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牢

哀牢

"哀牢",本是達光王國國王的名字,因哀牢是最早與漢朝有接觸的達光王,達光王國也就被漢史稱作"哀牢國"。

達光王國,是傣族先民在怒江-瀾滄江流域建立的部落聯盟國家,前期被漢史稱作"哀牢國"或"滇越乘象國",後期被漢史稱作"撣國"。

  • 中文名稱
    達光王國
  • 主要民族
    哀牢族(傣族先民)
  • 人口數量
    55萬左右
  • 主要宗教
    圖騰崇拜宗教
  • 部族分布
    瀾滄江以西
  • 簡    稱
    達光
  • 首    都
    保山
  • 國家領袖
    九隆、哀牢、柳貌等
  • 官方語言
    哀牢語

簡介

漢武帝時期,派人開通西南夷,希望打通前往印度的道路,于原封二年(前209年)派兵渡過蘭滄水,攻打哀牢,“置雟唐、不韋二縣”。這次侵略使得哀牢全盛時期結束,國勢衰落。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51年)哀牢王賢傈遣使內屬,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柳貌繼承哀牢王位,派其子獻國于東漢,其時哀牢共有5萬戶、55萬餘人。東漢政府以益州六縣與哀牢地設立永昌郡,以哀牢王為部族君長,另派官吏進行行政管理。哀牢史稱此一事件為“柳貌喪國”。

漢肅宗建初元年(76年),類牢繼位為哀牢王,起兵反抗東漢,為東漢擊破,類牢被殺。自此之後,哀牢不復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出現。哀牢人穿鼻儋耳,鏤身文身,有著先進的文化,根據華陽國志後漢書等的記載,其地礦產豐富、貿易繁榮。

歷史

哀牢哀牢

在滇西,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古老而神秘的國度——哀牢古國。這個疆域遼闊、特產豐富、民族眾多的文明古國大約形成于公元前300多年的戰國中前期,其開國之王為九隆。經若幹代後傳至柳貌,公元69年,柳貌父子率眾歸附東漢,東漢以其地設永昌郡。

哀牢古國最鼎盛時期,疆域十分遼闊,號稱東西3000裏,南北4600裏,其範圍大半與東漢所設全國第二大郡——永昌郡轄地基本一致。即東起洱海區域,西止于伊洛瓦底江;南達今西雙版納南境,北抵喜瑪拉雅山南麓。哀牢古國的中心地保山,是雲南重要的人類起源地之一。在該地區的羊邑清水溝煤礦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古猿下頜骨化石,經鑒定迄今約400到800萬年。化石頜骨形態從齒弓到齒類都具有從猿向人轉化的顯著特征。此外,考古專家還發掘了蒲縹塘子溝舊石器遺址,找到了現在已發現的最早的哀牢先民——蒲縹人。蒲縹人距今約8000年,屬于雲南發現的早期智人。 哀牢國是由最初的哀牢部落發展而成的。隨著哀牢王國的形成和不斷擴大,哀牢國內雜居了許多民族,哀牢民族就不再單指原來的哀牢部族,而包括了哀牢部落在內的所有“國民”。據考哀牢民族除濮系民族外,還雜居有氐羌和百越兩大系。漢化以後,又有中原漢族遷入哀牢境內,與家產牢土著民族雜居,相互學習,相互融匯,使哀牢古國形成了以土著民族為主外來漢族為輔的多民族雜居的歷史國度。

哀牢古國鼎盛之時究竟有多少人口,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僅從有史記載的兩次內附人口看,就達到了54660戶,571370人,這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很大的人口數位。

哀牢哀牢

哀牢古國土地肥沃,水源充沛,氣候宜人,礦產豐富,林木茂盛,動植物種類繁多,發展農、林、牧、礦產和各種手工業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華陽國志>和<後漢書> 等史籍都記載說,這是“宜五谷蠶桑”,“出……”,尤多珍奇寶貨和黃金、光珠、琥珀翡翠水晶瑪瑙……並有孔雀等珍禽異獸。勤勞、勇敢、善良的哀牢民族,能歌善舞,富于創造,用自己的智慧在這塊古老的土地上創造了豐富而獨特的文化。從考古發揚成果看,哀牢古國無論是石器文化,青銅文化,還是耕織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婚姻俗喪葬文化和音樂、舞蹈等民族民間文化都十分豐富而獨具特色。 哀牢古國由于歷史久遠,地上文物早已蕩然無存,隻有一些與之相關的地名、山水和後人根據傳說修建的景點,隱約透出點遠古歲月的信息——值得慶幸的是,保山地區對哀牢文化研究工作非常重視,省內外不少專家學者也給予了很多的關心支持。目前,哀牢文化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專著、專論相繼問世,哀牢文化作為以保山為中心的廣大哀牢故地的歷史文化的源頭,已透過歲月的沉沙,初露出遠古的輝煌。

