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

佛教

佛教距今2500多年,由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達摩·悉達多所創(參考佛誕)。西方國家普遍認為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印度事實上也在努力塑造“佛教聖地”形象。這使得很多人產生佛祖降生在印度的錯覺,這讓尼泊爾民眾一向不滿。

佛教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意思是“覺者”。佛又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世尊。佛教重視人類心靈和道德的進步和覺悟。佛教信徒修習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達多所悟到修行方法,發現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終超越生死和苦、斷盡一切煩惱,得到究竟解脫。

佛姓新稱喬達摩(S. Gautama, P. Gotama),舊稱瞿曇;因為他屬于釋迦(Sākya)族,人們又稱他為釋迦牟尼

  • 中文名稱
    佛教
  • 外文名
    Buddhism(英文),बौद्धधर्मः(梵文)
  • 佛誕
    公元前1027年
  • 最早的
  • 誕生地
    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境內)
  • 主要分布區域
  • 部分分布區域
    南亞尼泊爾、北亞

釋義

翻譯名義集:“佛陀(浮屠)。大論雲。秦言知者。 法華文句一曰:“西竺言佛陀,此言覺者、知者,對迷名知,對愚名覺。”正如季羨林所說:“不知道”的對立面,就是“知道”。知道了,就是“大覺”,就是“佛”。

根據多年考古實踐與文獻研究,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認為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曾禁止修建佛寺,由此佛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最遲應在秦始皇時代。

反對自殺

佛教認為人身難得。眾生在無量劫的輪回中,獲得人身的機會如“盲龜值木”,極為難得。對修學佛法來說,人身無八無暇、有十圓滿,是學習佛法最好的善緣條件。無論我們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追求世間的幸福生活,還是修學佛法,追求出世間的解脫利益,都要依靠這極為難得的寶貴人身。

傳印會長指出,佛教既反對殺生,也反對自殺,更倡導護生。對自殺行為,佛陀有明確的呵責和禁止:“汝等愚痴,所作非法!豈不聞我所說慈忍護念眾生,而今雲何不憶此法?”並製定戒律:“若自殺身,得偷羅遮罪。”因此,所謂“自焚不違背教規教義”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緣起論

《中論》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是假名,亦是中道義”。又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既然是眾緣所生,就是無自性的,就是空的。佛教認為,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了,這樣的一種現象就是“空”。那麽,什麽是因緣呢?因者是主要的條件,緣者是輔助的條件,主要的條件和輔助的條件都不具備的時候,就沒有事物的存在。因此,任何事物的存在都需要具備主因和輔因。當因緣具備的時候,事物就存在;因緣不具備的時候,事物就消失。

緣起論是般若思想的基礎。般若重視“緣起”。《佛說造塔功德經》裏有一個偈語:“諸法因緣生,我說是因緣;因緣盡故滅,我作如是說”。今天,我們不論站在什麽立場上來看,這四句話都是對的,世界並不是神創造的,確實是由各種各樣的因緣、條件聚合而成的,這是佛教的根本道理,也是般若最核心的思想。“緣起”是我們理解般若思想的一個重點。

辯證思維

馬克思、恩格斯對宗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論述頗多,但專門涉及佛教的甚少,發現的僅有兩處。一處是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談到的:“辯證思維——正因為它是以概念自身的性質的研究為前提——隻有對于人才是可能的,並且隻對于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這裏,恩格斯明確肯定了佛教徒是“相對高級發展階段上的人”,具有辯證思維,另一處則是馬克思對于一部佛學專著的關切和評定。1861年5月10日,馬克思在倫敦致信當時在曼徹斯特的恩格斯時提到:“在柏林還訪問了弗裏德裏希·科本,發現他在柏林還訪問了弗裏德裏希.科本發現他絲毫沒有改變,隻是發胖了,而且有點‘難看',我和他在一起單獨喝了兩次酒,對我來說真是一大樂事。他贈送給我兩卷他所著的《佛陀》── 一部很重要的著作。”

科本是德國的政論家、歷史學家、史專家,著有《北六神話導論》、《弗裏德裏希大帝和他的反對者》等著作。馬克思稱為“很重要的著作”,《佛陀》一書,全名為《佛陀的宗教》,第一卷記述佛陀的生平與闡述南傳佛教的綱要;第二卷闡述西藏的密宗。德國是西方國家中最早洞察佛教教義並明顯贊美佛教的一個國家。科本《佛陀的宗教》是德國出版的第一部佛學專著。1848年(戊申年)9月1日恩格斯致科本的信中深情的寫到:“馬克思可能已經對您說了我們在那被驅逐出境的不眠之夜,常想起您,我可以肯定的說您是我們在柏林唯一懷念的人。”

佛非眾生

佛身即法身

大般涅槃經卷第二十、梵行品第八之六中有經文:“見佛性者。非眾生也。”大般涅槃經卷第四、如來性品第四之一中佛說:“我已久住是大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于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閻浮提種種示現。如首楞嚴經中廣說。我于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現涅槃。亦不畢竟取于涅槃。或閻浮提示入母胎令其父母生我子想。而我此身畢竟不從淫欲和合而得生也。我已久從無量劫來離于淫欲。我今此身即是法身。隨順世間示現入胎。善男子。此閻浮提林微尼園。示現從母摩耶而生。生已即能東行七步唱如是言:我于人天阿修羅中最尊、最上。父母人天見已驚喜生希有心。而諸人等謂是嬰兒。而我此身無量劫來久離是法。如來身者即是法身。非是肉血筋脈骨髓之所成立。

嬰兒走七步

隨順世間眾生法故示為嬰兒。南行七步示現:欲為無量眾生作上福田。西行七步示現:生盡永斷老死,是最後身。北行七步示現:已度諸有生死。東行七步示:為眾生而作導首。四維七步示現:斷滅種種煩惱、四魔種性。成于如來應正遍知。上行七步示現:不為不凈之物之所染污,猶如虛空。下行七步示現:法雨滅地獄火。令彼眾生受安隱樂。毀禁戒者示作霜雹。

