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農奴製改革

俄國農奴製改革

十九世紀中葉,俄國還頑固儲存著野蠻落後的的農奴製。農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無情的摧殘,他們整天無償的為地主勞動,甚至被作為物品抵押債務。大量勞動力被束縛在庄園裏,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必需勞動力由此缺乏來源。俄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也因此大大落後于西歐國家。

1861年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推行的改革。這次改革廢除了農奴製,農奴成為"自由人",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勞動力。巨額的份地贖金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又積累了大量資金。俄國從此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1861年改革是俄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捩點。 同時,1861年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殘餘,對俄國社會後來的發展產生了消極影響。

  • 中文名稱
    俄國農奴製改革
  • 時間
    1861年
  • 實質
    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 改革人

改革分析

19世紀上半葉,俄國的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工業革命進行中),工廠手工業已達到相當規模,國內外市場進一步擴大。大商人、富農和一部分經營商品化農業和工廠手工業的地主貴族,積累了大量的資本 。它的實質是,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以及沙皇和地主對農民的雙重敲詐。

俄國農奴製改革

改革背景

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1861年進行的自上而下廢除農奴製的改革。19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因素在俄 國農奴製社會內部逐步發展起來。大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逐漸代替手工操作,自由僱傭勞動逐漸代替農奴勞動。在農業中,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自 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日趨瓦解。資本主義發展要求打破農 奴製的束縛。

1853~1856年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徹底暴露了農奴製度的腐朽性,加深了農奴製的危機。戰爭導致農民生活狀況急劇惡化,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運動風起雲涌

資本主義的發展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普遍增加,對商品糧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十九世紀四十、五十年代,俄國糧食的平均產量為2億5千萬俄擔,其中在國外銷售的商品糧食為5千萬俄擔,佔產量的20%。這就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糧的生產。列寧指出:“地主為出賣而生產糧食(這種生產在農奴製後期特別發達),這是舊製度崩潰的先聲。”但是,俄國糧食的生產遠不能滿足國內外市場的需要。為了提高糧食產量,越來越多的地主開始採用機器,改良耕作製度和使用僱傭勞動。不過,在俄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絕大部分地主是採用增加勞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辦法,擴大自己的經濟收入。

俄國農奴製改革

在土壤肥沃、工業不甚發達的黑土各省和白俄羅斯,地主主要是靠縮減農民份地,擴大耕地面積,增加經濟收入。在這裏,十九世紀上半葉,地主的土地擴大了2~3倍,而農民的份地平均縮減了1/3和2/3,由每人7俄畝減至3.2俄畝。隨著地主耕地面積的擴大,勞役租加強了,勞役日也由每星期3天增加到4天、5天,甚至6天。

在俄國工業較發達的非黑土地帶省份,地主主要是把農民的勞役租轉變為代役租,並且日益提高代役租的數目。到五十年代末,在工業區每人一年所繳納的代役租更是大幅度提高。承受著如此重壓的農民,為了交付代役租便不得不離鄉背井,到城市或遙遠的地區受僱于手工工場或從事手工業和商業。這些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農村,脫離了土地,成為自由勞動者。這就有力地破壞了自然經濟。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俄國農奴製危機的加劇,而農奴製危機的加劇破壞了地主經濟所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條件:自然經濟佔據優勢、農民的份地製度、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等。特別是農業中僱傭勞動和機器的使用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農村已經開始出現。這不僅進一步加深了農業危機,而且加速了農村的階級分化。

在農民階級中,除了大批日益貧困和破產的貧農以外,還分化出了富裕的農民階層。他們有的租種地主和國有土地,成為土地經營者;有的開辦企業、酒店和旅館,成為企業主;有的收購和轉賣農產品和放高利貸,成為商人、高利貸者。而更富裕者成了擁有數萬,乃至數十萬盧布的大工廠主。他們構成了為農奴關系所掩蓋的農村資產階級,奠定了農村新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

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

克裏米亞戰爭的失敗使俄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進一步加深了封建農奴製的危機,階級矛盾進一步激化,從而加速了農奴製的廢除。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歐洲一些合法政府隻是在革命的壓力下或由于戰爭的關系才能廢止農奴製。”但1861年改革的基本原因,是已把俄國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的經濟發展的力量。 農奴製改革的準備 在俄國,廢除農奴製已成為歷史的必然。但是,採取什麽方式,革命還是改革,是當時鬥爭的焦點。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堅持用革命方式廢除農奴製,而貴族地主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則力圖用改良的辦法廢除農奴製。當時革命情勢的發展,大有演成以革命方式廢除農奴製的趨勢,但是,農民運動的風暴卻沒有掀起革命的狂飆。

