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豪 -周恩來五四時期筆名

伍豪

周恩來五四時期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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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周恩來畢業于南開大學,早年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回國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曾參與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並指揮長征,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共中央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契約,共同對日作戰。自1949年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49年至1958年間兼任外交部部長。1952年7月12日,周恩來針對美國空軍F-86噴氣式戰鬥機8架,侵襲中國東北部安東領空,殺死殺傷和平居民49人之事發表聲明,嚴重抗議美國飛機侵略中國領空挑釁行為。1974年6月1日,病情日益加重的周恩來作了第一次大手術,從此住在305醫院,直至1976年逝世。

  • 中文名
    周恩來
  • 別名
    伍豪
  •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省淮安市
  • 出生日期
    1898年3月5日
  • 逝世日期
    1976年1月8日
  • 信仰
    共產主義
  • 職業
    中國總理
  • 畢業院校
    天津南開學校大學部
  • 配偶
  • 其他成就
    黨的建立人之一和核心領導成員, 人民軍隊的建立人和領導人, 探索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 對黨的統一戰線巨大貢獻, 中國特色外交的奠基人, 為黨的第二次革命作重要準備
  • 其他作品
    周恩來選集

人物簡介

周恩來(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和外交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人之一。原藉浙江紹興,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求學,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發生重要轉折。1919年回國,9月入南開大學,在五四運動中成為天津學生界的領導人,並與運動中的其他活動分子共同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1920年去歐洲勤工儉學。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和趙世炎等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翌年改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書記,為中共旅歐支部領導人。1923年被國民黨本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分部籌備員、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和代理執行部長等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周恩來周恩來

之後回國,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並指揮長征。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共中央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契約,共同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期間,他擔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負責國共雙方軍事與政治調停,戰爭結束後,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並代表中共進行北平和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49年至1954年間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直至1976年逝世。1949年至1958年間,他還兼任外交部部長。此外,他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等黨、政、軍重要職務。

生平經歷

早期學生生涯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生于江蘇淮安(現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城內駙馬巷。祖籍浙江紹興,其家譜記載先祖是宋朝學者周敦頤,與魯迅(即周樹人)同宗。其所屬寶佑橋周氏(又稱“老八房”)尊周慶為始祖,從周慶到周恩來共歷18代。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雲門,後改名起魁),在清鹹豐年間跟隨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並在此定居。生父周劭綱,生母萬氏,出生後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由守寡的嗣母陳氏撫養長大。

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庚來到東北,先在鐵嶺銀崗書院學習,半年後轉入奉天官立東關模範國小,立志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1913年7月畢業,8月16日入天津南開學校學習,因表現優異而為學校創辦人嚴範孫、張伯苓所器重,視之為“宰相之才”而特別免除其學雜費,這也是南開當時唯一的一個免費生。青年時的周恩來相貌英俊瀟灑,在南開還曾反串表演,期間相識了以後的妻子和革命伴侶鄧穎超。畢業時,南開學校《畢業同學錄》中對他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

周恩來周恩來

1917年至1919年,周恩來赴日本明治法律學校(後來的明治大學)學習。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回國學習。臨行前,他把《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南開同學張鴻誥。9月8日,周恩來註冊進南開學校大學部文科學習,學號62號,其後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回國後不久五四運動即爆發,周恩來積極投身其中,成為運動的領導核心,9月16日組織成立覺悟社,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詳見詞條伍豪事件)。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願,被當局拘捕。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的壓力下,開除了包括周恩來在內被捕學生的學籍。為此嚴範孫特捐款7000銀洋,設定“範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李福景出國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恩來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分別在法國、英國、德國柏林大學考察學習,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儉學之四川人鄧小平,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伙伴。

投身革命

在旅歐的歲月中,年輕的周恩來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天賦和強烈的政治傾向。1921年3月,他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隨後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一說是吳明)共5人一起建立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與國內的其他7個共產主義小組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 。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

周恩來周恩來

由張申府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後繼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幹組成的“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與蔣介石等一起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並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迎接北伐軍入城。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後,國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來與張國燾賀龍葉挺朱德等人發動南昌起義,並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返回上海後,組織成立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並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鋤奸、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63],也被稱為“伍豪之劍”。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兼三科科長顧順章變節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後,顧家九人被特科暗殺,即“愛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白鑫供出並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亦設法暗殺白鑫。

周恩來周恩來

第一次國共戰爭

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提出把毛召回後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前方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後經周恩來折沖,通過留毛澤東在前方輔助周恩來指揮的決議。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並取得大勝。毛澤東在後方遭遇冷落兩年之久,後來掌權後反復提及此事。周恩來在1972年遭鬥爭時曾反復檢討寧都會議後“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遂完全依靠李德進行軍事指揮,由于軍事戰略錯誤,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畫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

