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忠發

向忠發

向忠發(1880-1931),湖北漢川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在1928年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領袖。1931年6月22日被國民黨特務逮捕,6月24日被國民政府槍殺于上海,終年51歲。

  • 中文名
    向忠發
  • 別名
    向仲發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上海市
  • 出生日期
    1879年
  • 逝世日期
    1931年6月24日
  • 畢業院校
    初小文化
  • 其他成就
    參入、領導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
  • 其他作品
    《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草案)

​人物簡介

向忠發(1880年一1931年),湖北漢川人,工人出身。1922年8月擔任漢陽鋼鐵廠工會副委員長,12月任漢冶萍公司總工會副委員長。同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後從事碼頭工人運動。1923年2月參加京漢鐵路工人的大罷工,3月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委員。1925年參加中共四大,同年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並參加國民黨漢口市黨部的工作。1926年1月出席國民黨二大。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委員,主管職工運動。10月任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國民黨漢口市黨部工人部長。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向忠發向忠發

八七會議上,他在未出席的情況下,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和李震瀛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和學生團去蘇聯,他擔任代表團主席團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2月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他和李震瀛還同蘇聯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草案),並獲大會通過。不久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四大,會後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他還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婦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召集人。由于當時的共產國際過分強調“領導幹部成分工人化”,他在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中央政治局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1928年底從蘇聯回國。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盲目地實施“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冒險進攻計畫。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了立三路線。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雖然還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大權已經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製。1931年6月22日,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隨即叛變,後被槍斃。

生平經歷

起家工運

向忠發,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貧寒,國小五年輟學。隨父母遷回湖北原籍,14歲入漢陽兵工廠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學徒。工廠倒閉後去江西一家大戶做傭人,3年後因受東家賞識介紹進入輪船公司,僅4個月即升任二副,兩年後再升大副。以後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治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並日漸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治萍工會工作。幾年之後,即1921年,他已經成為擁有上千名會員的漢治萍工會的副委員長。次年,中共黨員許白昊發展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工人領袖

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有四名黨員是從早年土生土長的工人運動領袖中發展而來的。他們就是鄧培、向忠發、王荷波和蘇兆征。鄧培是1921年入的黨,向忠發和王荷波晚鄧培一年,而蘇兆征更晚他們3年,是1925年入的黨。但就黨內地位而言,向忠發和蘇兆征最初遠不如王荷波和鄧培。王荷波和鄧培是最早成為中央委員的,在中共三大與四大時,他們先後被選為中央執行或候補執行委員。他們在中共的工會工作中,也曾佔據著相當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蘇兆征才開始成為中共工運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而向忠發則隻是在武漢地區成為革命中心之後,才開始引人註目。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時,即1927年 4月底至5月初,由于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征和向忠發才取代鄧培和王荷波而異軍突起,同時當選中央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說向忠發在黨內嶄露頭角很大程度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漢的結果,並不等于說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隻要有了工人領袖這塊金字招牌,誰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向忠發這時的崛起,靠的還是其不同尋常的突出表現。

入選黨中央

當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剛剛攻克岳陽,湖北區執委機關為準備北伐軍進攻武漢,一度移往武昌,漢口隻剩下向忠發、許白昊等4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由于北伐軍將至,漢口的工人運動驟然高漲,作為漢口當時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最高負責人,他與許白昊等全力以赴,廢寢忘食,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很快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了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在總工會成立之後,27天裏武漢三鎮的工會從最初的13個猛增到270個之多,有組織的工人迅速達到數十萬。加上具有執法隊性質的幾千工人糾察隊的組成,湖北總工會一時間叱吒風雲,呼風喚雨,成了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自然也功不可沒。隨著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均移到武漢,向忠發作為令人矚目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入選中共中央,可以說也是情理中之事。

得勢原因

向忠發雖然在中共五大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但他畢竟仍舊是一省工會系統負責人,不僅離中共中央甚遠,而且連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工作也很少能夠涉足。向忠發的突然得勢,顯然得益于共產國際1927年7月14日一紙電令。該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于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

“八七”會議

機會主義錯誤是怎樣產生的?按照共產國際的邏輯,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認定,這是由于“黨的指導機關裏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根據這樣一種認識和共產國際的明確要求,“八七”會議當然要設法“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而黨內現成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 還能有誰呢?那隻有三個人,這就是蘇兆征、向忠發、王荷波。結果,經過投票,蘇兆征、向忠發均以僅有的兩個全票(20票)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王荷波則以多數票(17票)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值得註意的是,與蘇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發由于過去在武漢太引人註目,因而已于武漢政府公開分共之後被安排藏匿于漢口法租界,之後又轉到湖南鄉下,沒有能夠出席此次會議。其能在缺席的情況下以僅有的兩個全票之一當選政治局委員,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共產國際有選舉工人的指示,它在相當程度上也同向忠發這時在黨的領導層中已經給人留下比較好的印象有關。

