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

古代文學

中國古代文學是一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過程。它與中國大歷史、文化緊密相連,顯示出特有的民族性傳承性、時代性的特征。它以漢民族文學為主,同時有兼容了其他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文學,構成蔚為大觀的中國古代文學。無論是中國古代的詩歌,還是散文戲曲小說都有著明顯的可以追尋的歷史。並且呈現著在創作和理論上的不斷發展,豐富,日臻完善。

  • 中文名稱
    古代文學
  • 別名
    古典文學
  • 包括
    歐洲古代文學,中國古代文學
  • 代表作家
    孔子、屈原、班固、李白、司馬遷
  • 文體
    詩、詞、歌、賦、經、史

先秦文學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開始稱《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司馬遷,字子長,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于完成。  此書記事始于傳說中的黃帝,下限到漢武帝時期,前後跨越三千多年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製度發展,涉及禮樂製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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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節南山之什小雅·谷風之什小雅·甫田之什
小雅·魚藻之什小雅·都人士之什
大雅·蕩之什大雅·文王之什大雅·生民之什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周頌·清廟之什周頌·臣工之什
商頌魯頌·駉之什

秦漢文學

史記

《史記》約成書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來是沒有書名的,史記

此書記事始于傳說中的黃帝,下限到漢武帝時期,前後跨越三千多年歷史。全書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是全書提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書”則記述製度發展,涉及禮樂製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跡。“列傳”是重要人物傳記。其中的本紀和列傳是主體。

按司馬遷所說,編寫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關系,作者批判了原來的“神意天命論”,提出了“帝王中心論”。“通古今之變”,即探究歷史的發展實況及其規律。

《史記》參考了眾多典籍,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和諸子百家,同時參考檔案、民間古文書籍。他還親自採訪,進行實地調查,然後對材料精心選擇使用,治學態度異常嚴謹。

漢代之前的歷史著作在內容、史事、材料、作者編撰水準上都無法和《史記》相比。可以說,《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基本都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對史記的評價也很高。

司馬遷去世之後,《史記》並沒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視。到漢宣帝時,司馬遷的外孫經過努力,才開始流傳,但到東漢時已經有了殘缺。

注解方面,南朝宋的裴著有《史記集解》,是現存最早的舊註本,唐朝司馬貞撰寫《史記索隱》,有很多新見地,唐朝的張守節用畢生精力寫成《史記正義》,成就較高。

該書現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黃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認為善本,經商務印書館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參考價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間有金陵書局的刻本。1959年,中華書局所出標點校勘本利于現今的讀者學習參考。... ...

全書略于先秦,詳于秦漢,所述秦商鞅變法至漢武帝晚年的歷史,約佔全書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紀”實際上就是帝王的傳記,因為帝王是統理國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腦,為他們作紀傳而名之曰“本紀“,正所以顯示天下本統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綱紀的緣故。

同時,也是全書的總綱,是用編年體的方法記事的。在“本紀”的寫作中,司馬遷採取了詳今略遠的辦法,時代愈遠愈略,愈近愈詳。“本紀”托始黃帝,是因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師。將項羽列入“本紀”,一是秦漢間幾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書”,是記載歷代朝章國典,以明古今製度沿革的專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無法撰寫成書的。班固《漢書》改稱“志”,成為通例。“書”的修撰,為研究各種專門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世家”是記載諸侯王國之事的。這因諸侯開國承家,子孫世襲,也就給了他們的傳記叫做世家。從西周的大封建開始,發展到春秋、戰國,各諸侯國先後稱霸稱雄,盛極一時,用“世家”體裁記述這一情況,是非常妥當的。司馬遷把孔子和陳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種例外。孔子雖非王侯,但卻是傳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況漢武帝時儒學獨尊,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將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領域的現實情況。至于陳涉,不但是首先起義亡秦的領導者,且是三代以來以平民起兵而反殘暴統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馬遷將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業和湯放桀,武王伐紂,孔子作《春秋》相比,將他寫成為震撼暴秦帝國統治、叱吒風雲的偉大歷史英雄,反映了作者進步的歷史觀。

“列傳”是記載帝王、諸侯以外的各種歷史人物的。有單傳,有合傳,有類傳。單傳是一人一傳,如《商君列傳》、《李斯列傳》等。合傳是記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傳》、《老庄申韓列傳》等。類傳是以類相從,把同一類人物的活動,歸到一個傳內,如《儒林列傳》、《循吏列傳》、《刺客列傳》等。司馬遷把當時我國四周少數民族的歷史情況,也用類傳的形式記載下來,如《匈奴列傳》、《朝鮮列傳》、《大宛列傳》等,這就為研究我國古代少數民族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來源。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其中《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和《日者列傳》四篇由漢博士褚少孫補缺。《漢書·藝文志》載馮商續補《太史公》七篇,韋昭註雲馮商“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劉知幾認為續補《史記》的不隻是褚,馮兩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記》所出,年止太初,其後劉向,向子欲,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恂等相繼撰續,迄于哀平間,尤名《史記》”。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是確鑿無疑的。《史記》以後的歷代正史,除極個別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實的官史。而司馬遷雖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記》卻並不體現最高統治者漢武帝的意志。據說武帝讀《史記》後,對其中幾篇感到憤怒,下令加以刪削,這也是有可能的。 司馬遷寫《史記》秉筆直書,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評朝廷,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允許的。朝廷對《史記》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閱讀範圍限製于朝廷上層的極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詔刪節和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雲,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被刪後僅十餘萬言的《史記》,在漢以後即失傳,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史記》。

(補註:許多人認為褚少孫是《史記》的主要續補者,但是他到底補缺多少,各人說法不一。張晏認為褚少孫續補四篇。但姚振寧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說《史記》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孫續補。有的人認為《傅勒列傳》文章,格調酷似司馬遷,褚少孫未必能寫出如此文章。

這部體大思精的史書的貢獻和特點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開創了“紀傳體”體例。何謂紀傳體呢?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怎樣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種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書裏呢?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製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傑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二)《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它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遊俠列傳》等。《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範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由于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彈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採用,影響十分深遠。

(三)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所謂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于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但對于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對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于世。《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司馬遷是反天命的。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註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聖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由于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四)《史記》也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採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採各異的雕像。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裏,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遊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採,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啓迪。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因為如此,在我國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于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贊賞《史記》的文筆。于是《史記》的聲望與日俱增,各家各派注解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註”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裴松之子)註)、《史記索隱》(唐司馬貞註 補:司馬貞,字子正,唐河內(今沁陽)人。開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司馬貞以《史記》舊註音義年遠散失,乃採摭南朝宋徐廣《史記音義》、裴駰《史記集解》、齊鄒誕生《史記集註》、唐劉伯庄《史記音義》、《史記地名》等諸家的註文,參閱韋昭、賈逵、杜預、譙周等人的論著、間己見,撰成對後世很有影響的史學名著《史記索隱》,該書音義並重,註文翔實,對疏誤缺略補正頗多,具有極高的史學研究價值,與南朝時期的宋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註”。後世史學家譽稱該書“價值在裴、張兩家之上。” )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註)。《集解》兼採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闢。《正義》的作者長于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讀《史記》原文,同時註意看一看這三家註,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註合刻的本子。

裴駰,裴松之的兒子,字龍駒。繼承家學,博覽宏識,亦以註史著稱于世。司馬遷的《史記》被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裴駰為《史記》作註而垂名于中國史壇。他反復研究《史記》,“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他博採經傳百家及先儒學說,凡對作註有所裨益,便廣而錄之;凡所註引,務必去其浮言遊辭,取其精旨要義;如各家說註不同,則兼收並蓄,不肯偏棄;如有未詳之處,寧缺不議,不憑臆想,妄加解說。終于寫成《史記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為現存最早的《史記》註本。與唐司馬貞《史記索引》、張守節《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註”。

