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信奉孔子學說的學派

儒家

信奉孔子學說的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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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之一,其創始人是孔子。儒家在先秦時期和諸子地位平等,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家受到重創, 在漢武帝為維護專製統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施思想鉗製後興起。"儒學"、"儒家"、"儒教"這些概念要厘清。儒學作為一種學說,儒家作為一個階層,儒教作為一種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區分開來。

  • 中文名稱
    儒家
  • 外文名稱
    未知
  • 漢語拼音
    rú jiā
  • 雅言音
    Nyo Kraa
  • 基本解釋
    儒家學說
  • 又稱
    儒學

詳細解釋

1. 崇奉 孔子學說的重要學派。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張“德治”、“仁政”,重視倫常關系。

西漢以後,董仲舒提出迎合漢武帝的皇權至上的學說,使儒家逐漸成為我國封建社會佔統治地位的學派。但 在秦始皇“焚書坑儒”和秦末漢初的戰亂以後,直接傳承自孔子的儒學已不可靠。

儒家儒家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宗師仲尼 。” 南朝 梁 劉勰《文心雕龍·奏啓》:“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 範文瀾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一編第四章第九節:“孔子學說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學派總能適合整個封建時代各個時期的統治階級的需要,從孔子學說中演繹出各種應時的儒家學說來。”

2. 指讀書人家。

元稹《高允恭授侍御史知雜事製》:“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監察御史時,分務東台,無所顧慮。” 宋 羅燁《醉翁談錄·金陵真氏有詩才》:“元祐中,有真氏者,本金陵儒家也,美貌又有詩才。”《初刻拍案驚奇》卷十:“家下貧窮,不敢仰攀富戶,但得一樣儒家女兒,可備中饋,延子嗣足矣。”

歷史出處

儒字有兩種意思:其一,即有道之士。《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註說:“凡有道術者皆稱儒”。其二,《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 不過一般《說文解字》的最後一意接受較廣。其三,章太炎先生說儒出于需卦的需(呈水在天上之象),意為儒知天文,識旱澇。“儒”即今所謂“學者”,是極普泛的一種名稱。《論語》,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可見那時隻稱有知識才藝者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儒”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在考證儒的來歷時總結道:陳來先生將儒家淵源追溯到西周,看來也還不夠。胡適先生把這個淵源追溯到商殷。說儒是殷人之後,傳承者殷人的血脈和智慧。其實胡適先生把早期儒家的文化基因安在有文化的殷人的頭上,是主觀的也是近視的,難怪被錢穆先生罵得體無完膚。然而錢穆先生似乎也沒有解決儒家資源的源頭問題。方東美先生研究中國文化原點,好像也隻局限于商末、周初的《洪範·九疇》。在這方面探究最遠的還要數李學勤先生。李先生在《周文王遺言》中指出,《保訓》的思想與儒學有共同之處,很值得探索研究。《保訓》的思想核心就是中道和重生之道。這種思想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

孔子將“柔弱的儒”改造成為“剛毅進取的儒”。“儒家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是一個與時偕行、昂揚向上的群體。儒家不研究死亡,儒家沒有世界末日,儒家看到的不是毀滅,而是日新、輝光。儒家積極入世,思圓行方,堪稱民族脊梁。

“儒”字本是古代對學者的尊稱,字義是“雅”、“優”及“和”的意思,從“人”從“需”,指他們的思想學問能夠安定別人,說服別人,為人所需。自春秋、戰國、秦、漢以後起,儒家指由孔子創立的後來逐步發展以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主要思想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學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創立。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孔子說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思想基本分為“內聖”與“外王”,即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兩類。

倫理學

倫理學上儒家註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註重和諧的關系。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分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對待其他人要博愛,“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對待上司要忠誠,“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尊重知識,“朝聞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別人的長處,“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以及“君子遠庖廚”推己及人的思想。

政治學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製”,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系、官民關系。孔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儒家

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厘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做不到”與“不去做”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

在國際政治方面,儒家主張“華夷之辨”。華夷之辨在古代促進了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近代則成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

歷史學

儒家有一個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述而》)。但是孔子編修《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而且也通過遣詞用字的方法,借此以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稱之為“微言大義”。由于歷代儒家學者的努力,中國的編年史從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開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沒有中斷過。

經濟學

儒家重義輕利,重官輕商,重本抑末,與現代商品經濟不相適應。儒家典籍《禮記》中所描述的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

科學觀

儒家不重視分科領域專業知識的研究。子曰: “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讀是:“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已。”這是儒家輕視專門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寫《天工開物》的宋應星,也是六次科舉不中,才轉而研究科技專業知識的。

