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

八股文

八股文(英譯: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也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八股文章就四書五經取題,內容必須用古人的語氣,絕對不允許自由發揮,而句子的長短、字的繁簡、聲調高低等也都要相對成文,字數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中的原文。後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舊時科舉,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氣說話,四副對子平仄對仗,不能用風花雪月的典故褻瀆聖人,每篇文章包括從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

  • 中文名稱
  • 外文名稱
    Stereotyped Writing
  • 別名
    時文、制藝、八比文、四書文
  • 流行時期
    明清兩朝
  • 適用場合
    科舉考試

基本介紹

八股文也稱“時文”、“製藝”、“製義”、“八比文”、“四書文”,是明朝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人們隻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

明清科舉考試製度所規定的文體。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後四部分是正式議論,中股是全篇重心,在這四段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文。

詳細介紹

漢語詞語

【詞目】 八股

【拼音】 bā gǔ

【註音】 ㄅㄚ ㄍㄨˇ 

【英譯】 [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

【基本解釋】中國明、清科舉考試用的文體。也稱“製藝”、“時文”。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

八股文就是明清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也稱製義、製藝、時文、八比文。其體源于宋元的經義,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謂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後,至清光緒末年始廢。文章就四書五經取題。開始先揭示題旨,為“破題”。接著承上文而加以闡發,叫“承題”。然後開始議論,稱“起講”。再後為“入手”,為起講後的入手之處。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四個段落,而每個段落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稱八股文。其所論內容,都要根據 宋 朱熹《四書集註》等書“代聖人立說”。參閱《明史·選舉志二》, 示例:清 阮元《四書文話》、 梁章鉅《製義叢話》。《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條之後,便是禮部議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經》、《四書》八股文。”

新文化運動後,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對,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論。 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適合黨老爺們口胃的八股來,大家都已經感覺著頭痛。”

古代文化

概念

八股文也稱“時文”、“製議”、“八比文”。

題中每篇的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都有兩股互相排比對偶的文字,共為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八股文是明清考試製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不註重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裏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製,人們隻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

八股文最初是寫議論文章的一種推薦格式,本身無好壞之分。但後來由于科舉考試規定必須採用這個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反對。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舉製度弊端的替罪羊。

在今天,八股文現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語作文採用固定的模板來寫。甚至一些考試中,如果不採用推薦的格式和模板,閱卷老師就會對此作文打低分。還有學生畢業論文,很多理工科畢業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學校就要求學生寫畢業論文“第一章緒論,第二章背景知識,第三章理論基礎,第四章實驗設計,第五章實驗結果,第六章結尾”。這也是八股文現象。

起源

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 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製,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借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歷中,大結止三四句,于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于應舉之文矣。”

八股文八股文

八股文濫觴(làn shāng)于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用,于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文體並無規格。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詔開科舉,對製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初無定規。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此後一直沿用下來,由明中期開始一直到整個清代,都必須採用八股文作答,直到戊戌變法後,才隨著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嘗思”等開端。“入手”為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題目主要摘自四書、五經,所論內容主要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不得自由發揮、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後又改為700字。八股文註意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為考試的文體,八股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死板,無自由發揮的餘地。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于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製。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于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于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餘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于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製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產生的基礎

八股文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考試製度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萌 芽、產生、發展形成的。 中國文字裏的對仗句式,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說寫工整的句子,都應當是自然成對。而且,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片語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

八股文八股文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當然,八股文的對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駢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復雜對仗思維的產物。

八股文產生的第二點歷史因素,是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啓蒙識字,直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內容下的產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擬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產生的。當時考試,不同于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而是隻有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隨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隻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確定取舍標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于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

“八股文”便是適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于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數語。這幾句怎麽解釋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在此我雖然把主要難點較通俗地解說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讀者對此歷史事物已時差過遠,變化太大,恐怕對“八股文”之難作,看了這些解釋,仍然不得要領,無法理解,我在後面再分別作些補充說明。

一是要有過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

二是要經過由破題到完篇的長時期寫作練習,有復雜的寫作步驟,按步驟練習,等到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後,再寫各種題目、經過成百篇的寫作練習,再在老師及名家不斷修改下,才能學會比較熟練地寫出符合各種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數、一定結構,一定句法、句數、中間四組嚴格對仗的、及其他種種限製之下,寫出模擬古人語氣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萬篇現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這才有考中秀才、舉人、進士的希望,具備了這樣的水準,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這就更難了。

