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 -錢鍾書所著長篇小說

圍城

《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部風格獨特的諷刺小說。被譽為“新儒林外史”。第一版于1947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9年之後,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本書長期無法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重印,僅在香港出現過盜印本。1980年由作者重新修訂後,在中國大陸地區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刊印。此後作者又曾小幅修改過幾次。
  • 書名
    圍城
  •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三聯書店
  • 作者
    錢鍾書
  • 裝幀
    平裝
  • 開本
    32開
  • ISBN
    7020024750
  • 類別
    諷刺小說

內容簡介

故事發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鴻漸是個從中國南方鄉紳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壓力與同鄉周家女子訂親。但在其上大學期間,周氏患病早亡。準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寫的唁電感動,資助他出國求學。

圍城

方鴻漸在歐洲遊學期間,不理學業。為了給家人一個交待,方于畢業前購買了虛構的“克萊登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並隨海外學成的學生回國。在船上與留學生鮑小姐相識並熱戀,但被鮑小姐欺騙感情。同時也遇見了大學同學蘇文紈。

到達上海後,在已故未婚妻父親周先生開辦的銀行任職。此時,方獲得了同學蘇文紈的青睞,又與蘇的表妹唐曉芙一見鍾情,整日周旋于蘇、唐二人之間,期間並結識了追求蘇文紈的趙辛楣。方最終與蘇、唐二人感情終結,蘇嫁與詩人曹元朗,而趙也明白方並非其情敵,從此與方惺惺相惜。方鴻漸逐漸與周家不和。

抗戰開始,方家逃難至上海的租界。在趙辛楣的引薦下,與趙辛楣、孫柔嘉、顧爾謙、李梅亭幾人同赴位于內地的三閭大學任教。由于方鴻漸性格等方面的弱點,陷入了復雜的人際糾紛當中。後與孫柔嘉訂婚,並離開三閭大學回到上海。在趙辛楣的幫助下,方鴻漸在一家報館任職,與孫柔嘉結婚。

婚後,方鴻漸夫婦與方家、孫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並激化。方鴻漸辭職並與孫柔嘉吵翻,逐漸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作者簡介

錢鍾書(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號槐聚,曾用筆名中書君,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江蘇無錫人,曾為《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翻譯小組成員,晚年就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院長。書評家夏志清先生認為小說《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最用心經營的小說,最偉大的一部”。錢鍾書在文學,國故,比較文學,文化批評等領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錢學”。其夫人楊絳也是著名作家,育有一女錢瑗(1937年-1997年)。其父是著名國學家錢基博,在父親的影響和督導下,自幼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其後就讀于蘇州桃塢中學和無錫輔仁中學。

圍城

1929年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畢業後在上海光華大學教了兩年英語。

1935年與楊絳女士結婚,同赴英國牛津留學。

1937年獲學士學位。然後到法國,進入巴黎大學進修法國文學。

1938年,清華大學破格聘他為教授,九、十月間回國,當時清華已並入西南聯大,故從香港,轉昆明前去任教。後在父親要求下,到湖南藍田國立師範學院擔任英文系主任。

1941年暑假,他到上海小住,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困于上海,直到抗戰勝利。在這淪陷的孤島中,他迎來了一個文學創作的巔峰時期。

1941年出版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

1942年寫成中國古詩評論集《談藝錄》初稿。

1946年寫成並發表了長篇小說《圍城》,同年發表短篇小說《人·獸·鬼》。抗戰及解放以後,先後擔任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總纂、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外文系教授、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務,主要進行翻譯和中國文學的研究,出版了《宋詩選註》《舊聞四篇》《七綴集》以及《管錐編》等學術著作。

《圍城》是錢鍾書唯一的長篇小說,于1944年動筆,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這是作者在困頓之中“錙銖積累”而成的,小說“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比如方鴻漸取材于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擂。但兩個人都沒有方鴻漸的經歷,倒是作者自己的經歷,比如出國留學、擔任大學教授,與作品有相合之處,作者可能從他們身上獲得了些啓示,但並不能對號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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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賞析

