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

利瑪竇

利瑪竇(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義大利的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學者。1601年1月24日 (農歷臘月廿一),利瑪竇來到中國北京傳播基督教。其原名中文直譯為瑪提歐·利奇,利瑪竇是他的中文名字,王應麟所撰《利子碑記》上說:"萬歷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瑪竇,號西泰,友輩數人,航海九萬裏,觀光中國。"

利瑪竇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通過"西方僧侶"的身份,"漢語著述"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並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 中文名
    馬泰奧·裏奇
  • 外文名
    MatteoRicci
  • 別名
    利瑪竇
  • 國籍
    義大利
  • 出生地
    義大利馬爾凱州的馬切拉塔
  • 出生日期
    1552年10月6日
  • 逝世日期
    1610年5月11日
  • 信仰
    天主教
  • 職業
    耶穌會傳教士
  • 畢業院校
    耶穌會神學院
  • 主要成就
    傳播天主教、繪製萬國坤輿圖  、傳播西方先進科學
  • 代表作品
    《天主實義》,《辯學遺牘》,《畸人十篇》,《天主教要》

人物生平

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出生于馬切拉塔。從1561年起開始在馬切拉塔的耶穌會寄宿學校學習,七年之後他父親把他送到羅馬學習法律,並希望利瑪竇在法律領域取得成就 。三年之後,利瑪竇中斷了學習,違背了他父親的願望,進入耶穌會實習。由于成績優良,在托斯卡納的一個寄宿學校度過了幾個月的時間。為利瑪竇在羅馬寄宿學校學習人文科學奠定了基礎。

利瑪竇

1577年利瑪竇被派往東方傳教,來到了葡萄牙裏斯本。從那兒的港口,利瑪竇等待前往印度的船隻。在科英布拉的寄宿學校等待出發的 六個月裏 ,開始學習神學

1578年利瑪竇從裏斯本出發, 9月13 日到達印度果阿,繼續學習神學,在果阿和柯枝的寄宿學校教授學生 人文科學 。1580年利瑪竇年被授予神職神父,他接到命令前往澳門幫助羅明堅進入中國的嘗試。

1583年9月利瑪竇與羅明堅進入中國 ,在肇慶建立了第一個傳教駐地,利瑪竇出版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圖,並用中文和羅明堅起草了第一部《祖傳天主十誡 》 。 經過了幾次嘗試,利瑪竇和羅明堅沒能建立起新的駐地。羅明堅被教皇召回羅馬安排教皇使節去見中國皇帝,而利瑪竇和麥安東神父繼續留在肇慶

1589年廣東新任總督把傳教士驅逐出肇慶。經過多方努力,利瑪竇得以被派往韶州,在那兒他建立了第二個傳教駐地。

1594年利瑪竇和中國的一名被派遣到朝鮮邊境的將軍一起,初步嘗試進入北京。但到達南京,又不得不返回了駐地。1595年利瑪竇在南昌停留,在那兒建立了第三個傳教駐地,並出版了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論 》。在1597年利瑪竇被任命為中國傳教的主管。

利瑪竇

1598 年利瑪竇和禮部尚書王忠銘一起到達北京,但由于朝鮮戰爭而被迫離開。在 1599 年利瑪竇定居在南京,並建立了第四個傳教駐地。

1600年,利瑪竇再次出發前往北京,但是被當權宦官馬堂在途中抓住,利瑪竇被關押到天津的城堡裏,直到 1601 年。 在同一年,利瑪竇作為歐洲使節被召命帶進紫禁城。在那兒,他將一直擁有朝廷的俸祿,生活到臨終。

從1602到1605 年,利瑪竇做了很多偉大功績。 出版了第三版中文世界地圖起名為《兩儀玄覽圖》,以及其他著作如 《天主實義》,《天主教要》和《二十五言》。

1607 年利瑪竇與朋友徐光啓合作,出版了歐幾裏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回的譯本。