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目前中共官方歷史統一的說法是,“三人團”受到所謂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而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以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會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後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接任。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紅軍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10月19日,紅一方面軍到達陝西省吳起鎮,與陝北紅軍會師。

周恩來周恩來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先後擔任中共長江中央局書記、副書記(書記王明),南方局書記,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常駐國民政府所在地武漢、重慶進行黨的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1937年9月起,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中將副部長。

抗日戰爭及國共第二次內戰

抗戰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周恩來同時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

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後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情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後正好撞在石岩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事後蔣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療(接到烏魯木齊後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匯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

周恩來周恩來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表示抗議。同年,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後,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遊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後《大公報》將此文章一並發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進行整風運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並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並多次公開檢查。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凶”遭受嚴厲批判鬥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于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于黨,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其與周恩來關系非常好,並無矛盾。

1945年4月-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8月,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席。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國共雙方關系緩和,周恩來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慶談判直接達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此後,周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後改為張治中)、美國方面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委員會”,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鬥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沖突的協定。

周恩來周恩來

1946年11月,由于在軍隊國家化和新政府組成等問題中雙方意見分歧無法調和,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甚至一度攻佔延安,周恩來則跟隨毛澤東在陝北轉戰。1948年11月,中共部隊展開戰略反攻,周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由于林彪在東北戰事中的傑出表現,並在遼沈戰役後,迅速進入山海關並攻佔天津,東北野戰軍(即第四野戰軍)對北平進行包圍。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周恩來一直任國務院(1954年10月25日前稱政務院)總理,並兼任外交部長,同時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並在1949-1959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49-1952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製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並親自主持製訂和組織實施了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畫。

1949年至1952年間,周恩來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準。1953年至1957年“一五”計畫期間,周恩來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後主持製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1955年,在經濟好轉的情勢下,以毛澤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開始傾向于冒進,在經濟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現狀的過高指標。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其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為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成長,周恩來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卻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判。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地區四省一市中共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並表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隻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周恩來被迫作檢討。1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南寧會議,並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會後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但在此前後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裏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周恩來周恩來

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周恩來和劉少奇、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1960年8至9月間,他主持製定對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個方針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製物價。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並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飛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註。

1949年至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參與製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後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並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定。朝鮮戰爭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定,使越南、寮國、高棉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

周恩來周恩來

1955年,周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葯,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幸免于難。不過周恩來仍然堅持赴會,並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促進了會議的最終成功。會後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

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國的接洽也在暗處進行,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製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餘輪談判,並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上海達成協定。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同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1964年11月,隨著赫魯曉夫的下台,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嘗試修復中蘇關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後對他說道,“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台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台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嚴正抗議,並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

文化大革命時期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屆)、副主席(十屆)、國務院總理,並兼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劉少奇特偵組組長等職務。1966年,周恩來親自勸說並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首先稱呼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967年,周恩來擔任劉少奇特偵組組長,而楊成武則認為周恩來實際上擔任中央特偵組的實際負責人和領導者並主持了針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的專案工作。

1969年,中共九大召開,周恩來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第三。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周恩來在毛澤東,林彪不贊成的情況下,帶頭積極支持江青、葉群進入中央政治局。1970年九屆二中全會,汪東興以及林彪集團成員與張春橋之間發生了激烈沖突,引發了毛澤東的反擊。周恩來與康生跟隨毛澤東批判陳伯達和吳法憲,進一步受到毛澤東的信任。

1971年春天,毛澤東全面發動了針對陳伯達和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政治鬥爭,並將鬥爭引向林彪。周恩來按照毛澤東指示,先後主持了華北會議,軍委座談會,對黃永勝,吳法憲等人進行批判。在毛林裂痕越來越大的時候,周恩來奔走中間緩和關系,提議林彪主動找毛澤東道歉,但未能奏效。8月,毛澤東秘密南巡批判林彪,北京僅周恩來為知情者,以保密電話隨時聯系毛澤東。9月12日,毛澤東返回北京,當日夜,林彪出逃,周恩來全程主持了對林彪事件的處理。並在9月24日主持逮捕黃,吳,李,邱。

1972年周恩來在醫療檢查中發現膀胱癌。1973年中共十大,周恩來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提議江青進入常委,遭毛澤東反對。同年,毛澤東以外交工作出現修正主義傾向的名義,發動了對周恩來的批判,組成“中央幫助總理認識錯誤小組”。1974年,毛澤東與江青等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批判黨內的“大儒”,後來直接點名“批周公”。但毛澤東最終否定了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說法,未能打倒周恩來。1975年1月,四屆全國人大召開,周恩來,葉劍英成功組閣,他再度擔任國務院總理,但是身體已經極其虛弱。國務院工作移交鄧小平處理。

