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

嚴復

嚴復(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乳名體幹,初名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名復,字幾道,晚號野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中國近代啓蒙思想家、新法家翻譯家,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嚴復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他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等著作,他的譯著在當時影響巨大,是中國20世紀最重要啓蒙譯著。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 中文名
    嚴復
  • 外文名
    Yan Fu
  • 別名
    原名宗光,字又陵、幾道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福建侯官
  • 出生日期
    1854年1月8日(甲寅年)
  • 逝世日期
    1921年10月27日
  • 信仰
    資產階級思想
  • 職業
    翻譯家和教育家
  • 畢業院校
    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 代表作品
    譯亞當·斯密《原富》孟德斯鳩《法意》赫胥黎《天演論》
  • 主要成就
    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復旦公學校長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

人物簡介

嚴復,出生于名醫世家。1866年,嚴復考入了家鄉的馬尾船政後學堂,主要學習駕駛專業。五年後以優等成績畢業,畢業後在軍艦上工作。1877年到1879年,嚴復等被公派到英國留學,先入普茨茅斯大學,後轉到格林威治海軍學院。留學期間,嚴復對英國的社會政治發生興趣,涉獵了大量資產階級政治學術理論,並且尤為贊賞達爾文的進化論觀點。

嚴復嚴復

1879年畢業回國,到福州船廠船政學堂任教習,次年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教務長),1889年後捐得選用知府銜,並升為會辦、總辦(校長)。嚴復還曾擔任過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上海復旦公學校長、安慶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清朝學部名辭館總編輯等職。

畢業于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回國後,嚴復于1905年任皖江中學堂(今蕪湖第一中學)的監督(即校長),積極倡導西學的啓蒙教育,完成了著名的《天演論》的翻譯工作。他的譯著既區別于赫胥黎的原著,又不同于斯賓塞的普遍進化觀。在《天演論》中,嚴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提倡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自強自立、號召救亡圖存。譯文簡練,首倡“信、達、雅”的譯文標準。

主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國聞報》成為戊戌變法期間維新派在華北的重要輿論陣地。他不惜重金聘請了許多翻譯家,翻譯西方的政治經濟學說和自然科學知識,他本人也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並在《國聞匯編》上發表,在當時起了巨大的思想啓蒙作用。他的著名譯著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等,他第一次把西方的古典經濟學、政治學理論以及自然科學和哲學理論較為系統地引入中國,啓蒙與教育了一代國人。

辛亥革命後,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1912年嚴復受袁世凱命擔任北大校長之職,這也說明嚴復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令人信服的顯赫地位。此時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走向成熟,開始進入自身反省階段,趨向對傳統文化的復歸。他擔憂中國喪失本民族的“國種特徵”會“如魚之離水而處空,如蹩跛者之挾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鴉片為發越,此謂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出于這樣一種對中華民族前途與命運的更深一層的憂慮,嚴復曾經嘗試將北京大學的文科與經學合而為一,完全用來治舊學,“用以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聖相傳之綱紀彝倫道德文章于不墜。”

民國四年,嚴復參與袁世凱帝製運動,為籌安會之發起人,因之名聲失墜,一落千丈;至1920年赴福建避冬,1921年10月27日歿于福建,終年68歲。著作有《嚴幾道詩文鈔》等。著譯編為《侯官嚴氏叢刊》、《嚴譯名著叢刊》。

嚴復的故居,位于福州三坊七巷的郎官巷中。嚴復讀書處在福州于山,嚴復之好友陳寶琛家族的後代、當代著名詩人陳運和有名作《詩,留在于山嚴復讀書處》記載此事:“嚴復在這兒讀過書  而我在這兒讀嚴復  嚴復的一生都是新版本  字裏行間 望得見日落日出  讀懂了嚴復的臉色 讀懂了嚴復的眼光  讀懂了嚴復的遠大抱負  而朝廷卻沒人細讀品味  才有後來的辛亥革命 才有孫中山的腳步  嚴復愛讀的內容  子孫愛讀的篇目  似相同又似不同  此刻  在嚴復身後確實站著一支發憤讀書的隊伍”。