1608年印刷《畸人十篇》,並在同年開始編纂他的歷史著作,《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兩年之後,即1610年5 月11日,因病卒于北京。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皇帝允許了一個外國人在中國領土安葬。

羅馬之旅

1552年利瑪竇出生于義大利馬爾凱州(Marche)的馬切拉塔(Macerata),家裏經營利氏葯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這裏一直在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學院學習預科,並于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從師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Klau)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Father Alessandro Valignani)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範禮安神父是當時的耶穌會東方總巡察使,他的主要使命是向中國派遣基督教傳教士。由于明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前的傳教士都未能進入中國傳教,而隻能停留在澳門。因此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範禮安舉薦了利瑪竇。利瑪竇在被授予神職後,應召前往中國傳教。

中國之旅

遊歷澳門

因為歐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門獲得居住權,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們先停留在澳門。羅明堅(Father Michele de Ruggieri)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範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歷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慣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肇慶

1584年利瑪竇獲準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裏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棱鏡等。其中還有歐幾裏德《幾何原本》。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利瑪竇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國文明非常稱贊: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仙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裏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于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的,而改掛了基督像。

1584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山海輿地全圖》,這是中國人首次接觸到了近代地理學知識。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主的祈禱》和《聖母贊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于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仙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國人對于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利瑪竇得以在肇慶居住長達六年期間,對中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除帶來了歐洲文藝復興的成果外,更系統全面地學習了中國傳統文化,開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篇章。期間傳入的現代數學、幾何,世界地圖、西洋樂等西方文明,使中國人的世界觀從以自我為中心的觀念開始認知到世界是一個圓球,更為明末走向衰落的中國數學領域找到新的活力,享譽全球的傑出華裔數學家、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先生說:“400多年前,被譽為‘溝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瑪竇把現代數學引進了中國,而他就是在肇慶開始傳播《歐幾裏德幾何》等現代數學著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代數學起源于肇慶。”

韶州

萬歷十七年(1589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于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很快這些強盜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隻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裏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籍著瞿太素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太素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利瑪竇

在韶州他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太素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發現自己先前的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也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範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發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南昌

1595年(萬歷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隻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隻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準在此居住。在南昌,利瑪竇知遇了江西巡撫陸萬垓,向他展示三棱鏡、西國記數法和鍾,並講解西方書籍的內容,他還向當地學人講解數學問題與日晷記時問題。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在這裏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許多儒士權貴,受當時名士章潢之邀在著名的白鹿洞書院講學交流,與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後裔建安王和樂安王建立了友好的關系等等。

利瑪竇

王室成員、各級官員都對地球儀、玻璃器皿、西式裝訂的書籍等禮物極感興趣,利瑪竇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舉行“科普”展覽,表演先進的記憶方法,出版《交友論》,並開始撰寫《天主實義》,選擇適合中國人倫理觀的西方偉人語錄加以刊行。他放棄建造教堂、公開傳教的方法,進一步用中國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換“天主”概念。利瑪竇在南昌傳教的三年,也是他的傳教策略在探索和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過程:他與江西的官紳階層進行了密切交往和友好的對話,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一套成功的傳教策略——“南昌傳教模式”。

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在南昌傳教成功的原因: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于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它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煉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

1596年利瑪竇被範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南京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系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于是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利瑪竇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隻好返回,次年2月6日到南京。

利瑪竇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啓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于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佔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永住北京

利瑪竇像1600年(萬歷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帶著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于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鍾、聖經、《萬國圖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註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啓。

1610年(萬歷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于北京,賜葬于平則門外的二裏溝。逝世前指定龍華民(Nicolas Longlbardi) 接任教會中職務。

印度之旅

1577年利瑪竇獲準赴遠東傳教。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裏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三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于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Goa)——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三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于沙勿略(Francis Xavier)之前對印度的贊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裏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解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布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聶斯托裏教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他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他的這種見解在他的一生中始終如一,這也是他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羅光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個人作品