戲說哀牢

哀牢哀牢

關于保山市隆陽區的“哀牢文化研究”活動,從來沒有多少“雜音”,也沒有多少“異見”。如果站到政治的高度上看,那是“天下太平”;但從學術的角度上看,卻是“一花獨放”。古往今來,一切真理最初出現的時候,常常是被視作謬論的,哥白尼也就因此而死。因此看來,關于“哀牢文化研究”,至今仍缺乏“異見”,反倒不見得是什麽好事了。為此,筆者鬥膽,發出幾點“異見”,算是為“真理”的發揚光大使上一點“反作用力 一、“哀”、“牢”兩字是笑談

研究“哀牢文化”,怎能首先就回避這兩個字的釋義?“哀”是什麽?是傷心悲痛嗎?是悼念嗎?是憐憫嗎?或是別的什麽?“牢”是什麽?是欄圈嗎?是犧牲嗎?是囚禁犯人的囚室嗎?是堅固嗎?是憂勞嗎?顯然都不是,“哀牢”應為記音,即用漢字對古代少數民族語言的記音。“哀”是什麽?“哀”是指酒或酒的氣味。“哀牢人”的後裔,比如今屬緬甸地面上的“卡拉”現在把水叫做“ye”(拼音記音,近似雲南方言的“也”),把酒叫做“aye”(近似雲南方言“啊也”)。“a”與“哀”一脈相承,經過二千年的語言發展和變化,其發音口形、時值、共鳴區、用氣差異仍然極小,顯然,“哀”就是指酒或酒的氣味。“牢”,與“醪”同音,如果是漢族對其的稱呼,可以認為是轉音注解,即以諧音轉註其“哀”。如果是這樣,“牢”也是酒或酒氣。古代“哀牢人”的老鄰居“越人”的後裔傣族說酒,至今其音仍然是“牢”,可見,“牢”也可以是“越人”說哀牢人“愛酒”。如此,“哀”也是“酒”,“牢”也是“酒”。“哀”是哀牢人自己說“酒”,“牢”是越人和漢人說“酒”。“哀牢”,就是好酒的人——褒義為善酒,貶義即為“酒醉包”。

哀牢哀牢

二、“哀牢國是大國”之說是笑談

在<史記>裏,根本就沒有什麽“哀牢國”——保山壩子屬于“桐師”(同師),雲龍的漕澗屬于“嶲”。如果“哀牢國”是大國,《史記》為何不提?《後漢書·哀牢傳》說“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賢傈等遂率種人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西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傈等為君長,自是歲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裏,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可見,哀牢是“種人”,即是一個族種;哀牢種人兩次歸漢合計五萬四千六百六十戶,人口五十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哀牢就是這麽幾個人,會是什麽大國? 學過歷史的人都知道,滇西在古代是人口稠密之地,連<山海經>說的也大都是滇西。可見,兩千年前,五十六萬人在滇西不可能會佔有多大點地盤,會是什麽的大國。《華陽國志·南中志》是後來之書,它有一個孤立的說法,一般認為,它說哀牢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但是,不僅缺乏旁證,而且理解方法也不妥。如果有如此之大, <史記>不會不提,《後漢書》不會不提。如果哀牢如此之大,“桐師”(同師)、“滇越”還有什麽地方放?放在天上?顯然,《華陽國志·南中志》中關于哀牢地域之說隻能這樣理解:永昌郡治原屬哀牢之地,永昌郡所轄地盤很大,“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而不能理解成哀牢地有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再說,哀牢王內附後,其地僅能設兩個縣,也可知其小如斯。

三、哀牢縣在何處至今仍屬笑談

德宏史學界認為,哀牢縣治設在盈江,北京史學界也多屬此論,歷史地圖中把哀牢城標在盈江, <辭海>也說哀牢縣治在盈江。西南歷史地理學家方國瑜先生認為,哀牢首邑應在騰沖,當然哀牢縣治也應在騰沖。大理史學界認為,哀牢縣治應在今雲龍境內,因為哀牢內附後設的“博南”、“哀牢”兩縣應為地理相連,絕不會互不聯系——確實是如此,如把哀牢縣放在怒江以西,那麽哀牢王的地盤就有了兩塊:一塊在瀾滄江以東(博南),一塊在怒江以西(哀牢),兩地互不相連,他怎樣管轄?古代既沒有無線電,也沒有飛機,可不像現在。