生平經歷

1854年1月8日(鹹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于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學生中有後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但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啓超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

1904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

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1年(宣統三年)創作大清國歌《鞏金甌》。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復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闢帝製。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于天津。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基本介紹

嚴復(1854-1921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幾道。他自幼聰穎,又受家學熏陶,有較好的古文功底。長大後師事黃宗彝,對儒家經典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十四歲時,因父親去世,家道敗落,不得不放棄科舉入仕,轉而入洋務派左宗棠、沈葆楨等創辦的海軍學校福州船廠附設的船政學堂,學習現代造船技術。他對幾何、代數、水重學、光學、電磁學、地質學、軍事學、倫理學、音樂等學科知識都有涉獵。1876年,嚴復被派往英國海軍學校留學三年。其間他的興趣逐漸脫離本行,轉移于西方的資本主義政製和哲學。在這一時期,他對西方學術思想的了解非常廣泛。他不僅對西歐近代思想家如哥白尼、牛頓、康德、培根、霍布斯、洛克、笛卡爾等有所研究;而且對古代歐洲的思想家,如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伊璧鳩魯、德謨克裏特等,也有一定的了解。而這些思想內容對嚴復影響最巨者,則是當時西歐盛行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經濟、政治觀點,在英國廣泛傳播的達爾文的進化論,以及哲學中的實證論、不可知論等主觀唯心論思想。這些見聞與學習經歷,使得嚴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理解更為直接與深刻,比之康有為等資產階級維新派僅靠間接得來的認識大不相同,以致郭嵩燾、吳汝綸、梁啓超等都交口稱自英國歸來的嚴復“中西兼通”。這一學術造詣上的特點,為嚴復在近代思想史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奠定了基礎。

回國一年後,嚴復被李鴻章調至北洋水師學堂,先後任總教習(教務長)、會辦(副校長)、總辦(校長)等職。但從政治上來說,由于洋務派名為新政,實則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雙方面妥協的本質,李鴻章對嚴復並不真正予以重用;而與此同時,嚴復對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也不滿意。他不相信李鴻章所舉辦的洋務事業能救中國,認為他們所謂的“富國強兵”之道,不過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根本無法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他始終認為,必須從政治製度與思想觀念上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國于富強,免于滅種亡國。因為對洋務派失去信心,嚴復企圖通過“仕宦”之途,依靠封建舊勢力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盡管他深為“仕宦之不達”而感慨萬千、牢騷滿腹,但還是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兩次應試,均以失敗告終。他借科舉來登上政治舞台,以實現政治抱負的願望也落空了。

甲午戰爭的失敗,使洋務派苦心經營的自強求富的事業毀于一旦,一個泱泱大國不僅敗給了一個蕞爾小國,而且還被迫簽訂空前的屈辱條約,這直接導致了帝國主義列強更加瘋狂地侵略中國,新的一輪瓜分殖民地的競賽在列強之間展開。在這種情況下,救亡圖存的問題擺到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面前,同時也給嚴復帶來巨大的心靈創痛,他在給吳汝綸的信中說:“嘗中夜起而大哭,嗟呼,誰其知之!”在沒有政治實力、無法實現其救國主張的情況下,嚴復採取了以譯著的方式來達到警世的目的。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他的一種新的鬥爭手段。

甲午戰爭後至戊戌政變前的三年間,維新運動蓬勃發展,嚴復圀�約翰·穆勒:《名學》(1905)、耶方斯《名學淺說》(1909)。它們與《天演論》一起,是嚴復最重要的八部譯著。這八種西方學術著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學術思想介紹到中國來,此後西學的傳播才開始具有明確的理論形式和思想內容。這個時期的嚴復仍以積極向上的工作,影響著近代中國思想史的進程。

辛亥革命以後,嚴復擔任了幾個月的北京大學校長,但基本上過著衰病閒居的生活。同時,他雖然在所著文章及致親友的書札中還流露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參加了為袁世凱復闢做鼓吹工作的“籌安會”,反對共和,主張恢復帝製,甚至對戊戌變法,也以“輕易猖狂”為由加以否定。在文化方面,他主張尊孔讀經,喜讀老庄,反對五四運動,走向歷史潮流的對立面。1921年,嚴復病死于故裏。

