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南唐

南唐(937年-975年),屬于五代十國的十國之一,定都金陵,歷時39年,有烈祖李昪、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三位帝王。

南唐一朝,最盛時幅員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和湖北、湖南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約500萬。南唐三世,經濟發達,文化繁榮,使得江淮地區在五代亂世中"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為中國南方的經濟開發作出了重大貢獻。南唐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政權之一。

  • 中文名稱
    南唐
  • 人口密度
    約12人每平方公裏
  • 貨    幣
    南唐貨幣(唐國通寶)
  • 國土面積
    約40萬平方公裏
  • 主要民族
    漢族
  • 所屬洲
    亞洲
  • 人口數量
    19州8縣655065戶(約500萬)
  • 建國時間
    937年
  • 政治體製
    君主專製政體
  • 亡國時間
    975年
  • 簡    稱
  • 主要宗教
    佛教、道教
  • 首    都
    金陵(今江蘇南京)
  • 亡    于
    宋朝(北宋)
  • 主要城市
    揚州、合肥、蘇州、南昌、武漢
  • 國家領袖
    李氏(李昪、李璟、李煜)
  • 官方語言
    中古漢語,吳語

歷史

南唐國世系圖[1]唐末天下大亂,藩鎮割據。其中,楊吳(南吳)是江南較有實力的藩鎮之一。吳國在楊隆演嗣位後,政治混亂,人心不穩。大將徐溫通過權力鬥爭逐漸獨掌吳國大權。徐州人徐知誥,少孤流落,後來被徐溫收為養子,並且借助徐溫的勢力掌握了吳國的政柄。徐知誥一方面對楊氏舊臣竭力懷柔,“高位重爵,推與宿舊”;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自己的勢力。大力招徠、獎拔北來士人。南唐政權中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韓熙載、常夢錫、馬仁裕、王彥鑄、高越、高遠、江文蔚等,都于此時聚集起來。其次,江南一帶的著名人士如宋齊丘、陳覺、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邊鎬、遊簡言、何敬塗等,都是此時由徐知誥一手扶植起來。經過20年苦心經營,徐知誥不僅大大緩和了楊氏舊臣的敵對情緒,而且拉攏起支持他的北方人與江南人兩大勢力,所謂“羽翼大成,伸佐彌眾”。終于在吳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徐知誥廢黜吳帝楊溥,登上皇位,國號大齊,年號昪元。“上下順從,人無異意”,“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次年,徐知誥改姓名為李昪,改金陵府為江寧府,以府治為宮,以城為都。以金陵為國都,以原來的楊吳都城揚州為東都,在金陵稱帝,建國號為唐,史稱南唐。[2]于是,在亂世之中,以繼承唐祚為己任、求天下一統的大唐國走上了中國歷史的舞台。 李昪唐得國後,唐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為其基本國策,休兵罷戰,敦睦鄰國,與毗鄰諸國保持了較為平和的關系。同時結好契丹以牽製中原政權。江南地區于是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社會生產逐漸復甦並迅速發展。同時,政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鼓勵商業。商人以茶、絲與中原交換羊、馬,又經海上與契丹貿易。在手工業方面,南唐的紡織業、印染業、礦冶業、製茶、造紙、曬鹽、造船、金銀陶瓷、文具製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僅產量高,而且工藝精細,涌現出許多名產上品。

南唐南唐

烈祖的“息兵安民”國策,造就了江淮地區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南唐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南唐也是一個藝術的王朝,它在文學、美術、書法、音樂等諸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李昪設太學,興科舉,廣建書院、畫院。安定、富強的南唐,成為飽經戰亂滄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棲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書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風”。“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南唐的社會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國甚至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割據政權中都是絕無僅有的。

