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有訓

吳有訓

吳有訓(1897.4.26-1977.11.30),字正之,江西高安人,聞名世界的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科學家,教育家。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1916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1920年6月畢業于數理化部。1921年赴美國留學,1925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並留校任助教,次年回國。1927年8月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理學院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以系統、精湛的實驗為康普頓效應的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曾先後在多所高等學校任教,培養了幾代科學人才。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傑出領導人和組織者,對中國科學事業特別是新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 中文名稱
    吳有訓
  • 別名
    字正之
  • 國籍
    中國
  • 出生地
    江西省高安縣石溪吳村
  • 出生日期
    1897年4月26日
  • 逝世日期
    1977年11月30日
  • 職業
    物理學家,教育家
  • 畢業院校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芝加哥大學
  • 代表作品
    《經輕元素散射後的鉬K射線的波長》,《康普頓效應與三次X輻射》

基本簡介

吳有訓,字正之,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江西高安人,原為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他于1916年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1920年6月畢業于數理化部。1921年赴美國留學,1925年在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助教,次年回國。1927年8月任國立第四中山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理學院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以系統、精湛的實驗為康普頓效應的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曾先後在多所高等學校任教,培養了幾代科學人才。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傑出領導人和組織者,對中國科學事業特別是新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吳有訓
中文名
吳有訓逝世日期1977年11月30日
別名字正之職業
物理學家,教育家
國籍
中國畢業院校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民族漢族
芝加哥大學
出生地
江西高安  代表作品《經輕元素散射後的鉬K射線的波長》
出生日期1897年(丁亥年)4月26日
《康普頓效應與三次X輻射》

人物簡介

吳有訓(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漢族,江西高安人。聞名世界的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科學家,教育家,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高安荷嶺石溪。1920年畢業于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1年赴美入芝加哥大學,隨康普頓從事物理學研究,1926年獲博士學位。1926年秋回國,先後在江西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任教,

吳有訓

1928年秋起任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包括1938年以後在西南聯合大學的8年)。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學校長。1948年底任交通大學教授。1949年任校務委員會主任。1950年夏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同年12月起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曾經任中國物理學會理事長。1949年秋-1952年秋,任交通大學(暨西安交大與上海交大前身)校長。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科學成就

吳有訓在物理學領域中的重要成就是:在參與康普頓的X射線散射研究的開創工作時,他以精湛的實驗技術和卓越的理論分析,驗證了康普頓效應。1924年他與康普頓合作發表《經過輕元素散射後的鉬Ka射線的波長》。30年代中,他在清華大學講授近代物理和普通物理學,註重實驗課,並指導許多屆學生的畢業論文工作。他不辭辛勞,誨人不倦,親自指導查閱文獻,製備實驗裝置;以嚴謹的科學作風培養出許多優秀學生。

吳有訓吳有訓

他畢生致力于中國的科學事業和教育事業。1958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成立,他已多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且年事已高,但仍親自講授大學的物理學課程,為培養人才盡心竭力。

吳有訓在科學事業領導工作中始終認真負責,虛心聽取各方意見,擇善而從,贏得了同事們的敬愛。他有魄力,有遠見,促進了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

趣聞軼事

1.不同意"康普頓--吳有訓效應"的提法

康普頓效應發現于1922年,這一發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但是由于經典物理觀念根深蒂固,康普頓效應一經提出,就遭到人們的懷疑和非難。有人認為實驗證據不夠充分,提出新的實驗結果,作出新的解釋。向康普頓的結論挑戰。

吳有訓

為了取得更全面的實驗證據,康普頓所在的芝加哥大學物理實驗室開展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吳有訓工作最有成效。他以高超的實驗技術、嚴密細致的,為康普頓效應的確認作出了重大貢獻。

吳有訓是1921年底赴美,1922年1月進入芝加哥大學,正好在這兩年,康普頓以訪問學者身份在芝加哥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1923年,他正式成芝加哥大學教授。所以幾乎從一開始,吳有訓就和康普頓一起進行X射線的散射實驗。康普頓最初發表的論文隻涉及一種散射物質(石墨),盡管已經獲得了明確的資料,但終究還隻限于某一特殊條件,難以令人信服。為了證明這一效應的普遍性,吳有訓在康普頓的指導下,做了七種物質的X射線散射曲線,並于1925年發表論文,有力地證明了康普頓效應的客觀存在。

吳有訓進一步研究康普頓效應,並且把康普頓效應的理論向前推進。有一段時期前蘇聯學者鑒于吳有訓的工作對肯定康普頓效應有功績,因此將康普頓效應改稱為康普頓-吳有訓效應,吳有訓卻公開表示不同意,表現了一位科學家求實的態度和謙虛的美德。

2.康普頓一生最得意的學生

1926年,吳有訓以"康普頓效應"為題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同年回國。康普頓非常贊賞吳有訓的才幹,晚年曾向楊振寧說:吳有訓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學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引用了吳有訓所作的15種物質散射曲線,這張圖一直被各種著作和教科書引用,成了康普頓效應最有力的實驗證據之一。

3.廣開學校大門,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吳有訓不僅是一位傑出的物理學家,而且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家和科學研究的組織者。自1926年秋學成歸國起,吳有訓輾轉任教于上海大同大學、南京中央大學和北平的清華大學等校,前後長達20餘年,不但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而且他的教育實踐也為後輩留下了許多可資借鏡的寶貴經驗。吳有訓在物理教學中有幾個顯著的特點:第一,註重基本概念,啓發學生從一些簡單的事實中領悟出深刻的道理;第二,提倡自己動手,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驗技能;第三,鼓勵自學,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第四,重視拓寬學生的知識面,鼓勵學生適當選修外系課程。他還強調教師不能脫離科學研究前沿,並且身體力行,邊教書邊做研究工作,這就使教學有了豐富的新內容。他也十分重視對外交流,鼓勵本系教師到別的系甚至外校去兼課,他本人就曾在北京大學兼過課,同時也註意邀請外系、外校的學者來本系、本校講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吳有訓曾邀請了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物理學家狄拉克(Dirac)來華講學,狄拉克于當年7月到達北平,在清華大學作了三天的學術訪問,應正電子有關問題發表演講,這是當時國際物理學界的最前沿課題之一。此外,丹麥的物理學大師玻爾于1937年初到中國訪問時,也應邀在清華大學作過學術報告。這些交流活動無疑使清華物理系的師生們開闊了眼界,也給科研和教學活動增添了新的活力。

