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仁靜

劉仁靜

劉仁靜(1902年―1987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字養初,又名亦宇、敬雲。湖北應城人。卒于1987年8月5日。中文名:劉仁靜,別名:字養初,又名亦宇、敬雲。國籍:中國,民族:漢族,出生地:湖北應城,出生日期:1902,逝世日期:1987年8月5日,職業: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 中文名稱
    劉仁靜
  • 別名
    字養初,又名亦宇、敬雲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湖北應城
  • 出生日期
    1902
  • 逝世日期
    1987年8月5日
  • 職業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人物經歷

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1920年春,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員。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2年和鄧中夏創辦並主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同年9月去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繼又出席了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3年在上海任團中央書記,主編《政治生活》。1926年去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參加托洛茨基派的活動。1929年8月回國後組織托派"十月社"。1929年因參加托派活動,被開除出黨。曾任三青團宣傳處科員,國民黨第十戰區戰幹四團教官等。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出獄。1948年發表反共文章《評毛澤東的〈目前情勢和我們的任務〉》。19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翻譯了《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等著作,署名劉若水。195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講授政治經濟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捕,1966~1978年被關押。1986年底,任人民出版社特約翻譯、國務院參事。女兒劉文瀾是英語翻譯家。

劉仁靜劉仁靜

人物軼事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劉仁靜曾是黨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劉仁靜是最年輕的一個,當時年僅19歲。這位來自湖北應城的熱血男兒,懷著滿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滾滾的革命洪流。然而,在這滾滾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離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滿風風雨雨、艱辛和曲折。

"互助社"結識惲代英

1902年3月,劉仁靜出生于湖北省應城城關。小時候,在應城國小讀書,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書院,兩年後升入武昌中華大學附中就讀。武昌中華大學在當時是比較開放的學校,學生在完成規定的課程之外,允許學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間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因此,劉仁靜利用自由時間,閱讀了一些當時比較進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學生雜志》、《科學》等。劉仁靜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從陳獨秀的大聲疾呼中,劉仁靜明白了許多聞所未聞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讀者。

1917年暑假,就讀中華大學的惲代英參加了基督教會在廬山舉辦的"夏令營學生會"。受這次活動的啓發,同年11月,惲代英和幾個中華大學部的學生組織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組織,也不是學術團體,它是一個專門團結與培養善男善女的社會團體。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隻側重于自我教育,培養集體精神。所以,對正準備各奔前程的大學生沒有多大吸引力,倒是引起思想活躍中學生的青睞。因此,參加這個組織的大都是中學生,劉仁靜也參加了這組織,並和惲代英一起組織活動。當時,惲代英比劉仁靜大6歲,在各方面劉仁靜都得到惲代英的幫助和照顧。在惲代英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十點至十一點為養初(劉仁靜的號)改文。告養初力戒輕躁之習,求庄重和藹,與朋友交而敬之。"從日記中可以看出惲代英對劉仁靜關心。

隨著時代的發展,給"互助社"賦予了新的內涵和活力,"互助社"自覺不自覺地承擔起宣傳新文化的任務,組織了一些愛國活動,如上街調查國貨,宣傳人們不忘國恥。最終,歷史的潮流把"互助社"與同革命聯系在一起,這無疑給"互助社"註入了更新的生命力。"互助社"的實踐活動,為劉仁靜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1918年7月,劉仁靜中學畢業。他懷著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別了"互助社",帶著"互助社"培養的美好情感,考入了北京大學物理系。

參加中共"一大"會議

在北京大學的日子,是劉仁靜人生道路上最輝煌一刻。就在劉仁靜進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國爆發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偉大革命--五四運動。數千名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的口號。

劉仁靜(左五)劉仁靜(左五)

北京大學組織了講演團,劉仁靜與同學們一道,每天上街向民眾宣傳,號召廣大人民民眾起來鬥爭。在這場運動中,劉仁靜被警方逮捕,判刑一個月。刑滿釋放後,回校繼續讀書,並轉入哲學系學習。

那時候,北京大學上課方式非常靈活。學生可以去聽課。也可以不去聽課自己學習。所以,劉仁靜大部分時間在圖書館學習。他閱讀了一些英文版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如《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由于受馬克思主義和"五四運動"新思想的影響,劉仁靜的思想得到了進一步地升華,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春,劉仁靜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10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成立,經鄧中夏羅章龍的介紹,劉仁靜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劉仁靜榮幸地被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推選為"一大"代表,和張國燾一起,出席了黨的"一大"會議。

1922年陳獨秀、劉仁靜等在共產國際四大1922年陳獨秀、劉仁靜等在共產國際四大

中國共產黨"一大"閉幕以後,劉仁靜激情高漲,一下成了馬克思主義忠實的追隨者。回到北京,與鄧中夏等在北京大學發起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潛心從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與此同時,還創辦了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刊物-《先驅》,1922年1月15日,《先驅》創刊號出版問世。由于當時《先驅》刊物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北大傳達室就成了《先驅》對外聯系和發行的接待點。之後,《先驅》刊物遷往上海,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