出家降魔

我于閻浮提示現出家受具足戒,精勤修道。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眾人皆謂是阿羅漢果易得不難。然我已于無量劫中成阿羅漢果。為欲度脫諸眾生故,坐于道場菩提樹下,以草為座,摧伏眾魔。眾皆謂我:始于道場菩提樹下,降伏魔官。然我已于無量劫中久降伏已。為欲降伏剛強眾生故現是化。

隨順世法

我又示現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眾皆謂我有大小便利、出息入息。然我是身,所得果報,悉無如是大小便利、出入息等。隨順世間故示如是。我又示現受人信施。然我是身都無飢渴。隨順世法故示如是。我又示同諸眾生故,現有睡眠。然我已于無量劫中。具足無上深妙智慧遠離三有。進止威儀。頭痛、腹痛、背痛、木槍、洗足、洗手、洗面、漱口、嚼楊枝等。眾皆謂我有如是事。然我此身都無此事。我足清凈猶如蓮花。口氣凈潔、如優缽羅香。一切眾生謂我是人、我實非人。我又示現受糞掃衣,浣濯縫打。然我久已不須是衣。眾人皆謂:羅睺羅者是我之子。輸頭檀王是我之父。摩耶夫人是我之母。處在世間受諸快樂。離如是事出家學道。眾人復言:是王太子瞿曇大姓。遠離世樂,求出世法。然我久離世間淫欲。如是等事悉是示現。一切眾生鹹謂是人,然我實非。

依了義經

世界觀

法界一界是佛教了義的世界觀。每個人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譬如數學家能如實看清幾何體形狀,有些人就是看一輩子也看不清;又譬如色盲的人無法看清色盲測嘗試。所以同一法界,不同的人所見是不同的。正如《佛說不增不減經》所開示:“舍利弗,一切愚痴凡夫不如實知一法界故,不如實見一法界故起邪見心,謂眾生界增,眾生界減。舍利弗,如來在世,我諸弟子不起此見。若我滅後過五百歲,多有眾生愚無智慧,于佛法中雖除須發,服三法衣,現沙門像,然其內無沙門德行。如是等輩,實非沙門自謂沙門,非佛弟子謂佛弟子,而自說言:‘我是沙門真佛弟子。’如是等人起增減見。何以故?此諸眾生以依如來不了義經,無慧眼故”。

與魔鬥義

永嘉大師雲:“圓頓教。沒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和迷信違背科學者爭,一定往生凈土,諸佛菩薩必來迎,契合佛心故。譬如和上帝鬥的布魯諾菩薩。這就是我佛教的凈土法門。菩薩行,凈人間,與一切迷信者鬥其樂無窮。正如《殊勝具戒經》所說:“爾時佛告諸善男子言。汝善男子。應共魔鬥尋求聖位。若修行菩薩。成熟眾生之時。先共邪魔鬥戰。令其變化相應善行。不求餘師。是為法行 !”

平等義

寶積經:“文殊師利言。善男子。若法不增不減是名圓滿。雲何圓滿。若于諸法不能了知則生分別。若能了知則無分別。若無分別則無增減。若無增減此則平等。”

無業無報義

大士。仁今已造極猛惡業。欲害如是天人大師。是業若熟當于何受。時文殊師利告舍利弗言。如是大德如汝所說。我今唯能造作如是極重惡業。而實不知于何處受。然舍利弗。如吾見者。當若化人幻業熟時我如斯受。所以者何。彼幻化人無心分別無有念想。一切諸法皆幻化故。又舍利弗。我今問汝隨汝意答。于意雲何。如汝意者實見劍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惡業可得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曰。又定見彼受果報耶。舍利弗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如是舍利弗。彼劍既無復無業報。誰造斯業誰受報者。而反問我受報處乎。舍利弗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是說。文殊師利言。如我所見。實無有法業報熟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業無報。無業報熟故

無報恩義

爾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希有希有。今日乃能宣說如是甚深義處。我于大士以何報恩。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善住意言。大士。我今雲何得不報也。文殊師利言。天子。汝莫報恩。所以者何。天子。汝能如是不報恩者。即為報也。善住意言。大士。仁今寧可無報恩乎。文殊師利言。天子。如是如是。我不報恩亦非不報。善住意言。大士。仁以何義更作是說。文殊師利言。天子。凡愚之人造種種法。起種種見。行種種行。以作如是種種見行。是故念言我當報恩。天子。此非正行善男子也。其有正行善男子者。乃至無有少作。或作不作。彼終不言我念報恩。又復天子。不報恩者。如佛世尊宣說平等。謂一切法悉無所作。無有作處。皆入平等。無有轉還。亦無超越。非自非他。無作不作。是故我為無報恩也

擔當為放下

無我之實踐

佛教給予士大夫的不僅有超逸的處世態度,也有無私無畏的精神境界。突出自性的禪宗激發人自立自強,以佛禪心性論為主導,就會促生不惜犧牲的精神、不畏強權的堅定信念。再加上禪家講隨緣任運、處處是禪,那麽又何必逃避社會責任呢?所以宋代大慧宗杲禪師就提倡以“忠義之心”入世,欲激勵人們救國家于危難之中,很多士大夫因此與之交遊。明末黃端伯是崇禎年進士,平素精修禪學,在清兵破南京城後面對威逼利誘不降被殺,他曾作偈曰:“覿面絕商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生處,刀山是道場。”

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有深厚佛學修養,他的《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佛學思想。在他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譚嗣同最終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他是懷著佛教舍身救世的無畏精神慷慨赴死的 ——慈禧將光緒帝囚禁于瀛台,並下令搜捕維新派的時候。康有為、梁啓超先後逃走。這時有人勸譚嗣同也趕快離開,但他態度十分鎮靜,回答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誠如梁啓超所說:“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念佛不忘救國

一天早晨,弘一法師在承天寺食堂用餐,當食之際,禁不住潸然流涕,備極痛苦地對弟子們說:“吾人所吃的是中華之粟,所飲的是溫陵(泉州古稱)之水,身為佛子,此時此刻,不能共紓國難于萬一,為釋迦如來張點體面,自揣不如一隻狗子,狗子尚能為主守門,吾人卻一無所用,而猶靦顏受食,能無愧于心乎!”