但由于李昪在爭鬥激烈的割據局面下僅力求自保,造成了南唐軍事實力的下降和實行統一有利時機的喪失。

升元七年(公元943年),烈祖李昪駕崩,子李景(初名景通)繼位,改名李璟(公元916~961)即唐元宗,有保大、中興、交泰三個年號。這一時期中,戰禍頻起,而吳越的軍事行動往往與中原政權互相呼應。為了對付吳越,保大三年(公元945年),南唐乘閩國內亂之機出兵佔據建(今福建建甌)、汀(今福建長汀)、漳(今屬福建)三州,滅亡閩國,俘閩王延政。形成了對吳越三面包圍的情勢。而吳越也乘勢出兵與南唐爭奪閩國之地,並奪得福州(今屬福建)。保大七年,淮北因處于晉、漢朝代交替的混亂之季,李璟見有機可趁,派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正相互混戰的各路豪強武裝和因戰亂四散的流民。保大九年,馬希粵與馬希祟兵戎相見,南唐遂借機出師,一舉滅楚,馬希崇降。後來,楚將劉言又起兵擊敗了唐軍,(以後劉言被其部下殺死,周行逢及其子周保權又先後統治湖南)繼續據有湖南,楚地得而復失。

保大十三年(公元955年)至交泰元年(公元958年),周朝三度入侵南唐,南唐始終處于被動防御的

後周攻南唐不利局面。壽州一戰,周世宗柴榮御駕親征,周軍勢如破竹,遂攻佔泗、濠、楚等州,唐軍一潰千裏,淮河水軍全軍覆沒。李璟上表柴榮自請傳位于太子弘冀,請劃江為界,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兩縣。同時,南唐對大周稱臣。為避周朝鋒芒,李璟遷都洪州,稱南昌(今屬江西)府,自此大唐國力大損,不復大國之強盛。

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李璟駕崩,因太子弘冀已亡,李煜(初名從嘉,937~978)繼位,復都金陵。此時的南唐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積重難返。經濟上,自淮南戰敗後,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繳納高額貢奉。南唐原先地跨江南江北,南北之間的經濟有互補性,如江南乏鹽,而江北產鹽。而失去淮南後,南唐不僅失去了重要的鹽產地,還要花巨資向中原政權買鹽。財政上的窘迫,使南唐政權不得不加重賦稅,以至怨聲載道。南唐轄境之的人民對李後主時期繁重的賦稅記憶深刻,直到北宋統一之後許多年,還在提起當年的南唐連鵝生雙子、柳樹結絮都要課稅。南唐後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亂。隨著新主登基,朝廷內部新一輪的黨爭開始了。當宋軍從周圍步步緊逼時,南唐仍陷于這樣周而復始的政治內耗中,人心渙散。李煜善文詞,工書畫,知音律,但顯然不通曉政治,這時便把國政托付給做太子時的幕僚張洎。

宋滅南唐宋滅南漢後,置南唐于三面夾擊之中。後主李煜為自保,明臣服,暗備戰,在遣使向宋請受策封的同時,將兵力署在長江中下遊各要點,以防宋軍進攻。北宋開寶七年(公元974年)九月,趙匡胤以李煜拒命來朝為辭,發兵10餘萬,三路並進,趨攻南唐:東路吳越王做為昪州東南面行營招撫製置使,率數萬兵自杭州北上策應,並遣宋將丁德裕監其軍;中路曹彬與都監潘美率水陸軍10萬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長江東進;西路王明為池、岳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牽製湖口唐軍,保障主力東進。後主李煜過于依賴長江天險,坐失利用宋軍渡江時反擊的機會。十月,宋軍順利渡過長江。採石、秦淮河、皖口三戰,南唐屢戰屢敗,在長江中遊的精銳兵力全部喪失。

開寶八年三月,宋軍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吳越軍隊攻陷金陵東面的門戶潤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圍之中,後主急召外地軍隊救援金陵。然而,這一切都為時已晚。十月,由江西趕往金陵的15萬水軍(朱令贇部)在湖口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斷,成了一座孤城。而後主仍執意守城到底。圍城之中的金陵,糧食乏,士氣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軍開始從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襲宋軍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軍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

兩年多以後,吳越王錢俶應宋太宗趙光義之邀,赴北宋都城開封。五代十國的歷史終于結束。

有人說,如果可以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古代的某個片段生活,那麽最應該選擇的就是宋代。因為當時物質富足、藝術繁榮、社會生活豐富多彩。事實上,宋代的這些為後世人們向往的風貌在南唐已經頗現雛形。南唐和宋朝相仿,一方面是國勢日危,不斷地喪失土地,另一方面卻是歌舞升平。所以,如果不必擔憂那日益逼近的中原軍隊的腳步,那麽南唐會是一個最適宜生活的時代。

