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俞可平

俞可平,男,漢族,出生于1959年,浙江諸暨人,畢業于紹興師範專科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政史系,是建國後政治學最早的兩個博士之一。政治學博士(是建國後政治學最早的兩個博士之一),教授、博士生導師,政治學者,中央編譯局原副局長。

現任北京大學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 中文名
    俞可平
  • 性別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出生地
    浙江諸暨
  • 出生日期
    1959年
  • 職業
    博士,教授、博士生導
  • 畢業院校
    紹興師範專科學校(今紹興文理學院)
  • 主要成就
    建國後政治學最早的兩個博士之一
  • 代表作品
    《民主是個好東西》

人物簡介

俞可平,政治學博士,研究員,教授,哲學和政治學雙學科博士生導師,德國杜伊斯堡大學名譽博士。現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畫”總負責人,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校教授或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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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歷

1981年畢業于浙江師範學院紹興分校(現為紹興文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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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考入廈門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班。

1984年畢業後留校任哲學系講師。

1985年獲中山大學哲學碩士學位。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專業,獲政治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自己培養的第一代政治學博士。1987年畢業留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任教,不久即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

1993年-1997年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當代研究所副所長。

1997年至2003年任該研究所所長。

2003年-2015年10月,擔任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

2015年10月至今,任北大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講席教授,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擔任職務

中央編譯局全球治理與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學中國政府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凱風政治發展研究所所長

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經典作家基本觀點研究”課題首席專家

“中國地方政府改革創新研究與獎勵計畫”總負責人

兼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四川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校教授、研究員或名譽教授

曾任聯合國政府創新咨詢專家、美國哈佛大學、杜克大學、德國自由大學、英國諾丁漢大學客座教授或高級研究員。

研究領域

政治哲學、中國政治、比較政治、治理與善治、全球化、公民社會、政府創新。

學術觀點

增量民主

俞可平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可稱之為“增量民主”。他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將與經濟發展一樣,遵循增量發展或增量民主的道路,不可能發生整體的突變性改革,但是某些領域將不時會有一些突破性的發展。增量民主就是對現有的既有製度不做大幅改動,而傾向建立一些新的民主製度,這樣做的好處是阻力較小,更具可操作性。例如,建立基層民眾自治製度、實行黨代表的任期製等,都反映出中央一步一個腳印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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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認為,“增量民主”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當特定的政治改革開始時,必須有足夠的資源儲備,換而言之,經濟和政治上必須具有一定的基礎。這個基礎可稱之為“存量”,所謂存量,就是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發展積累了可觀的存量。經濟發展到了一定時候,特別是政治上必須具有一股進步力量,此時,更遠一步的政治改革才能開展。更重要的是,政治改革必須和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架構相互兼容。

第二,在已有的政治和法律架構上,政治改革應該創造新的增量,新的增量又擴大了資源儲備。這並不隻是由法律和規章製度來決定,而且最終由大多數公民來決定。所以,這不是隻是要合乎法律,而是要具有合法性。

第三,政治改革應該逐步,穩定的進行。這並不是一場革命,而是演化。

第四,增量民主依賴于公民政治興趣的提高,同時也不能危及公民現有的利益。

第五,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黨內民主和草根民主應成為政治改革過程中的焦點。

第六,增量民主能促進動態穩定。有人說任何政治改革都應該保持社會和政治秩序,但實際上,增量民主的結局並不是保持傳統的靜態穩定,而是一個現代的動態穩定。換句話說,它專註于保持一個新的平衡,這個平衡中又有緩慢的、持續不斷的變動。

第七,增量民主需要有秩序的民主,就是說公民的政治參與應該得到鼓勵,但這種參與必須合法,組織有序。

第八,增量民主並不能扮演法治的角色。沒有民主能離開法治。在中國,貫徹法治和推進民主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治理與善治

俞可平是國內善治理論的先驅者,較早在國內引入和發展了西方學者提出的治理與善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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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認為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範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種不同的製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製和規範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範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地關註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 “治理“(governance)與“統治“(government)從詞面上看似乎差別並不大,但其實際含義卻有很大的不同。