弟子們聽著法師的話,也都泣不成聲,悲痛異常。在這之後,他每有開講,座位後面的牆壁上,都掛起一幅由其親手書寫的中堂:“念佛不忘救國,救國必須念佛。”後有跋語曰:“佛者,覺也。覺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犧牲一切,勇猛精進,救護國家。是故救國必須念佛。”講演中,又往往觸景生情,感時傷亂,勉勵佛教徒們對國家、對民族應有愛護的熱忱。

1939年(己卯年)農歷9月初一,時逢圓明講堂蓮池念佛會成立紀念之時,正當圓瑛大師在殿堂上供禮佛,日本憲兵突然包圍了圓明講堂,以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圓瑛大師等人,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懷念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大師承認並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懍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大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幾度使其昏厥不省人事,企圖迫其就範。但圓瑛大師已進入無我境界,他心系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大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最後,隻好將他釋放。脫離虎口的圓瑛大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

反末日邪說

佛教是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的宗教,佛教徒不應該輕易相信和傳播世界末日的說法。佛教講日日是好日

歷史派別

佛教產生于公元前10世紀的古印度。創始人名悉達多·喬達摩。20歲時離家成道,此後被尊稱“佛陀”,意為覺悟者,簡稱“”,所傳宗教被稱為“佛教”。

佛陀示現涅槃後的數百年間,佛教傳遍印度次大陸原始佛教內部由于對教義的理解不同,發生分裂,進入部派佛教時期,主要分為上座部大眾部,南傳佛教主要是上座部諸派,盛行于斯裏蘭卡,並傳遍東南亞地區,後傳入中國雲南。

佛教傳入中國的確切年代尚無定論,異說頗多,最廣泛的說法是東漢永平十年(67),漢明帝派遣使者至西域廣求佛像及經典,並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僧至洛陽,在洛陽建立第一座官辦寺廟—白馬寺,為我國寺院的發祥地;並于此寺完成我國最早傳譯的佛典《四十二章經》。主要有漢傳、藏傳和南傳佛教三大派別。

從南北朝開始中國佛教進入興盛發展階段。南北朝時佛教已遍布全國,出家、在家佛教徒數量增加很快,北魏《洛陽伽藍記》記載洛陽城中寺廟鼎盛時達到1367所,而北方的長安尼過萬,南方的建業(今南京)也有佛寺數百座。

隋唐時期是中國佛教鼎盛之時。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對佛教等其它諸多宗教都採取寬容、保護政策。中國佛學逐步發展成熟。

封建社會後期,漢地佛教衰落,律廢馳,叢林破敗,僧人無知,迷信盛行。近代以來,在楊文會等一批佛教界有識之士的帶動下,佛教在各個方面得到一定的發展。抗日戰爭時期大批愛國僧人如著名佛教社會活動家太虛大師積極支持抗戰,為爭取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支持在全世界廣為宣傳,佛教界還在戰地組織了僧侶救護隊,為爭取祖國自由獨立做出了應有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漢傳佛教界首先與全國人民一道參加了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封建地主所有製及其它各種剝削製度,佛教事業日益發展。1952年11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1953年(癸巳年)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成立,圓瑛法師當選會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復和落實,使中國佛教獲得新的發展。藏傳佛教主要流行于西藏、雲南、四川、青海、新疆、甘肅、內蒙古等省、自治區,藏族、蒙古族、裕固族門巴族珞巴族、土族民眾普遍信仰。

中國南傳佛教上座部佛教主要分布于雲南省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思茅地區、臨滄地區、保山地區,傣族、布朗族、阿昌族、佤族的大多數民眾信仰南傳佛教。

回鶻佛教

在中國除了熟悉的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巴利語系佛教還有鮮為人知的回鶻語系佛教。除了印度諸語(首先是梵語,還有犍陀羅俗語)之外,把佛教由中亞向東亞推進的主力。他們對古突厥、回鶻人產生影響的時間都早于漢傳佛教

語系傳承

回鶻

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西域、敦煌出土了為數極為豐富的古代回鶻文文獻,其中絕大部分都是佛教內容。這些文獻填補了歷史記載上的許多空白,為古代回鶻佛教、歷史、文學、語言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知的資料,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對回鶻佛教文獻的研究可以說是20世紀西域古代佛教研究中成果最為輝煌的領域。在世紀之交對這些成果進行總結、回顧,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根據吐魯番、哈密等地發現的回鶻文《彌勒會見記》的題跋,該文獻是由吐火羅語翻譯過來的。由吐魯番出土文書推斷,除了印度諸語(首先是梵語,還有犍陀羅俗語,印度貴霜皇朝時代梵語勢力範圍曾覆蓋此地)之外,塞語和粟特語在回鶻西徙以前也都曾對塔裏木盆地佛教的流傳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如同粟特人一樣,吐火羅僧侶接過印度高僧傳來的接力棒,把佛教進一步傳給東方的突厥人。把佛教由中亞向東亞推進。他們對古突厥、回鶻人產生影響的時間都早于漢傳佛教。

漢傳

北傳的佛教分陸路和海路兩條線進行。陸路經西北印度和西域諸國古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印度大月氏貴霜皇朝等時代,其勢力範圍曾直接覆蓋到西域諸地,與中國西部邊境接壤),另一路由海路直接傳入中國南方,如達摩,真諦等大祖師,均從海路直接來到中國在廣州登入後北上。

