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羅·威爾遜 -美國第28任總統

伍德羅·威爾遜

美國第28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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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國第28任總統。

1912年總統大選中,由于西奧多·羅斯福威廉·塔夫脫的競爭分散了共和黨選票,以民主黨人身份當選總統。1883年,伍德羅·威爾遜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生院,並在3年後獲得歷史與政治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議會製政府:對美國政治的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畢業後,先後在Bryn Mawr學院(1885-1888)和衛斯理大學(1888-1890)任學術職,他是唯一一名擁有哲學博士頭銜的美國總統(法學博士銜除外),也是唯一一名任總統以前曾在新澤西州擔任公職的美國總統。

1962年歷史學家對31位總統的投票排名,威爾遜高居前4位,僅次于喬治·華盛頓亞伯拉罕·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

  • 中文名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
  • 外文名
    Thomas Woodrow Wilson
  • 國籍
    美國
  • 出生地
    美國弗吉尼亞州斯湯城
  • 出生日期
    1856年12月28日
  • 逝世日期
    1924年2月3日
  • 職業
    美國第28任總統
  • 畢業院校
    戴維森學院

人物簡介

伍德羅·威爾遜是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連任兩屆,曾獲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博士學位,是美國“學術地位最高”的一位總統,是一位傑出的資產階級政治家。1962年美國歷史學家把威爾遜排在34位美國總統的第4位──位于林肯、華盛頓、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1856年威爾遜出生在弗吉尼亞斯湯城,其童年是在嚴肅的宗教氣氛中度過的,少年時代就醉心于政治,三度出任英國首相的威廉·格萊斯頓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威爾遜16歲進入戴維森學院,26歲時在亞特蘭大開設律師事務所,但長時間無人問津,29歲獲博士學位,30歲開始在大學任教,善于寫作,富有辯才。

(圖)伍德羅·威爾遜(圖)伍德羅·威爾遜

1902年發表的《美國人民史》被認為是其學術上的最高成就,至此他已著書9部,發表文章32篇。同年威爾遜出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推行教育改革而聲名鵲起,1909年當選為新澤西州長,大刀闊斧地革故鼎新為其在公眾中樹立了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形象。1912年民主黨派的威爾遜當選為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此後他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自由”改革:製定聯邦儲備法,重新組織了美國全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製定了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最低關稅率;採取了聯邦累進所得稅法;發展了職業教育;實施了鐵路部門八小時工作製等。一戰爆發後美國在威爾遜“中立”的旗幟下,一邊搖晃著橄欖枝,一邊緊握箭鏃,大肆擴充軍備,同兩大集團做軍火生意大發戰爭橫財,美國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在兩大集團廝殺了兩年零九個月之後美國躍馬橫槍投入戰鬥,戰爭以同盟國的失敗告終。

1919年威爾遜作為三巨頭之一,帶著他宣揚已久的被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參加了巴黎和會,締結了凡爾賽和約。威爾遜極力倡導國聯方案,旨在確立美國領導下的戰後世界秩序,威爾遜為此東奔西走竭盡全力,但由于國內孤立主義思潮等種種原因,最終未被美國國會通過。此間他的名言“寧願戰敗千次,也決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激勵著他。1919年威爾遜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是繼西奧多·羅斯福之後獲此殊榮的第二位美國總統。威爾遜有著強烈的擴張主義傾向,為了建立和鞏固美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對巴拿馬運河的絕對控製權,美國對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等進行過威脅、幹涉、控製甚至戰爭;威爾遜堅決反對用革命的手段清除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反對婦女獲得選舉權,對黑人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盡管威爾遜有許多局限性,但仍不失為白宮有史以來為數不多的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總統之一。1924年2月3日,威爾遜因患中風而逝世,享年67歲。

生平經歷

早年生涯

1856年12月28日,伍德羅·威爾遜生于弗吉尼亞州斯湯頓的一個牧師家庭。父親約瑟夫·拉格斯·威爾遜,母親傑希·珍妮特·伍德羅。威爾遜在家中四個孩子中排行第三。威爾遜祖籍系蘇格蘭-威爾士人。其祖父一家于1807年自北愛爾蘭蒂龍郡的Strabane鎮移民美國。母親則生于英格蘭卡萊爾的一蘇格蘭裔家庭。今天他祖父所曾居住的白漆房已成為北愛爾蘭當地的一旅遊景點。威爾遜家族的後代至今仍居住在附近。

