是加強工業基礎的發展,改進工業技術,促進國內外貿易的發展。

大平擔任通產大臣時,正是日本第二次實施貿易和資本的自由化政策時期。日本于1964年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後,為了加強與各國貿易往來,適應逐漸擴大的國際貿易規模,在1967年曾實施了第一次貿易和資本自由化的產業政策,將限製進口和生產的商品種類下降到163種。大平任通產大臣後不久,1968年12月19日內閣召開會議時,通過了積極推進產業自由化的方針,將限製輸入的產品降到121類。3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資本自由化,到1969年的4月1日,又將限製進口產品降到120類。到1969年7月18日第七次日美貿易經濟混合委員會會議上,又決定到1971年12月底,把現存的限製進日項目由120項減少到60項以下。

這種貿易和資本自由化政策的實施也在日本國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議論,認為如果日本敞開自由化大門,外國的商品和資本會像洪水般涌進國內,憑借其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佔領日本市場,這樣就會迅速將日本國內的企業擠垮。

大平卻認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因為實現自由化後,並未造成人們擔心的那種結果。因此他決心繼續推行自由化,並促成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並。這種合並的典型之一就是新日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的誕生。

日本在二次大戰前最大的鋼鐵企業是日本鋼鐵公司,簡稱“日鐵”,它是1896年由官辦的八幡鋼鐵公司吸收了四個民間公司後形成的官民合營的企業。1950年,根據“禁止壟斷法”的規定,將“日鐵”分解為八幡和富士兩個鋼鐵公司。為了即將進行的技術革新的投資發揮更高的效益,兩個公司經過策劃,在1968年4月17日宣布即將合並為“新日本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新日鐵”。對這種合並的傾向,通產省表示諒解,承認了合並的必要性與合法性。但由學者及有關人士組成負責調查和判斷企業是否違犯“禁止壟斷法”的“公正交易委員會”卻認為新日鐵有可能違反禁止壟斷法,不大贊成這項合並。

當時的社會輿論對這次合並大多持批評態度,幾乎所有的現代經濟學家都表示反對。但大平正芳卻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認為:“從產業政策上看,必須實現這次合並。誠然,由于這兩家公司的合並,它的各種產品在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提高、但不能認為這就和禁止壟斷法相抵觸。對產業政策來說,具有吸引力的是,由于這兩家公司的研究開發與市場的一元化,將會帶來技術水準與經營質量的提高。如果都是脆弱的產業,就不可能製訂出有信心的產業政策。而且隻靠政府的力量,也不可能製訂出有實效的產業政策。政府的產業政策也要依靠具有卓見與實力的優秀企業的協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也是一個希望新日鐵公司誕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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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這樣的認識,大平通產相便為兩公司的合並積極斡旋。他幾次會見了公正交易會委員長山田精一,要求他予以理解;又同過去在大藏省的同事、公正交易委員龜岡進行了頻繁接觸,請他促進委員會對合並一事充分理解並給予審議。1969年6月19日,公正交易委員會決定重新審理這項合並。7月29日,政府對此合並提出統一見解:“大型鋼鐵企業的合並,原則上是必要的。”8月21日,兩公司又向公正交易委員會提出了追加性對應條件。10

月30日,公正交易委員會最後承認了兩公司的合並。”1970年3月30日,兩公司正式合並為“新日鐵”公司,大平自己認為他實際上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鋼鐵企業的誕生起了一個助產士的作用。

以後,日本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于資本自由化章程的原則,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擴大了自由化的產業種類。如汽車的自由化生產銷售問題,在10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就決定了實施方針,到1971年4月開始施行。日本的汽車行業並未因該方針的實施而被擠垮,反而因此而加緊技術改造和提高生產管理質量,使汽車產量成倍成長並暢銷全球,到1973年就成為世界第二號汽車生產國,到1980年,汽車年產量超過1000萬輛,成為世界頭號汽車生產國。

