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

包惠僧

包惠僧,男,1894年生,湖北黃岡人。又名晦生,別名鮑一德、包生,號棲梧。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與陳公博代表廣州區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八一起義後,與中共脫離組織關系。1950年12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寫了許多回憶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史料。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憶錄》。

  • 中文名稱
    包惠僧
  • 別名
    鮑一德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湖北省黃岡市團風縣但店鎮溢流河
  • 出生日期
    1894年
  • 逝世日期
    1979年7月2日
  • 畢業院校
    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北京大學肄業
  • 主要成就
    中共一大代表

​簡介

包惠僧(1894~1979)

包惠僧包惠僧

又名晦生,別名鮑一德、包生,號棲梧老人。湖北黃岡人。1979年7月2日卒于北京。湖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區委委員兼秘書。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會委員長。1925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第1團黨代表、第22師黨代表,戰時政治訓練班導,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等職。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脫離共產黨。1930年參加發起成立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後脫離第三黨恢復國民黨黨籍。歷任國民黨政府武漢行營參議、內政部參事、戶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1948年去澳門。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1950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參事、研究員、國務院參事等職。生前著有《包惠僧回憶錄》。

生平

包惠僧出生于小土地經營者家庭。1917年畢業于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在武昌教書半年,後任《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公論日報》、《中西日報》等報記者。

包惠僧包惠僧

1919年于北京大學文學系肄業,同年參加五四運動

1920年參加武漢共產主義小組,在武昌組織共產黨臨時支部,任支部書記。

1921年7月,受陳獨秀委派與陳公博代表廣州區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支部主任,中國共產黨北京區委員會委員兼秘書,

1923年任中共武漢區委員會委員長。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以中共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在廣州參加國民黨工作,歷任中央黨部黨員訓練班委員,兼任廣東大學師範部教員,鐵甲車總隊政治教官,滇軍幹部學校政治部主任,

1925年任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1師第1團黨代表,第22師黨代表。參加討伐滇桂軍閥劉震寰楊希閔等戰役。

1925年8月初,調任黃埔軍校第三團黨代表,參加過解散反動粵軍許崇智、梁鴻楷等部二次東征戰役。抵達潮梅後,調任黃埔軍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未及到職,旋改任黃埔軍校教導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被選為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同年夏,任黃埔軍校高級政治訓練班導政治教官,後又任戰時政治訓練班導。同年7、8月間,曾作為國民黨特派委員陪同西北軍馮玉祥的代表劉冀到前方會商軍務。在北伐軍到達武漢後,先後任武漢新聞檢查委員會主席,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籌備主任。

1927年1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十四師(師長夏鬥寅)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調回武漢,準備參加西北軍工作。5日被譚延闓派往沙市視察夏鬥寅師,夏鬥寅叛變後一度被夏部扣留,後回武漢。根據周恩來指示于7月20日前後到南昌。

1930年參加發起成立第三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後脫離第三黨恢復國民黨黨籍。後在國民黨湖北省主席兼國民政府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參議。

1931年起任蔣介石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軍事委員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國民黨政府防空委員會編審室主任兼第四處副處長。

1936年至1948年,任國民黨內政部參事、戶政司司長、人口局局長等職。1948年後舉家遷往澳門。

1949年11月從澳門回到北京。1950年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同年12月畢業後歷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研究員、參事。1957年4月起任國務院參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生前撰寫了許多回憶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史料。

少年時期

1895年1月15日,團風縣(原黃岡縣)但店鎮夏鋪河包家畈社廟灣農民包存嘉家出生了龍鳳胎,這兒子便是包惠僧,派名復貴,號貴三,亦名悔生。至于“惠僧”這名字的來歷,據說是他與董必武初識之後,董必武給他寫信,將“悔生”寫成了“惠僧”,他就索性改成了“惠僧”。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排行第三。在他出生的時候,父親已辭掉候補巡政司一職回家務農,靠著20多畝耕地,全家生活尚可小康。然而隨著家中不斷添人進口,負擔日重,加上豪紳欺壓,父親屢涉訟案,家道漸至中落。