吳有訓吳有訓

4.既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又關心技術科學的發展

新中國成立後,吳有訓一直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對中國科學院的建設以至我國科技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建院初期,他對調整和充實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力量和布局傾註了心血;他既註重基礎理論的研究,也關心新興技術科學的發展,強調科學研究應為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服務。在製訂12年科學發展遠景規劃時,他把握學科發展方向,倡議並參加擬訂加速發展新技術的緊急措施,為我國半導體、自動化、電子學、電腦技術的起步,做了大量工作。他十分重視人才的培養。他是科學院研究生委員會主任,從50年代起,就親自過問研究生的培養工作。中國科技大學建立後,他帶到學校講授普通物理等基礎課程。他還非常關心青年科學家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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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張全面、實事求是地評價物理學家

吳有訓到晚年還很關心自然科學史的研究工作。1977年10月,就在他逝世前一個月,有位研究物理學史的學者去看望他,他對這位學者談到了關于如何評價玻爾�.K.海森伯等物理學家,以及如何評價哥本哈根學派的問題。他認為應當充分肯定這些物理學巨匠們的科學成就,對他們的哲學思想也應當加以研究分析,不要隻一味批判。吳有訓還特別談到了玻爾的人品,認為他的確是一位品格高尚的科學家,並且對中國人民懷有真摯的友情,在評價這樣的科學家時,切忌片面和簡單化。

6.把國民黨軍警拒于大學校門之外

吳有訓是一位正直、愛國的科學家,早在30年代,他就熱情支持青年的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時,清華大學往長沙遷移,身為理學院院長的吳有訓,由于遷校任務繁忙、緊迫,顧不上妻兒老小,毅然隻身隨校南

下,將一家人留在不久後就淪陷了的北平,這時他的小女兒出生才幾個月,這種精神正是吳有訓高尚品德的表現,值得後人敬仰。吳有訓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正是國民黨當局鎮壓進步學生運動的時代,他堅決拒絕軍警進入校園搜捕進步師生。他表示,若軍警入校捕人,他就辭去校長之職,在他任校長的兩年裏,軍警始終未能進入中央大學捕人。

吳有訓

7.既爭取外援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有訓會見過許多外國的科學家和學術界著名人士,並多次出國參觀訪問,他總是利用各種機會盡力宣傳我國的各項成就,新舊社會的巨大差別。在國際合作和交流中,他既學習和充分利用國外的先進技術,爭取外援,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維護我國的利益和尊嚴。

8.生活簡樸,不謀私利

吳有訓在生活上十分簡樸,對子女的教育很嚴格。他身居高位,卻從未利用職權為自己的子女謀私利,他沒有徇私為他的五個子女在中國科學院中謀一個工作。他對此解釋說,這樣能便于子女們獨立奮鬥。他認為,如果要給子女們遺留點什麽,那隻應該是工作的知識和能力。

吳有訓

9.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1977年11月29日,80高齡的吳有訓在家裏接待了來訪的同事和學生,晚6時許給秘書打了電話,布置第二天研究成立中國科學院學術委員會事宜。就在這一天,他對家人說:"需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可惜我已80歲了,若能年輕一點就好了。"遺憾的是,第二天他便因動脈瘤破裂導致大出血,在北京地安門東大街84號的家中與世長辭了。

相關傳略

王大明

1950年10月的一天,正值北京的金秋季節,在當時華北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可容納300人的大禮堂中,座無虛席,人們正聚精會神地傾聽著一位科學家的演講。他充滿感情地說道:"告訴諸位,從這次去歐洲的經驗,我真高興我是中國人!"

這位以是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的科學家,就是中國現代科學的拓荒者之一、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他在此前作為中國科學院代表團團長,率團訪問了東德、波蘭和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回國後為大家做出國訪問報告。

兩個月之後,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

抱定科學救國理想的學生

吳有訓于1897年4月26日出生在今江西省高安市荷嶺鄉一個名叫石溪吳村的小村庄。父親吳起輔,在漢口幫人做生意,直到晚年才回到家鄉的縣城,與人合開了一個店鋪,以維持生計。吳有訓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女性,勤勞節儉,在她的辛勤操持下,吳家的日子過得雖不算富裕,但亦不至于有凍餒之虞。吳有訓後來回憶起自己的母親時,認為她是一位精力充沛而講求實效的女性,一位慈祥而又嚴厲的母親,她的言傳身教對自己的一生影響極大。

吳有訓7歲時入家塾,習舊學。 12歲時,有一位從雲南卸任歸來的族叔,受族人之托,辦起了一所新式的私塾。他是一位比較新派的人物,不但精于文史,也兼通數理,授課之餘,還會講些諸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類的話題。吳有訓和他的小伙伴們似懂非懂,但卻興趣盎然。

帶著一身泥土氣息的農家子弟吳有訓,先到縣城,又到省城,他的少年時代幾乎全是陪伴著書本度過的。由于家境本不富裕,他十分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始終保持著那股謙虛好學、奮發向上的勁頭。1916年7月,吳有訓畢業于江西省立第二中學,同時考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地處古都南京市四牌樓地區,坐落在雞鳴山南麓的明代國子監原址上,為當時與北京高師、武昌高師、廣州高師等並列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四大國立高等師範學校之一。

吳有訓當年之所以投考南京高師,是與許多家境比較貧寒的學生出于同樣的考慮:一方面是因為這所學校名師薈萃,有較高的聲譽,另一方面,它是一所師範學校,一般不收學費,在此求學可以大大減輕家庭的負擔。

當年的南高以培養新式師資為已任,學製為四年,預科一年,大學部三年。吳有訓所就學的是該校的理化部。上三年級時,

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的胡剛復歸國,到南高任教。胡先生可說是我國最早從事X射線研究的學者,具有較高的學術水準,吳有訓就是在他的引導下得以接觸到X射線有關基礎知識,由此逐漸培養起對X射線研究的濃厚興趣。

吳有訓在南京高等師範讀書的四年,已表現出一種不喜空談,崇尚實幹的精神。他抱定科學救國的理想,這一點,可以說貫穿了吳有訓的一生。

從南高畢業後,他曾在中學教了一段時間的書,然後在1921年參加了江西省赴美國官費留學生考試,並以優異成績考取。于1921秋從上海乘海輪赴美國,來到中部重鎮芝加哥,進入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習,實現了自己獻身科學的第一個目標。