威爾遜的父親生于俄亥俄州的斯托本維爾,在那裏他的祖父出版一份名為西部先鋒報(Western Herald and Gazette)的報紙。報紙立場偏征關稅和廢奴主義。威爾遜的父母于1851年移居南方,並認同南部邦聯。他的父親為廢奴主義辯護,持有奴隸,並為他們建立了一所主日學校。他們還在教堂中照顧傷兵。此外,他的父親還曾于聯盟軍中短暫擔任過隨軍牧師。威爾遜最早的記憶—大約是他三歲時—就是聽到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並且戰爭即將到來的訊息。他還總是回憶起自己曾站在羅伯特·李的身旁並仰視他面龐的情景。

威爾遜童年的居所在長老會因廢奴問題而于1861年發生分裂後,威爾遜的父親與他人一同建立了新的南方長老會,即美南長老會。他先但任美南長老會的首任常任秘書,于1865年-1898年間任指定秘書(Stated Clerk),並在1879年擔任過一年的會議主席。威爾遜則在喬治亞州的奧古斯塔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童年,在那裏他的父親曾任長老會第一教會(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師。

威爾遜大約過了十歲才開始學習閱讀。雖然閱讀上的困難暗示他可能患有閱讀障礙症,但十多歲的威爾遜靠自學速記來彌補這一不足,而他的決心和自律也都保證了他學業的成功。他在家接受父親的指導,還在奧古斯塔的一個小型學校上過課。在重建時期的1870年-1874年間,因父親在哥倫比亞神學院擔任教授,威爾遜一直在南卡羅來納州的哥倫比亞生活。

威爾遜于1873年在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上了一年學。之後作為新生轉到普林斯頓就讀,成為Phi Kappa Psi兄弟會的成員,並于1879年畢業。自第二年起,他開始博覽政治哲學和歷史書籍。威爾遜稱他進入政界的靈感來自英國議會速報記者Henry Lucy。他在美國輝格-克裏歐辯論會(一大學部生學社社團)中表現活躍,並另行組織了一個自由辯論協會。

1879年進入弗吉尼亞大學法學院,但一年之後由于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學。不過,盡管從未畢業,在弗大就學的時候,威爾遜曾熱情地參與兩個校內團體:弗吉尼亞合唱俱樂部(Virginia Glee Club),和傑斐遜文學與辯論社團(Jefferson Literary and Debating Society),並擔任社團主席。退學後,威爾遜搬往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居住,並繼續從事它的研究。

1883年,威爾遜進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生院,並在3年後獲得歷史與政治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議會製政府:對美國政治的研究》(Congressional Government: A 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s)。畢業後,先後在Bryn Mawr學院(1885-1888)和衛斯理大學(1888-1890)任學術職。

學術經歷

在衛斯理大學任職期間,威爾遜曾任足球隊教練,並建立了辯論隊——這支辯論隊現已被命名為T·伍德羅·威爾遜辯論隊。1890年,他進入普林斯頓大學,任法學和政治經濟學教授。那時他還曾短暫任教于短命的伊芙琳分校。此外,他也在紐約大學法學院與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一起成為首批憲法課講師。

1896年,普林斯頓大學一百五十周年校慶時,威爾遜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國服務的普林斯頓》(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的演講。這個題目後來被擴展為“為國家服務,為所有民族服務”(Princeton in the Nation's Service and in the Service of All Nations),成為暗示普林斯頓大學的常用格言。在這篇著名演講中,威爾遜概述了他對于民主國家大學的憧憬,呼吁高等教育機構把課程從歷史中分離,並利用每一堂這樣的課來為學生闡明他們的責任。

威爾遜明顯認識到高質量高等教育的重要性。19世紀末曾有人援引他的話說:“在肯塔基有一所小型學院,在過去的60年中從她那裏畢業後取得名望的學生比普林斯頓150年中的還要多。”他所說的小型學院是肯塔基州的中央學院(Centre College),一所私立文科學校。不過,這不是威爾遜最後一次在普林斯頓惹來非議。