俄國農奴製改革

俄國長期處于落後的封建農奴製度的統治之下,農民長期受著農奴製的壓迫和封建思想的束縛,有關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盡管他們經常掀起反抗貴族地主和地方官吏的鬥爭,但是,他們不反對沙皇,甚至擁護和崇拜“好沙皇”,“沙皇被農民看成人間的上帝”。因此他們的鬥爭始終未能發展到自覺鬥爭階段,農民運動帶有明顯的自發性與分散性。各個地區的農民運動始終沒有形成統一的、對沙皇政府具有強大威脅的力量。結果,農民運動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在俄國,給地主當了幾百年奴隸的人民,在1861年還沒有力量進行爭取自由的、廣泛的、公開的、自覺的鬥爭。”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登上政治舞台。

俄國的資產階級是在專製製度的卵翼下成長起來的,從來就不是一個革命的階級。沙皇政府不僅給予他們種種特權,而且以高額關稅保護他們同外國商人的競爭能力,以其侵略政策保證他們的國外市場,以大量的政府定貨為其廣開財源。同時,俄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大多出身于商人,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舊的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佔有剩餘產品,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農奴製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需要這個農奴製國家。這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暴露出來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特別是1848年巴黎無產階級六月起義,更使俄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懼怕革命。

俄國農奴製改革

由此可見,雖然俄國革命情勢日益成熟,但是,摧毀農奴製的力量還不具備。結果,代表貴族地主利益的沙皇政府為儲存搖搖欲墜的封建農奴製度和貴族地主的政權,被迫進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

內部時局動蕩

1858~ 1860年爆發的農民暴動和起義總 計近290次。在農民反抗運動的推動下,以а.и.赫爾岑、 в.г.別林斯基、н.г.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革命 民主主義者同自由主義者在解決農民問題上展開了論爭。 自由主義者к.д.卡韋林等人提出在儲存沙皇政權、不觸 動地主土地所有製的情況下,廢除農奴製度。革命民主 主義者主張徹底廢除農奴製度,推翻沙皇統治。由于當時 俄國沒有形成足以推翻農奴製度和專製製度的革命力量, 廢除農奴製的改革是由沙皇政府自上而下進行的。1860 年10月擬出解放農奴法令草案,1861年3月3日(俄歷2月 19日),亞歷山大二世批準廢除農奴製度的“法令”和 “宣言”。《關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一般法令》 規定;農民有人身自由和一般公民權,地主不能買賣和 交換農民,農民有權擁有財產、擔任公職進行訴訟和從 事工商業。在全部土地歸地主所有的前提下,農民可以 使用一定數量的份地,但必須向地主繳納贖金(這種贖 金大大超過了土地的實際價格)。農民在簽訂贖買契約 之前還要為地主服勞役或繳納代役租。《地方法令》規 定,當農民使用的份地超過“法令”規定的數額時,或 者分給農民份地以後,地主剩下的好地不到全部土地的 1/3時,地主有權向農民割地,即剝奪農民原種地的1/5 ~2/5。為管理改革後的農民,設定了地方貴族控製的村 社和鄉組織,並建立了監督農民的連環保製度。

農民要求

農民要求的是無償獲得全部土地,並從地主的權力 下完全解放出來,1861年改革沒有滿足農民的要求。“宣 言”和“法令”公布後,農民暴動和起義僅1861~1863 年就發生了2000次,в.и.列寧指出,農奴製改革是由農 奴主實行的資產階級改革。改革後,俄國仍儲存了大量 的農奴製殘餘,作為封建農奴製經濟基礎的地主土地所有製沒有被消滅,少數地主貴族仍然霸佔著大量土地,而 佔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卻隻佔有很少土地。1861年改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由于農民擺脫了對 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出現了大批自由僱傭勞動力,資本主義工業獲得迅速發展。地主的徭役經濟逐步向資本 主義經濟過渡。繼農奴製改革之後,沙皇政府還先後進行了地方機構、市政、司法、軍事等一系列資產階級性 質的改革。1861年以後,俄國從農奴製社會逐步過渡到 資本主義社會。俄國無產階級逐步形成,作為一支獨立 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

