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

儒教

儒教,儒家學派。又稱"孔教"。從南北朝開始叫做儒教,跟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參看"儒家"。

  • 中文名稱
    儒教
  • 別名
    孔教、名教、禮教或先王之教
  • 代表人物
    孔子、孟子
  • 標志
    三辰旗
  • 教義
    天人感應
  • 推崇年代
    漢武帝

基本介紹

儒教,或稱孔教。儒教廣義的概念就是自古流傳至今的儒家思想,而狹義的概念則是民國初年以來的孔教運動。

詳細介紹

詞目:儒教

拼音:ru jiao

詳細解釋

指儒家學派。又稱孔教。 中國 歷史上把 孔子 創立的儒家學派視同宗教,與佛教、道教並稱為三教。“儒教”一詞首先出現于《史記》,其《遊俠列傳》道:“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到了漢代末年,儒者蔡邕就正式使用作為名詞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尚書》、《京氏易》誨受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逾三千。”魏晉時代,“儒教”這個概念逐漸流行開來。隋唐以後,就成為指稱由古代聖帝明王開創和不斷改進的、由孔子加以綜合創新的、在漢代被國家立為國教的宗教。

《晉書·宣帝紀》:“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梁書·儒林傳序》:“ 魏 、晉 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 唐 王維 《和僕射晉公扈從溫湯》:“王禮尊儒教,天兵小戰功。”唐朝《封氏見聞記》也把儒教單列。“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眾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孔子以後不久,戰國時代早期的思想家墨翟曾稱儒教為“道教”,因為儒者們奉行著自認為正確的“道”。漢代末年,一部中國佛教著作《牟子理惑論》中,也稱孔子的教為“道教”。直到晉代,皇帝在征召儒者到朝廷服務的詔書中,仍然稱儒教為“道教”。古代中國人把儒教又叫做“聖教”。“禮有等差,君臣不雜,爰自近代,聖教漸虧”。

歷史出處

“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術士。《說文》:儒,術士之稱。《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依據可靠的文獻資料,則周代初年,曾經協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統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後,曾經“製禮作樂”,建立了當時先進的政教一體的禮儀製度。但是數百年以後,這套製度逐漸遭到了破壞。春秋時代的孔丘,憂慮當時的混亂狀況,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國家恢復秩序和安定。他是當時最為博學的學者,因而得到許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稱為“孔子”或“夫子”,人們稱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種褻瀆。但是他的主張得不到當時國君們的回響。于是,他整理了被認為是古代聖帝明王們創造的文化成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這些文獻能夠成為後世人們行為的依據。經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獻,成為儒經或者儒經的基礎。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禮儀製度和宗教觀念上的重大貢獻,直到唐代,人們還常常是“周孔”並稱,認為他們是兩個最大的聖人,並把儒教的主張說成是“周孔之道”。

漢代由于國家統治的需要,自漢高祖以來,歷任帝皇比較推崇老子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但從漢武帝開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實行了“獨尊儒術”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據孔子的思想,適應新的歷史條件,對這傳統的國家宗教教義進行了新的解說。在董仲舒新解說的基礎上,後來的儒教不斷努力,逐漸使傳統宗教徹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學說的基礎之上。因而,獨尊儒術,是傳統的國家宗教徹底儒化的開端,也是儒教的真正開端。

經由董仲舒重新解釋和發揮的儒教教義,重視禮儀製度的建設,特別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禮儀製度建設。完備而復雜的禮儀製度有助于人們養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習慣,這正是儒教重視禮儀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禮儀製度的外在性質,也容易導致虛偽。魏晉時代,儒教思想家以王弼等人為代表,認為應該更加重視有形可見的行為(有)背後那無形可見的東西(無),並且認為,那背後無形可見的東西,比起有形可見的,更加重要。他們的意見雖然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卻並沒有成為儒教國家的思想指導,因為他們講不出那個“無”是什麽,會導致由于理解不同而各行其是。