綜上,嚴復的一生,從思想發展脈絡來看,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甲午戰爭以前,是其思想的發展與成熟時期;甲午戰爭至戊戌政變以前即維新運動時期,他是一個出色的資產階級維新理論家。這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戊戌政變至辛亥革命以前,他通過大量翻譯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倫理學等方面著作,介紹並提倡“西學”中的民主和科學思想,在反封建鬥爭中繼續作出貢獻。但同時受現實政治的影響,思想逐漸趨于保守;辛亥革命後到他去世之前,他雖仍保持強烈的愛國思想,但政治思想卻遠遠落在時代之後了。嚴復思想上的曲折變化,既體現出嚴復本人在社會動蕩中思想發展不可避免的復雜性與多樣性,也反映了那個時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普遍特征。

思想成就

嚴復的思想成就,主要包含在兩類成果中:一是他自撰的政論文章;二是他所翻譯的一系列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名著。其中尤以後者為典型。在嚴復看來,他翻譯西方著作的目的,決不在“汽機兵械”及“天算格致”,而是要直探資本主義社會的命脈所在,所以,他不僅翻譯和介紹了西方資產階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說、社會學說等,還介紹了西方政治、哲學思想和自然科學的新成就。這樣,嚴復的翻譯,其意義不僅超過明末徐光啓、李之藻等對西方天文水利知識的介紹;同時也超過洋務派、維新派有選擇的支離破碎的譯書活動。不僅如此,在嚴復一生所翻譯的170多萬字的西方著作中,約有十分之一的內容是他自己撰寫的按語,它們或對名物做詮釋;或對原書觀念做補充與糾正;或對國內外實際問題提出見解,突出地反映著嚴復的政治傾向,強烈地表現著他的政治態度和主張,體現了嚴復的愛國熱情與思想精華,特別值得重視。

嚴復嚴復

嚴復具有突出的政治熱情。他最主要的著述活動,都可以視為通過文字表現出來的政治鬥爭方式。這一點,不僅在他的自撰文章中有表現,就是從他所翻譯的著作序言、譯例、案語中,也可以明顯看出。如他在《原富》譯事例言中指出:“夫計學者,切而言之,則關于中國之貧富,遠而論之,則系乎黃種之盛衰。故不佞每見斯密之言,于時事有關合者,或于己意有所棖觸,輒為案論。丁寧反復,不自學其言之長,而辭之激也。”從他對所譯西方著作的取舍中,更能看出他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圖。在他的譯著中,隻有《原富》、《法意》、《群學肄言》、《社會通詮》四書是取原書全譯的;《群己權界論》及《中國教育議》,隻不過是較長篇的論文;《天演論》也隻是赫胥黎《進化與倫理》一書的序論與本論兩章;至于《穆勒名學》則尚不及原書之半。這種選擇反映出,嚴復一方面要使人們在船堅炮利之外,更多地了解西洋各國之強盛的根本即社會政製思想;另一方面則要將西方學術著作中,他認為最切合中國現實狀況者,視其先後緩急和時勢之需要而介紹給國人。

