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合貿易

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明初實行海禁後,隻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朝貢貿易。外國商船載貢品及各自方物土產來華,明朝廷收貢品、購方物後,以"國賜"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國物品。各國貢期或3年,或5年。對日本則規定10年一貢。貢舶必須持有明廷事先所頒"勘合"(執照簽證)。

概要

航道航道

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明初實行海禁後,隻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朝貢貿易。外國商船載貢品及各自方物土產來華,明朝廷收貢品、購方物後,以“國賜”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國物品。各國貢期或3年,或5年。對日本則規定10年一貢。貢舶必須持有明廷事先所頒“勘合”(執照簽證)。

明勘合貿易使明海禁後還有官方主持的海外貿易視窗可以維持,但這種貿易體現了典型的中國在海外貿易中的管理模式,阻礙了中國與其他國家商品交流的擴大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

由于從事海上貿易獲利甚巨,僅允許勘合貿易的做法刺激了民間走私和海盜活動,甚至成了“倭患”加劇的部分原因。在朝內外越來越大的反對壓力下,明中期取消海禁,此後私人海外貿易一度成為主流。

簡介 

足利義滿統一日本後,為滿足日商恢復對明貿易要求和日本上層階級對明代商品嗜愛,同時為利用對明貿易充實幕府財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國的聲勢鞏固將軍地位,決心恢復對明邦交。于是下令九州探題取締倭寇,並于應永8年(公元1401年)5月以博多商人肥宮及僧人祖阿為使臣赴南京,致書惠帝,表明恢復邦交意願。應永11華(明永樂2年,公元1404年),明成祖允許日本以朝貢形式同明貿易,並為防止倭寇溫水摸魚,規定“勘合之製”也就是所謂《永樂勘合貿易條約》。以朝貢形式進行的勘合貿易對日方非常有利。明政府對此種貿易不隻減免關稅,且承擔“日本國王”使節及其眾多隨員(實際是商人)在明期間全部食宿費用,發給衣服,免費供應他們歸途一個月的海上旅程用糧。部分貿易品是以足利將軍向明帝貢獻方物、明帝回贈“頒賜物”的方式進行交易的,一般說來,回贈品的價值大大超過貢獻方物的價值。絕大部分貿易品交易採取明政府給價和自由交易方式足利義滿對自己一手創立起來的日明貿易很覺滿意,凡明使到日,他總是去兵庫迎接。

應永15年(公元1408年)義滿死,其子義持繼任將軍後,立即改變對明的外交貿易政策,中斷日明關系。此後倭寇劫掠明沿海的活動又繼猖獗。一直到義教恢復日明關系的19年問,倭寇侵擾達17次之多。正長元年(公元1428年)義持死,新任將軍義教決心恢復日明邦交,永享4年(公元1432年)任命入日明僧龍室道淵為正使,攜帶國書赴明。次年(公元1433年)5月龍室到北京,向宣宗獻方物和國書,在北京簽訂《宣德貿易條約》,以代替《永樂條約》條約規定10年一貢,貢船不超過3艘,人員不超過300,刀劍不超過3000。同時以宣德勘合代替永樂勘合。此後日明貿易正常進行,至天文16年(公元1547年),日本派出貿易團11次,時間持續百年以上。

日本的輸出品為刀劍、硫黃、銅、扇、蘇方木、屏風、漆器工藝品、硯。輸入品為生絲、布、葯材、砂糖、瓷器、書籍、字畫、銅器、漆器、金縷、府香、銅錢等。日本對明的貿易利益很大,如刀每把在日本值800至1000文,明政府給價乎均2000文,獲利1倍以上。 公元1404年至公元1547年問,日本派出勘合船隊共17次,僅在公元1432年至公元1547年問的11次勘合貿易中,輸出刀20萬把,換回銅錢40萬貫。輸入品中僅生絲一種可獲4。5倍至20倍之利。日明貿易最初由幕府經營,後來轉歸守護大名,15世紀60年 代後,為大內氏及與之結合的博多商人、細川氏及與之結合的訝市 商人所掌握。至16世紀30年代又完全為大內氏所壟斷。

日本勘合貿易船的組織形式及其經營狀況

明日兩國一衣帶水,往來以船。日本幕府對明貿易所用之船稱遣明船,因為貿易是採取進貢形式,又叫做進貢貿易,特別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發給的勘合作為護照,所又叫做勘合貿易,而船則叫做勘合貿易船。

勘合貿易所載貨物大致為以下幾類

(一)以幕府將軍亦即日本國王的名義,向明政府的進貢物,這是兩國官方貿易商品:

(二)附載物:其中分將軍附載物、各大武士、守護大名、大寺院等附載物、商人和水手附載物。附載物的一部分,如將軍、各大武士、守護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進貢商品一道運到北京貿易。其餘商品在寧波市場或杭州市場出售,有時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貿易。

勘合貿易船的組織形式與以前天龍寺船無本質上的區別,但其組織者不同。按組織者的變化情況,勘合貿易船可分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義滿、義教將軍時期,組織者主要是幕府將軍,其他大武士、守護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組織起來,由幕府任命的貿易正使率領,赴明貿易。第二期的組織者發生變化,將軍的控製能力與財禮逐漸減弱,幕府將軍隻能作為伙伴的身份出現。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連伙伴的身份也沒有了,隻是由各地大名名義上捎帶將軍的進貢品和附載物,回國時,帶運明朝政府的贈品和將軍的附載物。

船隻是組織者在組織勘合貿易時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時,大體由組織者籌款現造。第二期以後,在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基礎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備有現成的遠洋航船,因而出現了租賃船。

經常往來于明日間的大船有:

商船商船

豐前門司的和泉丸,載重二千五百斛(計量單位,古代為十鬥一斛,南宋後改為五鬥);寺丸,載重一千八百;宮丸,載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彌增丸,載重一千斛;上關的葯師丸,載重五百斛;深溝的熊野丸,載重六百斛等等。

這些屬于西部門司、富田、上關、深溝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時在國內租給各大武士守護大名,運送貨物乃賦糧。在組織勘合貿易時,組織者與船主協商,出家租憑。

據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聯合租賃八幡丸時,在合股經營的協定書上標明:租憑費三百貫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費三百貫文(出國前和回國後的修繕費)、原船舶頭(船長)、協船頭(大副)、知庫、重付、柁工、水手——統稱船方,在租賃期間的生活費及工資,由租憑者付給。船方大體上約四十人,每人工資十貫文計四百貫。此外,全船人員的食用糧米、水、菜、醫葯以及其他雜用,共需五百貫。以上各項合計需費一千五百貫,組織者必須事先籌措這筆經費,才能組成一條勘合貿易船。當然,這筆經費還要視船的大小而增減。

組織者籌措這筆經費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領地的農民,其二,索取自參加勘合貿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應八年(公元1499年)組織者規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賃費二貫文,帶一馱(註2)貨物交十二貫文,帶十馱以上者可免交乘賃費,同時可再帶船員一名,帶二十馱者可帶二名。這些收入用于賃船、修船、採購赴明貨物以及為申請勘合而贈送的禮品等。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貿易歸來之後,組織者還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錢。因此,商人及其所帶貨物的多寡,就成為組織者極為關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組織勘合貿易船時,組織者到博多等處招攬商人參加。這樣商人逐漸地就成為了勘合貿易的核心,組織者為適應這樣的狀況,就隨之逐漸改變了經營方式,由原來的抽分製演變為承包製。原來意義上的組織者在取得勘合後,不再親自去進行上述各方面的組織工作,而是將勘合以一定的金額承包給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們。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條勘合貿易船就以每條四千貫文的價格承包給界的商人。這等于是商人們事先預付了十一的抽分稅,以後的虧賺就與組織者無關了。這種承包製在細川氏的勢力範圍內較為流行,在大內的勢力範圍內,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稅為主。

勘合貿易船的乘員結構

大致上分為下列三個部分。

官方人員:正使、副使、綱司、居座、士官、從僧、通事、總船頭,分乘各號船,平均每船約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號船約為十五人。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幾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將軍任命,持國書、別幅、貢物明細單,乘一號船。至明後,統率全體成員作為日本國王(將軍)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見明帝,呈表文,進貢品,參與商品的議價、組織貿易以及與明政府交涉等活動。正使以下管理準許攜帶僕人一到十人。一號船官吏多,僕人多,大體在六十人左右,二、三號船將減少半數。此外都是招攬來的商人,約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餘均為“船方”。這樣每條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號船通常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僧人僧人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貿易船的實際管理者。按規定每船二人,但他們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該船合股的大武士多,這類官吏就多。多于規定名額的叫做“外官”。這些人可以招攬商人並從商人的交易額中提取分成。

從僧,是跟隨正使的僧人,但不是僕從關系,他們大多代表正使辦理事務,類似秘書的職務,有時與正使為師生關系。因此地位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韋圓寂後,就是其弟子從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歸國。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為加入日本籍的漢族人,他們由幕府支給薪俸,充作翻譯。例如曲祥,原為明永平人,十四歲其父為金山百戶,後被倭寇掠去日本,出賣為奴。偶因機遇被義滿將軍召去當翻譯,更名元貴,取妻生子。宣德年間隨勘合貿易船來明,上表陳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諭義滿,令善視之。後又入明,得宣宗詔許,歸裏養母。

