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先秦

先秦指秦朝以前,是指從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到戰國時期這個階段。狹義的先秦史研究的範圍,包含了我國從進入文明時代直到秦王朝建立這段時間,主要指夏、商、西周、春秋、戰國這幾個時期的歷史。著名學者黃摩崖先生將先秦比作中華文明的頭顱

  • 中文名稱
    先秦
  • 類型
    中國歷史學名詞
  • 定義
    秦朝以前的歷史時代
  • 起始
    遠古人類產生時期
  • 終結
    至公元前221年
  • 相關
    《孫子兵法》

基本定義

(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歷史時代。經歷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戰國等歷史階段。

在長達1800多年的歷史中,中國的祖先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文明,其中夏商時期的甲骨文,殷商的青銅器,都是人類文明的歷史標志。這一時期的大思想家孔子和其他諸子百家,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學術的繁榮。軍事家孫武的《孫子兵法》,至今仍被廣泛套用于軍事、經濟等領域。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詩人。戰國時期的《甘石星經》是世界上最早的恆星表。在這個歷史階段中,中國從分散逐步走向統一。

傳說

傳說遠古時期炎帝與黃帝大戰,黃帝勝,黃帝部落取代炎帝部落的統治,然後經過三皇五帝,從大約公元前5700年開始到大約公元前2100年的約360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國王的產生均採用“禪讓製”,最後到了堯帝,堯帝禪帝位于舜,舜帝在老後又禪帝位于禹,禹死後,禹之子啓建立夏王朝,結束了“禪讓製”,從此,“夏”成為中國第一個傳說中的朝代。傳說夏朝時有“兩萬諸侯”。四百餘年後(即約公元前1600年),最後一個王——夏桀暴虐無道,成湯革夏,立商朝。商時,青銅器工藝非常發達,甲骨文文字也十分成熟。所以,夏商時期(約公元前2100年到約公元前1100年)(也有稱商代或商周時代)又稱為“青銅時代”。傳說商代有“三千諸侯”。約前1046年,黃河上遊周武王伐紂,牧野之戰取勝後建西周,定都鎬京,疆域逐步擴大。在周朝初期,約有“八百諸侯”。前841年“國人暴動”,反抗周厲王暴政,此後實行六卿合議,史稱“共和行政”,這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前770年,在西北遊牧部落犬戎的侵襲下,周平王遷都雒邑,史稱東周。此後,隨著周王朝勢力衰落,分封的諸侯形成了眾多諸侯國,相互爭戰,著名的先後有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這被稱為春秋戰國。最後在戰國時期,周朝被秦國所滅。這一時期,學術思想自由,文化繁榮,產生了諸子百家,諸子如孔子、老子韓非子、墨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刑家等史稱“百家爭鳴”。

先秦先秦 先秦

先秦諸侯

三皇五帝及炎帝(共九位君主):傳說中的君主,開啓了“禪讓製”。

夏禹:姒姓,名文命,傳說“大禹治水”,是“禪讓製”的最後一位部落首領,建立夏朝。

夏啓:結束了原始社會,開始了奴隸製。

少康:夏朝中興之主。

夏桀:名履癸,荒淫無道,但智、力皆過人,夏王朝最後一位君王。

商湯:子姓,名履,第一位被考證確實存在的中原地區的國王,建立了商朝,滅了夏朝。

盤庚:名旬,將商都遷至“殷”,商王朝的中興者;以後商便稱“殷商”。

武丁:名昭,商朝中興之主。

商紂:名壽,殷商最後一個國王,荒淫無道,與夏桀並稱“桀紂”。

周文王:姬姓,名昌,周武王的父親,稱為“聖人”,傳說寫了《周易》,治國賢明。

周武王:名發,滅商紂,建周。

齊桓公:姜姓,名小白,使齊國興盛的首領,春秋五霸之一。

宋襄公:子姓,名茲甫,春秋五霸之一,為宋國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晉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五霸之一。

秦穆公:嬴姓,任好,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21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羋姓,熊氏,名旅,春秋五霸之一。

鄭庄公:姬姓,名寤生,一代霸主。

吳王闔閭:姬姓,名光,一代霸主。

吳王夫差:名夫差,一代霸主,但因放走勾踐而被勾踐亡國。

越王勾踐:姒姓(一說羋姓),名勾踐,滅吳,一代霸主。

魏文侯:姬姓,魏氏,名斯。戰國初期魏國的開國之君,魏國百年霸業的建立者。

秦孝公:名渠梁。用商鞅變法,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齊威王:媯姓,田氏,名因齊,一代霸主。