1975年冬天,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並將《水滸傳》人物宋江作為反面教材,影射黨內投降派。周恩來在重病之下多次高呼自己不是投降派,並給毛澤東寫信請求鄧小平接任總理,未獲回應。

對于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官方和民間存在諸多爭議。官方敘述中,周恩來力挽狂瀾,保護了大批老幹部。文革末期,周恩來重新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對于復出後的鄧小平給予大力的支持,並使國民經濟持續保持成長趨勢[103]。也有很多其他文獻記載周恩來在文革期間大樹江青,協助毛澤東處理劉少奇和林彪,並主持政治局會議對陳再道拳打腳踢,是文革過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

周恩來周恩來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來在1966年5月下旬發表一次對黨內幹部的講話,要求保持晚節,“晚節不保,一筆勾銷”。為此,周恩來專門以瞿秋白的獄中自白書為例,指責瞿秋白晚節不保,提議“把瞿秋白從八寶山搬出來。”“ 把李秀成的蘇州忠王府也要毀掉”。 幾天之後,紅衛兵砸毀了瞿秋白的墳墓,全國掀起了砸毀墳墓的浪潮。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跡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北京故宮、莫高窟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

1968年,北京大學有學生向中央反映“伍豪事件”(即1932年2月,國民黨用“伍豪”的名義發表周恩來宣布退黨的聲明),毛澤東一開始沉默不語,後親自批示這是污蔑。1973年11月,毛澤東指使王洪文,江青組織會議批鬥周恩來,並上綱上線為“第11次路線鬥爭”。毛澤東對此批評道有野心的是江青,而非周恩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周恩來夫婦製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見,不通電話,不來往”。鄧穎超還叮囑身旁的工作人員:“江青來,總理都不讓我們出來,生怕她一下看誰不順眼,慘了。”

盡管國內政治情勢混亂,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仍然卓有成效。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坦尚尼亞、尚比亞達成一致,由中國方面派遣人員技術及材料,援建坦贊鐵路。1971年7月9日、10月美國總統特使亨利·基辛格秘訪北京,並與周恩來進行長期會談並達成協定,中美關系改善。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通過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和否決國民黨代表的中華民國提案。1972年2月,周恩來同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松會談,雙方在上海發表《聯合公報》,從而拉開了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序幕;1972年9月,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會談,簽署兩國政府聯合聲明,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難身亡,接到電報時周恩來面露笑容說“好了,好了”,周恩來說,林彪叛逃是極左路線必然的極右結果,但毛澤東堅持說林彪是極右,周恩來私下說:“明明是極左,怎麽是極右!”《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說,周恩來當即失聲痛哭。

晚年與紀念活動

1972年5月,周恩來被查明罹患膀胱癌,其仍然帶病工作,1973年2月,出現大量尿血的情況,這時血塊堵住尿道口,使每次小便都是一場痛苦的掙扎。1974年5月,癌細胞擴散,6月開始,周恩來被迫住院,6月1日,第一次膀胱癌手術;8月10日又接受了第二次手術;10月,在周恩來的提議下,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12月,周恩來抱重病前往長沙,親自與毛澤東討論第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成功挫敗了四人幫的“組閣計畫”。1975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在周恩來的支持下著手對當時的局勢進行大範圍整飭。

1975年6月9日,賀龍逝世6周年後始辦追悼會,周恩來最後一次出席追悼儀式。9月7日,周恩來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書記伊利耶·維爾德茨率領的代表團,當時周恩來已經坦然道:“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10月7日,周恩來還不忘提醒楊度曾經加入過中國共產黨,並在鄧小平探望時,告誡鄧須再三忍耐。1976年1月7日,在彌留之際,周恩來臨終遺言道:“我這裏沒有什麽事了,你們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裏更需要你們……”

1976年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因病于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305醫院逝世,享年78歲。從1974年6月1日第一次手術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為止,一共做了13次手術。

周恩來周恩來

1月15日,周恩來追悼會召開,鄧小平主持會議並致悼詞,整個會議在一種極其悲傷和庄穆的氣氛中進行。周恩來去世後,遵其遺囑,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骨灰撒到北京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及黃海黃河入海口。靈車經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自發組織起來悼念周恩來的上百萬民眾聚集在道路兩邊,即著名的“十裏長街送總理”。中國大陸各地舉行了廣泛的自發紀念活動。僅僅幾天時間,北京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就放滿了民眾敬獻給周恩來的花圈,但是普通百姓其實送不了那麽大的花圈。