疆域

南唐國的疆域經過兩次變動,分為三個時期。

楊吳地圖第一個時期,從南唐昪元元年(晉天福二年,公元937年)至保大三年(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這一時期,南唐保持原楊吳的疆域。(見右圖)

南唐中期、後期地圖第二個時期,疆界開拓。李璟繼位不久,閩、楚發生內亂,南唐有開始作擴展疆土的努力。保大二年(晉開運元年,公944元年)十二月,南唐將查文徽出兵閩國建州,保大三年晉開運二年,公元945年)攻破建州,汀、泉、漳諸州歸附。南唐于建州設永安節度使,又于延平、建浦、富沙三縣設劍州。次年,改漳州為南州。閩亡國後,其土地分入南唐、吳越,南唐疆域擴展至汀、劍、建、泉、南五州。保大五年(後晉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南唐兵敗福州,泉州將留從效趁機逐走唐軍,擁兵在泉、南二州自立。南唐雖于泉州設有清源節度使,而其在當地的統治名存實亡。(見左圖)

第三個時期,剩下江南一隅。交泰年間,南唐在淮南敗于周,李璟盡獻江北土地,南唐從此與中原政權以長江為界,疆土僅剩江南半壁江山,這一疆域維持到南唐亡國。

經濟經濟綜述

提及江蘇地區的歷史發展,人們言必及六朝,大明和民國,往往忽略五代十國時期叱吒風雲的南唐國。當是時,隨著動蕩式改革的推進,我國政治與經濟格局發生著重大變化。楊吳和南唐國先後以揚州,金陵為都經略江南,南方在區域性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的其他方面都取得了跳躍式發展,在楊吳及後繼政權南唐國所轄範圍內的今江淮平原,蘇南西部,更是突破了傳統陳式,發展速度與規模尤為突出,為我國古代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和江蘇地區開放式發展奠定了基礎。探討這一時期社會發展模式和特點,重新評價楊吳及南唐國在江蘇區域歷史發展中的地位以及從歷史淵源角度探索江蘇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本文主要從經濟角度對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擇要論述[3].。

農業

在恢復與發展農業經濟的政績中,楊吳及南唐對江淮的經營是濃重的一筆。唐末兵燹使淮南成為重災區,揚州被壞尤為慘烈。昔日繁華都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卷61,《吳世家》)不僅城中,“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圜輻數百裏,人煙斷絕”。(卷134,《楊行密傳》)楊行密初定江淮,從謀士高勖議,招撫流散,保境安民,他勸課農桑,輕徭薄賦,數年之間,江淮幾復唐時盛況。但李昪執掌吳政時,吳民間仍繼續“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于其中所謂和賣折帛,尤為名不正而斂最重”。宋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勸農桑》亦雲:“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抬時價,而折紬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甿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興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抬為一貫七百,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阻之,為虧損官錢,為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督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擁彗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卷16,《宋齊丘》) 南唐楊吳和南唐在不斷加大政策力度的基礎上,根據江淮環境情勢,優先發展水利,淮南和江南等地區的農業迅速恢復發展。楊吳建國之初,便著手在楚州和揚州修復或新增陂塘;南唐立國,築楚州境內白水塘,淮南為之得益。又“命州縣陂塘湮廢者,修復之”。(卷3,《嗣主書第三》)唐五代對于江南運河的疏浚和整補,亦是大手筆,可見記載的就有驛亭埭,奔牛埭等。升元年間對丹陽練湖的整修,更是一項重大工程,向為水利史所重。練湖始開于西晉,東晉時成為江南地區的重要湖泊,可溉丹陽,金壇,延陵等縣萬頃良田;唐代,練湖開始對江南運河進行水量補給,唐末兵亂之後,練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幾無灌溉之力。丹陽縣令呂延楨主持疏浚整治練湖工程,“築塞環岸,疏鑿鬥門”,使練湖恢復了水利功能。多雨時節,可汲納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圍諸縣,又灌註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卷871)陶懋炳認為,“南方諸國興修水利,成績之著,無如吳越”,(p181)應是中肯之論。從地域政治上看,江蘇東部當時處于吳越國統治範圍,但吳越對今江蘇太湖地區的水利整修,得益于南唐與之共同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環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間接使然,值得一提。時吳越于重要水利工程處置“撩淺軍”,“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淀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卷78,《吳越武肅王世家》)元璙在蘇州任中吳節度使時,命部將梅世忠為都水使,“設鍤港口,按時啓閉,以備旱澇”。(卷115,《拾遺》)對于秦淮河的整修也值得一提。楊吳時始將秦淮河貫于城中,作為重要航道;南唐保大年間,又疏浚河道。《宋朝事實類苑》卷47《休祥夢兆》雲:“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是為驗證。

