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紀良

史紀良

史紀良,男,漢族,中共黨員,1945年出生於北京,大學學歷,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現為中央財經大學),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 中文名稱
    史紀良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北京
  • 出生日期
    1945年
  • 職業
    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 畢業院校
    中央財經大學

個人詳細履歷

史紀良史紀良

史紀良,大學本科。

1983年至1988年,任中國農業銀行黑龍江省分行副行長

1988年至1991年,任中國農業銀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長

1991年至1994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天津市分行行長

1994年至1997年,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

1997年至2003年,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2003年至2005年,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

人物特點

史紀良思維細密嚴謹,觀點獨到精闢,時下在各種論壇和會議時的精彩發言常常贏來無數的掌聲。他的智慧和思想仍將繼續給中國金融業的長遠健康發展以啟迪和思路。

人物貢獻

史紀良對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付諸了大量心血。他堅定要求國有商業銀行要真正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而並非僅僅依靠股份制或者上市來解決矛盾。他努力為國有銀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其有條件建立適應市場運作的機制。他清醒地看到金融業的風險不能被低估,呼籲維護金融穩定要長期性制度化,抓緊建立銀行業風險管理的長效機制。

經濟觀點

史紀良史紀良

但是史紀良指出,國有商業銀行要真正實現脫胎換骨的改造,並非僅僅依靠股份制或者上市就可以解決的。

史紀良認為,現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總行的“三會”——董事會、高管層、監事會都已建立起來,但是下屬分支機構仍然沿襲過去的一些做法,如何讓總行的意圖能夠順達基層,把總行的危機防範措施落實到基層,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他指出,國有商業銀行要進行機制建設,或者說機制重造。以前,國有商業銀行在承擔較重經濟調控任務的情況下,完

全按照市場化運作難度較大,現在應該給其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使其有條件建立適應市場運作的機制。

針對中國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轉制的問題,史紀良說,這些公司政策性資產處置的任務到去年末已經告一段落,從今年開始商業化、市場化運作,一些業務還可以按照投資銀行的模式運作,轉制對於這四家公司來說是“新的開始”。

史紀良認為,目前中國農村金融服務還比較薄弱,最近銀監會降低了農村金融門檻,鼓勵民營資本到村鎮一級組建金融組織,“這是對社會要求的一個積極的要求。” 但是,他強調,雖然新組建農村金融組織降低了門檻,但是一定要在明確管理和市場定位後,再允許這些機構在試點的基礎上擴大。

關於腐敗

外逃貪官哪兒最多“最大的外逃貪官就出在你們銀行界。”在昨天上午經濟界委員的小組討論時,一位來自建設領域的委員打斷了銀監會副主席史紀良的話。“你們建設領域也不少啊!”史紀良委員回應了一句。“最多的還是交通部門,幾乎每修完一條高速公路就有一位交通廳長下馬。”另一位委員補充道。他順手指著同在一個小組的原國家電網公司總經理趙希正說:“還有你們電力行業。”“我們銀行部門貪官外逃,正是加強了監管的結果。一些行業貪官更多,只是缺乏監管,還沒有暴露出來。”史紀良委員說完這句話後,大家不再像剛才那樣相互“揭短”,而是陷入了暫時的沉思。

近年來,外逃貪官到底有多少?現在還沒有一個公認的數字。有訊息說,去年5月公安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公布,目前我國尚有外逃的經濟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額700多億元人民幣。“正像有警察還照樣有小偷一樣,我也不敢保證銀行系統今後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史紀良說,作為監管部門,他們要做好的是,建立一套科學嚴格的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銀行系統出現風險和經濟犯罪。

農村金融改革

史紀良史紀良

加強農村金融改革,首先要解決政策性銀行農業發展銀行的定位問題。他告訴《財經》,原來農發行的任務是給予農村一些政策性的金融支持,但後期經過調整,主要做糧棉油收購,成為一個服務單一的專業銀行。特別是隨著糧棉油體制改革,其業務急劇萎縮。同時,大量的農村政策性金融服務無人去承擔。

“這是一個缺位”,史紀良說,“我們原來的設計是儘快讓農業發展銀行能夠重新恢複本來面目,比如搞一些中長期、基礎設施的融資服務。”

他以扶貧為例,稱現在由農行承擔的扶貧,本來是政策性的業務,“因此,我們構想農行的這個扶貧業務還是交給農發行來完成。”他表示,恢復農發行的本來面貌,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銀監會等各部門意見基本一致,整個方案的基本框架也已經成型。農業發展銀行的條例都已經修改了好幾稿,需要儘快對其定位進行定奪。