1900年夏天,父母親為了包惠僧上學的事發生了爭吵。父親盛氣凌人,母親據理力爭,雙方各不相讓。包惠僧生怕母親挨打,就與哥哥復霖一齊上前,抱住父親的雙腿。哪知父親非但不偃旗息鼓,善罷甘休,反而火上澆油,愈演愈烈。小惠僧忽地使盡渾身力氣,照著父親的大腿狠狠地咬了一口,隻聽得“啊”的一聲,包惠僧被甩倒在地。抗爭的結果是母子獲勝,父親暫開禁令,允準兒子啓蒙。

包惠僧上學以後,父親並未轉變態度,而是時刻耿耿于懷。包惠僧年紀雖小,卻知道好歹,你不喜歡我,我就不理睬你。父子相見,如同路人。

1904年初夏的一天,剛下過一陣暴雨。包惠僧吃過早飯,背起書包上學去。走到夏鋪河邊,正碰上父親捕魚,他便倏地把臉一掉,繞道走了過去。這下可氣壞了包存嘉。隻見他把手裏鋼叉猛地一擲,一個箭步跳上河堤,抓起兒子就往河水裏按。正巧,包惠僧的五叔包存樂下田經過這裏。包存樂縱身跳進河裏,一面抱住哥哥,一面大聲呼救。灣裏的人聽到呼救聲紛紛趕來,才避免了一場悲劇。

包惠僧的命雖保住了,學卻上不成了。包惠僧不甘心就此輟學。他找母親,母親要他去請表伯陳汝田來跟父親談。 陳汝田在這一方頗有聲望。他與包存嘉是姑舅老表,兩人自幼相交甚厚。陳汝田來到社廟灣,一陣寒暄後便對包存嘉開門見山:“表弟,我問你為麽事不讓復貴讀書?” 包存嘉沉思片刻,頭一揚道:“表哥,你問這個,我就跟你說了吧,我跟他是劈開了的竹子不相粘,幹脆讓他學種田算了。” “你這是什麽話?我是勸你讓兒子讀書求功名,又不是叫他學做強盜殺人放火!你說,這個兒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要!”陳汝田說罷把腳一跺,拉起包惠僧就走。此後,包惠僧在表伯陳汝田的資助下,又開始了他的讀書生涯。 新學新知的滋養,古代文化的熏陶,山川風物的浸潤,使包惠僧迅速成長起來。

在黃岡高等國小堂讀書期間,包惠僧最崇拜孫中山黃興,同時還崇拜參加武昌起義的“黃岡四傑”吳昆、劉子通、熊十力李四光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一個星期以後,黃岡在湖北全省率先光復,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宣告終結。 黃岡光復,兵不血刃。10月18日清晨,當劉子通一行人進城的時候,歡迎隊伍中的包惠僧目睹了這些起義英雄們的風採,並深深印在了他的心田。終于有一天,他也“起義”了。

那是第二年的重陽節,包氏族人都聚集在祠堂裏祭祖。祭祀過後,祠堂正廳擺上了筵席。 這時,有人傳令:非文人書生不得入席。 于是,豪紳們魚貫而上,就座豪飲,窮人們肅立兩旁,忍氣吞聲。 站在一旁的包惠僧直覺得胸中一團烈火直沖腦門。他幾步沖向正端著酒杯的包家大灣房長包澤夢,厲聲質問:“他們都是包家的後代,為什麽不能入席?要是祖宗九泉有知,一定怒發沖冠,殺盡你們這班豪紳!”包澤夢猛然遭此一擊,氣得破口大罵:“包復貴你這個癩痢頭!你不撒泡尿照照,你是個什麽東西!”

