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藻

吳文藻

吳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蘇江陰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妻子為著名作家冰心

  • 中文名
    吳文藻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江蘇江陰人
  • 出生日期
    1901年12月20日
  • 逝世日期
    1985年9月24日
  • 職業
    燕京大學教授、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
  • 畢業院校
    清華學校、達特茅斯學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 妻子

​個人簡介

吳文藻(1901年12月20日-1985年9月24日),江蘇江陰人,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妻子為著名作家冰心。

生平簡介

1917年考入清華學堂

吳文藻吳文藻

1923年赴美國留學,進入達特茅斯學院社會學系,獲學士學位後又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社會學系,獲博士學位,並榮獲了校方頒發的“最近十年內最優秀的外國留學生”獎狀。

1929年6月與冰心(謝婉瑩)結婚,任燕京大學教授。 著名學者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瞿同祖、黃迪、李有義、陳永齡均曾師從吳文藻先生。

吳文藻1938年在雲南大學任教。

1939年創立社會學系,並建立了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站。

1940年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室工作。對邊疆民族的宗教和教育問題進行研究。

1946年,赴日本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並兼任出席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在此期間,他廣泛考察了日本的全面情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文藻滿懷愛國熱忱。

1951年返回祖國。 1953年任民族學院教授、研究部國內少數民族情況教研室主任和歷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

1959年後從事編譯工作。

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

1980年被聘為第一屆中國民族學學會顧問。

吳文藻1985年9月24日病逝,根據他的遺囑,沒有進行遺體告別儀式和追悼會。經冰心努力,中央民族大學從1996年開始設立吳文藻文化人類學獎學金以獎勵後進。吳文藻先生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本土化、中國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積極實踐者。

婚姻家庭

概述

吳文藻是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民族學家。冰心(謝婉瑩)是我國“五四”以來的著名女作家,他們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56年的恩愛夫妻。冰心同志在80高齡的時候曾風趣地講述他們的戀愛經過。

吳文藻吳文藻

戀愛經歷

1923年,冰心在燕大女校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得到了“斐托斐名譽學會”的金鑰匙獎,並得到燕大女校的姊妹學校美國威爾斯利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赴美留學。吳文藻先生是1922年以優異成績畢業于清華學堂,去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院深造。

吳文藻冰心結婚吳文藻冰心結婚

8月中旬,他們同時由上海乘約克遜號郵船赴美留學。當時的冰心已是文壇小有名氣的青年作家,不乏追求者,卻無意中人。在船上幾位女同學告訴她:“在這條船上有清華一個男生,個子高高的,走路都揚著頭,不理睬人。聽說人家給他介紹過好幾位女朋友,他一個也相不上。咱們去看看怎麽樣?”這話引起了冰心的好奇心。她贊成一起去見識見識。

冰心見吳文藻果然是一位儀表堂堂而卻十分高傲的小伙子。冰心自然也不甘示弱,就大大方方和他攀談起來.他發現小伙子很和她談得來,那傲氣全無蹤影。將近半月的船上旅行生活,使他倆建立起奇遇的友誼。

踏上美國國土後,由于分赴兩個學校,又是你東我西,便分道揚鑣了。而後,這個驕傲的小伙子,隔幾天便給她寄一本文藝雜志。又過了一段時候。雜志裏面夾一個小條。再過些天,小條變成了寬條,都是用英文書寫得整整齊齊。再過若幹時候,寫來了信,投來了情書。冰心發現小伙子是真誠的,便也呼應起來。往返的書信,密切的來往,使這一對遠在異鄉的年輕伙伴,漸漸地由相知而相愛。

終于,在1926年冰心女士于威爾利大學研究院畢業並取得文學碩士學位返國時,捎上了一封吳文藻向她的正式求婚信件,這是要呈報冰心父母親的。有趣的是,這封信是經過她修改過的。

婚姻生活

1929年6月15日,吳文藻與冰心于北大臨湖軒舉行了婚禮,來賓隻有兩校同事、同學,待客之物一共隻花了34元。新婚之夜,倆人是在京西大覺寺度過的。後居于燕南園的一座小樓裏。他的書桌上擺著一張她的照片,她問他每天是否真的看,他說當然。有一天,冰心從鏡框裏取出自己的相片換上影星阮玲玉的,吳文藻好幾天也沒發現。她提醒他:“你看桌上的照片是誰的?”他這才笑著說:“你何必開這樣的玩笑。”吳教授專心于學術研究及安排學生出國深造,冰心肩負著教學寫作、養育子女的責任。