1976年4月5日,為中國清明節。北京民眾為紀念周恩來,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稱為“四·五天安門事件”。但毛澤東通過毛遠新的傳話將此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並直接導致鄧小平的第三次下台。毛澤東去世及四人幫被粉碎後,此事件被視為反抗四人幫倒行逆施的革命行動,與當時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發生的悼念周恩來的集會並稱“四五運動”,為打倒四人幫和結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民眾基礎。同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發動懷仁堂事變,兵不血刃,結束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此後,周恩來的紀念活動一直在民間及政界進行著。2008年是周恩來誕辰110周年,中國大陸及其他國家地區開展各類紀念活動。

成就貢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周恩來同志為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軍隊、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立了不朽功勛。在大革命中,他出色領導了國民革命軍軍政工作、廣東地方政權工作、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成為我們黨最早認識武裝鬥爭重要性和最早從事軍事工作的領導人之一。

大革命失敗後,他領導發動舉世聞名的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黨的六大以後,他作為實際主持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在極端險惡的條件下機智勇敢地保衛黨的中央機關,保護黨的大批領導骨幹,發展黨在白區的秘密工作,支持工農武裝割據。他積極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明確提出“鄉村中心”的思想,為推動“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貢獻。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他同朱德同志等一起成功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鬥爭,創造了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新經驗。

周恩來周恩來

紅軍長征途中,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為確立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在危難中挽救紅軍、挽救黨,發揮了重要作用。西安事變爆發後,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根據黨中央的既定方針,前往西安,在極端復雜而艱難的環境中推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促成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新局面。

抗日戰爭中,他代表我們黨長期堅持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當局談判,廣泛團結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有勇有謀的鬥爭。抗日戰爭勝利後,為製止內戰,他陪同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爾後又率領我黨代表團與國民黨當局開展了有理有節的政治鬥爭。解放戰爭時期,他協助毛澤東同志運籌帷幄,在推動第二條戰線的形成、轉戰陝北、指揮一系列改變中國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籌備召開新政協、主持起草《共同綱領》等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同志先後擔任政務院總理、國務院總理長達26年,為積極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全面組織和實施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兢兢業業,殫精竭慮,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統戰、科技、文化、教育、新聞、衛生、體育等各領域傾註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在領導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中,他強調經濟建設工作在整個國家生活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一個國家如果經濟上不能完全獨立,政治上也就不能完全獨立。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各種關系,做到統籌全局、全面安排、綜合平衡、協調發展;強調“我們的國家不僅要有經濟建設,還要有政治建設和精神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全面發展;強調一定要重視環境保護,不能因發展經濟而犧牲環境,不要做對不起子孫後代的事。他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關鍵作用,強調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他組織領導“兩彈一星”大規模科技攻堅取得重大突破,極大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他高度重視對外貿易和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強調“學習外國必須同獨創精 神相結合”。他高度重視發揮統一戰線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經常傾聽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的意見,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時時不忘祖國統一大業,為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做了大量基礎性、開拓性工作。他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黨和國家的外事工作,首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遵照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則,推動我國積極發展同各國特別是廣大開發中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使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豐富多彩的外交實踐、獨具一格的外交藝術和外交風格,在國際社會為黨和國家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周恩來晚年照片周恩來晚年照片

在“文化大革命”極端復雜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同志忍辱負重,苦撐危局,作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維護黨和國家正常工作的運轉,全力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盡一切可能減少損失。他保護了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幹、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他協助毛澤東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妄圖奪取最高權力的陰謀,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糾正極左思潮的錯誤,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轉機;他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決策積極促成和落實鄧小平同志復出並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領導對各方面工作進行整飭;他身患絕症,仍頑強堅持工作,並同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與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他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重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極大鼓舞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

周恩來同志參與領導了革命和建設時期黨的各項重大工作,為黨的每一個重大勝利付出了大量心血。在長期實踐中,他註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認真總結革命和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入進行理論思考,深刻闡釋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統一戰線、文化教育和黨的建設等領域都作出了理論建樹,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後來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

人物語錄

1.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2.中國人幾乎佔世界人口的1/4 。這樣大的國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對世界有所貢獻,經濟上不能有較快的發展,那我們就對不住世界人民,也對不住我們的祖宗。

3.我們愛我們的民族,這是我們自信心的源泉。

4.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

5.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好像一輛車子的兩個輪子,相輔而行。

6.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

7.加緊學習,抓住中心,寧精勿雜,寧專勿多。

8.為中華騰飛而努力奮鬥!