格式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個部分: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大結)。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麽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註,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歷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他們沉浸于《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僕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鏡。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于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啓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闢入裏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裏,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製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裏,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製。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鬱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裏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麽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裏就帶來的毛病。

例文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韓菼,清代,字元少,別字慕廬,長洲人。康熙癸醜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官至禮部尚書)

聖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蓋聖人之行藏,正不易規,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

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歷,隻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窮于其際者,往往而鮮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

回乎,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

回乎,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滯,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緩,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則藏者乎,此其人非復泉石中人也。

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

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嘆矣。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者,此際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

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隻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爭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執其為我,爾亦不執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釋義:

(一)破題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與爾。凡破題無論聖賢與何人之名,均須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顏淵。

(二)承題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題諸人直稱名號,故稱顏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氣。

(三)起講十句,多少句數並無定法,可以任意伸縮。起處用若曰、意謂、且夫、今夫、嘗思等字皆可。“故特謂之曰”下,入孔子口氣對顏淵說,“畢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轉合,總籠全題,層次分明,起講以後,皆是孔子口氣。

(四)隻用“回乎”二字領起,以無上文,故直接入題。孔子對于弟子一律呼名,顏子名回,字子淵,所以不曰淵而曰回。“回乎”下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數多少無定,中後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長,致佔中後比地位。用意在題前我爾字盤旋,輕逗用舍行藏而不實作。

(五)為提比後之出題,仍用“回乎”喚起,將“用舍、行、藏、我、爾”字一齊點出,此為五句,但相題為之,句數可以伸縮。

(六)為提比後之兩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語,叫起“我爾”,意為中比地步。惟兩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後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則用意隨之而改。令之全篇仍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為六股者。

(七)此為二中比,抉發題中神理之所在,鎖上關下,輕緊松靈,向背開合,可以參之議論,但仍不宜盡用實筆實寫耳。

(八)此為過接,于中比後,即過到題之末句“惟我與爾”、緊接後比。

(九)此為後二比,實力發揮,用題“惟我與爾”末句,總起用舍行藏全題,氣勢舒達,意無餘蘊,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長。若中比較短,則後比之文,盡情馳騁,往往至十餘、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為全篇之收結,倘有下文,則收結改為落下。

總上言之,凡破題、承題、起講、領題、出題、過接、收結,皆用單句法。起講中間亦有用對句者,八比則出比與對比必相對以成文,此定體也。舉此一篇而分釋之,以略見八股之例。其餘體格,不及詳論。

作為例證,先選用了這篇韓菼的製義文。這篇文章收在乾隆時方苞編的《欽定四書文》一書中,關于這部書,將在另外一篇中再作介紹,在此不贅。這裏先介紹一下作者:

韓菼是清代初年八股文名家,字元少,江南長洲人(即現在蘇州),官作到禮部尚書,《清史稿》有傳。應順天府鄉試時,尚書徐乾學在遺卷中發現了他的卷子,十分賞識,取中了他。接著在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癸醜科會試、殿試都是第一,俗話叫“狀元”,按官方製度,應稱“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後曾任編撰《大清一統志》總裁。平生學問通《五經》及諸史,以善寫製義著稱,乾隆時追謚“文懿”。上諭並嘉獎雲:“菼雅學績文,湛深經術,所撰製義,清真雅正,開風氣之先,為藝林楷則。”就是說他所寫的八股文,是八股文的典型範文。在光緒甲辰,科舉最後一科的三鼎甲之一的探花(第三名)商衍鎏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中,引了此文。因之此文“釋義”部分,是從商著轉錄的。

【女與回也孰愈】

以孰愈問賢者,欲其自省也。

夫子貢與顏淵,果孰俞耶,夫子豈不知之?乃以問之子貢,非欲其自省乎?

若曰:女平時之善于方人也,吾嘗以女為賢矣。夫在人者尚有比方之意,豈在己者轉無衡量之思。明于觀人者,必不昧于知己,竊願舉一人焉以相質也。

夫女不與回並列吾門乎?

