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

出版

通過可大量進行內容復製的媒體實現信息傳播的一種社會活動。是有文字以後發展起來的。古代金文、石刻以及人工抄寫、刻繪書籍,是一定意義上的出版。正式的出版是隨著印刷術的發明,至唐代中葉盛行。現代出版主要指對以圖書、報刊、音像、電子、網路等媒體承載的內容進行編輯、復製(包括印刷、復製等)、發行(或網路傳播)三個方面。

  • 中文名稱
    出版
  • 外文名稱
    publication
  • 來源
    古拉丁語
  • 含義
    傳播

簡介

出版出版

出版一詞,英語為publication,來源于古拉丁語publ-icattus。據考證,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于近代。出版與印刷術的發明密切相關,一般來說,先有印刷術後有出版。所謂版,在中國古代,是指上面刻有文字或圖形以供印刷的木片的稱謂。用雕版印刷的書籍,稱雕版書。中國早在五代時就有刻印板、鏤板,宋代有開板、刻板、雕版(板與版在古代意通)等詞,但未曾出現出版一詞。有的學者認為,出版一詞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從日本傳入的。日本在18世紀50年代已出現了出版一詞。今用出版一詞,通常是指圖書、報紙、期刊、音像、軟體等的編輯(製作)、印刷(復錄)和傳播的統稱。雖然出版一詞在中國出現于近代,但書籍出版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原始書籍的產生,即帛書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墨子·明鬼》有“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的記載。中國古代書籍的流傳,最初是由人們輾轉抄錄。以後有人抄書出賣,書籍開始成為商品。據記載,西漢時就出現了書肆。公元2世紀初,中國發明了紙張,使文字載體發生了巨大變化,為書籍出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質條件。公元7世紀,中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有了印本書,開創了書籍出版的新時代,正式的出版業開始出現了。11世紀,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書籍出版業又出現了一次突破性飛躍。15世紀50年代,德國人J.谷登堡發明了以機械的方法用鉛活字印刷圖書,使出版業朝著工業化的方向發展。19世紀初,這種先進的印刷術逐漸傳入中國,中國的現代出版業也隨之逐步形成。

出版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出版物凝結著人類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社會實踐活動的經驗與成果,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出版的歷史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出版業的發展對社會的進步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流程

一本書從選題、組稿、編著或翻譯、編輯審讀、加工到出版發行,要經過許多環節和一系列的具體手續。

出版出版

出版社一般根據長遠和近期的選題規劃以及當前和潛在的市場需求提出選題,物色合適的著(譯)者,並與著(譯)者簽訂圖書出版契約。著(譯)者根據與出版社協商同意的內容及圖書出版契約中的約定進行編寫或翻譯工作。

除出版社主動向著(譯)者組稿外,著(譯)者也可以主動與出版社聯系,自薦欲著(譯)書稿或自投已寫(譯)好的稿件。我們希望著(譯)者先與出版社聯系並列選後再進行寫作。著(譯)者在聯系信件中,除將本人簡歷和主要情況做一簡要介紹外,應講明撰寫或翻譯該著作的價值和意義,該著作的主要內容和特色,並提出簡要的編寫提綱,以供出版社研究是否列選。對于翻譯著作,除介紹翻譯價值、原著作主要內容和特點外,還應提供該書目錄中譯文和著作權頁影印件。對于著(譯)者的自投稿,出版社根據稿件質量和讀者需求情況,決定是否採用。

著(譯)者完成初稿交出版社後,出版社要對稿件進行全面審讀。必要時,出版社將請相關專家或召開審稿會審查書稿。翻譯稿一般要請人校訂,必要時還要看試譯樣稿。決定採用的書稿,即由出版社進行編輯加工及復審和終審,這一階段會對書稿提出需要修改、補充或刪減等意見,著(譯)者應予以配合,認真修改。著(譯)者如有不同意見也可以提出,經協商一致後定稿。如果稿件不符合出版要求,並經反復修改後仍達不到要求,出版社可按契約約定退稿。