人脈豐厚

當然,“八七”會議並不能使向忠發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內部,多數人對向忠發遠不如對蘇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發事實上不能參加武漢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並沒有特別重視向忠發的作用問題。不僅如此,羅明那茲對共產國際關于把工農領袖充實到黨的核心領導機關去,並使他們在黨的中央取得決定性影響的指示,這時也沒有給予特別重視。他甚至遠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識分子領導人那樣重視新中央的工人成份問題。當 “八七”會議上許多與會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領導人主動要求“選出工人同志來作領導”時,他甚至不以為然,斷言“此會無權改選中央”,並表示,即使選出工人同志也還要“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因為他無法判斷這些工人是否能夠勝任中央領導工作。由此可知,在這一緊急時期,他所重視的仍舊是工作的能力和對中央工作的熟悉問題。在他提議下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實際參加常委工作的四個人中,工人成份的隻有蘇兆征一個,其餘3人瞿秋白、李維漢以及羅亦農仍是知識分子。此後,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書記,由共產國際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領導的中共中央對向忠發根本不重視,竟一個多月沒有安排工作。到9月下旬,他們才決定“調向忠發到上海去搞工人運動”,但卻既不給他具體任務,也不給他某種必要的名義。因此,向忠發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其實也隻是名義上的。他不僅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八七”會議後中共中央在武漢(從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開過的20多次常委會議和四次政治局會議,而且自國共關系破裂以後幾乎就沒有接到過具體的任務。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領袖中,向忠發這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舊是最低的。

向忠發向忠發

雙面紅人

一方面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方面卻又得不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這自然又要讓向忠發心存某種程度的不快。他當然知道共產國際主張發揮他這種工人領袖的領導作用,但自己為什麽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開始懷疑,黨的領導機關的改造遠沒有達到共產國際的要求,黨的領導層知識分子仍舊佔據著支配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各種問題的主要症結.值得註意的是,這種認識在相當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比較一致的看法。這時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識分子,他們卻不僅真誠地相信應當由工人同志來作領導,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堅定地主張否定知識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稱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經完結,明確決定今後原則上不再派一個知識分子去莫斯科學習,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黨員統統提升到領導位置上來,一面卻又毫不猶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學生和知識分子放到部隊裏去當兵,直至最後損失殆盡。意識形態影響人們對價值觀的變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見一斑。有誰能說他們不重視黨的工人成份?看來,他們與向忠發這時的區別僅僅在于,他們多半很少意識到,否定知識分子其實也正是在否定他們自己。

並未如願

共產國際幾乎同向忠發一樣,不那麽滿意“八七”會議的改造結果。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幾乎隻是舊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實際上的總書記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並且是陳獨秀中央時的重要成員;另一位常委李維漢與瞿秋白一樣,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反共事變之後甚至阻止過農民對長沙的反攻,這件事更讓共產國際感到不滿。常委中雖然也充實了一位工人領袖,但又是眾所周知在退出武漢政府問題上表現軟弱的蘇兆征,這當然不符合共產國際理想中的工人領袖標準。因此,進一步選拔合適的工人領袖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責任,並且大規模地充實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來,不能不成為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反復強調的問題。隻是,連共產國際領導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適的工人領袖來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責任,還不那麽容易。

人員缺乏

機會終于送到向忠發手上來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從蘇聯在上海領事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這時,南昌暴動剛剛失敗,相當一批中共中央領導成員還在廣東、香港不能回來,瞿秋白、蘇兆征以及李維漢等又正在從武漢前來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無法離開,加上各地工作同樣極其緊張,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讓剛來上海不久的工人領袖、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充當這個工農代表團的領導人,當然是再合適沒有了。因此,共產國際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以便趕在10月中旬由上海組團出發。

權利欲望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達上海,向忠發向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通報了此一情況,並商定了代表團的基本構成。李維漢同時表示向忠發可以以中央委員身份作中共駐國際代表,負責轉達雙方的有關信息。

10月15日,向忠發與湖北省工委負責人李震瀛一道,帶2個武漢工人和5個上海工人乘蘇輪安迪吉號由上海前往蘇聯海參崴,然後再乘火車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向忠發10月革命節當天又是參加莫斯科紅場的慶祝活動,又是在電台發表廣播講話。之後接連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兄弟大會、國際蘇聯兄弟大會,在德國和比利時舉行的反帝同盟擴大會議和反對中國白色恐怖委員會會議等,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作報告,當委員,可謂風頭出盡。而向忠發的報告,包括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確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共產國際東方部很快就樂于讓向忠發參加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具體事務問題。而向忠發也確在處理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果斷與魄力。共產國際印象最深的顯然是這時向忠發處理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的學潮問題。此一風潮發生于1928年1月間,100多名中國學生結隊在共產國際辦公大樓前示威,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勸說無效,不得不請向忠發出面解決。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來,並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此事的最後解決,基本上是按照向忠發的提議辦的。這不僅迅速奠定了向忠發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發乘機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種欲望。

擴大會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幹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幹部”,絕不能使黨的指導工作保持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手中”,從支部、到區、縣、市、省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志或貧農同志”。但是,會議卻沒有提到對中央一級領導機關的改造問題。恰恰相反,由于此時王荷波被捕遇害,會後又決定派蘇兆征前往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內幾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補入中央常委會的周恩來和羅亦農,照舊是知識分子出身。

召回莫斯科

1928年1月,向忠發被共產國際從休養地召回莫斯科,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他同時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會議的各項決議和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的訊息。這立即給了向忠發發難的理由。2月上旬,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組織了關于中國問題的小委員會,斯大林、布哈林與向忠發、李震瀛等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向忠發敏感地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當然,向忠發很聰明,他並不指望能夠在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會議上當著中國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發難,而是接連寫了兩封信給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領導人。在這些信裏,他非常強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滿。