包惠僧哪裏受得了這般污辱,說時遲,那時快,隻見他從門旮旯抓過一條扁擔就向包澤夢打來。包澤夢見勢不妙,正欲躲閃,背上早挨了幾杖。包惠僧順勢一掃,神龕上的祖宗牌位落下地來摔成兩半。這時,眾人圍擁過來,包惠僧左右開弓,殺出一條通道,直奔大門。 剛到門口,旁邊閃出一條壯漢拖著他就往外跑。兩人一陣奔跑後,包惠僧這才看清是王家嘴族兄包復召。包復召把包惠僧帶到王家嘴,交給弟媳熊氏,轉身又到宋家嘴熊氏娘家搬救兵。

包惠僧的逆行激怒了包家大灣的人,他們趕到王家嘴,敲開熊氏的大門,想進屋搜查,要抓住包惠僧活埋了他。身懷六甲的熊氏當門一站,正氣凜然:“哪個看見包復貴躲在我房裏?今日哪個敢進我的門,我就和他拼了!” 正在這時,宋家嘴的大批熊氏族人趕到。包家大灣的人看到不是對手,隻好收兵回營。 包家大灣的人走後,熊氏叫出糗惠僧,給了他三貫銅錢,要他趕快遠走高飛。包惠僧謝別這位俠肝義膽的大嫂,踏上了離鄉背井的道路。

參與建立中國共產黨

在武昌,包惠僧住進了價格十分低廉的客堆,日日為求職奔走。在走投無路、幾乎絕望的情況下,他甚至想自殺。後來,他試探著給《大漢報》、《漢口新聞報》撰稿,不想卻得到了這兩家報社特派外勤記者證。有了點稿費後,他又籌劃去報考省立法政專門學校。

1919年春,包惠僧去了北京,在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做旁聽生,直接感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回到武漢後,他結識了黃岡同鄉陳譚秋,當時兩人都是《大漢報》、《漢口新聞報》的外勤記者,私交越來越深。靠稿費謀生的包惠僧為了能得到外地的新聞,于1920年初去了北京。1月29日,他到了天津,並採訪了天津學生運動的領袖周恩來,從此開始了兩人之間的友誼。2月5日回到武漢後,他又趕上陳獨秀在文華大學做學術報告。包惠僧以記者的身份對陳獨秀進行了長時間的採訪,兩個人都相見恨晚。

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一大代表

報社的日子越來越艱難,為了能得到更有價值的新聞,靠稿費謀生的包惠僧去採訪位于武昌的利群書社。利群書社是由惲代英林育南、廖煥星、李書渠等人創辦的,是一個工讀互助的團體,書社經銷包括馬克思主義菱在內的各種新思潮書刊。惲代英是中華大學附中部的主任,從此兩人建立了聯系。不久,湖北鄂城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劉伯垂帶著陳獨秀的一封信找到了包惠僧,希望他聯系一些人在武漢建立共產黨組織。與此同時,湖北潛江人、上海發起組成員李漢俊也從上海寄給董必武一封信函,希望董必武在武漢建立共產黨。1920年8月的一天,董必武、陳譚秋、包惠僧、劉伯垂等人聚集在撫院街97號舉行會議。會議由劉伯垂主持,成立武漢共產黨支部,決定每周開一次會,並選舉包惠僧為書記。這時的包惠僧年僅25歲。不久,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來信,要他們吸收惲代英領導的利群書社的成員加入。通過包惠僧的聯絡,最後,惲代英、林育南等人也加入了共產黨武漢支部。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市望志路106號開幕。全國有七個地區的十三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他們是陳公博包惠僧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張國燾劉仁靜、王燼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周佛海。另外,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赤色職工國際代表李克諾斯基也出席了會議。在此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正式宣告成立,身在廣州的陳獨秀被選為中共總書記。

建黨偉業中的包惠僧建黨偉業中的包惠僧

在中共“一大”會上,包惠僧和毛澤東地位相同,表現各異。27歲的包惠僧發言活躍,28歲的毛澤東沉默寡言。“一大”一結束,包回到武漢,擔任湖北共產黨的領導,毛澤東回到長沙主持湖南共產黨的工作。兩人為黨的工作常有書信往來。1922年秋,毛澤東遭到湖南警方通緝,避居武昌黃土坡包惠僧辦公室,他們共住10餘天,朝夕相處,十分融洽。工作之餘,包還陪同毛澤東遊覽逛街,並請毛澤東上館子,給當時窮教書匠毛澤東留下深刻印象。直到30年後,毛澤東還對武昌魚及豆皮念念不忘,多有贊詞。