隋唐時代,禮儀製度的建設達到了高潮。唐代中期製訂的《開元禮》,成為後代禮儀製度的模範,其中對于如何祭天、祭祖,如何祭孔,都做了詳細的、具有法典意義的規定。這樣的製度建設本應使國家趨于安定,然而不久即爆發了著名的“安史之亂”,國家從此陷入混亂,唐代政權從此也一蹶不振。唐朝後期的儒者反思儒教的效能,一面主張應該堅決排斥佛教和道教,另一面認為應訴諸人們內心,培養人們遵守禮儀製度的虔誠,因而對于心性問題的探討逐漸成為儒者們最重要的理論方向。《孟子》、《大學》、《中庸》等過去被忽略的儒教典籍受到特別重視。到了宋代,經過程顥、程頤兄弟和他們的後繼者主要是朱熹的努力,《孟子》等著作受到特別的重視,和《論語》一起,被稱為“四書”,成為儒者們必修的最重要的著作。

儒教自漢代以來被奉為官學。在中國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終居于社會或國家的統治地位。個別皇帝或國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僅僅是個人的行為,而不代表國家。中國古代國家,從漢代開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為國家宗教。

漢學與宋學

儒教教義的演變也就分為兩個大的階段。前一階段是尊五經、重視禮儀製度建設的“周孔之道”,後一階段是尊四書、重視培養內心虔誠的“孔孟之道”。清朝儒者把唐代及其以前階段的教義稱為“漢學”,而把宋代開始的儒學稱為“宋學”。禮儀製度的建設仍然是重要的,但是宋學更加要求自覺自願地遵守。南宋時朱熹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為「四書」,“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南宋以來的科舉考試重心也轉向四書,標志理學成為主流。在後人看來,他們過分強調內心修養,因而失去了治理國家的能力。然而在宋學的主張者看來,搞好內心的修養,就能夠精通國家的各項製度,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因為他們認為,人人心裏都有一個天賦的遵守禮儀製度的天理,問題在于要通過內心的修養,把這個天理開發出來,或者說,是把這被私欲遮蔽或污染了的天理顯現出來。

神道設教

儒教的意思,就是儒者們所從事的“教”。教,就是教育、教化。這個教育、教化,不僅是指學校教育,而且是對于廣大民眾。這個教,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教育,而是借助神祇進行教育、教化,即“神道設教”。“神道設教”是儒教聖經《周易》裏的話:“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周易·觀·彖》)依照儒者們的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用神道教育民眾,民眾容易接受和服從。後世有人把這話解釋為儒者們自己不信神祇,而僅僅用神祇來教育民眾,乃是對儒教的誤解。現存所有的儒教文獻,都找不到儒者們不信神祇的記載。儒者們有時抨擊或否認某些低級的神祇,那是為了維護更高的、更加重要的神祇信仰,就像基督教、佛教都常常抨擊該教之外的神祇一樣。

神道設教的意思,也就是宗教。“宗教”這個概念,直到最近,還被學界,包括宗教學界認為是個“外來語”,實際上,這是中國古代原有的辭彙。其意義就是用神祇的意志教育民眾,也就是神道設教。據許慎《說文解字》:“宗,尊祖廟也。從宀從示。”“宀”表示的是一個屋子。而“示”的意思是“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凡示之屬皆從示。神至切。”因此,宗的意思,就是蓋個屋子祭祀神祇。而宗教,就是用神祇的意思教育民眾,合于天理,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迄今為止,至少是脫離了原始狀態的宗教,無一不是一部分人借助神祇的意思來教育民眾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宗教這個概念,比起英文的“religion”,可說是更加準確而深刻地反映了這類社會現象的本質。

儒教介紹

與聖教相伴的一個名稱是“聖經”。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聖經”一詞常常使用,在隋唐宋明的儒者們的言論中,這指的是儒教的經典。“自孔子在時,方脩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聖經賢傳所雲忠孝節義之事不少”。歐陽修詩曰:“聖經日陳前,弟子羅兩廂。大論叱佛老,高聲誦虞唐。”又說“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更有“于聖經為悖理,于臣節為悖義”。“耽玩文採,莫若潛心聖”。“夫華夷峻防,一王大法,胡主中國,幾變於夷,聖經明義,千載或湮焉。”或言“亦以為繹聖經尊王製無所苟而巳矣”“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于聖經者無不祀矣。”皮錫瑞《經學歷史》亦曰:“不知聖經本為後世立法,雖不專為漢,而繼周者漢,去秦閏位不計,則以聖經為漢製作,固無不可。”