在這兩封信裏,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會議決議的說法,宣稱:這個決議在評價中國黨的領導成份時是完全正確的,即我們黨的領導成員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沖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的政治上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于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問題在于,決議並沒有指出這種情況同樣嚴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部。政治局委員蔡和森與前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間存在著嚴重爭論,蔡和森、羅亦農與總書記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不僅思想上右傾而且政治上不那麽堅定,長江局負責人之一陳喬年擅自改組長江局各級組織,原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已公開與黨分裂,原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正在與譚平山合流。“類似這樣不服從中央領導的動搖分子還可以舉出許多”。他斷言,中國黨近來種種失敗,多半都是由于這些領導者的無能,因此,“對他們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

向忠發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視,因為這恰恰也正是他們所擔心的問題。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國委員會討論期間,又再次聽取了向忠發的有關報告。盡管,向忠發的這個報告其實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舊花了相當的篇幅來批評現在的中共中央。他斷言,黨內現在的矛盾鬥爭,純粹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徵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國共產黨不是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產生的,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少民眾的基礎,結果早期幾乎沒有工人黨員,隻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活動;第二,這些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由各個不同的進步組織中產生出來的,雖然在共產黨形成之後,這些組織不復存在,但這些組織的成員之間的感情依舊存在,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也必然在黨內有所反映;第三,由于黨在理論方面相當欠缺,近些年來先後從莫斯科回國,經過相當理論訓練的同志,正在日益佔據黨的領導地位,結果,他們不可避免地與那些缺乏馬列主義理論訓練,但有實際工作經驗、原來握有重要權力的知識分子幹部產生矛盾。因此,當前中國黨內的最大問題在于:(1)存在著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領導者;(2)帶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互相之間爭奪權力。他強調,解決這種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並鞏固它”。但他並不主張採取過于激烈的組織措施,而是主張“鞭笞這樣的黨,但不要大張旗鼓”。

向忠發想幹什麽,在今天,或者在當年中國黨的領導人看來,應該很容易了解。但在當年,特別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這樣一些本質上不信任知識分子,一心嘗試尋找工人領袖來領導中國黨的外國人看來,就完全不同了。這個報告雖然在文字上或者邏輯結構上不那麽讓人滿意,但作者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明顯地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況,向忠發這時也並沒有表現出那種讓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僅沒有攻擊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維漢,盡管他們也是知識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確地批評黨在理論方面的欠缺,贊成由莫斯科訓練出來的具有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幹部出任領導工作。這說明,向忠發並非完全沒有自知之明,他這時恐怕更多的隻是想排斥黨的高層領導機關內部的部分知識分子幹部,讓自已在政治局裏的地位名符其實而已。

政治局擴大會議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後,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決定,向共產國際派駐自己的全權代表,以便更及時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種重大問題。本來,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已經在莫斯科,並且已經開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顯然不相信幾個月來始終沒有參加過政治局會議的向忠發能夠準確地反映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為此,他們特別決定派政治局常委蘇兆征來擔任這一職務。當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中共中央決定以蘇兆征、向忠發和李振瀛三人組成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蘇兆征、向忠發為全權代表,而以蘇兆征為書記,李振瀛為秘書。因此,當1928年3月7日,蘇兆征正式通知共產國際東方部他已到任之後,向忠發也開始名正言順地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的身份進行工作了。

不用說,在國內領導幹部極其缺乏的情況下,不讓已經在莫斯科的向忠發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發言人,卻把蘇兆征派來擔任中央駐莫斯科的主要代表,這並不符合向忠發的願望。但讓向忠發感到滿意的是,共產國際顯然仍舊喜歡與他而不是與蘇兆征打交道。當然,向忠發未必了解共產國際對同樣是工人領袖的蘇兆征不甚滿意的具體原因,但經過3月份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幾乎人人都可以發現,蘇兆征至少不如向忠發那樣機敏活躍和善于言辭。因此,盡管根據主次順序,中共代表團在內部分工上,蘇兆征應當負責共產國際方面的工作,向忠發則負責赤色職工國際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共產國際東方部卻仍舊要求向忠發繼續他原來在共產國際的工作。結果,蘇兆征雖然身為代表團書記,並在各種正式文書中掛名于前,而實際上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卻仍舊是向忠發,而不是蘇兆征。

事情就此發生了最根本性的變化。3月下旬,共產國際作出決定,不惜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組織大批工人作為100至110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來,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此舉意味著,共產國際對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經有了相當的信心。這種信心從何而來?考慮到此前共產國際始終未能確定此會的召開地點和時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顯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共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情況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為共產國際這時終于選中了具有中國工人領袖“金字招牌”的向忠發,決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地位上來。毫無疑問,即使對于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來說,這也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步驟和組織步驟。通過外力的作用把一個在中國黨內並不十分出眾的工人,推到最高領袖的地位上來l如果沒有對這個工人政治活動能力的相當信任,無論如何是不可想象的。當然,這時對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來說,判斷一個中國的政治領袖的能力畢竟是兩方面的,首先是他堅持共產國際所規定的階級路線的堅定性和革命的徹底性,其次才是他為實現這一階級路線的主要目標而進行組織、鼓動,以及調度指揮全黨團結鬥爭的能力。對于中國黨,斯大林等人這時最關心的,顯然是它能否擺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影響,使其領導權真正保持在無產階級手中。必欲找一個工人出身的領導人來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職務,正是為了這一目的。向忠發是工人出身,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確實較其他共產國際所了解的中國工人領袖更有組織和指揮能力,這在斯大林等人看來,多半也就足夠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響綜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因為凡是大的問題,都有莫斯科在指導把關呢。