俄國農奴製改革

製度衰落

十八世紀末,俄國的封建農奴製在部分地區已經開始衰落;到了十九世紀初葉和中葉,更日益走向瓦解。封建農奴製解體的過程也是新的資本主義要素在農奴製內部形成的過程。

俄國于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工廠逐漸代替手工工場,機器生產開始代替手工勞動。1840年俄國從國外輸入的機器,價值為101萬盧布,到1850年已達268萬5千盧布。在採用外國機器的同時,俄國也開始製造和採用本國的紡織機、織布機和繅絲機。至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紡織品的產量居世界第五位。其他工業部門如冶金、採礦和造船業也開始使用機器。三十年代以後,蒸汽動力的使用較為普遍。

1815年俄國的工廠為4189個,到1858年增至12,256個。工人人數由1804年的224882人增至1860年的859950人,其中僱傭工人佔61.4%。在紡織工業和絲織工業中,農奴勞動已完全被僱傭勞動所代替。盡管這些僱傭工人主要是向地主和國家繳納代役租的農民,但是,在對于企業主的關系上,他們畢竟還是“自由的”勞動力出賣者,是在封建農奴製經濟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關系。

階級分化

貴族地主階級發生了分化,中、小地主陷于破產。從1835至1851年間,擁有不足20個農民的地主庄園,減少了9千多個,到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無地產的地主已達數萬人。值得註意的是,在貴族地主中分化出一批採用資本主義方式改造和經營自己庄園的資產階級化貴族地主。他們為數不多,但是,它是農村中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者。

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業危機的加深和農村階級的分化,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據統計,1826—1834年間,農民暴動為145次,1845~1854年為為348次。1853~1856年克裏木戰爭以後,農民運動更加高漲了。1858年農民暴動86次,1859年90次,1860年108次。 農奴製危機使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特別是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希望迅速改變農奴製度。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由派公開揭露政府的種種弊病,批評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談論農奴製改革的必要性。他們甚至致函政府,上書沙皇,製訂改革方案,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說,闡明自己的政治觀點。莫斯科政論家麥列貢諾夫在其評論中寫道:“我們需要自由,自由!隻有自由才是我們所祈求的。”法學家契切林主張逐漸消滅農奴製度,實行信仰、言論和出版自由,改革司法機關。個別高級官吏也對沙皇政府表示不滿。克裏木戰爭失敗後,庫爾蘭省長盧瓦耶夫公開斥責政府的欺騙行為和官僚主義。他向自由派高呼:“智慧需要自由!”

形成原因

直接原因

克裏米亞(克裏木)戰爭的失敗,加劇了國內經濟社會危機,暴露了農奴製的弊端,加劇社會矛盾,推動農奴製改革。

根本原因

19世紀上半期的俄國,仍是一個落後的封建的農奴製國家,農奴生活極其貧困,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購買力,造成國內市場狹小,自由勞動力缺乏,嚴重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外部原因

工業革命推動,工業資產階級發展壯大

政治  沙皇俄國強化農奴製,導致階級矛盾尖銳,農奴起義不斷 。

思想  1825年12月,“十二月黨人”發動起義,沖擊了俄國社會。 19世紀中期,進步文學家的文學作品宣傳了啓蒙思想,動搖了封建思想的基礎。

目的  挽救統治危機,被迫的、被動的維護貴族地主階級的利益,防止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緩和矛盾,維護沙皇專製統治。

主要危害

1.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無法滿足工業對自由勞動力的需求。

2.農奴的貧困化嚴重限製了國內市場的擴大,進而影響到企業的擴大再生產。

3.農民與統治者的階級矛盾尖銳。

目的

化解矛盾,鞏固皇室貴族的統治和利益。

迅速原因

1856年3月,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對莫斯科貴族的一次講話中指出:“……現行的農奴領有製不能一成不變,與其等待農奴自下而上的廢除農奴製度,到不如從上面來廢除農奴製度為好。”1857年1—2月,沙皇俄國國務會議就農奴製改革草案進行討論和審議。亞歷山大二世在國務會議上強調:“繼續拖延隻會引起更大的災禍,對整個國家,特別是對地主會造成有害的、災難性的後果。因而宜盡快通過改革方案。”2月17日,國務會議批準通過了改革方案。

1861年改革是國內外情勢挑戰的結果,當時的俄國,危險與機遇並存,沙皇政府的當權者認識到了這一點,並通過改革來實行各階級階層的利益分配。但改革遇到了極大的阻力,亞歷山大二世之所以能不顧部分保守貴族廷臣的反對,宣布廢除農奴製度,是因為“若不棄小利,則大利難保。”