抗戰爆發前,冰心寫過一首寶塔詩:“馬/香丁/羽毛紗/樣樣都差/傻姑爺進家/說起真是笑話/教育原來在清華”。這其中有幾個小“典故”。吳先生不知道自己的小孩把“薩其馬”叫成“馬”,進了點心店就向售貨員買“馬”。有一次,冰心與婆婆等人在院子裏賞花,被從書房裏叫出來的吳先生應酬似地問:“這是什麽花?”冰心看著丁香說:“這是香丁。”他竟點點頭說:“啊,香丁。”周圍的人忍不住笑起來。為送父親一件雙絲葛夾袍,吳文藻受命去“東升祥”,居然要買一丈“羽毛紗”。幸虧售貨員與冰心熟悉,打電話問過才算弄明白。冰心父親說:“姑爺可不是我替你挑的。”父女相視而笑。

吳文藻抗戰爆發後,冰心隨吳文藻到了昆明,冰心向清華校長梅貽琦先生出示了該詩,想把怨氣潑在清華身上。梅校長看罷加了兩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書呆子怎配得交際花”。玩笑一開,在場的清華同學都樂了,冰心才覺出“作法自斃”的味道。1942年,吳文藻患了嚴重的肺病,當脈搏隻有一分鍾36下時,冰心兩腿發軟。出去找人,一個小山坡也走不過去,隻覺著丈夫要“完”。然而,吳文藻在重慶“中央醫院”奇跡般地緩了過來。出院後的補品隻有親戚送來的一隻雞、兩個廣柑。

吳文藻 冰心吳文藻 冰心

1944年,吳文藻赴美參加“戰時太平洋學會”,討論戰後盟國對日本的處理。1946年,他與冰心去了日本。1951年,吳文藻放棄美國耶魯大學的聘請,與冰心一同回到新中國。

1957年,吳文藻先生被錯劃為右派。是人類學、民族學界著名五大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冰心同志極度痛苦。正在這時,周恩來總理知道了,就和鄧穎超大姐把冰心接到他們家裏,總理語重心長地說:“吳先生的事,現在需要的是你關心他,幫助他,而不是別的。這,就要看你的啦……”這親切的話語給了困惑中的冰心極大的溫暖和鼓勵力量,也給她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

1966年,“文革”爆發,二人都靠邊站,住牛棚。1979年,吳文藻重新工作,帶民族學院的研究生,為民族學的中國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1985年9月24日,冰心痛失與自己榮辱與共、相濡以沫的丈夫,遵照丈夫遺囑把三萬元存款捐給中央民院的研究所,作為社會民族學研究生的獎學金。1999年2月28日,冰心與世長辭。他早就說過:“等我死後,我們的遺骨再一同投海,也是‘死同穴’的意思吧。”

吳文藻先生的錯劃問題徹底平反後。他們夫妻之間更是相親相愛,相敬如實。都是一樣的不服老,不間斷地從事著寫作和學術研究,晚年的生活可謂豐富、和諧、充實、快樂。

家庭

冰心吳文藻夫婦共生育有三個孩子:

吳文藻 冰心與孩子吳文藻 冰心與孩子

長子吳平——原名吳宗生,1931年生,北京市九三學社常委

長女吳冰——原名吳宗遠,1935年生--2012年3月30日逝,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導、教授,美洲文學研究會副理事長

次女吳青——原名吳宗黎,1937年生,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學者生涯

孔德所首倡的社會學,經過十九世紀的發展,于二十世紀初被介紹到美國,韋伯、迪爾凱姆吳文藻、齊美爾、滕尼斯等歐洲社會學家的理論思想在美洲大陸找到了更佳的生存土壤,功能主義的盛行更使得列維·斯特勞斯、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人類學在西方思想界、理論界掀起了極大的熱潮。當時的社會學、人類學在歐美是名副其實的顯學。當年中國的一些大學也引進了西方這一新興的學科,不過它多在教會學院中開設,而且由于中國師資的缺乏,教授社會學課程的教師多是洋人,教材是洋文,所講授的內容也完全是照搬西方的理論。吳文藻先生對社會學的這種狀況非常不滿,他公開站出來抨擊洋人壟斷社會學的不正常狀態,大聲呼吁學術界的同仁們共同起來,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學教學和科研體系,使中國式的社會學“扎根于中國的土壤之上”。