完成編輯審稿和加工工作的書稿經裝幀設計後傳送排版,在按規定進行校對後,經印刷、裝訂,正式出版。為了保證書稿質量,除需要出版社內各環節密切配合外,特別希望著(譯)者交付符合“齊、清、定”要求的稿件並在著(譯)和出版過程中與出版社很好地合作。

出版作品著作權自願登記製度

我國著作權實行自願登記製度,出版作品不論是否出版,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權不受影響。我國實行作品自願登記製度或者出版自動形成著作權登記,維護作者或其他著作權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有助于解決因著作權歸屬造成的著作權糾紛,並為解決著作權糾紛提供初步證據。

出版投稿作品著作權預防侵權措施

待出版作品正式投稿發表前階段,著作權也可以在國家或省市直轄市著作權管理部分登記,或選擇學會等第三方平台預選登記備案,特別是各種需要證實某一時刻,某人已經擁有什麽數位形式潛在著作資源,包括出版作品底稿 草稿 完整稿件,等選擇包括並不限于數位指紋技術 數位水印技術,反盜載技術,融合可信時間戳技術 公證信箱等可信第三方群技術的大眾著作權保護平台進行自主存證,進行出版作品形成和存證時間識別和多緯度智慧型識別,其科學性 可以自主驗證對證.著作權糾紛時,提供初步第三方證據,需要時司法鑒定機構,提高法律證據有效性,這是在歐洲發達國家已經盛行很多年,與官方人工登記相互補充

古代出版

商業出版活動存在于我國古代出版體系的各個階層,而最具代表的是書坊刻書體系。坊刻以其敏銳的市場眼光、

出版出版

靈活的經營手法、獨到的讀者服務意識而獨樹一幟,其刻書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廣泛、從業者之眾多、經營手段之多樣,令官刻、私刻難以望其項背,可以說有了書坊刻書才有了我國古代出版業的興盛與繁榮。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讀者服務意識貫穿了商業出版的整個經營活動 ;推銷圖書產品,佔領圖書市場,樹立自身形象,無不以讀者為著力點。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經營活動,對正確評價古代出版商的歷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讀者服務工作,應是不無益處的。古代出版商的讀者服務意識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市場意識了解讀者,從讀者的文化需求出發,決定圖書的選題、出書品種,是歷代出版商的經營思路。書坊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旨在牟利” ,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讀者購買力的支撐。因此,書坊出書的品種繁多,經史子集、歷書、醫書、類書、陰陽、童蒙讀物、科考用書無所不包,讀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選題。在滿足讀者文化需求的同時,也達到了“射利”的最終目的。

現代發展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著名學者胡道靜先生曾經說過:“我國是一個出版事業飛黃發達的大國,又是印刷術最早

出版出版

發明的大國,是雕版印刷術起源的國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創源地。但有一點是奇怪的,就是記載這些創造和記述出版事業蓬勃踴躍情況的材料並不活躍,顯得很不相稱。” 因此,編輯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較滯後,至今還處在學科建設階段。我國古代以來典籍浩繁,目錄、版本之學和圖書史、印刷史等發展較早,往往含有編輯史、出版史的重要內容,葉德輝的《書林清話》等,很有價值,但還不是編輯出版史的論著。上世紀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出版,可稱“是中國新聞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著),作者顯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響,在創作意圖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內容並不完整,篇幅也較單薄,但作為第一部近代意義上的中國出版史問世,是有歷史意義的。新中國的人民出版事業在建設初期,出版家張靜廬在出版總署任職,他首先重視出版史研究工作,獨力蒐集史料,開創性地編輯、注解而成的八大冊《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在20世紀50年代陸續出版[3]。該書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資料,限于當時歷史條件,註重革命進步材料,又由于陸續蒐集編輯,出版時間分散,讀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張著開風氣之先,對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貢獻,功不可沒。

20世紀下半期,新中國的出版事業走過起伏、曲折的發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殘和破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出版業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復、不斷壯大和發展的征程。出版界經歷了半個世紀漫長的歷史,蘊藏著一股研究出版理論(包括編輯史、出版史在內)的熱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出版工作的決定》頒布,是新時期指導出版工作的重要綱領,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和深遠影響,在中央檔案中第一次提出加強出版、印刷、發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發行研究機構等。從編輯史、出版史研究角度來看,就大大地調動了業內有識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積極性,他們紛紛從總結出版歷史經驗、撰寫出版回憶文字入手,進入研究編輯史、出版史的行列。