《圍城》一書是錢鍾書“錙銖積累”而寫成的,小說沒有明確的故事線索,隻是一些由作者瑣碎的見識和經歷”拼湊”成的瑣碎的情節。就一般而言,情節瑣碎的書必然要有絕佳的言語表達才能成為一本成功的作品。錢鍾書的《圍城》果真是把語言運用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因此,讀《圍城》不能像讀一般小說那樣隻註重情節而忽視語言了,如果那樣的話(忽略其言語),《圍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圍城》裏面的精言妙語是這部小說的最成功之處,也是最值得賞析的地方。

錢鍾書善用比喻。《圍城》中的妙喻有兩種,一是真實的寫景寫事物的形象比喻,讀來令人舒暢,感覺恰到好處。二是抽象的思維和感覺運用具體的物象來比喻,或者反行之,讀來讓人覺得新奇,玄妙。

開篇一段中“夜仿佛紙浸了油,變成半透明體,它給太陽擁抱住了,分不出身來,也許是給太陽陶醉了,所以夕陽晚霞隱褪後的夜色也帶著酡紅。”這一句話比喻與擬人混用了,整體流暢自然而不帶任何矯飾,這也是我說的第一種比喻,書中很是常見,又如五人赴三閭途中描寫“這雨愈下愈老成,水點貫串作絲,河面上像出了痘,無數麻瘢似的水渦,隨生隨滅息息不停,到雨線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長毛。”“老成”用在雨上,可謂唯錢先生一人,用的好!雨絲密說水面上在“長毛”,更是形象新奇,但卻又恰到好處!

更常見的是第二種比喻,也是全書中的亮點。偶爾我重拾起《圍城》就是為了“把玩”這些妙喻的。

第一章中“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離得遠了害相思病,竟然能夠這樣運用,真是妙極,使人不不得不佩服稱奇。

鴻漸學無所成,為了回鄉有個交代,隻好買張假文憑,“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恥”。一張文憑,聯想到《聖經》裏的亞當和夏娃,可真謂思慮深遠啊!

鴻漸對鮑小姐的好象不經意地說的一句“咱們今天都是一個人睡”產生了念頭,直回到船艙,“打消已起的念頭仿佛跟女人懷孕要打胎一樣的難受”,男人要打消那種念頭確實困難,要跟女人打胎一樣,那可當真難受!

在縣省立中學作失稿演講時,鴻漸說隻有鴉片和梅毒在中國社會裏長存不滅,使記錄的女生“漲紅臉停筆不寫,仿佛聽了鴻漸的最後一句,處女的耳朵已經當眾失去貞操”。耳朵失去貞操是因為耳朵裏進了污穢之言,這種移形換位的運用錢先生是多麽爐火純青啊!

有意招鴻漸為婿的張先生,喜歡中國語裏夾無謂的英文字,錢先生稱其“說話裏嵌的英文字還比不得嘴裏嵌的金牙,因為金牙不僅妝點,尚可使用,隻好比牙縫裏嵌的肉屑,表示飯菜吃得好,此外全無用處”。這一比,比的既準確又生動,一個虛榮的假洋鬼子的嘴臉經這一比,原形畢露!

方鴻漸把信還給了唐小姐,“他個人的天地忽然從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裏分出來,宛如與活人幽明隔絕的孤鬼瞧著陽世的樂事,自己插不進,瞧著陽世的太陽,自己曬不到”。失戀的世界是幽暗孤寂的,是抽象的感覺,可在這裏,它成了具體的事物,讓人看得見摸得著。