一步登天

那麽,向忠發的反應如何呢?從已有的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正式開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態的這種變化過程。也就是說,他事前並沒有想到他會如此輕易地一步登天。還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開幕之前三天,這位未來的總書記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第一次發言就講了幾句顯然不符合其未來身份的自謙的話。他說:“第一,我離開中國很久,很多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第二,我對于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說,還缺少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不過,向忠發的發言一上來就與眾不同。當時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領導人,而向忠發則聲稱: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第二,中央的錯誤要批評,但不能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更不能不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向忠發的這種與眾不同的態度始終堅持到六大的結束,按照周恩來後來的評價,說他當時的這種作法是“左右開弓”,既反對會議中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的傾向,又反對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右的傾向。向忠發之所以有如此表現,很顯然是他這幾個月在共產國際耳熏目染的結果。隻是,這些看法有些是來自于國際,如他批評瞿秋白政治報告受到羅明那茲理論的影響,顯然是因為羅明那茲的觀點早在蘇聯受到公開批評;他強調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也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判斷的中國革命失敗原因的基本結論之一。但他不同意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中共中央,批評張國燾反對農村割據和自發鬥爭的觀點等,也確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並不純粹是照搬共產國際的說法。

沒有資料說明向忠發什麽時候開始確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識到他的政治生命將出現重大轉折。但從會議代表的成份上,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國際要改造中共中央的決心有多大。兩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時,代表82人,工農分子僅11人,其餘71人均為知識分子。而這一次,由共產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農分子即佔50人,知識分子隻有34人,以至周恩來後來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可以想象,經常參加共產國際工作的向忠發應當了解,全面加強工農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產國際召開這次大會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產國際領導人準備安排向忠發擔任什麽樣的黨內工作,在6月17日分發的由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可以說已經初露端倪了。根據這一日程安排,向忠發被明確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雖然僅僅通過這一通常更具榮譽性質的會議職務,人們一時很難看出向忠發將來在黨內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會閉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產國際的意圖了。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在這個36人的名單裏,工人就佔到了22個,而且,向忠發的名字頭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隨後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已經不再需要共產國際代表的提示了,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緊接著,向忠發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正式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墮落

共產國際幾次電報,中共中央卻仍舊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這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國際指示。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先行回到上海,並于22日向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由于周、瞿回國之際,共產國際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初的兩次會議記錄,因此指示隻集中于說明建立蘇維埃中央政權問題、肯定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重要意義、強調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僅沒有否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甚至沒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關于以武漢為中心的暴動布署。以至政治局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後,反而認為:國際“不是根本反對武漢南京的暴動,而是要我們更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直至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向忠發的領導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職務,均無任何改變,因此,中共中央不僅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而且斷定自己與國際之間的分歧,其實隻是一些“誤會”,現在已經解決了。所以,當遠東局說明共產國際決定調李立三去莫斯科時,向忠發仍舊敢于表示反對,“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調立三同志去”,直到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堅持,向忠發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國際應讓李立三在兩個月後即趕回國內。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時對冒犯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的嚴重後果,還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後,情況全然改變了。先是陳紹禹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大發雷霆的訊息,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復原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對此,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竟還蒙在鼓裏,以至于他還敢在11月17日的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陳紹禹等痛罵了一頓。但當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產國際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根據從遠東局得到的關于李立三反對共產國際的有關報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兩次會議記錄,斷言李立三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已經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對立的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在11月18日的會議上,向忠發心情沉重地宣讀了共產國際的來信。在22日與團中央舉行的聯席會議上,他被迫開始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過去那點打抱不平的勁兒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甚至開始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摘個幹凈,說什麽:“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辨”,加上“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已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當然,他這時還不了解陳紹禹等留蘇學生背後有蘇聯的大手在撐腰,因此還是咬著牙不收回過去對陳紹禹等人的處分決定,並且不能容忍陳紹禹等人對中央的態度,堅持要“與之鬥爭”。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並與向忠發談過話之後,向忠發徹底老實了。他進而極其消極地提出:

“中央政治局有改選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夠,同時在‘立三路線’時代我應負很重大的責任,對我個人,希望允許我到下層去做工作。我的態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響到政治上去,並且我的病體亦不能擔任這一工作”。

