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1927-1937),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地主、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同時也可指新中國成立後的土地革命)。在此介紹的是十年內戰時期的,即初級土地革命。

  • 中文名稱
    土地革命
  • 時    間
    1927-1937
  • 人    物
  • 類    型
    革命

簡介

土地革命,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開展打地主、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的革命。1931年春,毛澤東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製定出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那就是:依靠貧農、僱農,聯合中農,限製富農,保護中小工商業者,消滅地主階級,變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製為農民的土地所有製。這條路線,調動了一切反封建的因素,保證了土地革命的勝利。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

步驟

為了保證土地革命的順利進行,縣、區、鄉各級都建立了土地委員會。分田的大體步驟是:

(一)調查土地和人口,劃分階級;

(二)發動民眾清理地主財產,焚毀田契、債約和帳簿,把牲畜、房屋分給貧僱家,現金和金銀器交公。

(三)丈量土地,進行分配,公開宣布分配方案,插標定界,標簽上寫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積。

土地革命使廣大貧僱農政治上翻了身,經濟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證。為了保衛勝利果實,他們積極參軍參戰,努力發展生產。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僅半年之內,參加紅軍的翻身農民達3萬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黃安七裏坪的一個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農民入伍。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

背景

四一二事變後,位于南京的國民政府一方面鎮壓中國共產黨,另一方面繼續對奉系軍閥作戰,以其完成統一全國的目標。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一部分共產黨人率先在南昌起義。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正式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隨後,中國共產黨人在湘、贛、粵、鄂、豫、皖、閩、浙、陝等地紛紛舉行武裝起義,組織工農武裝,走上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1927年10月,毛澤東率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隊伍到達井岡山,開展遊擊戰爭,進行土地革命,組織工農政府,建立地方武裝,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等率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隊伍和湘南起義中組織的農軍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部隊會合,建立了中國第一支工農紅軍,並進一步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此後,中國共產黨相繼開闢了湘鄂西、鄂豫皖、陝甘、海陸豐、左右江等革命根據地,建立了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和其他紅軍部隊。

發展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紅軍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先後粉碎中國國民黨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三次"圍剿"。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一二八事變,加劇了中日間的民族矛盾。大敵當前,蔣介石集團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1932年6月和1933年10月,蔣介石又相繼發動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四、五次"圍剿"。面對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中國國民黨的"圍剿",中國共產黨一面號召全國人民武裝抗日,一面繼續開展遊擊戰爭,抗擊國軍的進攻。粉碎了中國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致使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長征。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左"傾錯誤領導下也損失嚴重,被迫撤離根據地,先後參加了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使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在長征中,粉碎了中國國民黨的圍追堵截。1935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毛澤東和朱德在陝北毛澤東和朱德在陝北

結束

中國國民黨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逐漸改變了對日政策。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變的樞紐,有力地推動了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過渡。1937年2月,中國共產黨提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主張。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標志著內戰的初步結束。

黨正確的土地革命路線的形成,有一個發展過程。在井岡山革

命根據地建立後,黨就領導根據地人民開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鬥爭。在1928年底,湘贛邊區政府根據井岡山地區土地革命的實踐經驗,製定了我黨歷史上第一個土地法--《井岡山土地法》。這個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製,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鄉為分配單位。此時,由于黨缺乏土地革命的經驗,曾經有一些不適當的規定,如:規定沒收一切土地進行分配,而不是隻沒收地主階級土地進行分配;規定土地的所有權歸工農民主政府所有,而不歸農民;禁止土地買賣等等。這些都是錯誤的。

土地革命時期土地革命時期

隨著工農紅軍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也日益廣泛和深入地開展起來。1929年4月,在總結贛南土地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主持製定了興國縣《土地法》,將《井岡山土地法》中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原則的改正。同年7月,在毛澤東的指導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提出:"自耕農的田地不沒收";富農多餘的土地要沒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沒收其土地",也"不廢除其債務";"對農村小地主要沒收其土地,廢除其債務,但不要派款及其他過分打擊";"對大小商店應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即不沒收)"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還規定,"分田時(在原耕地基礎上)以抽多補少為原則,不可重新瓜分妄想平均以煩手續"。1930年2月,毛澤東召開了紅四軍前委,贛西、贛南特委,紅五軍、六軍兩軍委聯席會議,即著名的二七會議。會議強調平分土地是當務之急。毛澤東作了一要"分",二要"快"的兩個字的結論,批評了當時出現的一種主張按耕地作為分配土地的標準及遲遲不分田的右傾錯誤。