由于司馬遷受時代的限製,《史記》也存在某些缺點與不足之處。例如,存在“天命”、災異和歷史迴圈論的神秘思想的影響。在《六國年表序》論述秦並天下的原因時,指出這是“天所助”的結果。《高祖本紀》帶有“三統迴圈論”的色彩,以為“三五之道若迴圈,終而復始”。在《天官書》中,記述各種特殊的自然天象時,常常與人事聯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現了災異的神秘思想。這些說明《史記》在“究天人之際”時,仍然沒有擺脫“天人感應”神學思想的影響,等等。

《史記》成書後,由于它“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漢書·司馬遷傳》),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因此,在兩漢時,《史記》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謗書”,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解。唐初,《隋書·經籍志》在介紹《史記》、《漢書》的流傳時說:“《史記》傳者甚微”,司馬貞說“漢晉名賢未知見重。”(《史記索隱》序) 我們註意到漢晉時期對《史記》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如西漢劉向、揚雄“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西晉華嶠也說:“遷文直而事核。”(《後漢書·班彪傳論》。據李賢註,此句為“華嶠之辭”。)在晉代,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史記》。張輔說:“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晉書·張輔傳》)這些評價雖然不錯,但在今天看來,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史記》的特殊地位,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並不止《史記》一家。如《三國志》作者陳壽,“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晉書·陳壽傳》)南朝劉勰說“陳壽三志,文質辨恰。”(《文心雕龍?史傳》)華嶠所撰《後漢書》在西晉也頗受好評,時人以為“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晉書?華嶠傳》)至于說到簡約,那也不是《史記》獨有的,如“孫盛《陽秋》,以約舉為能”,(《文心雕龍·史傳》)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鹹稱良史”。(《晉書·幹寶傳》)總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人們並沒有把《史記》看得很特殊。這與我們對待《史記》的態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後,研究《史記》的著述增多了,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繩的《史記志疑》、崔適的《史記探源》、張森楷的《史記新校註》、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註考證》,以及清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的有關部分,都是重要的參考書籍。張文虎著《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一書對《史記》的史文及註文進行了精審的校訂。他根據錢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見到的各種舊刻古本和時本,擇善而從,兼採諸家,金陵局本就是經過他的校考之後刊行的。日本學者瀧川資言撰《史記會註考證》,《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隻附錄三家註,《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註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于註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註優越。

《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家註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于《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後世通行本《史記》三家註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蒐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並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

《考證》內容繁富。裴駰等三家註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歷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一書,多採舊典。瀧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于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註明。由于《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註重地理,每一地名,必註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註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一項成果。

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

應當指出,《考證》一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致。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隻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于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整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雖于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份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註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註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

《考證》雖參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後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註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眾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種、元本二種、日本古本四種、燉煌寫本殘卷三種、日本古抄本殘卷十幾種,現存版本網羅殆盡。

《考證》輯錄《正義》佚文,省略出處,《校補》為之一一註明。又據二十多種日本古抄本校記等資料增輯《正義》佚文二百餘條,其中儲存了少數失傳的古書文字。同時對《考證》迻錄三家註張冠李戴錯誤,也加以訂正。

匯集歷代學者的注解,加上他自己的考證,內容相當豐富,造詣非淺。中華書局新標本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史記》重新作了校點。

《史記》作為第一部傳記文學的確立,是具有世界意義的。過去歐洲人以歐洲為中心,他們稱古希臘的普魯塔克為“世界傳記之王”。普魯塔克大約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傳》(今本譯作《希臘羅馬名人傳》)50篇,是歐洲傳記文學的開端。如果我們把普魯塔克放到中國古代史的長河裏來比較一下,可以發現,普魯塔克比班固(32—92)還要晚生14年,若和司馬遷相比,則要晚生191年了。司馬遷的《史記》要比普魯塔克的《列傳》早產生幾乎兩個世紀。

《史記》無論在中國史學史還是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堪稱是一座偉大的豐碑。史學方面姑且不論,文學方面,它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首先,從整體上來說,《史記》作為我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通過 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隻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淵源于《史記》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記》的歷史小說,那就更不用說了。在戲劇方面,由于《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于《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採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國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于《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于《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

《史記》固然"究無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而開創了史學的種種先河,也堪稱是膾炙人口的文學佳作,但《史記》最為耀眼的閃光點在于它的平民立場。在司馬遷的《史記》之前,所謂的歷史僅僅是王侯的發家史、光榮史、太平史。在司馬遷的《史記》裏,自以為功高蓋世的帝王們同樣有無恥、暴戾、虛假和懦弱的一面;雖然有著種種的過失和缺點並最終兵敗垓下,自刎烏江的楚霸王項羽不失為頂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陳勝曾經在田間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漢,也是滿懷鴻鵠之志的豪傑,正是他第一個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統文人對浪跡江湖的行徑嗤之以鼻的時候,司馬遷卻對荊軻、唐雎等四海漂泊的遊俠們和快意恩仇的遊俠精神贊譽有加、不勝神往……《史記》就是這樣以平民的立場、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情感看歷史、寫歷史、評說歷史,從而第一次給歷史以真實可親的面 目,第一次給那些值得尊敬的靈魂們以尊嚴。清朝詩人宋湘曾經有句詩說:"史有龍門詩少陵",《史記》中所透出的民間精神,再現在杜甫那些憂國憂民的不朽詩作中,並成為流傳千古的力量源泉。

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達101部,單篇論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詳見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編的《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也可參閱載于《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陳乃乾《二十四史註補表譜考證書籍簡目》。他們所舉較為重要的有:清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和《考史拾遺》。

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中有關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繩《史記志疑》,清郭嵩燾《史記札記》,清沈家本《史記瑣言》,近人陳直《史記新證》。

上述諸書中,清人之作以錢大昕、梁玉繩、郭嵩燾之作最為特出。近人陳直之作,則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漢權量、石刻、竹簡、銅器、陶器之銘文印證《史記》,獨闢蹊徑,創獲尤多。因所著《漢書新證》成書在前,《史記新證》稿中關于漢武帝以前西漢史之考證與之重復者,均已刪去。

《史記》是我國歷史學上一個劃時代的標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偉大著作,是司馬遷對我國民族文化特別是歷史學方面的極其寶貴的貢獻。全書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除《秦本紀》外,敘述歷代最高統治者帝王的政跡;“表”是各個歷史時期的簡單大事記,是全書敘事的聯絡和補充;“書”是個別事件的始末文獻,它們分別敘述天文、歷法、水利、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的發展和現狀,與後世的專門科學史相近;“世家”主要敘述貴族侯王的歷史;“列傳”主要是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階層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敘述國外和國內少數民族君長統治的歷史。《史記》就是通過這樣五種不同的體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配合和補充而構成了完整的體系。它的記事,上自黃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間,全面地敘述了我國上古至漢初三千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的歷史發展,是我國古代歷史的偉大總結。

匯集《史記》各家注解考訂之作,有近人張森楷《史記新校註稿》,成書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楊家駱編纂整理,交由台灣中國學典館籌備處印行,但文有殘缺。南京圖書館收藏有張森楷《史記新斠註》稿本。從文學研究來看,因時代文化環境與研究者知識場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學者多側重于感性的直觀式評點的單篇讀感,缺少具有綜合性、邏輯性的巨觀義理闡釋和文、史兼顧的文學本體論分析。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製、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展了《史記》的綜合集成研究。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進化論影響了一個世紀的學者,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註等領域。學者借鏡西方心理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的學理,又帶動了司馬遷人格與社會、民族、民俗思想的更進一層研究,而《史記》的文學研究仍是百年來的重頭戲。