人物派別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陸九淵、王陽明代表了儒家發展的不同階段。

儒家的派別包括:思孟學派、宋明理學、 心學、氣學、今文學派、 公羊學、讖緯神學、古文學派、訓詁學。

先師孔子

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易》,作《春秋》,通過復興周朝的禮樂官學傳播王道教化。孔子曰:“六藝于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看到了六經中蘊涵的先王之道。詩書禮樂之道是春秋時期貴遊子弟的共同學習科目,“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貴族教育“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而平民教育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子認為以詩書禮樂教化,“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庄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矣;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矣;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矣;恭儉庄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矣;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矣。”孔子讀《詩經·小雅》嘆曰:“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于《考盤》,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孔子編訂《尚書》以堯為起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解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聖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張仁政,一方面主張明德慎罰,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六官就是《周禮》中的治國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 司禮(禮法、祭典)的宗伯、司兵(軍政)的司馬、主刑(訴訟、刑罰)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並認為《周易》中有“古之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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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門十哲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門十哲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孔門四科中表現出類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

戰國八派

由于孔子的思想學說體系所涉及的範圍又相當廣泛,孔門弟子對孔子言論和思想的理解不盡相同,難免會產生歧見。所以,孔子逝世以後,孔門弟子就開始逐步分化。到了戰國的中後期,儒學在成為“顯學”的同時,在儒家內部也形成了八個不同的派別。儒家八派之說,始見于《韓非子》的《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子張之儒”:

子張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春秋末期陳國陽城(今河南淮陽)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詳。子張是孔子晚年的弟子,從學後學業出眾,與子夏、子遊齊名。曾從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之間遭到過圍困。他勤學好問,經常與孔子討論各種問題,《論語》記其向孔子問學達二十次之多。主張“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率語·子張》),明確反對“執德不弘,信道不篤”,“言不忠信,行不篤敬”(《論語·子張》)的人和事。子張的秉性有點偏激,孔子曾批評他“師也過”,“師也闢” (《論語·先進》)。但他為人博愛容眾,交友頗廣,認為君子應該“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 (《論語·子張》)。子張終身未仕,孔子死後,居陳國,收徒講學。子張下來的弟子以後就形成了“子張之儒”,被列為戰國儒家八派之首。“子張之儒”的學術或政治主張究竟如何,現在已難知其詳。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嚴厲地批評“子張之儒”,把他們稱之為“賤儒”,說:“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這個批評似乎沒有列出什麽學術或思想上的根據,僅講一些言行舉止而已。一般以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戰國末期依附于“子張之儒”一派門牆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為,是指那些徒似子張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參見王先謙《荀子集解》引)。現代學者敦沫若根據“子張之儒”具有博愛容眾,嚴己寬人等特點,認為“子張氏的後學們似乎更和墨家接近”,並推測“墨翟受了子張的影響”(《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其與墨家雖有相似之處,但在主觀上必然有不可混合的地方,否則,豈不合流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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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孫子(參見本書“子思”條)。關于子思之儒“的學術或政治主張究竟如何,現在已難知其詳。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從否定的角度略有論及,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按大多數宋儒的觀點,“子思之儒”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愛道德範疇“誠”這一精神實體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對儒家的心性之學有重大貢獻。宋儒之說,近代以來有不少學者表示懷疑。

▲“顏氏之儒”

綜合《論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孔子弟子中姓顏的共有八人,他們是:顏無繇、顏回、顏幸、顏高、顏祖、顏之僕、顏噲、顏何。“顏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學所傳,今天已難確斷,學術界一般認為是以顏回為代表的。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參見本書“顏回”條),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論語>中出現有32次,他的思想論清齋,講坐忘,有清凈歸隱的傾向,類似于道家。其學派的最主要特點就是安貧樂道,重在下功夫實踐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書中,也提到過顏回之學的“坐忘”、“心齋”等修養理論。

▲“孟氏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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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一般認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為代表的。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論,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等(參見本書“孟子”條)。孟子曾自雲:“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則謂其“受業于子思門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說“子思唱之,孟軻和之”,則“孟氏之儒”又當與“子思之儒”為一系。敦沫若認為,“孟氏之儒”不僅與“子思之儒”為一系,而且也與“樂正氏之儒”為一系《十批判書·傳達有八派的批判》。

▲“漆雕氏之儒”