魏惠王:名罃,一代霸主。

趙武靈王:嬴姓,趙氏,名雍。一代霸主。胡服騎射。

秦昭襄王:名則,一名稷, 一代霸主。

秦王政:嬴姓,趙氏,名政。後統一天下為秦始皇。先秦時期姓氏並未統一,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故秦始皇叫趙政。    

先秦會盟

西周時周天子約見諸侯和春秋時天子、諸侯、大夫間的約會及相互間的結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塗山(今安徽懷遠東南)會見諸侯,稱塗山之會。春秋國中期,政權由周王下移到諸侯,侯國間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齊桓公和魯、衛等六國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東南)相會,訂立鞏固嫡子嫡妻製和發展侯國間經濟關系的文約。春秋晚期,一些侯國出現大夫專政,某些侯國間會議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晉趙鞅等九國大夫在黃父(今山西泌水西北)進行商議,結果次年將周王子朝趕出王城,送敬王回王都。

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過盟誓來調整和鞏固貴族內部等級關系。盟誓有一定儀式:盟誓人先鑿地為坎(穴),以牛羊或馬為犧牲殺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盤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讀盟書(古稱載書)以告神靈,然後參加盟誓者歃(飲)血。歃血畢,加盟約正本于犧牲上,埋入坎中,副本則歸與盟者收藏。

西周末期,周幽王召集諸侯在太室(今河南登封嵩山)結盟,稱太室之盟,為周王與諸侯盟誓之例。春秋時期有多種盟誓:①侯國間盟誓。有君主間結盟,如前632年,齊、魯等九國君主參加的確認晉文公霸主地位的踐土之盟;有大夫間結盟,如前546年晉、楚等國大夫在宋國簽訂弭兵盟約。②君主與大夫盟誓。如前543年,鄭大夫伯有之亂,簡公與大夫結盟于始封君桓公之廟。③侯國內大夫間盟誓。如前548年,齊大夫崔杼殺庄公,與大夫結盟于始封君太公之廟。④大夫宗族內盟誓。

先秦文化

⒈儒家:

孔子(春秋中期)《論語》(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根據孔子的言行編纂的儒家經典,四書之一);

曾子(春秋後期)《大學》(四書之一);

子思(戰國前期)《中庸》(四書之一);

孟子(戰國中期)《孟子》(四書之一);

荀子(戰國後期)《荀子》。

⒉道家:

老子(春秋前期或春秋中期)《道德經(老子)》;

庄子(戰國中期)《庄子(南華經)》。

⒊法家:  

申不害(戰國中期)《申子》(大多散佚);

商鞅(戰國中晚期)《商君書

韓非(戰國晚期)《韓非子》。

⒋墨家:

墨子(春秋中後期—戰國前期)《墨子》

5.先秦時期其他一些經典作品:  

《國語》:傳為左丘明所著。

《春秋左氏傳》:左丘明所著。孔子所著的《春秋》為經,此書則為傳,並與《國語》的內容互相參證。

《易經》(周易):傳為周文王所著。(五經之一)

《禮記》:傳為孔子整理。(五經之一)

《孫子兵法》:“兵聖”孫子所編。

呂氏春秋》:由呂不韋召集門客所編。

《詩經》:孔子整理。(五經之一)。

《離騷》《九歌》: 屈原。

先秦教育

傳說虞、夏、商、周四代分別在鄉邑和國都設有庠、序、校、國小、大學等各級各類學校,對貴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倫理教育。這恐怕是戰國秦漢儒生們的理想。其實,商代以前的學校教育尚無可靠材料說明。西周春秋的學校教育則以六藝為主要內容。所謂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講禮、樂意在培養道德情操;射、御是軍事訓練;書、數是治民從政所需要的技能。西周銅器麥尊、靜簋銘文提到王室有稱為闢雍、學宮的大學,對貴族子弟進行射箭教學,並舉行周王親自參加的射獵活動加以考核,還獎勵負責教射有功的官員。盂鼎、師■簋銘文提到的國小,也是培訓貴族子弟從政的場所。《禮記·王製》稱,周王出兵時要“受成于學”,作戰獲勝,“反(返)釋奠于學,以訉馘告”。可見學校也是戰前製訂作戰計畫和戰後舉行慶功典禮的地方,它與軍事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據《周禮·師氏》記載,國學中的貴族子弟同時還是周王近衛親軍,隨時隨地擔負著守護警戒的重任,說明國學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樣以教習射箭為主,並為當地祭祀和社交活動的場所。春秋時,鄭人在鄉校議論政事,開明執政的子產甚至將此輿論視為良師。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許,孔門弟子多能衛國殺敵,冉有即因領兵擊破入侵齊軍受到孔子的贊賞。但是孔子開創的私學卻使古代學校發生了根本變化。從此,出現了以學習文化典籍為主、以從事政治活動為目標的文士集團,六藝也轉變為《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古典文獻。私學培養的是“從政”、”治賦”、“使于四方”的治國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會招收各階層子弟,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發展準備了條件,影響遠遠超出學校教育的範圍。繼起的戰國諸子也都是從事教育的大師,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學生,不求利祿的許行亦有門徒數十人,就連避世隱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學生。這些私學擴大了教學領域,促進了百家爭鳴。在此基礎上,有些君主創辦學術活動中心,如魏國的西河、齊國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師“不治而議論”,講學爭鳴,以吸引四方遊學之士,這些實際上就是新型的大學。