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著我國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卷270,《後梁紀五》)楚州和泗州的麻有名,為朝貢之物。茶葉的生產以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于當時。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為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為“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為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為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為貢品。常州刺史李棲筠採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採製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為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為名茶,後隨著產茶區域的南移,產于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為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于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當然,單一敘述農業的表現是缺少學術意義的,上述內容旨在揭示,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于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一要項。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志我國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鄭學檬先生在1985年發表的《五代時期長江流域及江南地區的農業經濟》一文裏指出,我國古代北方自商鞅變法開始,基本實行耕戰政策,所謂“足兵足食”是也。因為北方是古代的政治中心,官多兵多,糧食需求大,政府的賦稅政策決定了北方農業以種糧為綱。南方各國由于缺少北方以糧為綱的傳統,不象北方有那麽多的官兵,同時由于自然條件的優越,極易種植經濟作物,多種經營條件好。所以,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筆者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較高的平台。從此,江蘇區域經濟發展以農業為突破口,漸漸拉開架勢,向著新的紀元前進。

手工業

馮夢龍太平廣記鈔》載,三國孫權夫人趙氏能夠織出有龍鳳花紋的織錦。南朝劉宋時期,劉裕遷洛陽錦工于建康,設“鬥場錦署”專事錦緞生產,金陵織錦工藝自此發軔。楊吳時以紡織品輸稅,極大地刺激了紡織品生產,及至南唐,盛況空前。潤州的方紋綾,水波綾,技術高超。民間機杼普及,織工無數。不少人技術過人,不僅在南唐境內做工,而且在鄰國也有分布。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三百餘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鏐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布“王令百工悉免今日工作”。(卷1,《武備王》) 以平息叛亂。南唐官府裏設有作坊,品種眾多,數量也很大。“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可見國庫藏量之巨。對封官的獎賞,也多獎勵帛品。監察御史張憲上書,李煜“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卷上) 李後主詞是南唐宮廷生活的寫照,在他的作品裏,紅羅綠錦之類的美詞艷句俯拾皆是,譬如“紅錦地衣隨步皺”(《浣溪沙》),“綉床斜憑嬌無那”(《一斛珠》),“淡淡衫兒薄薄羅”(《長相思》)等,讀來十分可人。而“珊枕膩,錦衾寒”(《更漏子》),“羅衾不耐五更寒”(《浪淘沙》),“玉鉤羅幕,惆悵暮煙垂”(《臨江仙》)之類,則有些傷感了。李煜“嘗于宮中以銷金紅羅冪其壁,以白銀釘玳瑁而押之,又以綠鈿刷隔眼,糊以紅羅,……如是數處。每七夕延巧,必命紅白羅百匹以為月宮天河之狀。”如此奢侈的背後,是以盛大的紡織基礎作為支撐的。由于紡織業的發展,染色技術也有了改進。李煜宮人“染碧,夕露于中庭,為露所染,其色特好”,(卷上) 這種若有若無,近乎青綠色的染色在當時享有聲譽,建康市內染肆之榜多題曰“天水碧”。後人對“天水碧”多有贊譽,就連狀物抒情,“天水碧”都成了司空見慣的美辭。宋代晏殊有“夜雨染成天水碧”的句子;周密《聞鵲喜·吳山觀濤》:“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鰲戴雪山龍起蜇,快風吹海立。數點煙鬟青滴,一杼霞綃紅濕,白鳥明邊帆影直,隔江聞夜笛”。借“天水碧”渲染出來的意境自是不同凡響。紡織業不僅是一種手工業品種,而且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質基礎。南唐升元三年(939)詔書規定,“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卷15,《南唐·烈祖本紀》) 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絲帛,可見南唐絲織品的富餘存量。