1902年,校董事會晉升威爾遜為校長,以代替被認為管理不力的佛朗西斯·蘭迪·巴頓(Francis Landey Patton)。盡管當時學校的捐贈隻有四百萬美元,但威爾遜嘗試為一個教師教學系統撥兩百萬美元,為科學學院撥一百萬,以及為新增築和提升工資撥三百萬。作為一個長期目標,他還想為研究生院爭取三百萬美元;為法學院、電子工程學院及一所自然歷史博物館籌措二百五十萬美元。不過,因為本人並非強有力的資金籌措者,這些目標威爾遜幾乎都沒有實現。但是,他確實把教職工隊伍從112人擴充到174人,每一個都是由他親自考核認定的優秀教師。他所開發的課程方針後被證明為高等教育領域中非常重要的發展性創新。

為了強化專業技術的角色,威爾遜創立了學術科系體製以及一個核心需求系統。學生先是以六人為一組與導師會面完成基本需求課程,再進行兩年的本專業集中學習。威爾遜嘗試提升入學標準,並以嚴肅的學習取代蒙混過關。如他對他的校友所講的,他期望“把那些傻呆呆做功課的男孩兒們變成思考的男人”。

1906至1910年間,為消除精英層社交俱樂部的影響,威爾遜嘗試通過廢除面向上層階級的“吃喝俱樂部”(eating club)並把這些學生重新帶回校舍——俗稱“四邊形”。他的“四邊形計畫”遭到普林斯頓校友的激烈抵抗,其中就包括校董事會中最有影響的理事摩西·泰勒·佩恩(Moses Taylor Pyne)。但是威爾遜拒絕了一切涉及停止廢除此類俱樂部的妥協方案,聲稱這樣的妥協是在“與邪惡打交道”。1907年10月,由于校友們的激烈反抗和威爾遜對妥協的堅定反對,董事會收回了它起初對“四邊形計畫”給予的支持,並指示威爾遜停止實施。

一個更加嚴重的對立發生在威爾遜和研究生院院長安德魯·弗萊明·韋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及其支持者、也是校董事之一的前總統克裏夫蘭之間。威爾遜想把新提議的研究生樓建在大學部生校舍所在區域;而韋斯特希望二者分離。董事會于1908年回絕了威爾遜的提案,並于此年採納了韋斯特的計畫。當時,國內媒體將這次發生在普林斯頓校內的對立報道為精英(韋斯特)與民主(威爾遜)之戰。

新澤西州長

1910年威爾遜作為民主黨候選人參選新澤西州州長,對手是共和黨1912年美國大選威爾遜宣傳唱片封面候選人、負責銀行與保險業的州吏維維安·M·劉易斯(Vivian M. Lewis)。威爾遜在競選中強調他與政治機器的分離,並誓言一旦當選他不會蒙恩于那些黨內大佬。盡管塔夫脫曾在1908年總統大選時以80000票的差距贏得新澤西州,威爾遜還是以49000之票差輕松擊敗了劉易斯。

盡管1910年大選時民主黨還取得了對州眾院的控製,但共和黨人仍然以微弱優勢據有州參院。上台之後,威爾遜無視黨內機構的要求,啓動了他的改革性日程。他在六個月的時間內建立了候選人選拔會,這幾乎將黨派頭目們從總統選舉過程中排除出去。他還重整了公共設施委員會,並引進了工傷補償機製。

總統競選成功

1912年6月25日,民主黨全國大會在巴爾的摩召開以決定總統候選人。威爾遜作為競爭者之一與會。一開始,來自密蘇裏州、時任眾院議長的錢伯·克拉克(Champ Clark)保持領先,而被視作溫和改革者的威爾遜在幾乎每一輪投票中都落後于他屈居第二。不過,由于必須達到三分之二多數才能獲得提名,克拉克也不能決定性地勝出。威爾遜一度決定放棄,並幾乎就要發表承認失敗的演講以讓那些打算投他票的代表另投別人。但隨後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位于紐約市的強大卻又腐敗的坦慕尼協會決定支持克拉克。這導致三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黨內自由派領袖的威廉·詹寧斯·布萊安轉而反對克拉克,稱他是“華爾街的代表”,並改為支持威爾遜。他的改變引來許多代表的效仿,威爾遜與克拉克的力量對比開始逆轉。威爾遜最終在第46輪投票中勝出。印第安納州州長托馬斯·R·馬歇爾(Thomas R. Marshall)鼓動他的州代表投票支持威爾遜,並被提名為威爾遜的競選伙伴。