先秦祿製

春秋以前的祿以田邑為主,戰國時以實物為主。夏商貴族食祿製度缺乏記載,難以詳悉。不過他們各有一定數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時,周王室有土地方千裏。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級佔有土地。春秋時“大國之師,一旅之田”。一旅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畝,卿的祿田約為五萬畝。《孟子·萬章下》有“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說法,實際情況大概不可能這樣整齊。除無限期佔有土地之外,商周貴族還往往獲得定期佔有土地的權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銘文說:“王易(錫)小臣缶湡積五年。”是商王賞小臣缶收取湡地禾稼,其時間以五年為限。

春秋時,由于賦稅製度的變化,逐漸實行谷祿製。如孔子為魯司寇,有“奉(俸)粟六萬”,後來到衛國作官,亦有俸粟六萬。至戰國,各侯國普遍施行谷祿製。魏文侯以魏成子為相國,“食祿千鍾”。燕王噲讓位給相國子之,命令將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給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國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級別。楚國用“擔”來計算官祿,至有“祿萬擔”者。

戰國時期,王室勛貴,除任官職有俸祿外,還有封邑;國王王後的寵幸,有的也有封邑。齊國孟嘗君任相國,繼承其父封地,“封萬戶于薛”。呂不韋于秦庄襄王元年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陽十萬戶”,還“食藍田十二縣”。楚頃襄王的寵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壽陵君。秦庄襄王王後封嫪毐為長信侯,賜與山陽地,又以河西(今陝西、山西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為毐國。但這時的封君,一般隻食封邑租稅,不得佔有土地人民,封君製為分封製形式的殘留。

先秦時為官府服務者隻受廩食的待遇。如醫者按治療效果領取不等的食糧。樂工及百工亦有廩食。

先秦刑法

先秦時期關于犯罪與刑罰的法律規範。

相傳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時已有刑法。皋陶曾被舜任為掌管刑法的官。《左傳》昭公十四年載:“《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夏代的刑法,稱做“禹刑”。所謂“禹刑”即夏代法律的總稱,不一定是禹時製定的。古書記載:“夏後肉闢三千”、“夏後氏正刑有五,科條三千”、“夏刑三千條”等等,恐系後人揣測,未足憑信。為了加強刑法的威懾力量,夏代統治者常以“天”的名義實行懲罰,所謂“天討”、“天罰”。當時刑罰較嚴酷,動輒即“誅”、“殺”或罰為奴隸。例如,對于不服從軍令、拒絕作戰的人,不僅懲罰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較夏代有新的發展。《左傳》昭公六年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湯是商朝的建立者,“湯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或因最初製定于湯時,故以湯為名。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規模,以至于周朝建國之初還強調沿用殷法統治商族遺民,即刑罰斷獄要用殷之常法。

商統治者對于危害社會秩序的行為處刑極重。從殷墟甲骨文看,商代似已有墨、劓、剕(刖)、宮、大闢等五刑。

墨,又名黥,即刻刺肌膚,填墨。有人認為甲骨文“妾”、“童”等字所從的“■”就象墨刑所用的刑具。

劓,即割鼻。甲骨文有“■”字。“自”本象鼻形,“■”從自從刀,象征割鼻之意。

剕(刖),即斷足。甲骨文有象用鋸截斷人足的字。

宮,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閉。甲骨文有象用刀割去生殖器的字。

大闢,即殺、斬。甲骨文“伐”字即象以戈砍人頭之形。

商代末,統治者還施用其他種種殘暴刑罰。紂王設“炮烙之法”,即銅柱上塗油,用炭燒紅,令罪犯行于上,墮炭火中。商統治者還在各地設定監獄,並以刑具拘系囚犯。甲骨文“執”、“圉”等字所從的“羍”,即古文獻中的“梏”字,意為拲手的刑具。《周禮·掌囚》鄭玄註:“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西周時期