9.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美兩國的社會製度根本不同,在中美兩國政府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但是,這種分歧不應當妨礙中美兩國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國家關系,更不應該導致戰爭。

10.今天的現實是不夠美滿的,但是美滿的現實需要我們大家共同去創造。

11.隻有忠實于事實,才能忠實于真理。

12.畏懼錯誤就是毀滅進步!遮掩錯誤就是躲避真理!

13.一帆風順是不能磨練人的。

14.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

15.我們國家幹部都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民眾同甘苦,共命運。如果圖享受,怕艱苦,甚至走後門,特殊化,那是會引起民眾公憤的。

16.要大家講真話,首先要領導上喜歡聽真話,反對說假話。

17.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是最老實的人,因為隻是老實人才能經得事實和歷史的考驗。

18.青年人沒有不栽幾個跟頭的,沒有不碰幾個釘子的。碰了釘子以後,不要氣餒。

19.理想是需要的,是我們前進的方向。現實有了理想的指導才有前途,反過來也必須從現實的努力中才能實現理想。

20.我們的下一代,總是要把自己擺在勞苦大眾一起,要能夠吃得起苦。因為我們的革命精神,就是從吃苦中得來的。

人物軼事

作為外交部長的周恩來 ,經常在外交場合上妙語連珠。有次周恩來應邀訪問蘇聯,在同赫魯曉夫會晤時,赫魯曉夫就出身問題刺激周恩來道:“出身于工人階級的是我,而你卻是出身于資產階級。”周恩來回答道:“是的,但至少我們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背叛了我們各自的階級。”。此外,曾有西方記者問他:“中國現在還有沒有娼妓?”周恩來回答道:“有,在台灣。”還有一次美國記者在採訪周恩來時發現他的辦公桌上有一支美國產派克筆,說道:“你作為一個大國總理,為什麽還要用我們美國生產的鋼筆?”周恩來笑道:“這是一位朝鮮朋友的戰利品,是他作為禮物送給我的。”1972年,尼克松夫婦訪華午宴時,每人面前擺放一盒“熊貓”牌香煙,尼克松夫人帕特對此贊不絕口。周恩來說:“總統夫人,我們送你一些吧。”帕特疑惑道:“送我什麽?香煙嗎?”周恩來說:“不是,是送你們大熊貓。”此後,中國的一對雌雄大熊貓被送到美國國家動物園,成為了中美兩國友好標志。

作為外交部長的周恩來作為外交部長的周恩來

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表現,受到了此後諸多方面的質疑。譬如1967年7月15日,北京外語學院文革紅衛兵組成“揪陳大軍”,在外交部門口組織街頭集會,攔截車輛,揚言要捉外交部長陳毅。周恩來與紅衛兵對峙,並說道“如果你們要抓陳毅、沖擊會場,就從我的身上踏過去!”。而在首都工人體育場十萬民眾批判陳毅等二月逆流大會上,周恩來則高度贊揚江青,稱贊“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位堅定的共產黨員”,最後喊出“誓死保衛江青同志!誰反對江青同志我們就打倒誰!”的口號。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周恩來發言高度贊揚林彪,稱贊“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份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林彪遇難身亡,周恩來的表現在各種文獻中亦多有不同解釋。

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通知工作人員,給與會者放一部《梁山伯與祝英台》的彩色越劇片。工作人員為了使外國人能看懂中國的戲劇片,寫了15頁的說明書呈周總理審閱。周恩來批評工作人員:“不看對象,對牛彈琴”。工作人員不服氣地說:“給洋人看這種電影,那才是對牛彈琴呢!” “那就看你怎麽個彈法了”,周恩來說,“你要用十幾頁的說明書去彈,那是亂弓單,我給你換個彈法吧,你隻要在請柬上寫一句話:“請您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就行了。”電影放映後,觀眾們看得如痴如醉,不時爆發出陣陣掌聲。  

人物紀念

周恩來紀念館于1988年3月在周恩來故鄉江蘇省淮安市興建,1992年1月6日落成對外開放。1998年為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又增建了仿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和周恩來銅像廣場。周恩來紀念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

周恩來紀念館位于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淮安市楚州區桃花垠,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築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台、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築。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周恩來紀念館館區平面圖呈等腰梯形,俯瞰全景,紀念島和三個人工湖構成漢字忠字形。它是由中國工程院院士、東南大學教授齊康總設計。設計曾獲國家設計大獎,工程質量獲國家建築最高獎——特別魯班獎。