差不多在此前後,新中國出版事業奠基人之一胡喬木于1984年10月為在大學試辦編輯專業給教育部寫信[5],從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設立編輯專業開始,全國陸續有武漢大學河南大學南京大學等不少高等學校設定編輯出版專業以及出版研究所,並設定“中國編輯史”或“中國出版史”課程。這些措施,對于聚集專家,推動編輯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顯著的效果。比如已經有一批出版史的碩士、博士論文,有的還得到正式出版。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已經初步形成編輯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現出一批優秀的研究、教學和創作人才。這支研究隊伍是由出版業內人士、高等院校教師研究生和相關科研部門熱心編輯史、出版史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值得高興的是,這支研究隊伍盡管並不很大,但它的特點是在志同道合、取長補短、團結合作、攜手前進的基礎上形成的,可以說,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學術界有識人士學術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紀最後20年內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成果,都是與這支研究隊伍學術勤奮、辛勞開拓的努力分不開的。

20世紀80年代是編輯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躍時期。1985年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1987年新聞出版署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領導小組先後成立,在組織、推動編輯史、出版史以及黨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後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開過兩次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涉及太平天國出版、清末官書局、基督教在華的出版活動、民國時期的出版、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以及黨領導下的國統區的進步新聞出版,還包括少數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討論,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動。兩次會議都出版過論文選編。1991年中國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國近現代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的優良傳統問題”列入科研計畫(被納入新聞出版署科研計畫之內),成立了課題研究組。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得到出版界與高校編輯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參與,並在第七屆全國出版科學討論會上,集中研究、總結和討論了近現代中國出版優良傳統問題,進一步明確了研究出版優良傳統的正確方向、重大意義和根本目的。袁亮在《發揚出版優良傳統,促進出版改革開放》一文中說:“我國近現代出版工作的優良傳統,包含了十分豐富的內涵。從時間上看,經歷了上百年,包括了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歷史階段;從空間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許多地方的出版事業,其中有一批在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出版單位,如商務、中華、三聯、開明等出版社;從事業性質上看,既包括進步的出版事業,也包括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革命的出版事業;從出版界的成員來看,不僅包括數以萬計的編輯、出版、發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為我國文化事業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編輯家、出版家,其中有些還同時是政治家、文學家、理論家、科學家教育家等等;從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僅對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知識、提高民族的文化貭素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我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都發揮了重大作用。我們今天來研究、總結如此豐富的出版優良傳統,其意義是重大的,其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

1992年中國編輯學會成立後,也很關註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究。先後在武漢(1993年)、南京(1999年)、溫州(2000年)分別召開過編輯史、出版史的學術研討會。這三次會議參加的學者專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數比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溫州會議上則集中回顧了近百年的出版歷程,並對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現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機構的貢獻以及百年出版對當今出版業、出版研究的啓示等,各抒己見,進行交流和討論[9]。在會上有的專家繼續呼吁要加強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國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萬字的<中國出版通史>編撰工作正在進行。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關學者專家集體討論、分工編寫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國出版史研究的一項繁重的基本建設工程。啓動編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經受到日本、韓國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視。

從以上敘述中,不難看出有組織地開展活動和有領導的集體研究與分工合作的辦法,對于推動編輯出版史研究發揮了很大作用。這裏應該提到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省市編寫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編纂。到目前為止,已經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蘇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陝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聞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編纂委員會從1993年起開始編輯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輯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輯。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過有關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

還應該提到以“中國出版史”命名的四種書:宋原放、李白堅著《中國出版史》(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編《中國出版簡史》(學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樞著《中國出版史話》(東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為第一部教材、由肖東發主編的《中國編輯出版史》(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四種出版史,各有特點。宋、李著作認為,“中國出版史的著述,不隻是要忠實地描述若幹歷史現象,而是