向忠發的請辭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贊同,瞿秋白第一個反對,肯定向忠發自六大以來領導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緊接著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遠東局為六屆四中全會擬定的改選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上,李立三自然被刪掉了。而與“立三路線”完全不沾邊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責任者,也因為在莫斯科時一度與米夫作對而被刪掉了。再一個被刪掉的是李維漢,而他實際上隻是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成了國際來信中所提到的那個支持“立三路線”的“其他政治局委員”的代表,唯獨“立三路線”的最高主持人向忠發巋然不動。不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幾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領導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與會者的批評指責,並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連人們這時所公認的在黨內工作能力最強的周恩來也不能幸免,卻沒有一個人向這位總書記發難。雖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發這個“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發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錯誤,我個人要負特別的責任”,仍沒有人把矛頭指向向忠發。這裏的原因大概隻有一個,那就是:向忠發是個工人。正象參加會議的國際代表所說的,周恩來犯錯誤,“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向忠發等人“是工人同志”。言外之意,因為是工人,因此不僅“決不讓他們滾旦”,就連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國際代表直截了當地說:什麽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線”?就是要“吸引工人幹部,提(高)他的政治水準,教育他訓練他,到指導機關為黨工作,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線’”。結果,新改選的政治局委員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雖然向忠發仗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但反復公開地承認錯誤並把自己說得幾乎一無是處,結果使他明顯不再象過去那樣爭強好勝了。他開始把寶押在陳紹禹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陳紹禹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因為他這次政治上的嚴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再不能象過去那樣呈英雄了,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個“幫手”。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陳紹禹。其實他早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幹將。但過去他過于自信,竟沒有把陳紹禹放在眼裏。如今他翻然悔悟。雖然米夫和遠東局最初並不同意讓陳紹禹迅速進入常委工作,但他還是每每必定拉上陳紹禹來開會,並且一反過去那股從不服輸的勁頭兒,即使是陳紹禹當面頂撞他,他也盡量不動肝火,好長一段時間裏,每逢開會,他隻是喏喏而已。

不過,四中全會以後,向忠發還是做過兩件對中共歷史有重要影響的決定。第一件是不讓張國燾到江西蘇區去擔任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四中全會結束後,遠東局立即提出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問題,並建議派將要從莫斯科回國的張國燾(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來擔任書記。對此,向忠發極力反對,稱張國燾長期不在國內,對國內工作不熟悉,同時與江西蘇區的毛澤東過去在一些問題上有矛盾,難以合作,在蘇區工作剛剛走上正軌之際派張國燾去擔任領導職務,對整個工作是不利的。遠東局雖然堅持認為張國燾與毛澤東之間不會產生嚴重問題,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向忠發關于張國燾應暫時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見。從以後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後大搞一言堂的情況來看,這個決定顯然為毛澤東減去一個具有重要威脅的政治對手。

再一件事是讓毛澤東來做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本來,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曾經決定過建立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單,向忠發作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自然也被規定為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會之後,遠東局建議即將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名單不必過于註重形式,民眾還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單裏。因此,關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來擔任的問題,在政治局會議上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向忠發做政府主席“沒有必要”;有人則認為蘇維埃主席需要全國有威信的,盡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發來做個掛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發)外,沒有別的人”更有威信來做這個主席了。張國燾則明確主張:“在全國威信上,還是特生好”。而向忠發卻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蘇區去,沒有必要擔任這個主席職務,“我覺澤東可做主席”。顯然,想到應當並且可以由毛澤東來做這個主席的,這時也就是向忠發了。由于這一意見最終得到了會議和共產國際的批準,毛澤東也就真的當上了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向忠發的這一提議,很明顯為毛澤東以後在政治上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

但是,向忠發在中共黨內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就到此為止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後,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全黨的工作重點已經開始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去了,大批的幹部和工人黨員被先後送到各個紅軍根據地去,向忠發原來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會的召開由于違反了黨的幾大工會系統黨團幹部的意願,因而引起了強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為代表的25名重要幹部在開會反對四中全會時,被人告密全部犧牲,接著又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一批工會幹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禮。結果,包括上海在內的諸多城市工作及工會工作嚴重受損,從此幾乎一蹶不振。面對這種情況,向忠發再也鼓不起過去那種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他的總書記固然並非完全虛置,但他可以考慮和可以用心去籌劃的工作畢竟越來越少了。理論上有陳紹禹等一大批留蘇學生,實際工作上有周恩來等,他的工作隻剩下一周向遠東局代表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聽幾個報告,發兩次言而已。漸漸地,向忠發越來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陳紹禹不可一世的樣子,動不動就和陳大吵,使得遠東局一度為兩人的關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不僅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而且搞得部分領導人對此議論紛紛。因此,周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

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後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佔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佔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被捕並被殺後,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繼向忠發之後,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

被捕叛變

1928年2月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擴大會議,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他和李震瀛還同蘇聯代表團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聯合起草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草案),並獲大會通過。不久他又參加了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會後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他還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婦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召集人。由于當時黨內過分強調“領導幹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但他實際上並未起到黨的主要領導人的作用。是年底回國。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他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雖然還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但大權卻被王明等人所控製。1931年4 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顧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義時期,從工人中涌現出的工人領袖,後長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風糜爛,在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後,在武漢的公開場合演魔術被特務認出後被捕,而後便叛變了。他向國民黨獻計企圖把中共中央一網打盡。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同志得知此訊息後,迅速向上海的黨中央匯報。中共中央及時轉移了上海的中央機關,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補救。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由原來的住宅搬到黨組織租的一棟樓房裏,向忠發當時剛與楊秀貞結婚不久,住在樓房的一樓,黨組織派陳琮英帶著她自己不滿一歲的女兒遠志住在二樓,她的主要任務是註意楊秀貞的一切活動,為了工作的方便,陳琮英喊楊秀貞“嫂嫂”,當時陳琮英並不知道向忠發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他是一個闊商。顧順章叛變後不久,上海的情勢異常緊張,為了找到向忠發的行蹤,顧順章首先找到他過去介紹給向忠發的老婆楊秀貞當娘姨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在顧順章叛變後就被解僱了,顧順章就安排這個女人查找向忠發的下落,這個女人知道楊秀貞在一家裁縫店裏做的一件衣服還沒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縫店裏等待楊的出現,不久楊秀貞果然來取衣服,這個女人就暗中跟著楊找到了向忠發的住處,幸好她的跟蹤被察覺到了,周恩來考慮到向忠發的安全,又把向忠發接到了他的住處,並再三囑咐不守紀律的向忠發不要外出活動。向忠發的新婚妻子楊秀貞與陳琮英一起搬到了靜安寺的一個新旅館裏住下,當時楊秀貞還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這是她的養女,名叫鴿子。