六經

儒教聖經是十三經。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經。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詩書禮樂又稱古之四教,周朝貴族的教科書。《國語·楚語上》記載申叔時談到教育王室公子時所開列的教材即包含了這六部古書。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處,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會合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詩經》教以言語文學,《尚書》教以政事,《禮記》教以宗法綱紀、君子修養;《易經》《春秋》教以道義是非智慧。“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製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荀子說“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詩經》教言聖人之志,《尚書》教行聖人之事,《儀禮》規定聖人之行,《樂經》乃和聖人言,《春秋》乃聖人微言大義。“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鹹取則焉。

孔子之前,《詩》《書》《禮》《樂》已備。學校教授,即此四種。孔子教人,亦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又曰:“《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詩》《書》《禮》《樂》,乃周代通行之課本。至于《春秋》,國史秘密,非可分布,《易》為卜筮之書,事異恆常,非當務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贊《周易》、修《春秋》,然後《易》與《春秋》同列六經。以是知六經之名,定于孔子也。

十三經

秦始皇"焚書坑儒",據說經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唐六典》曰:“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中經,《周易》、《尚書》、《公羊》、《谷梁》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語》並須兼習”。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 《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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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經註疏

《十三經註疏》是解釋十三經的權威教參。註,對經書字句的註解,又稱傳、箋、解、章句等;疏,對註的註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 註、疏內容關乎經籍中文字正假、語詞意義、音讀正訛、文法修辭,以及名物、典製、史實等。宋人將十三經宋及宋以前之註疏合刊,"註疏"之稱始流行。

書名
周易正義
王弼(魏)、韓康伯(晉)孔穎達(唐)
尚書正義孔安國(西漢)
孔穎達(唐)
毛詩正義毛亨·毛萇(西漢)鄭玄(東漢)孔穎達(唐)
周禮註疏
鄭玄(東漢)賈公彥(唐)
儀禮註疏
鄭玄(東漢)賈公彥(唐)
禮記註疏(禮記正義)
鄭玄(東漢)孔穎達(唐)
春秋左傳註疏(春秋正義)
杜預(西晉)孔穎達(唐)
春秋公羊傳註疏
何休(東漢)徐彥(唐)
春秋榖梁傳註疏
範寧(西晉)楊子勛(唐)
論語註疏
何晏(魏)邢昺(北宋)
孟子註疏
趙岐(東漢)孫奭(北宋)
孝經註疏
唐玄宗邢昺(北宋)
爾雅註疏
郭璞(西晉)邢昺(北宋)

儒教最高神

儒教信奉的最高神,是天。在儒教經典中,和天相等的另一稱號是上帝,或稱帝,天帝。皇天上帝的名稱來自《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論語·堯曰》:“敢詔告于皇皇後帝”。《尚書·堯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中國古代的上帝,就是當時中國人的祖宗神。其中最優秀者,是黃帝和炎帝。而所謂“炎黃子孫”,首先是說,天子們的家族,乃是黃帝或炎帝的後代,後來就成為中國一般人祖宗的代稱。也就是說,秦漢及其以前,中國古人所信仰的上帝,乃是他們的祖宗。隋唐時期,國家統一,至上神名字被依據《周禮》,正式確定為“昊天上帝”。昊天上帝的意義,則依據儒者毛氏對于《詩經·黍離》中“悠悠蒼天”的解釋。認為昊天的意思是“浩大元氣”,而上帝的意思是說,天就像君主一樣統治著世界。按《開寶通禮》,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于帝,托之于天,故稱上帝(《宋史·禮志》)。到了宋代,儒者程頤對于昊天上帝作出了進一步解釋,認為那一團元氣的自然之天,乃是上帝的身體;存在于元氣之中並且和元氣不可分離、主宰著元氣的天理,就是上帝。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天,或者上帝,就是理。這樣的上帝觀經過儒者朱熹的認可,成為元明清時代上帝觀念的正統解說。“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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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教聖人

