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出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見于《左傳。庄公十一年》,又見于《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縱覽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歷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歷了驚人相似的軌跡。概言之,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或皇權集中的古代社會,歷代王朝的興衰與一個人有極其密切的關系,這個人就是作為王朝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即我們常說的國王或皇帝。

  • 中文名稱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 原文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
  • 詳解
    縱覽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
  • 出處
    《左傳.庄公十一年》

​歷史出處

“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見于《左傳.庄公十一年》,又見于《新唐書.卷一百一十五》:“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湯怪罪自己,他們的興盛很迅速,勢不可擋,桀和紂怪罪他人,他們的滅亡也很迅速,突如其來。

歷史故事

縱覽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歷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歷了驚人相似的軌跡。概言之,在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或皇權集中的古代社會,歷代王朝的興衰與一個人有極其密切的關系,這個人就是作為王朝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即我們常說的國王或皇帝。

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時代,天子對社會財富擁有最高的支配權,對臣民擁有無上的控製權。作為天下百姓,歷來都把天子聖明作為治世的標準。天子聖明,則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則百姓之禍。

王朝興替,其興由帝王。一般來說,建朝初期的帝王大都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他們時刻惦記著創業難、守業更難,“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的訓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國天下”。在政治方面,他們事必躬親,嚴加管束皇親國戚、家奴宦官;他們親賢人,遠小人,善于納諫,能聽取不同的意見和觀點,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經濟上,他們與民休息,蠲租免稅,愛惜民力,輕徭薄賦;他們興修水利,發展經濟;他們打擊豪強,分配土地,保護生產和經營;在自然災害降臨時,他們安置流民,傾力救濟。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實考慮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際狀況,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間的風俗與信仰,民族之間、政權之間與國家之間和諧友好相處。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擁有早熟的農業文化,隻要政治清明,愛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樂而向之,國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並不難創造。

例如,西漢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繼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漢初七十年,國力達于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時間,創造了後世羨稱的“開皇之治”。唐太宗開創的“貞觀之治”距大唐開國僅僅三十年時間。明朝開國之初,到處田疇荒蕪,榛莽叢生,中原及江淮許多地區人煙斷絕。明太祖提出“安民為本”和“藏富于民”的主張,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以恢復和發展生產。到洪武二十六年時,全國人口數已經達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增加了696848人。

王朝興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樣,任何一個王朝衰敗和滅亡的軌跡都有著驚人的相似。

盡管每一個王朝滅亡的具體方式可能千差萬別,帝王或被俘沙場,或被捉宮廷,或身首異處,或客死他鄉,或自焚宮中,或自縊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魚腹……但任何一個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之間的事,都是有跡可循的。即便如所謂的清平盛世,也同樣潛伏著危機,隻不過被表面的繁華所掩蓋。舉明清為例,明實亡于萬歷15年,清實亡于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後期。個別帝王或者嘗試欲挽救將傾之大廈,但終因積重難返,無法逃脫被顛覆的命運。

亡國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國之君的行為方式多有驚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們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將朝政悉數委于他人;他們親奸邪,遠忠良,良莠不分,偏聽讒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敗壞;他們對治理國家不感興趣,對歪門邪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或求長生,或樂于興趣愛好,或荒樂好色,荒淫無道等。在經濟上,他們不抑兼並,橫征暴斂,與民爭利;他們奢侈浮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其結果自然是積貧積弱。在民族關系和對外關系上,他們或嗜殺成性,窮兵黷武,元氣大傷,最後直落得兵敗如山倒;他們往往驕傲自大,採取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等級製度森嚴,致使民怨沸騰。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無度、縱情于歌樂聲色,數月不上朝。大臣關龍逄進諫說:“如果天子做到謙恭、節儉、講究信義、愛護賢才,那麽,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穩固。

而今陛下奢侈無度,嗜殺成性,弄得諸侯離心離德,百姓盼望您早些滅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將關龍逄殺掉,並警告臣下,如果再有進言者,一律處死。從此,賢臣絕跡,佞臣當道,終被湯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無能,終日沉湎于享樂,權柄被竊于奸相趙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為馬”的鬧劇,不幸印證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大唐帝國後期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弄權,帝王權力被竊,無力左右政局。在明末,萬歷皇帝深居宮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國家大事于腦後,終日縱情于酒色。據史書記載,萬歷皇帝“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二十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頭暈目眩、動火熱症,這也是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而勤于搜刮,加劇了明代官場的腐敗,致使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刮為能事。

但是,歷史的發展是復雜的合力運動。我們強調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決定意義,絕不是忽視統治者階層的其他群體所施加的影響,如外戚、宦官甚至絕代佳人等對王朝運行的重要影響。

能夠對皇權運行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是廣大官員群體。他們的權力既是皇帝所賦予的,同時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官員隊伍的貭素是影響王朝興衰的重要因素。官員貭素的高低既表現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現在官員的廉潔方面。官員是帝王治國思想的踐履者,吏治清明,則上令下達,政通人和,社會就會安定祥和;官員欺上瞞下,中飽私囊,就會出現“歪嘴和尚念亂經”的情況。官員的貭素取決于這一群體的知識水準、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觀、價值取向等。歷史上,不乏冒死直言犯諫的官員,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價值觀,既能有效地緩和社會矛盾,也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又能規勸帝王嚴以律己。

然而,大臣的命運又在很大程度上受製于皇權的運行。凡是在王朝的興盛之世,就會有一批正直廉潔無私的官員,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將崩潰之時,奸臣就會借機竊權,中正鮮少。王朝的命運似乎可以通過直言犯諫的大臣的命運反映出來。貞觀盛世之時的魏徵,雖然冒死規勸唐太宗,卻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罵得狗血淋頭,雖被投放到監獄,但命不當絕;明末,一批正直的東林黨人慘死在血雨腥風之中,大明的死期註定不遠了。清朝入關之後,官員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唯唯諾諾、自稱“奴才”以自保,他們噤若寒蟬,整個思想界幾乎處于“失語”的狀態。于是,當所謂夜郎自大的“康乾盛世”美夢尚未結束時,天朝大國已淪落到任人凌辱的地步!

所以,我們在強調王權在王朝興替過程中重大作用之時,必然明確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也是歷代有為的統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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