一代偉人周恩來的崇高威望,獨具特色的紀念性建築,豐富的館藏文物,優美的館區環境,規範的管理服務,使周恩來紀念館成為周恩來故鄉淮安兩個文明建設的重要視窗,成為江蘇省和全國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和旅遊勝地。開館以來,周恩來紀念館每年接待中面板眾近100萬人次,免費和優惠接待青少年學生團體和軍人50萬人次,1995年被中國文化部、人事部授予全國文化先進集體稱號;1996年被中國文物局授予全國文物系統優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稱號;1997年被中國人事部、國家文物局授予全國文博系統先進集體稱號;1998年被中宣部確定並公布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1999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單位;2000年被命名為江蘇省文明風景旅遊區示範點。

周恩來紀念館周恩來紀念館

主館分為三層,一層展廳共分八個部分,通過豐富翔實的文獻史料和珍貴的文物圖片以及5台電視顯示屏,展現了周恩來光輝的一生。二層瞻仰廳置放著周恩來坐像。這尊漢白玉塑像高3.2米,基座高1.5米,展現的是周恩來總理手握長卷,微笑凝視著前方的偉人形象。 紀念館正面隔湖望去,南面是觀景台,它由廊廳和兩座高達16米的劍碑組成,象征著周恩來的豐功偉績與日月同輝。從這裏乘遊艇,可直達周恩來故居。整個館區由兩組氣勢恢宏的紀念性建築群、一個紀念島、三個人工湖和環湖四周的綠地所組成。館區總面積35萬平方米,其中70%為水面,建築面積1.5萬平方米。在紀念館南北800米長的中軸線上,依次有瞻仰台、紀念館主館、附館、周恩來銅像和仿北京中南海西花廳等紀念性建築。此外,還有嵐山詩碑、海棠林、海棠路、櫻花路、五龍亭、懷恩亭、西廳觀魚等景點。

人物評價

社會評價

周恩來同志50多年的革命生涯,同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同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同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緊密聯系在一起。他毫無保留地把全部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高風亮節,在中國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我們緬懷周恩來同志,就是要永遠銘記和認真學習周恩來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斷發揚光大。

周恩來周恩來同志始終信仰堅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現為他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的精神。這是他畢生奮鬥的力量源泉。周恩來同志說:“人是應該有理想的,沒有理想的生活會變成盲目。”他在確立共產主義信仰之時就說過:“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他對黨的事業、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光明前途、對振興中華民族的偉大事業,始終充滿必勝的信心,無論遇到什麽樣的艱難困苦,從不動搖。他說:“共產黨人就是為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苟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在確立革命理想信念的過程中,既有追求真理的強烈願望,又有深思熟慮的理性思考;既重視對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又註重在實踐中運用和發展科學理論;既註意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理論,又註意吸取中華民族的文化精華,他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建立在理性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是堅如磐石的。他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實踐了“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誓言。

伍豪

周恩來同志始終熱愛人民、勤政為民,集中表現為他甘當人民公僕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始終堅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人民的“總服務員”,反復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民的”,“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民眾同甘苦,共命運”,要“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他心系人民,急民眾之所急,憂民眾之所憂。隻要是關系民眾安危冷暖之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逢年過節,他總是關心在生產一線的工人能不能吃上一頓餃子。他多次奔赴抗洪前線、地震現場,哪裏有災情,哪裏民眾有困難,他就及時出現在哪裏。1973年,他重返延安時,目睹民眾生活仍然貧困的情景,禁不住潸然淚下,痛心地自責對不起老區人民。1975年,大手術之後,他依然牽掛著遠在千裏之外的雲南錫礦工人的健康。他一生勤勤懇懇、嘔心瀝血、任勞任怨,一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有時在16個小時以上。即使在病重住院的生命最後時期,他還抱病操勞國事。他說:“死我並不怕。古人說,人活七十古來稀,我已是七十七歲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壽了。可是這二十幾年的時間,總應該把國家建設得好點,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馬克思那裏報到,才感到安心。現在這種狀況去報到,總感到內疚、羞愧。”逝世前,他交待說:“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地去做肥料,這也是為人民服務。活著為人民服務,死後也要為人民服務。”周恩來同志真正做到了他所說的“應該像條牛一樣努力奮鬥”,“為人民服務而死”,為人民的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人民總理愛人民,人民總理 人民愛”,人民民眾用樸素的語言表達了對周恩來同志最真摯的感情。

周恩來同志始終顧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現為他高度珍視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的精神。周恩來同志深知黨的團結是黨的生命,始終顧全大局、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他把增強黨的團結、反對個人主義提到“對黨、對人民、對共產主義的事業都具有決定意義”的高度,特別告誡:因為我們黨是勝利的黨、執政的黨,尤其要警惕種種破壞和危害黨的團結的行為。他堅持民主集中製,強調“特別是要在高級領導同志中間加強集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保證我們黨的團結”。他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有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說、就做,不利于黨的團結的話和事就不說、不做,講黨性不徇私情,講原則不講關系,無論在什麽情況下都把個人榮辱置于身外。他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何派別思想、小團體習氣、地方主義、山頭主義本位主義,從不搞小圈子、小集團,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方面堪稱楷模。

