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

吳晗

吳晗,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其所著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而被當權者殘酷批鬥,最後不得已在獄中自殺,家破人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其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 中文名
    吳晗
  • 別名
    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筆名語軒
  • 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浙江省義烏市
  • 出生日期
    1909年8月11日
  • 逝世日期
    1969年10月17日
  • 職業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
  •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
  • 其他成就
    現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明史研究取得豐碩的成果, 《朱元璋傳》在史學界有重大影響

基本介紹

吳晗,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1934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生平從事中加古代史研究,對明史的廠家尤有成就。

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教授、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1943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積極從事民主運動。

​建國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第一至四屆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

1958年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下和協委員,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常委。

著有《朱元璋傳》和歷史劇《海瑞罷官》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于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

人物介紹

吳晗(1909年~1969年),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曾用筆名酉生、梧軒、趙彥、劉勉之、劉恢之等;浙江省義烏人。

吳晗

自幼受到良好的親職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一年後之江停辦,考入上海吳淞的中國公學,頗受校長胡適賞識。1930年,經燕京大學教授顧頡剛介紹,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館員。

1931年初,寫成《胡應麟年譜》。時任教于國立北京大學的胡適因此舉薦吳晗為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工讀生,專攻明史。大學期間,吳晗寫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黨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明代之農民》等文,頗受當時史界名流青睞。大學畢業後,在清華大學講授明史課。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吳晗應聘到雲南大學任教授,後到西南聯大任教。吳晗因對現狀日益不滿,逐步投入抗日民主運動。1943年7月,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這一時期,寫下許多歷史雜文,以辛辣的筆鋒揭露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

1946年8月,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任教,並擔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員。

北平解放後,吳晗以副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擔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務。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他主持了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以及標點《資治通鑒》的工作。隨後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吳晗十分重視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親自主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和《外國歷史小叢書》。

吳晗

1957年3月,吳晗加入中國共產黨。1959年9月,他發表《論海瑞》、《海瑞罵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講真話的精神。並在1960年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後,吳晗和鄧拓、廖沫沙用“吳南星”筆名,在《前線》雜志發表雜文《三家村札記》專欄,以歌頌正義光明、匡正時弊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傳》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方面達到新的高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責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株毒草”,是在“為彭德懷翻案”。誣陷吳晗“攻擊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等。接著,《三家村札記》也遭到批判。後來又給他扣上“叛徒”“特務”等莫須有的罪名。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吳晗從精神到肉體慘遭摧殘,隨後于1968年3月被捕入獄;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死前頭發被拔光,其骨灰至今下落不明;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養女吳小彥于1976年9月23日在獄中自殺身亡。

吳晗

1979年7月,北京市委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平反,為吳晗恢復黨籍,恢復名譽。

1980年,吳晗好友、“三家村”作者之一廖沫沙,在吳晗一張攝于1964年的照片上題寫了一首詩:“鬼蜮為災禍已萌,天真猶自笑盈盈;可憐一覺金陵夢,留得身前身後名。”

人物年表

吳晗,字辰伯。浙江省義烏市上溪鎮吳店苦竹塘村人。

吳晗

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大學部預科。

1930年未能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經顧頡剛幫助,于燕京大學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

1930年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受到胡適賞識,希望能夠獲得推薦直接進入北京大學讀書,但胡適希望參加考試。

1931年7月13日至22日,幾乎同時參加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其北大考試因數學零分而未被錄取,而清華的轉學生入學考試僅考黨義、國文、英文、中史、西史,以及物理、化學、生物、論理“任選一門”,故此順利錄取清華大學史學系(主任蔣廷黻)。胡適寫信推薦其當工讀生,專治明史。

1934年畢業,並留校任校,專講明史。頗受顧頡剛、胡適、傅斯年等提攜。

1937年起先後任教于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

吳晗

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46年5月,西南聯大停辦,返回北平,任清華大學教授,其在清華的住所舊西院12號,是中共地下黨的聯絡站。

1948年秋奔赴解放區西柏坡,見到毛澤東,並且就《朱元璋傳》進行了長談。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參加接管北大、清華的工作,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文學院長、歷史系主任等職。11月任北京市副市長。

1953年,任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以後還歷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吳晗

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于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沖突(同濟大學教授陳從周回憶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吳晗的鼻子,大聲譴責。雖然那時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與氣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1954年起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等工作,後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系列。

1957年積極參加反右鬥爭,6月親自主持對儲安平的批鬥,8月又揭發批判羅隆基。公開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4月,鑒于大躍進期間出現的各級官員虛報成績的現象,毛澤東提出要學習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剛正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之後,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隨即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海瑞罷官》等作品[5]。當時毛澤東對于這些作品大加贊許,並贈送自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選集》給吳晗。吳晗也因此成為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知識分子之一。