參與康普頓效應的發現與實驗

芝加哥大學是美國歷史悠久的著名學府之一,也是美國當時的物理學研究與教學的一個中心。值得註意的是,芝加哥大學與中國早年的科學界有過密切的關系,中國現代物理學界的許多老一輩物理學家青年時代都曾在此求過學,如李耀邦、饒毓泰、葉企孫、周培源等。

吳有訓留學美國的第三年,年輕的物理學家A. H.康普頓來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吳有訓成為他的研究生,從事X射線問題的研究。

康普頓在到芝加哥大學之前,曾先後工作于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密蘇裏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並初步發現了一種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現象:康普頓效應。他發現:當用單色X射線作射線源,對一些較輕的元素(如碳)進行散射實驗時,經元素散射後的X射線的波長發生些微變化,從經典物理學的角度看,這完全是一種異常現象。康普頓對異常現象選擇了量子論式的解釋,這就是他著名的X射線量子散射理論。

但這個發現當時並沒有立即獲得物理學界的廣泛承認,一方面是因為這種效應與經典理論有很大的沖突,另一方面是康普頓所獲得的實驗證據還不充分,使相當多的物理學家不敢貿然相信,大家基本上採取了一種感興趣的觀望態度,他們等待著進一步的實驗事實。當時著手進行這一實驗的科學家很多,但科學界最為關註的仍是康普頓本人所在的實驗室拿出更多的、有說服力的證據。

吳有訓此時恰好就在這個實驗室跟隨康普頓進行研究工作,他用自己非凡的實驗才能和艱苦努力,緊緊地抓住這個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為現代物理學的發展做出了中國人的貢獻。

科學界對康普頓量子散射理論的懷疑,首先在于他所依據的基本實驗,實際上隻有一種實驗樣品,即石墨樣品。雖然這個實驗本身完全無懈可擊,但畢竟隻使用了一種材料,這很難說明效應的普遍意義。吳有訓在準備工作中設計出最隹實驗配置後,即把主攻方向定在證實康普頓效應的普遍適用性方面。他陸續使用多達15種不同的樣品材料進行X射線的散射實驗,結果無一不與康普頓的理論相符合,從而形成了對此理論廣泛適用性的強有力證明。由于吳有訓高超的實驗技巧,使這些驗證工作不管是在精密度還是可靠性方面,都無可挑剔。這些工作當然得到了康普頓本人的極端重視和高度評價,他把吳有訓所獲得的15種物質X射線散射光譜與他自己的那張石墨散射譜,一並收入了他于1926年寫成的專著《X射線與電子》中去,作為其量子散射理論的主要實驗證據,這部著作于1935年再版時更名為《X射線之理論與實驗》。康普頓在書中這樣寫道:實驗"與理論的這種吻合並非出于偶然,圖Ⅲ-48(按:指吳有訓的那張15種物質X線散射光譜)的光譜就是證明;這是一張由吳博士所獲得的根據各種元素的散射得到的、與前述(按:指他本人的那張石墨散射光譜)相類似的光譜。"後來在許多論及康普頓效應的著作中都引用了吳有訓的光譜。

吳有訓對康普頓效應的另一項重要證明工作,是用公認的精確無誤的實驗,消除了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著名X射線專家W.杜安尼及其助手G. L.克拉克對康普頓效應的兩項質疑。此外,吳有訓在發展康普頓散射理論方面也有很重要的貢獻,這就是他用精確的實驗,解決了康普頓散射光譜中變線與不變線之間的能量或強度的比率問題。這項工作當即就得到了美國物理學界的關註和重視。1925年11月,美國物理學會第135屆會議就定在吳有訓所在的實驗室召開。會上宣讀或交流的論文共有60篇,吳有訓的論文排在第一位,他報告的題目是《康普頓效應中的變線與不變線之間能量的分布》。這項工作被列為會議的重要議題,文章後來發表于美國《物理學評論》上,是該雜志1926年2 月號的首篇論文。

什麽叫變線和不變線呢?這是康普頓對散射曲線中的兩個峰取的專有名詞。X射線被物質散射後,經衍射儀分解,散射強度與衍射角度(相當于波長)的關系做成曲線,一般會形成兩個峰,一個峰的位置與初始射線一樣,康普頓稱之為不變線,另一個峰會隨散射角變化,稱之為變線。不變線與變線的強度比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因為這個比值能說明康普頓效應的機理,可以由此進一步探討康普頓效應的量子理論。吳有訓第一個對這一

比值進行嚴密的定量測量。其他研究過這個問題的人,包括康普頓自己,他們的方法和準確度都不及吳有訓的細致和可靠。

1926年6月,美國物理學會召開第140屆會議,吳有訓參加了。在會上吳有訓一個人就宣讀了三篇論文。他這時已是眾望所歸的物理學家,倍受物理學界推崇。他的一幅以15種元素作為散射物所得的X射線散射光譜曲線在康普頓1926年的專著《X射線與電子》一書中首次公布,這張光譜圖和康普頓本人在1923年最早發表的石墨散射曲線一起,一直被人們作為說明康普頓效應的經典插圖,廣為引用。

吳有訓親身參與了發現和確立康普頓效應中期以後的大量實驗驗證工作,最後以"康普頓效應"為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並獲博士學位。而康普頓則在1927年因為這項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在現代物理學史上,康普頓效應佔據了一個極端重要的地位。吳有訓在效應的發現和實驗驗證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他本人從來都未將自己與康普頓相提並論,認為自己隻是康普頓教授的學生而已。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中國科學家的謙虛品格和坦蕩胸懷。而康普頓作為一代物理學大師,則從來沒有忘記吳有訓在這項偉大發現中的重要貢獻,在自己的多種著作和多種場合都不斷地提到吳有訓的實驗,甚至在自己的晚年,還很有感慨地特意說道:吳有訓是他平生最得意的兩個學生之一。(另一位學生是L. W.阿爾瓦萊茲,在吳有訓之後十年獲得博士,于1968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1926年秋,已近而立之年的吳有訓,經過五年的一流科學研究工作的磨練,成長為一名出色的實驗物理學工作者。在獲得博士學位後不久,吳有訓打點行裝,婉謝康普頓的極力挽留,踏上了歸途。