印度大陸的聲聞佛教和菩薩乘佛教是同時傳入東土的。除大乘經典外,中國現存的印度大陸各部派的聲聞乘經典也很豐富。達摩祖師西來,曾贊嘆“東土漢地,好一派大乘氣象!”由于中華文化的社會環境和人文根性,漢傳佛教主流為菩薩乘佛教(又稱大乘佛教),聲聞佛教在漢地一直不如菩薩乘佛教被接受和流行,尤其到後代,“漢傳佛教”幾乎成了大乘佛教的代名詞。由于漢傳佛教所使用的語言是以漢語為主,故也稱為“漢語系佛教”。

公元前後,佛教就已正式傳入中國。與印度的文化傳統不同,佛教一傳入中國即開始的佛典翻譯事業,是以皇室官方組織高僧,嚴謹製度下的書面系統翻譯。隨著漢明帝開啟官方迎請佛教的大門,隨後數百年間,天竺西域與中原兩地傳經、取經之高僧絡繹不絕,如鳩摩羅什、真諦、法顯等祖師菩薩。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遍參天竺數十國取經,並在大小乘各派均取得最高成就圓滿歸唐後,印度佛教大小乘各部派的主要經典之後都漸翻譯到了漢地。此時的東土,各大宗派紛紛成熟,高僧輩出,證者無數,從教理研釋證悟到民間百姓的廣泛傳弘,大乘佛教在中國的輝煌實踐與隋唐盛世交相輝映。世界佛教的中心也漸轉移到了中國,並進而傳播影響到日本、韓國、越南、新加坡及我國的西藏等地。佛教至此成為世界性宗教。而印度佛教此後則日趨沒落而消亡了。中國翻譯收藏的佛教典藏是最全面、系統和完整的。

藏傳

藏傳佛教的戒律體系是完整的佛教體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應俱全。藏傳佛教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在藏族地區形成和經藏族地區傳播並影響其他地區(如蒙古、錫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語傳播的佛教,如蒙古、納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語言或文字,但講授、辯理、念誦和寫作仍用藏語和藏文,故又稱“藏語系佛教”。

南傳

上座部佛教,巴利語Theravàda。thera,意為長老,上座;vàda,意為說, 論, 學說, 學派, 宗派, 部派。上座部佛教又稱南傳佛教、巴利語系佛教。我國雲南傣族等少數民族佛教,屬巴利語系,亦即南傳的上座部佛教,但是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它和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在教義上有很大的不同。參考:傣族佛教。

1、此系佛教傳承了佛教中“上座部佛教”的系統,遵照佛陀以及聲聞聖弟子們的言教和行持過修行生活,故稱“上座部佛教”。

2、上座部佛教是由印度本土向南傳到斯裏蘭卡(Sri Lanka,錫蘭)、緬甸等地而形成的佛教體系,在地理位置上處于印度之南,故稱“南傳佛教”。又或因其主要流傳于東南亞、南亞一帶地區,故也稱為“南方佛教”。

3、上座部佛教所傳誦的三藏經典使用的語言屬于巴利語,所以也稱為“巴利語系佛教”、“巴利佛教”。

漢傳八宗

禪宗

祖庭----河南登封少林寺

少林寺,有“天下第一名剎”之譽;是中國漢傳佛教禪宗祖庭,位于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少室山五乳峰下。因寺院坐落于少室山陰密林之中。故而得名。北魏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孝義帝為佛陀禪師修建,敕就少室山為佛陀立寺。薩提達摩來此,于寺凝修壁觀,建立禪宗,歷代屢次重修。禪宗傳承以達摩為初祖,少林寺西北有初祖庵,建于宋代,石柱上有宋宣和七年(1125年)題字,寺西南原有二祖庵,中有二祖慧可塑像。

少林寺少林寺

匡救寺,位丁河北成安縣,禪宗二祖慧可說法之處,相傳達摩曾在此為二祖說法。

山谷寺,又稱乾元寺、三祖寺。位于二安徽潛山西北三十裏的三祖山,禪宗三祖僧璨大師曾在此講經說法,寺廟有僧璨大師塔。

真覺寺,又稱東山寺,位于湖北黃梅東北二單的馮茂山上。禪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曾居于此。

南華寺,位于廣東韶關南六十裏處,原名寶林寺。禪宗六祖慧能開法于此。寺內有六祖肉身塔,供于六祖殿內。

“禪”是梵語“禪那”的音譯簡稱,意譯為修習方法,禪宗以“禪”概括佛教的修行實踐,‘靜慮”。禪原本是佛教普遍奉行的一種故而得名。禪宗是中國漢傳佛教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發展最成熟的一個宗派。

天台宗

祖庭——浙江省天台山國清寺

三論宗

祖庭—— 江蘇省南京市郊棲霞山棲霞寺,陝西西安戶縣草堂寺

法相宗

(慈恩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即大雁塔和陝西長安區的興教寺

華嚴宗

(賢首宗)祖庭——陝西西安長安區的華嚴寺和陝西戶縣的草堂寺

律宗

(南山宗)祖庭——陝西西安凈業寺

密宗

(真言宗)祖庭——陝西西安的大興善寺青龍寺(毀于北宋)

凈土宗

(蓮宗)祖庭—— 江西廬山的東林寺、山西交城西北石壁谷中的玄中寺,陝西西安的香積寺

中國文化

建築

如何看待宗教和文化的關系,這是每一個民族在發展文化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的問題。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過很大影響和作用,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佛教文化遺產。例如,我國古代建築儲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現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磚塔,山西五台山南禪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構建築,應縣大木塔,福建泉州開元寺的石造東、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國古代建築史的寶貴實物。許多佛教建築已成為我國各地風景輪廓線突出的標志。在一片鬱鬱蔥蔥之中,掩映著紅牆青瓦、寶殿瓊閣。精巧的佛教建築為萬裏錦綉江山平添了無限春色。敦煌、雲岡、龍門等石窟則作為古代雕刻美術的寶庫舉世聞名,它吸收了鍵陀羅和印度的特點而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造像藝術,是我國偉大的文化遺產。