中共中央為了保證總書記向忠發的安全,決定把他轉移到中央蘇區去。本來中央已決定同意向忠發在離開上海往中央蘇區前,與楊秀貞見上一面的請求,見面時間定在6 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離開,向忠發卻違背組織的規定,6月21日,在周恩來的住處趁周恩來外出之機,偷偷地溜出來,私自到旅館內去看他的老婆,當時陳琮英在旅館裏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離開,但向忠發置之不理,並在旅館內住了一夜,其實向忠發的行蹤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發走出旅館,到原來他經常要計程車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車行要車時,被埋伏在那裏的特務當場抓獲,出賣他的就是該車行的會計葉榮生,葉曾在上海互濟會工作過,聽過向忠發的報告,認識向忠發,敵人根據顧順章提供的向忠發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將向忠發逮捕。

當時負責中央“特科”的周恩來知道向忠發被捕後,即刻組織人員營救。但執行任務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來了,因為向忠發已經叛變了。為了證實訊息是否可靠,周恩來同志親自到小沙渡後頭的高堤上,從這個地方可以遠遠看見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後窗戶,看到的是窗簾拉開的暗號,知道敵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實向忠發被捕後就出賣了周恩來,敵人來搜查時,剛巧周恩來不在家,鄧穎超及時知道訊息後,又外出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家中隻有兩位老人,一位是鄧穎超的老母親楊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親夏娘娘,敵人打了夏娘娘,見是兩位老太太,也就沒有抓走她們,隻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來回來。所以周恩來對此事十厘清楚。1967年5月19 日周恩來在給毛澤東的信中明確指出過向忠發的叛變,並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發被捕後叛變、處死,有兩處機關破壞。”1972年6 月,周恩來在一次談話中證實了他當時的見聞,他說向忠發這個總書記,在上海住著一套好房子,還搞了一個名叫楊秀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樂。楊秀貞被捕後,還不承認向忠發是黨員,可是向忠發被捕後立即承認自己是黨員,並做了叛徒,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出賣情報

向忠發被捕後,就向敵人求饒,他首先提供了陳琮英的住址,致使陳琮英與楊秀貞被捕,在巡捕房裏,向忠發一看見陳琮英,就指著陳用湖北話告訴敵人說:“她就是任弼時的老婆”。敵人並沒有聽懂他的湖北話,也就沒有在意,向忠發又轉過頭對陳琮英說:“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講了吧。”敵人接著問了陳琮英幾句話,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發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去了。所以當時身為中央機關機要交通員的陳琮英親眼目睹了向忠發向敵人卑躬屈膝的醜態。向忠發除了向敵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來的住處外,還向敵人提供了中央機要處的地址,這個地方是中央負責人看檔案的機關,造成機要處人員張越霞、張紀恩被捕。女牢中當時黨的負責人李沐英回憶說:“張越霞同志曾對我說,向忠發被捕後就叛變了,對敵人什麽都說,還說我黨分成幾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機要員張紀恩在《黨史資料叢刊》1979年第一輯上,發表了他的《周恩來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動片斷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發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實這種懷疑說不通,這個道理很簡單,向忠發是6月22 日上午被捕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熊式輝急于報功,立即給南京的蔣介石發去了電報,蔣當時不在南京,電報又轉至廬山,蔣介石接到電報就批復就地處決。向忠發叛變後,熊式輝又給蔣介石發去了第二封電報,恰在這時蔣介石的電報批復已到,加上向忠發提供的情報處處讓敵人撲空,這讓熊式輝十分失望,按蔣介石的電報,6月24日便把向忠發槍決了,而張紀恩是6月23日被捕,這樣向忠發也就根本沒有時間去指認張紀恩了,更談不上兩個人去對質了。所以說是敵人沒有給向忠發留時間去指認陳琮英、張越霞、張紀恩、關向應、餘昌生、喬生發等人。

後續事宜

向忠發被槍決後,獄中的陳琮英等人,始終不承認共產黨員的身份,她們還積極做楊秀貞的工作,楊秀貞沒有對他們進行指認,敵人沒有任何證據,加上獄外黨組織的積極營救,最終他們一個個出獄了。毛澤東在杭州接見外賓時說過,向忠發被捕後,給敵人帶路抓人,敵人把人抓完後,把他也殺了。鄧穎超在世時,又有人寫文章質疑向忠發的叛變問題,鄧穎超親自撰寫文章進行澄清。歷史畢竟是歷史,不是僅從歷史資料中找幾個疑點就能推翻的。周恩來把他稱作:“氣節還不如一個妓女。” 楊秀貞並非中共黨員,雖說她知道向忠發的政治身份,受審訊時一開始並不承認向忠發是中共黨員。當時特務們問她知道不知道向忠發的身份。她搖頭說不知道,特務們又動刑問她知道不知道。她還是說不知道。最後她終于說知道了,而其過程卻是如此的讓人憤惱。竟然是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先叛變了,然後走到楊秀貞的那裏對著中統特務們依然說道:交代了吧,他們都知道了。

