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族

古越族

古越族主要分布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今天的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都隻是一種泛稱。實際上越人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但也必須看到,越族各個支裔又是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龐大的人類共同體。他們有著共同的族稱--越或粵。

  • 中文名稱
    古越族
  • 族    稱
    越或粵
  • 遠    祖
    西甌越和駱越這兩個部落
  • 分布地區
    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

簡介

"越即粵,古代粵、越通用。越族就是生活在長江以南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夏朝稱"于越";商朝稱"蠻越"或"南越";周秦時期的"越",除專指"越國"外,亦同樣是對南方諸族的泛稱.周、戰國稱"百越"。"有"斷發文身"的風俗。秦時吞並百越地區。摘自黃現璠撰《試論百越和百濮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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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是秦漢以後歷史形成的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夏商以後的華夏族和秦漢以後的漢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始終起著主導作用,漢代以後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國內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華夏和漢民族文化,大都尊華夏和漢民族的祖先--炎帝與黃帝為共同的祖先,廣義上稱為炎黃子孫,共同締造中華文明(註:參閱黃崇岳:《中華民族形成的足跡》,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漢以前居住在長江下遊及其以南廣大地區的古越族(越與粵通),在我國南方是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民族,同時又是一個內部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體,故歷史上有"百越"之稱。正如《漢書·地理志》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粵雜處,各有種姓"。它們在中華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自今浙江、安徽、江蘇、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以至雲貴地區,分別稱作于越(楊越)、東越(東甌)、閩越、南越、甌越(西甌)、駱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們之所以共稱為"越",是因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這主要表現在使用雙肩石斧、有段石錛和幾何印紋陶器,從事稻作農業和漁獵,住"幹欄式"房屋,尚銅鼓,精于劍,熟水性,善舟船,有鑿齒和斷發紋身習俗等等。這是在古書中有記載並為考古學資料所證明了的。"百越"盡管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但社會發展水準卻有很大差別,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進。古越族中最先進的代表是曾經雄踞長江下遊,春秋戰國時敢于抗衡強楚並爭霸中原的越國(屬于越),但終被強楚所吞並。後代或被同化,或遷徙南方。而在華南兩廣地區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較後進的一支,直至春秋戰國時還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和鐵器時代過渡階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體才逐漸形成。

根據文獻和考古學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堯舜時代就與中原華夏族有交往。《大戴禮記·少間篇》雲:"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在《逸周書·王會解》中,就提及商王朝東邊的斷發紋身的"漚(甌)深"和"越漚"向商王進貢魚製品和利劍。這是指江浙和東周沿海一帶的越人。又講到"正南甌、鄧、桂國……,以珠璣、玳瑁、象齒……短狗為獻。"這"甌"、"桂"人應是指嶺南地區的南越、西甌和駱越人。考古學上中原地區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幾何印紋陶,而華南地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中的夔紋陶和一些青銅器和鐵器,受中原文化影響也十分明顯,其文化交流情況學術界已作過充分探討(註:參閱百越民族史研究匯編:《百越民族史論集》中的有關論文。)。

秦始皇統一嶺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華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漢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範圍內,以南越族為主體(包括今廣西西南部的西甌和越南北部的駱越),由中原漢人趙佗建立了臣服于漢中央王朝的南越國。這就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動漢民族與南越族的融合,促進了南越族主體的漢化,南越族及其後裔自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通過歷史、考古和民族學家的綜合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南越族為主的華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在衣著方面,華南古越族及其後裔今海南島黎族等南方少數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註:容觀瓊:《釋'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兼談南方少數民族對我國古代紡織業的貢獻》,載《文化人類學與南方少數民族》第169至17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欽食方面,古越族"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幹欄式"住房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創者。由是可見,華南古越族對中華民族文化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現略述于後。

文化介紹

早期文化

我國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有豐富的新石器時代中晚期文化,但迄今仍未見八千年以前的早期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明顯的缺環。這一情況,隻能作兩種假想:其一是尚未有發現的機會,寄希望于未來;其二是受客觀條件的限製,確是不存在,成為永久的缺陷。無論如何,隻能等待歷史的檢驗。

華南地區自舊石器時代就有"馬壩人"、"柳江人"等古人類在這裏生息繁衍,現已發現多處可靠的新石器早期洞穴文化遺址。其中年代最早的是廣東陽春獨石仔遺址上文化層,出土貝殼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4900±300年(註:丘立誠等:《廣東陽春獨石仔新石器時代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2年第5期。),突破了一萬年大關,令人矚目。與此年代相近的有廣東封開黃岩洞遺址(註:丘立誠等:《廣東黃岩洞洞穴遺址發掘》〈《考古》1983年第1期。〉, 廣東英德(原屬翁源)青塘墟朱屋岩、仙佛岩、吊珠岩、黃門岩等遺址(註: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翁源青塘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1年第11期。)。在廣西則有柳州白蓮洞遺址上文化層,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12900±150年(註:周國興:《白蓮洞遺址的發現及其意義》,《史前研究》1981年第4期。), 亦在萬年以上。這些遺址的共同特點是疊壓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層之上,打製砍砸器與磨製石斧、石錛並存,以打製石器為主,磨製僅及刃口,有大量的螺絲殼和獸骨堆積。其中英德青塘遺址還發現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和泥質軟陶片,手製,施繩紋、編織紋等紋飾。時代再往前發展就到距今八、九千年前的廣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遺址(註: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等:《廣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遺址的試掘》,《考古》1976年第 3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等:《石灰岩地區碳14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甑皮岩遺址的年代問題》,《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 和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註:江西省文管會:《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試掘》,《考古學報》1963年第 2期。《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1976年12期。)。值得註意的是甑皮岩與仙人洞遺址相距數千裏,而文化內涵卻頗多相似之處,如打製與磨製石器並存,均有火候不高的夾砂粗陶片,有穿孔礫石,有螺絲殼堆積等。這表明在距今一萬年左右的全新世之初,我國南方已從舊石器時代開始向新石器時代過渡。其過渡的動因是人類從採集經濟向早期的園圃和刀耕火種農業過渡,開始了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革命"。華南古越族的先民,得天時地利,成為步入新石器時代的先驅(註:黃崇岳:《華南新石器時代文化的領先性與滯後性初探》,載《東南亞考古論文集》,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5年版。)。我國中原地區尚未發現超過一萬年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址。