來看這一出更妙的,鴻漸去趙辛楣的洋式公寓,“沒進門就聽見公寓裏好象正在開無線電,播送風行一時的《春之戀歌》,空氣給那位萬眾傾倒的國產女明星的尖聲撕割得七零八落——那女明星的嬌聲尖銳裏含著渾濁,一大半像鼻子裏哼出來的,又膩又粘又軟弱無力,和鼻子的主產品鼻涕具有同樣品性”。哈哈,女明星被這一比,真是體無完膚香消玉殞了。錢先生慣用這種裸露的不留情面的如剛針一般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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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辛楣說男儐相“對唐曉芙有意思”,鴻漸的心攪騰的厲害,“心像和心裏的痛在賽跑,要跑得快,不讓這痛趕上,胡扯些不相幹的話,仿佛拋擲些障礙物,能暫時攔阻這痛的追趕,所以講了一大堆出洋船上的光景”。變抽象為具體,以虛為實的手法,還是錢先生使得精妙。

雖然這些比喻很新奇,有時還很幽默,但是幽默時還是讓人笑得不幹脆,不徹底。因為總有這麽一種感覺在心頭:正笑別人在人潮洶涌的大街上裸奔,忽然發現自己也隻是穿了一個遮羞的褲衩而已。這有一個很好的詮釋,汽車陷入了爛泥溝,不肯走了,“汽車夫就破口大罵,此刻罵得更厲害了。罵來罵去,隻有一個意思:汽車夫願意跟汽車的母親和外祖母發生肉體戀愛”。讀到這一處,忍俊不禁,笑著笑著,猛然間感到這也像在說自己,笑聲戛然而止!

有些比喻身後的道理也是值得讓人深思的,如“一個人的缺點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時候,尾巴是看不見的,直到他向樹上爬,就把後部供大眾瞻仰,可是這紅臀長尾巴本來就有,並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標識。“做官,讓人聯想到腐敗,其實腐敗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心裏本身就長著一棵腐敗的幼苗,隻不過做官了,肥料施得好了,苗也就長的亭亭如蓋,不可抑止了!

語言犀利,諷刺尖露,詼諧幽默,妙語連篇,這是我對《圍城》的評價,當然我見識短淺,概括不全也是有的,《圍城》裏面有很多段落章節裏的幾乎每句話都可玩味,慢慢品嘗。

以上舉的也隻是九牛一毛,供餘下賞析而已,真正想看出《圍城》的內涵的,還是親身去體驗去領悟吧!

多層意蘊

一方面,作者在小說中刻畫了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識分子形象。他們遊離于當時的抗日烽火之外,雖然都是留學歸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們沒有遠大的理想,又缺乏同傳統勢力和思想鬥爭的勇氣,結果甚至無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鴻漸、“冷若冰霜、艷若桃李”的蘇文紈、庸俗貪財的學術騙子李梅亭、柔順之下深藏心機的孫柔嘉等……作者以機智的幽默和溫情的諷刺,剖析了這群人的個性與道德上的弱點,揭示了他們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評論《圍城》是“現代的《儒林外史》”。

另一方面,作者通過對方鴻漸經歷的敘述,傳達出自己對于生活的思考。要理解這層意蘊,需要首先了解“圍城”的含義。作品在人物的對話中作了提示。

第三章中,褚慎明說英國有句古話:“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蘇文紈說:“法國也有這麽一句話。不過,不說是鳥籠,說是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

第五章中,方鴻漸說:“我還記得那一次褚慎明還是蘇小姐講的什麽‘圍城’。我近來對人生萬事,有這個感想。譬如我當初很希望到三閭大學去,所以接了聘書,近來愈想愈乏味,這時候自恨沒有勇氣原船退回上海。我經過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會結婚,不過我想你真娶了蘇小姐,滋味也不過爾爾。狗為著追求水裏肉骨頭的影子,喪失了到嘴的肉骨頭!跟愛人如願以償結了婚,恐怕那時候肉骨頭下肚,倒要對水悵惜這不可再見的影子了。”