綜合《論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等文獻資料的記載,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們是:漆雕開、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語·弟子解》作漆雕從),學術界一般認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開為代表的。漆雕開,《漢書·藝文志》作漆雕啓,據宋儒王應麟考證,“啓”為原名,漢人避漢景帝名諱改為“開”,春秋末期魯國(一說蔡國)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詳。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讓他去做官,他說對做官沒有信心,孔子聽了表示很贊賞(參見《論語·公治長》)。漆雕開具有不屈的勇氣,《韓非子·顯學》中說:“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在對人性的看法上,主張性有善有惡,《論衡·本性》中記:“宓(不齊)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根據這些資料,現代學者研究認為:“漆雕氏之儒”不願做官,好勇任俠,屬于孔門弟子中任俠的一派;這一派主張人性有善有惡,宓子賤、公孫尼子、世碩等都是這一派的主要成員;《漢書·藝文志》中著錄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孫尼子》,說明他們當時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孫醜上》稱善于“養勇”的北宮黝,亦當屬于“漆雕氏之儒”(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學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見,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愛民,勇---剛毅勇武。有似于俠客。

▲“仲良氏之儒”

戰國儒家八派中這一派不可考。據郭沫若推測,“仲良氏之儒”或許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的陳良一派。據《孟子》記載:“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陳良的弟子有陳相、陳辛等,後來欣賞農家許行的學說,曾遭到孟子的嚴厲批評。據陳奇猷推測,“仲良氏之儒”或許是《禮記·檀弓上》所載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東漢鄭玄在《禮記註》中說是魯人。據《禮記·檀弓上》上記:“曾子曰:屍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又《毛詩傳》中引有仲梁子語,而《毛詩》源自子夏,所以這一派可能兼有曾參、子夏二家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註)。

▲“子夏之儒”:

子夏之學是最註重禮製的,而禮製的強化,就是所謂的法製,巨觀來講,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孔丘·鄭子產---子夏---李克·申不害---商鞅·吳起---李斯·韓非-----秦王朝】

▲“孫氏之儒”

學術界一般認為“孫氏之儒”就是以荀子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戰國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繼承了孔子的治學傳統,是儒家經學的主要傳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發展了孔子的“禮學”,倡言禮法兼治;哲學上主張“天人相分”,“製天命而用之”;認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強調後天學習的重要性(參見本書“荀子”條)。“孫氏之儒”中除那些傳承荀子經學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韓非和李斯,但他們兩人已經突破了其老師荀子的儒家學派的界限,而成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樂正氏之儒”:

戰國儒家八派中這一派也不可考。據郭沫若推測,“樂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樂正克,因此當屬“孟氏之儒”一系。據陳奇猷推測,“樂正氏之儒”或為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因此當傳曾子之學(參見陳奇猷《韓非子集釋·顯學》校註)。

總之,戰國時期的儒家八派,是當時“百家爭鳴”中傳達有內部出現的派別,它們之間的觀點很不相同,但都自認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從以後的歷史發展來看,主要是孟子的一派和荀子的一派影響頗大。

今古經學

秦焚書坑儒之後,除易經外,儒書基本絕跡,靠儒生的記憶背誦才流傳下來。漢朝時,五經通過年邁的儒者得到復原,以漢隸書寫,稱今文經學。但後來在孔子故居發現隱藏了一部分儒經,以孔子時代的蝌蚪文記載,劉歆做了很大整理,稱古文經學。兩者在流傳文本和經典解讀方法上均有差異,但其後經學家鄭玄基本統一了今古文,今古之爭漸息,儒經在文本上的爭議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對《大學》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後明朝的王陽明所反對,並推崇古本《大學》,于是又開始流傳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對《孟子》進行刪節,但因遭到臣屬以死要挾的強烈反對而放棄。直至清末,時局動蕩,人心思變,疑古之風日盛,今古文之爭又起。康有為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是新莽一朝之學,非孔子之經。但又被其後的學者所駁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經,大多源自漢儒的流傳,而解讀上,則承襲了宋明儒的思想。

讖緯神道

讖緯思想形成于西漢的哀帝、平帝時期,到東漢則基本完備,被稱為內學。緯書是相對于經書而言的,儒家的“六經”,加上《孝經》都有緯書,總稱“七緯”,以神秘主義解釋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孝経》。經籍和緯書互配,經在軸。緯在杼。緯書內的天文佔卜和未來預言叫做「讖記」,七緯之外有《論語讖》,對孔子進行神化,附會聖人神道設教。“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傳。說者又雲,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讖緯思想認為“《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

鄭玄、馬融、董仲舒、譙周是讖緯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結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發展出“天人感應”理論,並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董仲舒強調“天”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會有所表示,稱之為“天人感應”,這意味著君權之上還有一個神權,有濃厚的宗教色彩,對君王有一定的製衡作用。漢武帝採納了他的主張。從此儒學成為正統思想,研究四書五經的經學也成為了顯學,設五經博士。