吳有訓

現代物理學教育的一代名師

現代以來,中國物理學界的先驅者之中,很少有人不曾從事過教育工作。眾所周知的中國現代物理學四大元老:胡剛復、葉企孫、饒毓泰和吳有訓,皆是如此。

1926年底,吳有訓回國之初,曾懷著一腔科學報國和教育救國的熱忱,應家鄉人士之邀,赴江西南昌協助籌辦江西大學。當時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取得重大勝利之際,但隨後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殺。政治上的腥風苦雨,使吳有訓有理想破滅之感,最後導致吳有訓于當年夏天黯然離開故鄉南昌。

吳有訓來到南京,回到闊別多年的母校(當時已更名為"第四中山大學"),時任校中自然科學院院長的胡剛復,立即通過校方聘他為物理系的副教授兼系主任。吳有訓在這裏執教約有一年多,其間曾被推選為校務會議的代表,在教學之餘,也參與了一些學校的管理工作。

這時,清華學校物理系主任葉企孫正在千方百計為清華延聘人才,他很快就把關註的目光投向了吳有訓。他力邀吳有訓北上清華擔任物理系教授,為表示自己的誠意,他甚至將吳有訓的薪金級別定在他本人之上。這種求賢若渴的精神也很令吳有訓感動,于是欣然應命,在清華園開始了自己科學生涯的一個新階段,也開始了與葉企孫先生近半個世紀的交誼。

1928年,北伐戰爭勝利,清華學校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吳有訓就在此時應聘來到清華,開始了他長達17年的清華執教生涯。在這期間,他與葉企孫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長的時間內就將使清華物理系人材輩出,蜚聲中外。在清華期間,吳有訓無論是作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還是清華理學院院長,乃至後來的西南聯合大學理學院院長,他從未脫離過教學第一線,以他淵博的學識、循循善誘的方式和豐富的教學經驗,哺育了中國幾代物理學家,成為中國現代物理學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師。

吳有訓在大學的物理學教育中有幾個突出的特點:(1)註重基本概念、註重科學思維的條理性,啓發學生從簡單的事實中悟出深刻的道理來;(2)重視實驗教學,大力宣導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強調理論與實驗並重的觀點;(3)強調培養學生、特別是研究生的自學能力;(4)註意將國內外最新的科學研究成果引入課堂,盡力使學生在學習基礎物理學知識的同時,能及時了解該學科的一些前沿情況;(5)十分重視學生的全面發展。他認為,即使是物理系的學生,也不能隻學物理學課程,而應學習一些相關相近的其他科目,甚至是人文課程,這樣才能使學生得到全面的發展。

吳有訓以自己極有特色的物理學教育思想和長達十幾年的教學實踐,為當時科學還很不發達有中國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優秀的物理學工作者,為物理學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開花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開我國物理學研究之先河"

到本世紀二十年代末,雖然中國的物理學工作者已先後做出了一些具有國際水準的研究工作,但這些都是在國外、是借助外國的某些工作條件完成的。當時,真正立足于國內的研究工作,僅僅還處于起步階段,吳有訓關于X射線的氣體散射問題的研究,是一個重要標志。對此,嚴濟慈先生曾給予高度的評價,他認為吳有訓的工作"實開我國物理學研究之先河"。

如前文所述,吳有訓在芝加哥大學留學時期已在康普頓效應的實驗證明方面有重大建樹,並且經過實際工作的磨煉,成長為一名掌握了高度精密實驗技術的實驗物理學家。但遺憾的是,他回國後未能充分發揮這方面的特長,原因在于受到當時我國國內實驗條件落後的限製。當時的清華大學物理系可能已是全國條件最好的地方了,但真的要開展具有國際前沿水準的實驗物理學研究,依然存在著許多困難。吳有訓在無法進行實驗工作的情況下,利用清華比較豐富的文獻情報資源,努力開展了理論性質的研究工作。

1930年10月,吳有訓在英國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他回國後的第一項研究成果,這是中國物理學家立足于國內,最早在國際權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論文之一。以此為起點,吳有訓在幾年當中,對X射線經單原子氣體、雙原子氣體和晶體散射的強度、溫度對散射的影響和散射系數等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理論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吳有訓的這一系列研究工作,再一次引起國際物理學界對這位年輕中國物理學家的矚目。鑒于他在這些工作中的傑出貢獻,被德國哈萊(Halle)自然科學研究院推舉為院士,並向他頒發了榮譽證書。1948年,吳有訓以他出色的科學成就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物理系在吳有訓和其他幾位教授努力推動下,成為當時中國物理學研究的中心之一。

科學與教育的組織領導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下半葉,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近十年時間裏,吳有訓正值人生中創造力最為旺盛的時期。事實上,他的確在教學、科研、教育管理和其他科學活動中都達到了自己的巔峰狀態。除了前文已敘述過的他在教學和研究中的傑出貢獻之外,他在擔任教育領導職務後的種種不凡表現也引人註目。1934年,吳有訓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1937年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之職,從此之後一直到1945年,吳有訓在清華(及西南聯大)與葉企孫先生及其他科學前輩一起,團結協作,推行了一整套卓有成效的教育原則和辦學方針,使清華大學物理系和理學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長為全國科學教育和學術研究的中心之一,培養出大批科學精英人才,對中國現代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意義深遠的影響,也為清華大學在不長的時期內就能躋身于世界名牌大學之林,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創造性的組織領導工作、教育思想和辦學經驗今天仍值得認真總結和研究。

在長期擔任教育領導角色的過程中,吳有訓逐步形成了自己一套獨特的教育原則和工作方法,概括起來講有如下幾點:

第一,堅持民主辦學的方針,尊重和註意發揮全體教職工的主體性。例如在清華大學物理系時,凡遇比較重大的問題,如課程設定、經費的分配等,一律由全體教授共同商議決定,從不獨斷專行。在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時,由于該院是由三所學校的教職工組成,各種關系更是錯綜復雜,但吳有訓以自己坦蕩的胸懷,力排狹隘的門戶之見,嚴于律已,寬以待人,與全體教職工同甘共苦,一起奮鬥,在戰時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依然維持了教學與部分科學研究工作的正常進行。值得指出的是,吳有訓不但很尊重其他教授,對于那些雖然職位較低但有真才實學的職員也同樣十分尊重。

第二,堅持重質不重量的原則,即在招收和選拔學生方面堅持寧缺毋濫。如清華大學物理系在葉企孫和吳有訓主持下,曾立下一條重要規定:每年的新生入學都要與系主任談一次話,吳有訓借此機會往往都要提出這麽一個問題:為什麽要學物理學?因為他認為攻讀物理學不是一件輕松的事,必須要有吃苦的思想準備,亦即物理系招收的物件,不應隻是那些有能力讀的人,而且也應是願意讀的人,隻有這樣才能選拔出真正優秀的人才。