從婚姻是“圍城”,到最後感慨人生是“圍城”。方鴻漸不斷渴望沖出“圍城”,卻又不得不進入另一個“圍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對,老是與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馳:他不想結婚,但父親卻塞給他一個老婆,卻也因“禍”得福,有機會出國留學;他不想得什麽學位,在父親和岳父的催促下,才買了一個假文憑充數;他不愛對自己一片痴情的蘇文紈,愛上了溫柔伶俐的唐曉芙,眼看就成了,卻因為誤會分了手;到了三閭大學,他不願意在履歷表上填上假學歷,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卻受到同樣是“克萊登大學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韓學愈的排擠;他害怕自己愛上孫小姐,卻糊裏糊塗地答應了孫小姐的婚事……有人認為這是一部“探討人的孤立和彼此無法溝通的小說”;也有人認為闡釋了生活是荒謬的這一哲學命題;還有人把人物的命運和現實的鬥爭生活結合起來,認為這種荒謬性是由于他們精神上的圍城造成的,隻有面對廣闊的生活,才能擺脫各種圍城的束縛。每一種理解都有道理,這也正是小說的魅力所在。

小說所寫的人物和事件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十分隔膜,與時代結合並不緊密,我們不可能像別的小說那樣通過社會背景和時代背景的分析去考察小說的主題。雖然有評論者認為小說一上來就點明了時間──1937年,結尾也說明是1939年,整部作品的時代背景是抗日戰爭,因此描寫三閭大學的明爭暗鬥、官場的腐朽墮落,“展示了抗日戰爭的復雜性”。這可以看作一種解讀,但是有強為之說的嫌疑。作者在序中說:“在這本書裏,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他並沒有刻意突出時代性,閱讀的時候,可以直接進入文本閱讀,切忌把對小說的理解往政治和時代上靠。

《圍城》是一部學人小說,他的語言體現了錢鍾書作為學者的一面,雖然有的地方似乎是在故意賣弄才情,但整體而言,並不使人感到沉悶,因為許多話語有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知識含量,時常散發出機智的鋒芒,不斷有新奇的比喻和警句,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的寫作以有益的借鏡。

文化批判

《圍城》的直接時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後的若幹年,正是中國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時期。但要理解《圍城》,必須追溯到近代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列強大炮軍艦之下,被迫地、卻歷史性地開始了與世界的接觸,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與西方文明開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鋒、碰撞、沖突以至交匯、融合。這種文化現象在一大批留學生——錢鍾書正是他們中的一員——的身上具體地、活生生地體現出來,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義。

作為一個學貫中西的大學者,錢鍾書幾乎必然地要從文化上來認識“圍城”的精神困境,從而產生深刻的孤獨感和荒誕感,在全書的結束部分,方鴻漸在經歷了教育、愛情、事業和家庭(婚姻)的失敗後,這樣感嘆:在小鄉鎮時,他怕人家傾軋,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覺得傾軋還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條微生蟲,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擱它在顯微鏡下放大了看的。擁擠裏的孤寂,熱鬧裏的凄涼,使他像許多住在這孤島上的人,心靈也仿佛一個無湊畔的孤島。

這裏已經明顯地引入了存在主義哲學的人生感嘆。但這種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卻是發生在衰微積弱的老大中國與近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的劇烈沖突中的,于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令人深省的畫面:經過一家外國面包店,廚窗裏電燈雪亮,照耀各式糕點。窗外站一個短衣襤褸的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看窗裏的東西,臂上挽個籃,盛著粗拙的泥娃娃和蠟紙粘的風箏。

還有全書結尾處那隻著名的祖傳老鍾,方鴻漸的爸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兒子兒媳的寶貝鍾,每小時“隻慢7分鍾”的“很準”的鍾,這會兒已經慢了5個鍾頭的鍾: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涵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于一切語言、一切啼笑。

有些西方批評家說《圍城》寫了西方文化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也有中國批評家說表現了西方現代文明在中國的失敗,從而證明了資本主義文明不救中國的主題。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錢鍾書似乎並不是採取非此即彼的立場,他更著力于嘲諷偽文化人的可笑、可憐和可恥,更多地是要寫出中西文化沖突中的尷尬、窘迫和困境。而從更廣闊的文化意義上來體認,《圍城》更主要的是寫“圍城”困境,其藝術概括和思想意蘊超出了狹隘的個人經驗、民族的界限和時代的分野,體現了作者對整個現代文明、現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結著作者對整個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和人類的基本根性的歷史反思。