怒江以西至今仍沒有考古成果證實哀牢文化在怒江以西的存在,也支持了大理史學界的認識。同理,哀牢國後期在怒江以西的說法也就毫無憑據。

四、“哀牢歸漢”是個歷史笑話

“哀牢歸漢”是歷史的真實。既如此,為什麽還要說它是個歷史笑話呢?因為歸漢七年即反,哀牢縣太短命。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歸漢,建初元年(公元76年)即反。研究歷史,不能隻說歸漢,不說反漢,那樣會曲解了歷史。既如此,哀牢歸漢的歷史價值是很有限的。事實上,不僅哀牢縣短命,連永昌郡也常是誰收留大印誰就是“太守”。因此,史書裏的永昌郡也曾“有名無名,曰空荒不立”( 《南齊志》 ),甚至“南移永壽”(《南中志》),都隻是一個概念而已,忽而有任命,忽而又沒有了。

哀牢崛起

哀牢哀牢

走出神話,我們如今已能借助諸多史料及考古發現大體領略哀牢古國那悠遠而瑰奇的歷史風貌了:以九隆為酋領的哀牢夷至遲在二千三百多年前的戰國中後期(周服王時),便在“土地沃腆”、“宜五谷蠶桑”、“出金銀銅鐵”的哀牢地建立了具有強權機製的奴隸製部落聯盟——哀牢國,其立國之基在保山,統治中心或曰“國都”也在保山。由于境內水利、礦藏、動植物資源極為豐富,發展農業、牧業、手工業以及早期鑄造業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哀牢逐漸成為一個物阜民豐、欣欣向榮的文明古國。 哀牢人不僅把“五谷蠶桑”侍弄得好,而且很早就“知染採文綉”,技術水準也很高。史載他們用當地盛產的桐華(木棉)織出“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的“桐華布”和用優質苧麻織成的“文如續錦”的“蘭幹細布”,品質絕佳,多有蜀商爭相運銷獲利,以致得到了中原及西南亞市場被誤稱為“蜀布”並風靡一時。

青銅,是人類最早開發並大量使用的一種合金,當人們在用原本隻用于取暖、照明和熟化食物的火熔鑄出第一件青銅器物的同時,一個嶄新的時代也就在煉爐之旁應運而生了。據專家考證,以今保山市為中心的古哀牢地的青銅文化當始于公元前14世紀前後,至東漢早期為新興的鐵器文化所取代,前後延續了一千三四百年,其鼎盛時期大體也就在哀牢國的存續時期。此間迄今發現的門類齊全、功用及製型各異的五百餘件青銅器生動表明,幾乎與中原華夏民族同步,哀牢夷民也曾以青銅鑄造了邊地歷史的輝煌。古哀牢地出土的青銅器中,除大量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具外,尚有相當數量的以鍾、鼓為代表的禮樂器和以鉞、戚為代表的兵器。

哀牢哀牢

編鍾是我國古代特有的宮廷打擊樂器,也是歷代帝王禮事、宴辜活動中不可或缺的“廟堂之樂”。雲南迄今共出土以“滇王編鍾”為代表的編鍾36件(現存30件),其中出自哀牢夷區的就達13件之多。這些編鍾雖久經沉埋,但出土後完好如初,色澤鮮明,紋飾清晰,音質宏亮,音列井然,並有雙音鍾。據專家考證,其使用年代為戰國中期至西漢中晚期。編鍾的出現和使用,表明哀牢人不僅掌握了較高的鑄造工藝,而且還懂得了一定的樂理知識,並在測音、試音及演奏上也達到了較高水準。因為編鍾對青銅鑄造技術要求甚高,而特定的樂音又對每件編鍾的製形、大小、高低、厚薄及合金配比等有著特殊的規定性,稍有差錯都將影響其音頻、音質和音響效果。同編鍾一樣,別具一方特色的銅鼓也是上古社會的禮樂重器。雲南是世界銅鼓的起源地,迄今發現六種類型共二百餘具,而古哀牢地傳世和出士的佔了半數,其中包括5具長幼有序、“孟仲叔季”齊全的始祖型(即萬家壩型)鼓和雲南此類鼓的“長兄少弟”。銅鼓的大量出現和使用,標志著哀牢國兩級分化的加劇和階級關系的明朗和固定,通俗地說就是少數人先富起來並如典籍所載成了“王、渠帥、小王、邑君”等級隸主貴族,而更多的人則淪為奴隸。 如果說,象征著物主政治地位的青銅鍾、鼓等禮樂重器是古哀牢國階級社會業已定型的標志的話,那麽此間出士的象征著物主軍事權威的銅鉞、鋼戚等軍中重器以及等常規實戰兵器的大量出現和使用,則生動表明,以掠奪或反掠奪、征服和反征服為基本動因的戰爭這種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已成為哀牢國生存及發展進程中一個經常性的“國之大事”。事實上,哀牢國之所以能夠崛起于西南極邊並強盛一時,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系的相對先進固然是一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但戰爭的直接催化作用也不可低估:隨著綜合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的逐步增強,侵略和擴張也就在所難免——“哀牢略微,自古有之”,史載哀牢王扈傈的自白恰好說明了這一點。其結果是,周邊一些原非九隆世系的部族也主動或被迫加盟以求得自身的生存。這樣,“哀牢夷”也就由最初的九隆氏族擴展演化為“有閨濮、鴻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的龐大族群,而哀牢國的疆域則隨之東擴、西漸、南伸,並最終開創了“其地東西三千裏,南北四千六百裏”的歷史輝煌。