1965年,江青前往上海停留了幾個月,上海市長柯慶施指派張春橋和姚文元協助其工作。同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執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突然對多年來受到肯定的《海瑞罷官》進行批判。文章認為《海瑞罷官》宣傳了錯誤的階級思想,“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1966年4月,《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等報刊先後發表《〈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的反動實質》、《〈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等文章,進而把皇帝罷了海瑞的官,同廬山會議上撤消了彭德懷職務一事聯系在一起,使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帶上更為濃重的政治色彩。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始進行全面的“揭蓋子”。由毛澤東指示、各方對《海瑞罷官》的批判,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吳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認為反毛澤東路線,遭到批鬥。

吳晗

1968年3月經康生謝富治批準被捕入獄。

1969年3月18日妻子袁震被迫害致死。

1969年10月11日早晨,在獄中死去,死因不明,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1976年9月23日,養女吳小彥在精神病院自殺。

人物作品

史學作品

人物傳記:《朱元璋傳》


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

史學著作:《讀史札記》、《吳晗歷史論著選集》、《胡惟庸黨案考》、《明成祖生母考》、《胡應麟年譜》、《江蘇藏書家小史》、《十六世紀前期之中國與南洋》、《由僧缽到皇權》、《明太祖》、《明史簡述》、《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江浙藏書家史略》,

文學作品

雜文集:《三家村札記》、《歷史的鏡子》、《史事與人物》、《燈下集》、《春天集》、《投槍集》、《學習集》等

《吳晗全集》

作者:吳晗,常君實編

吳晗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說明:《吳晗全集》共十卷,五百餘萬字,以作品類別輯錄,收錄了迄今發現的吳晗所有歷史研究論文、人物傳記、雜文作品、書信、詩歌、戲劇和翻譯作品等,照顧到吳晗寫史的變化,輯錄其傳記尤其是《朱元璋傳》的不同版本,並且將時人介紹、反思吳晗的珍貴文獻一同收入,向讀者全面呈現真實的吳晗。

全集的出版,對于推動史學研究,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對于我們了解吳晗、研究吳晗,了解民國文化,了解當代中國政治、學術、文化的多樣生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朱元璋傳》

作者:吳晗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說明:本書是著名明史專家吳晗的代表作。

朱元璋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封建皇帝中比較卓越的人物。其功勞在于統一全國,結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戰亂的局面;在立國之後,能夠吸取歷史教訓,對農民作了一些讓步,大力鼓勵農業生產,興修水利,允許農民盡力開墾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農數量;解放了奴隸,改變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擁有奴隸的落後局面,增加了農業生產勞動力等措施。這些都有利于農業生產發展,有利于社會前進,為明朝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值得肯定的。

吳晗

本書全面介紹了明太祖朱元璋從乞丐到皇帝的一生,結合元末明初的歷史條件,對朱元璋一生的功過作了具體的分析,實事求是地評價他的歷史地位,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歷史方面達到新的高度,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雜文欣賞

《談骨氣》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

戰國時代的孟子,有幾句很好的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意思是說,高官厚祿收買不了,貧窮困苦折磨不了,強暴武力威脅不了,這就是所謂大丈夫。大丈夫的這種種行為,表現出了英雄氣概,我們今天就叫做有骨氣。

我國經過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漫長時期,每個時代都有很多這樣有骨氣的人,我們就是這些有骨氣的人的子孫,我們是有著優良革命傳統的民族。

當然,社會不同,階級不同,骨氣的具體含義也不同。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但是,就堅定不移地為當時的進步事業服務這一原則來說,我們祖先的許多有骨氣的動人事跡,還有它積極的教育意義,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南宋末年,首都臨安被元軍攻入,丞相文天祥組織武裝力量堅決抵抗,失敗被俘後,元朝勸他投降,他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總是要死的,就看怎樣死法,是屈辱而死呢,還是為民族利益而死?他選取了後者,要把這片忠心紀錄在歷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個陰濕的地牢裏,受盡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勸他,隻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堅決拒絕,終于在公元1282年被殺害了。

孟子說的幾句話,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現出來了。他寫的有名的《正氣歌》,歌頌了古代有骨氣的人的英雄氣概,並且以自己的生命來抗拒壓迫,號召人民繼續起來反抗。