一部淮南的歷史,可以說是我國鹽業的興衰史。淮南揚州和楚州是我國古代主要的鹽業產地,揚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鹽城,漣水產量最大。尤其是揚州,地處南北通衢,自古鹽商巨富雲集,為全國鹽業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揚一益二”的說法。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說,早在漢代,吳王劉濞就開邗溝,自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磻溪,專煮海為利,鑿河通運海鹽而已。楊吳與南唐立國後,以鹽業為重要資本,製鹽業成為江淮社會經濟的大宗。楊吳在泰州設定海陵製置院,民戶田賦,規定每正苗一斛,加收三鬥,官給鹽一升,謂之“鹽米”。南唐升元元年(937),南唐又改置泰州,置海陵監,加強了對鹽業的管理。又在楚州設定鹽城監,“管鹽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統一,鹽城“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卷182,《食貨下》) 淮南鹽利在南唐統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周南征取得南唐數州後,南唐鹽場盡失,經濟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稱願意“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周世宗“不許”,但是,為了進一步控製南唐,同意“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4]從此,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製南唐的一個經濟籌碼。

楊吳與南唐地處江淮水鄉,湖泊縱橫,造船業十分發達。早在隋唐時期,今淮安就是沿淮的造船基地,隋文帝從淮浦修造的船艦,沿淮入汴;唐太宗討伐高麗,亦在江淮建造大型戰船數百艘。揚州境內的揚子造船廠是唐代大型造船基地,劉晏主持漕運時,根據黃河,長江,淮水和汴水的不同水文特徵,建造各種相適應的船隻,投入運輸。唐朝後期,官府的造船業由于管理不力漸漸萎縮。楊吳與南唐時期,揚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設定造船工場,建造各類船隻。造船業興旺的原因有這樣幾個:一是隨著我國經濟重心的南移,瀕江臨淮的地理環境,使生活視野漸漸開闊的人們擴大了生活範圍,商品經濟萌芽後,日常商旅貿易,生產生活需要船隻開闢水路交通。比如南唐與契丹進行海上貿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契丹“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契丹傳》) 交易規模如此之大,若在陸路阻斷的情況下,需要怎樣的船隻運輸 可以推知;二是隨著漕運特別是鹽業的發展,造船業重新出現興盛的局面,沿海鹽場的成品鹽,都要輸送到集散地,船隻是首選的運輸器具;三是出于戰事的需要,直接促使楊吳與南唐造船業興旺起來。先是楊吳與吳越以太湖中心線為界,進行長期拉鋸式的戰爭,在長江的狼山江面,太湖水域,雙方都投入大量水軍,戰狀慘烈。後是後周在大梁設立造船基地,南唐面臨戰爭威脅,加緊了造船競賽,既能建造碩大無比的戰船巨艦,又能建造短小靈敏的偵察輕舟。從周顯德三年(956)到顯德五年,雙方水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較量,從文獻裏屢見不鮮的“皮船”,“橐船”等名稱裏,可以想見當時雙方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斷,南唐不得不尋求向外發展。譬如南唐與契丹交好,就是為了對付中原政權開闢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軍事考慮從佔城進口“猛火油”,再將此油運送到契丹,沒有巨大的運輸船隻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還與新羅,高麗,大食等國家保持聯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術做保證。

江蘇地區瀕江臨海的優勢,使楊吳與南唐統治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十分濃重的區域色彩,又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繁榮局面。宜興歸逕一帶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窯址,反映江南一帶的製瓷業,無論胎質,釉色,造型還是文飾,都別具一格。南唐揚州蜀崗茶,常州紫筍茶聞名于世,由于茶葉生產的發展,製茶業在南唐興盛起來,南唐僅官府就有茶葉坊38處之多,專門生產高級茶品,供皇家和貴族使用。民間製茶作坊更多,境內私茶作坊有1000多處。南唐的造紙業中心在皖南,但據《江南通志》記載,當時六合縣曾設立“紙務”,今六合浮橋南一帶尚呼為“紙房”。由于李煜鍾好宣紙,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專門機構造澄心堂紙亦是可能的。有人從民間傳說考證,宣紙中的“白鹿”品種,就是在南京製造的,這種紙即是為了紀念一位從宣城到金陵造紙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P300) 另外,揚州,潤州的金銀器和銅器製造堪稱典範,據傳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達6尺的金蓮,令宮女窅娘立于蓮上,纏足翩翩而舞。