威爾遜威爾遜

此後,由于共和黨候選人塔夫脫和進步黨候選人、前共和黨人和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競爭嚴重分散了本應投給共和黨唯一候選人的選票,威爾遜毫無困難地贏得競選勝利。他在40個州獲勝,得到總共531張選舉人票中的435張。

通過反托拉斯改革、關稅調整和重整銀行及貨幣系統,威爾遜實現了他競選時關于新自由(New Freedom)的誓言,也初嘗任內的成功。1913年3月15日他舉辦了美國現代史上首次總統新聞發布會,並在會上允許記者向他提問。

1914年8月6日,第一夫人艾倫因患腎炎不幸病逝。翌年,威爾遜結識了伊蒂絲·高爾特(Edith Galt)。兩人于當年12月18日結婚。

生于弗吉尼亞而成長于喬治亞的威爾遜是自1860年亞伯拉罕·林肯當選以來第一位選舉產生的南方總統,也是自安德魯·約翰遜于1868年離任之後第一個入主白宮的南方總統。他是自1799年約翰·亞當斯之後第一位親自在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的總統。他還是1892年克裏夫蘭二度當選總統之後第一位民主黨籍總統。而下一位民主黨總統則是1932年當選的富蘭克林·羅斯福。

連任成功

于1916年獲得重新提名後,威爾遜在競選中打出了“他讓我們遠離了戰爭”(he kept us out of the war)的口號,提示選民他任期內即維持了堅定的國策、又避免了與德國或墨西哥的公開沖突的業績。但他卻從未發誓即使受到挑釁也決不參戰。1916年9月2日,當他發表接受黨內提名的演講時,威爾遜針對性地警告德國他不會容忍給美國人造成生命損失的潛艇戰。

“ 一個違反這些核心權利的國家必須明白它將被直接的挑戰和抵抗所製止並被要求承擔責任。很快,這將使這場爭鬥多少變成我們自己的事情。”

最終,威爾遜勉強戰勝共和黨候選人查爾斯·埃文斯·休斯贏得了1916年大選。休斯是1907年至1910年間的紐約州州長,其政績凸顯進步主義特征,驚人地類似于威爾遜在新澤西留下的從政紀錄。後來,西奧多·羅斯福評價兩人道:“他們之間唯一的差別就是刮不刮臉”(休斯是一個大胡子)。但是,休斯由于不得不在保守的塔夫脫支持者和進步主義的羅斯福派別間建立聯合,他的競選始終缺乏一個確定的形式。威爾遜則更為關註自身的競選,忽視休斯的存在並把攻擊留給羅斯福。當被問到為什麽不直接攻擊休斯,他對一位朋友說:“千萬不要殺一個正自殺的人。”(Never murder a man who is committing suicide.)

選戰的最後結果出奇地接近,甚至在選後數天內都無定論。由于擔心輸掉選舉而在歐戰尚不確定的情況下成為跛腳鴨,威爾遜提出了一個假想方案:倘休斯取勝,他將先任命休斯為國務卿,然後和副總統一起辭職以使其接任總統。兩黨選情在數個州都十分接近。在加州大約一百萬選票中威爾遜贏了3773票,而在新罕布希爾隻贏了區區54票。休斯在明尼蘇達的358000張選票中贏了393張。最後威爾遜得到了277張選舉人票,而休斯得到254張。威爾遜能贏得大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1912年大選時投給西奧多·羅斯福和工會領袖戴布茲(Eugene V. Debs)的票這次大多流向了他。

參加一戰

在1917年之前,美國一直恪守1914年的中立宣言。在這段期間,威爾遜為確保一個更寬泛的外交政策,警告美國公民不要在交戰陣營中選擇他們的所屬方。在他1914年的國會演講中,威爾遜說道:“這樣一個發生在我們當中的分裂對于我們的和平思維將是致命的,而且還會妨礙我們作為一個強大的和平國家正當地行使自己的責任,作為一個人時刻準備著在一場公正的調停中發揮作用,並以朋友而不是黨徒的身份談論關于和平與和解的建議。”