有關《史記》的工具書,以前述《史記研究的資料和論文索引》最為有用。索引內容,包括版本、目錄、題解、關于《史記》全書及各個部分的研究、司馬遷生平事跡及其學術貢獻的研究、稿本和未見傳本目錄、有關《史記》的非專門著作日錄、唐宋元明筆記中有關《史記》的文字條目、外國研究論文和專著目錄等,甚為詳備。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學社引得編纂處編的《史記及注解綜合引得》,黃福鑾《史記索引》、鍾華《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史記三家註引書索引》等書。其中黃福鑾《史記索引》對查索《史記》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辭彙及習俗語,最為有用。

《史記》的評價

《史記》的誕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為知言。就中國史學的具體發展而言,《史記》的貢獻巨大。

第一,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無論說它是古代中國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還是說它是世界古代史學史的最輝煌成就,都毫不為過。這一點,隻要將之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比較,就會非常明白。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啓先例,樹立了榜樣,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第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我國古代,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藝文志》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後面。自從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于是,晉朝荀勖適應新的要求,才把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國小,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裏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第三,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其藝術手段特別高妙。往往某種極其復雜的事實,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秩序井然,再加以視線遠,見識高,文字生動,筆力洗煉,感情充沛,信手寫來,莫不詞氣縱橫,形象明快,使人“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容齋隨筆·史記簡妙處》)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他的歷史觀是唯心的.

補:其他考訂著作一覽

史記佚文1卷(清王仁俊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1頁

史記正訛3卷(清王元啓)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81-927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 585-598頁 乾隆四十年刊本

訂正史記真本凡例(宋洪遵) 學海類編本 遜敏堂叢書本 此偽書

史記闕篇補篇考(清汪繼培、孫同元) 詁經精舍文初集卷8 汪文又見王端履重論文齋筆錄卷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2-4頁

史記索隱30卷(唐司馬貞) 汲古閣本 掃葉山房刊本 廣雅書局刊本

小司馬索隱註誤1卷(明楊慎) 升庵文集卷47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5頁

史記正義(清譚師吉輯) 抄本 此書據王本史記摘出,並博考他書所引,為之補漏訂誤。光緒初年,稿本歸蘇州藝海堂書肆,見葉廷琯吹網錄。日本人作會註考證時所雲得舊抄本史記正義,疑即此書。

史記正義校補(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記辨惑11卷(金王若虛) 滹南遺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6-49頁

史記考要10卷(明柯維騏) 嘉靖20年刊本

史詮5卷(明程一枝) 萬歷7年刊本 一枝曾助凌稚隆編史記評林

讀史隨筆1卷(明陳懿典) 學海類編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影印本,題“讀史漫筆”,50-55頁

史記註補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56頁—8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875-902頁

史記評語1卷(清方苞) 戴鈞衡刊望溪全集 集外文補遺卷2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84-91頁

史記考證7卷(清杭世駿)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見殿本各卷考證中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2-158頁影印道古堂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517-583頁影印民國刻本

讀史記札記1卷(清潘永秀) 昭代叢書丁集補本

史記志疑36卷附錄3卷(清梁玉繩) 清白士集本 廣雅書局刊本 光緒14年餘姚朱氏刊本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無附錄 叢書集成第148-159冊 清儒多推重此書,惟李慈銘譏其強解三代以上事。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159-517頁縮印

讀史記雜志(清王念孫) 讀書雜志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518-620頁

史記疏證60卷(清沈欽韓) 北京圖書館有抄本

史記評註12卷(清牛運震) 空山堂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621-897頁

補史記註130卷(清錢土佔) 未刊 臨卒,以稿授松筠,見漢學師承記卷3.

史記辨證10卷(清尚鎔)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 同治中重刊全集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898-931頁,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蕭浚蘭)

史記集說130卷(清程餘慶) 1918年石印本 此書成于道光19年,向無刊本,石印甚簡陋,遂不為世重。

史記校2卷(清王筠) 故宮博物院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32-973頁題民國24年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校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419-460頁民國24年印本

史記紀疑2卷(清劉青芝) 劉氏傳家集本

史記蠡測1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叢書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74-988頁

史記拾遺7冊(清林茂春) 北京圖書館藏抄本 引書止經籍篹詁,成書當在嘉慶以後。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659-874頁稿本

史記毛本正誤1卷(清丁晏) 頤志齋叢書本 廣雅書局刊本 叢書集成第147冊 此正汲古閣刊本史記集解之誤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89-993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027-?頁 廣雅本

景佑本史記校勘記(龍良楝)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925-1026頁台灣影印本

校史記雜識(清錢泰吉) 甘泉鄉人稿卷5

讀史記1卷(清許玉 ) 蘇州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正義佚文纂錄(近人李蔚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95-231頁影民國刻本

史記正義佚文輯校(今人張衍田) 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5卷(清張文虎) 金陵書局刊本 文泱:中華書局1977年整理點校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71-194頁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記札記(清郭嵩燾) 1957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日記兩種(清李德基 朱錦綬) 學古堂日記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1冊第994-995頁牛錦綬讀史記日記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 李德基 399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朱錦綬413-418頁 雷浚等編光緒刻本

讀史記日記3卷(近人沈惟賢) 學古堂日記本

史記札記2卷(清李慈銘) 1928年北京圖書館鉛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71-79頁

點勘史記130卷(清吳汝綸) 1920年南宮邢氏刊本 1915年都門書局鉛印本 此書一評文為主,間附考證語極精。

史記散筆2卷(清于鬯)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校勘札記130卷論例1卷補1卷(清劉光蕡等) 光緒21年陝甘味經書院刊本

史記校註(佚名)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599-658頁民國影印本

讀史諍言4卷(清章詒燕) 江陰先哲遺書本

史記私箋1卷(清鹿興世) 光緒28年山西高平縣刊本

史記新斠註(清張森楷) 南京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探源8卷(近人崔適) 宣統二年崔氏觶廬刊本 北京大學鉛印本 辨證史記之竄亂,以今文家言為主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1-70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1-70頁宣統二年刻本

史記發微(近人楊贊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讀史記蠡述(李澄宇)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47-880頁

史記識誤(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461-516頁 民國17年石印本

史記三家註補正8卷(近人瞿方梅) 學衡第40、45、55、57、58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80-125頁

史記解詁(近人吳國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叢著本

史記紀年考(近人劉坦) 1937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126-461頁

史記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開明書店鉛印本 文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朱東潤)

史記舊註評議13卷(近人王駿圖撰王駿觀續) 1947年鉛印本

史記訂補8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 又有史記訂補之餘,見武漢大學文哲季刊1卷1號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462-55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233-331頁 民國13年刻本

史記會註考證130卷(日本瀧川龜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本 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縮印本

史記會註考證駁議(近人魯實先) 1940年長沙湘芬書局鉛印本 文泱:岳麓書社1986.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557-605頁

史記書錄(今人賀次君) 1958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讀史記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範補)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刪史記原文第1冊 據原刊本

史記六國表新校正1卷(近人陳漢章) 浙江圖書館藏稿本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正訛1卷(清王元啓) 廣雅書局刊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題:史記月表正偽)據廣雅書局刊本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校補1卷(清盧文弨) 群書拾補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

史表功比說1卷附侯第表(清張錫瑜) 廣雅書局刊本 史學叢書一集影印廣雅本 叢書集成第160冊 二十五史三編第2冊第606-?頁 二十四史訂補第1冊第902-924頁 廣雅書局刊本

