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渝

呂大渝

呂大渝,女,祖籍蘇州,1943年出生于重慶,原中央電視台播音員。呂大渝少年時便因其獨特氣質、姣美容顏而獲得向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外國元首敬獻鮮花的殊榮;十歲那年拍攝了電視《祖國的花朵》,其中插曲《讓我們蕩起雙槳》至今仍被傳唱;1960年,十六歲的她在眾多候選人中獨佔鰲頭,叩開了中央電視台大門,與沈力、趙忠祥一起成為我國第一代電視播音員,他們在開創中國的電視事業中共同度過了美好的青春時光。

  • 中文名
    呂大渝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重慶
  • 出生日期
    1943年

童年生活

(圖)呂大渝(圖)呂大渝

呂大渝出生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重慶,所以取名大渝。父親呂吟聲先生曾任職于電台、航空公司和銀行,輾轉于東南亞諸國。母親是一位傑出的幼教工作者,又是極有音樂天賦的基督徒。

8歲時,父親被派往國外工作,母親獨自帶著一大群孩子投靠了北京的叔叔。後來母親用父親的稿費積蓄,買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馬將軍胡同甲十八號的小院。大渝被送進了北京匯文國小寄讀。她的美術老師是孫敬修——在電台講故事而伴隨幾代人成長的“故事大王”。

童年經歷的坎坷和滄桑,令大渝懂得如何盡力去回報社會,去施愛于需要幫助的人。有著金子般童心的她,剛入學就表現突出,戴上了紅領巾。因有著良好的氣質,幾次被學校推薦去完成“歷史使命”——給毛主席、周總理和外國元首獻花,大照片被刊登在<人民日報>上,小小年齡的她在當時已小有名氣。

1954年7月的一個星期天,她去北海公園和同學們正在打羽毛球,一個有點胖的大人背著照相機站在旁邊看了半天,並給她拍了張照片,他就是導演過王隆基主演的<三毛流浪記>的嚴恭。兩天後,蘇裏導演拿著照片到她的學校來了。原來,長影拍兒童片《祖國的花朵》,嚴恭和蘇裏當“星探”,到處尋找兒童演員。在大約四五十個孩子當中,最終挑選中了十九名,那年大渝剛十歲。

在拍攝完了<祖國的花朵>後,上中學不久,又拍了另一部兒童片《羅小林的決心》,這部兒童片的副導演是王家乙。

成長經歷

(圖)呂大渝(圖)呂大渝

1960年春末的一天,16歲的她被指名當領隊去參觀北京電視台(中央電視台前身),沒想到這卻改變了她的整個人生命運。他們被要求輪流在鏡頭面前說幾句話,簡單回答問題,她還背了一首“煙花三月下揚州”的詩,就讓回家了。

回校後,總復習開始了,大渝幾乎把這件事情忘到了腦後,但學校領導找她談話,終于揭開了去參觀電視台的謎底——她被選中電視台的播音員了。在廣播學院學了一年後重返電視台,開始了自己在中央電視台長達27年之久的電視播音、主持、製作生涯——她和比她大十一歲的沈力,和比她大兩歲才18歲的趙忠祥,成了中央電視台最早的電視節目播音員。

“我是扎著兩條辮子走上電視熒屏的。電視播音員當時並不播報姓名,日子久了,成年觀眾叫我‘小辮兒’,孩子們叫我‘小辮兒阿姨’。”

直到1978年,“小辮兒阿姨”才真正亮出了自己美麗的“風採”——陪同鄧小平訪問日本,採訪報道很成功。她氣質優雅、舉止端庄,代表了當時中國女性的新形象。當人們通過電視螢幕,看到這樣一位“東方美人”驚呼“天女下凡”!她因此被日本人稱之為“北京戀人”、“白衣天使”。

人物現狀

(圖)呂大渝(圖)呂大渝

1985年,美籍華裔科學家王贛駿博士,拾乘“挑戰者”號太空梭進行了太空實驗室三號科學實驗,成了第一個華裔太空人。王贛駿訪華,呂大渝拍攝製作電視片《故鄉行》時,結識了同行來華的王贛駿在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同事,也就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白馬王子”太空物理科學家李傑信博士。

1987年7月31日,呂大渝獲得了美國B-1簽證,離開了生活35年的北京。1987年移居美國,所以現在國內的年輕人對她知之不多。年近六旬的呂大渝現在擔任“大鯨魚工作室”總幹事。

與趙忠祥恩怨

(圖)呂大渝(圖)呂大渝

“趙忠祥和我本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我難得回國的時候,也應該像拜訪沈力等老朋友一樣去看望一下他。但是我沒有,從來沒有。”呂大渝最近在內地一家報紙上披露了她與趙忠祥在“文革”時期的恩怨,“並不是‘造反派趙忠祥把呂大渝打成了反革命’這麽簡單。”呂大渝是共和國第一代女播音員,16歲進央視,和當時18歲的趙忠祥一起工作、一起學習、一起苦練基本功。“文革”一開始,呂大渝跟不上情勢,成了“保守派”。

