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祿文化

元祿文化

元祿文學,日本17世紀80年代至18世紀20年代的文學被稱為"元祿文學"(1688~1703),這一時期的文學貫穿著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主要成就是小說、俳句、戲曲。代表作家有井原西鶴(小說)、松尾芭蕉(俳句)、近松門左衛門(戲曲)。

  • 中文名稱
    元祿文化
  • 主要成就
    小說、俳句、戲曲
  • 代表作家
    井原西鶴 松尾芭蕉近松門左衛門
  • 別名
    元祿文學

簡介

日本德川中期,隨著地方性經濟逐漸發展為全國性的市場,文化方面興起了取代貴族、武士文化的町人文化。這種以城市工商業者生活趣味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反映了町人的成長和市民階層新的自覺,多少具有反封建的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傾向。但由于奢侈頹唐的城市生活是建築在封建領主武士勾結商人高利貸者殘酷剝削農民基礎上的,所以適合町人要求的文化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這一文化發展的高潮時期是五代將軍綱吉(公元1646年-公元1709年)執政的元祿年間(公元1688年-公元1703年),所以稱為"元祿文化",但廣義上一般是指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的文化。

文學藝術

詩歌

由前代的連歌發展為徘諧的詩體。德川初期,松永貞德(公元1571年-公元1653年)將和歌、連歌中不用的"徘言"(俗語、漢語)納入徘句,他和大阪歌人西山宗因(公元1605年-公元1682年)的歌風一樣,都很自由豁達,博得市民的贊賞。到元祿時代,由武士成為市民的松尾芭蕉(公元1644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蕉風徘諧,從語言到內容都打破傳統的製約,把誹諧推向高雅的藝術境界,而且讓發句單獨使用,成了由17字音組成的短歌,廣泛流傳市民中。芭蕉為了創作誹諧,曾遊歷各地,深入體驗生活,出現了像《古池蛙躍入水聲》那樣有名的詩句。他寫下《奧州小路》等誹文(帶徘句味的散文)紀行和《猿蓑》等大量俳句集。

小說

出現稱為"浮世草子"(當代風俗寫實小說)的一種現實主義民眾文學。它由"御伽草子"和"假名草子"發展而來,大坂商人平山藤五自號井原西鶴(公元1642年-公元1693年),開創了這于新形式。正象這種小說以"浮世"(當代社會生活)命名一樣,它以町人社會為主題。西鶴站在商人立場刻畫市民的心理,嘲笑武士的道德。他認為人的創意與努力,比傳統的權威重要;肯定人的欲望和愛情,著眼于商人享樂、營利和蓄財的活動。他以"好色"為名,大膽描繪人們對物欲和性欲的追求。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等等,就是反映當時市民社會生活的所謂的"町人文學"。

戲劇

創造和發展了"人形凈琉璃"(木偶說唱戲),日本民間古來就有木偶劇這種藝術,後來由于新的樂器"三味線"(三弦)的使用,產生了木偶劇與說唱故事--"凈琉璃"[註66]相結合的"人形凈琉璃"。這種民間藝術形成于16世紀元祿以後,由于大坂農民出身的說唱藝人竹本義大夫(公元1651年-公元1714年)作出了表現力非凡的樂曲"義大夫小調",又由于當代戲曲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公元1653年-公元1724年)寫出了許多優秀的說唱腳本,如《國姓爺合戰》、《曾根崎心中》等,使這種藝術達到極盛。後因歌舞伎發展,趨于衰落。18世紀末,大坂植村文樂軒復興了用義大夫小調演唱凈琉璃的木偶劇,他的弟子在公元1872年創辦了"文樂座"。從此,凈琉璃木偶劇這一古典藝術以"文樂"之名流傳至今。 "歌舞伎"(舞蹈戲劇),在元祿年間已從原來以舞蹈為主的民間藝術,發展成歌舞劇。同時出現了轟動一時的名演員,如京都的扳田藤十郎(公元1647年-公元1709年)和江戶的市川團十郎(公元1660年-公元1704年)。近松門左衛門常為他們寫腳本,以後配上了"凈瑤璃"、"長四"等樂曲,成為融合舞蹈、音樂、戲劇、繪畫的綜合藝術。劇場也從原來簡易的舞台,發展為設有樓座包廂的大型劇場,成為都市市民最大的文化娛樂場所。

工藝美術

產生了一種色彩鮮艷、圖案抽象的新風格。當時為幕府和宮廷服務的狩野、土佐兩派御用畫,已失去它的生命力,由京都商人出身的傣屋宗達(?一公元1643年)和下一代的尾形光琳(公元1658年-公元1716年)開創了深受商人喜愛的色彩華麗的風俗裝飾畫,如光琳的代表作《燕子花圖屏風》和《紅白梅圖屏風》等。公元1681年江戶刺綉工人家庭出身的菱川師宣(公元1618年-公元1694年)開創了"浮世繪"(流行風俗畫),以婦女、演員、力士為題材,而美入畫最為著稱。這種畫通過木板刻印,廣泛普及于民間。此外,尾形光琳及其弟尾形乾山合創的彩瓷;柿右衛門(公元1590年-公元1660年)學習中國的"紅繪法",創造一種名"伊萬裏燒"的彩色瓷器(詳見第十三章);京都商人阿彌光悅(公元1558年-公元1637年)始作、尾形光琳加以完成的優美的泥金畫漆器;京都宮崎友撣創始的絢麗多彩的友禪印花綢等等,都是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工藝美術品。