改革過程

1856年3月30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召見莫斯科貴族時已說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承認“從上面解決要比從下面解決好些。”

俄國農奴製改革

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大多為大貴族地主,他們並不熱心改革,委員會沒有解決任何問題。11月20日,沙皇向維爾納省總督納齊莫夫發布詔書,允許立陶宛3省成立省貴族委員會,要求依照以下原則調整農民和地主的關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權;地主享有世襲領地治安權;保證妥善地、全部地繳納國稅、地方稅和貨幣稅。事實上,這個詔書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綱領。這個綱領除使農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沒有觸動封建製的生產關系。該詔書發給各省長,並在報紙上公布。

詔書公布後,各省根據詔書先後成立了省貴族委員會。至1858年底,在歐俄各省,除阿爾漢格爾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了貴族委員會。1858年2月,農民事務秘密委員會改組成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負責領導改革的準備工作。它仍由大貴族地主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仍然沒有什麽進展。不過,省貴族委員會的成立和詔書的公布使農奴製問題的討論公開化了,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由于各社會階層、各政治集團所處的政治與經濟地位不同,它們對詔書、對改革的態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異。

大貴族地主佔貴族階級的10%,卻擁有30%的農奴。他們享有高官厚祿和種種特權,是封建農奴製的堅決擁護者和有力支柱,反對任何改革。沙皇詔書的公布,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在蘇沃洛夫伯爵領導下,彼得堡委員會擬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內容是:全部土地仍歸地主所有;農民在完全服役的條件下可無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證地主對農民的支配權。可見,他們是農奴製改革的最大障礙。

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地主和他們的代言人自由派,雖然也對封建農奴製進行批評,可是自由派和農奴主同屬于一個陣營,他們並不願意從根本上推翻封建農奴製,隻希望用和平手段進行一些有利于自己發展的改革。他們的綱領是“隻要改良,不要革命”。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卡維林說,借著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廢除農奴製,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內使俄國國內一直風平浪靜,“一帆風順地繁榮下去”。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對沙皇詔書表示熱烈歡迎,稱贊它“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是貴族崇高的、自我犧牲精神的產物”。隻有少數人認為,“詔書既不利于地主,也不利于農民。”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特維爾省委員會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于他們的政治觀點不同,所在地區的條件不同,對改革的意見也就不完全一致。結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數以百計。現已發現和研究的為370份。在這些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兩個:一個是特維爾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非黑土地帶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經濟轉到資本主義軌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廢除農奴製;通過贖買方式把土地分給農民;土地由農民本人贖買,封建地租的贖金則應由國家負擔。翁科夫斯基的觀點是當時地主中最進步的觀點。另一個方案是波爾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它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規定隻將宅園地分給農民,而全部土地的所有權仍歸地主。顯然,這種觀點要比前一種觀點落後多了。

盡管他們的方案各異,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維護貴族地主的利益。他們之間的沖突是同一個階級內部的沖突,他們之間的鬥爭“主要是地主內部的鬥爭,完全由于讓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鬥爭。

農民和代表他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對于沙皇詔書,對于改革完全持另一種態度。農民以暴動回答了沙皇詔書和改革的準備工作。

革命民主派是農民利益和自由的堅決捍衛者。他們以《鍾聲》和《現代人》為陣地,不斷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騙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奪性,猛烈抨擊自由主義者的妥協、軟弱、動搖,對人民的背叛和對沙皇政府的卑躬屈膝,鮮明地表達了對改革的態度,並提出了自己的綱領。

沙皇詔書公布後,赫爾岑還沒有完全擺脫自由主義的傾向,搖擺于自由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之間。他在1858年5月第9期《鍾聲》上發表的文章中,一方面向沙皇表示祝賀,一方面又表示,隻願意與那些堅決解放農民,並且正在解放農民的人共同前進。在改革過程中,他逐漸認識到沙皇的真面目和農奴製改革的實質,從而堅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奧加廖夫擬定的“全俄新機構”綱領,要求立即廢除地主和國家對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農奴製特權,將土地無償地分給農民。這個綱領與沙皇詔書和地主方案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比他們更堅決。1858年初,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現代人》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論農村生活的新條件》。為了避開書報檢查,他在形式上對詔書作了善意的批評,而實質上是提出了一個與沙皇詔書對立的綱領。列寧高度評價了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響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過書報檢查機關的重重障礙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宣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民眾鬥爭的思想”。杜勃羅留波夫也在《現代人》上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狹隘性和改革內容的貧乏性,指責自由派的卑怯和叛賣,認為他們不能擔負重大的社會事業。