1923年7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劉仁靜被推選為團中央總書記。為推動團的工作和激勵青年的愛國熱情,劉仁靜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中國青年》、《向導》、《民國日報》等刊物發表近百篇激發青年積極向上的文章。後來,由于與團中央意見有分歧,劉仁靜以參加北京大學畢業考試為由,離開了團中央,由任弼時接替團中央總書記職務。

歐洲之旅拜訪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產國際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會議。陳獨秀從上海來到北京,向劉仁靜轉告團中央的決定,派劉仁靜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少共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因此,他們一起從北京動身,途經奉天、哈爾濱、滿洲裏來到十月革命的故鄉蘇聯。

少共國際第三次會議在共產國際四次會議之前召開。少共國際三次會議結束後,劉仁靜和陳獨秀一起又參加了共產國際四次會議。會議安排了大會發言,大會規定發言須用英語。由于陳獨秀不會英語,因此,由劉仁靜代為在大會上發了言。參加此次會議,劉仁靜大有收獲。不但親耳聆聽了列寧的報告,更值得劉仁靜激動不己的是,結識了列寧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劉仁靜受黨中央的派遣,赴蘇聯莫斯科國際黨校列寧學院學習。同時在那裏學習的還有蔡和森彭澤湘、吳玉章、董必武、王若飛等。就在劉仁靜學習期間,蘇聯黨內爆發了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鬥爭。1927年11月4日,蘇共中央開除了托洛茨基的黨籍,1929年又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劉仁靜得知這一訊息後感到震驚,甚至對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劉仁靜在列寧學院學習結束,獲得了共產國際的護照。他沒有直接回國,也沒有向黨中央作任何請示,自作主張尋訪托洛茨基。于是,劉仁靜離開莫斯科,踏上了去歐洲的征途。

托洛茨基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境後,浪跡歐洲,飄泊無定。為尋找托洛茨基,劉仁靜從蘇聯啓程,經波蘭、捷克,1929年6月來到德國的柏林,在一個皮匠家中住下。尋訪工作毫無進展。一天,劉仁靜在街頭買了一份小報《民意報》,邊走邊看。突然,他驚喜地發現這竟是一張托派報紙。劉仁靜如獲至寶,經查明《民意報》的報址後,按照報紙上的地址,劉仁靜找到了辦報人烏爾班斯〔德國人),並向烏爾班斯說明來意。烏爾班斯熱情地接待了劉仁靜,並向劉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劉仁靜興奮不已,在烏爾班斯陪同下,參觀了一些德國的革命紀念地。

大約半月餘,劉仁靜告別了烏爾班斯,離開了德國,經羅馬尼亞,來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劉仁靜顧不上旅途疲勞,隨即趕到太子島,終于見到了托洛茨基。兩人見面後,激動的心情難以言狀。托洛斯基與劉仁靜用俄語進行了親切地交談。托洛茨基興奮地說:"你是我認識的唯一一位中國人,很高興有了來自中國的支持者。"

為了二人會面的方便,劉仁靜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每天早餐後,劉仁靜來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時間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飯。托洛茨基當時正在忙于寫自傳,給報紙寫文章,賺點稿費,除了用來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還得留下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生活過得很艱苦。為了維持生計,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寫作。工作室不大,陳設也非常簡陋,桌上堆滿了書稿,還在桌上擺放著一張列寧的二寸照片。

劉仁靜在土耳其住了大約一個月。在那些日子裏,每天上午是他們會談時間,下午大多兩人一起到島上散步或者劃船。他們交談的內容,主要是國共合作問題和反對派的任務。托洛茨基主張無產階級政黨不能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應該單獨幹革命。其次,他們還討論一些國際問題。

臨別之前,托洛茨基送給劉仁靜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中國目前政治情勢和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派)的任務》。在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總結了中國過去的革命,並提出于今後的任務:第一、蘇維埃問題,認為蘇維埃不是隨便可以組織起來的;第二、蔣介石、汪精衛是一丘之貉,對蔣介石汪精衛同樣地反對;第三、中國革命現在處于低潮時期,不能馬上進行起義,現在不能盲目活動,要積聚力量;第四、作為過渡時期的口號,應找出直接、平等、不記名方式投票產生國民議會,以實現中國的獨立統一,少數民族自決,八小時工作日,土地歸農民等目標。後來,這篇文章成為中國托派的基本綱領

投靠國民黨

1929年8月16日,劉仁靜回到上海。黨中央派惲代英找劉仁靜談話,劉仁靜不但不接受黨中央的意見,卻公然以反對派立場批評黨內的官僚化。不久,黨中央在《紅旗日報》上刊出《給劉仁靜的一封公開信》,公開信明確指出:限劉仁靜三天內在報紙上公開交代訪問托洛茨基一事。劉仁靜不聽勸告,頑固堅持托派思想,後來被開除了黨籍。

在劉仁靜回國之前,國內已先後成立了幾個托派組織,如"我們的話"、"無產者"、"戰鬥"等。在這些托派組織中,參加者多數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留學生。劉仁靜回國後,積極活動,組織了一些留俄學生,成立起"十月社"托派組織,還辦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劉仁靜親自撰文,還翻譯了托洛茨基論文集《極左派與馬克思主義》刊載在《十月》上。