文學

佛教還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命意遣詞方法。數千卷由梵文翻譯過來的經典本身就是偉大富麗的文學作品。馬鳴的《佛所行贊》帶來了長篇敘事詩的典範;《法華》、《維摩》、《百喻》諸經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王維、白居易、蘇軾的詩歌。變文、俗講和禪師的語錄體都和中國俗文學有著很深的關系。

繪畫和音樂

佛經中的動人故事常常成為藝術家們繪畫的題材,曹不興、顧愷之、張僧既、展子虔、閻立本、吳道子等歷代名畫家皆以擅長佛畫而傳世。中國畫學中由王維一派的文人畫而發展到宋元以後盛行的寫意畫,則與禪宗思想有關。由此可見佛教對繪畫藝術所起的作用。至于音樂方面,公元3世紀,中國己有梵唄的流行。唐代音樂又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唐代音樂至今還有少部分儲存在某些佛教寺廟中。

隨順國王法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中,歷史最悠久的。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千餘年來一直是中國人民的主要信仰之一,其間經歷代高僧大德的弘揚提倡,許多帝王卿相、飽學之士也都加入這個行列,終于使佛教深入社會各個階層。而佛教的哲理部份則與儒、道等相結合、相融會、相激蕩,然後匯入了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大海裏,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之一,為中華文化放射出燦爛輝煌的光芒。 文化的內容極其廣泛,項目極其繁多,凡人類從野蠻進化到文明的一切總成績,都可以叫文化。

1975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共產黨領導人時強調說:各國革命要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不要照抄中國。接著,他以佛教為例,援引鳩摩羅什的話說:“學我者病。”鳩摩羅什是外國人,會講中國話,翻譯了許多佛經。這就是要自己想一想。馬克思說,他們的學說隻是指南,而不是教條。五分中:“雖我所製,餘方不行者,不得行之。謂俗王為僧立製,不依經本也。非我所製,餘方為清凈者,不得不行。即依王法而用,不得不依。”結合中國具體國情或結合不同民族之具體情況所建立的佛教,正是此佛戒義。無怪乎,馬克思、恩格斯說佛法是辯證法。納丹(新加坡總統):“我對于所有宗教,最尊重的是佛教,佛教重實質不重形式。”

語言和文字

趙樸初這樣說:“胡適當年寫《中國哲學史》半途輟筆,就是因為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我國當代著名的史學家範文瀾早年曾對佛教文化採取過虛無主義態度,但到了晚年卻開始系統地鑽研佛經,表示自己需要補課。這位史學家對人說,在中國歷史上,佛教和文化關系如此之深,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可是人們還是不重視研究佛教,把它看成粗俗的宗教迷信。例如對玄奘這個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翻譯家、旅行家、語言家和佛學大師,在西方學者的世界史著作中都給他留下了應有的篇章。在印度他的名字更是家喻戶曉,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把他尊為歷史上的四大偉人之一。但在中國,人們反而隻知《西遊記》裏的唐僧,不知中國文化史上的玄奘。更有甚者,有人還把佛教文化,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單純地當作生財之道,發生了許多不該發生的事情,授人以中國不尊重文化的話柄。許多人雖然否定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張嘴說話其實就包含著佛教成分。語言是一種最普通最直接的文化,我們中國漢語的大量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覺悟、意識、忽然等等都來自佛教語匯。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

梁啓超先生曾統計日本人所編的《佛教大辭典》,共收有“三萬五千餘語”漢語佛教辭彙,佛教辭彙不僅佔據漢語辭彙一個大部分,還大量包括了高端的行而上的辭彙,從廣度和深度上大大拓展了中國文化。可以說,沒有博大精深,燦爛繽紛的佛教辭彙充實,就沒有中國漢語文化的成熟)。因此,今天在製訂文化發展戰略時應該提出認真研究佛教文化精華的問題。”

中國佛教史上的五次法難

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近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曾經歷了五次最嚴重的浩劫。不但令佛教文化遭遇空前劫難,更對我國眾多文物古跡造成了嚴重破壞,為中華民族帶來了無法彌補的巨大損失,是中華文明的大劫難。

三武一宗滅佛

歷史上“三武一宗”的教難,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後周世宗等四位帝王所帶來的四次大禍害。當時,無數的寺院、經書、佛像、法器等被焚毀、破壞,數以千萬的僧侶遭到殺戮,或被迫還俗。這一次次的打擊,使得佛教的發展遭到嚴重的扼殺,甚至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

一、北魏太武帝滅佛

北魏太武帝的滅佛,起因于武帝聽信道士寇謙之及宰相崔浩的讒言所致。

鮮卑族拓跋氏建立北魏,入主中原後,道武帝、明元帝都信奉佛教,並興建不少寺院。太武帝即位之初也信奉佛法,禮敬沙門。北魏滅北涼後,還帶回許多沙門到京師,當時對北魏佛教產生重大影響的沙門玄高、師賢、曇曜等人都是來自涼州。

北魏為了統一北方,鞏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為兵。那時,由于沙門歷來可以免除租稅、徭役,所以銳志武功的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詔,凡是五十歲以下的沙門一律還俗服兵役。他還聽信宰相崔浩的讒言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為滅佛的行動。

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覽經史,善于陰陽五行及術數之學,歷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經常參與軍政機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結識寇謙之之後,信奉道教,受其法術。寇謙之早年就熱中仙道,修持漢末張陵、張衡、張魯創立傳承的五鬥米道,隨方士入華山、嵩山學道修煉,自詡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師之位及《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在明元帝末年,寇謙之從嵩山入平城,結交崔浩,常通霄達旦聽崔浩談論古代治亂史,為之嘆美。後來,寇謙之把儒家學說和佛教經律論及齋戒祭祀儀式吸收到道教中來,重新改造五鬥米道,期使北魏帝王容易接納。