儒者們認為,上帝給人類指派了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神者,微妙玄通,不可測量,故能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知周萬物,樂天知命,安土敦仁,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乎晝夜,此皆神之功用也。作《易》者因自然之神以垂教,欲使聖人用此神道以被天下,雖是神之所為,亦是聖人所為。」「神道微妙,寂然不測。人若能豫知事之幾微,則能與其神道合會也……言凡物之體,從柔以至剛,凡事之理,從微以至彰,知幾之人,既知其始,又知其末,是合于神道,故為萬夫所瞻望也。萬夫舉大略而言。若知幾合神,則為天下之主,何直隻雲萬夫而已,此知幾其神乎者也。」「聖人之神道設教,觀乎天而得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天之所以為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聖人之所以為神也。」「陰陽所育,稟氣呈形,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春夏以生長之,秋冬以殺藏之。斯則德刑之設,著自神道。聖人處天地之間,率神祇之意。」聖人是上帝的使者。孔子死後,按照傳統的祭祀原則,他可以在家鄉享受自己後人的祭祀,也可以享受學生們的祭祀,而不是國家的公神。漢初,劉邦路過孔子家鄉,曾經祭祀過孔子,然而那僅僅是個人行為,是一個後人對于先聖或者先賢的崇拜。西漢中期,天災頻發,社會動亂。儒者梅福認為,這是由于未能妥善安排對于孔子的祭祀,因而上天發怒。當時的國家接受了梅福的提議,依據傳統,封孔子為商湯的後代,接續先王的祭祀。到東漢,國家才正式把孔子作為國家的公神,其地位和社稷神同等。唐代,命令每個縣都要建廟祭祀孔子。每年春秋兩次大祭,每月初一和十五兩次小祭。大的祭祀起初由學官主持,後來改由地方官主持。唐代以後,孔子的地位不斷提高,對孔子的封號也不斷增加。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為和上帝、和國家的祖宗神同等級別的“大祀”。

儒教

孔子成為國家公神以後,儒者們的宗教地位也相應提高。唐代為孔子設立“從祀”即陪同享受祭祀的製度。最早選中的,是22位對于注解儒經有重大貢獻的儒者,後來擴大到孔子的所有弟子和歷代著名的儒者。宋代,從祀製度逐漸完備起來。其最高的有四位,被稱為“四配”,他們是顏回、曾參、子思和孟軻。其次是“十哲”,孔子的十個優秀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再次是“先賢”,祭祀那些親自接受孔子教導的弟子們。最後是“先儒”,祭祀孔子弟子以後歷代最優秀的儒者。而後來的儒者,也以死後能夠進入孔廟成為先儒為最高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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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靈論與淫祀

儒教百神,組成像人間官僚系統那樣的等級體系。每個神的品級、爵位,一般說來,是由儒者規定的,並載入國家祀典。平素,它們依照規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時,則依品級配享、從祀于天壇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稱為“淫祀”。“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天上的星星,地上的山河湖海,原則上都是儒教的神祇。各種自然現象,風雨雷電等,也是儒教的神祇。那些對人有益或者與人生活密切相關的動物、植物,也可以成為儒教的神祇。各種著名的人物,也都可以作為儒教的神祇。但是他們成為神祇,必須得到國家的認可,納入祀典。否則被認為是“淫祀”,即超出規定的祭祀。這樣的祭祀遭到儒教的反對,認為它不會帶來幸福:“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所謂非其所祭,就是說祭祀那些不該由自己祭祀的神祇。依照儒教的祭祀製度,隻有天子可以祭天,祭天下的名山大川,祭祀所有的神祇。而諸侯不能祭天,隻能祭祀處于自己境內的名山大川。普通百姓,能夠祭祀的公神就更少,除了灶神,幾乎隻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孔子是國家的公神,但是按照規定,隻能由儒者進行祭祀。官員可以祭祀孔子,因為獨尊儒術的國家,官員一般也都是儒者。“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天子視學,也須祭先師。天子出征歸來,要向先師行獻俘禮,報告成功。”

儒教

在歷史上,儒教國家對于民間不斷興起的神祇祭祀,一般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將它們“招安”,收歸國有。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城隍、關帝、梓潼神(文昌)和媽祖。其二是禁止。歷代都有作為國家官吏的儒者,其中如曹操狄仁傑等,禁止他們認為危害社會安定、危害人民健康的神祇祭祀。拆毀廟宇,破壞神像。其三是不收不禁,在國家遭遇大難大災時,甚至也會委派國家官吏去向這些神祇祈禱。

儒教的宗教組織

儒教沒有在政權組織以外建立自己的組織,政權組織,同時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組織,即《周禮》的官職結構。在這個組織中任職的官員,同時也是一種教職,執行宗教的職能。

高居于整個政權組織之上的,是君主。君主不僅是國家元首,同時也是最高的教職。他是天子,是“聖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擔任主祭。家族的宗伯則是家族的祭司。