德行之利,回也實居其首,則回必有所以為回者,而後無慚殆庶之稱。

言語之美,女也亦有專長。則女必有所以為女者,而後可為從政之選。

然在回也,簞瓢陋巷之中,自守貧居之真樂,豈必與女相衡。

即在女也,束錦請行以後,編交當代之名卿,豈必與回相較。

而吾乃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女之與回。

今夫天之生人也,聰明材力.雖造物不能悉泯其參差,則其必有一愈焉;理也。

令夫人之造詣也,高下淺深,雖師長不能盡窺其分量,則其不知孰愈焉;情也。

將謂回愈于女乎?而女自一貫與問之後,亦既高出于同堂。

將謂女愈于回乎?而回自三月不違以來,久已見稱于吾黨。

將謂回不愈女,女不愈回乎?此可與論過猶不及之師,商而女之回也,固非其例。

將謂回有時愈女,女有時愈回乎?此可與論退與兼人之由,求而女與回也,又非其倫。

夫弟子之造就,函丈難欺,假令我出獨見以定短長,回亦無不服也。女亦無不服也。然我言之,不如女決之也。孰高孰下,奚弗向長者而自陳。

夫爾室之修為,旁觀盡悉,假令人持公論以評優劣,豈不足以知回也,豈不足以知女也。然人論之,不如女斷之也。孰輕孰軒,奚弗對同人而共白。

吾不能忘情于女,且不能忘情于女之與回也。女與回也孰愈?

<志士仁人>

聖人于心之有主者,而決其心德之能全焉。(破題)

夫志士仁人皆有心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以是人而當死生之際,吾惟見其求無慚于心焉耳,而于吾身何恤乎?此夫子為天下之無志而不仁者慨也。(承題)

故言此而示之,若曰:天下之事變無常,而生死之所系甚大。固有臨難苟免,而求生以害仁者焉;亦有見危授命,而殺身以成仁者焉,此正是非之所由決,而恆情之所易惑者也。吾其有取于志士仁人乎!(起講)

夫所謂志士者,以身負綱常之重,而志慮之高潔,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鬧;

所謂仁人者,以身會天德之全,而心體之光明,必欲有以貞天下之大節。(起二股)

是二人者,固皆事變之所不能驚,而利害之所不能奪,其死與生,有不足累者也。(過接)

是以其禍患之方殷,固有可避難而求全者矣,然臨難自免則能安其身,而不能安其心,是偷生者之為,而被有所不屑也;

變故之偶值,固有可以僥幸而圖存者矣,然存非順事則吾生以全,而吾仁以喪,是悖德者之事,而彼有所不為也。(中二股)

彼之所為者惟以理,欲無並立之機,而致命遂志,以安天下之貞者,雖至死而靡憾;

心跡無兩全之勢,而捐軀赴難,以善天下之道者,雖滅身而無悔。(後二股)

當國家傾覆之餘,則致身以馴過涉之患者,其仁也而彼即趨之而不避,甘之而不辭焉,蓋苟可以存吾心之公,將效死以為之,而存亡由之不計矣;

值顛沛流離之餘,則舍身以貽沒寧之休者,其仁也而彼即當之而不懾,視之而如歸焉,蓋苟可以全吾心之仁,將委身以從之,而死生由之勿恤矣。(束二股)

是其以吾心為重,而以吾身為輕,其慷慨激烈以為成仁之計者,固志士之勇為,而亦仁人之優為也。視諸逡巡畏縮,而苟全于一時者,誠何如哉?以存心為生,而以存身為累,其從容就義以明分義之公者,固仁人之所安,而亦志士之所決也,視諸回護隱伏,而覬覦于不死者,又何如哉?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大結)

我剛找了一個網站,裏面選了六篇八股文,可以去找。我從中選了兩篇,有注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選自《欽定四書文》(康熙)韓菼

聖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蓋聖人之行藏,正不易規,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

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歷,隻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窮于其際者,往往而鮮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

回乎,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

回乎,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滯,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

一于藏者緩,果于藏者殆,有如不必于藏,而舍之則藏者乎,此其人非復泉石中人也。

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

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嘆矣。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者,此際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

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隻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爭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執其為我,爾亦不執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源流和歷史

八股文八股文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謂“帖括”,就是 賅括地默寫某一種經書的註解。唐代雖以詩、取士,但並未完全廢除讀“經”。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經義”試士,學子任治一經,考試時發揮“經義”為文字,這不同于唐代專重記憶註疏原文,考試概括來書寫答案的“帖經”,而是發揮對經文意義的理解來寫文,因而名為“經義”。

元代考試,用“經義”、“經疑”為題述文,出題範圍,限製在《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種書中。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雛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義”,其後此種文字講求格律,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形成了。顧炎武《日知錄》中說道: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如《樂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如《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若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是為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人相傳謂之八股。長題則不拘此,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廣義地說:八股文即製義,或曰製藝,又名時藝、時文、八比文、四書文。