吳文藻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源于他的深切的愛國主義思想。早在1919年,吳文藻在清華學堂就學時,五四運動的浪潮就激起了他的愛國熱情,他毅然加入了,並積極書寫愛國反帝宣傳品。五四運動後,吳文藻閱讀了大量孫中山、廖仲愷、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文章,從中受到了深刻的啓發和教育,從而奠定了他的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想基礎。吳文藻先生對當時中國貧窮落後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認為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國的文化和科學技術落後,而要改變這種落後狀況,首先應該學習西方比較先進的科學與文化。在美國,吳文藻如飢似渴地學習現代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知識,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學習和研究之中。他先後學習了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法學、歷史學、統計學、人口學、邏輯學、倫理學、生物學、化學等眾多的課程,並且還擠出時間學習了法文和德文。在他看來,西方社會的富強與科技進步,正是在于掌握了這些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中國要想強大起來,就必須要有一大批掌握西方先進技術與科學文化的人才。吳文藻關于中國社會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的思考,在他的博士論文《見于英國輿論與行動中的中國鴉片問題》裏有著深刻的展現。除此之外,吳文藻還認為,中國社會及其改造,尚有大量的問題有待于研究,因此,他決心選擇社會學和民族學為終身專業,想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兩方面研究,提出改變中國社會落後狀態的合適方案。正是在這一信念的支持下,吳文藻在博士學位尚未公布的情況下就回到了祖國。當年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設有“西洋社會思想史”、“家族社會學”、“人類學”三門課,原先採用的都是英文教本。有感于西方理論與中國現實的脫節,吳文藻先生到任後,便親自為每一門課都編了一種漢文教材,並且每年都根據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新得材料加以修改和補充,使之日臻完善。比如,“家族社會學”一課原來以泛談世界家族製度 尤其是原始社會的家族製度 為中心內容,吳文藻在接過這門課後,著重以中國宗法製度為中心內容,把社會學的教學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結合了起來。1933年,吳文藻先生擔任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這一職務的獲得給大力提倡和推行社會學中國化主張的吳先生帶來了更多便利。他認為,社會學要中國化,最主要的是要研究中國國情,即通過調查中國各地區的村