皇帝以下各級官員,依自己不同的品級,擔任不同的祭祀任務。在朝廷任職的官員,還常常作為皇帝的使者,到京城之外去執行祭祀任務。

各級地方主官代替了原來的諸侯,祭祀境內的名山大川。其中一項重要任務是祈雨。古代的個人文集中,凡擔任過地方主官的儒者,幾乎都有與祈睛、祈雨、祭祀一方神靈有關的詩文。比如葉適,被認為是有唯物主義傾向的思想家。《葉適集》卷二十六,就有《祈睛文》、《祈雪文》、《祠山禱雨文》數篇。

祭祀的次數也有規定。比如祭上帝,一年有四次:春天祈年;夏初祈雨;秋季大享明堂;冬至郊祭,最為隆重。祭祖、祭孔,一般是春秋兩次。規定之外,每逢大事,還有隨時祭祀,將自己要作的事向上帝或祖宗報告,稱“告”禮。封禪,是在獲得巨大成功時實行的最隆重的告禮。

在這些較為隆重的禮儀之外,還有平素進行的簡易禮節。比如學宮祭孔,在春秋兩次大祭之外,每月朔望,還有兩次較小的祭祀。再次,則學生每日上學,也都要向孔聖行禮。中國民間流傳著一句話:“禮多人不怪”,其實神也不怪。“早晚一炷香”,也是比較正常的現象。

祭品,也有種種規定,從最隆重的太牢三牲,到瓜果疏菜,都可充作祭品。祭祖禮儀中,有一項是“薦新”:“其四時新物初登,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四月以嘗麥,七月登谷,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通典》卷四十九)。漢惠帝時,叔孫通說,古人有春天嘗果一說,于是將櫻桃進獻宗廟。從此以後,瓜果蔬菜也成為祭品。

儒教的神職

《周禮》中掌建邦之天地、神祇、人鬼之禮,吉凶賓軍嘉禮以及玉帛鍾鼓等威文物的太常寺官職都是儒教的神職。太常的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分別執掌音樂、祝禱、供奉、天文歷法、卜筮、醫療。

三辰旗

三辰旗是儒教的標志,就是日月星辰旗,日月星謂之三辰,畫于旌旗,象天之明。三辰象征天、昊天上帝、天道,是自舜帝以來儒教的標志。“雲“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雲“三辰旗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

儒教的宗教儀式

周禮分為吉凶賓軍嘉五禮,對服製、道具、儀式、過程都有詳細嚴格的規定,“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程頤亦曰:“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冠禮是華夏禮儀製度之首,又稱成人禮,是對漢人進行禮教的開始。周朝士大夫年及二十行冠禮,王公年及十五而冠。《禮記·冠義》曰:“已冠而志之,成人之道也”。

吉禮包括郊祀、大雩、朝日、夕月、方丘、祀社稷山川、享宗廟、祭孔、祓禊,祭祀的神祇如下: 

昊天上帝五帝日、月五星、十二辰、二十八宿風師、雨師、司命圜丘
皇地祇神州社、稷五岳、四瀆、四鎮、海山林、名川方丘

凶禮包括喪禮、葬禮、致奠、探病。

賓禮包括接見、宴請外賓。

軍禮包括鄉射、大儺、講武、告齊太公廟。

嘉禮“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儒教歷法和節慶

歷法是儒教儀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植根于《禮記·月令》。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孟春祈谷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孟夏雩祀昊天上帝,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

歲時月令夏歷日節氣交替儀式民俗
元旦
元月初一迎春氣

寒食
冬至百五日-

清明
冬至百六日-

上巳仲春三月三達春氣

端午仲夏五月五畢春氣

中秋仲秋八月十五達秋氣

重陽季秋九月九畢秋氣

除夕
臘月三十送寒氣大儺

儒教服飾

儒教服飾是指《周禮》中的天子六服和王後六服。“周之王也,製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天子六服和王後六服相加不僅象征天之大數十二,也分別代表乾坤天地、三辰五行之天道。

天子六服三辰(日月星)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
王後六服五行(水木火土金)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