“製義”,就是按規定格式所寫的“經義”。“製藝”一詞,製字意義仍如上述,而“藝”則是用六藝之一的意思。“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六種科目。“時藝”,就是當時的六藝之一。“時文”就是當時的文章、文體,區別于古文、駢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對偶的文章。“四書文”是指所出題目,都是《四書》中的,因而叫“四書文”。

三級考試:府試考諸生,俗名“秀才”,隻考《四書》八股文。鄉試(即在本省考)考舉人,首場考八股文。會試(在北京考、包括禮部貢院考及殿試)考進士,首場也考八股文。除殿試而外,府、省、京城三級由小考到中進士考試都是以八股文為主。因為首場作八股文,試官評閱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場,首場不入試官眼。二場、三場所寫的論、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場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學子寫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給皇帝上奏折,建議廢除八股文。

評價

正面評價

(1) 八股文是一種簡單且良好的文章格式。採用這種方式來寫文章,往往格式嚴整、思維縝密。通過學習寫八股文,則會領會寫文章的基本方法。八股文邏輯性強。錢基博先生便說:“就耳目所睹記,語言文章之工,合于邏輯者,無有逾于八股文者也!”還認為近代“縱橫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礎。他說:“章炳麟與人論文,以為嚴復氣體比于製舉;而胡適論梁啓超之文,亦稱蛻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如果這一見解不偏頗,則八股文取士製在促成明清士人註意邏輯思維上還有一功。

(2)八股文是最淺顯的文章格式。八股文考試範圍隻在四書五經。採用這樣的格式,有利于平民子弟應試。由于古代書本價格很貴,平民子弟無法閱讀大量書籍,因此無法寫出優美且理性的文章,更不用談詩詞曲賦了。八股文是最簡單的一種格式,平民子弟就可以套用這種格式來書寫。這樣,貴族子弟和平民子弟就在同一起跑線了。八股文取士製在推動平民子弟讀書應試,提高其文化貭素,使之轉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顯不過了。

負面評價

(1)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隻“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于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于鹹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于朝堂,亦憤世嫉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註)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2)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隻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3)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隻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閒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廷?”隻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4)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隻有那麽多字數,那麽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裏,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于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于擬題。”鹹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鹹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麽嚴密,隻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存廢爭議

八股文八股文

于八股文存廢的爭議,在康熙、乾隆之間,似乎一直沒有間斷過。清末徐珂編《清稗類鈔》“考試類”有一條記雲:“雍正時,有議變取士法廢製義者,上問桐城張文和公廷玉,對曰:‘若廢製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理者矣。’遂罷其議。”可見民間和官方對八股文的爭議,從康熙初、經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長時期中,始終沒有間斷過。不過民間對八股文的爭議,常常有這種情況,就是有些人學問很好,甚至八股文寫的也很好,卻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寫的範進,開始考了二十多次,連個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歲還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舉人;考中舉人,多年又考不中進士。這種情況,很平常,而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學問都很好,八股文寫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憤憤不平,在詩文著作中,便要發牢騷,罵科舉製度、罵考試官,罵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齡,學問那樣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卻一生未考中舉人,因而在《聊齋志異》一書中,不少篇都對科舉考試、八股文、考試官,作了辛辣的諷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經歷了乾隆中、晚期、嘉慶、道光兩朝的學者錢泳,多才多藝,一生作幕,未考中過,似乎連個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條罵八股文。如說:“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餘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鬣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製義者乎?”這一則筆記以豬比八股文,其他還有記秀才考試自撰典故,有所謂“自雙槐夾井以來”及“九刁九騷,三熏三傈”等笑話,于試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試官無知,為考生所騙的故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中《桃華聖解盒日記》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雲:“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製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餘謂苟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政事、文學也。”李慈銘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0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〇年,足足經過了二十年才考中舉人,又過了十年,直到光緒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〇年才考中進士。前後足足三十年,在科舉道路上十分艱難。寫這段日記,罵科舉製度時,雖已以學問名滿京師,但還沒有考中進士,固可見科舉製度之弊,亦可見其滿腹牢騷了。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說到八股文道:“自製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這也是認為以八股文取士,這個辦法已經很狹隘,而衡文的人又沒有水準,沒有標準,隻憑個人主觀瞎摸,許多有品德不苟且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國藩是銳意功名,特別重視科舉的人,而對八股取士,也尖銳地指出其弊端。但卻未說明其本質及解決辦法,可見縱使如曾國藩這樣的人,對八股文也隻是表面上消極地認識,並未深入理解。隻從衡文“繩尺”著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實際八股文本身的種種困難,從內容命題到表現形式,刁鑽嚴格的限製格律,本身就是為了評文時便于區別高下,也就是所謂“繩尺”,但它畢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體的,況掌握的人水準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個別“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酶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難免了。試問古往今來,那一次考試,沒有幾個僥幸者,沒有幾個意外倒酶者呢?科舉考試八股文是這樣,後來的策論考試,以及學校考試、各屆聯考,不也有類似情況嗎?