吳文藻社和城市的狀況,提出改進中國社會結構的參考意見。吳文藻先生把此概括為“社區研究”。他說,“社區研究”,就是對中國的國情“大家用同一區位或文化的觀點和方法,來分頭進行各種地域不同的社區研究”,“民族學家考察邊疆的部落或社區,或殖民社區;農村社會學家則考察內地的農村社區,或移民社區;都市社會學家則考察沿海或沿江的都市社區。或專作模型調查,即靜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結構;或專作變異調查,即動態的社區研究,以了解社會歷程;甚或對于靜態與動態兩種情況同時並進,以了解社會組織與變遷的整體。”早在上一世紀二三十年代,吳文藻先生就提出了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吳先生當年所提出的這一目標仍然沒能實現。這當然有著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在1949年以前,吳文藻先生的社會學中國化主張和社區研究倡議,遭到了一味崇洋媚外的國民黨政府的冷遇。盡管吳先生及一些學術界的同仁們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卻未能在全國學術界引起重大反響,因而也沒能取得太大的成效。其後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北京淪陷,吳先生隻得流亡雲南,燕京社會學系的其他人員也流散四方,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和社區研究便這樣半途夭折了。盡管如此,在雲南期間,吳文藻先生仍在雲南大學創立了社會學系,並主持成立了實地調查工作站,本想以該站的名義對雲南少數民族進行調查研究,以繼續社區研究,但工作站又因故難以維持,不得不停頓下來。之後在抗戰期間,吳文藻先生曾參加過一次由當時國民黨政府中央設計局組織的西北建設考察團,對以新疆為主的西北民族問題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束後,吳先生本想就新疆民族問題向當局提出一些建議,但正當此時,蔣介石拋出了他的《中國之命運》,吳先生對該書不承認中國多民族存在的事實非常反感,但在當時,隻能以不寫原計畫中規定的調查報告來表示自己沉默的抗議。1949年,他在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外交組組長和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顧問期間,吳文藻先生聽到了新中國誕生的訊息,他心中非常興奮,1950年6月,他斷然辭掉了國民黨政府的高官厚祿,退出代表團,並與國內取得聯系,于次年懷著報效人民的滿腔熱情回到了祖國懷抱。吳文藻回到了中國的吳文藻先生雖然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然而他一生為之奮鬥的社會學卻與其他相關學科一樣,遭遇了被取消的命運。1953年10月,吳文藻被正式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工作,此後就致力于研究國內少數民族情況。他擔任了這個研究室和歷史系“民族志”研究室的主任。此時的吳文藻隻能極力實踐“民族學中國化”,“把包括漢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作為中國民族學的研究,讓民族學植根于中國土壤之中”。1958年4月,吳文藻被錯劃為右派;1959年12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此後的吳文藻先生所從事的基本上是內部文字工作,其著作大部分沒有發表,即使發表了也不署名,例如,從1959到1966年期間,他與費孝通 已先被劃為右派 共同校訂了少數民族史志的三套叢書,為中宣部提供的西方社會學新書名著,為《辭海》第一版民族類詞目撰寫的釋文等,還多次為外交部交辦的邊界問題提供資料和意見,以及校訂英文漢譯的社會學名著工作,此外,他還與費孝通共同蒐集有關帕米爾及其附近地區歷史、地理、民族情況的英文參考資料等;可惜的是,在十年動亂中,這些資料全都散失了!1971年,為了準備美國總統尼克松的訪華之行,吳文藻和冰心以及費孝通、鄺平章等8人,被從下放勞動的沙洋幹校調回北京民族學院,共同翻譯校訂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機》的下半部分以及海斯·穆恩、韋蘭合著的《世界史》,最後又合譯了英國大文豪韋爾斯著的《世界史綱》。

吳文藻專著吳文藻專著 吳文藻冰心晚年吳文藻冰心晚年

教書生涯

吳文藻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專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他一向認為,無論社會學還是人類學、民族學,隻靠少數人的努力是不行的,隻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他主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期間,為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事業培育了一大批人才,這些人後來大都成了這兩門學科的骨幹,其中有些人還在國際上贏得了較大的聲譽。費孝通、林耀華、黃華節等這些當年的弟子們先後成為中國社會學界、人類學界碩果累累的專家學者,這與吳文藻當年的指教、鼓勵與支持是分不開的。因為要做到社會學的中國化,根本的是人才的培養。吳文藻在這一點上花費了許多心血,即使是在休假的那一年裏也不忘工作,他去了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各處尋師訪友,安排了好幾個優秀學生的入學從師的問題。多年後,吳文藻在自傳裏也提到這件事:“我對于哪一個學生,去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學校,跟誰為師和吸收哪一派理論和方法等問題,都大體上作了具體的、有針對性的安排。”一個突出的例子便是對費孝通的培養。吳文藻1931年,在燕京求學的費孝通因病住院使他沒有能得到當年的學分,為此不得不延長一個學年。這延長的一年,對費孝通一生的學術和生活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吳文藻得以從容安排得意門生此後的學習與研究,讓他去讀了清華的社會學系的研究生,為後來把費孝通引薦給當紅的英國功能人類學創始人馬林諾夫斯基奠定了基礎,此舉將費孝通領上通往國際人類學前沿地帶的階梯。也是在這一年裏,美國社會學界領銜人物之一羅伯特·帕克應吳文藻先生之邀來華講學,他帶領學生走出書本和課堂,多接觸實際生活,使費孝通一生鍾情于田野調查。也是在這一年裏,費孝通結識了剛入校、後來成為他妻子的新同學王同惠。1929年的夏天,剛從美國回來的吳文藻和謝冰心在燕京的臨湖軒舉辦了簡樸的婚禮,6年以後,吳文藻十分喜愛的學生費孝通和王同惠又在這裏舉行婚禮。師生之緣、夫妻之緣都由臨湖軒作了見證。對費孝通一生產生重要影響的對廣西大瑤山少數民族所做的實地社會調查活動,也是在吳文藻的大力促成下進行的。