到1930年底、1931年初,隨著各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普遍開展,不僅沒收和分配土地的對象和具體辦法比以前明確多了,而且長期沒有解決的土地所有權問題得到了解決。1930年9月,周恩來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載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土地問題的精神,指出"土地國有問題,現在是要宣傳,但不是現在已經就能實行土地國有","禁止土地買賣,目前是不需要的口號,這隻是增加了農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通告,明確提出,農民參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 "不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主要的還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權", 2月27日,毛澤東根據這一精神和自己在調查中發現的問題,以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的名義,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一封信,指示各級政府發一布告,"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于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3月底至4月,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和閩西土地委員會擴大會議分別發布文告和作出決議,正式向廣大農民宣布了上述"土地歸農民所有,任其出租買賣"的政策。

土地革命土地革命

這樣,在3年多的土地革命過程中,從井岡山土地法、興國土地法到二七會議、南陽會議,各根據地在不斷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條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線,給富農以經濟出路,給地主以生活的出路。

土地革命戰爭

土地革命戰爭(1927~1937)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人民為反對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廢除封建土地製度,建立工農民主政權而進行的革命戰爭。又稱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 1924~1927年,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的合作下曾經取得很大勝利。然而,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汪精衛集團先後背叛孫中山製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政變,血腥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使這次大革命最後遭到失敗。蔣介石集團在帝國主義支持下,攫取了全國性政權,建立起強大的軍事力量,代表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對中國人民實行殘暴統治。中國共產黨為了完成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領導人民繼續戰鬥,開始了土地革命戰爭新的歷史時期。

各地相繼舉行武裝起義,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中國共產黨人從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中,逐步認識到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和組織革命軍隊的極端重要性。1927年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和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領導由共產黨掌握和影響的國民革命軍(北伐軍)2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正式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號召全黨和廣大工農民眾奮起反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9月11日,中共中央特派員、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等領導由農民自衛軍、工人糾察隊和革命士兵組成的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在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地區舉行秋收起義。12月11日,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黃平、周文雍葉劍英等領導工人赤衛隊和革命士兵在廣州舉行起義。到1928年6月,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範圍內領導了200餘次武裝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洪湖地區,海豐、陸豐地區,黃安、麻城地區,弋陽、橫峰地區等農民起義,以及湘南、桑植、渭華等起義。此後,還領導了平江起義、百色起義、龍州起義和其他起義。從這些起義中,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了若幹支革命武裝。1928年5月以後,這些革命武裝陸續稱紅軍。 在國民黨軍佔有絕對優勢和革命處在低潮的情況下,為了儲存和發展自己,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于1927年10月轉戰到江西省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地區發動民眾,開展遊擊戰爭,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土地製度,建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和工農民主政權(即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到1928年2月,初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餘部和湘南農軍到達井岡山,同毛澤東部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4軍(後稱紅軍第四軍),鞏固和發展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其他地區的起義武裝,有的也先後轉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民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工農武裝割據。

紅軍第四軍,是土地革命戰爭初期戰鬥力最強、影響最大的一支部隊。從它誕生之日起,國民黨軍就集中八九個團以至近20個團的兵力,多次對它發動進攻,但都被擊破。1928年5月,紅軍第4軍在永新城附近抓住戰機,殲滅江西國民黨軍1個團,乘勝佔領永新城。6月,紅軍第四軍在七溪嶺、龍源口地區擊破江西國民黨軍2個師的進攻,殲滅其1個團,擊潰2個團。隨後,又取得反對湖南、江西兩省國民黨軍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兩次"會剿"的勝利。毛澤東、朱德總結井岡山地區紅軍和遊擊隊的作戰經驗,創造性地提出了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其他地區的紅軍和遊擊隊也從鬥爭中摸索到一些寶貴的經驗。