在具體的政治主張方面,嚴復的思想可概括為如下幾點

第一,主張變法維新。這一認識主要體現于他1895年發表于《直報》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和《闢韓》四篇震動一時的政論,以及1898年出版的譯著《天演論》中。經過對西方學術思想的廣泛了解,加上他自己的思考,嚴復開始對早年信奉的“新政”由模糊的懷疑進而加以明確的否定,認為其結果隻能類于“淮桔為枳”,並不能救中國于危急之中。他從歷史發展的角度提出,當前中國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變革時代。人們隻有認清社會歷史的潮流,採取積極的措施,才有可能保種強國,免于覆亡的危險。“嗚呼!觀今日之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論世變之亟》)而當時的統治者並沒有認識到這一局面,依然希望用愚民政策來平息動亂,維持表面上的大一統;用科舉製度來牢籠天下,防民造反;用閉關自守的辦法來苟延殘喘。掌握國家政權的封建頑固派則抱著對外國的成見,一方面狂妄自大,一方面對外國的侵略束手無策,最終損害了國家利益。因此,從救亡圖存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學習西方國家的強兵之術與民主製度,順從“浩浩成江河”的天下情勢,否則,“其禍可至于亡國滅種,四分五裂,而不可收拾”(《論世變之亟》)。嚴復用以宣傳維斄基礎上,運用自然科學經驗歸納的方法,對“舊學”的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舊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宋學義理、漢學考據和辭章等加以全面的否定,同時將西方經濟、學術等思想理論大致系統地介紹進來。

第一,在中西文化比較方面,嚴復認為,中西文化之間的本質區別在于:“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于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于為學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正是這種文化上的巨大差異,導致了中國的落後。因此,中國傳統的舊學是“無用”和“無實”的。從邏輯思維的角度來看,舊學之所以無用、無實,是因為它不是從考驗事實出發,而是從古書成訓的教條出發,不問理之然否而盲目崇信,他認為,舊學所據以進行演繹推理的大前提是先驗的,所以其結論也是錯誤的。他認為,作為演繹推理出發點的大前提必須是從科學中歸納得出的可靠知識,例如數學中“公論”(即公理),決不是什麽“心成之說”,而是經由“內籀”(歸納法),研究了個別的、具體的事物而抽出其中的共性所得到的。嚴復大力宣傳自然科學,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要求從古書成訓的傳統名教下解放出來,這在理論上具有自發的唯物主義傾向,而在實踐上則反映了十九世紀末中國資產階級需要依賴科學去發展工業,並借助于科學去激勵自己對前途的信念。

另一方面,嚴復對西方文化的介紹與研究又是有所鑒別與選擇的,如他贊同斯賓塞關于自然進化規律也適用于人類社會的觀點,但卻不同意其“任天為治”、弱肉強食的消極觀念。到了晚年,他的中西文化觀有所改變,提出了“拿來主義”的重構傳統文化、實現文化自我更新的方案,他稱之為“熔中西為一冶”,“合一爐而之”,主張對儒家思想學說“改用新式機器發掘淘煉”。這些具有辯證法精神的觀點和方法,直到今天仍然給我們以啓示,值得借鏡。當然,嚴復的中西文化比較觀並不全面,更不完全正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轉向對西學的完全否定,將其概括為“殺人利己,寡廉鮮恥”,轉而從“澤被寰區”的傳統文化中尋求精神寄托,就充分證明他對中西文化的了解並不透徹。但在維新運動風起雲涌的時候,他的上述認識卻對開啓思維、轉變思想觀念,從而推動歷史進程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哲學思想方面,嚴復的歷史功績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宣傳進化論,二是提倡唯物論。從哲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看,主張進化發展,提倡變法維新,無疑對中國傳統哲學中“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概念做了根本的否定;與進化論相關的“人定勝天”的認識,也在充實、發揮中國古代哲學積極因素的基礎上,具有了更多的唯物主義的傾向。關于對唯物論的闡發,嚴復則多是結合翻譯西方著作時對中西方哲學思想的梳理而展開的。他認為,世界是由物質構成的,“物之存亡,系其精氣,鹹其自己,莫或致亡”,“非人之能為存亡也”。就是說,物之存亡都是它自身的精氣所決定的,不以人們的主觀意願為轉移。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哲學家老子所說的“道”就是自然,就是以太,“道即自然”。這就堅持了唯物論的基本立場,從而高于康有為等維新派在“以太”問題上的唯心論。基于這一觀念,他還明確區分了中國哲學史上所存在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派別,並結合自己的譯書工作,對荀況、劉禹錫柳宗元等唯物論思想家加以推崇,對孟子、韓愈、程朱陸王等唯物心論哲學家的加以貶斥,並引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裏特的原子論,來佐證唯物論的正確性。