種族文化

在中華民族遠古歷史上,傳說"神農區耕而作陶"(《太平御覽》卷833引《周書》)。這把發明農耕與製陶連在一起的古史傳說, 正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的象征。

考古材料證明,在新石器時代,從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至珠江流域,都逐漸孕育出農業文化。農耕與製陶是中華民族先民的發明創造,也是後來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使中國成為農業之國、陶瓷之國和絲綢之國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于自然條件的差異,新石器時代的黃河流域,發展的是粟作文化,如仰韶文化遺址所見然。長江中下遊及其以南則發展稻作文化。這些地區正是古代楚人與越人活動的地區,也是農史界確認的最早從野生稻發展到人工栽培稻的稻作農業起源地。在七十年代初,于浙江餘姚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發現了距今七千年前的稻谷遺存,還有"幹欄式"房屋遺跡和木船槳等遺物(註:浙江省文管會等:《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 期。)。這正是古越族先民對早期稻作文化的重要貢獻。1988年秋,在湖南澧縣彭頭山又發現了距今八千多年前的稻谷遺存(註:裴安平:《彭頭山文化的稻作遺存與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89年第2 期。)。湖南是傳說中"三苗"活動地區,以後的楚人和越人與三苗均有淵源關系。

華南古越族地區,無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早在四、五十年代,華南農學院院長、著名農學家丁穎教授就提出中國稻作起源華南說(註:丁穎:《中國稻作之起源》,中山大學農學院《農藝專刊》1949年第7期。)。 據農學界的調查,華南地區從更新世晚期到21世紀,都有全國最豐富的野生稻分布(註:全國野生稻資源考察協作小組:《我國野生稻資源的調查與考察》,《中國農業科學》1984年第6期。)。 這些野生稻成為古越族先民在新舊石器時代交替時期從事採集經濟的重要來源,進而發展為刀耕火種和鋤耕的稻作文化。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粵北曲江"石峽文化"遺址中下層,發現有大量石斧、石錛、石鏟等農耕工具和稻谷遺存(註: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 表明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這裏已進入較發達的鋤耕稻作農業階段。在廣東佛山、博羅等地漢代遺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從新石器時代至秦漢時期,華南古越族地區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進的犁耕農業發展。

陶器的發明與發展,是農業民族的重要歷史貢獻,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陶器適應了農作物熟食和農業民族的定居生活,從新石器時代開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不同類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產生了不同類型的豐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龍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時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幾何印紋陶,其興盛時間約距今3500-2200年間,即商周至漢初,陶器上各種幾何形圖案花紋達五、六十種之多。經解放前後幾十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幾何印紋陶與雙肩石斧和有段石錛共存,分布範圍自長江下遊至東南沿海和華南地區,正與古越族及其先人的活動地區相吻合,可以說幾何印紋陶正是古越族及其先人創造的文化。值得註意的是,幾何印紋陶與原始釉陶和原始青瓷的發展,有一脈相承的關系,曾給中原地區華夏族的商周文化以有力的影響。關于幾何印紋文化問題,引起我國歷史、考古和民族學家的廣泛興趣,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其中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博物館館長彭適凡先生的《中國南方古代印紋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堪稱力作。書中集前人研究之大成,對南方幾何印紋陶的起源、發展、分類、衰退、傳播和工藝均作了深入的探討。同時,他還把幾何印紋陶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論證了南方古越族是幾何印紋陶文化的主人。我們基本同意他的觀點,毋庸贅述。

特色住房

居住形式與各民族生活的自然與經濟條件有密切聯系。我國古代北方遊牧民族多住便于遷徙的帳篷,中原農業民族多住窯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族則住類似巢居式的"幹欄式"房子,即竹木結構的二層樓房,下層飼養牛、豬等家畜,上層住人。這樣可以防止南方氣候的潮濕和避開各種凶惡的野獸蟲蛇。正如《博物志》雲:"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暑也。"

原始的"幹欄"房的建築遺跡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族分布地區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或在漢代墓葬中均有所發現。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有大面積長條形的木結構"幹欄式"建築遺址,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幹欄"房。在江西清江營盤裏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則發現有陶塑"幹欄"房屋模型(註:江西省文管會:《江西清江營盤裏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62年第4期。)。在廣東高要茅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發現有"幹欄"房遺跡(註:廣東省博物館:《廣東高要縣茅崗水上木構建築遺址》,《文物》1983年第2期。)。在廣州西村皇帝崗西漢墓中, 發現有"幹欄式"陶屋模型(註:廣州市文管會:《廣州皇帝崗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第4期。)。 由上述可見南方古越族地區"幹欄式"房屋發展的一斑。直至今天,我國南方黎、壯、傣族等與古越族稍有淵源的族群和苗、瑤等兄弟民族,仍然居住傳統的"幹欄式"住房,可見其生命力所在。"幹欄"房是後世樓房建築的先驅,在建築史上有重大影響,無疑這是南方古越族人民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又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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