紅軍和遊擊隊在人數少、武器差、彈葯奇缺、糧食和被服等物資供給非常困難的條件下,運用正確的遊擊戰爭戰略戰術,打擊國民黨軍,並不斷地取得勝利。 1929年3月~1930年10月,國民黨新軍閥之間連續進行大規模混戰。各地紅軍乘機積極發展革命戰爭。紅四軍主力于1929年1月離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向贛南、閩西挺進。在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先後進行了大柏地、長汀、龍岩、上杭、水南等戰鬥,共殲滅國民黨軍約4個旅。桑植起義後,在湘鄂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于1929年7月在南岔赤溪戰鬥中取得基本殲滅國民黨軍1個旅的勝利。黃麻起義後,在鄂豫邊界地區逐步發展起來的紅軍,于同年6~10月取得3次反"會剿"的勝利。其他地區的紅軍也取得不少勝利。初建起來的蘇區多數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得到發展。

大圍剿大圍剿

紅軍在頻繁戰鬥中逐漸形成了體現人民軍隊本質的建軍原則。早在1927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改編時,就確立了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根本原則,並開始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製度。1929年12月,中共紅軍第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又解決了如何把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革命軍隊建成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際鬥爭中逐步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 紅軍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連續挫敗國民黨軍大規模"圍剿"紅軍經過三年的遊擊戰爭,部隊戰鬥力大為提高,蘇區有了很大發展。1930年6月前後,各蘇區紅軍根據全國紅軍代表會議決定,分別進行整編,組成了紅軍第1軍團(轄第4、第6、第12軍)、第2軍團(轄第2、第6軍)、第3軍團(轄第5、第8軍)以及第1、第7、第10、第11、第13、第14、第16、第20、第21、第22軍。總兵力達7萬餘人。與此同時,開闢和建立了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湘鄂贛、湘贛、贛東北、左右江以及贛南、閩西等蘇區。

隨著革命力量的成長,中國共產黨內"左"傾思想有所發展,中共中央一些領導人過高地估計革命的力量和過分誇大統治階級的危機,以為新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接著提出以武漢為中心實行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畫。各地紅軍整編後,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相繼開始進攻作戰。

毛澤東不贊成上述冒險計畫,和朱德率紅1軍團進抵南昌近郊後,沒有去攻打南昌、九江,而是根據實際情況,于8月1日派出兩個縱隊攻擊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示威,避免了強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損失。紅3軍團乘湖南國民黨軍何鍵部主力在湖南、廣西邊境同李宗仁、張發奎等部激戰之機,攻佔湖南省會長沙,1930年8月6日被迫撤出。20日,紅1軍團于湖南、江西邊界之文家市殲滅何鍵部3個團又1個營。23日,紅1軍團和紅3軍團在湖南瀏陽縣永和市會師,隨即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並成立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方面軍的組成,進一步集中了兵力,對于實現以遊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開創更大的局面,具有重要意義。8月底,紅一方面軍進攻長沙未果,遂轉向江西前進,1930年10月4日攻佔吉安城。這時紅一方面軍已發展到約4萬人。其他各地紅軍在進攻作戰中,多數受到損失,有的甚至失敗。10月以後,各地紅軍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或實際情況,先後停止了進攻中心城市的作戰。

10月,蔣介石在他同閻錫山、馮玉祥之間的戰爭(中原大戰)基本結束後,迅速調轉兵力,組織對紅軍和蘇區的大規模"圍剿",並把重點置于紅一方面軍和中央蘇區。11月,國民黨軍以7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一次"圍剿"。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依據敵強我弱的情況,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運動中打破敵人的"圍剿"。12月上旬,國民黨軍增至11個師又2個旅,共10萬餘人,從吉安、建寧一線,由北向南,分路對紅軍實行向心攻擊。3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趁國民黨軍第18師師部和2個旅孤軍深入到江西省永豐縣龍岡立足未穩之際,發起猛攻,將其全殲。接著乘勝追擊,又在寧都縣東韶地區殲滅國民黨軍第50師1個多旅。這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約1.5萬人,挫敗了第一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

1931年4月,蔣介石以20萬人的兵力,採取穩打穩扎、步步為營的方針,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二次"圍剿"。紅一方面軍仍然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集中兵力實行運動戰,同時以各獨立團、營等地方部隊為骨幹,領導赤衛軍、少先隊,運用遊擊戰術,對敵積極進行襲擾。紅軍抓住戰機,首戰富田告捷,接著向東橫掃,先後在白沙、中村、廣昌、建寧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挫敗了第二次"圍剿"(見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