這個原則雖然有它某種歷史的局限性,但在培養科學人才方面確曾顯示出其特殊的效果:在抗日戰爭之前的近十年時間裏,從清華物理系畢業的學生總共不過五十餘人,但大部分人後來都成為中國物理學各領域研究中的棟梁之材,如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核子物理學家王淦昌、錢三強,光學專家王大珩、龔祖同,固體物理學家陸學善、葛庭燧,力學專家林家翹、錢偉長,理論物理學家王竹溪、彭桓武,地球物理學家趙九章,電子學家陳芳允,海洋物理學家赫崇本等。

第三,堅持教師不脫離科學研究的原則,強調教師必須邊教書邊搞研究。他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大學乃"有大師之謂"的觀點深為認同,並認為教師之所以成為大師而不是教書匠,非得有較高的研究水準不可,他指出:"大學聘請教師,不但要問所習的專門學科,且須顧及已發表的研究工作及其價值。"已聘任的教師隻有不脫離科學前沿研究,才是保持較高水準。他指出:"大學主要工作的一種,自然是求學術的獨立。所謂學術獨立,簡言之,可說是對于某一學科,不但能造就一般需要的專門學生,且能對該科領域之一部或數部,成就有意義的研究,結果為國際同行所公認,那末該一學科,可以稱為獨立。"他本人就是這方面身體力行的典範。在他和葉企孫等先生的帶動下,清華物理系的科學研究工作蔚然成風。同時,研究與教學緊密結合,也使教學本身有了更豐富、更新鮮的內容。

第四,重視對外科學交流。吳有訓雖然宣導學術獨立,但他決不自我封閉,相反,他極力促進科學的交流。但他也意識到這種交流是"必須我們自己有些人在苦幹的地方,才有較多的機會聘到外國真正的學者,才能利用聘到的外國真正學者。"亦即交流必須建立在自己有科學研究實力的基礎之上。正是由于吳有訓等中國老一代科學家的高水準研究工作,引起國際科學界同行的註目,促成了當時許多國際大師級物理學家來華訪問講學。如1935年7月,現代量子力學的奠基人之一、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英國劍橋大學的著名物理學家狄拉克應邀來華,在華期間曾應葉、吳之邀,在清華逗留兩天,做了關于正電子問題的演講;1937年初,國際物理學界哥本哈根學派領袖、丹麥物理大師N.玻爾來華,也曾應邀赴清華作了有關原子結構方面的報告。這些大師的演講,使清華師生成長了科學最前沿的知識,開闊了眼界。此外,吳有訓亦重視國內校際及研究機構間的交流,他本人曾在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外校兼過課,也組織過學生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等研究機構進行參觀學習。這些活動和措施,對清華物理系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以及擴大學校的聲譽均產生過很好的推動作用。

本世紀三十年代,正值中國科學體製化的時期,其標志就是出現了一批專業科學研究機構和學會。吳有訓作為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代物理學家中的佼佼者,其眼界是非常開闊的,他不但在清華大學發揮著巨大的光和熱,而且也把自己的很大精力投入到推動整個中國的物理學事業當中去,其突出成果就是與其他科學前輩們共同創立了中國物理學會。學會成立大會1932年8月在清華大學召開,首任會長是李書華,吳有訓不但是學會的創始人之一,而且從1936年起,曾兩度出任學會的會長(或理事長)。他積極地組織並參與學會的各項活動,如出席學會的歷屆年會並多次擔任會議主席、擔任會刊《中國物理學報》的編委並為之撰寫論文、參加物理學名詞的翻譯審查工作等,為中國物理學會的早期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在八年抗戰的艱苦歲月中,吳有訓身兼西南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校內二十幾個專業委員會主席或委員、校外中研院評議員、物理學會會長等職,工作異常繁忙,生活上卻始終與廣大師生同甘共苦。他們全家與聯大的許多教授家庭一樣,住在離昆明市較遠鄉下的茅草農舍,每天去城裏上下班,往返要走幾十裏路,全靠步行。

吳有訓在工作上除了應付繁重的行政事務之外,還親自講授大學物理課,積極推動恢復研究院和留學考試,親自參加研究院的教學指導,並主持留美入學考試,大批優秀青年學子因此而獲得進一步深造的機會,其中有汪德熙、胡寧、吳仲華、黃家駟、楊振寧、洪朝生、何炳棣、李政道等後來成為著名科學家的傑出人才。

此外,他還積極地推動創辦清華金屬研究所,進行套用基礎和工業開發方面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直接為中國的抗戰和工業服務,也為中國金屬物理學科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骨幹人才,如餘瑞璜、王遵明、黃培雲等。

吳有訓于1940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評議員,全國當時隻有40餘人獲此榮譽。他還于抗戰期間受評議會的委托創辦了《科學記錄》,用外文發表國內科學研究的成果,作為戰時中國自然科學對外交流的唯一高級學術出版物,一方面向國際科學界展示中國的科學進展情況,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中國知識份子在戰爭環境下仍然堅持科學研究,不被困難所嚇倒的不屈不撓的偉大愛國主義精神。

1945年8月,在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刻,吳有訓又一次回到母校,而此次是出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之職。他布衣長衫、隻身一人,從昆明到當時的陪都重慶上任。出于對母校的深厚感情,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為母校的興旺發達盡一份力量。當然,他作為一個正直的科學家,也有一種比較單純的想法,認為自己不是來做官的,而是來辦教育、搞科學的,隻要做得正,自然行得通。但在一種已經腐敗的政治環境下,最終仍難以行得通,這也是吳有訓最後唾棄國民黨政權,走向光明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央大學的二年,吳有訓極力排除各方面、特別是來自政治方面的幹擾,在較短的時間內,不但使教育和科學研究工作蒸蒸日上,而且也得到了廣大師生的擁護和愛戴。但他也因實施民主辦學和保護進步學生的作法,而一直承受著當局從各方面施加的巨大壓力。吳有訓對大唱和平民主高調的國民黨曾抱有幻想,但這幻想很快就在親眼目睹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破滅了。他對國民黨當局瘋狂鎮壓學生民主運動做法極為憤慨,曾多次提出辭職要求,最後終于在1947年底,借赴墨西哥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之機,滯留美國講學訪問,堅決不再就中大校長之職。