農民運動的高漲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對改革準備工作的揭露與抨擊,在統治階級中引起了極大的恐慌。亞歷山大二世為情勢所迫不得不再作讓步。1858年10月18日,他在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上作了新的指示。農民事務總委員會于12月4日根據新的指示,通過了新的綱領。其主要內容是:農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農村自由等級;農民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機構由村社選舉產生;地主同村社聯系,不同農民個人聯系;除保證農民長期使用份地外,應使之能夠購買該份地為私產,政府可採用組織信貸辦法幫助農民。雖然這個綱領仍保留了濃厚的農奴製殘餘,並以剝奪農民為前提,但是與沙皇詔書相比,它還是前進了一步。

俄國農奴製改革

為審查省貴族委員會提出的方案和擬定總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成立了受農民事務總委員會領導的編纂委員會。該委員會于8月底完成了製訂方案的工作。編纂委員會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數額與地主提出的不一致,方案引起了貴族地主的不滿。此後,經過曠日持久的征詢意見、反復討論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10月10日才將修改案交農民事務總委員會討論。委員會討論修改後,于1861年1月14日提交國務會議審批。1月28日,國務會議批準改革方案。2月19日,亞歷山大二世簽名後生效。同時,沙皇又簽署了關于廢除農奴製的宣言。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

解放法令

2月19日法令共17個檔案,其中比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關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的一般法令》、《關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贖買其宅園地、及政府協助這些農民把耕地購為私有的法令》、《關于省和縣處理農民事務的機構的法令》、《關于安頓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還有一些關于解決不同地區土地關系的《地方法令》、關于各種農奴工人的《補充法令》等。

《1861年2月19日宣言》是宣布農奴製改革的第一號檔案。《宣言》承認了改革的必要性,它是由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署的,但它的作者是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德羅茲多夫,此人也是一個大農奴主。宣言的目的是想表明這次農奴製改革的“正義性”,說“在對農奴們揭示出新的未來的時候,農奴們將會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貴的貴族們為了改善農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犧牲。”這顯然是美化貴族地主。

俄國農奴製改革

這個宣言還力圖向農民解釋,說農民由于使用土地,因而對地主履行義務,是完全必要的。宣言寫道:“如果沒有相當多的賠償或者自願的讓步,地主就不可能從農民那裏取得法律上規定讓他們得到的權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應的義務,則是違反任何一種正義性的。”因此,宣言要求農民繼續對地主履行自己的義務,毫無怨言地忍受地主的剝削。

《關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農民生活的兩個重要方面: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

在人身權利方面,《一般法令》規定:脫離了農奴依附身份的農民享有其他自由的農村居民同等的權利,諸如自由買賣,依法開辦和經營工廠以及種工業、商業和手工業作坊、加入行會、同業公會、有權起訴、出庭作證、參加選舉、受教育和服兵役等等。農民結婚和處理自己的家庭事務不必取得地主的同意。根據這些規定,農民獲得了“人”的權利。他們不再像牲畜那樣可以任人買賣、典押或贈予了。

在財產權利方面,《一般法令》規定:“每個農民可以遵照自由農村居民有關法規,獲得不動產和動產為私產,可以轉賣、抵押和把它們作一般處理。”不動產有兩種:一種是宅園地,農民可以贖買;另一種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場、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對這些土地所有權的情況下,作為份地分給農民使用。份地數額不等,非黑土地帶,最高數額為3~7俄畝,最低為1~2.33俄畝;黑土地帶,最高者為2.75~6俄畝,最低為2,200平方沙繩至2俄畝;草原地帶根據各省農作物性質來定。農民可將份地贖買為私產,但須向地主繳納大大超過土地價格的贖金。同時法令還規定,如果現有份地超過最高數額時,地主有權割去超過部分。據統計,在非黑土地帶,割地佔改革前農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帶21省則26.2%。

不僅如此,農民贖買份地之前,還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交納貨幣代役租和工役租。這樣的農民稱臨時義務農。農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將份地贖為私產時,才終止臨時義務,成為自主農。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農民雖然人身得到了解放,但在經濟上仍然處于對貴族地主的依附地位。