影視作品影視作品

中共一大後,包惠僧留在上海創辦《勞動周刊》雜志,中央局書記陳獨秀仍留在廣州,周佛海暫時在上海代行陳獨秀的職務。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對此十分不滿,強烈要求陳獨秀回上海主持工作。由于包惠僧與陳獨秀有特殊的關系,馬林就派包惠僧前去廣州說服陳獨秀。經過包惠僧的努力,1921年9月9日,陳獨秀登上了返滬的海船。包惠僧一路相伴,途中向陳獨秀請教了許多問題。到上海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陳獨秀當面交談,僅談了一會兒,兩個人就大吵起來。馬林主張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完全聽從共產國際的指揮,並要陳獨秀定期向他匯報工作。陳獨秀對此十分不滿,主張不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援助,在經濟上自力更生,一面工作,一面革命。包惠僧認為陳獨秀的主張得有道理。

1921年10月4日剛吃過午飯,包惠僧、楊明齋到陳獨秀家串門,恰巧柯慶施也在陳獨秀家,于是陳獨秀的妻子就約他們打牌,陳獨秀在樓上午睡。就在他們打牌之際,忽然有人在前門叫門,大家一下子警惕起來,因為按規定,自己人一般都走後門,可見叫門的肯定不是自己人。包惠僧開啟前門,隻見門口站著三個人,他們說要找陳獨秀,購買<新青年>雜志,包惠僧忙說:“他不在家,買《新青年》可以到雜志社去購買。”三人不由分說就沖了進來,陳獨秀聽到外面的吵鬧聲,連忙下樓向後門走去,誰知後門早已有人把守。就這樣,陳獨秀、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及陳獨秀的夫人高君曼被押上汽車,關進了法國巡捕房。在審訊中,他們都報了假名,陳獨秀報名王坦甫、包惠僧報名楊一如。誰知,不久又有兩個人被帶了進來,一個是《民國日報》總編、共產黨員邵力子,一個是同盟會元老褚輔成。他們兩人是去拜訪陳獨秀,被埋伏在那裏的巡警抓獲的。陳獨秀一見褚輔成就連忙給他使眼色,但褚不解陳獨秀的意思,開口就大呼道:“仲甫,怎麽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這來了?”這樣,陳獨秀的身份就暴露了。後來,經馬林全力營救,陳獨秀被關押兩天、包惠僧等人被關押5天後全部被釋放,這5天是包惠僧一生僅有的坐牢日子。出獄後,包惠僧被黨組織派往武漢,出任中共武漢區執行委員會書記,並組建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他首先找到著名律師施洋,向施洋借了一棟空置的小樓,著力創辦了粵漢線上第一個工人補習學校。過了一段時間,包惠僧發現粵漢線工人的人數較少,就開始在平漢線上建立工人組織。此時,漢口租界6000多名人力車夫進行罷工,包惠僧趁機與車夫工人密切接觸,發動工人,並聯系施洋的律師事務所,與當局進行法律交涉,最終車夫工人取得了罷工的勝利。在平漢、隴海鐵路上,包惠僧活動頻繁,在工人中發展黨員。項英就是此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此期間,包惠僧還同當時擔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沙分部主任的毛澤東在武昌會晤,這是兩人的第二次會面。當包惠僧在武漢積極開展工作之際,中央通知包惠僧到北京找李大釗接受新的任務。在北京,在鄧中夏的陪同下,包惠僧第一次見到李大釗,兩人長談到深夜,李大釗說:“為了更好地開展工人運動,我們通過多種途徑和努力,準備把我們5個同志安排到北洋政府的交通部工作,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要使用化名,工作時要小心從事。”就這樣,包惠僧化名包一宇,被分配在京漢鐵路工作。工作安定下來後,包惠僧舉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次婚禮。新娘叫夏松雲,江蘇高郵人,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員。始後夏松雲辭掉教員工作,來到北京。