呂凱執忠

哀牢哀牢

呂凱,宇季乎,永昌不韋(今保山市金雞鄉)人,秦相呂不韋後裔——呂不韋擅權獲罪之時,秦始皇遷其親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過,漢武帝拓邊置縣,復遷呂氏後裔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故以“不韋”作為縣名,意在“彰其先人惡”(《華陽國志》)。至三國時代,呂氏已成為永昌郡中的豪門大姓,呂凱便是其中出類拔萃的濟世之才。而當時劇烈動蕩的政治風雲尤其是雍闓叛蜀這一突發事件則正好為呂凱一展雄才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 雍闓強取郡權圖謀受阻,于是改變策略,屢次“移檄永昌”,企圖煽動呂凱審時附勢,另攀高技。呂凱不為所動,為絕其念,他臨池揮毫,昂然復函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維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將軍不睹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恆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于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這,便是頗為後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閻書》。文風高古,義正辭嚴,其忠誠不奪之志,凜然難犯之色溢于言表。由于呂凱素來“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 《三國志·呂凱傳》 ),故能在危難關頭挺身而出,“執忠絕域,十年有餘”(諸葛亮表奏後主劉禪語),並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勛。

蜀治建興三年(225),請葛亮率軍南征,節節勝利。大軍尚在疾進途中,雍闓與其同謀越叛首高定發生火並並為其所殺,南中酋領孟獲接過叛旗,繼續作亂。武侯“七擒七縱”心戰告捷,方知邊郡永昌在叛潮洶涌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終孤懸漢幟並確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嘆:“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遂十分倚重呂凱,並上奏劉禪,擢呂凱為新置之雲南郡太守,封陽遷亭侯;王抗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武侯南征,是雲南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為上”、撫邊恤民的良策的確在邊地廣布了福澤。或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保山民間至今流傳著許多有著“確切”遺跡可證的“孔明故事”。不過據史家考證,武侯南征,並末親蒞保山,而諸多有關孔明的遺跡、軼聞也並非空穴來風——隻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陽遷亭侯呂凱。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諸葛營”(又稱漢營)、“諸葛堰”(俗稱“大海子”),其實前者極可能便是呂凱當年保境安民的駐軍重地;後者則肯定是呂凱為發展生產“帥厲吏民”修築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獻說,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傳播先進的耕作技術,這些善舉,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實,亦當為呂氏所為。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谷蠶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漢時期,社會經濟十分繁榮——漢庄鄉汪官營發現的建于蜀漢延熙十六年(253)及其前後的蜀漢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製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雞、陶鴨、陶倉、陶灶等,從一個側面生動展示了當時保山的社會生活風情:六畜興旺、五谷豐登,人們衣食足給,安居樂業。這無疑折射著以呂凱為代表的良吏賢臣註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績,同時也為呂凱的“恩威並著”于鄉裏作了個最為直觀的註腳。呂凱當了首任雲南郡太守後不久,被治下叛亂者所害。由于呂氏深孚民望,其“子孫世為永昌太守”( 蜀世譜)——晉初。呂凱之子呂祥曾“獻光珠五百斤”,官署南夷(晉置行政大區,轄域大體相當東漢時的永昌郡)校尉,並歸本郡主政,“持節統兵鎮南中”(<華陽國志>);呂祥之子則于晉元康末年(當為299年)出任永昌太守,適逢世居祖地的閩濮(九隆之族)叛亂,于是被迫將郡治南移千裏至永壽(今耿馬縣境)。自此,永昌(今保山)城便被諸多史書稱為“故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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