蔣介石在兩次"圍剿"失敗之後,迅速調集30萬人的兵力,自任總司令,採取"長驅直入"的戰略,于7月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此時,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分散在閩西北、閩西和贛南地區進行民眾工作,且未獲補充,全軍隻有3萬人左右。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繼續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迅速收攏部隊,向蘇區後部興國地區回師,並與由贛江以西地區轉來的紅7軍及紅20軍軍部和第175團會合。7月底,蔣介石發現紅軍主力在興國地區,立即以其進入蘇區的主力十幾個師分路向西、向南進攻,企圖壓迫紅軍于贛江東岸而消滅之。據此,毛澤東、朱德決定避其主力,打其虛弱。8月5日晚,紅軍以部分兵力將國民黨軍向萬安方向牽引,主力採取中間突破戰法,于7日在蓮塘、良村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3500餘人,接著乘勝攻克黃陂。3次作戰共殲國民黨軍1萬多人。這時,所有向西向南之國民黨軍掉頭向東,猛力並進。紅軍則以一部兵力向樂安方向佯動,主力隱蔽地重返興國境內休整。這時,國民黨軍由于在崇山峻嶺中來回奔波,且一再遭到打擊,部隊飢疲沮喪,不得不實行總退卻。紅軍又乘機于9月7日在老營盤截殲其1個多旅,15日在方石嶺追殲其1個多師。至此,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第三次"圍剿"又被粉碎(見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 與此同時,湘鄂西蘇區的洪湖地區軍民,在主力紅軍第2軍團(1931年3月改編為紅3軍)轉戰湘鄂邊和鄂西北等地區的情況下,經過艱苦作戰,相繼挫敗了國民黨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保衛了蘇區。紅3軍返回後,即向襄河以北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在龍王集、文家墩等地連戰獲勝,共殲國民黨軍2個多旅,俘其6000餘人。

鄂豫皖蘇區紅軍于1931年1月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共殲敵4個團又4個營,斃傷俘其5000餘人。3月在雙橋鎮取得全殲國民黨軍第34師3個團和1個炮兵營的勝利。5月又打破第二次"圍剿",殲敵2個多團,擊潰1個旅。隨著鬥爭的勝利和紅軍的發展,11月組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下轄第4、第25軍,共約3萬人。隨後,紅四方面軍在中國國民黨軍尚在計畫第三次"圍剿"時,于11月~1932年6月主動發起攻勢作戰,運用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和圍點打援的作戰原則,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4次戰役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共殲國民黨軍約6萬人,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計畫遂告破產。

湘贛、湘鄂贛、贛東北等蘇區在反"圍剿"作戰中也取得不少勝利,主要有:1931年4月,湘贛蘇區紅軍獨立師在紅7軍配合下,在安福廖塘橋地區,殲滅中國國民黨軍1個團,俘其800餘人。9月在吉安永陽鎮殲滅中國國民黨軍1個團,俘近千人。湘鄂贛蘇區紅軍第16軍,1930年12月攻克通城,中國殲滅國民黨軍新編第10師1個團及地主武裝一部,俘1500餘人。同月,贛東北蘇區紅軍第10軍在河口戰鬥中,殲滅中國國民黨軍1個團,俘300餘人。在反"圍剿"中,這幾個蘇區的紅軍都得到發展,蘇區得到不同程度的鞏固。陝甘邊和陝北地區的紅軍遊擊隊也開展了遊擊戰爭。

各地紅軍在反"圍剿"作戰中,都根據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並成功地套用了一些戰略戰術原則,到戰勝中國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全部的作戰原則就基本形成了。在紅軍反"圍剿"勝利情勢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于1931年11月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朱德任中革軍委主席。

在"左"傾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紅軍遭受嚴重挫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為變中國為其殖民地,加緊了武裝侵略。在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下,東北三省很快淪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中國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中國人民極大的民族義憤,全國各地出現了抗日反蔣浪潮。但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卻無視中日民族矛盾開始上升和中間階級的抗日要求,繼續推行許多"左"的錯誤政策。同時,誇大紅軍3次反"圍剿"的勝利和中國國民黨軍的失敗,不顧主客觀條件,要求紅軍進攻和佔領中心城市,實現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乃至爭取全國的革命勝利。