在吳文藻看來,要使事業不中斷並且發達興旺,就應造就幾代人的梯隊。在他主持下的燕京社會學系,先後派出了一些研究生和助理到國內的一些地區去進行實地調查,林耀華到福州附近的義序對宗族組織進行了調查,費孝通對江村的農村經濟進行了調查,黃華節到定縣調查了禮俗和社會組織,費迪到清河對村鎮結構進行了調查,鄭安侖對福建僑民問題進行了調查。他們的調查成果,後來在吳先生的幫助和支持下大部分都發表了。這些調查成果盡管存在一定的歷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對中國社會學和民族學的建設卻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學和民族學研究也起了相當重要的積累資料作用。香港社會學家黃紹倫在其《當代中國的社會學和社會主義》中說,吳文藻先生倡導的社區研究,“帶著明確的中國化的目的”,並稱贊他是“有名的燕京社會學系的一位能幹的領導人”。即使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盡管年事已高,吳文藻仍然非常關心學術界晚輩的成長和進步。吳文藻先生的關門弟子、中央民族學院的王慶仁教授回憶說:不管是誰,凡是向吳先生請教,他都從不隨便敷衍,而總是認真查閱資料並做出詳細摘錄後,再作出答復和講授,使提問人收獲很大。“在我的印象中,吳師是一個一本正經的老師,從不說半點笑話,也很少說跟學術無關的事情。”1979年,21歲的王慶仁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師從吳文藻先生門下。他對第一次去拜見恩師的情景記憶頗深:十多本西方人類學理論的原版書擺在書桌上,那是吳文藻先生要求他在兩個月內要看完的!“吳師對我的要求很嚴,他也認為完成這樣的作業困難較大,于是給我劃出重點,鼓勵我加強英語學習。他希望我們從一入門就開始培養嚴謹的學風。”這給年輕的王慶仁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可他從中也感覺出吳文藻先生對學生的良苦用心。在吳文藻先生門下幾年,王慶仁教授對恩師平和寬厚的長者風範更是有了深切的體會:他的藏書可以毫無保留地借給學生看,並把自己做的卡片夾在裏面,作為參考。“吳師做事情非常仔細。仔細到他看我們的稿子,是一個字一個字看的。你的英文中什麽地方落一個字母,他都能給你糾正過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出現的時候,他還是會心平氣和地給你指出來,從來不批評學生。”多年以後,回憶起這些細節,王慶仁仍感慨良多。確實,在如今浮躁的社會風氣中,要找出像吳文藻先生這樣對待學生的老師,實在是不容易了。

作為師長的吳文藻註重的是學生學問的長進,至于學生的生活方面,尤其是戀愛問題,他則很少過問;倒是冰心老人經常和學生有說有笑,學生的生活問題甚至戀愛問題都在冰心老人關懷之列。這一點好像從一開始就形成了習慣:吳文藻先生最初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等人的戀愛結婚,都是冰心幫忙操辦的。

人物評價

吳文藻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社會學和民族學專家,而且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育家。吳文藻認為,無論社會學還是人類學、民族學,隻靠少數人的努力是不行的,隻有造就大批的人才,才能取得重大的成就。在吳文藻主持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工作期間,為中國的社會學和人類學事業培育了一大批人才。

香港社會學家黃紹倫:吳文藻先生倡導的社區研究,“帶著明確的中國化的目的”,是“有名的燕京社會學系的一位能幹的領導人”。是在文革結束之後,盡管年事已高,吳文藻仍然非常關心學術界晚輩的成長和進步。

吳文藻先生的關門弟子、中央民族學院的王慶仁教授回憶說:不管是誰,凡是向吳先生請教,他都從不隨便敷衍,而總是認真查閱資料並做出詳細摘錄後,再作出答復和講授,使提問人收獲很大。“在我的印象中,吳師是一個一本正經的老師,從不說半點笑話,也很少說跟學術無關的事情。”

吳文藻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專業的開創者之一,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專業的指路人。從上世紀40年代初便極力倡導民族學人類學中國化的學術思想,半個多世紀以來,吳文藻的思想指引了中國民族學人類學的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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