犀利諷刺

《圍城》被很多人譽為現代的《儒林外史》,是因為錢鍾書在這部小說中淋漓盡致地諷刺了知識分子。這種諷刺基于時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錢鍾書個體的原因。

先說個體的原因。錢鍾書是個不世出的天才,同時,他也是最純粹的學者,對學問懷著最深摯的虔誠,在學術上他不能容忍一丁點兒的虛偽和取巧。在這種目光註視下,一般的所謂“學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難了。比如他經常諷刺學者抄卡片,《圍城》中的頭號小醜李梅亭就有一個鐵皮卡片箱。其實一個教書匠肯花力氣抄卡片已經是頗為值得表揚的了,但在錢鍾書看來,讀書而沒裝在腦子裏融會貫通,簡直是天大的笑話。

《圍城》中的文化諷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沖突、碰撞的歷史平台,而這正是錢鍾書的著力點之一。一是以現代文化觀照中國傳統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鴻漸的父親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薦的線裝書中“中國人品性方正所以說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圓滑,所以主張地是圓的”之類。二是嘲諷對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國裁縫仿製的西裝,把做樣子的外國人舊衣服上兩方補丁,照式在衣袖和褲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愛利惡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盤姘伴》詩,又如買辦張先生式的洋涇濱。三是探討對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誕,如方鴻漸在家鄉中學演講時所說的,“海通幾百年來,隻有兩件西洋東西在整個中國社會裏長存不滅。一件是鴉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閭大學中的“導師製”。

但《圍城》中的諷刺更多的是基于對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鴻漸著名的克萊登大學假博士,集中體現了人性中的欺詐、虛榮、軟弱、對環境的無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陸子瀟以國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範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贈書給自己等等,舉不勝舉。讀者捫心自問,做過這些事的似乎不止這些人,有時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們在阿Q的臉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樣。

在讀《圍城》的時候,你會笑,會心的笑——不笑的人也用不著擔心是否忘記了笑,你隻是忘記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來表示,所以發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詳見《說笑·錢鍾書》)——所以是會心的笑,不夠,還要臉紅的笑,笑書上的人,笑身邊的人,也在笑自己。

心理描寫

錢鍾書在《〈宋詩選註〉序》中說,文學作品應該“曲傳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而《圍城》就是他的理論的最好實踐。大部分成功的文學作品都一定有成功的心理描寫,但錢鍾書的心理描寫與眾不同,關鍵就在“曲傳”“未吐露”的心理,在方法上,一是以情節曲傳心理,並且調動一切表面看來無助或破壞那中心情景的瑣屑細節。如結尾一章,方鴻漸與孫柔嘉吵架後,正回家想消釋柔嘉的怨氣,柔嘉剛才正向姑媽講鴻漸的不是,害怕已被鴻漸偷聽到,方鴻漸其實並沒聽到,隻得擺空城計:“你心裏明白,不用我說。”結果柔嘉心虛之下,說“本來不是說給你聽的,誰教你偷聽?”這就無異承認了她在“背後糟蹋”方鴻漸,結果正準備向妻子低頭的方鴻漸和一心想給丈夫找個好工作的孫柔嘉竟然越吵越厲害,終于走向“不離而散”,不歡而散。第二個常用方法是通過一系列的妙喻來曲傳人物的心理,如趙辛楣與方鴻漸初次見面,趙“傲兀地把他從頭到腳看一下,好像鴻漸是頁一覽而盡的大字幼稚園讀本”,充分傳達了趙對情敵方鴻漸的故作姿態的輕視,因為一來趙因為追求蘇小姐而確實在乎方,要給他一個下馬威,一來因為他知道方得了個克萊登假博士還在報紙上登廣告,確實看不起他。接下來“他的表情就仿佛鴻漸化為稀淡的空氣,眼睛裏沒有這人。……鴻漸真要覺得自己子虛烏有,像五更雞啼時的鬼影,或道家‘視之不見,摶之不得’的真理了。”