《天主實錄》:利瑪竇翻譯了羅明堅編《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起名為《天主實義》,亦名《天學實錄》,這本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大異禽獸和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報世人所為善惡的天主教教義。《天主實義》:亦是最早把星期製度引進中國的。《天學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幾何原本》:利瑪竇與徐光啓合譯了歐幾裏德《幾何原本》的前六卷。利瑪竇使用《幾何原本》是他在羅馬學院學慣用的課本,由利瑪竇的恩師——當時歐洲著名的數學家克拉維烏斯神父整理編纂。克拉維烏斯神父在原本後又增添了兩卷注解,總共十五卷。

利瑪竇

《坤輿萬國全圖》-世界地圖。

《西字奇跡》:(今改名《明末羅馬字註音文章》),是中國漢字拉丁化道路之始。

《二十五言》:關于天主教道德信念、準則和修養的書

《畸人十篇》:利瑪竇同十位中國士大夫的對話集

《交友論》:收入了古羅馬西塞羅入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大師愛拉斯謨等人論友誼的格言上百則。也有利瑪竇根據他對中國人的思想了解而編寫的。這是利瑪竇所寫的第一部華文著作。 《交友論》是利瑪竇用中文寫作的第一部著作。1595年,到達南昌以後,利瑪竇就將《交友論》分贈當地的達官貴人。“這部《交友論》使我贏得了人們的信任,同時,也使人認識了我們歐洲的作為。這部作品是文學、智慧和德行的結晶。(利瑪竇1599年書信)

《西國記法》:一本介紹利瑪竇本人如何能有過目不忘的能力的書

《辯學遺牘》:1635年出版,收錄了利瑪竇以天主教觀點與明末凈土宗袾宏和其門生虞淳熙的佛教觀點交流的信件。

《同文算指》:介紹歐洲算術,根據克拉烏維斯所著的《實用算術概論》(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1583年)譯成。內容由基本四則運算、分數至比例、開方、正弦餘弦等三角幾何。由李之藻筆錄,清朝時錄入四庫全書。

《測量法義》:關于套用幾何、測量,由徐光啓筆錄,附《勾股義》。

《圜容較義》:李之藻筆錄

《渾蓋通憲圖說》-天文學知識,李之藻筆錄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利瑪竇用義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于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義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人物地位

西學東來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歷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啓等人翻譯的歐幾裏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以及漢字“歐”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國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在地理學的發展,有著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辭彙皆出于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傳播天主教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利派(景教),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系,開啓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教;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他容許中國的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敬孔。據他的了解,這些隻屬尊敬祖先的儀式;隻要不摻入祈求、崇拜等迷信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英語的"God" 或拉丁文的 Deus);但他亦認為天主教的「神」早已存在于中國的思想,因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沒有分別。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人服飾。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跟隨他到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所遵從,稱為「利瑪竇規矩」。

上帝一詞其實並不是專指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西方基督教的“上帝”一詞之中文翻譯,既不是形翻更不是音譯,上帝一詞乃是源于古老的華夏文明中的歷史記載。史書中最早出現“上帝”一詞的記載的書籍是《尚書》和《詩經》。

明代利瑪竇將天主教傳至中國,為了便于傳教,便將拉丁文“Deus”翻譯成中文古已有之的“上帝”。

被妥協的教義

深知等級製中國社會運行規則的利瑪竇,專心和有地位的人交往。為了避免教義中內容引起他們的不滿,為了使基督教更加易于理解和投人所好,他把基督教演繹成一種類似于並能兼容儒教的倫理體系--------刪去了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的童貞女之子身份,特別是“人人平等”等內容。