1923年2月,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罷工被鎮壓下去後,有人舉報包惠僧等5人鼓動工潮。關鍵時刻,包惠僧的好友黃統出面,經多方斡旋,證明5人在罷工期間天天上班,他們才幸免于難,但最終還是被解職。失去工作後,家庭生活就沒有經濟來源,包惠僧隻能重操舊業,為北京的《憲報》撰稿,但因得知《憲報》是已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辦的,便離開《憲報》。好在夏松雲已在唐山扶輪學校找了個教員的職位,總算有一些收入。這時,包惠僧與張國燾之間的矛盾發展到了公開沖突的程度。在包惠僧看來,當時中共黨內能領導他的隻有陳獨秀一人,而張國燾自私自利、自高自大、公私不分,隻會坐在上海的租界裏指揮別人。但張國燾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頂頭上司。當時張國燾向中央告包惠僧的狀,要求開除包的黨籍,隻因陳獨秀不同意,這事才算不了了之。在與張國燾的沖突中,包惠僧始終認為存在一個“張國燾小組織”,甚至把矛頭指向別的同志,傷害了不少人。

加入國民黨

以共產黨員身份加入國民黨

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國共兩黨實現第一次合作,實行共產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政策。包惠僧經李大釗介紹加入國民黨,南下廣州臨時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中山艦事件後,包惠僧的二十師黨代表的職務被解除。不久,周恩來辦了一個訓練班,專門訓練從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撤出的共產黨人,包惠僧任政治教官。訓練班結束後,中共中央派包惠僧去莫斯科學習,但包惠僧卻向中央要求讓妻子夏松雲同去,中央沒有答應他的要求,莫斯科也就沒去成。包惠僧認為是“張國燾小組織”害了他,使他連同陳獨秀見面的機會都沒有。

北伐軍佔領武漢後,包惠僧也來到了武漢,將周恩來寫的介紹信交給當時主持武漢工作的國民黨左派鄧演達。鄧演達就派他籌建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工作。但在工作中,包惠僧又與中共中央駐武漢的代表張國燾發生了沖突。1927年1月,包惠僧受鄧演達的指派,離開武漢黃埔軍校,出任獨立十四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職務。十四師師長是夏鬥寅,湖北麻城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的舊部。不久,鄧演達率部進入河南繼續北伐,夏鬥寅的部隊被調到宜昌,以防川軍趁機沿江殺出。為此,包惠僧還盡力為夏鬥寅的部隊爭取了許多補助,發放了一大批槍支彈葯,夏鬥寅對包惠僧十分感激,但他暗中卻同蔣介石進行了電報聯絡,這件事讓中共、包括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非常氣憤。不久,負責武漢地區的中共負責人張國燾找包惠僧談話,向包惠僧提出三個問題:一是夏鬥寅為什麽與蔣介石聯系;二是你去宜昌工作那麽久為什麽不向黨寫報告?三是你在宜昌為何花天酒地,行為不檢。包惠僧當時隻承認了前兩點錯誤,至于第三點“花天酒地、行為不檢”,他認為是不實之詞。他一氣之下向鄧演達寫了辭呈,決定離開夏鬥寅的部隊。

蔣介石在南京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夏鬥寅擅自將部隊移防沙市,川軍楊森部馬上佔領了宜昌,嚴重威脅武漢的安全。遠在河南前線的北伐軍正忙于戰事,鄧演達對此十分焦急,就派包惠僧去做夏鬥寅的工作。誰知夏鬥寅不但不聽勸阻,反而圍攻武漢,後來幹脆投靠了蔣介石。為此,包惠僧險些被開除黨籍,最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他從此變得悲觀消沉起來。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製造針對中共的大屠殺,包惠僧奉中央軍委周恩來之命,到達南昌。南昌起義發生後,部隊南下廣東,包惠僧奉命暫時在南昌潛伏下來。周恩來在南下前給包惠僧寫了封介紹信,讓他去武昌找黨組織。當時,到處都是血雨腥風,包惠僧先後在黃岡、高郵躲了一陣,不久去了上海,從此脫離了中共組織。為了養家糊口,他在上海以賣文為生,還辦了《現代中國》雜志。