除此之外,根據法令規定在農村建立起來的一系列管理農民的機構,如村社、張、鄉理事會、鄉法院以及選出的村長、征稅官等,特別是袒護地主的調停官的設立,使貴族地主對農民的壓迫更合法化了。貴族地主除了借助沙皇政府的武力來鎮壓農民的反抗,又有可能以調停官吏和管理農民機構的人來規勸農民,讓農民安分守己,好好履行他們對地主所承擔的義務。

關于國有農民和皇室農民的改革,沙皇政府按照2月19日法令的基本原則,頒發了單行條例。國有農民可以完全保留其全部份地,這種份地的面積往往超過一般地主農民的份地。他們在贖買份地以前,仍然要照舊繳納代役租。皇室農民的人數約有100萬,他們的份地必須分期贖買,因為作為“頭號地主”的沙皇,不願白白地把土地還給農民。

關于農奴工人和領有製工人的解放則依據《關于脫離農奴依附關系的農民的一般法令》以及有關贖買條例進行。所謂農奴工人,是指以工人身份在其領主的工業企業中服徭役的農民。隻有在農奴製改革前就已利用過土地的農奴工人,才能得到份地,否則不能領到份地。所謂領有製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廠和礦山工作的“工匠”。如果他們以前利用過耕地,也都可以領受份地,在完成賦役的條件下使用它。

2月19日法令雖然保留了濃厚的封建農奴製殘餘,但它還是一個資產階級改革的綱領,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解放農民的條件引起了農民和革命民主主義者的極大憤懣。由于贖金太高和服徭的時間過長,農民表示不滿。2月19日法令公布後,農民紛紛舉行暴動。1861年上半年,農民運動席卷了實行法令的43個省中的42個省,共發生農民騷動647次。在1861年一年內,共有2,034個村鎮發生了騷動。

革命民主主義者揭露了法令的實質和對農民的血腥剝奪。赫爾岑在《鍾聲》上公開宣稱“解放是一種欺騙”。奧加廖夫認為這是“舊農奴製被新農奴製所代替”。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民眾語言,寫了一份革命傳單《領地農民的同情者向領地農敬》,當中對農民說道:“你們不會從沙皇那裏得到你們所想要的那種自由。你們是地主的農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揭露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同貴族地主的相互勾結,號召農民團結一致,做好起義的準備,反對地主和沙皇。

農民運動的高漲促進了學生運動的蓬勃發展。他們舉行示威遊行,要求徹底解放農民,分給農民土地。在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高漲的情勢下,革命民主派加緊活動。他們印小報、散傳單,號召青年建立革命組織,提出了為推翻封建專製製度和建立民主製度而鬥爭的綱領。但是,這些運動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鎮壓。1862年沙皇政府竟然逮捕了革命民主派公認的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和傑出的政論家皮薩列夫。

這時,自由派公開轉到沙皇政府一邊,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他們對2月19日法令歡呼雀躍,稱頌沙皇的“首創精神”和“堅定態度”,而對人民民眾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民主派則持敵視態度,甚至呼吁政府對他們進行無情的鎮壓。列寧在斥責自由派的背叛行為時指出:“我們看到過自由主義者們對待60年代初的革命運動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們不是奮起捍衛被政府迫害的民主運動的首領們,而是袖手旁觀並替政府辯護。”

主要內容

186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簽署了廢除農奴製的法令,規定農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權擁有動產和不動產、擔任公職和工商業,地主不能買賣農奴和幹涉農奴的生活;規定土地仍然歸屬地主所有,農奴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分地,但必須出錢向地主贖買;農民仍舊歸村社管理。

主要內容

政治  建立地方自治機構(地方自治局)。1864年頒布的《省,縣,地方機構法令》根據這個法令俄國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治會議及其行政機關。 司法:廢除舊的等級審判製度,建立陪審製度和律師製度。實行公開審判。

教育  鼓勵辦學,擴大大學自主權,允許引進西方書籍。

思想  客觀上使西方資產階級思想進一步傳入俄國,越多的俄國人看到了差距,紛紛要求改革。

經濟  (1861年改革增加了自由勞動力,擴大國內市場,提供資金;借鏡西方技術;政府製定促進工業發展的政策)。

特別提示  俄國屬于軍事封建帝國主義(因為它保留了大量沙皇專製)。

最終結果

農奴製改革以後,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可是,由于統治階級實行的這次改革是很不徹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封建農奴製殘餘。