利瑪竇還盡量避免談論基督教的神學。

這種簡化了的宗教版本,自然不能讓羅馬教廷滿意,使他和教廷之間出現了麻煩。

傳教影響

利瑪竇等義大利傳教士在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明代末帝崇禎的皇後清軍入關時曾寫信準備皈依天主教並請求教皇支援(此信尚儲存在梵蒂岡)。清朝康熙仍然重用義大利傳教士。但後來歐洲其他天主教各教會之間對中國傳統祭祖敬孔習俗的爭論以這些習俗對當時中國天主教的影響削弱了利瑪竇等人本已取得的成功。康熙時代,西班牙傳教士為了在菲律賓和中國排擠義大利傳教士,向教皇申訴並取得教皇敕令,宣稱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並派特使到中國晉見皇帝,態度驕橫,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天下沒有不忠不孝的神仙”,說這個特使“不可理喻”,下令囚禁到澳門,使其病死獄中。從此中國皇帝和羅馬教廷關系急劇惡化,禁止了西班牙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並進一步嚴格的實行了閉關鎖國政策。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即庇護十二世)移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驅佛補儒的傳教策略

利瑪竇採用的是“驅佛補儒”的手段進行傳教。利瑪竇補的儒是孔孟時代及孔孟以前的中國文化中較原始的“儒家”思想,所謂“先儒”,實則策劃通過“合儒-補儒-超儒”“陽闢佛而陰貶儒”“貶佛毀道,援儒攻儒”的路線圖超越儒家,取而代之,達到以夷變夏的目的。他甚至偷換儒家聖教中的“上帝”“聖經”的概念。這引起了明朝士大夫和佛教學者的極度不滿。崇禎年間的《刻闢邪集序》中說:“有利馬竇、艾儒略等,托言從大西來,借儒術為名,攻釋教為妄,自稱為天主教,亦稱天學。”利瑪竇在《利先生復蓮池大和尚竹窗天說四端》中聲稱:“佛者天主所生之人,天主視之,與蟻正等。”

傳教策略失敗

利瑪竇死後沒多久,儒士和僧眾對天主教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崇禎十二年(1639年)由徐昌治訂正印行《聖朝破邪集》八卷(亦題《破邪集》或《皇明聖朝破邪集》),就是萬歷、崇禎年間佛教僧眾(部分儒家士大夫)對于天主教的批判,其歷時之久、規模之大、涉及問題之多、論辯之激烈、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文化史、學術史和宗教思想史上,都是罕見的,在迄今為止的人類思想文化史上,也蔚為大觀。此外還有費隱通容 編《原道闢邪說》(1636) 和鍾始聲 編《闢邪集》(1643)。

利瑪竇

佛教學者費隱認為,天主教從各從其類的萬物分類思想出發,不但把萬物的造化完全歸結于天主之創造,為生死賞罰的一切權力出自惟一天主,而且以天主所賦的“靈魂”作為人的本質,作為人類區別于動物、植物的根本特點,這就等于使人的本質有了人以外的來源,這種把人的存在根據訴諸人之外的做法。在《原道闢邪說》的另一段文字中,費隱又寫道:“可知伊是無主孤魂,隨處棲泊。不馳天堂,便入地獄,一憑天主賞罰,自無立地之處矣。”(釋通容:《原道闢邪說》,載《破邪集》卷八,第16頁。)費隱批判指責的是:天主教“計心外有一天主”,心外的天主不僅是靈魂的來源,而且是靈魂的歸宿,人類成了沒有“立地之處”的“無主孤魂”,人的存在失去源于自身的終極根據,因此在人生得救的方式上乞靈于天主,這就是“自暴自棄”。寂基、行元兩個僧人在《破邪集·昭奸》中曰:“所最可駭者,彼輩以一時突出之妖邪,敢亂吾國開闢以來之學脈,吾輩衍開闢以來之學脈者,反不能懲一時突出之妖邪,則為三教後昆者能不慚惶乎?”