儒家

建初四年(79年),漢章帝主持召開了一次全國經學討論會,即白虎觀會議,會議紀錄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論》,以法令形式將讖緯之學定形,和正統經書具有同等地位。晉朝泰始三年,禁星氣讖緯之學。緯書原本因隋煬帝禁止而散佚。《隋書·經籍志一》:“ 煬帝 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流傳下來的緯書有:易緯《乾鑿度》、書緯《考靈曜》、詩緯《含神霧》、禮緯《稽命征》、樂緯《動聲儀》、春秋元命包、孝經援神契、尚書中候握河紀、論語讖比考。

公羊谷梁

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張尊王說、內魯說。即講大一統、講君臣父子和講華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谷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公羊家以西漢董仲舒、眭弘和東漢何休為代表。《公羊傳》的思想直承《春秋》,側重于從《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統”、“撥亂反正”觀點。西漢初年,以尊王為主體的春秋公羊思想,成為朝野的依據。而公羊學派在公羊學被立為學官之後,更是大大的擴張了勢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應”與“陰陽災異”,由是“讖緯”之學大興。漢宣帝時期,谷梁傳成為春秋的權威解釋,公羊學隨之沒落。

唐代道統

主條目:道統

儒家

唐代韓愈提出道統之說,《原道》認為“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韓愈又說:“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韓愈本人則以孟子繼承者自居,並自謙說:“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于已壞之後。”。李翱說:“孔氏去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說:“千世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詬于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

程朱理學

自漢以來至今,儒家思想在絕大部分歷史時期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但是也有低迷時期。魏晉時期儒學的地位被道教玄學替代。唐代政權基本上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但是也滲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時程朱理學為儒學主流,尊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始祖,朱熹為集大成者,後取得官方地位,但陸九淵與程朱理學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見性”、“心即是理”的哲學觀點,經明朝王陽明又發展為心學。

儒家

現在所說的儒家思想,相當部分是來自宋朝的解讀。元明清時期,科舉考試都以朱熹的理學內容為考試題目,對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學“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

陸王心學

中國宋明時期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流派。南宋時,陸九淵倡言心即理,針對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窮理”的理論,提出“發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簡易”、“直捷”主張。他還同朱熹辯論過“無極”、“太極”等問題,成為與朱熹一派理學相持對立的一家,被稱為“心學”。陸九淵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楊簡、袁燮等人 ,楊簡將“心即理”進一步發展成為“萬物唯我”的唯我主義。宋代以後,由于程朱理學成為官方統治思想,陸學影響不如朱學大。到明代中期,陳獻章由朱學轉向陸學。王守仁更是集心學之大成,並提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心即是理”的命題 ,在認識論上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認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時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觀點,反對宋儒知先行後的說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陸九淵以後影響最大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明代後期,王學大盛,出現了眾多流派,其中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和李贄等人影響較大。泰州學派內部各人思想不盡相同,但有個共同的趨勢,就是強調儒家的“聖”、“賢”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農工商賈”也可以成聖成賢,聲稱“人人天地性,個個聖賢心”。李贄還提出“是非無定質”,反對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禁錮。

儒家

1644年,明朝滅亡,這是以漢人為統治者的中國第二次亡國。明亡之後,以陽明學大儒黃宗羲為代表的一些儒家學者對歷史進行了反思,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事功學派

事功學派在程朱理學發展的同時,還興起一個強調“以利和義”,反對義利對立的儒家學派,成為事功學派。不過沒有成為主流。

體系結構

儒家的體系主要包括:

仁、 義、 禮 、智 、信。

天命、 良知 、天理 、心性 、中庸 、誠敬。

三綱、 四端 、五常、五倫 、七情、六欲 、八德。

忠恕、 孝悌 、廉恥 、名節。

格物致知 內聖外王教化 和諧 。

大同道統 聖賢 君子 小人。

經權 文質 禮樂。

仁政 王道 宗法 井田。

先秦儒學是指未經漢儒天人感應之說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論],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說明孔子其實不講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則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此處明言[善之四端]是天生即內在每一個人心中的,而不涉及外在的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規律。先秦儒學著重個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條件,譬如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人皆有善心,隻要發揚四端,則皆能為善,若放棄為善則失之,[每個人隻要有意願則皆能為善]。惻隱之心是自然的由內心發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條件,隻需問自己是否願意為善而已。先秦儒學與漢儒以後的儒學學說,存在著許多差異。