實踐證明自由化的產業政策促進了日本經濟飛速發展。大平通產相于1970年1月1日的<五行評論>上發表了《新通商產業政策的課題》一文。在該文中,大平提出了70年代日本發展的課題:集中國民力量,創造新的價值。他接著分析了日本戰後15年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經濟成長率極高,人均生產值成長很快,國民儲蓄數額劇增,說明日本經濟發展前景可觀,潛力極大。但他又指出,經濟發展中問題不少,如外匯儲備少,海外投資積累低,出口產品中成套設備的比例小,在技術方面的支出遠遠高于收入,企業金融能力不足等,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也引起了國民的強烈不滿,如公害、住宅狹小、道路擁擠、上下水道不足等,影響到了國民生活的安定。

大平談到,自己擔任通產大臣以來,受到了美國方面的強烈要求,要日本復原尚存的進口限製,讓美國及其它國家的資本能自由進入。大平承認日本經濟發展尚存不少弱點,並答應美方要努力糾正乃至除去這些弱點,銳意致力于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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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著重談到通產省于1969年7月研究了今後兩三年的通商產業政策,並考慮了今後的基本方向,這就是所謂“四大支柱”:

一、經濟的國際性擴展;

二、充實國民生活的質量;

三、確保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四、以創造性發展為指針。這“四大支柱”的具體內容因已有各種詳細說明,大平在文中僅作了一些補充。第一,在推進自由化時,為了與歐美優秀企業和商品競爭,整飭國內產業體製就成了緊要問題,這種整飭不僅限于八幡和富士兩鋼鐵公司那樣的合並,而且必須按照行業種類推進專業化和協作化。其次,關于充實國民生活質量,這在提高生產力是至高無上的命題這一階段,很難成為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但今後仍必須花精力解決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協調生產發展與國民生活的矛盾。為此,政府應加大相關的科技研究投資。

關于資源問題,應該改變以前單純依靠商業手段從海外獲得資源的作法,探索如何著手開發海外資源,但對這種需要龐大資金而又伴隨著極大風險的海外開發,政府和資源需要者的配合是很必要的。

在文章的最後,大平正芳談到了今後的經濟運營與政府的作用。他主張:“今後的經濟運營,應以民間為主導。民間主導的真正意圖,就在于今後必須更明確地認識到,民間企業要憑自己的力量,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在自由經濟體製中,發展經濟的主力是民營企業,隻有民間的睿智、活力和創造力才是發展的原動力。這點自不待言,但歷來的日本企業存在著一種傾向,一遇困難動輒就依賴政府。若不改變這種苟且偷安的態度,是沒有指望向未來大發展的。”

大平的這種以民營企業為主導發展日本經濟的思想,早在他任職于大藏省主計局的1946年就在“出售官營產業問題”的政策建議中初具雛形。這許多年來,日本經濟已由戰後恢復轉向快速發展,他的這種思想的基本點仍然保持,不過他看問題的視野更為開闊,論述更為深刻了。

派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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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13日,大平正芳與宮澤喜一去打高爾夫球時,曾見到佐藤,佐藤並未言明此次重新組閣將兔去大平職務。當天晚上,田中角榮幹事長通知大平,此次組閣他仍留任通產大臣。但次日下午保利茂官房長官宣布內閣名單時,卻沒有了大平的名字。這時大平正在山王大樓事務所裏看電視轉播,第二天早晨,大平驅車前往池田勇人墓地,向這位恩師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忿懣。

這是大平又一次離開日本政治的領導核心,使他覺得命運真難捉摸。就像他以前給<芳友>雜志撰稿時所說的:“人之一生,既有歡樂,也有憂愁;既有得意之時,也有失意之年;既有榮耀之時,也有屈辱之秋。”這件事使大平與佐藤的感情惡化,以後他便對佐藤政權持批評態度。同時,大平也再次痛感政治的無情,深刻意識到要在日本政壇站穩腳跟,絕不能靠他人的“恩賜”,充當別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附屬品,而應該擁有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內應該有擁戴自己作領袖的政治集團。實際上,大平正芳在長期擔任公職和從政的生涯中,已逐漸具備了充當政治領袖的主客觀條件。

大平是自民黨公認的“黨內理論家”。他不僅在學生時代就打下了扎實的學業基礎,而且在擔任公職和從政之後,善于冷靜地觀察,思考工作中和社會上各方面的問題,並擅長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的理論分析,這些分析往往具有獨到見解。因此在許多場合,他的政論中表現出的遠見卓識常令聽眾感動和折服。他的講演水準也因發言機會較多而迅速提高,往往還可以用英語在國際場合講演,這是不少同時代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在性格上,他始終給人一種穩健、深沉、倔強的感覺,使人覺得他可以信賴。

