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涇波

傅涇波

傅涇波(1900年-1988年10月27日),名永清(慈禧賜名),英文名:Philip Fugh(英文名是司徒雷登所贈),北京滿族正紅旗人,民國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 中文名稱
    傅涇波
  • 外文名稱
    Philip Fugh
  • 別名
    名永清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滿族
  • 出生地
    北京
  • 出生日期
    1900年
  • 逝世日期
    1988年10月27日
  • 職業
    民國時期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人物生平

傅涇波出生于清朝的貴族家庭,幼時由父親帶去見慈禧太後,慈禧賜名永清。父親傅瑞卿思想新潮,信仰基督教。1917年,北大學生傅涇波在天津青年會聽司徒雷登演講。1920年,傅涇波轉學至司徒雷登任校長的燕京大學,後不幸患肺病,療養期間司徒雷登及其家人常來探視,此後傅家與司徒家極為親近。1922年,傅涇波接受司徒雷登的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1924年,傅自燕大政治系畢業。1925年,與基督徒劉倬漢女士(字潔雲,1898年-1996年)結婚。傅涇波交際圈很廣,他義務協助司徒雷登的工作,經傅的介紹,司徒雷登認識了不少政經界要人。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司徒雷登被日軍監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戰敗投降。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任命為美國駐華大使,傅涇波以"大使私人顧問"的名義,在大使館協助司徒雷登的工作。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和傅涇波一家前往美國,三個月後司徒中風臥床,傅涇波夫婦照顧其飲食起居。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去世,傅涇波將其骨灰捧回,希望將來可以將其合葬于燕京大學司徒夫人的墓地。1973年,傅涇波受邀訪問中國,在臨湖軒與故友會面,觀看樣板戲,並前往東北參觀煉鋼廠和大慶油田。十個月後,返回美國。1982年,傅涇波到訪台灣。1984年,再次回國訪問。1988年10月27日,傅涇波在美國去世。

傅涇波傅涇波

子女

子:傅履仁(John Fugh),美國首位華裔陸軍少將。退役後從商,曾任麥道中國總裁、波音中國執行副總裁、安然國際中國主席等。2006年出任"百人會"會長,直到2009年卸任。2010年5月11日,因心髒病發作,在馬裏蘭州國家海軍醫療中心逝世,享年75歲。

傅涇波一家與司徒雷登傅涇波一家與司徒雷登

女:傅暖泠、傅鐸若、傅海瀾

與雷登

說起傅涇波,也許現在沒有多少人知道,但是說起司徒雷登,卻是眾所周知的人物,而傅涇波就是司徒雷登身邊最重要的人。傅涇波是個謎一般的人物,司徒雷登在《在華五十年》一書中這樣寫到"傅涇波之于我,就像我的兒子、同伴、秘書和聯絡官。"旅加拿大學者林孟熹則這樣說:"傅涇波是對司徒一生最具影響力的人,也是對司徒幫助最大的人

傅涇波夫婦與司徒雷登在一起。傅涇波夫婦與司徒雷登在一起。

傅涇波1900年出生于北京。傅家祖上是滿族正紅旗,早年傅涇波就讀于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作為司徒雷登的學生,他一邊讀書,一邊幫助司徒雷登工作。1920年,傅涇波成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助手。當年的一天,司徒雷登跟傅涇波說起,他最大的心願就是把燕京大學辦成一所中國化的大學,一所生根于中國、為中國服務、有中國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學。他希望傅涇波能夠幫助他從事這項工作。幾天之後,傅涇波答應了,成為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的校長秘書,但是有三個條件:(一)除差旅費外不接受任何薪酬;(二)不參與燕京大學的任何校內事務;(三)隻對司徒一個人負責。

傅涇波開始了他畢生的事業。傅涇波長期伴隨在司徒雷登左右,司徒雷登返美後,傅涇波一家也移居美國。司徒雷登一生並無積蓄,晚年偏癱,全賴傅家的照料。臨終之前,他拜托傅涇波兩件事,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安葬在中國。2008年11月17日,司徒雷登的骨灰葬于杭州半山安賢園。兩個願望終于達成。

華德事件

華德事件(The Ward Case)指的是,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Augus I Ward,又譯為瓦爾德)在1948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沈陽後不久,因拒絕交出電台以及涉嫌間諜活動等原因,被長期軟禁,並于1949年11月受到審判被驅逐出境一事。這一事件的整個過程,正值新中國成立前後,毫無疑問,它是此後新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一系列嚴重沖突的開端,因而可以說是新中國與美國關系史上至關重要的一頁。同時,考慮到這一事件發生的復雜背景,以及事件發生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對美政策一度尚未完全確定的情況,可以肯定,對于這一事件前後中共對美政策變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具體了解中國共產黨人在建國前後確定對美政策的關鍵一環。然而,迄今為止,有關這一事件的研究,在國內幾乎還處于一種空白狀態。美國學者的研究雖稍具體,卻又較多地側重于介紹美國政府的反映,對中共方面的政策考慮則缺少深入了解和研究[①A],但願本文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彌補這一缺憾。