商業

南唐商業出現的新特點,應當引起學界的註意。五代十國是一個特定的時代,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裏,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征收商稅,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結果是,雖國與國間時惡時睦,民間交易卻日益頻繁;大運河雖然阻斷,海運卻發達起來。南方各國商業的活躍程度視唐代有加。各國統治者沒有想到的是,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這一功能的轉換,對于我國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實質性南移,對于江蘇地區提早進入較發達地域的序列,意義不可低估。

第一,楊吳和南唐的商業活動使它們最大限度地獲得了國用所需的物質條件,充實了國力,提升了政治影響力,使南唐成為能與中原抗衡並有可能統一全國的南方政權。

楊吳和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劃淮水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西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布周邊國家。南唐伐閩之役,“翰林待詔臧循者,嘗賈于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5]開寶四年(971)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後,“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卷5,《後主書第五》) 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p323)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裏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佔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佔城國獻馴象”;(卷873)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卷上) 這個海國是哪個國家,語焉不詳。鄒勁風認為,一些海外商人為提高自己身份,以獲得更多商業利益,常自稱為某國使臣,這些所謂海國進象,很有可能是當時中外民間貿易的一種形式。(p188) 從《江南餘載》的記事風格來看,有一定道理。

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說“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豐採”,並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于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不僅成為能夠與中原抗衡,還有相當的實力進而實現全國的重新統一。後來的五代十國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南唐國與中原的對抗史。

第二,楊吳與南唐的商業活動帶來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我國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為我國經濟重心的實質性南漸和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早期基礎。

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于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脫胎換骨。不能說南唐完成了這個使命,它的努力也遠遠不夠,但它開始了這個蛻變,使江南城市在背負著沉重封建義務的背景下沿著近代化的道路緩緩潛行,我們不用去探討這些城市的形成過程和城市形製,也無須去論證商品種類如何增加等常見要素,而有必要從另外特定的角度去一窺“近代化”已經在南唐萌芽的事實:

一是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唐代大城市實行坊市製,到了南唐,江蘇境內的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鄭文寶在《南唐近事》中曾經提及的“雞行”,是南唐的鬧市區,宋〈慶元建康續志〉說此地“自昔為繁富之地,南唐放進士榜于此”。又雲,“戚氏《續志》雲銀行,今金陵坊銀行街,物貨所集。花行,今層樓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這些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製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著交換量的增加,一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潤州緊臨長江,南唐有詩贊金山江面:“淮船分蟻點,江市聚蠅聲”。(卷上) 江邊有市,顯而易見是為了適應江上往來船隻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經不受到固定地點交易的限製。徐知諤在潤州任團練使時,曾經“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貿易”。(卷279,《後唐紀八》) 也顯然不在城中規定的貿易之地,這種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溫的批評。這同時說明,由于利潤豐厚,象周宗這樣的開國顯貴經商,象徐家這樣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應是大勢所趨。不但城市裏商業繁榮,農村裏也商機多多。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卷111,《地理表》) 說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一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鄭學檬先生在1982年發表的《五代十國商品經濟的初步考察》中提出“地方小市場”的概念,指出,這是形成區域性市場和全國性市場的基礎。除了空間的擴大,交易時間的變化也值得註意,夜市在唐代就已出現,南唐的城市夜市更加普遍,上述潤州的江市詩就是夜宿金山時偶然想起的。

二是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共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6-9]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謀渡淮時,竟想出了將士兵蒙上羊皮,偽為商旅的計謀。(卷上) 大商人的囤積居奇,一度使南唐財富集中到了商賈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國庫儲備不足以向宋進貢,不得不從金陵富商那裏購得絹品以充貢物。宋滅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閣避難的盡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與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會生活中,並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著名的李平改製,正是因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製才以失敗而告終。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質上是商品經濟萌芽的積極表現,是我國經濟重心南移過程中出現的新氣象。雖記載無多,但我們還是能從有限的文字裏捕捉到了這一訊息。