治理與統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說是本質性的區別就是,治理雖然需要權威,但這個權威並非一定是政府機關;而統治的權威則必定是政府。統治的主體一定是社會的公共機構,而治理的主體既可以是公共機構,也可以是私人機構,還可以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強製與自願的合作。政府統治的權力運行方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運用政府的政治權威,通過發號施令、製定政策和實施政策,對社會公共事務實行單一向度的管理。與此不同,治理則是一個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它主要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認同和共同的目標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治理的實質在于建立在市場原則、公共利益和認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擁有的管理機製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權威,而是合作網路的權威。其權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單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治理可以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和協調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萬能的,它也內在地存在著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國家而享有政治強製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場而自發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為了克服治理的局限性,就有必要實施“良好的治理”或“善治”。概括地說,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善治實際上是國家的權力向社會的回歸,善治的過程就是一個還政于民的過程。善治表示國家與社會或者說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好合作,從全社會的範圍看,善治離不開政府,但更離不開公民。從某個小範圍的社群來看,可以沒有政府統治,但卻不能沒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賴于公民自願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沒有公民的積極參與和合作,至多隻有善政,而不會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礎與其說是在政府或國家,還不如說是在公民或民間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民間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達的民間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文膽”辨析

知識分子常常被稱為“文膽”,參與到政治架構的設計中,海內外一些人士普遍給予積極、正面的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毛壽龍教授建議,解讀可以在一個比較開闊的背景上來展開,那就是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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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的糾葛是一部剪不斷、理還亂的歷史,知識分子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更成為海內外學術界中國問題研究中不曾冷卻的話題。

在知識分子與政治的關系上,毛澤東的"皮毛論"最為經典。他說,知識分子是附在皮上的毛,他們沒有自己的皮,“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治亂迴圈的歷史怪圈中,知識分子始終難以找到自己準確的定位和價值。

對于現代化語境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問題,俞可平曾做過深入研究。在《遊魂何處歸──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知識分子(洋務運動至1949年)》一文中,他這樣概括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狀態:"簡單地說,就是遊魂無處歸。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沒有自己的歸宿,沒有自我定位,沒有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而像一個遊魂,飄浮于社會之中。它依違于政治和學術,遊離于傳統和現代,搖擺于中國和西方。"這種判斷,也是反思知識分子與現代化問題中的主流聲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價值與地位的認知越來越清晰,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從"中南海專家講座"製度的建立,到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在重大社會經濟問題上對專家學者建言的重視,人們發現,在政府與學界、政治與知識分子之間,一種新型的合作關系正在隱然形成,並逐漸向製度化方向過渡。有分析家認為,這種變化根源于執政黨的成熟,也與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之路復雜性的認識更趨理性、建設性有關。

與此同步,各地政府對知識、對合作關系的需求達到了“渴求”的程度。北京、上海、大連、沈陽等城市紛紛成立了政府專家顧問團,成為中國社會一種引人矚目的現象。

毛壽龍認為,當前傳揚頗盛的“文膽”之說,可以與中國各級政府目前這種對專家專業知識的渴求狀態聯系起來解讀。

同時,人們也沒忘了用冷靜的眼光去審視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系。

趙寶煦認為,俞的境遇,說明知識分子報國有門。但他同時提醒:“學術,特別是政治學研究,當然要為政治服務,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學者應該用自己的科學性為政治服務,如果隻是詮釋上面的意思,就失去了學者從政的價值。”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名學者則認為,很難說“文膽”對現實政治運作會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從一個學者的學術立場推斷他的政治立場。

毛壽龍從四個方面系統地闡述了政府使用專家、學者時應該註意的問題:其一是學者進入政府後,應該有個地位,不要是不了解決策過程的局外人。現在咨詢性專家往往與處一級幹部掛鉤,很難了解決策過程,這就限製了專家提供咨詢的水準;其二是在發揮專家、學者水準的同時,應該允許他們保持學術自由和專業自由,這是學者與專家發揮作用的前提;其三是要擴大顧問規模,因為每個學者都有自己的偏見,偏見需要通過學術自由來彌補;最後,政府使用專家、學者也要著眼于製度性建設,開座談會的方式有點單一,同時最好免費使用專家,這樣有利于促進全社會對知識的尊重。

研究成果

專著類

1)《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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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代西方國家理論評析》(陝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國外學者論中國經濟改革》(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年)

4)《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5)《社群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1999年台灣風雲論壇社再版)

6)《當代中國政治體製》(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8) 7)《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8)《全球化的悖論》(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

9)《大陸改革開放二十年論文選》(主編,兩卷本,台灣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9年)

10)《公益政治和權利政治: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評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1)《治理與善治》(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12)《 中國地方政府創新:2002》(社會文獻出版社,2002年)

13)《全球化與政治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4)《增量民主與善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