1967年底,呂大渝不滿江青的作為,一時年輕氣盛,點著江青的名字寫了張紙條,批評她不調查研究,“下車伊始就哇啦哇啦”。紙條沒有能傳到江青手中。她的室友發現了字條在稿紙上留下的痕跡,把那張稿紙交給了趙忠祥。1968年初夏,趙忠祥在電視台前廳召開文藝播出部全體大會,在這次會上,呂大渝被宣布為“現行反革命”,列入最具危險性的“內定一類反革命”。一時間,廣播局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專場批鬥會上“打倒呂大渝”的口號叫得很響。以後,每當批鬥廣播局和電視台的“走資派”時,一大串老人後面就跟著這麽一個小“牛鬼蛇神”。

軍宣隊和工宣隊進駐以後,呂大渝“落實政策”,趙忠祥反成了“階下囚”。在那個風雲莫測的年代,呂大渝感覺到趙忠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呂大渝寫道:“我被‘揪出’來到‘一零一牛棚’後,趙忠祥曾和顏悅色地安慰過我。以他當年文藝播出部主任身份,在當時的狂潮下,有人交出一張對江青不恭的紙條,也確實無法處理。”

30年過後,盡管對歷史的捉弄已經諒解,但感情上的芥蒂仍無法完全消除。呂大渝無奈地感嘆:我們在中國社會尚且正常的年代裏,在中國電視事業初創的歲月中並肩走過一段充滿朝氣的時光,其實是真正的“老戰友”。

自傳節選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簽字儀式在東京舉行。代表中日雙方簽字的是歷經十年“文革”剛剛復出的鄧小平副總理和田中角榮首相。為此,中央電視台派出了一個十多人的小組隨同鄧小平進行衛星傳送報道。

那年我三十五歲了。

眾所周知,電視播音員與電台播音員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不隻被“聽”,還要被“視”,為了在鏡頭前舉手投足得體,除語言技巧和內在素養外,形體訓練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趙忠祥和我,都在形體動作上有過訓練,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電視播音員出圖像的業務,招收播音員的時候,不再考慮螢幕形象,更不會對形體動作有所要求。一九七八年開啟了封閉十年的國門,隨同國家領導人出國採訪的任務來得又是那樣突然,這讓那些未曾在鏡頭前有過任何專業訓練的電視播音員一時何以適應?

九月初,文藝播出部主任石鳳山向我下達赴日任務時強調了在鏡頭前的舉止。雖然我有著不負眾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擔心自己那神經性咽炎的嗓子不能勝任工作。但老石說,已經這樣決定了,趕快抓緊時間治療吧。他還囑咐我暫不要對任何人提及赴日採訪的事情。

閉關鎖國的十年來,隻有著“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之類的宣傳,中國人對真實的外部世界一無所知。一個堂堂大國的電視播音員,別成了一問三不知的傻瓜。出訪前,我真想好好做些案頭工作,對日本的歷史和現狀、對中日關系和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有所了解。但我萬萬沒有料到,僅僅為了尋找一雙去日本需要的白皮鞋,我利用日常工作之餘,跑遍偌大的北京城,弄得筋疲力盡,狼狽不堪,幾乎焦慮到登機前的最後一天,根本沒有一點靜下心來讀書的時間。

鄧小平一行正式訪問日本前一星期,中央電視台採訪小組就抵達了日本。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換文》的活動正式開始之前,採訪小組在東京街頭拍攝花絮報道的時候,我已經以一襲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過NHK(日本放送協會)的電視螢幕和報刊雜志,風靡了日本。NHK跟拍了採訪小組的活動,在電視中播放。報刊雜志也把我稱為“白衣天使”、“北京戀人”和“鄧小平一行中的第二號人物”。

今天看來,白色的西服實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著裝,隻因為在“文革”中,全中國男女老少衣裳的顏色幾乎是清一色的蘭、灰,外加“國防綠”,款式也幾乎是“男女都一樣”的兩用衫和不合身的長褲,因此,日本人才會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我的著裝使他們活生生地感受到“四人幫”陰霾的散去和中國正在開始發生的變革。

在東京NHK的演播室裏,當我坐在日本美工人員以泡沫塑膠精心刻製的桔紅色中國地圖和淡黃色日在地圖後面,面對著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我有著自信和自豪的感覺。我相信,當年的中國觀眾看到熒屏上那幅巨大的中國版圖,也一定有著作為中國人的驕傲。通過國際通訊衛星向中國觀眾播送鄧小平訪日專題報道的時候,我的那身白色西服,也給如今四十歲以上的中國電視觀眾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我至今仍然認為,從服裝的價值和產生的作用來看,那是有史以來發揮過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個年代,為了它們的配套,為了有身像樣的出遠門衣服,卻是那樣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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