重要日子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國與中國共產黨關系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事管製委員會向美國駐沈陽總領事華德發出了第二號公函和第四號通令,明確要求除軍管會特別批準者外,任何中國和外國公民與機構,凡有電台及其收發報裝置者,均須在36小時之內報知該委員會,並送交其保管。華德最初似乎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當天給軍管會的公函中甚至提出:如果"在地當局仍希望敝總領事館之繼續存在與工作",就請"準予繼續使用該項電台",因"敝領事館之存在須依賴此項電台之繼續使用"[①B]。看來華德相信,共產黨不會採取過分的行動,隻會"採取一種更為合作與友好的態度"[②B]。 華德的樂觀估計不是沒有理由的。自從解放軍11月1日下午佔領沈陽之後,一切跡象都表明,共產黨對留在沈陽的美國外交及商業機構並沒有持敵視的態度。不僅如此,新任命的共產黨市長朱其文上任伊始,即于11月5日以官方身分正式召見了美、英、法等國駐沈陽的領事,表示將嚴格保護一切外國人和外國機構的安全,並願意為外國機構提供各種必要的服務,包括發放通行證、為機動車提供標志旗等。三天後,朱市長又對美、英、法領事館進行了回訪,明確肯定他們的領事身分,並饒有興致地參觀了美國新聞處設在沈陽的一個圖書室,強調中美之間不僅需要進行技術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進行文化方面的交流[③B]。這自然使受命留在沈陽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與中共地方當局"建立工作關系"的華德深感振奮,直到11月16日,華德打給美國國務卿和駐南京大使館的電報的調子都是相當積極的。他樂觀地等待著朱市長和軍管會的召見,準備像前幾次那樣與他們友好地討論關于保留美國領事館繼續使用電台的權利問題。他甚至斷言:"共產黨的意圖是承認我們,並允許我們作為美國官方機構行使職責的"[④B]。 從15日10時開始的36小時期限過去了大約30個小時之後,華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動搖了。他預期中的與朱市長或軍管會主任的會面,遲遲沒有能夠進行。雖然16日晚10時之後並沒有出現他所擔心的行動,但17日他繼續尋求與朱市長接觸的努力仍沒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才得到召見通知。而在下午2時開始的談話中,負責接見他的軍管會副主任沒有表現出任何靈活的態度。華德反復解釋電台是美國政府的財產,並一再說明交出電台後他不能進行正常工作,但軍管會堅持當日下午5時將派參謀人員前往領館接收一切,美領館對外聯絡方面今後重要電報可經軍管會審查批準後由新華社代發。華德終于意識到,共產黨方面的決定是不可改變的。下午4時,華德匆匆忙忙地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通知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大使,沈陽領事館的電台將就此關閉並被沒收。同時,他還草擬了一份明碼電報交給沈陽軍管會,請其代為發往華盛頓,以驗證此種聯絡方法是否可行[①C]。 其實,事情才僅僅開了一個頭。華德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拒絕主動交出電台還會引起更為嚴重的後果。在18日下午5時的期限過去之後,又過了整整42個小時,沈陽軍管會才正式派人前來沒收電台。但這次不再是簡單地沒收幾部電台的問題了。20日下午1時,即沈陽軍管會開始進入美國領事館沒收電台之後不久,華德得到了一份措辭嚴厲的書面聲明。聲明不再承認華德的領事身分,而稱其為"先生",同時強硬地指出:"因先生等蔑視本會之命令,今後除經市政府準許外,特禁止舊美領事館全部人員與外界自由來往"。隨後,美國駐沈陽領事館各類人員及其家屬,立即被分別軟禁在領事館、美孚油行院和總領事私宅安息日院三處。並且,三處的電燈、電話和自來水供應也被全 部切斷。但直到這時,華德仍舊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這種180度的轉變究竟是怎麽回事[②C]。