在美國,吳有訓曾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等處從事短期訪問和科學研究工作,一邊收集科學最新進展的資料,一邊密切關註著國內的時局。此時,他通過親身經歷,對腐敗的國民黨政權已不再存有任何幻想。1948年中旬,吳有訓伴著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悄然回到了魂牽夢繞的祖國。

回國後,他先堅決地辭去了中大校長之職,然後千方百計地擺脫了國民黨高官利誘和裹脅去台的軟硬兼施,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由南京轉移到上海。在上海,一邊在交通大學任兼職教授,一邊積極地參與地下黨所組織的聯系各界知名人士聯合抵製去台的活動,直到迎來上海的解放,迎來新中國的誕生。

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上海解放後,1949年6月初,在黨領導下成立了科技界的"上海科技團體聯合會",推舉吳有訓為主席。6月中,上海軍事管製委員會又任命他為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相當于校長),主持交通大學的教學恢復工作。7月,吳有訓作為上海科技界的代表,赴北京出席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會議選舉了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的科技界代表15名,吳有訓是代表之一。9月,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會上海分會成立,他被推舉為主任。翌年,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吳有訓又被任命為華東教育部長。之後,因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草創伊始,亟需有威望有經驗的科學家擔任領導工作,吳有訓奉調赴京,並于1950年12月,被正式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從此開始,直到1977年逝世,吳有訓在中國科學院工作了27年,把自己的後半生全部奉獻給了這項事業,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壯大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創造了自己生命中的再次輝煌。

吳有訓在中國科學院成立後不久的1950年1月就曾應邀來到北京,出席科學院研究計畫局召開的近代物理座談會,討論並參與科學院物理科學相關機構的調整和設定問題。會議決定將原來分屬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四個物理類研究機構合並為兩個: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套用物理研究所。吳有訓在三月被提名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長,副所長是他的學生錢三強。五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于當年六月底,吳有訓受郭沫若院長委托,作為中國科學院訪德代表團團長,與華羅庚、王淦昌、惲子強出訪東德,參加紀念德國科學院成立250周年大會。在會上,吳有訓以代表站立起來了的中國人民的身份發表演講,獲得了熱烈的掌聲。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受到東德總統的接見,還參加了其他活動,處處都受到了歡迎。會後,吳有訓率科學院代表團順訪了波蘭的華沙,然後又奉科學院之命,與華羅庚從波蘭轉赴布達佩斯參加第一屆匈牙利數學會議,于九月初回國。這次對外交流活動是中國科學院最早的國際科學交流與合作活動,結交了當時社會主義陣營科學界的許多朋友,擴大了新中國科學事業的影響,為以後的交流打下了基礎。回國後他在當時的華北大學禮堂做了題為"民主德國的科學文化概況"的歸國報告,北京的科學界有300多人參加了會議。

1950年10月底,吳有訓訪歐歸來後不久,開始擔當起副院長的職責。因郭沫若院長要去國外出席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離國兩個多月,由李四光代行院長之責。為加強領導,其他副院長每人都直接分管幾個具體的研究單位,還沒有被正式任命為副院長的吳有訓分管了數理化學科領域的套用物理所、近代物理所、有機化學所和物理化學所等九個單位,並兼管辦公廳的工作。到該年底,他被正式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籌畫建立東北分院

五十年代的頭幾年,是新中國從連年的戰爭創傷中恢復的時期,亦是中國科學院的草創時期,吳有訓把自己的全部熱忱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一方面積極為自己所分管的九個研究單位籌措經費,延聘人員,創造條件以恢復和開展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參與製定並實施了科學院的多項重大決策,其中的一項就是關于建立東北分院的決策。

科學院在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礎上建立,其下屬研究單位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和南京,而當時的中國重工業基地東北卻沒有科學院的研究機構。為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科學院在1950年5月曾派出由竺可楨副院長為團長的代表團,赴東北考察在當地開展科學研究工作的可能性,並提出過一個報告,但這項工作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中斷。到1951年初,這個問題又提到了科學院的議事日程上,此次由吳有訓率團再赴東北。離京前,吳有訓先與中央鐵道部進行了接洽,達成利用其所屬機構現有的設施建立冶金研究所的共識。然後赴東北考察了一個多月,從沈陽到長春、大連、鞍山、撫順、本溪等地,與各級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企業進行了廣泛的接觸。經過細致的調查,基本摸清了東北已有科學研究機構的分布、人員和現有條件及設備等實際狀況。並在此基礎上,于1951年10月成立東北分院籌備處,提出了設立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的初步方案。此後,經科學院院務會議多次討論,由吳有訓會同嚴濟慈、惲子強、武衡、李薰、周仁、吳學周、張沛霖等科學家經過進一步的研究與調查,將東北分院所屬研究單位擴大為七個。其中的物理化學所,系由上海遷往長春,當時許多人不願離開上海,為此,吳有訓曾親自進行說服動員工作。

東北分院于1952年8月正式成立。

兢兢業業盡職守

科學院經過一段時間的擴充和發展後,原有的房屋也日漸不敷使用。1951年2月,為推動基建工作,成立了科學院建築委員會,由郭沫若院長指定吳有訓擔任該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為陶孟和與竺可楨,委員有嚴濟慈、梁思成、張開濟等二十餘人。在吳有訓的主持下,該委員會于1952年2月製定了暫行規程,將科學院的基建工作納入規範化管理,並提出一系列科學院本部及各研究所的永久基地輪廓和建設設計方案的原則等。其中的一條重要原則為:科學院應選在靠近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地方。從此時開始,中國科學院以中關村為基地,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