學人們在著述中說八股文好的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黃機、王士楨、雍正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張廷玉、乾隆時反對廢止八股文的鄂爾泰等人議論,在前文已引用外,這裏再引一兩一般學人的意見。王士禎《池北偶談》記雲:“餘友一布衣,甚有詩名,其詩終格格不通,以問汪鈍翁。曰:此君正坐未解為時文故耳。時文雖然無關詩與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終無由分明。近見《玉堂佳話》:言作文字當從科舉中出,不然,則汗漫披猖,出入終不由戶。”這段筆記是十分值得重視的,它似乎已說到八股文的本質上,比黃機、鄂爾泰等人對八股文認識要深刻的多。如用現代的科學觀點去分析,那可說的很多,留待列專題細述之。在此先不多贅。

八股與私塾教育

王士禎是反對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過他的話,所見也隻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詩人,學界泰鬥,當時詩人都以列漁洋山人門牆為榮。他是十分聰明的,順治七年十七歲,以第一名中秀才,順治八年十八歲,以第六名中舉人,順治十二年,二十二歲會試以第二十六名中進士。少年科第,汪鈍翁名琬,長洲人,也是順治進士,是與侯方域、魏禧齊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進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專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對八股文,且較有深刻的認識,可以代表八股文爭議的另一面。

八股文八股文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這樣與封建政治製度配套的教育製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兩千多年前的書中,就稱之為“古之教者”,可見其年代的久遠,歷史的悠長。對現代人說來,“八股文”已是很古老的事,更何況這樣很古很古的教育製度。不過雖說它那樣古老,而其壽命卻很長。由兩千多年前就稱為”古之教者“的遠古說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時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還是一直沿續著,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謂“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等縣學、府學、國學類似的國家教育機構,似乎隻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學習年限也頗自由,並未如遠古規定的那些年限。最起作用的也還是那遍布全國各省農村、城市、包括窮鄉僻壤的各種私塾。為什麽說“各種私塾”呢?因為所謂“家有塾”,這個塾到後來是多種多樣的;說是”“私塾”,有時也不一定是私,多少還有些“公”的成分在內。以此約略分之,大體不外以下數種:一是城、鄉有錢人家,為教育其子弟,請教師在家設帳,按年付教師聘金束修;或教師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廟宇、會館等處設帳招學生來讀書,按月或按季節交錢給教師,等于學費,這就是純粹的私塾。都是個人對個人,故曰純粹的私。如一個村庄合請一個教師,立個書房,教本村小孩,誰家孩子來讀書,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寫汶上縣薛家集周進的書房,是村中付館金每年十二兩銀子。來讀書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贄見”(即見面時禮金),這就是公辦的了。另外如一族人辦的義學,或用某項公款辦的義學,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內。

從教學程度分,私塾並不像現代的學校那樣可分成小、中、大學三級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級別那樣明顯。私塾是高低程度渾在一起的,全看教師的水準,有的教師程度很差,隻能在三家村的小書房中,教教識字課本“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論語》就困難了。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師,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讀完《四書》、“五經”,而且會作八股文的,如前舉《儒林外史》第二回周進的例子,他在縣裏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經”、《四書》爛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錯了。可是時運不濟,所謂“文章雖好難入考官眼”,連個秀才也考不上,隻能到鄉間去作“孩子王”,但這樣的老師他教的幅度就比較大了,從啓蒙教育,教教識字課“三、百、千”小書,一直教完《四書》、“五經”,教會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狀元,也一點不稀奇。也還有中了進士,甚至作了官,然後又因種種原因,再作教師的。如《紅樓夢》所寫賈雨村作黛玉的教師,就是中了進士、放了官又丟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館的。自然,這樣的私塾教師,不但可以教會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試經驗傳授給學生了。明、清兩代不少很有名的學者名人,也都是長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歸有光、清代鄭板橋,都作過很長時期私塾教師,鄭板橋《道情》十首中詠塾師之作:“老書生,白屋中,說唐虞,道古風,許多後輩高科中,門前僕從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龍,一朝勢落成春夢,倒不如蓬門僻巷,教幾個小小蒙童。”親切感人,等于是寫他自己。