消極脫黨因果

正當包惠僧想要離開行營的時候,李漢俊受夏鬥寅之托來請他到鄂軍第一師去主持政治工作。包惠僧很快便接受了邀請,跟鄧演達告別之後,他給陳獨秀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行期,並想約定一個時間、地點兩人談談。陳獨秀復信要他同張國燾接洽,而包惠僧和張國燾早就有過節,他不願見張國燾,也就沒有去。

1927年1月底,包惠僧來到夏鬥寅的部隊,安頓之後,他就開始工作,並完全按照黨軍時代的辦法訓練部隊。經過兩個月的整訓,部隊士氣為之一振,面貌大為改觀,第一師也被改為獨立第十四師。槍打出頭鳥,獨立十四師出類拔萃的表現,使他們一下子成為眾矢之的。夏鬥寅和包惠僧為獲得主動,給鄧演達和蔣介石發電報,請求將部隊調往前線作戰。不料這個電報卻落到了他的上級唐生智手裏,唐生智大為不滿,一面向中共湖北區委委員彭澤湘告狀,一面以前敵指揮名義命令夏鬥寅回武漢。包惠僧回到漢口中共中央辦事處,因對張國燾和彭澤湘的批評不接受,又大吵了一頓,想著這回肯定被撤職,黨內也要受處分,因而主動向總政治部提出辭呈。這樣,包惠僧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而這時的武漢國民黨中央表面上還是親共的,發布命令開除蔣介石的黨籍,免去其所兼各職,將其捉拿嚴辦。武漢的反蔣高潮一浪高過一浪,而中原前線北伐的戰事卻越來越吃緊。蔣介石叛變後,鄧演達成了北伐軍的最高統帥。一天,包惠僧突然接到鄧演達的來信,要他到鄧家商量一件事情。原來夏鬥寅在蔣介石叛變以後,也露出變節的跡象,未經請示就擅自將部隊移防沙市。鄧演達讓包惠僧去說服夏鬥寅繼續效忠武漢國民黨中央,包惠僧知道難以推卻,隻得領命前去。見到夏鬥寅後,包惠僧按照鄧演達的意思與其進行了談判,夏鬥寅表示沒有叛心,雙方表面上達成了一致。回來以後包惠僧才知道,這是夏鬥寅的緩兵之計,他其實早已決定投降蔣介石了。就在包惠僧去找他的路上,他就準備槍斃包惠僧,隻因幾個過去跟包惠僧關系不錯的團長堅決反對才改變了主意。而中央認為,夏鬥寅叛變是因為包惠僧沒有把工作做好,違反了黨的政治紀律,所以給他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

受到處分的包惠僧,心情十分鬱悶,雖然也還參加黨的小組活動,但失落的情緒讓他感到異常的苦悶,他開始對共產黨失去信心。就在這個時候,汪精衛也逐漸暴露出叛變革命的真實面目,中共黨內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不滿也越來越強烈。面對嚴峻的情勢,中共中央開始進行應變準備。7月上旬,中央開會作出了退出國民黨、國民政府的決定,並發布宣言強烈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近日已在公開的準備政變”。就在宣言發布的第二天,汪精衛就召開了秘密分共會議,公然叛變了革命,國共合作到此徹底結束。7月下旬,包惠僧奉周恩來的命令到南昌準備辦報紙。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部隊隨即南下,向廣東方向挺進。事有湊巧,包惠僧就在這個時候病了,加上對黨的前途缺乏信心,他便請求暫留南昌。周恩來同意了他的請求,並給他寫了一封信,要他病愈之後去武昌找黨組織。此後,包惠僧先後逃難到老家黃岡、武昌、高郵,最後到了上海,見到了早已脫黨的李達施存統等人,才知道南昌起義的部隊後來在廣東失敗了,他也因此悲觀失望,最後走上了消極脫黨的道路。