冕服體現了“絕地天通”的華夏信仰,更是漢人千年來祭神祀祖的吉服。祭天在禮經裏有嚴格的服製規定。《周禮·春官宗伯》:“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唐朝《郊祀議》曰:“孔子雲:「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其服物製度,古有常儀,願罷一切偽飾。”郊以祀天,祀天而必法則其所垂之象,使凡吾身之所被服、吾身之所乘駕、吾禮之所施設文飾,莫非天之象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祭天服飾象征著上天垂象、天象,所以天子祭天要穿十二紋章袞冕。三公之冕九,祀、火、毳、藻、綉、爵弁等冕六,韋弁、皮弁、玄冠,合上九。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七,又無毳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五,又無皮弁。下大夫四,又無爵弁。士服三,祀弁、爵弁、玄冕。庶士玄冠。

儒教教義

儒教的主旨是“聖人神道設教”,其基本信仰是“仁”,即人人友愛。「禮」是實現「仁」的基本途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先儒有言,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于下則必有以為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為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由是觀之,則聖人製為祭祀之禮者非但以致吾之誠、報神之德而已也,而實因之以設民之教,使鹹安其分,盡其職以報乎上焉。」除了禮教儀式以外,還有合于天理的修身致誠之道。

敬天思想

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暗。」敬天除了要行天道,還要祭祀上天。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天人感應

天人感應是儒教的教義之一。《尚書·湯誥》“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天人感應思想源于《尚書·洪範》,孔子作《春秋》言災異述天道,到西漢時董仲舒據《公羊傳》集天道災異說之大成。董仲舒認為,天和人同類相通,相互感應,天能幹預人事,人亦能感應上天。董仲舒把天視為至上的人格神,認為天子違背了天意,不仁不義,天就會出現災異進行譴責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會降下祥瑞以鼓勵。因為上帝是仁德的神,帝謂五德之帝,“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雲:“謂大微五帝,應于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

天命觀

儒教信奉“天命成敗,聖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尚書·仲虺之誥》:“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合于天理

宋代理學尊四書為孔門至精之文,是儒教“合于天理”的一種修行方法,「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理出于天而具于人者為道、為德、為事,“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理學以《大學》為間架為綱領,以《論語》為根本,以《中庸》為“天人一理”“道統之傳”,從大學到中庸即是“先致知而後誠意”。“蓋天下之理二,善與惡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穢。所謂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謂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謂也。”“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理學宣揚《大學》的“三綱領”“八條目”、《中庸》的“三達德”以及《孟子》的“誠”,推崇《論語》的敬天,奉祖,孝親,忠信,仁義,崇禮,性善,弘毅,見賢,思齊。

概括而言就是“三綱八目”:

「三綱」:1)明明德 2)親民 3)止于至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八目」:1)格物 2)致知 3)誠意 4)正心 5)修身 6)齊家 7)治國 8)平天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三達德」:智、仁、勇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誠」:《中庸》“三達德”的根本在于誠,“智仁勇是做底事,誠是行此三者都要實”,“中是道理之模樣 ,誠是道理之實處,中即誠矣。”孟子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德行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 (《孝經》)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易傳》) “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 “持志養氣”、“養浩然之氣”(孟子)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大學》) “三希修煉”: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北宋〕周敦頤)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張載)

儒家哲學重人的自身修養,要與身邊的人建立一種和諧的關系。對待長輩要尊敬講禮貌。朋友之間真誠守額度,“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提倡人要到達溫、良、恭、儉、讓的道德境界。鬼神、君臣、父子、貴賤、親疏、爵賞、夫婦、政事、長幼、上下為「十倫」。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為「十義」。

生死觀

《尚書·泰誓中》曰:“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儒教信仰一個人若能成就了絕對的善,那個人就永遠存在于天地之間,不會再有死亡。

政事

儒教強調“先王之道”,固守“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皇權逐步發展出基礎理論和思想,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尊王攘夷。以「正名」、「民無信不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總綱。儒家主張內聖外王,把人道還推行到政治上去,故言“人道政為大”,“人道敏政”,人道的法則是努力治理政事。要求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敬天忠君是儒教的根本原則,再配合著大一統的天下模式,任用賢能的用人主張,德治與教化的治民方案,和長治久安的根本目的,