盡管載有大量美國公民的英國客輪盧西塔尼亞號被德國潛艇擊沉的事件給威爾遜增加了參戰壓力,中立原則還是得到了維持。但後來由于德國發起無限製潛艇戰,威脅到美國的商業海運,這種中立性開始傾斜。在德國于1917年早些時候發動無限製潛艇戰(盡管也發表了若幹聲明來限製這種戰術),並秘邀墨西哥與德國結盟反美之後,威爾遜為“使世界安全以確保民主”,將美國帶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他沒有和英法簽署一個正式的同盟,而隻是作為合作(associated)力量加入。他通過征兵大幅擴軍,並將高度自由的指揮權,包括戰術戰略以至外交行動,授予了約翰·潘興將軍。

到這個時候,威爾遜認定這場戰爭已變成了一個對人類的真正威脅。1917年4月2日,他在宣戰演講中說道,美國如不參戰,整個西方文明都將被摧毀。威爾遜在講話中宣告將進行一場“結束一切戰爭的戰爭”,說明他希望建立一個和平的基礎以防將來戰禍再臨而招致不必要的死亡與摧毀。這也為他未來將發表的十四點原則—一個關于解決領土爭端、確保自由貿易和建立維和組織的一攬子建議—鋪墊了一個基礎。

為打擊國內的反戰勢力,威爾遜相繼于1917年和1918年推動國會通過了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和反煽動法(Sedition Act),以壓製反英、親德和反戰聲音。他歡迎諸如沃爾特·李普曼這樣支持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卻無法容忍那些企圖阻礙戰爭甚至刺殺政府官員的反戰者。他還堅持將出生在外國的激進分子趕出美國[53]。援引反間諜法相關條例,美國郵政系統拒絕投遞任何被視作可能是批評美國戰爭行為的書面材料。約60多家報紙因此被剝奪了二級郵遞權。

威爾遜的戰時政策高度地向勞工傾斜。他與龔帕斯和美國勞工聯合會密切合作,同時鎮壓任何企圖阻礙戰爭工作的反戰團體。在威爾遜的任期內,美國勞工聯盟、鐵路工人協會和其他“溫和”工會的會員和這些行業工人的工資都得到了顯著成長。由于沒有實施配給製,消費品價格飛漲。而因為收入稅的增加,白領階層備受打擊。不過,鼓勵購買戰爭債券的工作還是大獲成功。這些債券使得戰爭開銷轉化為20年代的繁榮。

威爾遜建立了西方國家中第一個政治宣傳機構,即美國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由喬治·克裏爾(George Creel,故俗稱“魚簍”委員會)領導。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內鼓動愛國性反德情緒,並實施各種信息審查。除了公共宣傳外,政府還將戰爭工作引入多個其它領域。伯納德·巴魯克(Bernard Baruch)領導的戰爭工業委員會為美國的工廠製定戰時目標和政策;赫伯特·胡佛被任命為食品管理局局長,該局鼓勵美國民眾參與到“無肉星期一”和“無麥星期三”活動中,以為海外部隊節省食物;亨利·加菲爾德(Henry Garfield)領導的聯邦燃料管理局引入了夏時製,並對煤炭和石油實施配給供應來確保軍事需求。許多這樣的委員會和管理機構的領導者都是由威爾遜征召的商界人士。他們隻拿一美元的日薪,以提高政府在戰爭期間的功效。

國會還于1917年授權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組織四個志願者師團到法國參戰,但威爾遜拒絕了給他的政敵這樣一個機會。

巴黎和會

一戰結束後,威爾遜開始參與談判。他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幫助受壓迫國家獲威爾遜于巴黎凡爾賽宮得主權和確保一個公正的和平。1918年1月8日,威爾遜發表了十四點和平原則,首次論述了關于成立國際聯盟的想法。這個聯盟的指定目標應該是保證各大小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他們的政治獨立。