為了推行維新主張,嚴復還針對清末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提出了“體用為二”的原則。他認為,體與用應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不能分開的。“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為體以馬為用者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從理論上看,嚴復的這種認識並不完全正確,但在當時,卻在反對洋務派名為新政,實則妥協投降的“中體西用”觀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為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政治製度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提供了積極的思想基礎。

但與此同時,嚴復的唯物主義觀點並不徹底。當他批判唯心論時,又說外力作用決定著事物的發展,從而陷入機械唯物論;當他自覺地表明自己的哲學觀點時,又往往回避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條路線的對立,而以一個超然者自居,採取了中間派的態度,說自己是一個不可知論者;當他尖銳地批判陸、王心學並攻擊封建主義的舊學時,他要求人的主觀認識符合于客觀實際;而當他聲言自己是不可知論者時,便背棄了這個基本立場,說客觀實際雖然存在,但人的主觀認識是否最後能夠符合于客觀實際,那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所以,盡管他堅持著外物是客觀的存在,並且是人的感官意識所由發生的原因,即他所謂“有外因,始生內我”,然而,隻要他認可“因果同否,必不可知”,就轉向了唯心主義。這表現出嚴復在反對舊學鬥爭中的軟弱性。

第三,在經濟學方面,嚴復是介紹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經濟理論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也是介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到中國來的第一人。他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于《原富》的翻譯之中。在翻譯這部書時,他加入了多達300餘條,總計數萬字的按語,系統介紹了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並根據這些原理,結合中國進步的經濟思想,針對當時的現實,批判了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經濟學說和政策,並對中國經濟的改造提出了意見,即全盤接受資本主義並發展工商業。為了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順利發展,嚴復認為必須反對清政府的官辦政策及其他經濟上的幹涉政策,主張“自由平通”,聽任民族資產階級自己發展工商業的民辦政策,以促進經濟發展。與此相聯系,嚴復反對清政府各種阻礙經濟發展的腐朽製度。如他認為不裁減兵額,就不能增強戰鬥力;不整飭官製,就不能提高行政效率;不增加官俸,就不能禁絕貪污。不僅如此,嚴復還嘗試反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種種特權,以從根本上維護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他反對領事裁判權,反對客卿幹政(即帝國主義侵略者幹預內政,如赫德擔任中國要害部門海關的總稅務司),更反對關稅協定等等。他還認為,在工業方面,最重要的是“大生財能事”,就是拿最少的工力生產最多的物品,但這決不是減低“庸率”(工資)以求工力的減少,而是應該講求採用新機器。嚴復的這些主張,一方面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爭地位,在經濟上求發展的願望,一方面也體現出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經濟滲透、侵略的愛國主義情懷。但從他的論述過程中,可以看出他所借以論證自己觀點的論據,有些仍然是從封建經典中借來,有些則不切實際,體現出他思想上的折衷性與軟弱性。而他天真樂觀的商業資本主義的想法,在中國半殖民地化日益顯著後,也不可避免地要遭到破產的命運。