個人傳奇

五十年代初,吳有訓曾率團代表科學院對華東區科學院各單位的工作進行大規模的檢查和整飭,這是科學院成立以來首次對所屬單位進行的大規模工作檢查。吳有訓根據院務會的指示精神,在檢查工作中貫徹了如下原則:(1)檢查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改進工作,檢查的是工作而不是人,所以要採取和風細雨的方式;(2)檢查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研究計畫的執行情況,其他方面都應環繞著這個目標進行;(3)檢查工作在于啓發各研究單位自覺檢查,因此檢查組要和各所領導打成一片,發動民眾,深入進行,並盡可能不打亂各單位原來的工作;(4)對檢查中各所發現的問題,應採取事實求是的態度,由各所討論解決,檢查不得包辦代替。檢查工作的實踐表明,這幾個原則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吳有訓後來在上海區檢查工作總結會上說: "經過這次檢查工作,院裏也獲得很大收獲。首先,了解了上海各所的具體情況。老實說,院裏過去犯了很大的官僚主義,對上海各所的情況,了解得不夠全面,不夠深入,所得來的情況,也隻是上海各負責同志去北京時所作的匯報和平時的工作報告,這是很不夠的。"在檢查中,吳有訓的工作組就華東區的人員組織情況、思想情況、研究工作計畫的製定和執行情況等進行了調查了解,在肯定其工作成績的同時,的確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例如:他們發現一些身為科學家的所領導,因忙于大量事務性工作,沒有時間開展正常的研究工作。工作組認為這是用非所長,出力不討好,因此建議為其增設行政副所長,使其從事務中解脫出來,更多地投入研究工作。其次,吳有訓在檢查中發現,許多著名科學家在理論聯系實際的要求下,因不知道什麽算是實際,院裏也沒有明確指示,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陷入彷徨苦悶之中。有的人甚至因此停止了長期的研究項目,轉而去做自己並不專長的、水準亦很低的工作。如上海有機化學所所長庄長恭,放棄了擅長的甾體化合物研究,進行"隻是做做實驗,算不得什麽研究"的有機玻璃的研製工作。針對這種情況,吳有訓提出,科學院應一方面加強調查研究工作,與國家計畫委員會及產業部門密切聯系,了解哪些問題是國家建設中的重大問題與根本性的問題;另一方面,亦應加強對本門學科發展趨勢的研究,這也是理論聯系實際的一個重要方面。

科學院于1955年成立了學部,吳有訓出任物理學數學化學部主任,從此明確分工領導科學院的數、理、化、天文等學科的學術研究工作。工作中,他特別關心人才的發現和培養。例如,林蘭英、王守武、陳能寬、孫湘、黃量、王天眷等科學家,在歸國之初,他不但親自接見,向他們介紹國內的情況,而且細致地為他們做工作安排,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等,使他們很快就愉快地投入了工作之中。此外,吳有訓對國內培養出來的青年科學工作者更是寄予厚望,希望他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五十年代一些出色的年輕科學家,如于敏、章綜、張樂潓等人,吳有訓都很熟悉並時常關心他們的情況。

新中國成立之後,面對帝國主義的封鎖及抗美援朝的需要,由科學院出面組織國內力量,推進抗生素的研製工作, 1952年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全國抗生素工作會議。在會議前後,吳有訓已多次會見有機化學所副所長、從事抗生素研究的有機化學家汪猷,與他商談如何調整機構、組織力量的問題。翌年,成立了全國抗生素研究協作會,由吳有訓擔任主任委員,擔任副主任的有汪猷先生和衛生部、輕工業部及教育部的領導等。協作會在我國的抗生素研製工作中發揮了協調組織作用。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會,吳有訓擔任該委員會主任委員。這個委員會的任務包括:根據國家建設的要求及抗生素生產和研究方針,領導各單位製定計畫,推動檢查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使科學更好地為生產服務。會上部署了青酶素、鏈酶素、氯酶素和金酶素等四種最重要抗生素的研製工作。兩個月之後,吳有訓又主持了由中國科學院負責組織在北京召開的國際抗生素學術會議。在此後短短的幾年裏,我國的抗生素研究與生產有了迅速進展,到五十年代末,幾種主要抗生素葯物的生產已可基本滿足廣大人民民眾求醫治病的需求。

1965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在生命科學領域所取得的一項具有世界水準的研究成果--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初步獲得成功,這一年的11月,中國科學院在上海舉行了專門的成果鑒定會。會上多數人的意見認為:研究結果已經足以證明合成工作圓滿完成,應盡快向全世界公布這項成果;但也有人不同意這樣做,理由是有關證據還不充分,盡管持後一種觀點的人隻佔少數。作為鑒定主持人之一的吳有訓副院長,既聽取大多數人的意見,也充分尊重少數人的觀點,決定:一方面在《科學通報》上發一個簡要的報導,另一方面迅速進行再一次合成,取得必要、充分和經得起檢驗的證據。這個決定獲得了全體鑒定委員的一致同意,第二次合成于次年的2月完成。四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鑒定會,一致通過全文向世界公布這項成果。公布之後,國際科學界,包括一些競爭對手也很快承認了我國的這項重大科學成就。吳有訓在這次決策中,表現出他一貫堅持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宣導學術自由的精神和發揚決策民主的作風。

參與製定科學發展規劃

1956年是新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年。就是在這一年,在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中國科學院參與組織全國的科學家製定國家科學十二年發展遠景規劃,這個規劃對中國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實際上科學院自己的規劃始于1955年,在6月召開的學部成立大會上所做的報告中,吳有訓已就物理學、數學和化學等學科今後的發展前景進行了一番展望。對物理學,他指出:首先應當註意到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問題,由此也可推動同位素的研究以及宇宙射線等領域的研究。他還提到固體物理學的發展重點應集中在金屬的力學性質、磁性材料的性能、半導體、壓電晶體、電介質等各種新型材料,這些領域與許多工業部門的生產有著廣泛的聯系,也是國際科學界的新熱點。對于數學,吳有訓指出了三個應該重視的領域,即微分方程、概率論和數理統計、計算數學,其中他特別強調了計算數學。1956年初,擔任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主任的吳有訓,與其他幾位科學家共同主持了發展規劃中基大學部學研究規劃草案的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各學科的120餘位科學家,這一工作于元月底結束,提出了300多項中心問題。二月中,由學部常委會決議,邀請了24位科學家進行匯總,最後擬定了13個重大項目和4個後備專案,其中主要有:和平利用原子能、電子電腦、半導體、計算數學與統計數學、航空力學等。

在製定規劃的過程中,也有蘇聯專家的參與。蘇聯專家對吳有訓的印象很深,說他英語流利,對科學問題有著深刻的見解。

十二年規劃製定後,他為實施規劃做了大量工作。該規劃于1962年提前完成,之後,吳有訓又滿腔熱情地投入到製定新的科技十年規劃中去。

1962年初,已可預見十二年規劃可以在1962年年底基本完成。聶榮臻副總理決定在廣州召開全國科技工作會議,討論製定新的十年科技遠景規劃。吳有訓不顧年事已高,夙興夜寐,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竺可楨當年9月的一則日記,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景:"從這次規劃的討論,大家切磋琢磨,相得益彰。吳副院長始終其事。"參加規劃製定工作的科學家有900多人,除了重點安排眼前急需突破的現實課題之外,還特意安排了6個重大科學技術的後備項目,其中值得在此一書的是鐳射,因為這是吳有訓在60年代科學領導工作中的一個傑作。