伍豪

周恩來同志始終實事求是、嚴謹細致,集中表現為他求真務實的精神。周恩來同志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堅持用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實際工作。他一貫倡導實際工作者要學會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認為“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客觀規律,更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強調“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于實踐”。他善于把革命膽略與求實精神結合起來,既有超人的大智大勇,處變不驚,善于化解錯綜復雜的矛盾,善于應對險象環生的局面,又能夠極為周密和細致地考慮和處理問題。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復倡導要“講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要把主觀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幹勁要大,步子要穩,既要有雄心壯志,盡快趕上先進水準,又要循序漸進,不能一步登天。他高度重視對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 ,註重總結實踐經驗,考慮問題時總是力求在分析、綜合、比較上多下功夫,主張“一切當從多方考慮,經過集體商決而後行”。正因為如此,在組織領導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既是國家建設整體藍圖的重要設計者,又是將黨和國家各項重大決策創造性地付諸實施的卓越組織者,深得毛澤東同志的倚重。

周恩來同志始終虛懷若谷、戒驕戒躁,集中表現為他謙虛謹慎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為黨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功勞越大,他越是虛懷若谷。他常說“我們每一個人,不管過去做了多少工作,現在擔任什麽職務,沒有黨和人民,就既不會有過去的成績,也不會有今天的職務。黨和人民是偉大的,我們個人是渺小的”。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是“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他對黨和人民事業高度負責,認為做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不是後退,不是泄氣,而是戒慎恐懼”。他認為“不僅要教育民眾,還要向民眾學習。因為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經驗還不夠,領導地位並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驗”。他善于啓發和傾聽不同意見,即使是普通幹部或民眾講的意見都認真考慮。他說:“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他善于發現別人的長處,充分發揮每個同志的聰明才智,自己卻從來不居功、不諉過。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他經常說:“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麽都懂,隻要有這種思想並且在作風中表現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同志以其謙虛謹慎、廣納善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的風範,贏得了黨內外由衷的信賴和愛戴,是中國共產黨人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優良作風的最好榜樣。

周恩來同志始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集中表現為他無私奉獻的精神。周恩來同志畢生 嚴以律己、艱苦樸素,隻求奉獻、不思回報。他說:“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他經常告誡領導幹部要過好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和生活關,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操守和優良作風。他對自己的工作,總是經常進行反思,自覺開展自我批評、自我總結、自我考察、自我完善,從不文過飾非。他身居高位,但從不搞特殊化,凡要求黨員和民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說:“精神生活方面,我們應該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這樣,我們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加強,精神境界就會高尚。”“物質生活方面,我們領導幹部應該知足常樂,要覺得自己的物質待遇夠了,甚至于過了,覺得少一點好,人家分給我們的多了就應該居之不安。要使艱苦樸素成為我們的美德。”他睡的是普通木板床,他的衣服補了又補。他嚴格要求自己的親屬,給他們訂立了“十條家規”,從沒有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或親朋好友謀過半點私利。他身後沒有留下任何個人財產,他和鄧穎超同志一生中的全部工資積蓄都交了黨費,他的骨灰撒在祖國的江河大地上。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和這一個時代的人多付出一點代價,是為後代更好地享受社會主義幸福”。周恩來同志一生心底無私,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典範。

各界評價

外國朋友

1、聯合國前秘書長哈馬啥爾德,于1955年在北京會見過周總理後說過一句廣為流傳的話:“與周恩來相比,我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2、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親自為周總理脫大衣,時間:1972年2月22日上午,地點: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3、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說:“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4、印度尼西亞前總統蘇加諾說:“毛主席真幸運,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我要是有周恩來這樣一位總理就好了。”

與名人會晤(14)5、建國前,斯大林和米高揚也說過:“你們在籌建政府方面不會有麻煩,因為你們有現成的一位總理,周恩來。你們到哪裏去找這樣好的總理呢?”