以上的例子也顯示了錢鍾書的一大特點:博喻。我把博喻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在全書廣泛地使用妙喻,一是它的本來定義,即一個接一個的比喻紛至沓來,形容同一個事物。錢鍾書的博喻還有一個與眾不同之處就是時時與心理刻劃結合在一起,並且帶有深厚的學養,充滿了機智,如上舉例子中竟然以抽象的道家思想來形容一種心理感受。而機智與好辯及博喻結合在一起,集中地出現在方鴻漸為自己做錯的事辯護時,如他寫給唐曉芙、蘇小姐的信等。舉一個最簡單而微型的例子,趙辛楣稱方鴻漸為“同情兄”,因為同一個地方做事叫同事,同一個地方學習叫同學,而同一個情人,則叫同情。

《圍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現實、典型,心理描寫的逼真、傳神以至于讀者們心靈感應;批判人性與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內涵深刻。這些多得益于獨具匠心的比喻手法。比如,用火柴點車燈的一節“連劃了幾根火柴,隻點的心裏的火直冒”(憑記憶,與原文或有個別字錯,下同);又如墳後的那扇門“一無可進的進口,一無可去的去處”等等。諸如此類,妙語連珠,深入腦海,不僅記住這些佳句,更記住了這些佳句所敘述的人、事,以及這些人、事背後的深刻而廣袤的隱喻。

作品評價

《圍城》並不僅僅是一部愛情小說。它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題和象征是多層次的。

《圍城》的象征源自書中人物對話中引用的外國成語,“結婚仿佛金漆的鳥籠,籠子外面的鳥想住進去,籠內的鳥想飛出來;所以結而離,離而結,沒有了局。”又說像“被圍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沖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 但如果僅僅局限于婚姻來談“圍城”困境,顯然不是錢鍾書的本意。“圍城”困境是貫穿于人生各個層次的。後來方鴻漸又重提此事,並評論道:“我近來對人生萬事,都有這個感想。”這就是點題之筆。錢鍾書在全書安排了許多變奏,使得“圍城”的象征意義超越婚姻層次,而形成多聲部的共鳴。

《圍城》從“圍城”這個比喻開始,淋漓盡致地表現了人類的“圍城”困境:不斷的追求和對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隨之而來的不滿足和厭煩,兩者之間的矛盾和轉換,其間交織著的希望與失望,歡樂與痛苦,執著與動搖——這一切構成的人生萬事。“圍城”困境告訴我們人生追求的結果很可能是虛妄的,這看起來好像很有點悲觀,但骨子裏卻是個嚴肅的追求,熱忱深埋在冷靜之下,一如錢鍾書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終極理想、終極目的的虛妄,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過程不再僅僅成為一種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義得以被認識和承認,使我們明白追求與希望的無止境而義無反顧,不再墮入虛無。

但錢鍾書並不是要簡單地演繹這個比喻,他還要下一轉語,不時地消除“圍城”的象征。錢鍾書的夫人楊絳曾經說,如果讓方鴻漸與理想中的愛人唐曉芙結婚,然後兩人再積愛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圍城”的字面原義;錢鍾書在《談藝錄》中批評王國維對《紅樓夢》的誤讀時,也說過類似的話。方鴻漸想進入唐曉芙的圍城卻始終不得其門;蘇文紈曾經以為已經進入了方鴻漸的圍城,其實進入卻等于是在外面,而當她與曹元朗結婚並過上真正的市儈生活時——那種生活在錢鍾書看來是絕對應該逃離的,她卻安之若素;她曾經似乎已經進入了文化的圍城,但她隻有在成為發國難財的官倒時,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處,你用槍逼著她也不願意出來的。方鴻漸並不想進入孫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裏糊塗地就進去了;結婚後,他也有想沖出來的沖動,但他是個被動的人,不敢行動,也不會行動。從表面上看,方鴻漸去三閭大學的經歷與“圍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實際上,方鴻漸之所以無法在三閭大學如魚得水,是因為他還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識分子操守,或者說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處厚,這些人在那裏舍得出來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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