威爾遜打算憑十四點原則結束這場戰爭和實現一個所有國家共享的、公正的和平。為了開巴黎和會,他在巴黎待了6個月,這也使得他成為首位在任內出訪歐洲的美國總統。和會期間,他不倦地推銷他的計畫,最終實現了在凡爾賽條約中加入了關于建立國際聯盟的章節。

盡管由于他為建立國聯所作的努力使威爾遜獲得了1919年諾貝爾和平獎,但他沒能在入盟一事上贏得參議院的支持。美國此後從未加入國聯。1918年中期選舉後,以亨利·加博·洛吉(Henry Cabot Lodge)為首的共和黨控製了參議院。但威爾遜拒絕共和黨的代表出席巴黎和會,對洛吉提議的修改也一並否決。雙方最為主要的分歧點在于國聯是否將削弱國會的宣戰權。在這段期間,威爾遜越來越不相信媒體。他停止召開新聞發布會,而更傾向于自己的宣傳機構,即公共情報委員會。

歷史學家普遍認為威爾遜未能使美國加入國聯是他任內所犯的最大錯誤,甚至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任期內的最大失敗之一。凡爾賽條約中的種種苛刻條款招致了德國民眾對條約的極大怨恨,最終導致了希特勒的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期間,威爾遜還前往羅馬拜會了教皇本篤十五世。這次訪問使他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任內會見教皇的總統。

戰後時期

威爾遜對戰後復員的問題未給予足夠重視,導致復員過程進行得異常混亂。四百萬士兵在身無分文、沒有任何安頓計畫和救濟的情況下就被送回了美國。農田價格的戰時泡沫破滅導致許多農民破產或身陷因新購土地所欠下的債務中。1919年,鋼鐵業和肉類加工業工人舉行大罷工。種族騷亂在芝加哥、奧馬哈和其他城市蔓延。

在紐約和其他地方發生一系列由激進無政府主義分子實施的爆炸活動後,威爾遜命令總檢察長亞歷山大·米切爾·帕爾默(A. Mitchell Palmer)抑止暴力活動。法務部隨後展開了被稱作“帕爾默搜捕”(Palmer Raid)的大規模行動,旨在收集與暴力激進團伙有關的證據,以及關押或驅逐國內外煽動分子。法務部以妨礙征兵為由審判了工會領袖戴布茲,並把他送到亞特蘭大的監獄服刑。戴布茲後來被哈定總統釋放並赦免。

在任內的最後三年,威爾遜與包括豪斯中校在內的許多親密政治伙伴或盟友分道揚鑣。歷史學家推斷可能是一系列的中風影響了他的人格。威爾遜想再次連任,但他的民主黨已然分崩離析:德裔選民因戰爭期間所受的待遇而憤慨,愛爾蘭裔選民則因他未支持愛爾蘭的獨立而不滿。

喪失工作能力

威爾遜中風後的首張公開照片。因中風導致左側半身不遂,威爾遜的妻子伊蒂絲幫忙扶助檔案以便他簽署。1920年6月攝。威爾遜為獲得美國人民對加入國聯的支持,連續地走訪全國各地發表演講,這給他的健康造成了嚴重壓力。在演講旅行將要結束的1919年9月25日,當他在科羅拉多州的普韋布洛發表完推廣國聯的演講後,威爾遜終于昏倒在地。1919年10月2日,又一次嚴重的中風發作,幾乎令他完全喪失工作能力。他的左半邊身子完全癱瘓,左眼也失明。至少幾個月的時間內他都要使用輪椅。而在這之後他也要靠拐杖走路。威爾遜的殘疾情況直到他1924年2月3日去世前始終沒有對外公開。

除了極個別場合外,威爾遜在整個餘下的任期內有意識地避讓副總統托馬斯·R·馬歇爾、他的內閣成員及訪問白宮的國會議員。他的夫人伊蒂絲不但照顧他的起居,還負責將政務分類,決定哪些由威爾遜過目,哪些留給他的內閣處理。威爾遜的身體狀況是美國歷史上最為嚴重的總統喪失工作能力的情形,這在之後被認為是通過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的重要原因。

人物病逝

威爾遜的長眠之地——華盛頓國家大教堂1921年離任之後,威爾遜和他的妻子搬往華盛頓使館區居住。他依然每天乘車出行,並在周六晚上觀看基思劇院的歌舞雜耍表演。1924年他獲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一職,這是他成為美國歷史上僅有的兩位擔任過此職的總統之一。另一位是西奧多·羅斯福(1912)。