西周時期,國家製度進一步完善,法律製度也有新的發展。傳說西周立國之初就訂出“刑書”九篇,周穆王時司寇呂侯又作《呂刑》。鑒于商末重刑闢曾激起人民的強烈反抗,周族統治者認識到僅依靠暴力鎮壓並不能維持其統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罰”的主張,產生了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劃分了故意(非眚)和過失(眚)、一貫(惟終)和偶犯(非終)的區別。對于故意和一貫犯罪,雖是小罪也處重刑;過失和偶犯,即使情節嚴重亦可減刑。當時還提出了較為明確的定罪概念,如“毀則為賊,掩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張斷獄定罪,須有事實根據。有關五刑的訟辭,也須核實,驗證可信,方可實施刑罰。難于確定的疑案,更要慎重處理。西周時期基于“明德慎刑”、“庶獄庶慎”思想所確立的一些刑法原則,是對中國古代刑法理論的巨大發展。

西周時期,為了加強國君的統治地位,凡侵犯君主的行為,均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犯罪,處以最重刑罰,所謂“放弒其君則殘之”。為了維持貴族世襲統治,加強宗法等級製度,西周時期還出現了“不孝”、“不悌”、“不睦”、“不姻”、“不敬祖”等罪名,認為“不孝不友”為“無惡大憝”,“刑茲無赦”。為了保護貴族私有財產免受侵犯,周代刑法加重了對侵犯私有財產的處刑。《尚書·費誓》:“無敢寇攘,逾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據文獻和銅器銘文可知,西周時期除“五刑”之外,還有鞭、贖等刑罰。鞭,相傳周代以前就定為刑罰。西周晚期銅器《■■》銘文有“鞭汝千”、“鞭汝五百”等,證實西周確用鞭刑。贖,是用財物抵消肉刑或死刑的刑罰。《尚書·呂刑》有:“墨闢疑赦,其罰百鍰”,“大闢疑赦,其罰千鍰”。《■■》:“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罰女(汝)三百爰(鍰)”,與《呂刑》篇所記相合。

春秋初期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時的法律,中葉以後,社會政治、經濟的深刻變革促進了法律製度的變化。各諸侯國執政的統治者適應新的情勢,陸續公布了新的成文法。《左傳》昭公六年記:“鄭人鑄刑書”,杜預註:“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此後三十年,鄭國大夫鄧析為了貫徹自己的主張,曾自行修改舊法,另編刑書。因書寫于竹簡上,史稱“竹刑”。後為鄭國採用。繼鄭鑄刑書之後,公元前513年,晉趙鞅、荀寅也將範宣子執政期間製定的法律鑄于鼎上,史稱“刑鼎”。

“刑書”、“竹刑”、“刑鼎”均不傳世。但從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來看,春秋各國頒行的新法,無疑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舊傳統,是對貴族壟斷法律特權的沉重打擊。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繼春秋中葉以來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陸續製定了實質上是君主專製國家的法律。魏文侯時李悝所著《法經》,則是春秋以來各國立法之大成。《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前四篇為“正律”,內容主要是懲治“盜”、“賊”的法律規定,“雜律”規定的是除“盜”、“賊”以外的其他各種罪名與刑罰。“減律”是根據不同情節加重或減輕處罰的規定。《法經》的出現,是中國古代法製史上的一大發展。在體例上,《法經》以罪名為綱,所謂“皆罪名之製”。較以前以刑名統罪名,即將處相同刑罰的罪名列入同一

先秦力役

先秦時期征發眾庶所服的無償勞役。力役一名最早見于《孟子·盡心下》的“力役之征”。其範圍甚廣,包括築城修路、開河作堤、運輸物資等大規模勞役,還有田獵、逐寇、伺捕盜賊、喪葬、祭祀等雜役。

綜合先秦的文獻記載,力役之法有以下規定:①人數:一家有七人則三人服役,六人則兩家五人服役,五人則兩人服役。大規模征發力役時,每家隻征一人,其他人為餘夫(預備役)。田獵、逐寇、伺捕盜賊時,則凡屬服役的人要全部出動。②年齡:“國人”自二十歲至六十歲,“野人”自十五歲至六十五歲。五十歲就可不服力役。③日數:“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但力役的日數也因年歲的豐歉而定。豐年三日,中年兩日,無(荒)年一日,凶(災荒)札(瘟疫)之年無力役。④免役:《周禮,地官·鄉大夫》說:“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免役)。”