第四,在學術研究的方法上,嚴復對于西方邏輯學最為著意,這就是他所謂“于學術則黜偽而存真”的科學方法。他在自己的著作及譯作中對此均有涉及,還專門翻譯了約翰·穆勒《名學》及耶芳斯的《名學淺說》兩部邏輯學專著,並撰成邏輯學著作《政治講義》。嚴復認為:“諸公知學問之事,往往因所由塗術不同,其得果因而大異”(《政治講義》)。因此,邏輯學才是西方學術的命脈所在。嚴復在介紹西方邏輯學的過程中,對歸納和演繹同時進行研究,但從思想觀念上看,他更重視歸納法,他翻譯的《名學淺說》、《名學》,其側重點也在講歸納法的理論與方法,他的一些按語與著作中,也明顯地表露出對歸納法的贊賞:“吾黨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內籀之內”(《政治講義》)。1900年起,嚴復在上海開名學會講演名學,首開講習邏輯學之風,以《易》、《春秋》之旨比附邏輯,並運用實證的方法來批評中國傳統的心性哲學。“一時風靡,學者聞所未聞,吾國政論之根柢名學理論者,自此始也”(王蘧常:《嚴幾道年譜》)。嚴復所介紹的邏輯學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從新的角度,對中國傳統學術進行了再認識。嚴復認為,中國的學術尚在混合的階段,如中國的經學,就包括有哲學、政資產階級的學術文化介紹到中國來,滿足了渴望向西方學習救國真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要求,豐富和擴大了中國的文化知識領域。他所介紹的西方邏輯學開我國此類學科研究之先河,對思想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他運用科學方法對陸王心學、佛教禪宗所作的批判,鞭闢入裏,從思想上終結了中國古典哲學的進程;他將中西方哲學聯系起來加以考察、融合的方法與觀點,開啓了中國思想史從理論基礎到思維模式的全新架構,為資產階級世界觀體系奠定了基礎;他對封建舊學的批判,有著摧陷廓清的作用,對西學的引進與倡導,則有著篳路藍縷之功。這些給人耳目一新又充滿著科學精神的思想,無疑給近代中國的思想界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不僅資產階級維新派深受其惠,從中找到了與封建主義作鬥爭的思想武器;就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李大釗等人,也從他的思想中汲取了不少救國的道理,學習到了西方先進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因此,應該說嚴復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起了劃時代作用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述與思想,也有著承前啓後的歷史地位。他所介紹的科學知識以及民主政治的思想,固然還不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要求和提倡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相比,但終究也不能忽視它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思想啓迪及歷史影響。

然而,嚴復絲毫也不能逾越歷史所許可的範圍,來發揮他的智慧和才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環境,以及他所代表的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兩面性的特點,不能不在他的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這一點限製著嚴復在近代思想史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做出更大的貢獻。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資本主義的暫時繁榮已經過去,嚴酷的現實把嚴復早年所幻想的資本主義的構想打得粉碎。與維新派包括康有為、梁啓超在內的許多思想家一樣,他從前以《天演論》為最高原理,可以得出中國必然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到了這時,也認為“因天演之利用,則所存在皆劣,顧劣者終亦不存,而亡國滅種之終效至矣”(《學衡》六期);他把自己早年所謳歌的資本主義文明,總結為“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轉而回過頭去研究傳統哲學,認為“回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竊嘗究觀哲理,以為耐久無弊,尚是孔子之書,四書五經”。改良主義的立場還使他對十月革命持批評的態度,甚至對封建帝製的復闢也持明顯的同情立場。這一思想傾向與他早年的戰鬥性格截然不同,卻又有著一脈相承的必然性。這一點無論從他早年對封建帝製的情感上的留戀中,還是從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中,都可以看得十厘清楚。直至去世前夕,他還留下遺言說:“須知中國不滅,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由此可見,嚴復在運用西方思想武器改變中國現狀的願望無法實現,又發現資本主義也不能解救中國的情況下,必然地選擇了向傳統文化尋求濟世良方的道路。