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謙之獻上道書,但當時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書勸諫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並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太武帝又在平城東南建立天師道場,自稱太平真君,並親受符籙,興建靜輪天宮,奉祀太平真君,改年號為太平真君,成了十足的道教徒。

太武帝的廢佛行動,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彈壓沙門,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供養沙門,並限期交出藏匿的沙門,若有隱瞞,滿門抄斬。翌年,盧水的胡人蓋吳在杏城(陝西黃陵)起義,有眾十餘萬人。七年,太武帝親自率兵前去鎮壓,到達長安時,在一所寺院發現兵器,懷疑沙門與蓋吳通謀,大為震怒,下令誅殺全寺僧眾。崔浩趁機勸帝滅佛,于是太武帝進一步推行苛虐的廢佛政策:誅戮長安的沙門,焚毀天下一切經像。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風聲鶴唳。

當時太子拓跋晃監國秉政,一向篤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勸阻,雖然都不被採納,但也由于如此,廢佛的詔書得以緩宣,而使遠近的沙門聞訊逃匿獲免,佛像、經論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國境內的寺院塔廟卻無一幸免于難,史稱太武法難。廢佛後不久,寇謙之病死,崔浩後來也因撰《魏史》,書中蔑視胡族而遭腰斬,其族人被誅者百餘人。廢佛後六年,太武帝駕崩,文成帝即位,下詔復興佛教,佛教才又逐漸恢復發展。

二、北周武帝滅佛

第二次的廢佛事件發生在北周武帝之時,距北魏太武帝的廢佛,約有一百一十餘年。武帝宇文邕,繼明帝之後即位,後改元保定。北周繼西魏之後,統領關隴地區,這一帶從晉代以來佛教盛行,其中長安曾有鳩摩羅什的僧團在此長期譯經傳教,影響很大。當時,全國的僧尼有兩百多萬人,佛寺有三萬多所。北朝的歷代帝王,不少都篤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禮敬沙門,但由于他勵精圖治,一心想用儒術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術。他在親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門、道士討論釋、道、儒三教的問題。當時,他對佛教並沒有特別憎惡排斥的觀感。顯然的,他後來的廢佛政策,主要是受到衛元嵩和道士張賓的影響。

衛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陰陽歷算,性情譎詐。年少時隨益州野安寺亡名禪師為沙彌,不耐清苦,佯裝狂放,以吟詩詠賦來博取聲名,並四處向人預卜未來。後來還俗,從四川到長安,結交北周權貴。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寺塔佛像對國家治安無益,應該刪減。徹底改革佛教,將佛教納入國法的規範中。以經濟措施改革佛教界貪婪腐敗的風氣。據《廣弘明集》卷七記載,衛元嵩的奏文共列有十五條:勸行大乘、勸念貧窮、勸舍慳貪、勸人發露、勸益國民、勸獠為民、勸人和合、勸恩愛會、勸立市利、勸行敬奉、勸寺無軍人、勸立無貪三藏、勸少立三藏、勸僧訓僧、勸敬大乘戒。

衛元嵩著有《佛道二論》,論辯大小乘;又著有《齊三教論》七卷,闡揚會通三教的思想。他認為當時佛道二教崇尚空論,違背大慈為本、安樂眾生的立教宗旨,主張應該用古代聖王的治道來矯正這些弊病。他的論點,剛好契合武帝的心意,因此受到重用。

又據《廣弘明集》卷八記載,當時民間普遍流傳著一句讖語,說“黑衣當得天下”。深信讖緯之學的武帝,對此預言非常忌諱,衛元嵩和道士張賓就乘機毀謗佛教,指沙門身穿黑衣,必為國禁,道士穿黃衣,必為國祥。武帝聽信他的話,漸漸重道輕佛。天和四年,先後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學者,論議教義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但因幾次聚眾議論,三教各執一詞,因此懸而不決。後來甄鸞上《笑道論》,道安上《二教論》等書,極力為佛教辯護,破斥道教。武帝對于佛道二教互相攻擊,極感不快,敕令暫時擱置二教優劣的議論。建德二年(五七三)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門等,辯論三教先後,結果以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後。如此一來,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應,先後有猛法師、道積等人的抗旨直諫。建德三年,武帝已決心毀佛,召集僧道二眾在太極殿辯論,張賓極力斥佛揚道,卻被智炫法師論破,武帝乃親自升座,嘗試加以論難,不料智炫法師應對安詳,陳義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離開太極殿。次日,下詔廢佛、道二教,破毀寺塔,焚燒經像,勒令沙門、道士還俗。當時,被迫還俗的沙門有二萬多人,關隴一帶的佛法被破壞殆盡。

建德六年,北周滅了北齊,武帝又對北齊之地實行排佛政策,焚毀一切經像,廢四萬所寺廟,被迫還俗的僧尼達三百餘萬。北方佛教一時之間銷聲匿跡,史稱周武法難。次年,武帝罹患劇瘡而亡。宣帝、靜帝相繼即位,佛教才又漸漸恢復。

在周武帝廢佛以後,部份僧侶混跡民間,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則南渡陳朝,因此促進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三、唐武宗滅佛

唐代佛教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對佛道二教的態度頗為不同,有的揚佛抑道,有的佛道並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為祖先;太宗曾下詔置道教于佛教之上;武後則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採納姚崇的奏章,令僧尼還俗,他雖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注解《金剛經》流傳天下;憲宗時,韓愈諫阻迎佛骨,寫《論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還依歷朝慣例,在宮中設齋行道,但敬宗本人篤信道教;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而且曾經禁止度僧及建設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貶斥佛教。