15)《中國公民社會的製度環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16)《民主與陀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論文類

1)"拉斯基國家思想演變初探",《廈門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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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現代西方政治思想評析",《國外政治學》,1986年第1期。

3)"試從政治行為主義的得失談我國政治學研究的方向",《政治學研究》,1986年第3期(該文原載《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1986年第1期。

4)"評國際政治學研究中的傳統主義與科學主義之爭",《國外政治學》,1987年第1期。

5)"論存在主義政治學",《政治學研究》,1987年第7期。

6)"政治行為主義論綱",《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1期。

7)"論政治結構-功能分析",《國外政治學》,1987年第5期。

8)"體製和政治體製小議",《政治學研究》,1987年第5期。

9)"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理論評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1987年第4、5期合刊。

10)"論政治系統分析",《社會科學評論》,1987年第8期。

11)"政治溝通與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研究》,1988年第2期。

12)"論當代中國政治溝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政治學研究》,1988年第3期。

13)"簡論民主集中製",《學習與實踐》,1988年第4期。

14)"試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今日蘇聯東歐》,1987年第6期。

15)"政治溝通透視",《光明日報》,1988年9月12日。

16)"轉型時期的痛苦心態",《中國文化報》,1988年11月16日。

17)"論轉變中的中國政治",《福建論壇》,1988年第11期。

18)"說腐敗",《中國青年》,1989年第1期。

19)"重評保守主義",《理論信息報》,1989年1月9日。

20)"西方政治學的最新趨勢--新機構主義",《社會科學》,1989年第2期。

21)"論當代中國政治的結構-功能特征",《求索》,1989年第1期。

22)"論人權",論文集《德先生、賽先生、駱先生與當代中國》,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23)"強權政治的傑作",《時代論評》,1989年第1期。

24)"政治文化論要",《人文雜志》,1989年第2期。

25)"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基本格局與主要特征",《學術研究》,1989年第2期。

26)"論權威主義--兼評新權威主義",《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89年第3期。

27)"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論要",《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

28)"人權引論",《政治學研究》,1989年第4期。

29)"對民主政治的幻滅--政治精英主義述評",《天津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30)"危險的搭便車動機",《中國青年》,1990年第4期。

31)"何謂搭便車--奧爾遜的利益與團體理論述介",《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0年第3期。

32)"馬克思主義與人權",《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0年第1期。

33)"政治腐敗概念探微",《社會科學》,1991年第2期。

34)"政治哲學概說",《百科知識》,1991年第4期。

35)"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政治學",《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1年第2期。

36)"權力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種現實主義的觀點",《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1年第2期。

37)"馬克思的歷史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1年第2期。

38)"國家理論與當代世界",《學術季刊》,1991年第2期。

39)"西方新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國外理論動態》,第13期。

40)"西方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問題的觀點",《國外理論動態》,第14期。

41)"一名美國左翼學者對美國馬克思主義現狀的思考",《國外理論動態》,第22期。

42)"政治腐敗類型淺談",《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1年第4期。

43)"政府在東亞工業化進程中的作用",《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1年第6期。

44)"政治溝通、政治咨詢與決策的民主化",《理論內參》,1991年第12期。

45)"國家利益與政府行為",《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

46)"傳統觀念中的理想完人",《社會科學報》,1992年5月14日。

47)"教育的現代性",《社科參考報》,1992年第7期;又見《中國圖書評論》1992年第4期。

48)"君子:傳統文化的整合",《青年思想家》,1992年第有期。

49)"來自共和國公民的政治報告",《理論內參》,1992年第5期。

50)"我國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非經濟因素",《社科參考報》,1992年7月20日。

51)"英國歷史學家希爾論美國的反共主義",《國外理論動態》,第69期。

52)"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流派評析",《安徽大學學報》,1992年第3期。

53)"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社科參考報》,1992年第13期。

54)"略論國家利益",《天津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

55)"歷史是貴族階級的墳場--帕雷托精英理論述評",《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2年11月,第1卷。

56)"健全我國的政治咨詢網路",《光明日報》,1993年2月3日。

57)"人權與馬克思主義",載社科院法學所編《當代人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

58)"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評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3年第1期。

59)"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理論及其歷史意義",《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60)"市場經濟人的價值",《北京青年報》,1993年8月19日。

61)"社會主義市民社會:一個新的研究課題",《天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4期。