三是城市特殊消費群體的出現,增強了城市的消費能力,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著南唐在金陵建都,隨著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經濟能力雄厚,其生活狀態影響著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人董逌《廣川書跋》雲:“江南當五代時後,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禮有尚于時,故能持國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說,“于時宦遊之士,率以東南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屬子孫,佔籍于治所,蓋以江山泉石之秀異也”。(卷30,《柳府君墓碣銘》) 南唐正是這樣,象韓熙載,盧文進,江文蔚,高越等,盡為北人,家眷人等動輒以百計。吳越兵臨潤州城下時,守將劉澄與馳援的盧絳有隙,盧絳對一裨將殺之未決,劉澄意在投降,乘機要裨將先出,裨將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劉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卷27,《叛臣傳第二十四》) 主帥與裨將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數眾多,推而論之,整個金陵應在一個不小的數位。南唐重科舉,境內舉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長期滯留,成為又一個消費群體。盧江人伍喬,來金陵參加春試,“是歲同試數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時隨計金陵”,得到韓熙載的賞識;泉州人康仁傑,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賁“五舉猶為白丁”;而邱旭“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視書畫藝術,我國最早的畫院就出現在南唐,顧閎中,周文矩,徐熙,衛賢,王齊翰等一大批畫家,活躍在畫壇,他們與馮延巳等文豪才子組成了龐大的文人群體,這些人與官僚,貴族,富商聚居一處,使金陵平添了別樣的脂粉繁華之氣。一部分需要縱情聲色犬馬的消費者,則使唐代就已時興的藝伎隊伍不斷壯大,她們既是一種行業[10-14],更是一個消費階層。《韓熙載夜宴圖》中的王屋山就是當時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進忠“造宅于皇城之東,廣致妓樂”。(卷下) 過去我們常常孤立地看待這些對象,將上述人等的風流倜儻視作另類,其實,他們的生活狀態正是那個時代商品化的客觀反映,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他們的商品化特征。

四是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台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唐宋之交社會轉型的實質,政治上是民主意識的萌芽,經濟上是商品化程度的增加。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商品化程度的重要反映。城市人口增加後,要住房,建築木工就出現在坊中;道路要清掃,河道要清淤,就需要道路與河道的保養人員;城市範圍大了,路途遙遠需要車船,就有了腳夫和船家;有人求佛問道,祈求平安,就有了相命的,木平和尚“知人禍福,所言輒驗,傾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卷24,《方術傳第二十》)金陵在唐朝就以酒樓眾多聞于南北,李白“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句,杜牧“夜泊秦淮近酒家”句,都道出金陵飲食業的盛況。南唐講究美食,僅李昪“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餤,雲霧餅”等。由于士大夫蜂擁南下,面點食品推陳出新,花樣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餅可以映字作勸盞,面能穿結帶,就連混沌湯也能註入硯中,堪稱神奇。服務行業進一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有叫周則的,年輕時以製傘為生,李煜嘗問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淫雨連月則道大亨”。

我們還可以從貨幣的演化等方面進一步探討南唐商業的發展問題。如史家多對南唐鑄造鐵錢持批評態度,以為窮途潦倒的體現,其實,為了適應交換需要,南唐在貨幣方面的成績是主要的,有的很有創新意識,如“對錢”,就是貨幣文化寶庫裏的一朵奇葩,在北宋盛極一時。當然,南唐處于唐宋之交的過渡帶上,在許多方面仍處于初步的階段。但它帶給我們的信息是新鮮的,它在眾多方面的建樹還有待于我們去發掘,並用一顆平常的心態去研究,評論它,特別是它在江蘇區域經濟乃至我國經濟與文化南移的過程中,對于江蘇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應當有一個全新的定論。

史料記載

南唐史研究對五代十國史和江南社會發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價值,然而南唐史料頗乏,傳世文獻屈指可數。今日我們所能看到的較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時尚存者,幸賴《四庫全書》全部收入。個別殘篇亦有存目,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據。