1929年底,劉仁靜寫信托洛茨基,報告了中國托派組織活動的情況。托洛茨基回信說:"應該把幾個組織統一起來,不然對運動不利。"劉仁靜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積極穿梭在幾個托派組織之間。大約在1931年,幾個托派組織終于統一了,統一後的托派組織由陳獨秀負責。雖然劉仁靜與陳獨秀以及托派組織站在一起,但是他處處總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統托派"自居,引起陳獨秀和托派組織對他的反感。因此,劉仁靜在托派組織中相當孤立,以至後來被趕出了托派組織。當時,劉仁靜已結了婚,沒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費維持一家人生活。無奈之中,于1934年,劉仁靜找到在一家美國人辦的《大美晚報》做英文編輯的國際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經格拿斯介紹,劉仁靜帶著妻子陸慎之來到北京,為一個叫伊羅生的美國人當翻譯。1935年11月的一天,劉仁靜在北京被國民黨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關押在蘇州反省院。

1938年,劉仁靜刑滿釋放。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陳獨秀,被陳獨秀拒之門外。工作找不到,生活無著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後來通過關系到了重慶,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宣傳處當了科員。兩個月後,康澤要劉仁靜履行入團手續。劉仁靜心有餘悸,就去找譚平山,他們是舊交。譚平山說:"你不願意加入三青團,就離開吧!"劉仁靜聽了譚平山的話,離開了三青團。不久劉仁靜輾轉來到西安,在朋友梁幹喬的推薦下,到胡宗南的特務訓練機關戰幹第四團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語和歷史,大約一年多就被辭退了。此後,劉仁靜又先後在國民黨《民主與統一》、《前線日報》、《時事新報晚刊》當主筆。1948年,受時任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日報》總編陶希聖之邀請,來到國民黨政治研究室當了研究員及國民黨國防部鎮江教導所工作。此時的劉仁靜已完全投靠國民黨。

"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

1949年大陸解放,國民黨敗退台灣,劉仁靜如夢方醒,離開國民黨留在了上海。全國解放以後,劉仁靜來到北京。劉少奇同志親自找劉仁靜,對他進行了認真耐心地教育。劉仁靜終于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悔恨交加,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劉仁靜的聲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積極工作。1927年,當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我在共產國際內部的鬥爭中,參加托洛茨基派的組織及活動……使我不能認識路線之正確,所以我在政治上長期的和黨對立……"最後寫道:"今後必須向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學習,我過去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以後決心在黨及毛主席的領導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努力,謹此聲明。"

劉仁靜(前排中)與家人劉仁靜(前排中)與家人

與劉仁靜聲明同時刊出的還有《李季的聲明》。李季于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也成為托派。

《人民日報》還為他們的聲明加了編者按:"……劉仁靜和李季現在表示開始認識了自己過去的反革命罪惡。但是第一,他們的這種表示還不是誠懇坦白的,特別是劉仁靜竭力不提自己的實際反革命罪惡行為,而隻是把它們輕描淡寫地說成是簡單的'思想上的錯誤';第二,無論他們說得怎樣,他們是否確實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們的行動的證明。"

後來,劉仁靜被安排在北京師範大學教政治經濟學,同時給蘇聯專家當翻譯。 1950年,劉仁靜還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土改工作結束後,為更好地發揮他的一技之長,調人民出版社從事編譯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劉仁靜受到沖擊,被紅衛兵抓捕關進秦城監獄。後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毛主席說:有些老托派,象劉仁靜,不要關了吧。毛主席這一指示,無疑是對劉仁靜的保護。很快劉仁靜就從秦城監獄放了出來,獲得了人身自由。為了劉仁靜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紅衛兵揪鬥,有關部門不敢把劉仁靜送回家去,隻得為劉仁靜單獨安排了一間房子,為他在學習、生活上提供極大的方便,每月還安排專車進北京城一趟。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劉仁靜安全地回到了家中。這時他已是74歲的老人,身板還硬朗,與家人團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華社記者採訪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劉仁靜,並特發專稿《訪問劉仁靜》。文章說:"……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他才如夢初醒,拋棄反動立場,站到人民方面來。從1951年到現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從事翻譯工作,翻譯了十幾部重要的文獻資料和著作。"文章最後說:"劉仁靜深有感觸地說:'共產黨對我仁至義盡,不管我犯了多大錯誤,還是沒有拋棄我,給了我生活的出路。'"

劉仁靜的專訪見報之後,許多黨史和史學研究者慕名而來,造訪者絡繹不絕,給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幾分樂趣。每當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劉仁靜常常感到愧疚和遺憾,更多的是幸運。

1986年,劉仁靜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1987年8月5日,一場意想不到的車禍奪去了劉仁靜的生命,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歷程。1987年8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訊息:"國務院參事劉亦宇(原名劉仁靜)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終年85歲。劉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劉亦宇遺體告別儀式,今天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人民出版社和國務院參事室為劉仁靜舉行了追悼會,雖然沒有悼詞,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