62)"政治關系","政治共同體","政治管理","政治過程""政治機製","政治行為","政治統治","政治主體""政治體",載《中國政治》,1992年。

71)"全面正確把握現代西方國家學說",《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3年第12期。

72)"近年來國外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述略",《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3年第6期。

73)"淺談政府權威的流失",《光明日報》,1993年12月22日。

74)"沒有人說,我來說--讀《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4年第1期。

75)"30年代中國思想中的文化與現代性"(英文),《亞太研究》(Asian \ Pacific Studies),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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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現代化的代價",《北京青年報》,1994年11月17日。

77)"美國學者邁斯納批評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國外理論動態》,1994年11月20日。

78)"西化與中化之辯",《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5年第11期。

79)"當代全球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4年第6期。

80)"國外學者談大中華",同上。

81)"亨德裏希論等級民主",《國外理論動態》,1995年第3期。

82)"關于現代化代價的思考",《市場經濟導報》1995年第1期。

83)"中國大眾文化中對毛澤東的重新評價"(英文),《婦女與中國研究》(柏林自由大學),1995年8月。

84)"我們隻有一個家__談生態環境保護",《市場經濟導報》,1994年第4期。

85)"美國學者林德布洛姆論市場與民主的關系",《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第21期。

86)"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知識分子(洋務運動至1949年)",《天津社會科學》1996年第5期。

87)"90年代西方社會主義研究的若幹重要問題"(上下),《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2期和第3期。

88)"放眼看中國---評《中國的崛起》",《中華讀書商報》1996年10月。

89)"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

90)"從權利政治學到公益政治學----新自由主義之後的社群主義",《公共論叢》,1997年第1期。

91) "漫談學術評論與研究",《方法》1997年第1期

92) "權利政治,還是公益政治?--當代政治哲學前沿問題之一",《方法》1997年第9期

92) "程式民主,還是實質民主?--當代政治哲學前沿問題之二",《方法》1997年第12期

93) "多元民主及其困境",《方法》1997年第9期

94) "試論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6期.

95) "政治製度需要研究與比較",《經濟社會體製比較》1998年第1期.

96) "民主政治的條件--布萊斯的《現代民主政治》",《方法》1998年第2期.

97) "一本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巨著---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周年",《紫光閣》雜志,1998年第3期.

98) "政府:應當做什麽,不應當做什麽",《政治學研究》1998年第1期.

99) "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年第2期.

100) "當代西方社群主義及其公益政治評析",《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101) "後革命與中國傳統政治",《天津社會科學》,1998年第3期.

102)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8年第4期.

103) "請關註政治學",《人民日報》1998年9月5日.

105) "優敗劣勝--盎格魯遜模式對萊茵模式",《方法》1998年第9期.

106) "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流變",《社會科學戰線》1998年第5期.

107) "走出政治改革--社會穩定的兩難境地",《深圳特區報》1998年9月15日.

108) "共和國是什麽",《中國青年報》1998年12月1日.

109) "回應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12月4日.

110) "承包責任製與農村民主治理",《深圳特區報》1998年12月8日.

111) "鄧小平時代",《了望》周刊,1999年1月4日.

112) "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管理模式",《方法》1999年第1期.

113) "從歷史的中國到現實的中國--20年海外中國研究的新特點",《人民論壇》1999年第1期.

114) "全球化研究的中國視角",《戰略與管理》,1999年第3期.

115) "製約國際政治權力,防止一國專製傾向",《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3期

116) "治理與善治引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9年第5期。

117) "試論農村民主治理的經濟基礎",《天津市委黨校學報》1999年第3期。

118) "評村民自治與治道變遷"(中英文),載劉溶滄主編《走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公共政策選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

119) "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中國社會季刊》(香港),1999年秋季號。

120) "全球化與傳統思維方式的改變",《深圳特區報》,1999年12月26日。

121) "新世紀中國政治學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

122)"全球化是一個合理的悖論",《人民日報》2000年4月27日。

123)"淺論政治學和政治製度",《學術界》2000年第3期。

124)"全球化理論的一些特征",《文匯報》2000年6月7日。

125)"增量民主:三輪兩票鄉鎮長選舉的政治學意義",《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0年第3期。

人物評價

“中國擁有一批世界級的思想家”(2009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先生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創刊號專訪時,提到了經濟學家林毅夫和政治學家俞可平。)

俞可平是“在中國政、學兩界堪稱是始終走在理論、現實問題最前沿的民主政治探路者”,是“一位看向中國政治未來的獨特學者”。(2009年,香港《鏡報》評論員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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