對於農業銀行的改革,史紀良認為這是農村金融改革中的一個難點。“第一,農業銀行還是要繼續辦,因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沒有商業金融的支持不行;第二,農業銀行現在的狀態不行,必須要給它卸包袱,讓它能夠輕裝上陣。”史紀良說。他認為,農業銀行的內部管理、人員素質、不良資產、按揭等各方面都需要加強。“我們的想法就是,農業銀行的改革也要及早研究,不宜久拖,但農業銀行的改革,要放在農村金融改革的總體框架之中去設計。”

對於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史紀良表示,農村信用社的省聯社基本上都已經完成,省聯社人選的組成由地方完成,銀監會負責資格審查。下一步的問題是要警惕地方政府對農信社的可能的干涉。“如果縣鄉一級把信用社當出納,那用不了幾年就垮了。如何支持三農,又要防地方乾預,要儘早地提高警惕。”史紀良說。

關於人民幣升值

在認真聽取了溫家寶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之後,人們注意到,報告中有關人民幣匯率方面的內容只有短短的一兩句話。即:“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強和改進外匯管理,積極探索和拓展國家外匯儲備合理使用的渠道和方式。”

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減的背景下,在人們強烈關注人民幣匯率變動的情況下,究竟應該怎樣解讀這一問題?一位在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擔任領導職務的政協委員告訴記者,《政府工作報告》對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不是不說,是不必多說。”這是因為,大計方針已經定了。

看清趨勢漸進穩步

這位政協委員告訴記者,早在1月19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人民幣升值問題就已經被作為一個重要的議題進行了專題研究。有明確的信息表明,國家高層決策者對人民幣匯率問題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有十分堅定地決心,也有多種對策選擇。

隨著我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高,人民幣匯率從長期看是一個升值趨勢。但是,從經驗來看,人民幣的升值一定要採取漸進、穩步的方式,控制波動幅度,防止大升大跌,使之保持在一個“可控”的範圍內。在確保人民幣平穩走勢的同時,逐漸建立較為完善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匯率調整有利於企業轉變

政協委員厲以寧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從短期看“利大於弊”。他說,目前匯率是扭曲的,不真實的。這一狀況如不改變,將對企業造成誤導,讓企業沿用舊的增長方式,靠消耗大量的資源去生產所謂廉價的產品。他強調,“利大於弊”的“利”,就在於通過匯率調整,給企業更準確的價格、成本信號,促使企業結構升級,轉變增長方式。

尹明善委員通過自己企業的實例證實匯率調整對企業是有好處的。他說,從力帆目前出口的情況看,人民幣每升一個百分點,企業的利潤可能會縮水數千萬元。但這只是表面現象。隨著企業認清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趨勢,企業必然會加大技術改造、自主創新的力度,到那時,憑藉先進技術賺取高附加值利潤,才是更牢靠的。

對外來壓力說“不”

前一段時間,不少人談論美國人當年通過“廣場協定”逼壓日元升值,從而造成日本經濟迅速下滑,陷入“10年低迷”。這一幕會不會發生在今天的中國呢?曾經擔任銀監會副主席的史紀良委員對此的回答是:“絕對不會”。史紀良委員說,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金融風險是最大的風險之一,防範金融風險是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核心工作。在我國國際收支大額順差,外匯儲備高達1萬億美元的背景下,國際對於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一定會慎之又慎,將風險控制在最小的範圍內。

史紀良說,中國不是日本,美國也好,七國集團也好,試圖壓中國匯率升值是辦不到的。他們可以來談判,可以提要求,甚至可以發出這樣那樣的威脅,我們也可以聽取合理的建議,可以積極採取多種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但人民幣升不升值,怎么升值,是中國的事,最後要中國人做主。這一點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合理建議

全國政協十屆五次會議已進入尾聲,在3月13日舉行的經濟界別關於政協工作的分組討論上,史紀良委員提出的全國政協組織的地方視察次數不宜過多得到了在場委員們的廣泛贊同。

史紀良委員認為,政協委員通過視察提出的意見建議,有的對中央和國務院決策產生重要影響,這種做法很好。但是現在省市等地方政協因為接待人員有限,如果視察活動過度頻繁會增加地方的工作壓力,且視察的效果將會大打折扣。

史紀良委員的提議得到了在場的多數委員的贊同。大家認為提高視察效果的方式,一方面是減少視察次數,另一方面,合理安排視察的時間和形式。發揮界別領導的作用,協調好不同界別的視察內容,避免重複視察,減輕地方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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