在這一軍事冒險主義方針指導下,中共臨時中央和中共蘇區中央局命令中央紅軍(1931年11月由紅一方面軍改稱)于1932年2月攻打中國國民黨在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城市贛州,並企圖在攻取贛州後,繼續北向攻取南昌、九江,爭取革命在江西首先勝利。中央紅軍圍攻贛州月餘,屢攻未克,遭受很大傷亡。由于毛澤東等對軍事冒險主義方針的抵製,中央紅軍(6月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在4月和8月先後取得漳州戰役樂安宜黃戰役的勝利。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會議,毛澤東受到不公正的批評和指責,會後被免去紅軍領導職務。 1933年2月,蔣介石以30多個師共40萬人的兵力分3路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並以其嫡系部隊12個師編為中路軍,由北向南實施分進合擊。紅一方面軍主力在周恩來、朱德指揮下,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退卻步驟。2月下旬,在黃陂以西的蛟湖地區以伏擊手段殲中國國民黨軍近2個師。3月中旬,又在草台崗殲其1個師大部。基本上打破了中國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

1933年,日本向熱河(今分屬遼寧、河北和內蒙古)、察哈爾(今分屬河北、內蒙古)、河北等省加緊侵略。蔣介石仍然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集中50萬人的兵力,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于9月下旬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

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于1933年初由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以後,進一步在中央蘇區推行"左"的錯誤政策,在第五次反"圍剿"的作戰指導上,開始時實行軍事冒險主義,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就敵,實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作戰方針,一再進攻敵之堅固陣地,不勝,便輾轉尋戰于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使紅軍陷于被動地位。11月,當駐福建省的中國國民黨軍第19路軍發動反蔣事變時,又沒有採取正確方針,利用這一有利時機打破中國國民黨軍的"圍剿"。以後,又轉而採取軍事保守主義,實行消極防御,企圖以陣地戰、堡壘戰和短促突擊,阻住中國國民黨軍的進攻。結果紅軍在保衛廣昌和其他一系列防御戰鬥中不但沒有守住陣地,反而遭到很大傷亡。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以紅7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挺進閩浙皖贛邊,但未能達到大量調動"圍剿"中央蘇區的中國國民黨軍的目的。到10月,中央紅軍(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在蘇區內打破"圍剿"已無可能,不得不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即長征)。

在湘鄂西蘇區,紅軍也受到嚴重挫折。在中國國民黨軍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開始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要求紅3軍在襄河以北地區實行不停頓的進攻。1932年7月,中國國民黨軍開始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後,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仍然企圖以進攻戰略打破"圍剿",以後又轉為單純防御。到9月,洪湖蘇區全部喪失。紅3軍被迫經豫西南、陝南轉至湘鄂邊。1934年5月又轉至黔東地區,至9月建立了包括印江、德江、沿河、松桃、酉陽五縣各一部的黔東蘇區。

在鄂豫皖蘇區,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過高估計紅四方面軍進攻黃安(今紅安)、蘇家埠等4次戰役的勝利,盲目輕敵,先是要求紅軍向平漢鐵路(今北京-漢口)出擊,繼而決定圍攻麻城,企圖進而實現威逼武漢的計畫。1932年8月,中國國民黨軍對鄂豫皖蘇區開始第四次"圍剿"。在中國國民黨軍已經迫近蘇區腹地的嚴重情況下,紅四方面軍才奉命倉促趕向黃安以西迎戰,並從8月上旬開始在鄂東、豫南和皖西地區輾轉作戰,均未得手。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2萬餘人離開鄂豫皖蘇區,越過平漢鐵路向西轉移,經鄂北、豫西,進入陝南。繼于12月~1933年2月,乘四川中國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之機,越過大巴山進至川北,先後佔領通江、南江、巴中3座縣城和周圍廣大地區,建立了以通、南、巴為中心的川陝蘇區。

1933年2月中旬,中國國民黨四川軍閥田頌堯調集近6萬人的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三路圍攻。紅四方面軍採取收緊陣地,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依托山險,實行運動防御。經過兩期收緊陣地,5月21日開始反攻,至6月中旬,粉碎了三路圍攻,俘敵1萬餘人。

意義

這是中共黨史上的一個關鍵時期,它經歷了從大革命的失敗到土地革命的興起,從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到抗日戰爭的興起兩次歷史性轉變。期間,中國共產黨建立了12塊革命根據地。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有100多次,遍及14省140多縣(市),參加起義的工農民眾和革命士兵有數百萬人。這些起義,高舉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旗幟,給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有力的回擊。起義儲存下來的武裝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的主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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