楚漢帝月表1卷(明吳非) 貴池先哲遺書本 二十五史補編本第1冊據劉氏唐石簃貴池先哲遺書本

附註:史記各篇目錄

卷一 五帝本紀第一

卷二 夏本紀第二

卷三 殷本紀第三

卷四 周本紀第四

卷五 秦本紀第五

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卷七 項羽本紀第七

卷八 高祖本紀第八

卷九 呂太後本紀第九

卷十 孝文本紀第十

卷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卷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卷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 六國年表第三

卷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卷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 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 禮書第一

卷二十四 樂書第二

卷二十五 律書第三

卷二十六 歷書第四

卷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卷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卷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卷三十 平準書第八

卷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卷四十 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 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卷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卷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卷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卷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卷七十一 樗裏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卷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卷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卷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卷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卷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卷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卷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卷七十九 範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卷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卷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卷一百一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 遊俠列傳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 “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 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

作者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人。生于漢景帝中元五年,大約卒于漢武帝 征和三年。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在漢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負責管理皇家圖書和收集史料, 研究天文歷法。司馬談打算編寫一部通史,願望沒有實現就死去了。臨死的時候, 囑咐司馬遷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跟著董仲舒、孔安國 學過《公羊春秋》、《古文尚書》。漢武帝元朔三年,司馬遷二十歲,滿懷求知的 欲望,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到處考察古跡,採集傳說。通過對歷史遺跡和西漢 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司馬遷開闊了胸襟,成長了知識,為後來編寫《史記 》作了很好的準備。司馬談死後,司馬遷承襲父職,做了太史令,有條件看到大量 的圖書文獻和國家檔案,這對司馬遷編寫《史記》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漢武帝太初元年,司馬遷開始編寫《史記》。天漢二年,李陵率兵隨李廣利出 擊匈奴,兵敗投降。漢武帝向司馬遷詢問對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馬遷說,李陵投 降,是因為眾寡不敵,又沒有救兵,責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漢武帝認為司馬遷有意 替李陵回護開脫,貶責漢武帝的愛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于是,把司馬遷投進監 獄,處以腐刑。三年後他被赦出獄,更加發奮寫作《史記》。大約在征和二年,基 本上完成了編撰工作。司馬遷死後許多年,他的外孫楊惲才把這部五十二萬多字的 不朽名著公諸于世。

《史記》是一部貫穿古今的通史,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元狩 元年,敘述了我國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 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 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 《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 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 》殘缺是確鑿無疑的。今本《史記》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 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 曰“就是他的補作。 《史記》取材相當廣泛。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世本》、《國語》、《國策》、 《秦記》、《楚漢春秋》、諸子百家等著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以及實地調查獲取 的材料,都是司馬遷寫作《史記》的重要材料來源。特別可貴的是,司馬遷對蒐集 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 或者採用闕疑的態度,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由于取材廣泛,修史態度嚴肅認 真,所以,《史記》記事翔實,內容豐富。

梁啓超指定的史記十大名篇

大江東去 楚王流芳——《項羽本紀》

禮賢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傳》

文武雙雄 英風偉概——《廉頗藺相如列傳》

功成不居 不屈權貴——《魯仲連鄒陽列傳》

曠世奇才 悲涼收場——《淮陰侯列傳》

官場顯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傳》

戎馬一生 終難封侯——《李將軍列傳》

漢匈和親 文化交融——《匈奴列傳》

商道貨殖 安邦定國——《貨殖列傳》

史公記史 千古傳頌——《太史公自序》


魏晉南北朝文學

南北朝文學是中國文學發展史上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期,詩、賦、小說等體裁,在這一時期都出現了新的時代特點,並奠定了它們在此後的發展方向。從思想文化的角度來看,魏晉南北朝文學出現的這些“新變”,與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文學史上所說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始于東漢建安年代,迄于隋統一,歷時約四百年。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況比較復雜。南北朝文學是文學研究整體中的一門重要學科。建國以來,收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集體編寫和專家個人編寫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著作還發生過較大影響。在此處增加文本內容