客商和從商人。客商又叫客人眾。他們是勘合貿易的組織者、官吏招攬來參加勘合貿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記載他們的人數和貨物,具有正式貿易團員的身份。他們每人可以招攬二名商人,叫從商人。從商人的貨物算在客商股份內,給客商以十一抽分。從商人教多,一些關原的僕從可以由從商人充當,船頭可以招攬從商人或以從商人擔任船方各種職務。從商人和客商越多,則該船關原和回國後征收的十一稅就越多。從這一結構可以了解勘合貿易的實際內容。

最後,是勘合貿易中進貢貨物的籌措。向明帝進貢的貨物,最初大部分是從將軍府庫藏中撥出,一部分特產如硫磺、銅等,由擁有該特產的大武士守護大名等提供,而且大體上是無償提供。後來將軍經濟勢力削弱籌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應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進貢中,土歧氏提供鎧一領,三寶院提供三對屏風,斯波、細川、山名等各提供馬一匹。瑪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賀守護提供五塊。硫磺由大友氏和島津共提供四萬斤,一萬斤為貢品,三萬斤為給價貿易品。這些貨物都裝在一號船內。後期,幕府無力經營勘合貿易船時,那一家經營一號船,他就要負責經營進貢品。將軍的附載品給價貿易品也大體上如上所述。但後期將軍無權時,有的大名就不願意提供了。

對勘合貿易的各項規定和日貿易使團的活動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政府于明州、泉州、廣州設市泊司,其中浙江市泊司是專為了管理日本進貢貿易而設的機構。這機構曾一度撤消,永樂初重新恢復,名叫市泊司提舉司,隸屬布政司。司置提舉一員,從五品,副提舉二員,從六品,吏目一員,從九品,主持進攻貿易事宜。後來太監成為這個司主宰者。浙江市泊提舉司設在寧波,接待安置外國進貢使者的驛館安遠驛在其附近。日本貿易使團進出港口,都在這裏食宿。

日本勘合貿易船到達定海時,由定海巡檢司派船檢驗政見,如無國書則不準許入港。明以前並不如此,自明、日永樂年間建立外交勘合貿易關系後,方形成這種進港手續。因為明初倭寇嚴重時,“九州海濱以賊為業者五船十船,號日本使而入大明,剽掠沿海郡縣。是以不持日本書(指國書)及勘合者,則堅防不入。此彼方(指明朝)防賊,此方(日本)禁賊之計也。”定海巡檢司的檢查手續相當煩瑣,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東洋允澎所率日本勘合貿易船為例:

四月六日船至普陀山,七日明船來問,使臣、通事姓名、貢物、駕船人數、起程日期,呈報寧波市泊司。市泊司再派船詢問,哪一代國王(既將軍)差遣,持哪一年勘合,有無國書,船來幾隻?進貢何種方物,正副使臣、居座、士官、從僧等姓名,商人若幹,水夫從人若幹,進貢的刀、槍、鎧甲若幹,馬匹若幹,後面是否有遲到船隻、船名號等。問明之後,按勘合底薄驗證比對後,方準駛入寧波港。十日,浙東沿海將軍劉萬戶率彩船百隻來迎,贈送禮物。馬大人贈飲水一船,馬大人贈酒一樽。十二日,船至沈家門,牛大人、馬大人、劉氏、王氏等諸官人乘畫船五十餘隻,吹號角打鼓繞船一周,表示歡迎。

日本使團離船登岸後,由提舉司官員引導至安遠驛嘉賓館休息。安字一號房住正使、二號房住綱司、居座,以下官員依次居之。其餘客商、船方等人就近尋找住處撥給糧食、菜金食宿。

接著提舉司官員按勘合所填貢品、貨物、武器等逐一檢查後,收藏于提舉司東庫。

最後,提舉司逐級上報明政府,等候批準進京人員及時間。進京人員初期大約在三百至三百五十人,弘治年間因發生使團人員持刀殺人事件,被限定在五十人之內。

在等待禮部進京通知來到之前,提舉司設宴招待使團兩次。禮部批準進京的回復到達後,立即按規定人員進京。進貢方物中的馬匹、金銀器皿、珍寶之類的貴重品,裝車運送至京。蘇木、胡椒、硫磺、銅等大宗貨物,造冊呈報後,運送至南京庫內。此外,一部分附載物品也隨車運至北京貿易,其餘留在寧波等地貿易。通常由寧波府官、千戶、百戶、市泊司通事等組成護送團同路護送。從四明驛乘船,自錢塘江入杭州,經運河北上。沿途由各驛站供應糧、菜、役夫、車、船、驢、馬等腳力和工具。大約需四、五十日方能抵達北京。