主要影響

對中國的影響

文化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社會,所傳授的不外《四書》《五經》。傳統的責任感思想,節製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專製統治結合的結果,因此,儒家思想是連同當代在內的主流思想。但,也因此禁錮人的思想,導致手工業和科技的沒落。

對東亞的影響

儒家思想在東亞各國都有廣泛的影響。儒學和漢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樣,很早就傳播到周圍國家,並對那裏的思想和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在韓國和日本,倫理和禮儀都受到了儒家仁、義、禮等觀點的影響。

對朝鮮的影響

在朝鮮半島,早在公元1世紀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誦《詩經》和《春秋》等儒家典籍,這說明儒學早已傳入朝鮮半島。三國時期,統治階級非常重視儒學,把它視為維護秩序、加強王權的思想武器,採取各種措施加以引進和推廣。高句麗于372年設立太學,傳授儒家學說。百濟于4世紀建立儒學教育製度。儒學在新羅傳播,大約在6世紀。新羅統一後,進一步發展儒學教育,在中央設立國學,置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傳授儒家經典。為了推動學習儒學的熱潮,國王甚至親“幸國學聽講”。與此同時,還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狀元,出現了一些著名儒學者,如強首、薛聰、金大向、金雲卿、金可紀、崔致遠等。

高麗王朝建立後,在首都開城設立國家最高學府國子監,在地方十二州設立鄉校,廣泛推行儒學教育。958年,高麗開始舉行科舉,把儒家經典列為主要考試科目,從而推動了儒學迅速發展,並且出現了私學(私塾)。12世紀初出使高麗的徐兢稱贊朝鮮半島儒學之盛說: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國子監裏“選擇儒官甚備”。大街小巷上經館和書社三三兩兩相望。少年們聚集在一起,跟隨老師學習經書。年歲稍長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觀之類的地方講習切磋。社會各階層的子弟,都“從鄉先生學”。

朝鮮王朝時期,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十分重視儒學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學,把它視為維護封建統治的輿論工具,極力加以推廣。朝鮮王朝的儒學教育有官學和私學兩種形式。官學系統,中央設成均館,是為國家最高學府。另外在首都漢城還設有中學、東學、西學和南學等四學。成均館和四學是中央直接管轄的教育機關。地方各道和邑設有鄉校。這些學校都由國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勞動者,用以作為辦學的經費。私學是各地的儒家學者創辦的私塾或書堂。私學日益發展,成為朝鮮王朝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影響。

朝鮮王朝通過科舉,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科舉分文、武兩科。文科考試須經三榜,考試科目主要有儒家經典以及有關現行政策和各種形式的漢詩。武科也進行三次考試,考試科目除兵學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總之,程朱理學作為統治思想,在朝鮮王朝的500年間,起到了維護和鞏固封建製度的作用。

對日本的影響

儒學傳入日本,大約是在5世紀以前。據《古事記》所載,百濟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來到日本的儒學者,並且帶來了《論語》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們還都曾作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講授儒家學說。繼體天皇時期(507—531)曾要求百濟國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經博士,傳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發展。

聖德太子製定的“冠位十二階”和“十七條憲法”,主要體現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辭彙和資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階”是以德、仁、禮、信、義、智為基本位階,再各分大小兩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階。“十七條憲法”的宗旨是強調“君主至上”。如“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群臣百僚,以禮為本”,“承詔必謹”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聖德太子還多次向中國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積極攝取中國文化,于是儒學迅速發展,並逐漸成為貴族官僚必修的教養。

日本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下而發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領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鐮足都曾受教于中國留學生南淵請安和僧旻等人,並在他們的協助下製定了改新藍圖。701年製定的基本法典《大寶律令》對教育設專章(“學令”),規定中央設太學,地方設國學,各置博士、助教,招貴族子弟,授以儒家經典,其中《論語》和《孝經》為必修科目。757年,孝謙天皇下詔,令全國每家必備一本《孝經》,獎勵“孝子”、“貞婦”。701年,重視孔。768年,稱德天皇敕稱孔子為“文宣王”。藤原基經當攝政時(877—890年),“敦崇儒術,釋奠之日,率公卿拜先聖,使明經博士講周易”。由于統治階級的積極扶持和獎勵,這時儒學在日本已經超出貴族官僚上層社會範圍而普及到各個階層。

南北朝時代,程朱理學傳入日本,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但由于佛教的影響,儒學未能取得優勢地位。隻是到了德川時代,適應封建專製統治的需要,儒學(朱子學)才擺脫了佛教的壓製,達到空前繁榮的時代。德川幕府為了加強封建專製統治,把全國人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實行嚴格的等級身份製度。因此,需要一種維護身份等級製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學的“名分論”正好適應了這種需要。于是,儒學(朱子說)被規定為官方哲學,成為德川幕府的正統思想體系。