出版出版

要總結出其中若幹帶規律性的東西。”根據這一創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圖探索出版發展規律,作巨觀式的描述;擺脫書史、印刷史的一般寫法,對史料作了新的編排和處理。吉少甫主編的《中國出版簡史》,是上海學者的集體研究著作,著重論述重要出版史實和出版家的活動,以材料見長,書中的書影、人物等插圖有60多面。方厚樞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國出版》的前身)上連載過《中國出版簡史》,後來修改增訂結集出版時用了《史話》的書名,其實也是一部持論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錄《從統計數位看中國的圖書出版》和《中國出版史研究書錄》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譯本出版。肖東發主編的高校編輯專業的教材,力圖把編輯史和出版史融為一體,從取材到體例都有一定難度,是具有開拓性的。上世紀90年代,也是地區出版史研究碩果紛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還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國共產黨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嚴帆著《中央革命根據地新聞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澤、周岩、王仁主編《華中解放區出版事業簡史》(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區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區出版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出版史》(重慶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肅出版史略》(甘肅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學林著《安徽出版史敘論》(安徽美術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值得高興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海峽兩岸出版界來往頻繁,相關資訊和書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灣出版、著作權貿易的辛廣偉,有志于撰述台灣出版歷史的專著,在得到台灣出版界多方的協助下,廣搜資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終于寫出了40萬字的《台灣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書比較系統地對台灣近200年來特別是光復以來的圖書、報刊、音像出版和印刷、發行、著作權等方面,作了簡要的論述,並附有書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無疑填補了研究台灣出版史專著的空白,必將對進一步研究台灣、香港、澳門出版史產生促進作用。

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為代表的館史、社史研究的開展,出現新的面貌。商務、中華是我國近代出版業中歷史最為悠久的“老店”,它們都有編寫自己歷史的傳統,成立了研究編輯小組。1987年商務印書館成立90周年時,陳原主持編輯了《商務印書館九十年我和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大事記》。這本大事記在編寫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創新,突顯了出版與文化的緊密聯系。這一年是中華書局成立75周年,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印了《回憶中華書局》(上、下冊)。中華書局在成立80周年時還出版了紀念論文集《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1992年)和《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1992年)。199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印書館九十五周年》,為紀念商務印書館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務印書館一百年(1897~1997)》,選錄京、滬兩地報刊發表的紀念文章118篇,加上未發表的132篇文稿,約50萬字。此外,太原、上海兩地還出版過解放前有影響的如開明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資料,如《開明書店紀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

商標演化

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唐代,印刷出版業初發達,並與商業利益發生密切的關聯。我國歷代的出版商在傳播典

出版出版

籍,追求利潤的過程中,對商標功能的認識逐漸加深,對商標的套用也日益自覺、重視,並多創見、發明。如在印賣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東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型大小,可以說已具備商標的雛形。兩時期,印刷術更為普及,出版業的商業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對商標的運用和製作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有了進一步發展,是古代出版業的商標意識和運作趨向成熟的一個起點。

明清時期是我國古代出版業的鼎盛時期,期間,民間書坊星羅棋布,商業競爭異常激烈,社會上翻版、盜刻、偽冒、剽竊等現象十分普遍。于是,許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標這一利器,以維護自身權益不受或少受侵害。這一時期書坊(鋪)以字型大小亮牌已不計其數,司空見慣,一些精明的書坊主遂以字型大小為主,輔之其它種種措施,以竭力推薦自家品牌,禁防他人仿冒侵權。較為典型的有:一是強調自家字型大小,要買主確信某種好書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二是創製專用標識,以鮮明的圖案標識來加深買者對本字型大小的感知和印象,進而達到名蓋群坊,嚇阻仿冒的目的。三是刻印業主肖像,以自己的人格和聲譽作擔保,推薦品牌,承諾圖書品質。

暢網自助出版

自助出版是專門為廣大使用者提供一個集作品創作、作品展示、作品分享、著作權交易為一體的創作平台。所有人都可以在這兒進行自由創作、分享創意,還能夠將自己的作品利用平台進行印刷出版,個人傳紀、回憶錄、小說作品等輕松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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