到北京後住進會同館,設宴招待,在奉天殿朝見天子,如貢馬時,天子在奉天門參觀貢馬,然後贈宴。會同館住有各國進貢使者,往往互相拜訪。據《允澎入唐記》記載,曾有南蠻、爪哇等國白餘人和日本使團通信聯系。在奉天們獻貢物時,有許多外國使者列席參觀。時值冬季,明政府自正使以下各贈冬衣一套。元旦,至奉天殿參加朝賀。一應理解過去後,日使便在禮部商談貢物給價和貿易問題。議價交涉,有時需要經過幾次反復才能安下來。貢物給價確定後,就開始進行附載物的貿易和購買貨物。貿易完畢即行起程,按原路返回寧波。日本貿易使團在北京購買貨物,有時是很多的。東洋允澎貿易使團進京時使用七十五輛車裝雲貨物和附載商品。離京時裝運回贈禮品和購買的貨物,不算驢,馬馱子,僅車已達一百二十輛。可見,貿易使團的交易額是很大的。在回寧波的路上,還可隨時進行交易。東洋允澎一行在蘇州至杭州裏中收袁太監三萬貫,在杭州受阮太監三萬貫,從杭州至寧波時又收價款三萬貫。

日本貿易使團至寧波後,提舉司再次舉行宴會招待,稍事休息,市泊司便撥下足夠海上航行三十日的“關米”,穗即上船。

日本貿易使團自入寧波起至回國時止,不僅口糧、菜金等,而且進攻方物往返一應腳力,全由明政府供應,甚至回國途中的口糧也給予撥給。明政府不時的饋贈還不算入其中。算總起來,隻日常生活供應這一項,按三百人計(其中六十名官員),每月約為三百八十餘貫,每次貿易往返以平均一年計,明政府約支出生活費用五千餘貫,相當于日本籌措一次三隻勘合貿易船的全部費用。

明政府對日本勘合貿易使團的款待如此慷慨、周到,作為該使團成員曾兩次入明的楠葉西忍入道,慨嘆地說,明朝真乃“罕有之善政國也”。

日本勘合貿易使團在北京的貿易

會同館是明政府接待外國進貢使、貿易使進京朝見皇帝的食宿地方,同樣,外國使團不得任意出入和去市場自由卑易。會同館內設有市醫,和交易規定。外國商人必須按規定在會同館內交易。據《大明會典》規定:

(一)外國進貢貿易使團進京後,在會同館內貿易五天。

(二)由各鋪牙行入館同外商兩平交易,錢物兩清不準賒欠。如故意拖欠致使外商不得起程者問罪,于館枷號一月。

(三)不得私自交易。如外商違犯,私入民家交易者,貨物沒收入官。

(四)不準違犯規定的外商入京。(五)會同館外四周軍民不準代替外夷收買貨物,違者枷一月,充軍邊疆。

據此規定,日本貿易使團進入會同館後,按規定在館內互市五天。但是,為便于外國貢使觀光京城市容,會同館每隔五天開放一天。為了防止外商乘機在會同館外交易,才設有前述第三點的規定。盡管規定較嚴,但日商仍可利用明代南北物價的差別,進行投機賺取巨利。例如景泰時期,北京銀價一貫銅錢一兩,南京對賣二貫,在寧波可賣三貫。(註24)因此,日使團大會在北京收買銀子,到南方出賣可獲三倍之利,再以此錢買絲回國,又可賺幾倍之利。絲是日本自明進口的大宗貨物。在日本一斤絲,價五貫文,鋼一馱(產銅地方)十貫文,一馱銅可換絲二斤。但一馱銅在明朝可換絲八至十斤,按日本絲價換算可賣四十至五十貫,即獲四至五倍之利。如果用金購買,也同樣賺利;日本金十兩價值三十貫文,隻買絲六斤,在明可換絲二十四斤至三十斤,按日本價格換算,可賣一百二十至一百五十貫,同樣是四至五倍的巨利。這樣,日商在北京買銀賣銅,在南方買絲,販運回國,大賺其利。因此,有二次入明經驗的擄葉西忍後來回憶說:“唐(指明)船之利,莫過生絲”。(註25)這種情況,是日使團所有成員都希望到北京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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