任職國民政府並不受重用

包惠僧在上海幫助賀耀組辦《現代中國》雜志,後到國民黨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參議。1931年,借助他與蔣在黃埔共過事這層關系,擔任蔣中正陸海空總司令的參議,“九·一八”事變後,蔣任軍委員會委員長,任命他為軍委會秘書兼中央軍校政治教官。因包曾是共產黨員,國民黨並不信任他,他在國民革命軍內官階為中將,也算高級將領卻沒實權,隻相當幕僚角色。此時的包惠僧家庭發生了變故,他與第二位妻子夏松雲的隔閡越來越深,最後兩人分居。這時,在包惠僧家做家庭教師的謝縉雲走進了他的生活,並成了他的第三任妻子。

1936年,包惠僧由軍界退役,轉任文官出任內政部參事,後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1947年改任內政部人口局長。他雖然做人口局局長,卻對人口問題缺乏認識和研究,政績平平。從1936年至1947年,包惠僧在國民政府裏先後擔任過內政部參謀、內政部戶政司司長、內政部人口局局長等職務。後隨國民政府由南京遷至廣州。當國民黨逃往台灣時,包惠僧卻去了澳門。

是非功過何評說

1948年國共內戰激烈,局勢緊張,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往廣州。包惠僧見勢不妙,申請遣散,便帶著家眷逃到澳門,住在柯高馬路88號二樓。1949年10月收音機傳來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的聲音,報紙上登著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的照片,包惠僧百感交集,徹夜難眠。28年前和包惠僧一起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和共產黨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學生,居然當上了國家主席、總理、部長、司令……而自己眼下棲身賭城澳門,他想到了當年的那幾位中共朋友,就給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寫了封信,又分別給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各發一份電報,大意是祝賀他們建立了新中國,同時也為自己的過去懺悔。經過一個星期的等待之後,包惠僧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復電。1949年11月,包惠僧到了北京,第二天,董必武就請包惠僧吃飯。席間,董老對包惠僧埋怨道:“那時你做了國民黨的官,就不要共產黨朋友了?”12月2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請包惠僧吃飯,包惠僧為抗戰時期在重慶的行為深感愧疚。原來當年,周恩來去國民政府內務部見部長張厲生,在張厲生的辦公室裏,周恩來見到了包惠僧,周恩來熱情地與他打招呼,包惠僧卻遠遠走開了,生怕被別人看見。

1950年,按周恩來的指示,包惠僧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包惠僧傳略包惠僧傳略

畢業後被分配到內務部研究室任研究員。此後,他寫文章常用“棲梧老人”這個筆名,他的夫人謝縉雲是這樣解釋這個筆名的:包惠僧把中華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樹,而把自己比作其間的一隻小鳥。“文化大革命”時,包惠僧受到較大的沖擊,他所在的國務院參事室裏有人貼他的大字報,他還被打斷了右腿。破“四舊”時,包惠僧讓子女把陳獨秀寫給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害怕被定為“右傾投降主義”的陳獨秀牽連到他。自1920年以來,包惠僧40年中走遍中國各地,歷經變幻滄桑,但他始終把陳獨秀的信帶在身邊。精心裝裱好作為傳家之寶,沒想到“文革”之初竟毀于一旦。陳獨秀不但是建立中共的元勛,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著名的學者、教授,還是精通日、英、法三國語言的大學問家。陳獨秀的墨寶傳世不多,有極高的文物價值。包惠僧在“文革”中燒掉的不僅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要文物和物質財富,也是他年輕時代所追求的理想、事業、友誼……他這一把火將35年前那個“無冕之王”燒得沒有了一絲氣息。

包惠僧在1950年被查出有心髒病,並且時常發作。1971年,大夫又在他的肚臍附近發現了一個瘤,考慮他年事已高,沒敢對他實施手術。1979年7月2日早晨,85歲高齡的包惠僧起床後說自己腰痛。晚飯後,他先看了一會兒電視,覺得心裏煩躁,就邀了三個老鄰居在客廳裏打撲克,玩到晚上9點多,他放下手中的撲克,說自己腹痛,就朝臥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這樣去世了,時間是晚上10點40分。醫生的診斷是腹主動脈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1979年9月22日下午4時,包惠僧的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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