他不僅從事了黨務和內閣各業務部門的具體工作,而且擔任過政策理論水準要求很高的政務調查會長一職,使他在擁有豐富的政府工作經驗的同時,也能站在全黨和國家的高度去洞察秋毫,綜覽全局。作為政治領袖的個人貭素,大平已基本具備。當然,日本政治是典型的“金權政治”。各政治派別勢力的大小往往與其擁有的財力成正比。如據1967年的調查,這一年自民黨各主要派別公開的政治資金分別為:佐藤派37784萬元,福田派31747萬元,前尾派22900萬元,田中派12059萬元,三木派16180萬元,因此,僅有才能,沒有強勁的財力作後盾,在政治上將一事無成。

大平正芳在這方面也擁有了相當突出的優勢。他不僅本身擁有一定資產,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企業界和財界的鼎力支持,不少企業界與財界擁有雄厚實力者都與大平關系密切。如原委內瑞拉石油貿易公司董事長、日本營業者團體聯盟會長櫻田武、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長、海外石油開發公司總經理今裏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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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大企業家還組織了各種各樣的支持大平正芳的團體,如關西電力會長蘆原義重、前中部電力會長橫山通夫、東京電力社長平岩外四。東京瓦斯社長村山武雄等組成的“村芳會”;松下幸之助、崛田庄山等關西財界實力人物組成的“吉兆會”;東京商大的校友們如古河電工社長小泉幸久、住友金屬社長藤崎章等人和曾在池田勇人身邊的人物組成的“大平會”;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士光敏夫、日立社長駒井健一朗、三菱電機社長大酒保謙、日本電氣會長小林宏治和新日鐵會長稻山嘉寬等人組成的“末廣會”。此外還有“大榮會”,“清友會”、“芳明會”、“大雄會”、“官界大平會”、“高松高商大平會”等。東京商大的同年級同學中也不乏支持大平的有產者,如三菱瓦斯化學社長相川泰吉、日本礦業會長庭生正之助、三井鋁業社長川口勛、住友橡膠社長齋滕晉一等人。

這些企業界和財界的實力人物和團體,在不同時期先後與大平保持著不同程度的關系,他們可以為大平的政治活動提供雄厚的資金,這在日本政界是合法的。前述各派的政治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各大企業的“捐贈”。大平完全可以為自己在政治上獨樹一幟而籌集巨額資金,從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

此外,有豐富經歷的大平正芳還在官界有著廣泛的關系。如大藏省的同僚橋本龍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下村治、原純夫等人後來都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在興亞院的同僚武內龍次後任駐美大使,岡原昌男後任最高法院長官,礬崎睿後任國鐵總裁,還有伊東正義、佐佐木義武之池田派的官僚有不少人也與大平結成了政治同盟,甚至佐藤派的田中角榮與池田有姻親關系,加之自己的政治目的,也與大平結為同盟。

大平出身寒微,沒有什麽有勢力的親戚。但他通過聯姻,與一些有實力的人物發生了密切聯系。大平的岳父鈴木三樹之助是三木證券公司的創業者,經濟力量不可忽視。大平的次子大平裕是神崎造紙公司董事長遠藤的女婿,三子大平明後來娶的是大正製葯公司的上原正吉參議員的孫女,上原家又聯結了昭和電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日清製粉公司董事長正田英二郎,這一姻親關系,一直延伸到天皇家族。

因此,第二次離開政治領導核心的大平正芳,已再不是勢單力薄而任人擺布的普通官吏,為了在政壇能獨樹一幟,他開始著手積蓄和擴大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將已處于渙散狀態的原保守政權的主流——池田派重新團結起來,而且要由堅定的大平取代動搖不定的前尾做這一派的領導人。

池田死後,池田派成了前尾派,宏池會改名為新財政研究會,但實際上大家仍習慣稱之為宏池會,會長是前尾繁三郎。前尾身體不太好,性格也優柔寡斷,因而使人很難相信他能勝任一派領袖。1966年競選總裁失敗後,1967年10月底,前尾幾經猶豫,在三木武夫宣布參加1968年總裁競選之後,也宣布再次出馬竟選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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