建築

還具有桃山時代豪華的遺物,如日光的東照宮(德川家康的廟)就是壯麗廟式建築的典型。京都的桂離宮和修學院離宮屬于幽雅的茶室建築.為上層武士和豪商所欣賞。民間則流行武家書齋型的舊建築樣式,並出現了歌舞伎劇場等大型建築物。

自然科學

由于生產實踐的探索和總結,這個時期日本創造和發展了本民族的科學技術。這個時期的自然科學總的來講,它是合理精神發達,人們的思想從迷信和咒術中解放出來,通過實踐對自然加深了認識。具體表現在實學--經驗科學的發達。實學是與虛學(空的理論)相對而言,是一種具有現實性、實證性的學問。

在醫學、葯學方面,日本學者已開始據棄中國宋代以來醫學中以陰陽五行來說明生病原因的唯心主義偏向,提倡"親驗宰試",如貝原益軒(公元1630年-公元1714年)不僅是對德川封建統治思想提出大膽懷疑的思想家,而且是一個註重調查研究的本草植物學家。他以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藍本,細心採集調查了日本300多種動、植物和礦物,並于公元1708年總結整理完稿,公元1709年出版了《大和本草》16卷。其中記載了千餘種本草(中葯)的性能、特征和效用,開拓了日本的本草學。同一時期的另一個本草學者稻生若水(公元1655年-公元1715年)也對日本的動、植物和礦物作了廣泛的調查,並在收集大量資料基礎上,編纂總數達360卷的《庶物類篡》,從而奠定了日本本草學的基礎。後來他的門人丹羽正伯等人,又將這部巨著增補為1054卷,使日本的本草學有了更大的發展(參看第14章)

農業科學方面,更能體現出這個時代的精神,17世紀中葉出現了最早的農書--《清良記》(作者不詳),是用向領主講述農業經營的形式寫成的。但到了元祿年間,宮崎安貞(公元1623年-公元1697年),在畿內、伊勢、志摩等地進行調查和自己農事體驗的基礎上,編著了《農業全書》(公元1697年),成為當時日本農學的代表作。全書共10卷,分為總論、五谷、萊蔬等類,並由貝原益軒校訂,加上附錄1卷,為日本後世農書的典範。

除上述兩部普遍性的農書外,還出現了許多地方性的農書:①《百姓傳記》,就東海地方的水稻栽培概述了氣象、土質、農具、肥等。②《會律農書》,記述了寒冷、後進地區會津地方的水稻栽培。③《才藏記》,記述了紀州地方棉花栽培的知識。④《耕稼春秋》,根據加賀石川郡平原地區的水稻耕作,企圖引進較高的技術。

與農業有直接關系的天文、歷法和數學,在此期間也有新的發展。9世紀以來,日本一直沿用中國唐代的宣明歷,但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與天象有一定差誤的這種歷法已不能適應社會的需要。于是日本的歷學者安井算哲(後改姓澀川,號春海,公元1639年-公元1715年)在中國元代授時歷的基礎上,根據自己多年對天體的實測,創造了適合日本實際情況的"貞享歷",于貞享元年(公元1684年)為幕府正式採納。這樣,日本便第一次產生了本國的歷書。另外,日本的數學家吉田光由(公元1596年-公元1672年)寫了《塵劫記》,這是公元1627年在改編中國明末算術的基礎上產生的通俗日用數學書。後來,"大和算家"關孝和(公元1642年-公元1708年)著述了《發微演算法》,進一步發展了代數方程式、微分積分原理和正多角形的演算法等等。它不僅集和算之大成,在當時世界數學領域內也是難得的成就。

學術思想

哲學

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不僅同市民生活直接有關的文化科技呈現了新氣象,同時在幕府保護下,長期影響著武士和平民的儒家思想,也從內部產生了批判和改造它的動向,出現了幾個朱子學說的反對派。 (1)陽明學:儒者中江藤樹批評朱子的"知先于行"思想流于空洞說理,堅持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但陽明的"行"隻是指"一念"上的自我修養,受禪宗"頓悟"(指"破除雜念,頓然覺悟"之意)說的影響,和社會實踐毫無共同之處。據說藤樹晚年讀陽明書,"頓悟"而放棄武士籍,從事教育。其弟子熊澤善山反對幕府的憎越和參覲交代製的浪費,主張武士移居農村採邑,實行農兵製,為尊皇思想作了準備。因而觸怒幕府及藩主,被幽禁于古河,數十年而無憂色。