司徒雷登中風後在傅涇波家中司徒雷登中風後在傅涇波家中

態度不同

從上述事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沈陽軍管會及市政府對美國駐沈陽領事館的態度,在11月上旬和中旬,有明顯的不同。11月上旬,至少到8日朱市長回訪美、英、法領事館為止,沈陽市政府所表現出來的希望保持和發展與美國人在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方面合作的態度,至少在形式上還是較為積極的。而在此之後,這種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種答案。因為有資料表明,朱市長8日回訪的某些說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東北局的批評,東北局並為此就接待外國人的問題作出了極為嚴格的規定[③C]。此後,沈陽市政府對各國領事館的態度自然與前不同,變得極為謹慎。 但值得註意的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在11月15日軍管會宣布沒收一切電台之前,沈陽市政府仍舊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領事館的官員,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一些問題。而15日遞交給華德的關于送交電台問題的第二號公函,也仍舊繼續承認其官方身分。那麽,事情為什麽會發展到後來那種地步呢?這當然不簡單是因華德拒絕主動交出電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這裏首先應當提到的是蘇聯駐東北外交人員的態度。 據目前查閱到的資料,可以肯定,沈陽軍管會11月14日正式簽發的沒收電台的通令,主要還不是針對美國等國駐沈陽領事館而採取的一個外交行動。它隻是根據中共中央在部隊進入沈陽之前就已經下達的關于必須註意收繳城市中一切電台以確保部隊軍事行動的指示,向所有中外機關和個人發布的一個泛泛的通告。導致事態向後來方向發展的,是軍管會宣布沒收電台第二天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馬裏寧給東北局書記高崗的一個電話。馬裏寧在電話裏明確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沒收美、英、法駐沈陽領事館的所有電台,並說明"這是關系到蘇聯的很大的事情"。高崗當即答復說:駐沈陽衛戍司令部已經通知各領事館必須于36小時之內交出所有電台,而我們對美、英、法留在沈陽的領事館的策略,則是"擠走"的方針。馬裏寧當即對此表示歡迎,並稱蘇聯領導人將會因此感到高興。一旦美、英、法領事館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們,他們最後就隻好滾出東北。顯然,把沒收電台的行動直接同反對美、英、法領事館在東北存在的方針聯系起來的,確實同馬裏寧的這個電話有關。 從上述資料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態的發展同中共中央的態度也有密切關系。因為高崗在電話中明確表示,我們對美國等國留在沈陽的外交機構的態度是已經決定了的,這就是"擠走"的方針。這裏所說的"擠走"方針,還在沈陽市政府決定沒收當地所有電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明確提出來了。11月10日,中共中央針對東北局提出對堅持留在沈陽不撤的美國等西方國家領事館應如何處置的問題,曾發出指示:美、英、法等國既然不承認我們的政府,我們當然也不承認他們的領事。為此,我們有必要利用目前的軍事管製,達到封鎖和孤立美、英等國在沈陽的外交機構的目的,不給他們自由活動的餘地。隻要堅持這樣做,相持日久,他們自然會被迫撤走[①D]。不難看出,正是蘇聯的態度,使得這次沒收電台的行動迅速同中共中央內定的"擠走"美國等國在沈陽外交機構的外交行動聯系起來。17日,毛澤東復電:"同意你所取擠走沈陽美、英、法領事館的方針",使沈陽軍管會把沒收美國領事館電台升格為封鎖與孤立美國在沈陽外交人員的行動,隻是,如何具體實施這種封鎖與孤立,還頗費了一些周折。 沈陽軍管會在發出沒收電台通令時,完全沒有估計到可能引起外交糾紛,因此,當美國總領事華德表示拒絕主動交出電台之後,由于不了解衛戍部隊是否有權力進入外國領事館強製執行,他們遲遲未能採取行動。對此,毛澤東自然頗不滿意。由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電明確提出:既然美國舊領事故意違抗命令,就應派隊入室檢查,並將電台帶走。"凡駐在該舊領事館的人員因其蔑視中國人民政府限期交出電台的命令,將禁止其與外界自由往來。如有需要須經市政府特許,方準外出(在核準其外出後,應有武裝隨行保護)。你們如此辦理,可達到我們內定之擠走美、英、法等國領事的方針,而形式上則以雙方無正式外交關系並實行軍事管製,首先給美國舊領事以限製,使其知難而退"。 由于美國領事公然違抗命令,"首先給美國舊領事以限製,使其知難而退",無疑是中共中央實施"擠走"美、英、法等國領事方針的一種策略。但沈陽方面在實行時卻又忽略了這種策略上的必要性。他們不僅將美國領事館的人員,而且還將英、法兩國領事館的人員也都統統軟禁起來了。而全面切斷領事館的電燈、電話和自來水供應,也並非受命于中共中央,純粹是考慮到東北主力部隊即將入關必須設法封鎖訊息,參考了蘇聯在沈陽的商務代表的建議的結果。顯然,對于剛剛進入大城市的共產黨人來說,他們在外交方面是欠缺經驗的。正是在毛澤東的指導下,情況才多少有了改觀。沈陽方面的中共領導人已經註意到必須區別對待英、法人員,而以主要力量對付美國人了。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傅涇波之子傅履仁