歷史評價

楊秀貞並非中共黨員,雖說她知道向忠發的政治身份,受審訊時一開始並不承認向忠發是中共黨員。也是向忠發出面對質。所以,後來周恩來曾這樣說及:“他(指向忠發――引者註)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警備司令熊式輝立即電告正在廬山上的蔣介石。由于向忠發已供不出別的中共秘密機關,蔣介石下令將其就地槍決。這樣,向忠發在被捕後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場。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無情的子彈還是奪走了他的生命。

叛徒質疑

向忠發叛徒事件質疑:

1931年8月24日瑞金當局以“向忠發同志被難二周月紀念日”為由,發布“8月24日到8月30日為向忠發同志紀念周”的緊急通知。這就是說,向忠發犧牲了兩個月,還沒被指認為叛徒。

向忠發向忠發

有個叫黃慕蘭的女士“回憶”說第二天她就知道向忠發叛變了,黃女士還說參與營救了關向應!?而向忠發曾安排過營救關向應,那麽,向忠發叛變後,中共還來得及通過律師和法官去營救關向應麽?

1931年6月22日向忠發被捕,兩天後被處死,疑點有一串:

“由顧順章的叛變,向忠發被捕。被捕後,向忠發馬上叛變,並出賣了組織和同志。雖然蔣介石得知後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于23日晚將他槍決了,這前後隻有兩天時間。向忠發也終于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成為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之一。”

上述是史家引用最多的說法,實際是24日遇害。從時間上可以推斷:向忠發被捕後進行了最強硬的抵抗?

如果是叛徒,則口供多多益善,需要他帶路去抓更多的共黨。而且有可能獲得比顧順章更高的地位。下面是置疑:

1、與向忠發同時被捕的有任弼時的愛人陳琮英,她是組織上派去專門陪向忠發的愛人楊秀貞的,在獄中向忠發並沒有向敵人供出她的黨員身份,最後被判無罪,保釋後出獄。

2、在上海江寧路1141 號存放中央檔案處工作的機關人員張紀恩、張越霞被捕後,向敵人提供虛假口供。當時在獄中的向忠發是知道他們的身份的,但他們的身份並沒有暴露, 敵人最後以“ 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判處張紀恩有期徒刑5年,張越霞無罪保釋放出。

3、當時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內還關押著關向應、餘昌生二人,敵人並不知道二人的真實身份。向忠發被捕前曾與周恩來交換過意見,並設計過營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發被捕後並沒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無罪保釋出獄。

4、1931年春,發電廠工人領袖喬生發被捕,向忠發與周恩來多次研究如何營救喬出獄,向忠發被捕後此人也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後來也無罪出獄。

5、1931年8月24日瑞金當局以“向忠發同志被難二周月紀念日”為由,發布“8月24日到8月30日為向忠發同志紀念周”的緊急通知。

6、毛澤東在文革初追問周恩來,向忠發叛徒故事才得以流傳。。。。。。

針對史學界部分人士以推理得出的錯誤結論,有關當事人勇敢地站出來,回憶當年自己親眼目睹的情 況,以澄清歷史的真相。陳琮英算是歷史見證的第一人,她的文章詳細交待了向忠發被捕的一系列經過和最終結果,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撰寫回憶錄,揭露向忠發叛變的真相。1931年4 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顧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義時期,從工人中涌現出的工人領袖,後長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風糜爛,在護送張國燾去鄂豫皖蘇區後,在武漢的公開場合演魔術被特務認出後被捕,而後便叛變了。他向國民黨獻計企圖把中共中央一網打盡。我黨打入敵人內部的錢壯飛同志得知此訊息後,迅速向上海的黨中央匯報。中共中央及時轉移了上海的中央機關,並在其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補救。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由原來的住宅搬到黨組織租的一棟樓房裏,向忠發當時剛與楊秀貞結婚不久,住在樓房的一樓,黨組織派陳琮英帶著她自己不滿一歲的女兒遠志住在二樓,她的主要任務是註意楊秀貞的一切活動,為了工作的方便,陳琮英喊楊秀貞“嫂嫂”,當時陳琮英並不知道向忠發的真實身份,隻知道他是一個闊商。顧順章叛變後不久,上海的情勢異常緊張,為了找到向忠發的行蹤,顧順章首先找到他過去介紹給向忠發的老婆楊秀貞當娘姨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在顧順章叛變後就被解僱了,顧順章就安排這個女人查找向忠發的下落,這個女人知道楊秀貞在一家裁縫店裏做的一件衣服還沒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縫店裏等待楊的出現,不久楊秀貞果然來取衣服,這個女人就暗中跟著楊找到了向忠發的住處,幸好她的跟蹤被察覺到了,周恩來考慮到向忠發的安全,又把向忠發接到了他的住處,並再三囑咐不守紀律的向忠發不要外出活動。向忠發的新婚妻子楊秀貞與陳琮英一起搬到了靜安寺的一個新旅館裏住下,當時楊秀貞還帶著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孩,這是她的養女,名叫鴿子。