一個故事是古代有一個窮人,餓得快死了,有人丟給他一碗飯,說:“嗟,來食!”(喂,來吃!)餓人拒絕了“嗟來”的施舍,不吃這碗飯,後來就餓死了。不食嗟來之食這個故事很有名,傳說了千百年,也是有積極意義的。那人擺著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聲“喂,來吃!”這個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這碗飯,第二步怎樣呢?顯然,他不會白白施舍,吃他的飯就要替他辦事。那位窮人是有骨氣的:看你那副臉孔、那個神氣,寧可餓死,也不吃你的飯。

不食嗟來之食,表現了中國人民的骨氣。

還有個例子。民主戰士聞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國民黨槍殺的。在這之前,朋友們得到要暗殺他的訊息,勸告他暫時隱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敵人要殺他,在被害前幾分鍾還大聲疾呼,痛斥國民黨特務,指出他們的日子不會很長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勝利。毛主席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高度贊揚他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孟子的這些話,雖然是在2000多年以前說的,但直到現在,還有它積極的意義。當然我們無產階級有自己的英雄氣概,有自己的骨氣,這就是決不向任何困難低頭,壓不扁,折不彎,頂得住,嚇不倒,為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建設的勝利,我們一定能夠克服任何困難,奮勇前進!

人物軼事

師從胡適

吳晗于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義烏,少年聰慧,自小就對歷史尤其明史產生了濃厚興趣。


1925年吳晗中學畢業,因家道衰落,遂在本村國小教書,賺取一點工資貼補家用。但吳晗志不在此,1928年他獨自離家出走,輾轉來到杭州考入之江大學預科;一年後該校停辦,又前往上海,考入中國公學。從此,他與胡適結下不解之緣——胡適此時正是該校校長。

進入中國公學,吳晗即成為胡適門生,不久寫下《西漢的經濟狀況》一文,深得胡適贊賞。1930年3月19日,吳徑直寫信向胡適討教自己在整理《佛國記》時遇到的問題:“明知先生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不久,胡適離開中國公學,吳晗則追隨北上,經人介紹,由顧頡剛安排在燕京大學圖書館當館員。此間,他寫下《胡應麟年譜》,並以此成為他正式研究明史的開端。吳晗再度為此寫信討教胡適,胡適在收信的第二天即給吳晗回信,對其作品大加贊賞,並約吳晗“星期有暇請來談”。從此,吳晗成為胡適的“弟子”。

吳晗未入北大的原因是他偏科嚴重,入學考試需考文史、英文和數學三科,他的文史、英語均得滿分,而數學竟然考了零分,按北大規定,有一門零分不得錄取。隨後他改投清華,得到同樣成績,但清華網開一面,以文史成績特別優異為由,破格錄取了他。吳晗遂成為“清華人”,與北大失之交臂。

吳晗進入清華時,家道基本敗落。胡適對這位弟子真是青睞有加,他在吳晗錄取後沒幾天,即給清華代理校長翁文灝和教務長張子高寫信:“此人家境甚貧,本想半工半讀,但他在清華無熟人,恐難急切得一個工讀機會。他若沒有工作的機會,就不能入學了。我勸他決定入學,並許他代求兩兄幫忙。此事倘蒙兩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盡。”此外,還大力介紹了吳晗的學術水準。

吳晗作為清華學子,全面師法的卻是胡適這位北大先生的治學方法。胡適在給吳晗的信件中,對這位弟子進行了多方面指導:“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隻是要你訓練自己作一個能整理明代資料的學者。”吳晗表示:“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可見胡適對他影響之深。

20世紀30年代,中國有著動蕩中的平安。1931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東三省淪陷,群情激奮。吳晗顯然是一位愛國者,他積極支持同學們的請願活動,自己卻未廁身其間,但他畢竟是血氣方剛的熱血青年,在1932年1月30日給胡適的信中指責當局:“翻開任何國任何朝代的歷史來看,找不出這樣一個卑鄙無恥喪心病狂的政府。”並在信中希望“先生也同樣地予以解決的方法並指示一條應走的路”。

胡適沒有回答。他于1932年6月27日發表《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一文,繼續倡導“科學救國”的理念,但胡適在“葯方”中同時要求學生們“總得有一點信心”。

因著胡適的關照,吳晗在清華兼職工讀,待遇頗為優握,足夠滿足求學之需。吳晗畢業時,在自己的畢業照上題寫著胡適的名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少說些空話,多讀些好書——錄胡適先生語。”

治學嚴謹

吳晗真是做史學的料,聰慧勤奮,再加恩師教誨,他在清華求學期間便寫下了《胡惟庸黨案考》、《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明代之農民》等一批相當有見地、在史學界有較大影響的文章。1934年吳晗畢業留校任教,開設明史和明代社會等課目,影響直追陳寅恪、張蔭麟這些史學大家。