唐五代文學

第一節  唐五代文學綜合研究【今日美文】  ☆  沒有大樹的蔥蘢,就試著做一株小草吧  ☆  紅塵來去,才是生活的常態  ☆  在每個人身旁,都可能生長著這樣一簇野草莓  ☆  阿麼住進了白芷地裏  ☆  輸在起跑線,怕什麽?贏在終點就是了!  ☆  別老想著捂住別人的耳朵  ☆  要是寫不完一本書,至少可以開始寫第一頁  ☆  一夜未眠的韭菜餃  ☆  給我百天的孩子:小布谷,願你慢慢長大  ☆  不甘貧窮的心靈  ☆  人生如佛:小沙彌告訴你每天怎麽撞鍾  ☆  浸潤在歷史長河中的“家風”  ☆  再簡樸的生活,也可以過得詩意和溫情  ☆  有炊煙的地方就是天堂  ☆  陽春三月,像蝴蝶樣與春天約會,聽花開聲音  ☆  奔走的腳步到底通向哪裏  ☆  光陰泥淖裏,多少人都是自己逗著自己玩  ☆  義無反顧地往黑處走  ☆  滿山芳草綠,一汀杏花雨  ☆  他再也不是那個把指甲剪到柔和的人了!  ☆  穿越痛苦,終會無畏  ☆  春天,坐火車去江南,看油菜花開【特別推薦】  ☆  中國五大古典文學名著(連環畫版) ☆  國學大師網——傳承經典,傳播文明!  一、唐代文學概論和唐代文學史的編撰  唐代文學概論 本世紀的唐代文學概論性的著作主要出現在三十年代,專著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學概論》和胡樸安、胡懷琛的《唐代文學》。其中朱炳煦著簡述了唐代文學發達的原因、特點流派、對後世的影響,以及它在歷史上的地位、價值,並重點講述了唐文的演進、分類及唐詩的演進。胡懷琛等著也簡述了唐代詩歌、小說、戲曲、抒情散文和雜文作品的創作情況,介紹了一些唐代文人軼事,以及唐代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系,書後附有研究唐代文學的書目。  同樣,相關的專題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學的簡單介紹,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學之鳥瞰》、張顯豐的《唐代文學的研究》、張秀亞的《唐代文學一瞥》、黃江華的《唐代文學概說》等。但它們客觀上起到了向當時普通讀者介紹和普及唐代文學藝術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稍具深度的倒是從某一題材角度對唐代文學進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雲翼的《唐代的戰爭文學》、孫俍工的《唐代的勞動文藝》、石筍的《唐代婦女文學之發展》等。這些成果的出現大多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新思潮的興起具有密切的關系,如胡雲翼著出版于二十年代國內軍閥混戰之中,具有較強的反戰色彩。孫俍工著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勞工至上的思想。石筍文中可以看出五四運動以後全社會對婦女命運的關註,反映了婦女解放的呼聲。  唐代文學史的編撰 本世紀出版的嚴格意義上的“唐代文學史”並不多,在本世紀上半葉主要是陳子展的《唐代文學史》。該書共分唐代文學概說、初唐詩人、盛唐詩人、中唐詩人、晚唐詩人、古文運動、唐人小說、晚唐五代詞人等八章,進行評述。議論簡明扼要,初具“史”的規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學史》,無論是在“文學史”的線索的梳理、規律的總結,還是在一些文學史主要環節、重大現象的研究方面,都較上述陳子展著前進了一大步。該書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的基本特征和當時的時代背景比較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行論述。這在前此的文學史研究中還是不多見的。其次,能夠具體地提出作家的歷史作用,評述其功過,而且其評價的標準也未完全受當時左的思潮的影響,比較註重文學藝術本身的標準,這也是難能可貴的。第三,在對一些文學史重要環節的研究中時有創見。如該書以楊炯的《王勃集序》為依據,最先指出龍朔年間曾有一場反上官體的鬥爭;在論及盧照鄰的歌行體時,指出這種體裁的出現是詩的賦化的結果。總之,這部書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經過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後,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現了兩部新的“唐代文學史”,即羅宗強、郝世峰合編的《隋唐五代文學史》、喬象鍾、陳鐵民主編的《唐代文學史》。  從羅宗強、郝世峰著已經出版的上冊和中冊來看,比較註重各個時期文學風尚的描述和詩人群體的研究,在對文學家創作成就評價時,已經拋棄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史中經常使用的現實主義和人民性的標準,較為看重藝術審美標準,另外,該書對一些重要的文學史問題的認識,也較前此的文學史著作更為深入,如他們對初唐宮廷詩歌的歷史作用的評價,對盛唐詩歌藝術風貌的認識,都較有新意和深度。  相對說來,喬象鍾、陳鐵民著則較為厚重、細密。他們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後學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唐代文學史進行了更為細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這首先表現在該書章節的安排上,他們首次把“唐初宮廷詩人”、“吳中四士”等詩人分別列為專章進行論述,把“大歷至興元時期文學”、“鹹通至天佑時期其他作家”分別都用兩章的篇幅進行探討,充分顯示了他們對前人所謂的“文學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視,體現了文學史研究已經從以前的思想藝術價值評判開始朝著“文學史”意義的評判標準轉化了。其次,他們也很重視文學體式的形成和演變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他們將“律詩體製的完成”單列為一章。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後唐代文學史研究觀念的更新和轉變。  總的看來,這兩部隋唐五代文學史在體例和寫法上,基本上還是沿襲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時段,然後再以作家作品的評述為主。並沒有充分顯示文學藝術流變的歷史軌跡,深入總結隋唐五代文學藝術發展的巨觀規律。  值得註意是,世紀末出現了一部寫法新穎、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學史著作,這就是由傅璇琮主編,傅璇琮、陶敏、李一飛、賈晉華、吳在慶等合著的《唐五代文學編年史》。該書充分吸取了陸侃如的《中古文學系年》、劉德重的《中國文學編年錄》、熊篤的《天寶文學編年》、吳文治的《中國文學史大事年表》等文學史編年著作優點的基礎上,分段對唐代進行文學的編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動(如生卒、歷官、漫遊等),重要作品的產生,作家間的交往,文學上重要問題的爭論,以及與文學鄰近的藝術樣式如音樂、舞蹈、繪畫以及印刷等門類的發展,擴而大之如宗教活動、社會風尚等等,擇取有代表性的資料,一年一年編排,使讀者看到文學上的“立體交叉”的生動情景。由于編著者本人在編寫這部書的同時,已經對相關的文學時段的史實、作家的生平進行了大量的考證,所以這部書並不僅僅是把學界已有的文學史考證成果的匯總,其中更體現了編著者的最新學術成果。盡管編著者們認為,這部書還隻是一種編年性的資料“長編”,但是這部書的出版已經使有心的讀者能夠利用本書較為豐富的資源,描繪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學流程圖景,已經開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課題。  二、唐代文學與政治製度之關系  眾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學的發展,除了有自身的規律,還和當時的一些社會製度甚至政治製度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加上本世紀下半葉我國文學研究界的指導思想――馬列主義的文學理論也很強調文學藝術與社會的上層建築和其它意識形態的關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學與政治製度之間關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較大。  唐代文學與科舉製度之關系 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中提出:“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之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這種說法,歷代都有人贊同或反對。在本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們大多囿于此論,援引《全唐詩序》所說“唐開國之初,即用聲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傑之彥,悉從事于六義之學,以為進身之階”,或者引《唐會要》卷七十六《貢舉中·進士》所記:“進士舉人,自國初以來,試詩賦、帖經、時務策五道。中間或暫變更,旋即仍舊”,得出唐代開國以來就以詩賦取士,所以促進了唐代文學的繁榮這樣的結論。  但從七十年代末開始,有些學者對這種流行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詩賦取士與唐詩繁榮的關系》一文中,就通過對歷史資料的征引和辨析,論證了唐代以詩賦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龍至開元年間,從而認為:“籠統地說唐代以詩賦取士因而促進了唐詩的繁榮,那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為初唐這一百年間,不用說還沒有以詩賦取士,連律詩的最後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問那時候,更不用說象後來那樣用五言排律來考試進士了。然而初唐時期還沒有以詩賦取士而詩歌卻已相當繁榮,這說明唐詩繁榮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針對皇甫煃文的這種觀點,王水照又在《再談唐詩繁榮的原因》中進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詩選·前言》中所說的“進士科的發展與庶族的勃興相聯系,主要指唐中葉以前的情況,尤其對盛唐、中唐詩歌高潮的影響至為突出”,然後針對皇甫文關于唐代以詩取士“始于開元年間而定型于天寶之季”的論斷,認為高宗調露二年即有“進士加試雜文兩首”的記載,而“雜文”是包括詩在內的,因此將以詩取士的科舉製度視為初唐詩歌的初步繁榮和盛唐詩歌的高度繁榮的一個原因是不錯的。  八十年代以後,人們在研究唐代文學與科舉之關系時大多從更廣的角度考慮問題,作更深細的資料考證工作。所以產生了一些資料翔實、考證謹密的考論結合的論著,如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傅璇琮的《唐代科舉與文學》、陳飛的《唐詩與科舉》等。  其中程千帆著經過對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訂、判別之後,認為“對于唐代文學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的,並非進士科舉製度本身,而是在這種製度下所形成的行卷這一特殊風尚”。他說,行卷是舉子們用來直接顯示自己在創作上的才能和成績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結構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較自由地選擇題材和主題,可以較自由地發揮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想,可以有較富裕的時間來從事藝術構思,可以用較多的篇章、較大的篇幅以及各種各樣的文體來充分顯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風格”,“就行卷之作這方面說,它也帶來國一部分壞影響,但主流是好的,是起著促進作用的。”作者在這部著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別仔細地考察、論證了行卷對唐代詩歌發展的影響,對唐代古文運動所起的作用,行卷風尚的盛行與唐代傳奇小說的勃興。最後指出,科舉製度是唐代以來採取的一種官員選拔製度,是強化期政權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進士科舉,則又是唐代科舉製度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詞優劣來決定舉子的去取。這樣,就不能不直接對文學發生作用。這種作用,應當一分為二,如果就它以甲賦、律詩為正式的考試內容來考察,那基本上隻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進士科舉以文詞為主要考試內容因而派生的行卷這種特殊風尚來考察,就無可否認,無論從整個唐代文學發展的契機來說,或者是從詩歌、古文、傳奇任何一種文學樣式來說,都起過一定程度的促進作用。總之,此書無論是在科舉對唐代文學的影響這個問題的論述上,還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給唐代文學研究領域以新的啓示。  在程千帆之後對唐代文學與科舉關系進行深入研究的學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體現在論文《關于唐代科舉與文學的研究》和專著《唐代科舉與文學》中。在這些成果中,作者通過對歷史材料的清理與辨析,肯定了以詩賦作為進士考試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國一百餘年以後,而此時唐詩已經經過了婉麗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階段,開始放出璀璨奪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這樣,作者就充分論證了進士科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格局,正是詩歌的發展繁榮對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的結果;不是以詩賦取士促成了唐詩繁榮,而是唐詩的繁榮促成了以詩賦取士。