藤原惺窩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傳宋儒“理性”的著作。後來受德川家康的召見,並為其講授《大學》等儒經。1599年著《四書五經倭訓》,使他成為日本第一個根據朱註而用日文字母訓讀《四書五經》的儒學家,被認為是日本“朱子學之祖”。藤原惺窩有門徒150餘人,其中林羅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學家。林羅山歷任儒官,作過將軍的侍講、顧問,參與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論,以維護封建秩序。他在《經典題說》中寫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則上者貴下者賤。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視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違,貴賤不亂,則人倫正,人倫正則國家治,國家治則王道成,此禮之盛也。”林羅山以“天人相關”、“天人合一”的說教,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合而為一,從自然界法則引伸出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從而把社會的“上下貴賤之別”說成是合理的、永恆的。林羅山以儒學理論維護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發揮了作用。

對越南的影響

儒學在越南文化中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東漢末年,廣西人士燮遊學洛陽,研究左傳、尚書等典籍,後來任交趾太守40餘年。據《越南四字經》說:“三國吳時,士王為牧,教以詩書,熏陶美俗。”說明早在三國時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學教育。

10世紀,越南獨立以後,各王朝的典章製度大都取法于中國,政府選拔人才也採取科舉製度,以詩、賦、經義等為考試內容。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創製了越南民族文字,稱為“字喃”。此後,中國儒家典籍大量傳入越南。宋元時期,越南刊刻過不少儒家經典和漢譯佛經。出現了不少明經的儒家學者。15世紀初,明成祖曾下詔,以禮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國來,其中包括明經博學的儒學者。可見儒學在越南的影響之深。

對歐洲的影響

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首次將《論語》翻譯成拉丁文,1687年利瑪竇譯本在法國巴黎出版。以後《論語》被轉譯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從中國回到法國,出版了《中國近事報道》和《論中國禮儀書》,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的儒家思想並批評西方的墮落,這也使西方人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的文化。

對現代的影響

孔子門下弟子三千,因而總結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溫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師”、“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怠”等。孔子更被後世尊稱為“萬世師表”,台灣將“孔聖誕”定為“教師節”。“崇文”、註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華人的基本價值觀之一,現在很多儒家的思想已經傳入教材,成為必學篇目。

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主要有儒家聖教十三經。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經。孔子“治《詩》《》《禮》《樂》《》《春秋》六經”,即《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其中詩書禮樂又稱古之四教,周朝貴族的教科書。“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兮,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詩經》教以言語文學,《尚書》教以政事,《禮記》教以宗法綱紀、君子修養;《易經》《春秋》教以道義是非智慧。“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具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製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荀子說“故詩書禮樂之道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詩經》教言聖人之志,《尚書》教行聖人之事,《儀禮》規定聖人之行,《樂經》乃和聖人言,《春秋》乃聖人微言大義。“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

十三經

秦末,劉邦,項羽攻入鹹陽,項羽火燒鹹陽宮,秦火一炬,《樂經》從此失傳; 東漢在此基礎上加上《論語》、《孝經》,共七經;唐時加上《周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共十二經;

儒家

宋時加《孟子》,後有宋刻《十三經註疏》傳世。

《十三經》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傳統觀念而言,《易》、《詩》、《書》、《禮》、《春秋》謂之“經”,《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屬于《春秋經》之"傳",《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均為"記",《爾雅》則是漢代經師的訓詁之作。後來的《四書》指是指《大學》(《禮記》中一篇)、《中庸》(《禮記》中一篇)、《論語》、《孟子》,五經則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周易

尚書

詩經

周禮儀禮禮記
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
論語

孝經

爾雅

孟子

十三經註疏

《十三經註疏》是解釋十三經的權威教參。註,對經書字句的註解,又稱傳、箋、解、章句等;疏,對註的註解,又稱義疏、正義、疏義等。 註、疏內容關乎經籍中文字正假、語詞意義、音讀正訛、文法修辭,以及名物、典製、史實等。宋人將十三經宋及宋以前之註疏合刊,“註疏”之稱始流行。