《破邪集·為翼邪者言》雲:“獨奈何夷族之講求瞻禮者,我中國之章絕也,夷書之撰文輯序者,我中國之翰墨也,夷類之設為景教堂者,我中國之畫軒華棟也。遷喬入幽,用夷變夏,噫嘻嗟哉!是尚可忍言也?今試執三尺之童,而紿之曰:汝何不拜犬豕?童子猶恥不受,而況以堂堂須眉歡瀆夷祀,亭亭脛骨曲折夷徒!設或身遭其毒,便自焦胃潰腸,又凡百君子所宜嚴閒焉。如火之燃,如川之沸,如狼魅之暴者也。”

家學者陳侯光的《破邪集·辨學芻言自敘》論曰:“孔子之道如日中天,大西何能為翳,惟夷教亂華,煽或浸眾,恐閒先聖者,必憤而不能默也。”另外一個儒士張廣恬則在《破邪集·闢邪摘要略議》一文中寫到:“我太祖掃清邪氛,混一寰宇,開大明于中天,四夷莫不賓服,威令行于天下矣。然國中敦秉倫,獨尊孔孟之學,凡在攝化之區,無不建立素王之廟,誠萬世不易之教道也。近有外夷自稱天主教者,言從歐羅巴來,已非向所臣屬之國,然其不奉召而至,潛入我國中,公然欲以彼國之邪教,移我華夏之民風,是敢以夷變夏者也。”

崇禎年間的儒家大學者顏茂猷在《破邪集·明朝闢邪集序》中表達了儒釋道三教的共識:“粵自開闢以還,三教並興,治世、治心、治身之事,不容減、亦不容增也。何僻而奸夷,妄尊耶于堯舜周孔之上,斥佛、菩薩、神仙為魔鬼,其錯謬幻惑固已輾然足笑。”

到了清朝時期,儒士對利瑪竇嘗試僭越儒家傳統,基督化儒家的傳教方式仍然十分不滿。《海國圖志》雲:“雖前明之季,學士大夫如徐光啓、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樊良樞者,多為天主教作序,然或序其歷法,或序其儀器,或序其算數,至進天主書像圖說,則罔有序之者,實湯若望自序之,可見徐李諸人,猶知不敢公然得罪名教也。若望之為書也,曰男女各一,以為人類之初祖,未敢斥言覆載之內。盡是其教之子孫也。祖白之為書也,則盡我中國而如德亞之矣;盡我中國古先帝聖師,而邪教苗裔之矣;盡我歷代之聖經賢傳,而邪教緒餘之矣,豈止妄而已哉。天主教不許供君親牌位,不許祀祖先父母,真率天下而無君父者也。”

歷史評價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

利瑪竇

利瑪竇和他的同事們雖然隻爭取到了不多的信徒,但後人把他的作用看出為日後的沖擊準備了基礎。因為他們通過假托儒教學者,已經使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基督教中較少爭議的部分,而具有敏銳思想、學識淵博和迷人個性魅力的利瑪竇是發揮這種作用的理想才幹。

他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最早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了通過“”的方式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裏降生。由于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義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他又說:“利瑪竇神父確信信奉基督,不會損害中國文化,相反會使中國文化更加豐富完善……今天,利瑪竇的形象以及他的著作,重新呈現到中國人民的現實生活中,象征著中國現代化步伐發展的進程。”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于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志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相關作品

書籍著作

史景遷的《利瑪竇的記憶之宮》(或譯作《記憶有一座宮殿》)。

電影

紀錄片《岩中花樹》。

利馬竇墓

利馬竇墓碑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于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準,讓利瑪竇安葬于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Didace de Pantoja) 向萬歷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裏稱:

利瑪竇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餘,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歷皇帝的照準。1611年,由徐光啓主持,皇帝賜物利瑪竇安葬于平則門外二裏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于“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醜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隻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處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平埋于地下讓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國中央領導批準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利瑪竇

現在狀況

利瑪竇墓現位于北京西城區官園橋附近的北京行政學院(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院內。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裏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歷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歷庚子年來都,萬歷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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