主要著作

《論世變之亟》,《直報》,1895年

《原強》,《直報》,1895年

《闢韓》,《直報》,1895年

《救亡決論》,《直報》,1895年

《天演論》,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原富》(即《國富論》),亞當·斯密

《群學肄言》,斯賓塞

《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

《穆勒名學》,約翰·穆勒

《社會通詮》,甄克斯

《法意》(即《論法的精神》),孟德斯鳩

《名學淺說》,耶方斯

《嚴幾道詩文鈔》

《愈野堂詩集》

《嚴幾道文集》

《嚴譯名著叢刊》

《侯官嚴氏叢刊》

《侯官嚴氏叢刻》

《嚴侯官先生全集》

《嚴復集》,中華書局,王栻主編,北京,1986年。

個人作品

主要著作

1.《嚴幾道詩文鈔》

2.《愈壄堂詩集》

3.《嚴幾道文集》

4.《侯官嚴氏叢刻》,嚴復撰,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

5.《嚴侯官先生全集》,嚴復撰,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

6.《嚴復集》,中華書局,王栻主編,北京,1986年

主要論文

1.《論世變之亟》(天演論序),《直報》,1895年

2.《原強》,《直報》,1895年

3.《闢韓》,《直報》,1895年

4.《救亡決論》,《直報》,1895年

創辦報業

1.《國聞報》1897年10月26日創刊,日刊

2.《國聞匯編》1987年11月26日創刊,旬刊

主要譯著

1.《天演論》,赫胥黎,1896年~1898年

天演論序天演論序

2.《原富》,亞當•斯密,1901年

3.《社會通詮》,甄克斯,1903年

4.《群學肄言》,斯賓塞,1903年

5.《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1903年

6.《穆勒名學》,約翰•穆勒,1903年

7.《法意》,孟德斯鳩,1904年~1909年

8.《名學淺說》,耶方斯,1909年

人物年表

1854年1月8日(鹹豐三年十二月十日)嚴復出生于今福建省福州市倉山區蓋山鎮陽岐村一中醫世家。

1866年(同治五年)嚴復父親病逝,學館中輟,嚴復放棄走科舉“正途”。

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學堂學習駕駛,改名宗光,字又陵。

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學堂畢業,為該學堂第一屆畢業生,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

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選用道員資格,改名復,字幾道。

嚴復譯作《天演論》嚴復譯作《天演論》

1877年3月(光緒三年二月)赴英國學習海軍,與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結為忘年交。

1879年6月(光緒五年五月)畢業于倫敦格林威治的皇家海軍學院(Royal Naval College),回國後,被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

1880年(光緒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師學堂所屬駕駛學堂“洋文正教習”[3],學生中有後來因辛亥革命而出名的黎元洪

1889年(光緒十五年)報捐同知銜,以知府選用,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

1890年(光緒十六年)升為北洋水師學堂總辦。

1891年10月8日(光緒十六年)嚴復獲得候選道的官銜。事出有因,李鴻章在“辦理海軍請獎折”所附清單中提到:“直隸試用道呂耀鬥擬請歸候補班前補用”,“候補知府馬復恆、鮑蘭征、嚴復均擬請免選本班,以道員不論雙單月遇缺前先選用”。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創辦俄文館,並任總辦,俄文館為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幫助張元濟在北京創辦通藝學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資助梁啓超與汪康年在上海創辦的《時務報》。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匯編》,宣傳變法維新;將《天演論》在《國聞報》報上連續發表。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光緒帝命嚴復來京覲見,闡述變法主張;改捐同知;撰《上光緒皇帝萬言書》。9月《國聞報》因報道戊戌政變的詳情,被清政府勒令停辦。

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嚴復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參加汪康年、唐才常發起的“中國議會”,被選為副會長;創辦名學會,講演名學。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應開平礦務局總辦張冀邀請赴天津主開平礦務局事,後任該局總辦。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

1904年(光緒三十年)辭去京師大學堂附設譯書局總辦一職,回到上海。同年冬發生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被邀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孫中山由美洲到達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回到上海,協助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任復旦公學校長,為該校第二任校長。被安徽巡撫恩銘聘去任安慶任安徽師範學堂監督。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恩銘被刺,嚴復離開安徽師範學堂。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學部審定名詞館總纂。

1909年5月(宣統元年四月)被派充為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文科進士出身。

1910年(宣統二年)海軍部授為協都統,後任資政院議員。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校,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3年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發起組織孔教會,並以任為首領。

1914年1月26日被舉為約法會議議員;後被任為參政院參政。憲法起草委員。

1915年5月嚴復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復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持袁世凱復闢帝製。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復避禍于天津。

1917年對張勛復闢表示同情。

1919年五四運動認為支持學生運動的蔡元培不識時務。

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回到福州養病。

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

故居墓地

嚴復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郎官巷,建築融合了中國晚清及民國時期的風格,2003年故居修繕完畢對遊人開放。

嚴復墓嚴復墓

嚴復墓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蓋山鎮陽岐村北鰲頭山東麓,嚴復夫婦合葬于此,為福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70年代嚴復墓曾遭破壞;1984年~1988年,得到福建省行政部門的撥款和嚴復長孫女嚴倚雲的捐款,嚴復墓得以修復。