1958年12月,美國物理學家肖洛和湯斯在《物理學評論》上首次公布了一種有關新的光學激射器的理論,立即在國際物理學界和多國政府軍事部門引起強烈反響,因為該理論預期的發光能量十分驚人,美國國防部甚至稱其為"死光",並投鉅資進行專門研究。吳有訓和王大珩、張志三等幾乎同時看到了這篇論文,並敏銳地覺察到這一理論與技術的重大前景。為此,吳有訓親自過問物理所的鐳射課題立項,當時所裏經費有一些困難,對這個專案有猶豫,他堅持一定要上。並說:"不及時上馬,對人民將會犯錯誤。即使有困難,也必須去克服。"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物理所的鐳射專案研究很快取得成功。1961年9月,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和長春光機所幾乎同時研製成功了紅寶石雷射器,雖比美、蘇晚了將近一年,但仍屬國際先進水準。此後,在吳有訓的提議下,中國科學院調集力量在上海組建了一個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專門從事鐳射及其套用研究。在製定十年科學規劃時,鐳射被列入重大科技後備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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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科學合作與交流作貢獻

吳有訓在擔任副院長之前,他就已擔當起中國科學院對外科學使者的角色。從整個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前半葉,他每年或者率團出訪,或者大量會見和接待來訪的外國科學家代表團和來華工作的外國專家。

1959年2月14日至5月11日,吳有訓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問東歐七國科學院和若幹高校及產業部門的研究組織。代表團在訪問期間,受到各國科學院和科學家的熱情接待,並分別簽訂了中德、中保科學院五年科學合作協定和1959年執行計畫,中捷、中羅科學院三年科學合作協定和1959年執行計畫,與波蘭和匈牙利科學院在原有兩國科學院合作協定的基礎上,簽訂了1959年執行計畫。代表團還順訪了阿爾巴尼亞。

1960年7月,吳有訓作為團長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一行五人應邀參加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三百周年慶典活動,對英國進行訪問。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了敵對的態度和全面封鎖的辦法,而吳有訓率代表團對一個西方國家的這次訪問,其意義已超出了單純的科技交流。訪英期間,吳有訓還廣泛地會見了與會的各國科學家和許多過去留學英國的中國學生,向他們介紹新中國的各種情況,擴大了中國科學界在國際上的影響。

餘輝

1964年10月16日15時,我國的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吳有訓當天晚上8點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節目中得知這一訊息,興奮與喜悅之餘,心中還有一星半點的苦澀與遺憾。他的恩師康普頓教授曾是美國核武器研製計畫中的高級顧問,他的眾多學生參與了中國的核武器研製工作,而他本人對中國核子彈的研製工作卻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釋然了,畢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學生們為國家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學生的名單可以拉出一長串來:錢三強、郭永懷、王淦昌、彭桓武、何澤慧、王大珩、朱光亞、鄧稼先、梅鎮岳、鄭林生、金星南、胡寧等等,他們都參與了研製工作,學生們圓了老師的強國夢。在陪同國家領導人一起親切接見參加研製第一顆核子彈的科技人員時,周恩來總理特地請吳有訓講話。他望著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竟脫口而出地說道:"同學們!" 但馬上意識到自己的稱呼不合時宜,趕緊改口為"同志們",而下面的"同學們"此時已然發出了輕微的哄笑聲。周總理見狀立刻明白了個中奧妙,忙在一旁說:"吳先生,你不必改口,還是稱呼'同學們'更好,這裏隻有你有資格使用這個稱呼,這是你的特權!"

周恩來會見吳有訓周恩來會見吳有訓

在文革十年動亂中,吳有訓個人作為著名科學家,因受到中央的保護,未受到沖擊。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看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倍受摧殘,吳有訓憂憤不已。為維護科學真理,他曾不顧個人安危,對一些極"左"的錯誤言行進行過堅決的抵製和鬥爭。當時的科學院"革委會"曾應陳伯達等人的要求,組織對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的所謂唯心主義傾向的批判,並召開科學家座談會,企圖發動一個新的反科學的批判運動。吳有訓在會上公開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觀點,嚴正指出:如果文章發表出去,將極大地影響中國科學界的聲譽。在他和其他科學家的共同抵製下,這個批判運動沒能搞起來,避免了一場國際笑話。

七十年代初,中美關系出現解凍跡象,開始主要體現在了民間的一些交往上,包括著名的"乒乓外交"。另外,華裔科學家也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而在與他們的聯系方面,吳有訓又發揮了很大作用。1971年,著名美籍物理學家楊振寧二十年來首次訪華,就與吳有訓有很大關系。當年楊振寧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曾為吳有訓的學生,楊的父親楊武之先生與吳有訓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時的同學。所以,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吳有訓就曾通過一些個人通路與楊振寧保持著聯系。

1972年的上海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後,有大批海外華裔科學家回國訪問,也有不少歐美科學家來華,吳有訓在我國一系列最初對西方的科技交流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先後陪同國家領導人會見過楊振寧、任之恭、陳省身、林家翹、李政道、丁肇中等著名華裔科學家。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2月,李政道夫婦第三次訪華,年已八旬的吳有訓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他們,席間發表祝酒演說。李政道事後回憶說:他當時深為吳老先生的講話和他講話時那種意氣風發的精神面貌所感動,從他身上已感到了科學春天的來臨。晚年的吳有訓似乎並未感到老之已至,仍在不知疲倦地工作。1977年7月,楊振寧訪華,華國鋒、鄧小平接見時,吳有訓抱病參加;8月,丁肇中第三次來中國,鄧小平同志會見了他,吳有訓仍然參加了會見;9月,陳省身歸來,鄧小平同志接見他時,吳有訓依然出席作陪。

1977年11月29日,吳有訓還在家裏會見了老朋友、地質科學院院長黃汲清,兩人就中國的科學研究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等話題談了很久,最後還親自將黃先生送到大門口。這是吳有訓生平最後一次會見友人。第二天,他就在北京地安門東大街的家中去世,終年八十歲。

1977年12月7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為吳有訓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烏蘭夫、方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科學界的同人好友數百人出席了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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