先秦租稅

先秦時期天子、諸侯以及卿、大夫等向眾、庶人等生產者征收的土地上的各種產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春秋以前,天子、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襲所有權,他們向勞動者征收租和稅合為一體的剩餘勞動產品,實行貢、助、徹之製。春秋、戰國時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進行了履畝而稅的改革。商鞅變法以後,民得買賣土地,確立了私有土地製,租與稅才分離開來。

原始社會

租稅是由原始社會末期,個體家庭成為生產單位以後,公社首領侵佔“公田”上的收獲或由社員代耕其佔有的土地,逐漸變成經常化的貢獻而形成的。

夏商周

相傳虞、夏時就有了貢賦,《史記·夏本紀》說:”自虞夏時,貢賦備矣。”但有關虞的貢賦內容,連傳說都沒有流傳下來。夏代的貢,《孟子·滕文公》說是“夏後氏五十而貢”。即分給每家土地五十畝,不問年歲的豐歉,按歷年收獲的平均數獻納十分之一。此外,還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斂。殷代甲骨卜辭有命令眾為王耕作的記載。《孟子·滕文公上》說:“殷人七十而助”,“惟助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為“公田”和“私田”,分給每家“私田”七十畝,讓他們共耕公田。《禮記·王製》說:“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這就是把“公田”的收獲獻給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繳稅。關于周代的租稅,《孟子·滕文公》說:“周人百畝而徹”,“雖周亦助也”,可見,“徹”是一種類似“助”的製度。但由于孟子說“徹者,徹也”,使人無法知其確切涵義,故兩千年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孟子鑒于周代國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國、野實行兩種不同的製度,向滕文公稱述應該實施的製度是”國中什一使自賦”,“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內“國人”地區,分給每家土地一百畝,各自交納土地上收獲的十分之一作為“軍賦”;在郊外“野人”地區,分給每家一百畝,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畝“公田”,”公田”上的收獲就作為交納的租稅。

西周中期,根據衛盉、衛鼎、格伯簋記載,周穆王、周共王時出現了貴族交換、質押土地,這是先王”田裏不鬻”之製的變化的先聲。西周後期,由于“民不肯盡力于公田”,周宣王隻得“不藉千畝”,廢除由天子親耕其收獲用來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禮。廢除藉禮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種公田的製度的廢除。取而代之的租稅製度,因史無明文,已難詳知。但據《周禮·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已由“八家同井”變為”九夫同井”,當是廢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區廢除了助法,改為“履畝而稅”。至于各諸侯國的租稅改革,估計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區晚一些。

從西周後期到商鞅變法為止的租稅改革是在保護井田製形式下,進行“履畝而稅”的改革。“履畝而稅”的內容,在《管子》中有簡略的記載。諸侯國中首先改革租稅製度的是齊國。齊桓公十九年(前668)採納管仲的建議,實行井田製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為井,視土地的美惡及年歲的豐歉而征收田稅。其後晉國于晉惠公六年(前645)“作爰田”。爰,易也,變易的意思。有人認為作爰田就是象齊國那樣“案田而稅”。《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魯國“初稅畝”實行了”履畝而稅”的改革。此後,楚、鄭等國似乎也進行過類似的改革。秦國的社會經濟發展較慢,秦簡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稅。商鞅變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製轅(通爰)田”,“訾粟而稅”,即建立轅田製,計算糧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稅。同時,廢除井田,民得買賣土地。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于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實田”,命令黔首申報佔有的土地數量,在全國範圍內確認了私有土地製,租稅發展為地租和賦稅兩種形式。

原始社會末期,公有的工商業,一部分逐漸為公社首領所侵佔,演變為官府的工商業,直接為滿足國君的特殊需要而生產和買賣貨物;另一部分則演變為“通工易事,以羨(多餘)補不足”的民間工商業。公有的山林川澤也演變為國君的私產,所出成為國君的財富。周文王治岐時,置官員管理關市及山林川澤而不征稅,西周以後對關市及山林川澤始征收實物稅,即“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關市之賦,主要用以供給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晉平公收市賦作為供養食客的費用;李牧防備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為士卒費用。“山澤之賦”則主要用于喪事。其稅率,據《管子·幼官》說是,“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大匡》又說:“弛關市之征,五十而稅一”,都是降低關市之征稅率的意見,實際的稅率當高于此數。至于山澤的稅率,則未見有具體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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