1924年2月3日,威爾遜病逝于位于S大街的家中。他被葬于華盛頓國家座堂。他是唯一一位葬于此的美國總統。

守寡37年後,威爾遜的夫人伊蒂絲于1961年12月28日病逝。這一天正是她受邀出席坐落于特區附近的伍德羅·威爾遜大橋的開通典禮的日子。伊蒂絲病逝時,她最喜愛的狗Rooter一直守候在她的床邊。

伊蒂絲把她的家留給了全國史跡儲存托管會(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托管會將該棟房屋改為紀念威爾遜的故居博物館,于1964年對外開放。博物館于1964年被列為國家歷史地標(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1966年列入國家史跡名錄。

政治生涯

伍德羅·威爾遜是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連任兩屆,曾獲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博士學位,是美國“學術地位最高”的一位總統,是一位傑出的資產階級政治家。

(圖)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圖)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1962年美國歷史學家把威爾遜排在34位美國總統的第4位──位于林肯、華盛頓、富蘭克林·羅斯福之後。1956年威爾遜出生在弗吉尼亞斯湯城,其童年是在嚴肅的宗教氣氛中度過的,少年時代就醉心于政治,三度出任英國首相的威廉·格萊斯頓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威爾遜16歲進入戴維森學院,26歲時在亞特蘭大開設律師事務所,但長時間無人問津,29歲獲博士學位,30歲開始在大學任教,善于寫作,富有辯才。

1902年發表的《美國人民史》被認為是其學術上的最高成就,至此他已著書9部,發表文章32篇。同年威爾遜出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推行教育改革而聲名鵲起,1909年當選為新澤西州長,大刀闊斧地革故鼎新為其在公眾中樹立了進步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家形象。

1912年民主黨派的威爾遜當選為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此後他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新自由”改革:製定《聯邦儲備法》,重新組織了美國全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製定了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最低關稅率;採取了聯邦累進所得稅法;發展了職業教育;實施了鐵路部門八小時工作製等。一戰爆發後美國在威爾遜“中立”的旗幟下,一邊搖晃著橄欖枝,一邊緊握箭鏃,大肆擴充軍備,同兩大集團做軍火生意大發戰爭橫財,美國由債務國變為債權國。在兩大集團廝殺了兩年零九個月之後美國躍馬橫槍投入戰鬥,戰爭以同盟國的失敗告終。1919年威爾遜作為三巨頭之一,帶著他宣揚已久的被稱為“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原則”參加了巴黎和會,締結了凡爾賽和約

威爾遜極力倡導國聯方案,旨在確立美國領導下的戰後世界秩序,威爾遜為此東奔西走竭盡全力,但由于國內孤立主義思潮等種種原因,最終未被美國國會通過。此間他的名言“寧願戰敗千次,也決不為不光榮的妥協而朝三暮四”激勵著他。

1919年威爾遜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他是繼西奧多·羅斯福之後獲此殊榮的第二位美國總統。威爾遜有著強烈的擴張主義傾向,為了建立和鞏固美國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以及對巴拿馬運河的絕對控製權,美國對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國等進行過威脅、幹涉、控製甚至戰爭;威爾遜堅決反對用革命的手段清除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病,反對婦女獲得選舉權,對黑人有強烈的種族主義傾向。盡管威爾遜有許多局限性,但仍不失為白宮有史以來為數不多的對歷史有重大影響的總統之一。

政治思想

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政治理念可以基本上概括為四點:

(圖)伍德羅·威爾遜(圖)伍德羅·威爾遜

第一、人性可以改造。威爾遜認為組成社會體系的人的根源是可以被轉變的,其觀點類似于中國古代的性善論。他的這一學術思想來源于啓蒙運動時期以人為本的理念,認為人可以通過教育和學習克服固有的缺點而日臻高尚,人類社會也將藉此走向文明。

第二、戰爭可以避免。威爾遜認為作為國家組成部分的人民可以達成諒解,用和諧的眼光去看待各自的矛盾,並在友好的氣氛中解決各自的矛盾,而作為國家政權操縱者的政府官員則可以良好的協調這種意願,從而化解矛盾