吳晗年輕時的一個重要史學成績是關于“建州史”的研究。建州乃女真族先祖之地,努爾哈赤入關並建清王朝後,竭力否認建州曾在明朝管轄之內,並在清修《明史》中對過往歷史進行篡改、偽造和歪曲。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現在不說別的,但看雍正,乾隆兩朝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震驚。全毀,抽毀,刪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篡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盛事的,但他們不但搞亂了古書的格式,還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內廷,還頒之于文風頗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裏面,也曾經有過很多很有些骨氣的人。”中國的歷史就是這樣被一頁一頁撕毀的。

最終考據結果表明,早在明朝就設有“建州衛”,女真族長期隸屬明政府,是中華民族中一員。通過這段研究,吳晗的史學觀念發生了變化,正如他在主編《益世報》史學專刊時表達的那樣,一、但論是非,不論異同;二、求真;三、重視“一向不被人們所重視的正史以外的若幹記載”;四、“史學是屬于社會的民眾的”。這表明吳晗對官修歷史產生了嚴重質疑,他在《史學》一周年的致辭中寫道:“我們認為帝王英雄的傳記時代已經過去了,理想中的新史乃社會的、民眾的。”

人物婚姻

正逢其時,年輕有為的吳晗開始了自己的婚戀,他結識了清華女學長袁震。如果說胡適對吳晗的影響主要是學術上的,那麽袁震不僅有學術上,更有思想上的,她的影響比胡適更為深遠和有力。胡適的經年教誨被一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打得落花流水。


袁震在湖北女子師範時乃董必武學生、中共早期黨員,因戰亂與組織失去聯系。考入清華歷史系後,卻因罹患肺結核長期臥床。袁震的老師吳之椿、同學梁方仲先後照料于她,後因職業變換,他們又委托已是清華教師的吳晗照料她,一來二去,兩人生出幾多情愫,變成了情侶。

袁震在病榻上與吳晗多有思想交流,她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觀念,對吳晗所具有的“胡適史觀”很不以為然,取笑道:“怎麽老是在胡適面前矮三尺呢?”吳晗則答:“我在袁震面前就矮一丈了。”足見對袁震的傾心。後來吳晗也承認:“袁震對我傾向黨、傾向革命、皈依馬列主義起了很大作用。”袁震重病在床,又比吳晗年長3歲,如此戀情是要遭到吳晗家庭反對的。不過,吳晗頂住了各方壓力,袁震也病體漸愈,兩人終于1939年10月在雲南結為夫婦。

投身左翼

抗戰全面爆發兩個月後,吳晗應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南下雲南成為歷史學教授,年僅28歲。此時,由北大、清華、南開等組成的西南聯大亦南下建立。


1940年,在雲南大學呆了近3年的吳晗重回母校,思想開始全面左轉。國難當頭之時,國民政府官員的腐敗傳聞沸沸揚揚,諸如孔祥熙用飛機搶運私產、帶狗上飛機之類的訊息鋪天蓋地,而中共組織則利用“雲南王”龍雲蔣介石的矛盾在西南聯大四處活動,鼓動師生反蔣,並與吳晗多有接觸。國難、貧困、艱辛、腐敗傳聞交織在一起,加上吳晗好友張蔭麟教授因腎病不治去世,這些賬一股腦兒都算到國民政府頭上。1943年7月,吳晗加入民盟,並開始全面拋棄胡適的“讀書救國”論。至此,吳晗從一名歷史學家變身為社會活動家,在中共組織的支持下,積極投身各種反蔣活動,態度越來越尖銳,對國民政府的批判越來越激烈。查吳晗的著作年表,自此以後,他再也沒寫出一部像樣的史學著作。

吳晗選擇了左翼道路,並抨擊“讀書救國”論:“長一輩的上一時代某些青年呢?卻腦滿腸肥,裝作笑臉勸導著‘稍安勿躁!國事我們自有辦法,青年還是讀書第一,不必受人利用。’”吳晗懷有一顆強烈的愛國之心,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是否還同時擁有敏銳的政治頭腦呢?正如他寫《朱元璋傳》前後觀念的變化一樣,在1943年該書叫《由僧缽到皇權》時,走的幾乎是“影射史學”的路子,用以影射蔣介石;而到了60年代的《朱元璋傳》又成了“命題史學”,把朱元璋對胡惟庸、藍玉的殺伐歸結為“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如此述史,叫人如何信服?