行動影響

中國共產黨人針對沈陽領事館所採取的帶有敵視性的行動,並不意味著他們準備與美國全面對抗,也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希望得到西方國家的外交承認。問題在于,基于中國革命的反帝性質和意識形態特點,他們這時很少幻想西方國家,特別是積極支持國民黨的美國會迅速承認中國的革命政權。忽視了這一點,我們就無法理解這一時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現的種種變動。特別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剛剛召開過政治局會議,會上人們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國民黨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會議沒有談到外交問題,隻有毛澤東簡單地提到一句:一旦我們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蘇聯為首的國際人民民主力量會跟我們合作的。當然,一旦這種外交承認問題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共產黨中許多人未必不會對西方國家抱以某種希望。事實上,註意到中共部分領導人第一次開始在沈陽處理與美、英、法等國領事館的外交接觸問題時,一度極力爭取後者的好感,積極主動地去做聯絡工作的事實,就可以看出,他們確實存有這樣的希望。當然,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在東北的中共領導人,他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應該怎樣做了,因為東北畢竟是一個極其特殊的地方,在那裏的蘇聯人十分明確地反對任何美國人繼續留在這一地區。他們尖銳地指出,美、英、法領事館堅持留在共產黨控製的中國東北地區,這完全是"別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須"提高警惕"[①E]。 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強大的資本主義陣營威脅的情況下,一個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隻有加入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強大陣營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發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考慮,中共中央非常重視蘇聯的意見,因此,毛澤東在得知蘇聯的態度之後,明確表示:"關于東北以及全國的外交政策,我們一定和蘇聯協商處理,以求一致"[①F]。當然,這並不等于說,中國共產黨隻能亦步亦趨地根據蘇聯的意見去做,還在周恩來剛剛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擠走"美國等國駐沈陽領事館方針的檔案之後不久,毛澤東就再度發出指示,即使在外交鬥爭中,也要註意策略問題。 為了孤立美國,毛澤東主張"對于英法,似應較對美稍微和緩些"[②F],在沈陽不必禁止其出入,過一時期更應準其修復電燈電話。由周恩來擬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進一步對毛澤東的意見作了具體的說明:我們目前堅持不承認國民黨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外交關系,是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動,"並不等于我們永遠不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發生外交關系,也不等于對待這些帝國主義國家毫無區別。擠走美、英、法三國駐沈領事館的一般方針……並不一定在東北以外的解放區都實行,而且對英法和對美必須有所區別"[③F]。 周恩來起草的11月10日和23日這兩封解釋中共中央"擠走"方針的指示電,有一點顯著不同,那就是,在10日最初提出"擠走"方針時,中共中央並沒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區分,而在23日的指示電中,則不僅提出了區別美、英、法,而且宣布說"擠走"的方針在東北以外的地區並不一定要實行。要了解這種改變的背景,還必須註意到11月中旬毛澤東對革命勝利時間估計的改變,因為恰恰是這種估計的改變,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後對于未來外交的前途有了頗為不同的認識。 10日的電報,中共中央仍舊是以9月政治局會議上關于五年左右勝利的 估計為依據的,因而它對早日與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不抱多少希望。但就在這封電報發出的第二天,毛澤東即改變了情勢的估計。11月11日,他在給各方面負責同志的電報指示中,明確指出:"九月上旬(濟南戰役前)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所作的五年左右建軍五百萬,殲敵五百個正規師,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估計及任務,因為九十兩月的偉大勝利,顯然已經顯得是落後了。這一任務的完成,大概隻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即可達到"。正是從這種新的估計出發,23日的電報對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與英法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較前有了更多的彈性。而毛澤東對此似乎更樂觀,他明確提出,即使是在東北地區,是否擠走英法也還要看那個時候的具體情況;即使是"擠走"美國,最後的決定權也必須操在中央手裏,況且就是擠走也並不意味著將來不與美國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餘地,比如電台所有權可仍屬美方,由我代管,"將來兩國建立外交關系時退還"[④F]。 一方面沒收電台,封鎖美駐沈領事館,軟禁其人員,一方面估計不久的將來有可能同美國建交而主張留有餘地,這清楚地表明,毛澤東固然對美國頗不信任,但並沒有根本否定即將誕生的

傅涇波(右)父子與司徒雷登在美國合影傅涇波(右)父子與司徒雷登在美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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