盡管好的私塾教師,能從啓蒙教到參加全部科舉考試,似乎是連貫製,不分等級。而就學生言,還是可分等級的。大約是這樣:一是啓蒙教育,即識字教育,約一至二年;二是讀書教育,約三至五年;三是開講、開筆作文教育,約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練習揣摩、參加科舉考試階段,約八至十年;五是不斷溫書,不斷練習作八股文,爭取考中秀才、舉人、進士,這就各人情況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舊時識字課本《七言雜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進個秀才不費難。” 

私塾教育由識字開始,到學會作八股文,這個教學進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識字,由認方塊字起,一般幾個月或半年之後,讀等于識字課本的“三、百、千”、《名賢集》、《神童詩》、各種《雜字》(如《五言雜字》、《七言雜字》)等等。這些識字課本,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句子短,句子整齊,四聲清楚,平仄互對,音節易讀,字很大,即使不很聰明的兒童,也很容易讀,琅琅上口,很快讀熟,句子讀熟了,字也記牢了。

一二年間初步完成了識字教育,即開始讀書教育。所謂“讀”,是讀出聲音來,琅琅上口,強調讀熟背誦。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比如同時十來個學生,不但可以分別按不同程度讀不同種類的書,比如三個讀啓蒙讀物、《三字經》、《千字文》這類書的,兩個讀《論語》的,兩個讀《孟子》的,三個讀《詩經》的,兩個讀《左傳》的……都可以同在一個老師的教導下、一個房間中共同高聲朗讀。

八股的積極作用

八股文八股文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熏陶。他們浸淫于《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準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僕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于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鏡。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于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于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啓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遊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麽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闢入裏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裏,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製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裏,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製。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鬱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裏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麽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裏就帶來的毛病。

反對黨八股

1941年1月,蘇北行政公署頒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秘書長婁凝先又發表了《怎樣使公文科學化》的專論。

1942年是解放區公文改革的一個關鍵年頭:不僅在這年年初頒布了《陝甘寧邊區新公文程式》;而且在這一年開展了具有偉大意義的延安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反對黨八股》的講話,列數了黨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大聲疾呼整飭文風。毛澤東所提倡的整飭文風、反對黨八股,對公文寫作和公文工作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1948年初,全國勝利已經在望,“為了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後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起見”,于1月7日發出《關于建立報告製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報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為限”;“內容要扼要,文字要簡練,要指出問題或爭論之所在”。同時還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領導親自動手寫請示報告的製度,對公文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入選高中教材

2014年9月,“是知觀志士之所為,而天下無志者可以愧矣;觀仁人之所為,而天下之不仁者可以思矣。”新學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級中學高二學生翻看自己的語文教材時發現,這篇《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八股文將是他們接下去要學習的內容。

王陽明王陽明

杭州高級中學選編的語文教材中包含的兩篇八股文分別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試之作《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著名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另外一篇則來自于“科舉”緊密聯系的多次擔任科舉監考官——曾國藩的《與諸弟書》。

主持新教材選編的杭州高級中學語文組教研室組長周偉說,當前中國的孩子在寫作上“想法好,但寫出文章來卻沒有體製”,學習八股文則可以讓學生的文章有“體”。

推薦王鏊和王陽明兩篇八股文的高利認為八股文的價值不可否定:“明清兩個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識隻是載體,希望學生能夠開闊視野,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學。”

周偉認為雖然在一段時間內八股文受到了批判,但是歷史上很多的名家大師參加過科舉,留下過很好的八股文,八股文不隻是陳腐和流于形式的文字。

面對改編高中教材會影響學生聯考的質疑,周偉很肯定地表示,此次編寫不是推翻原來的教材,而是對原教材中的篇目進行刪減和順序的調整。

浙江省教育廳教研室教研員胡勤認為不能隻看到兩篇八股文,而是要看到杭高課程改革和學校課程體系:“選擇什麽樣的內容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系統化和選擇性。任何的教材和篇目,是用它來學習並了解思想、文化、樣式的,而不能囫圇吞棗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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