而且,作者還以大量的材料,論證了唐代進士科的考試詩賦對文學的發展產生的消極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從更廣闊的社會生活角度看,科舉製度作為一種在當時政治上起進步作用的製度對文學又有不可忽視的積極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科舉製度推動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從廣度和深度都是遠遠超過了前代,而唐代燦爛的文學藝術就是以文化的普及為基礎的。其次,科試詩講究聲律對偶,也刺激了文人對聲律音韻的研究,從詩歌創作的形式來說,也不是沒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舉製度還形成了漫遊的風尚,擴大了文人的行蹤,開闊了他們的視野,有利于他們對現實生活的認識。這些論述是比較辯證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還指出,研究唐代文學與科舉的關系應該把視野放寬一些,可以把科舉製對社會風氣與文人生活的影響作為研究課題,進行較全面、歷史的考察。這個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  作為傅璇琮上述研究構想的實踐,陳飛在十年以後出版了《唐詩與科舉》一書。該書就是從唐代社會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舉製度的成敗得失,以及它和唐詩“品格”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進而對唐代科舉士子的心態、生活、信仰、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價值取向、進取姿態的等情狀作了較為深入、獨到的剖析,同時還以大量生動有趣的史料實例,對唐代科舉製度對唐詩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討和闡釋。與上述程千帆、傅璇琮著不同的是,該書除了具有學術性,還註重趣味性和和可讀性,是一本雅俗共賞的讀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後,還出現了一些專論唐代科舉製度與文學之關系的文章,其中較具學術深度者主要有:馬積高的《唐代科舉考試與詩的繁榮》、蔡川右的《唐代詩人與進士科》、任爽的《科舉製度與盛唐知識階層的命運》、尹佔華的《唐代文人社會地位的變遷與文學的發展》、陳飛的《唐代科舉製度與文學精神品質》、尚定的《論武則天時代的“詩賦取士”》。  值得註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後,還有一些學者另闢蹊徑,從科舉製度的外圍生活形態――幹謁風氣的角度,探討唐代科舉製度對唐代文學的影響,如薛天緯的《幹謁與唐代詩人心態》、葛曉音的《論初盛唐文人的幹謁方式》等。  其中薛天緯文指出,薦舉是唐代相對于科舉入仕的另一條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過薦舉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幹謁之事。所以該文旨在通過列舉大量的實例,引證一些歷史資料,對有用世熱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幹謁之事的種種心態作出分析:“自矜與躁進”、“委屈與自飾”、“感激與感憤”。  葛曉音文從初盛唐取士舉人的觀念變化、禮賢風氣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幹謁方式和精神狀態等方面,對唐代科舉製度對盛唐詩歌風貌的影響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過對初盛唐一百多年間朝廷用人標準變化的詳細考察,認為在科舉和薦舉中逐漸形成的以薦賢為“至公之道”的觀念,最終在盛唐開元年間成為朝野的共識,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標準,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獨特幹謁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導致初盛唐幹謁之風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還從初盛唐文人種種幹謁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無論是貢舉還是釋褐,調選還是隱居,隻要不放棄仕進,就離不開幹謁。然而從初盛唐文人的幹謁詩文來看,這種風氣對他們的精神面貌的影響主要是積極的。初盛唐文人在上書陳啓時幾乎都不承認自己是幹謁,總是竭力將自己的行為與一般的幹謁區別開來。這主要是因為以薦賢為至公之道的觀念改變了幹謁者的心態。統治者求賢禮賢的姿態使他們找到了自己與被幹謁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點,從而在幹謁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氣壯地將幹謁視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為。初盛唐文人在幹謁中不但力求與權貴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現出高談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對個人才能的強烈自信,反映了文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理想以及心胸寬廣、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盛唐詩歌樂觀開朗的基調正是由這種精神風貌所決定的。幹謁對盛唐詩歌的另一重要影響,是缺乏世故的下層文人在詩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滅後的激憤,尤其是布衣對權貴的不平之氣,成為盛唐詩的基本主題之一。此外,幹謁作為向先達者自炫才能的一種方式,往往要進獻詩賦。特別是在唐初到神龍年間進士不試詩賦的相當長的時期內,幹謁成為文人最重要的詩歌社交活動,對于詩歌發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過了進士試。葛曉音此論解決了前此學界一直無法說清的初唐時期科舉製度對文學創作尤其是詩歌發展所起的促進作用的問題。  唐代文學與幕府、使府之關系 九十年代以後,在唐代社會製度與文學之關系方面,幕府、使府與文學之關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偉華取得的成果為最多。  其《唐代幕府與文學》是大陸第一部比較系統研究唐代幕府與文學關系的著作。該書首先對古代幕府製度作了一番研究,闡述了唐代幕府之盛與文人積極入幕的原因,認為唐代幕府的興盛與節度使相始終,尤其是方鎮的出現使其成為常置,方鎮長官大量網羅名士入幕,加上科舉製度並不能使士子們如願以償,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隱士等等均通過因人請托、以文幹謁、獻計獻策等方式進入幕府,成為幕僚。該書重點探討了唐代幕府與文學的關系,指出唐代許多著名詩人的坎坷而豐富的幕府經歷,使他們有機會接觸顯示社會,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廣袤的自然,從而創作出了無盡數的優秀作品。不僅詩歌,四六駢文以及傳奇小說的創作和發展與幕府也有至為緊密的關系。作者指出,既然社會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跡幕府,不得不對章奏之學進行鑽研。章奏之學的蔚然大盛,則必然影響到當時文學的風氣。人們在研究古文運動時,對古文運動以後何以古文寫作難乎為繼,古文何以不會取代駢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顯然幕府的興盛與文人紛紛入幕為章奏之學,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樣,廣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對集中的場所,也為他們講述、記錄、傳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陣地。中唐以後,傳奇創作漸盛,這與中唐以後幕府的興盛也是分不開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後,戴偉華又蒐集整理了相關的事類材料,編製了《唐代方鎮文人創作編年》,進而直接對唐代文人入幕與文學創作之關系這一核心問題進行攻堅,終于在幾經磨礪之後,推出了《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這一文史結合的唐代文學研究新成果。  在這部書中,作者並不滿足于吸收史學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來解決文學史問題,而是自己動手,對現有的方鎮幕府製度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對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考訂。如該書第一章第一節通過對方鎮製度的考辨,分析中央與方鎮之間關系及其對文士的影響,發現“以朝廷為閒地,謂幕府為要津”的傳統提法有失偏頗,認為大多數文人應是“先闢于方鎮,次升于朝廷”,即經過“科舉及第――服務方鎮――入朝為官”的過程。再如,第三章第一節用統計的方法分別描繪了文人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狀況,對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職情況進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據對文人分布和文人貭素的統計,發現明人胡震亨以來關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時風氣的觀點與史實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數尚少,特別是文學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時社會風氣而是個別現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書作者也未囿于傳統的線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學研究建築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礎之上,充分考慮到歷史文化現象的空間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編製了《文學家入幕地點簡表》,然後根據統計數位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況,發現西川、淮南為唐代大鎮,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經濟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為集中的地方;而從文學家佔籍來考察,籍裏為北方者居多,而參幕則多在南方。對于這些新發現的問題,作者從各個角度作了盡可能的解釋,同時分析其中所蘊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種心態。在文人的知識結構中,他開始關註過去一段時間內幾乎被忽視的區域文化。基于這樣的史實,所以作者揭示出權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個從正面多次肯定楚辭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正是緣于他對楚文化的關註,而這又和他長期在楚地為幕的經歷分不開。另外,作者還論述了使府文人對特定區域民情民俗的記載、對特定區域山川風物的關註,這些都使唐代文學的表現題材得到了開拓、文學語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書最值得註意的,還是作者發現和解決了一些向為人所忽視、誤解的文學史問題。如學界通常在解釋盛唐邊塞詩繁榮原因時,總是喜歡說盛唐文人多有赴邊入幕之經歷。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資料對比後指出,“所謂盛唐知識分子赴邊為一時風氣的表述是錯誤的”。作者認為,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與仕進的關系。盛唐國力強大,政治開明,給士人提供了多種出路,科舉考試外,有獻文入仕,有因人舉薦入仕等。入邊取軍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對武職僚佐更為實際,而且邊帥的榮寵並不一定就能帶來部下的升遷。第二,與遊邊的關系。盛唐人喜遊歷,遊邊隻是其中一個方面,而且唐人遊邊一般不會深入,隻是在幽冀、河東一代。第三,與個性的關系。高適、岑參等著名詩人入邊幕在當時也還是個別現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這些分析不僅細入,而且也有相當的說服力。再如,作者在對唐代幕府中府主與幕僚均喜說閒話、講故事的現象細致考察後指出,學界普遍認為的唐代傳奇小說的繁榮與進士行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的說法值得懷疑。他認為,牛僧孺的《幽怪錄》(即《玄怪錄》)並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閔同登進士第),當為幕府賓主之間的談故事的記錄,據書中提及的時間推論,大概是在淮南、東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張讀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鉶的《傳奇》,成書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彥休編《闕史》在中和四年高駢淮南幕府;劉山甫《金溪閒談》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後認為,唐代傳奇的創作實與幕府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它至少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唐代傳奇生成的文化環境以及唐人小說繁榮的重要原因。這樣的論斷應該說是新穎而又辨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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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遼金文學