儒家
書名
周易正義
王弼(魏)、韓康伯(晉)孔穎達(唐)
尚書正義孔安國(西漢)
孔穎達(唐)
毛詩正義毛亨·毛萇(西漢)鄭玄(東漢)孔穎達(唐)
周禮註疏
鄭玄(東漢)賈公彥(唐)
儀禮註疏
鄭玄(東漢)賈公彥(唐)
禮記註疏(禮記正義)
鄭玄(東漢)孔穎達(唐)
春秋左傳註疏(春秋正義)
杜預(西晉)孔穎達(唐)
春秋公羊傳註疏
何休(東漢)徐彥(唐)
春秋榖梁傳註疏
範寧(西晉)楊子勛(唐)
論語註疏
何晏(魏)邢昺(北宋)
孟子註疏
趙岐(東漢)孫奭(北宋)
孝經註疏
唐玄宗邢昺(北宋)
爾雅註疏
郭璞(西晉)邢昺(北宋)

其他資料

儒家各系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漢初,遭統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後受玄學、佛學的挑戰,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歷空前之厄,但還是綿延至今,其原因是因為儒學植根于中國固有的價值系統而又能隨時自我調整,適應了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且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東方最有價值的知識系統,以至于今天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國學(傳統文化)的代名詞。儒家是國學的核心與主體。

▲釋道墨法四家評儒

墨家反對儒家推崇的“親疏尊卑之異”、“古服古言”、“濫施敵人以仁義”和“畏天命”,批評孔子的禮樂教化和繁瑣禮儀,“繁飾禮樂”、“久喪偽哀”、“厚葬久喪”、不敬鬼神,認為孔子心術不正,其弟子作亂邦國。不過,墨子曾“稱于孔子”,認為孔子之教也有“亦當而不可易者”。

道家以自然無為為宗旨,蔑視禮法,對于儒家的禮儀道德持否定態度。

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認為孔子詩書禮樂教化與法家農戰思想對立,“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國用詩書禮樂孝悌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貧國。”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對孔子個人頗為尊重,但他認為孔子學說不合時宜。

相傳孔子號儒童菩薩。或曰:“吾夫子萬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又僧號比丘。丘,夫子諱也。比者,並也。僧,佛弟子,而與夫子並。彼且弟子吾師,何怪乎儒之闢佛也!”是不然。童者,純一無偽之稱也。文殊為七佛師,而曰文殊師利童子;善財一生得無上菩提,而曰善財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賢聖,有“童真住”,皆嘆德之極,非幼小之謂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語也。梵語比丘,此雲乞士,亦雲破惡,亦雲怖魔。比非比並之謂,丘非丘陵之謂,蓋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語南無,此雲歸命,南不取南北之南,無不取有無之無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國,必演揚佛法以度眾生;使釋迦而現魯邦,必闡明儒道以教萬世。蓋易地則皆然。大聖人所作為,凡情固不識也。為儒者不可毀佛,為佛者獨可毀儒乎哉? (蓮池大師,未出家時被公認為 儒家泰鬥)

劉禹錫《袁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亦雲:“則素王立中樞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同德;轅輪異象,至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業,故劫濁而益尊。”劉禹錫亦力主儒佛同尊,他認為儒學適用于治世,佛教適用于亂世。

沖擊儒學

明清以來,西學東漸。鴉片戰爭中國戰敗之後,面對西學的壓力,清代儒家開明派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改良主張。近代以來,中國的落後致使人們對中國文化作出反思,儒學內部龔自珍、魏源等,以漢學批宋學,主張改革,成為近代儒學中的異端。之後,又有三次對儒家思想的較大沖擊:第一次是太平天國運動中,草根階層對儒學的沖擊。第二次是戊戌變法時代,變法派思想家對儒學的沖擊。第三次是民國成立之後的五四運動,各類激進主義新思潮對儒學的沖擊。

面對沖擊,儒學也作出反應。康有為陳煥章創立孔教,將儒學宗教化。而學衡派的學人對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產生了新儒家。

新的發展

儒家學說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就是新儒學,新儒學又稱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的儒家學派。狹義的新儒學,是指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學。廣義的新儒學則可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關于儒學變革的所有學說。

■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是新儒學的準備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者在西方文明沖擊之下被動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內容以求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這一階段的代表思想。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學的萌芽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日趨成熟的托古改製的社會改良思想,即用儒學來解釋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書》等。