第三、利益可以調和。用現代的觀點說,就是“國家之間的利益矛盾是非零和的”,也就是說,國家之間可以通過上一條為基礎,以合作與協調為手段來解決國家間的矛盾,規避沖突和戰爭從而實現雙贏,這種雙贏在當時就是集體安全體製。

第四:建立國際組織,保衛世界和平。威爾遜倡導通過國家間的合作來解決矛盾,而是實現這一合作的途徑和渠道就是聯合的國際組織,用集體安全來替代早先大國間的均勢。

威爾遜的觀點毫無疑問是顛覆性的,它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否認了大國之間擴張軍力和理性,並對大國之間的軍事擴張造成的不信任提出了強烈的抨擊,這在于當時正在積侵略別國並刀兵相見的世界格局無疑影響巨大,同時其學說對後世的影響也是很重要的,聯合國實質上就是以威爾遜倡導的國際聯盟為藍本建立起來的。但是其學說也有著致命的缺陷:首先國家之間的礬渣是不平衡的,其所提出的人性改造本身也是不平衡的,而且宗教、民族、地域、血統等等的復雜因素會使得人的修養的認識造成偏差,這樣人與人之間的絕對信任便無從談起;此外其關于國際組織的作用也過于理想化,原因在于國家之間的聯合與合作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礎上,而這種基礎的摩擦並沒有一個組織來約束,國際法也就無法得到貫徹――或者說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國家之間必然會產生不信任而導致分歧,而此時的國際組織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壓製這種分歧,這樣的國際組織必然會產生分裂。

外交政策

“如果拋開宗教信仰對他的影響,你是不可能真正認識和了解這個人的,”一位知名學者談及伍德羅·威爾遜時這樣說道,“這是因為他的一舉一動最終是由他的基督教信仰所決定的。”威爾遜,這位美國第二十八位總統,是一對以虔敬而知名的長會牧師夫婦的兒子,生長在南方的他經歷了內戰和蕭條的戰後時期,曾經親眼目睹了戰爭帶來的恐懼和困苦。這些童年的經歷,不僅告訴我們為什麽威爾遜總統要竭力阻止美國卷入一戰,而且也使我們明白,為什麽努力失敗後,他還不辭辛苦地謀求戰後公正、持久的和平。

(圖)伍德羅·威爾遜(圖)伍德羅·威爾遜

威爾遜主張國家之間通過交流和對話,和平解決爭端的“民主安全”願望,從來沒有實現過。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政策長期以來是一個興起研究者興趣也引起熱烈爭論的題目。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1912-1920年擔任總統期間,美國正處于需對內外政策做出重大抉擇的轉折時代。這一時期的特征在 外交與國際關系領域中可以簡單地概括為:美國正在實力上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外交政策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

二十世紀的世界既不是美國建國之初還處于弱小時期的世界,也不是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當年稱霸一時的世界。世界在進入二十世紀時出現了新的特點:世界開始了走向多元化的進程。這是一個復雜而又需要重新認識的世界。處于這樣一個時代的威爾遜政府需要為美國製訂一個與時代相適應的外交戰略。威爾遜為美國選擇的外交戰略是以自己強大的經濟實力加入角逐世界霸主的行列,威爾遜毫不含糊地認為美國應是世界的領袖。但他同時也不可能擺脫歷史的束縛,美國的外交傳統也為他的政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傳統與時代發生沖突時威爾遜總是會嘗試從傳統中找到依據來解決沖突。

獲得榮譽

伍德羅·威爾遜1919年諾貝爾國際和平獎。

獲獎原因:美國總統、國際聯盟的最初倡導者。

和平獎的得主可以獲得一枚勛章、一張獎狀以及獎金。

人物評價

在威爾遜大學剛畢業時,他曾寫道:“一個總統,隻要他的能力允許,想在法律和道德方面成為多麽偉大的一個人物,就可以成為那樣的一個人物。”果然,,當他自己登上總統職位時,他實踐了自己年輕時的這個說法。在美國人心中,他是可以與林肯比肩的巨人。美國史學家認為:威爾遜是使美國取得重大進步的具有遠見卓識的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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