另一方面,雖然歷經幾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間的力量反而越加熾盛,僧尼的人數越來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廣。寺院往往領有廣大的庄園,並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結果,不免增加國庫的負擔。當時不少士大夫基于儒家治術的觀點,認為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因而大加抨擊。唐武宗時,排佛的呼聲越演越烈,這使得本已篤信道教的武宗更加決心毀佛。這時,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推波助瀾,趁機煽動,佛教因而面臨一場“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會昌元年(八四一)元月四日國忌日,敕令行香,設千僧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誕辰之日在大內設齋時,敕令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四對論議,其中有兩位道士被賜紫衣,卻禁止釋門大德披著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在三殿修金籙道場,並親受法籙。會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與趙歸真同修法籙。

會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錄在僧籍名冊的僧尼,又不許置童子沙彌,這時已略見毀佛的跡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眾在殿前論議,道士二人賜紫衣,僧門仍不得披著紫衣。

會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經還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于沒有登錄名籍的僧尼,不僅嚴禁住在寺中,且不許住在京城或進入鎮內。同年九月,下令各級地方政府嚴密註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縱使是登錄有案的,如果無法詳細說明出身來歷,應予逮捕,送到官府盤問。

武宗廢佛的政策,是採取漸進方式的,從史料看,其法令之嚴酷,與日俱增。會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許供養佛牙、佛骨,如果違反法令,送一錢供養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時之間,寺院的四處,人跡斷絕。而在宮中的內道場,歷來往例均安置佛教經像,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拆毀佛像,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六月,在武宗誕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內議論。又不許僧尼在街裏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鍾聲未響前歸寺;也不許別住他寺,違者敕罪。由于武宗深信趙歸真,趙乘隙進言,認為佛教並非中國本有的宗教,蠹害生靈,應該盡除。于是,是年七、八月開始,發動空前的法難,敕令拆毀天下山房、招提、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凡是寮房未滿兩百間,或沒有獲頒寺額的道場,則勒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諸寺不許置庄園,並隨時檢查寺舍的財產。四月,敕令僧尼還俗,如有抗命不從的,以違抗聖旨論罪,當場決殺。八月下詔,大舉毀寺,總計會昌年間,拆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被迫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餘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又將佛像、鍾磬等法器改鑄為錢幣、農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此一空前浩劫,歷史上稱為會昌法難。晚唐以後諸宗的衰頹不振,與這次毀佛有密切的關系。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誅殺趙歸真等人,並大力復興佛教。

四、後周世宗滅佛

第四次法難發生于後周世宗顯德二年(九五五)。世宗為了貫徹以儒教為主的統治政策,以佛教寺院僧尼乃構成國家財政上的負荷為理由,下詔禁止私自出家;訂立嚴苛的出家條件,並規定必須在國家公認的戒壇受戒,否則無效;不許建立寺院或蘭若,違反的僧尼,課以嚴刑;未受敕額的寺院,一律廢毀;民間的佛像、銅器,限五十日內交由官司鑄錢,如果私藏五斤以上的,一律處死。總計,廢毀寺院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大量的佛像及鍾、磬等法器被鑄成通錢,世稱一宗法難。相傳世宗下詔毀壞佛像時,鎮州有一尊銅製觀世音菩薩極為靈驗,因此無人敢去毀損。世宗乃親自前往該寺,用斧頭砍毀菩薩胸部。顯德六年,世宗在北征途中,胸部突發癰疽而身亡。

三武一宗的教難,雖然使得佛教幾經摧殘而致衰微不振,但佛教自東漢末年傳入以後的茁壯成長,精深偉大的思想已深植社會民心,普受大眾的肯定與歡迎,因此,在遭受重重打擊之後,卻始終屹立不搖,並很快地復興佛法;而太武帝等四位帝王的毀法廢佛,最後也不免自食惡果,遭到凄慘的報應。

中國佛教經過南北朝的兩武滅佛,(即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並沒有衰落下去,反而在隋唐達到了鼎盛時期。究其外在原因,一是中國處于分裂狀態,一國滅佛,另一國仍在興佛;一是兩者都是武力與行政地鎮壓,對佛教來說是外部力量,一旦外部力量消失,就可以回復。

唐朝後期唐武宗會昌滅佛,是中國佛教的由盛而衰的分水嶺。由于唐武宗崇道滅佛,毀寺減僧,銷毀經卷,使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使原來唐朝鼎盛的宗派唯識宗、華嚴宗、天台宗幾乎滅盡。後來到了宋朝,天台宗和華嚴宗才從朝鮮和日本重新迎回論集,開始有點恢復,而唯識宗則一直衰落下去。

五代十國後周的周武帝是滅佛中的一武,不過那是國家分裂,佛教沒有再受毀滅性打擊。北宋年間佛教開始恢復,同時儒家的宋明理學吸納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開始興起,三教合流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北宋末年的宋徽宗崇道抑佛,想以道教同化佛教,再次給佛教沉重打擊,不過沒過多久,他和兒子一起被金國俘虜。但漢地佛教一路衰落下去。

明朝的早期皇帝沒有滅佛,但是道教,特別是武當的真武道教興盛起來,反而佛教沒有什麽影響。到後期的明世宗又開始崇道滅佛,使佛教極度衰落。為了佛教的復興,出現了明末的四大高僧。

清朝後期,基督教和西方文明傳入中國,佛教已無力回應,信徒大量流失。太平天國運動發起拜上帝教,在長江中下遊地區十數年,使其地的佛教蕩然無存。太平天國滅亡後,佛教更是禍不單行,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上書"廟產興學",自此佛教衰落到低谷。

民國時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佛教也形成了一定的沖擊(雖然沒有對儒教的沖擊大)。

第五次法難:新中國文化大革命

在當年紅衛兵“打倒一切!”、“砸爛舊世界”的喊叫聲中,中國佛教繼三武一宗滅佛後,又一次遭到了無比慘痛的打擊。文革時期的事情至今可以說仍然是人們最謹慎對待的事情之一,之所以謹慎,文革時期佛教的狀況也一直無人問津或者很少有人提及和關註。整整十年,佛教遭受了什麽?佛被怎麽定義?佛法怎樣存世?僧人如何度過?這些是我們必須要正視的。