6、蘇聯前總理柯西金對毛主席說:“像周恩來這樣的同志是無法戰勝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末了,他又補了一句:“前天美國報紙上登的。”

7、蘇聯總理柯西金在會見日本創價協會會長池田大作時說:“請你轉告周總理,周總理是絕頂聰明的人,隻要他在世一天,我們是不會進攻的,也不可能進攻的。”

8、英國前外交大臣艾登對美國記者說:“你們早晚會知道,周恩來可不是平凡的人。”

8、蘇聯前外交部長對西方記者說:“你們認為我是難以對付的話,那你們就等著與周恩來打交道吧。”

9、印度印中友協會長說;“世界上的領導人,能多一些像周總理的,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在國內也同樣,要是能多幾個像周總理這樣的領袖和中國共產黨員,國家就會很好了。

10、肯尼迪夫人傑奎琳說:“全世界我隻崇拜一個人,那就是周恩來。”

11、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也說過:“周恩來是我唯一的偶像!”

中國人民

1、兩彈元勛錢學森說:“許多party外人士說,我們是認識周恩來才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相信周恩來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

2、原國家主席李先念說:“中國中國共產黨因為有周恩來而增添了光輝,中國人民因為有周恩來而增強了自豪感。”

3、著名作家冰心老人說:“周恩來總理是十億中國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

4、同志于1984年瞻仰了江蘇淮安後題詞:“全party楷模”。

5、毛澤東于1974年在長沙對王洪文說:“對周恩來的任何攻擊,必將遭到人民的堅決反對,”

6、文革中當紅衛兵向毛澤東提出批鬥周恩來的要求時,毛澤東說:“好吧,讓我也去陪鬥吧!”

7、文革中極左分子提出要批判周恩來時,毛澤東又說:“周總理打倒了,哪誰來治理國家呢?根本辦不到。反周民必反。”

8、國民party元老于右任和蔡元培說:“周恩來先生的人格真是偉大!”

伍豪

9、著名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原北大校長馬寅初說:“周恩來總理是最得民心的中國共產黨員。”

10、著名地質專家李四光曾說:“周恩來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他胸懷寬闊,不計恩怨,廣交朋友,用人唯賢,關心體貼,無微不至,為中國中國共產黨團結了一大批人”。

11、陳雲、彭真、宋慶齡、葉劍英羅瑞卿餘秋裏谷牧說:“沒有周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後果不堪構想。”

12、更多的人說:周恩來是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楷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一面旗幟、是中國人民心中的一座豐碑、是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優良作風和傳統的化身,密切聯系民眾的光輝典範、是人民的好總理、是中國人民的驕傲。

周恩來各時期圖片一(21)13.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盛贊周恩來:

李宗仁說:“周恩來作為國共和談的首席代表,高瞻遠矚,立地生輝,拋開國共兩黨各自的信仰不說,僅以有這樣的傑出領袖人物來看,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也是天經地義的,順乎情理!”

閻錫山說:“周恩來乃神才也!,周恩來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我在國民黨裏沒見過,國民黨裏沒有這樣的人才。”

張治中說:“我的一切進步與我的老朋友周恩來的幫助、教育是分不開的,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的情懷,他那廣泛團結人的思想是國人學習的楷模。”

于右任說:“周恩來的人格真是偉大”!

馮玉祥評價說:“極精明細密,殊可敬可佩也”!見過周恩來後,在日記裏寫自己是吃飯太多。

古耕虞說:“國民黨把我往外推,中國共產黨把我往裏拉,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是周恩來的力量,使我改變了對國共兩黨不偏不倚的立場,逐步靠攏中國共產黨”。

國民party內傳言:得周恩來者得天下,委員長若有周輔佐,何至于有今天的局面(重慶談判)。

一個作者:記得著名影星秦怡被關起來後,孩子在家沒有人管.有一天總理從他家門前過,偶然看到秦怡的孩子,一問才知道這回事,他馬上指示手下辦事人員與相關部門聯系,給孩子安排個地方.秦怡出來後,感動不已,她沒有想到一國總理居然關心到這樣的小事。

人民的事,沒有小事,我們的總理心裏全是人民,所以在在處處會體現出他的關愛,這于他似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LIFE》雜志的拍攝(14)我們這代人經過了文化革命,又經過了文化革命的反思,我們知道周恩來確實是千古以來少有的好人,好總理。我不指望一些年輕人一下子理解他,但希望大家多看看正反兩方面的意見,再進行認真的比較,我相信任何一下有帶有偏見的人都會最終承認周總理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是集智慧,風採,操行,才幹于一身的少見的完人。

聯合國

周總理死後,聯合國降半旗(不是聯合國旗降半,而是所有聯合國會員國國旗全降半旗)。其中有一些國家的領袖不高興了,說:“為什麽不給我們國家死去的領袖沒有降半旗?”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講話說:“如果你們國家的領袖可以掌管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卻無兒無女,如果你們國家的領袖可以在海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誰做的到的,我也給降半旗。”所有人都鴉雀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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