宋詞雖與楚騷、漢賦、六朝駢文、唐詩、元曲並稱為所謂的“一代之文學”,但在宋代的文學創作中,詩和文的創作也相當發達,成就與影響不輸宋詞。看重文學功利性的宋代文人十分重視詩文,致力于充分發掘它們的審美功能與政治功能。應該說,詩文是最能反映他們思想性格的文學體裁。

中國古典詩歌在唐代即已登峰造極,臻于絕詣,一種成熟而凝定的詩歌範式業已深入詩人的思維模式與文化心理結構。人們每每喜歡引用“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蔣士銓《辯詩》)來形容宋人所面臨的難以為繼的困窘。然而詩歌總要隨著時代的步伐演進,即使找不到新道路,下山路也得繼續走。宋人小心翼翼地繞開唐詩中已經形成的法度套路,嘗試擺脫唐詩的藩籬,他們強烈的創新精神與用意經營的創作實踐令宋詩別開生面、成績斐然。

題材的開拓是宋詩的一大特點,雖然唐詩表現社會生活幾乎達到了巨細無遺的程度,宋人卻能在唐人開墾過的土地上繼續耕耘、向深處挖掘,他們把眼光放在了日常生活中的瑣事細物上,拿類註蘇詩與《類編增廣潁濱先生大全文集》前六十卷的類目[14]與《瀛奎律髓》相比,在“士人日常生活”方面增加了生日、修養、省親、書畫、筆墨、硯、琴、劍、器用、燈燭、食物、葯物等,這些即使在唐詩中出現過,也是零星點點,然而在宋代數量之多已可歸類。不僅如此,宋詩分類愈加精細,譬如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在歲時節氣方面的分類,頗能洞幽燭微。選材角度也趨向世俗化,我們可從蘇、黃與李、杜的送別贈答詩,範成大、楊萬裏與王、孟的山水田園詩的比較中看出這種新變。宋人的送別詩多寫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山水詩則多詠遊人熙攘的金山、西湖,從超塵出世的原始山林回到了親切可感、情趣盎然的煙火人間。而且宋詩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多是普通人,不再是令人仰望的蓋世英雄或絕俗高士。這些都使得宋詩變得更加平易近人,與唐詩的奇情壯採迥然有別。

宋詩藝術手法上的創闢之處,前代學者早有論述,嚴羽概括為“以文字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滄浪詩話》),雖然他的出發點是批評宋詩,但是這句話卻比較準確把握了宋詩異于唐詩的藝術特征。[15]“以文字為詩”進一步說就是以文為詩,即詩歌的散文化,以散文句式、句法入詩。韓愈詩已經開始運用,“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趙翼《甌北詩話》卷五)。以文為詩可以突破詩歌語言句式的束縛,增強詩歌的表現力;但也很容易破壞詩歌語言的優美生動,削弱詩歌的美學特征。“以才學為詩”主要表現為廣征博引、多用故實。這與宋人高度的人文修養、學術水準有著直接的關聯。唐代的杜、韓已露端倪,但終未形成“一代”之傾向,至宋代則成為一種普遍風氣。從西昆體到蘇軾,延續到黃庭堅及江西詩派。宋人的使事用典,寄托深化了所要表達的人文情懷,有不少可以做到貼切恰當、增添淵雅風味;但也有些隻在學問中討詩料,“除卻書本子,則便無詩”(王夫之《薑齋詩話》)。傳統觀念中詩是“主性情,不主議論”(沈德潛《說詩晬語》)的,宋人卻“率以議論為詩”(潘德與《養一齋詩話》)。自梅堯臣、歐陽修、蘇舜欽起,議論就已經成為一種傾向,但還處于探索初創階段,詩中議論較多生硬。發展到王安石、蘇軾,他們借助深厚的文化蘊涵,包括禪學機鋒以及各方面的藝術修養,使詩歌的議論變得更富理致思辨、更加成熟自然。南宋陸遊、楊萬裏、朱熹等人則憑藉對生活的豐富體驗和高度的理學思想修養,寫下了更多“有理趣而無理障”(劉熙載《藝概》)的代表詩作。議論化為詩歌開闢了新的題材範圍和美學境界,使宋詩迥然有別于唐詩。但過多的議論也會削弱個體情感的意味,使得詩歌思理嚴肅而靈動不足。

在唐詩之外新變的這些藝術特點,既成就了宋詩,同時也因其弊端招致了接踵而來的不滿與批判。甚至有批駁者認為宋“一代無詩”(王夫之《薑齋詩話》),清代竟致出現“苟稱其人之詩為宋詩,無異于唾罵”(葉燮《原詩》)的現象。相反,推崇宋詩的也大有人在,認為歐、蘇、黃、陸等諸大家“與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袁宏道《雪濤閣集序》),清代也掀起過宋詩熱,“遠近竟尚宋詩,見讀唐人詩輒笑之”(沈德潛《方重華勺湖集序》)。唐詩與宋詩優劣的爭論可謂是此起彼伏、曠日持久。

尊唐抑或宗宋的爭論,實質上是兩種不同的藝術範型、文學價值的觀念之爭。之所以久而未決,正說明二者力量的勢均力敵。其實,唐詩與宋詩之間有著不可忽略的因襲痕跡,他們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兩個連續的點,一脈相承,有拓展,也有延續。宋人在努力開闢自己的詩風時,沒有可能完全繞開前代詩歌的形式與技巧而另立規則。唐詩的浸淫是潛移默化、無可避免的。即便是宋詩最具特色的創新之處依舊能從唐詩中尋出蛛絲馬跡來。譬如,詩歌題材、語言的通俗化趨向實際是從杜甫開始的,中唐韓愈、白居易、孟郊、賈島及晚唐皮日休、羅隱等人又有所發展,宋代詩人則沿其流而揚其波,進一步描寫更加平凡、瑣細的日常生活,採用更多的俗字俚語,從而形成一種顯著的特色。詩歌的議論化也是從杜甫、韓愈開始,到晚唐杜牧、李商隱的詩中已屢見不鮮,入宋以後“以議論為詩”逐漸發展成為一種詩壇風尚。“以文為詩”則始自韓愈。在對唐詩典範的承傳創變中,杜甫、韓愈對宋詩的啓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說:“工于詩者,必取杜甫。”(黃裳《陳商老詩集序》)清人葉燮則認為:“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原詩》卷一)宋人正是在唐詩的基礎上創造出一代詩風的,宋詩是唐詩發展的必然結果。而宋人的可貴之處即在于他們的高度自信與創新精神,挑戰極盛,力創與唐詩並峙的另一座高峰。