首先,改革既沒有改變封建專製政權的階級實質,也沒有改變地主土地佔有製。貴族地主繼續掌握著國家政權,照舊控製著大量土地。地主的土地佔有製是農奴製殘餘的經濟基礎。根據1877—1878年的統計,在歐俄49省的9,150萬俄畝私人土地中,有7,300萬俄畝以上的土地,即約80%的土地,是屬于貴族的。

改革沒有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相反,農民的土地被地主割去了1/5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達40%以上。同時,地主霸佔良田和整塊的土地,將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給農民,地主的土地還像楔子一樣楔入農民土地之中,致使農民不得不以高價租種地主的這種楔形土地。

其次,工役製農奴經濟是封建農奴製殘餘的另一表現形式。八十年代中葉,在歐洲43省中,17個省是工役製農奴經濟佔優勢,7個省是混合製經濟佔優勢,另有19省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可見,工役製農奴經濟還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農民在缺乏土地的情況下,為了使用地主耕地、牧場和草地,被迫以最苛刻的條件向地主租佃,接受工役製剝削。

工役製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不同。它的基礎不是私有主的資本,而是土地;不是自由僱工,而是帶有高利貸性質的盤剝。工役製是徭役製的直接殘餘,是從徭役製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態。列寧在分析工役製時指出:“工役製的實質就是農民用自己的農具和牲口耕種地主的土地,從而得到一部分貨幣報酬和一部分實物報酬。”

封建農奴製殘餘,使農民在改革後仍然處于十分悲慘的境地。他們政治上仍然受壓迫,經濟上照舊依附于地主。他們承擔著贖金、貸款利息和贖買手續費的盤剝以及土地稅、自治稅和村社捐稅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的重壓。因此,廣大農民仍然常年在飢餓線上掙扎。

盡管如此,1861年農奴製度改革畢竟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使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許多部門中得以確立。俄國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狀態。所以列寧認為,“1861年2月19日標志著從農奴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新的資產階級的俄國的開端”。

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明顯地表現在農民階級的分化上。在農村,農民階級一方面分化出少數富農,他們擁有優良的牲畜、農具和大量土地資金,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不僅購買農民所出賣的份地,而且還買進地主所出售的庄園。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產的農民,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而且喪失了其他生產資料,淪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這些農村無產階級和農奴製改革所造成的無地農民就形成了一支僱傭大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十九世紀末,根據全俄人口調查材料,俄國僱傭工人大約已有1千萬。

農民的分化促進地主經濟循著資本主義道路演進。農民破產後,由于失掉了馬匹和農具,不能再為地主服工役了,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農民的分化進一步破壞了自然經濟,農村和市場的聯系也日益頻繁,這些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工業方面,資本主義也同樣得到了迅速發展。1861~1881年間,布匹的生產增加了兩倍,織布工廠排擠了手工織布業。1860~1890年,生鐵的產量由2,050萬普特增至5,660萬普特;鋼產量由1,250萬普特增至5,2000萬普特;煤的產量由1,800萬普特增至36,700萬普特。1866年俄國的工廠不到3千個,1903年已近9千個了。

隨著資本主義在工農業中的發展,國內市場的擴大,鐵路的修建也迅速成長。1865~1895年,俄國的鐵路已由3,374俄裏增至31,728俄裏。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俄國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 走上了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道路,成為了繼英法美之後的一大工業強國。

但此時,俄國的專製製度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廣大勞動民眾仍然缺乏基本的民主權利。沙皇俄國的近代化步伐依然沉重而緩慢。

積極意義

農奴製改革以後,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階段。可是,由于統治階級實行的這次改革是很不徹底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保留了封建農奴製殘餘。

首先,改革既沒有改變封建專製政權的階級實質,也沒有改變地主土地佔有製。貴族地主繼續掌握著國家政權,照舊控製著大量土地。地主的土地佔有製是農奴製殘餘經濟基礎。根據1877—1878年的統計,在歐俄49省的9,150萬俄畝私人土地中,有7,300萬俄畝以上的土地,即約80%的土地,是屬于貴族的。

改革沒有徹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相反,農民的土地被地主割去了1/5以上,有些省份甚至達40%以上。同時,地主霸佔良田和整塊的土地,將零星土地和沙地分給農民,地主的土地還像楔子一樣楔入農民土地之中,致使農民不得不以高價租種地主的這種楔形土地。

其次,工役製農奴經濟是封建農奴製殘餘的另一表現形式。八十年代中葉,在歐洲43省中,17個省是工役製農奴經濟佔優勢,7個省是混合製經濟佔優勢,另有19省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可見,工役製農奴經濟還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農民在缺乏土地的情況下,為了使用地主耕地.牧場和草地,被迫以最苛刻的條件向地主租佃,接受工役製剝削。