儒教的衰落

明清以來,中國逐漸落後于西方國家。中國人為求存圖強,發生了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運動,同時也對儒教產生強烈懷疑,發起了批判。1912年民國成立之後,對是否再將儒教定為國家思想產生了分歧。革命人士主張不再尊儒,而康有為、陳煥章等人參照基督教的模式成立孔教會,呼吁將孔教定為“國教”,並得到大總統袁世凱的支持。後因袁世凱稱帝失敗,請定國教運動也沉寂下來。但是康陳繼續在民間傳播孔教,並且還創造了一些宗教化禮儀。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廢止讀經,儒教失去了官方思想的地位。民國早年還曾有“打倒孔家店”的運動,到國民政府時期,又重新尊孔,把孔子祭祀列為國家祭祀。1949年後,中國大陸否定儒家思想,並曾有批林批孔運動,而在台灣則有相反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現代發展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于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沖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製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製,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製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製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于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鄉村建設》、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

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于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是新儒學的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恢復階段的主要特征是過去的一些新儒學著作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討論新儒學的功過利弊。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在過去“新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學和新儒學進行徹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為今用。發展階段的新儒學是當代和諧文化的組成部分,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儒教

仁和禮的關系是仁禮一體。不講仁隻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隻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不可分的。社會發展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變化,禮的一些具體內容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予以改變和調整,這種改變和調整是仁的體現。

儒學“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整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于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違背仁和禮的時候,居下位者是可以採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維護仁和禮的。所以,儒學的本質就是大眾儒學,其根本精神是維護國家社會的和諧運行。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學說,而且與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乃至民主革命學說和共產主義說都是兼容的。

儒學“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表明禮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就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暨全社會的和諧。儒學認為,踐行仁禮和維護仁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湯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復禮”而不是作亂。所以,他們不是在破壞和諧,而是在恢復被破壞了的和諧的基礎。所以,“湯武革命”與“克己復禮”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創造和諧、促進和諧的行為。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隻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學文化就是和諧文化。

海外儒教

香港孔教學院

香港孔教學院是大陸孔教運動失敗以後康有為弟子陳煥章博士、進士,于1930年在香港創辦的。他自任院長,以弘揚孔道及興學育才為宗旨,設立孔教中學(後易名為大成學校),並以宗教形式弘揚儒學,將孔教的聖火儲存下來。第二任院長朱汝珍,將孔教學院註冊為慈善組織。第三任院長盧湘父也是康有為的弟子,很有辦學經驗,辦學認真,重品德教育,誨人不倦,以身作則,躬行實踐,還創辦了孔教學院下屬的中學及國小。第四任院長黃允畋,1978年同伊斯蘭教、基督教、佛教、天主教和道教五個宗教團體組成“香港六大宗教領袖座談會”。1992年,湯恩佳當選為孔教學院院長,在宣誓就職典禮上提出要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重新點燃孔聖之火。從此,以孔教儒學為主軸的宗教文化復興運動蓬勃展開。孔教學院是集文化、宗教、教育、慈善為一體的多功能愛國愛港團體。

澳門孔教會

1909年成立,初附屬于北京孔教總會 ,及後才獨立。 宗旨以“尊崇孔教,發揚聖德,興學育才,增進文化”為本。華人向來重視道德教化,為弘揚儒家的道德精神與文化,孔教在1913年已成立國小堂,以推動民間教育。1960年,孔教更編印《孔教中學經選》,選錄了共74條自《 論語 》、《 孟子 》及其它儒家經典中就孔儒仁義禮智信的名言,供學生背誦學習。每逢農歷八月二十七日的孔聖誕 ,澳門孔教會帶領社會各界華人和學校舉行紀念與祭典儀式。其舉行的儀式採用古製,包括:盥洗禮,迎神禮,奠帛初獻禮,晉祝禮,亞獻禮,三獻禮,受胙禮,送神禮,望燎禮等,儀式由澳門孔教會主持。

印尼孔教會

目前,印尼孔教總會在印尼各地設有200個左右的分會--孔教會(MAKIN)。孔教會組織教徒定期以禮堂為主從事宗教祈禱、唱聖歌和學習經書等活動,還開展的活動有華夏傳統節日、聖誕日的祭孔儀式,家庭互助、小孩教育、新人結婚公證和舉辦婚禮,老人故去的喪禮舉辦,慈善、賑災等活動。孔教會出版各種儒家經典以及《孔子聖跡故事》、《孔教聖歌》、《禮儀手冊》、《中國文化》等書籍,並製作聖歌碟片、龍和麒麟圖案等各種用具和紀念品。由于曾經幾十年禁止華文,因此目前出版的書籍幾乎全是印尼文,孔教徒希望子女能學會華文,讀原版的經書和資料。印尼的孔教徒把曲阜看作“聖地”,希望一輩子至少要去一次。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