宋代詩人的慘淡經營使宋詩于唐詩美學境界之外另闢新境。宋代許多詩人的風格特征都是生新的,如梅堯臣之平淡、王安石之精悍、蘇軾之暢達、黃庭堅之瘦硬、陳師道之樸拙、楊萬裏之活潑,都可看作是對唐詩風格陌生化的結果。一般認為宋代詩壇的主要風格有兩種,即平淡流暢與拗峭瘦硬。蘇軾和黃庭堅是宋詩特征的典型代表,他們的詩學理想殊途而同歸,無論是崇陶還是尊杜,一致指向的都是對平淡美的講求,這實際是一種超越了雕潤絢爛的老成風格,一種爐火純青的美學境界。宋人還常花費機智與心思在詩中融入自己的知識學問,把詩寫得十分精致深奧,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令人讀其詩如嚼橄欖,慢慢咀嚼其中深意。由此,唐詩的豐腴變成了宋詩的瘦勁,唐詩的蘊藉變成了宋詩的深刻,唐詩的通脫變成了宋詩的曲折。在宋代詩風的背後,對應著宋人深刻的思致、復雜的心境與細膩的感覺,和唐人大不一樣。大抵唐人的詩重在情韻,而宋詩更費功力,顯得精深老成,這才是唐宋詩內在本質上的差異。[16]

宋詩在題材內容、藝術表現、審美風格上的突破,奠定了宋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典範地位,與唐詩雙峰並峙。宋詩的長處,不在情韻而在思理,“筋骨思理”是宋代詩人對生活的深沉思考在詩歌中的集中表現。宋詩經過理性節製的情感內蘊,溫和內斂,沒有唐詩的熱烈奔放;平淡瘦勁的藝術風格,也沒有唐詩的色澤豐美。但它同樣是古典詩歌美學的一大範式,對後代詩歌影響深遠。金代蘇學大盛,有“金源一代一坡仙”的說法。元、明、清的詩壇上尊唐與宗宋一直交錯出現,甚至在一個人的詩集中存在著學唐體、效宋調的並存跡象。特別是到了清代,宋詩開始受到重視。清中葉,尊唐宗宋者各有其人,晚清“同光體”盛行一時,有學者以為它是宋詩中興的標志。宋詩對後世的影響幾乎可與唐詩相頡頏,宋以後的詩歌大抵未能超出唐宋詩的風格範圍。

不像詩歌,後人對于唐、宋兩代的散文沒有太多的軒輊之見。宋代散文沿著唐代散文的道路迅速發展,成就卓異。在作家陣容、體製法度、藝術風格、文章功能諸多方面堪與唐文並峙,甚至超越了唐文。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標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為古文八大家,除韓、柳外,皆為宋人,可見宋代古文成就之高,影響之大。

兩宋散文流派層出,群體蜂起,他們各樹一幟,競闢新境,共同創造了宋文發展的繁榮景觀。北宋前期有五代派與復古派、西昆派與古文派的對峙與抗衡,各以徐鉉、柳開、楊億、穆修為核心;北宋中葉是散文發展的鼎盛期,不僅涌現出一系列的流派與創作,而且出現了歐陽修、蘇軾等散文巨擘,一改前期諸派各有偏執、氣局較窄的缺失。主要在歐、蘇的影響下,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卻又結構松散的古文派,成為宋代品味最高、成就最大、影響最廣、且具有多元化傾向和開放性特征的散文流派。這批作家的人文素養相當精深,在創作上以數量與質量二者兼勝,且在當時的地位較為顯赫,具有極強的號召力和深廣的影響力。南宋散文的創作實績較北宋遜色。南渡前後文採派與抗戰派並行發展,各以汪藻、李清照和李綱、岳飛為代表。中興時期,事功派、理學“正統”派、永嘉派、道學辭章派,或聯袂而出,或鼎足而立,或前後繼踵,形成又一個繁榮期,其中陳亮、辛棄疾、陸遊、朱熹、葉適等皆為散文名家。南宋末年,文天祥為代表的愛國派以慷慨激昂、悲壯雄勁的旋律將宋文推向最後一個高潮。宋代散文作家的陣容較之唐代壯大了許多,不僅流派眾多,而且名家蔚出。除“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宋人,北宋的王禹偁、範仲淹、晁補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銓、陸遊、呂祖謙、陳亮等人,都以散文名家。

宋文成就與體裁樣式的開拓和創新密不可分。散文文體在宋代呈現多樣化的趨勢。古文發達的同時伴隨著宋四六、文賦、記體散文等多種具有重要開拓性的體裁樣式。中唐韓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章法、句法等方面的探索給宋代古文作家以有益的啓示,但當時的古文並未能取代駢文的文壇正統地位,晚唐五代時駢文依然佔據優勢。宋代作家清醒地鑒別了唐代古文的得失,歐陽修、蘇軾等古文家們十分註意吸收駢文、賦體在辭採、聲調等方面的長處,構築古文的節奏韻律之美;他們還借鏡古文手法改造駢文、辭賦,發展駢文、辭賦中的散文化傾向[17],創造出參用散體單行的宋四六和文賦。宋人對于“記”體的發展、改造、創新最為引人註目。葉適說:“‘記’雖(韓)愈及(柳)宗元猶未能擅所長也;至歐、曾、王、蘇始盡其變態”(《習學記言》)。此外還有大量的書序、題跋、詩話、筆記、日記、文藝散文,體裁完備,格式多樣。[18]大多不拘形式,獨具一格,標志著古文文體的充分解放。

宋代文風在韓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外開闢出新的藝術境界,風格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如歐陽修的平易紆徐、王安石的簡潔峻切、蘇軾的自然雄放等,整體傾向則和詩歌的發展路徑基本一致,主要是朝著更加自然、更加貼近生活的方向發展,趨于平易暢達、簡潔明快。為糾正唐文艱澀古奧之弊,他們在語言上尤其強調“達意”的重要,要求順適情志而不突兀險怪,由此形成素淡而不質拙,明暢而不滑俗,平易淺切而不失文採的文風。這種風格使宋文如行雲流水,又能將散文的實用價值和審美價值很好地結合起來,極易為作者和讀者所接受,無疑具備更加廣泛的適應性。自宋代始,古文成為用途最廣的散文文體,以古文為主、駢文為輔的文體格局得以最終確立,歷元、明、清諸代而沒有變化。明末艾南英說:“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再答復彝仲論文書》)這句話正是對宋代散文歷史地位的定評公論。

就文學成就而言,宋文與宋詞、宋詩也難以強分高下、硬作軒輊。宋人自己對本朝文章很是期許,歐陽修說:“聖宋興,百餘年間,雄文碩學之士相繼不絕,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集古錄跋尾》卷四)陸遊說:“吾宋之文抗漢唐而出其上兮,震耀無窮。”(《尤延之尚書哀辭》)。後代文人亦頗推崇,“歷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歸,‘漢史’、‘唐詩’、‘宋文’、‘元曲’,此世人口頭語也。《漢書》、《史記》,千古不磨,尚矣。唐則詩人濟濟,宋有文士蹌蹌,宜其鼎足文壇,為三代後之三代也”(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結構第一》),既將宋文列為宋代文學之勝,又將其地位與漢史、唐詩相並列。宋文成就也確非虛名,從流派的眾多、體裁的完備、表現的成熟等諸多方面來衡量,宋代散文確實處于中國散文發展史上的巔峰狀態,其地位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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