分道揚鑣

抗戰結束,1946年5月西南聯大解散,吳晗前往上海。在上海期間,李公樸、聞一多先後被暗殺的噩耗傳來,吳晗深陷摯友之死的巨大悲痛中,怒不可遏,寫下一系列文章痛斥獨裁、專製、暗殺的罪惡行徑。在《論暗殺政治》一文中,吳晗寫道,獨裁與專製“保證你有失蹤,挨打,被造謠中傷,以致挨槍刺、手榴彈、機關槍,還有無聲手槍之自由”。他指出,這種暗殺政治是“自絕于人民,自絕于國際,自絕于人類”的反民主的反動政治。


同年的7月17日和18日晚,吳兩次在張君勵住處見到了周恩來,這對他來說更是巨大鼓舞,遂與中共的關系更加密切。

回到清華後,吳晗擔任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更多的是宣傳中共的政治主張。許多知名教授都受其影響,思想漸漸左轉,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朱自清——一位不問政事的教授,也參加了各種反蔣反美的通電、簽名等活動。

吳晗此時已成為中共信賴的朋友,他承擔起部分中共地下工作,地下黨也在經費上予以一定的支持。他偷偷收聽解放區的新聞廣播,記錄以後傳抄、油印、散發,擴大中共的影響。由于他活動頻繁,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註意,上了抓捕名單。經中共地下黨安排,他于1948年11月來到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先後受到周恩來、毛澤東的接待。初到解放區的吳晗並不習慣“專政”、“萬歲”這些鋪天蓋地的標語口號,但漸漸被周邊氣氛感染,不久就心悅誠服地接受了。

1946年吳晗在上海時,恰好胡適也在,吳曾致信求見,胡適未予理睬。回北平後,吳晗再度拜訪胡適。胡適依然舊時胡適,但吳晗卻早已不是求學時的吳晗了,兩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吳晗後來提及此事時說:“聯大從昆明搬回北平後,我做胡適工作,可是他頑固不化,我的腳就不再踏上他家的客廳了。”當胡適得知吳晗去向後,不由長嘆:“吳晗可惜,走錯路了。”是耶?非耶?

吳晗之死

1966年夏,吳晗已被關了起來,但是批判並未停止,而且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嚴厲指責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閻王殿”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並點名批評鄧拓、吳晗、廖沫沙擔任寫稿的《三家村札記》和鄧拓寫的《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過點燃“文革”導火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終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態,升級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這一年又掀 “狂潮”,5月10日,《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以此揭開“文革”的序幕。這篇文章一出,全國報刊立即轉載。此文分7個部分系統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5月16日,鄧拓在寓所服葯自盡。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裏,吳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裏猛烈砸門聲驚醒”,小兒子吳彰回憶說:“(我)老是嚇得縮在媽媽懷裏。他們翻過圍牆,破門而入。整個院子貼滿了‘絞死’、‘砸爛’的大標語。”不久,吳晗進了勞改隊,“他的身上總是舊創未平,新傷又起”,1968年4月,“媽媽也被送入勞改隊”,後雙腿癱瘓。1969年3月19日,11歲的吳彰跟著15歲的姐姐吳小彥去太平間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媽媽,“媽媽雙眼半睜,面頰上還有幾滴淚珠”。

1969年10月11日,吳彰和姐姐被帶到一家醫院,他們沒能最後看上爸爸一眼。姐姐哭著問,爸爸怎麽不想看看我們呀?在場的人說因為昨晚沒找到他們。而姐姐因為去要爸爸的結論、遺骨和抄走的書,後來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剛滿22歲的吳小彥含恨死去,而幾天之後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團覆滅,“文革”結束。    

人物評價

吳晗先生從40年代開始數易其稿的《朱元璋傳》,在史學界乃至現實生活中都發生過重大影響;他提倡編輯出版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在普及歷史知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手錄的《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不僅留下了一部方便實用的研究資料,而且留下了嚴謹治學、刻苦鑽研的學術研究之風。

吳晗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對吳晗的評價多為正面結論,但章詒和所著《往事並不如煙》(香港所發行的未刪節版本)中,披露說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吳晗曾同康生一樣,利用其職權,強行從中國大陸文物收藏家手中廉價收購珍貴文物。

1950年代吳晗極力主張挖掘明成祖長陵(後改為挖掘定陵),也是為了滿足他想研究明史及明朝皇帝的學術計畫,從而抹煞了吳晗對明史研究的貢獻。

吳晗主張拆除北京城牆和北京的古建築,甚至更提出過改建故宮的構想。這也讓他與以梁思成為代表的反對拆毀北京古建築派發生激烈的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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