墓坐西向東偏北34度,花崗岩石結構,呈如意形,三層墓埕,佔地面積僅200多平方米。封土為三合土質,封土前豎一青石墓碑,楷書陰刻:“清侯官嚴幾道先生之壽域”。墓柱為金瓜頂,飛龍盤柱。兩側立卷書石圍屏,上刻有梅、雀、松鶴等圖案,形態逼真。墳周以花崗岩石砌護坡。墓系清宣統二年(1910年),嚴復為歸葬亡妻王氏,令長子嚴伯玉監造,嚴復自書墓碑及“惟適之安”橫屏。民國10年(1921年)嚴復病逝後葬于此。

陳寶琛為其撰墓志銘,曰:“旗山龍渡岐江東,玉屏聳張靈此鍾。絳新籀古析以中,方言揚雲論譚充,千闢弗試千越鋒,昔夢登天悲回風。飛火怒扇銷金銅,鯨呿鼉跋陸變江。氏見猶閱世君非蒙,咽理歸此萬年宮,文章光氣長垂虹。”

1961年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70年代,墓周圍環境嚴重破壞。1984~1988年,由福建省文物行政部門撥款和旅美嚴復長孫女嚴倚雲,匯款,在上岐村民委員會支持下重新修復以原墓為中心,保持原狀不變,在墓的兩側及後側建一堵高2.3米的磚牆,在墓前砌建長40米、高2米多的石牆,擴展二層墓埕,墓園面寬40米,縱深42米,並在墓園內種植白玉蘭樹,1986年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

嚴復故居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郎官巷,建築融合了中國晚清及民國時期的風格。 

郎官巷的故居是嚴復晚年生活的地方,當時的福建省督軍兼省長李厚基得知嚴復要從北京回福州的訊息後,為其購置了該房產。嚴復從1920年底回到福州後就居住在這裏,直至1921年病逝。

2003年故居修繕完畢對遊人開放。

人物評價

社會總評

嚴復翻譯了《天演論》、《原富》、《群學肄言》、《群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穆勒名學》、《名學淺說》、《法意》、《美術通詮》等西洋學術名著,成為近代中國開啓民智的一代宗師。離開北洋水師學堂後,嚴復先後出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復旦公學和北京大學等校校長,以教育救國為任。辛亥革命後,他一度黨附袁世凱,卷入洪憲帝製,為世人詬病。基于對國情民性的獨特把握,嚴復終身反對革命共和,時持犯眾之論,既不獲解於當時,更致聚訟于後世。雖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獨行的操守,學術政見有其一以貫之的原則,在翻譯學上更是為一時之先,其風格思想影響了後期一大批著名翻譯家。其眾多譯著更是留給後世的寶貴遺產。他的功過是非與成敗得失,值得後世用心研究總結。雖然研究嚴復的論著已為數不少,但相對于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顯赫地位而言,還遠遠不夠,尚待學界進一步挖掘材料、變換視角、革新思維,做出更為全面公正的評判。

名家點評

  • 康有為評

康有為稱贊嚴復是“精通西學第一人”。

  • 梁啓超評

梁啓超稱贊嚴復“于中學西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

  • 毛澤東評

毛澤東曾稱贊他是“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

  • 胡適評

胡適稱贊“嚴復是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 郎鹹平評

他最後隻成為了中國歷 史上一顆耀眼的彗星。他的悲劇就是在當時特殊環境下,他是唯一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的哲學思想的中國人。但老天爺開了中國一個大玩笑,讓他止步于“天演論”和以英國哲學思想為主的翻譯工作。如果他向右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軍國主義的斯賓塞思想,向前進一步就能進入孕育現代法治化主義的康德思想,向左一步就能迸入孕育了社會主義的黒格爾馬克思思想。但是,當時甚至到如今的中國都難以理解他深邃思想,從而造成後繼無人的宭境 ,因此使得他的止步,讓今天的中國都缺乏一個指導中國往何處去的哲學思想,隻有讀懂嚴復的悲劇,才能理解中國如今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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