死因新說

對向忠發的被捕和受刑,《陳文》引用了葉永烈《出沒風波裏》一書中關于張紀恩被捕情況的敘述。作者寫道:“據張紀恩說,當時國民黨軍法處的審問者,給他看了一張向忠發坐電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張不要步向忠發後塵。”于是斷定“這張照片,就是解開歷史謎團的密鑰。”“如果向忠發在這26個小時內,是拒不供出國民黨很需要的東西,那麽,國民黨特務機關對付向忠發的,就必然是刑訊室‘待遇’:施以嚴厲酷刑,拷打逼供。對此,前述那張向忠發受電刑的照片情況,就是鐵證。”由此推測:“時年已52歲、並不年輕了的向忠發,會不會暴斃于國民黨特務機關逼供的慘烈酷刑之下?”

熊式輝的難言之隱

對向忠發的被捕與處決,熊式輝為何卻無任何說辭呢?

熊式輝在他的回憶錄中,充滿了對共產黨的抨擊之語,開口“共匪”,閉口“朱毛匪軍”,因此,對中共首腦人物的被捕,他不會有任何同情。但,對抓捕向忠發一事,他卻居然隻字不提,豈不反常?

是不是無關軍事的事情,熊式輝便不記錄?也不是!對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內偵察、並于22日逮捕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首領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國民黨當局抓捕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人員牛蘭、繳獲若幹共產國際檔案的事,熊式輝在回憶錄中,都記得清清楚楚。然而,獨獨對離牛蘭事件僅僅兩個多月的向忠發被捕一事,熊卻未置一字。

這一切表明:熊式輝對于向忠發被捕與隨後處決一事,可能有著難言之隱,不能說,不願說。就是事情過去了幾十年,也鐵心讓其塵封于歷史。當時他人雖在江西,但淞滬警備司令部,畢竟仍是以他為首,因而,為“淞滬警”隱,也就是為他熊某人隱。

在向忠發的問題上,熊式輝可能會有什麽樣的難言之隱呢?

解開歷史謎團的密鑰

到目前為止,比較符合邏輯的結論就是:向忠發的死,是一個意外,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一個作業差錯,而所謂“處決”雲雲,純為虛構宣傳。

並且,這個“作業差錯”,錯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輝幾十年後還不願面對。那麽,到底是什麽“作業差錯”呢?

據張紀恩回憶,當時國民黨軍法處的審問者,給他看了一張向忠發坐電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張不要步向忠發後塵。這張照片,就是解開歷史謎團的密鑰。

算起來,向忠發在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最多隻活了26個小時。在此期間,第一,中共再沒有人因向忠發的被捕,而發生有黨員遭到國民黨方面逮捕之事;第二,向忠發並未作出國民黨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確,向忠發被捕後,曾作有一份供詞。據張紀恩回憶,他在被轉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受審時,審問者給他出示過向忠發的供詞,張紀恩說:“向忠發的供詞,那是用毛筆寫在十行毛邊紙上的,約兩三頁。”

僅僅二三頁的十行毛邊紙,還是用毛筆寫,那能寫幾個字?

1933年10月,國民黨中統特務機關出版的《轉變》一書,刊登了一篇有數千字的《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詳細有序地敘說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組織及重要人員的情況,聲稱是向忠發被捕後的供詞。然而,在這篇供詞,有很多疑點。例如,“供詞”中涉及的關向應、餘昌生等幾名中共活動家,向忠發被捕前,均已化名被關押在國民黨龍華監獄內了,而向忠發也都知道。但向忠發的被捕,卻並沒有暴露這些人,沒有影響他們處境的惡化,而且他們不久後均被保釋,安全出獄了。張紀恩、張月霞的情況也是這樣,他倆不僅始終未暴露真實姓名及共產黨員身份,而且,很快張月霞就獲釋,而張紀恩也隻是以“窩藏赤匪,隱而不報”的罪名,被判處五年徒刑。再則,張紀恩親眼看到向忠發的那份供詞,即那僅僅兩三頁的十行毛邊紙內,顯然,是不可能有數千字內容的。

實際上,《轉變》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內容,若由當時叛變不久的前中共特科頭頭顧順章捉刀來炮製,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國民黨特務機關搞造假把戲,來對共產黨人進行心理戰,在當時是常有的事,如國民黨特務機關1932年2月在上海幾大報上刊登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啓事》,欲離間中共人員、誣害周恩來的事件,就是顯著一例。因此,所謂《前共黨中委兼總書記向忠發的自供》,偽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謂向忠發的自供是偽作,如果向忠發在這26個小時內,是拒不供出國民黨很需要的東西,那麽,國民黨特務機關對付向忠發的,就必然是刑訊室“待遇”:施以嚴厲酷刑,拷打逼供。對此,前述那張向忠發受電刑的照片情況,就是鐵證。那麽,時年已52歲、並不年輕了的向忠發,會不會暴斃于國民黨特務機關逼供的慘烈酷刑之下?如果真如此,在向忠發問題上,對熊式輝為何始終處以緘默,就不難解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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