《四庫全書》所收南唐史著,計有陳彭年《江南別錄》;鄭文寶《江表志》、《南唐近事》;龍衰《江南野史》;馬令《南唐書》;陸遊《南唐書》;不著撰人的《釣磯立談》、《江南餘載》;以及明陳霆《唐餘紀傳》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遺記》。此外尚有無名氏《五國故事》和清吳任臣《十國春秋》敘及南唐史事。

編輯本段二陵

南唐二陵即南唐先主李昪與中主李璟的陵墓,李昪墓稱為欽陵,李璟墓稱為順陵。二陵位于祖堂山的西南麓,若從遠處綜觀群山,形如一條巨龍,祖堂山乃龍首,二陵正位于龍口位置,顯然,這是精心選擇的皇家風水寶地。

南唐皇陵欽陵墓規模較大,長21米餘,寬10米餘。陵墓有前、中、後三間主室,十是側室,前、中室為磚結構,後室為石結構。中室墓壁上繪有鮮艷的彩畫,力案有牡丹、蓮花、寶相、海石榴、雲氣紋等。據專家考證,這是國內現存最早的附屬在柱枋部分的彩畫遺跡,在建築史和藝術史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中室和後室之間有一通道,通道口的中室北壁上方橫列大型雙龍攫珠的石刻浮雕像,下方的左右兩側有一尊足踩祥雲、披甲持劍的石刻武士浮雕。後室屋頂上繪彩色天像圖,有日月星辰百餘顆,下刻曲折的江河形狀,其中兩條狀如長江、黃河。欽陵曾先後三次被盜,豐富的隨葬品所剩無幾,厚達十幾公分的巨大石門也遭到了破壞。

順陵位于欽陵西側,結構與欽陵相近,但規模較小。中主在位時,南唐國勢已漸衰弱,不得不去掉帝號,向北周稱臣,因此,順陵雖與欽陵並列,但棺座上已不能用龍形浮雕。

歷代君主烈宗李昪

生于唐文德元年十二月二日(889年1月7日)。本名徐知誥,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本為孤兒,戰亂中被楊行密收留,後送予徐溫為養子。徐溫去世後掌握吳國軍政大權。曾任吳國大丞相、大元帥,937年廢黜吳帝,建立大唐。昪元三年(939年),恢復原姓,並改名李昪。昪元七年(943年)病逝,謚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廟號烈宗。

元宗李璟

李璟(916-961),字伯玉,徐州人,烈祖長子。公元943年嗣位。後因受到後周威脅,削去帝號,改稱國主,史稱南唐中主。即位後開始大規模對外用兵,消滅楚、閩二國。他在位時,南唐疆土最大。不過李璟奢侈無度,導致政治腐敗,國力下降。李璟好讀書,多才藝。常與寵臣韓熙載、馮延已等飲宴賦詩。他的詞,感情真摯,風格清新,語言不事雕琢,“小樓吹徹玉笙寒”是流芳千古的名句。961年逝,時年47歲。廟號元宗,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其詩詞被錄入《南唐二主詞》中。

末帝李煜

唐末帝李煜,初名從嘉,字重光,號鍾隱,又號蓮峰居士。唐元宗第六子,徐州人。961年即位,在位15年。後主

後主李煜像嗣位之時,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開寶七年(974年),宋太祖屢次遣人詔其北上,均辭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次年十一月城破,末帝奉表出降,被俘到汴京,封違命侯。宋太宗封為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末帝四十二歲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在宴會上下牽機葯將他毒死。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李煜在中國詞文化中貢獻頗深。

廟號

謚號

姓名

陵墓

在位時間

年號

定宗

孝靜皇帝

李恪

-

-

​-

成宗

孝平皇帝

李超

-

-

-

惠宗

孝安皇帝

李志

-

-

-

慶宗

孝德皇帝

李榮

-

-

-

義祖

武皇帝

徐溫

-

-

-

烈祖

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李昪

永陵

937年-943年

升元937年 - 943年

元宗

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

李璟

順陵

943年-961年

保大943年 - 957年

中興958年(二個月)

交泰958年(三個月)

顯德958年 - 960年(使用後周紀年)

建隆960年-961年(使用北宋紀年)

-

吳王

李煜

安陵

961年-975年

建隆961年 - 963年(使用北宋紀年)

乾德963年 - 968年(使用北宋紀年)

開寶968年 - 976年(使用北宋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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