■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是新儒學的嬗變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孫文的籍古創製,孫文在學習西方民主經驗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礎上,仿慕儒家體製創立了政權與治權分立的民權學說和五權分立的政體學說。在《建國方略》中慕仿周禮製訂了非常詳細的“結會”“動議”等程式和儀規;在《民族主義》講稿中以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儒家道德,作為復興民族的基礎;在《民權主義》講稿中以儒家“聖賢才智平庸愚劣”的觀念來講解真平等與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義》講稿中以儒家倡導的大同主義作為民生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同義語。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是新儒學的開宗明義階段,這一階段主要表現為梁溯溟、張君勵、熊十力等人開始在“新儒學”旗幟下進行的儒學研究。新儒學開宗的政治基礎是當時的官方意識形態三民主義中含有儒學的內容。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新儒學的活動主要體現于思想領域;新儒學的目標是在匯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釋和發展儒學。代表作有梁溯溟的《鄉村建設》、賀麟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繼承陸王心學構築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和馮友蘭的“新理學”。總的說來,新儒學基本上是以儒學的“內聖外王”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學遭到普遍責難的時候出現的。這一階段的新儒學在思想研究領域進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沒有對社會發展產生有價值的影響。

■從新中國建立到大陸文化大革命結束是新儒學的沉寂階段,這一階段不僅中國大陸的新儒學研究歸于沉寂,海外新儒學亦甚少成績。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是新儒學的恢復和發展階段。這一階段尚在進行之中。恢復階段的主要特征是過去的一些新儒學著作重新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術界開始反思和討論新儒學的功過利弊。發展階段的主要特征是在過去“新儒學”研究的基礎上,對儒學和新儒學進行徹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為今用。發展階段的新儒學是當代和諧文化的組成部分,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最高成果。

■大眾儒學,是一種新的新儒學研究派別,是當代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義是劉周在“全世界都來踐行大眾儒學,促進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建設(倡議書)”和“劉周倡議書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眾儒學的主要觀點是:

●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以“愛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會成員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禮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會的道德秩序,使社會成員對自身的社會地位都有穩定的道德認可和道德定位。社會成員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社會成員普遍認可社會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體情況的道德規範,造反作亂就沒有道德依據(即沒有意識形態基礎)。社會成員既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又沒有造反作亂的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所以儒學是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和階級形態的社會統治方略和社會管理學說。儒學在歷史上曾經作為我國奴隸社會某些諸侯國在某些時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同時又是我國整個封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一史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仁和禮的關系是仁禮一體。不講仁隻講禮,禮就不會被社會成員普遍認可,就會遭到反對;不講禮隻講仁,社會成員不受道德約束,就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是不可分的。社會發展會使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變化,禮的一些具體內容需要根據時代的變化而予以改變和調整,這種改變和調整是仁的體現。

●儒學“仁禮一體”的體系中包含了法的內容,禮和法應該很好的結合。禮的作用主要是預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懲罰犯罪。對犯罪個體的懲罰不是法的全部意義,懲罰所能產生的社會影響(即能不能從整體上減少全社會的犯罪)才是懲罰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層踐行的“以禮為體,以法為用”的禮法體系,是實現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儒學“民貴君輕”的思想,表明儒學不是把“君”置于自己學說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眾)置于自己學說的中心。儒學對“舜娶而不告”和“湯武革命”的贊成,表明儒學不是片面維護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內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則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違背仁和禮的時候,居下位者是可以採取積極的或消極的手段來維護仁和禮的。所以,儒學的本質就是大眾儒學,其根本精神是維護國家社會的和諧運行。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社會統治和社會管理學說,而且與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乃至民主革命學說和共產主義說都是兼容的。

●儒學“禮之用和為貴”的思想,表明禮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標,就是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暨全社會的和諧。儒學認為,踐行仁禮和維護仁禮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湯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復禮”而不是作亂。所以,他們不是在破壞和諧,而是在恢復被破壞了的和諧的基礎。所以,“湯武革命”與“克己復禮”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創造和諧、促進和諧的行為。儒學承認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維護仁禮的責任和權利,可以使人們(尤其是居上位者)在違背仁禮方面,不致走得太遠。可以使人們在破壞和諧基礎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遠。因此,隻會對維護社會和諧產生積極作用。它同時也表明禮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的相互協調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學文化是一種和諧的文化。

儒學學者

中國

董仲舒 何邵公 文中子 孔子 孟子

邵康節周敦頤 張載二程 朱熹

陸九淵 薛瑄呂坤 曹端王陽明 羅欽順

王夫之 顧炎武黃宗羲

日本

桂庵玄樹 南村梅軒 藤原惺窩

林羅山 木下順庵 新井白石

室鳩巢 雨森芳洲祇園南海

石田梅岩 山下龍二 加地伸行

朝鮮

王仁 崔致遠 薛聰 白頤正

安珦 禹倬 權簿 李齊賢 李穡

鄭夢周 鄭道傳權近 李崇仁吉再

徐敬德 趙光祖李彥迪 李退溪李傈谷

越南

朱文安黎括 阮廌 阮秉謙

黎貴惇 潘廷逢 張定

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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