陽明學派以主觀唯心主義思想鼓勵武士殺身報主,這種愚勇精神本質上是封建反動的。但明治維新前後,他們代表下層武士和廣大平民的利益,同代表封建領主的上層武士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發生過積極的作用。如大鹽中齋(即大鹽平八郎)、吉田松陰等都是發動起義的陽明學派志士。

(2)古學:古學派打著復古漢學的旗幟,提倡實踐的道德,從朱子學裏解放出來。朱子學是代表封建地主階級的正統思想,古學派則是代表中小地主階級的異端思想。這一派的創始人山鹿家行早在公元1665年就認為朱子學和陽明學都不是孔孟的真精神,提出直接追蹤孔孟經典,恢復先秦懦學本來面目的主張(《聖教要錄》)。因而他被幕府流放到赤穗藩。另一個創始人京都町人出身的伊藤仁齋也從同樣立場著《論語古義》的注解書7卷,反對朱子學。朱子學主張有德者能治國,仁齋則認為可以脫離政治來樹立道德,以"人情"講解道德。著名學者獲生狙襪也主張政治和道德分開,以科學態度治學,反對朱子學派的空談性理,堅持學習歷史或"事實"。他看出幕藩體製的危機,但無法認識,隻能根據儒家經典,講求"經世之學"(經國濟世的學問)。在《政談》一書中,他指出改革幕藩政治是匡時救世的要務,但改革必先研究古文辭、闡明古代典章製度,然後通過將軍的"作為",重建"先王之道"的封建秩序。這種思想方法阻礙了古學派的前進。其弟子太宰春台更關心政治經濟,思想開闊,主張促進商品貨幣經濟,順應了當時的潮流。

(3)前期國學:國學派繼承了古學派的復古主義精神,但把重點轉向日本古文學和神學。這一學派在中世紀研究日本古典文學--和歌的基礎上,力求從宋明理學、佛教道德和中國傳統文學形式("漢意")中解放,恢復日本古文學所獨具的本性,發露真實的感情("情"、"大和心")。大扳的僧人契沖(公元1640年-公元1701年)精研並注解古代和歌集成的《萬葉集》,主張根據日本古語的原義,排斥從來儒佛道德觀對和歌的解釋,確立了國學的方法。但作為獨立的學派則開始于荷田春滿。

史學

德川時代日本史學有顯著的進步,盡管當時學問受官學(朱子學)統治,但和早中期封建社會被神話、帝王家譜或故事充塞的文書相比,則後期封建社會的"近世文學"已多少具有合理主義和實證的精神。

林羅山及春齋、春德父子著《本朝通鑒》[註70],站在儒學大義名分立場,擁護武家政權。林羅山以繼承中國史學傳統--《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的態度自居,雖標榜以六經為本立論,卻努力策集諸侯、神社、舊家族的遺文日記等作為依據,表現尊重事實;在有關國際的史事上,參照中、朝兩國史籍;神道觀上,力闢神否混合的"在地垂跡"說,使它理性化,對神代的敘述,隻羅列系譜,不表示看法。林家史學總的是在封建理學和武家史觀的指導下,重視史實,講求考證,排斥宗教(佛耶)迷信,關心政治製度和沿革地理,傾向實踐,具有一定的客觀精神。

德川時代另一修史事業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國(公元1628年-公元1700年)和一部分朱子學派儒者主持編纂《大日本史》。光國于明歷3年(公元1657年)設史局"彰考館",繼續200餘年,才完成了這部巨著。《大日本史》著重史實考證,對史料典據注解謹嚴。全書標榜朱子學的正統論,強調"大義名分"[註72]觀點。這種尊王斥霸的精神,以後成為"水戶學"的學風,由此影響了幕末的維新運動

元祿時代的政治家新井白石(公元1657年-公元1725年),"不論在自傳文學或作為近代學術性研究的國語學、國史學及洋學方面,都作了創造性的開拓工作。他力求擺脫不敢正視現實的排外自大思想,以達到日本人在世界地位上實事求是的自我認識。"[註74]新井白石在史學上的貢獻,首先在敢于從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中發現其演變的階段性。他在《讀史餘論》中,按照日本封建時代政治變革的性質,提出了"王朝九變而為武家之世,武家之世五變而至德川氏"的歷史理論,將今天史學中上古、中世等概念都用于歷史時期的劃分,這和單純編年體或記事本末體的舊歷史編纂學大不相同;其次,對史料力主求真求博。他不但引用參考了日本大量的史料,還利用中國、朝鮮史書中有關日本的記載,甚至從西方國家採擇資料;第三,他解釋史料,突破過去用漢文解釋的舊習,闡明日本古今語言的變化,以至某些東西方國家語言成為國語的過程;第四,白石的《古史通》等書,表現了他史學思想的合理性--邏輯性。他批判了從來儒家道家的歷史觀,說:"史者,據實記事,以為世之鑒戒者也。"[註75]他也反對神道教的解釋歷史,說:"神者人也,我國習俗,凡所尊敬之人皆為神。"他把神代史中的神話看作人事,不盲從曲解。因此受到水戶家的排斥,終至被幕府辭退。由此看來,日本史學在明治維新前已因白石的出現而達到接近突破封建史學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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