工役製剝削與資本主義剝削不同。它的基礎不是私有主的資本,而是土地;不是自由僱工,而是帶有高利貸性質的盤剝。工役製是徭役製的直接殘餘,是從徭役製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形態。列寧在分析工役製時指出:“工役製的實質就是農民用自己的農具和牲口耕種地主的土地,從而得到一部分貨幣報酬和一部分實物報酬。”

封建農奴製殘餘,使農民在改革後仍然處于十分悲慘的境地。他們政治上仍然受壓迫,經濟上照舊依附于地主。他們承擔著贖金.貸款利息和贖買手續費的盤剝以及土地稅.自治稅和村社捐稅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的重壓。因此,廣大農民仍然常年在飢餓線上掙扎。

盡管如此,1861年農奴製度改革畢竟加速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使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使資本主義在國民經濟許多部門中得以確立。俄國開始出現了一個新的社會經濟狀態。所以列寧認為,“1861年2月19日標志著從農奴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新的資產階級的俄國的開端”。

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明顯地表現為農民階級的分化上。在農村,農民階級一方面分化出少數富農,他們擁有優良的牲畜.農具和大量土地資金,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他們不僅購買農民所出賣的份地,而且還買進地主所出售的庄園。另一方面是分化出了一大批破產的農民,他們不僅失去了土地,而且喪失了其他生產資料,淪為農村中的無產階級。這些農村無產階級和農奴製改革所造成的無地農民就形成了一支僱傭大軍,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十九世紀末,根據全俄人口調查材料,俄國僱傭工人大約已有1千萬。

農民的分化促進地主經濟循著資本主義道路演進。農民破產後,由于失掉了馬匹農具,不能再為地主

工役了,這就迫使地主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農民的分化進一步破壞了自然經濟農村和市場的聯系也日益頻繁,這些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在工業方面,資本主義也同樣得到了迅速發展。1861~1881年間,布匹的生產增加了兩倍,織布工廠排擠了手工織布業。1860~1890年,生鐵的產量由2,050萬普特增至5,660萬普特;鋼產量由1,250萬普特增至5,2000萬普特;煤的產量由1,800萬普特增至36,700萬普特。1866年俄國的工廠不到3千個,1903年已近9千個了。

隨著資本主義在工農業中的發展,國內市場的擴大,鐵路的修建也迅速成長。1865~1895年,俄國的鐵路已由3,374俄裏增至31,728俄裏。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俄國已基本完成工業革命。走上了西方列強殖民擴張的道路,成為了繼英法美之後的一大工業強國。

但此時,俄國的專製製度並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廣大勞動民眾仍然缺乏基本的民主權利。沙皇俄國的近代化步伐依然沉重而緩慢。

局限性

1.不徹底性: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

2.剝奪性:農民可以購買土地,但是要交大量贖金。

3.欺騙性:當改革後,農民的剝削加重。

4.沒能從根本上改變封建的生產關系。

階級意義

1.維護貴族和地主的利益2.防止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運動的發生

3.維護和鞏固動搖的沙皇專製統治

4.促進資產階級壯大.發展5.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

民族意義

1.發展資本主義工業和農業

2.緩解社會矛盾

3.增強抵御西歐國家擴張的能力實質

1861年俄國農奴製改革,是一次沙皇政府和地主勾結起來對農民進行的雙重敲詐與掠奪。(來自:北師大版九上教科書)

性質

1861年的改革是農奴主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封建地主主持下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評價

俄國的1861年改革廢除了農奴製,為俄國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自由勞動力.廣闊的國內市場.資本以及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同時建立了相應的司法體系,加快了俄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從此,俄國開始從農奴製時代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並在改革後逐漸確立資本主義製度。但這次改革很不徹底,保留大量封建殘餘,農奴生活仍沒有本質提高,民主革命依然是俄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歷史使命。

1.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自上而下進行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

2.俄國歷史近代發展的重大轉捩點。

3.改革不徹底,保留大量封建殘餘。

4.客觀上有利于資本主義發展。

5.俄國工業生產迅速成長,使俄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

6.俄國廢除農奴製的改革並不徹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殘餘

歷史認識

順應潮流、符合國情的改革推動國家發展

補充總結

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途徑(方式):

英、法、美:革命

美:民族獨立戰爭

俄、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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