新加坡南洋孔教會,現任會長是郭文龍先生。南洋孔教會的發展經過了漫長而艱難的過程。20世紀初,在國內孔教運動的影響下,南洋各地紛紛回響,檳城、詒保、馬六甲等相繼成立了孔教會。1914年,林文慶博士等發起在新加坡成立了得實力孔教會,會址設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員數百人,大多是商會會員。南洋孔教會積極組織講座、課程等活動弘揚孔子思想,對新加坡社會道德規範的建立,以及促進這個多元文化宗教的國家和諧方面有積極的貢獻。

馬來西亞馬六甲孔教會

馬六甲孔教會據說在戰前已經成立,當時稱為聯邦聖教會,成立日與初期領導的資料已難于找尋,可追溯的會所是在馬六甲板底街橋頭的雲林閣。 2001年6月20日成立社團註冊委員會,起草章程,2002年7月9日獲得批準,定名“馬六甲孔教會”(Pertubuhan Confucius Melaka)。在2001年搬入甘光拉班華麗園。 2004年8月1日馬六甲孔教會舉行了自己會所的動土興建儀式。新址于Jalan Portugis,75300, Melaka,2005年9月26日舉行開幕典禮。會所中2.5公尺重500Kg孔像是由中國山東省政府所贈送。

台灣的中國儒教會

“中國儒教會”前身為“台灣省聖教神明會”鸞堂系統,的確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民間宗教團體。晚清以來鸞堂信仰(鸞堂是台灣民間信仰頗為興盛的宗教流派,又稱鸞門、聖堂、聖門、儒門,或稱儒宗神教、儒宗聖教、儒宗鸞教等。鸞堂標榜以儒為宗、以神為教,主祀恩主公)傳播至台,在發展過程中部份鸞堂以儒為宗、定名儒宗神教,並成立中國儒教會。

台灣“大易教”

創辦人易陶天,是台灣本土性宗教,非製度性的民間宗教,基本宗旨是反本復始,歸宗大易,而又把“人更四聖,事歷三古”的大易現代化了的儒教,所以又叫今儒教。“大易教”亦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一個民間宗教團體,教主、教義、教會這宗教三大要素都完備而信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的宗教,主張“今天的儒教”應再加以復興,因此,大易教也就是今儒教。“大易教”與弘化院系統關系密切,有扶乩的習慣,希望綜合各教的主張,有“綜攝宗教”的特色,希望整合各大宗教團體的教義,建立新的宗教團體,有哲學化、理性化的發展。

韓國儒教學會

這是為了把儒教當做學問來研究,當做思想來發展而組織的儒教研究團體。1985年由立志發展儒教的學者發起.把儒教當作學問來研究,當作思想來繼承和發展,實現儒教的系統化、現代化、大眾化做出貢獻是這個學會的宗旨。辦公室在成均館大學內,設有總會和理事會。進行組織儒教思想學術會議、學術發表會、儒教思想講演會、學術講座,辦理發放儒教思想學術研究費、補助費及獎學金,聽取匯報,發行研究雜志及其他工作。每年主持召開儒教思想學術會議,以培養有利于現代社會的價值觀,提高儒教思想講座水準和道義精神為目的而召開的儒教思想全國巡回講演會,為儒教的大眾化及確保儒教思想的地位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從1986年開始每年發行學會雜志《儒教思想研究》。

日本儒教會

儒教乃本朝傳統文化精髓,對周圍國家有很大影響。儒教雖然很早就傳到了日本,但始終隻是作為一類學問在貴族階層中流傳。在江戶時代,由于戰亂終結,武士們停止殺伐,開始官僚化,急需治理國家的先進經驗。又由于儒教中程朱理學具有讓百姓安分守己遵循秩序的信仰力量,所以幕府就定程朱理學為官學,一方面組織武士階級學習,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向百姓灌輸,以求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經過德川朝二百六十餘年的經營,儒教由原先貴族獨佔的傳家寶一躍成為日本一大國教,並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起到了其它宗教、思想無法比擬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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