文革法難持續時間最長

1966年5月16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革的開始,8月19日這天,北京街頭首先開始了大規模的破“四舊”運動,高呼“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佛教在他們看來是從裏到外舊透了,自然要破。從此,佛教十年的浩劫開始了。這十年裏對佛教的破壞是全面的、持久的。我們和歷史上的三武一宗禁佛做個對比。歷史上第一次法難,北魏太武帝公元444年誅殺佛教高僧釋玄高和慧崇開始到文成帝即位佛教恢復,前後達7年之久。公元574年,從北周武帝禁佛,公元578年宣、靜二帝即位,佛教恢復,歷時4年。會昌三年(公元843)四月,命殺天下摩尼師,唐武宗滅佛,實始于會昌初年,會昌六年武帝死宣宗即位恢復佛教,假如從會昌元年算,會昌法難歷時6年。後周世宗禁佛,從公元955年開始,對全國的佛像進行了大規模的清理,史稱"世宗毀佛",至959年世宗崩,此次法難歷時4年。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文革法難持續時間之久是前所未有的。

文革期間對佛教寺廟、經典、文物的破壞最嚴重

佛教在中國歷史上雖然歷經了三武一宗法難,可能不及文革時期對佛教的破壞,全國各地大寺,百年古剎叢林,乃至鄉間淳樸寺院,或拆或焚,被破壞者,不知凡幾。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唐彩佛像,無一逃過劫難。

據不完全統計,隻北京全市6843處文物古跡中,有4922處被毀掉,各類文物53萬8千件被毀掉,這些都是永不再生的國寶,佛教的古跡文物自然也是淪落如此。 “破四舊”時,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滅頂之災。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貴德縣為例,8月間,摧毀了建築藝術水準較高的文昌廟、南海殿、貢巴寺等45座寺廟。燒毀宗教用品及經卷68萬部(件)。大昭寺前院,遍地堆積著被砸爛的佛像、法器、供具以及其他的佛教象征物。

中國內地寺院都不同程度的被紅衛兵進行了洗劫。比如“中國第一古剎”白馬寺“破四舊”時它自然也是洗劫對象。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

文革期間對佛教聖物的褻瀆最慘痛

佛教有很多被視為聖物的的東西,在佛教徒心目中,它們件件皆是無上的至寶,即使沒有宗教信仰的一般民眾也有一定的崇敬之心。哪怕是被冠以“強盜”的部分探險家、侵略者對此類生物也會敬畏三分。在文革期間,在紅衛兵那裏,這些全是牛鬼蛇神,是蠱惑、誘騙人心的封建產物。

世界佛教第一至寶,據說釋迦牟尼在世時親自開光的三聖像之一八歲等身像被搗毀面目。六祖真身舍利,歷史上共遭受過三次大的人為破壞,新羅人的傳說和日本人的損害,但他隻是被動了一下和用手術刀剖開胸腔。《佛源老和尚法彙》中老和尚寫道:“一天,六祖真身被紅衛兵用手推車推到韶關遊行,說是壞蛋、是假的、騙人的,要燒掉。結果被人用鐵棒在背胸上打了碗口大的一個洞,將五髒六腹抓出來,丟在大佛殿。肋骨、脊梁骨丟滿一地,說是豬骨頭、狗骨頭,是假的。並在六祖頭上蓋個鐵缽,面上寫:‘壞蛋’二字,放在大佛殿。原不準我們看,但我們仍偷偷跑去看了,心裏難過得流淚,偷偷把六祖靈骨收拾起來,但沒有地方可藏。一者怕人知道;二者怕自己不知道哪天被打死。”這段歷史可能是很多人不願意去回顧和研究的,但我們可以從這段史實中反思一些東西也是好的。

文革期間對僧人的迫害最嚴重

紅衛兵對佛教僧侶的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們無疑是牛鬼蛇神的走狗。十年間僧侶或被迫還俗、勞改、鬥爭,乃至槍殺。從東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風雲變色。

據有關資料記載,山西大學的學生到山西五台縣佛教勝地五台山去掃蕩四舊,除了砸廟宇外,將大多數和尚、尼姑鬥爭了一通。學生走後,當地黨組織下令,將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門,強製遣送回了原籍。班瑪才旺活佛和第四世多智欽日洛仁波切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法門寺住持良卿法師以自焚保護佛祖的靈骨,嚇退年輕的紅衛兵的故事更是驚心動魄。

文革時期對僧人的迫害不隻是身體的摧殘,還有對其宗教感情的辱蔑。位于我國最北端城市哈爾濱市的名寺——極樂寺,被一群紅衛兵搗毀,寺廟牆上貼滿了標語,紅衛兵勒令和尚們舉著“什麽佛經盡放狗屁”的大橫幅在寺院門前示眾,然後焚燒經書,搗毀佛陀塑像。但是極樂寺的遭遇,僅僅是中國佛教在文革中遭遇空前浩劫的冰山一角,詳見頻道今日高清圖組:哈爾濱極樂寺文革法難

五次法難,是中國佛教遭遇的歷史劫難,尤其是第五次,更是中國佛教的空前浩劫,也是中華文明的深重災難,已然成為我們民族錐心泣血無比慘痛的集體記憶,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原本應該更加珍惜佛教今日的發展,更應該保護佛教,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努力發展我們自己的優秀文化,但是我們痛心的看到,時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不顧歷史的教訓,不顧因果報應的鐵律,為了利益不擇手段,違背天理良心,違反黨紀國法,以一己私利,悍然將罪惡的黑手再次伸向佛教,興教寺事件,瑞雲寺事件,驅僧奪寺、毀佛拆廟此起彼伏,令人憤懣痛心,唯有呼吁要牢記歷史的教訓,為了歷史不再重演。重申因果報應的法則,為了警醒無知無畏的人不要重蹈覆轍。

​(編註:本文有關文革法難部分,摘選自原作者謝志斌《文革法難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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