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國論

仇國論

《仇國論》,三國時代蜀漢中散大夫譙周於延熙二十年(公元257年)作。當時諸葛亮已經逝世23年了,姜維為了繼承諸葛亮的遺志,連年發動對曹魏的北伐戰爭,以圖恢復漢室。針對姜維的窮兵黷武,譙周寫了這篇文章,同時這也被視為益州本土人士對蜀漢外來統治集團的反抗。

這篇文章也遭到歷代中國正統儒家學者的強烈批判,認為這是在為投降主義鳴鑼開道,喪失了民族氣節。

  • 作品名稱
    仇國論
  • 創作年代
    公元257年 
  • 作品出處
    《三國志·譙周傳》
  • 文學體裁
    傳記
  • 作者
    譙周
  • 時代
    三國

文章內容

《三國志·譙周傳》記載: 於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余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余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強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恆多慢,處小有憂者恆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勾踐恤眾,以弱斃強,此其術也。’賢卿曰:‘囊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候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候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黜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縱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揖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

文章分析

《仇國論》中,譙周舉了兩個虛構的國家“因余”和“肇建”為例子,因余是小國,肇建是大國,兩國世為仇敵,因余國人高賢卿問伏愚子,身為小國在面對大國時該使用什么戰略,伏愚子舉周文王與勾踐的例子,說明與民休養生息,民心安定就可以取得勝利,高賢卿又問:“楚漢相爭之時,劉邦項羽約定以鴻溝為界,互不侵犯,當項羽返回時,張良認為如果人民安定下來就不會再想變動,說服劉邦追擊項羽,最後取得了勝利,又怎么一定要用周文王的那套方法呢?現在肇建國內部有缺陷,我們趁機出兵攻擊其邊境,是不是能增加它的麻煩而戰勝他呢?”

《仇國論》《仇國論》

伏愚子回答:“商朝與西周的時候,王綱堅固,社會安定,人民習慣於當時的統治階級,要是在那個時候,劉邦怎么可能杖劍鞭馬、奪取天下呢?反觀秦朝末年,天下土崩瓦解,王侯遞嬗,年年月月都改變統治者,老百姓均不知所措,所以豪強並爭,力量強的收穫便大,遲慢的便被吞併。現在我們國家和肇建都已經立國很久了,不是秦朝末年動盪不安的時候,而有多國並立的形勢,所以可以用周文王無為而治的方法,而不可以像劉邦那樣南征北討,如果人民疲勞,國家就會瓦解,俗話說‘與其射出很多箭沒有命中目標,不如謹慎發箭,不要輕易出擊。’

所以智者不會因為一時小利就轉移目標,而是等到時機許可才一次出動,所以商湯、周武王能不戰而勝,如果他們一味窮兵黷武,不能審時度勢,則就算有智者也不能相救了。如果用兵如神,穿越急流,穿越山谷,不用船隻便能渡過孟津,就不是我愚子所能做到的事了。

作者簡介

譙周(201?-270),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今四川西充)人。三國時期蜀漢學者、官員,著名的儒學大師和史學家,史學名著《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即出自他的門下。蜀漢滅亡後降,在晉官至散騎常侍。後世對其褒貶不一,許多史學家對譙周誘勸劉禪​不戰而降的作法,給予了指責。

演義中的譙周演義中的譙周

作者其他著作

據《三國志·譙周傳》記載,譙周生前撰寫學術著作多種,計百餘篇。之後,這些著作陸續散失,到唐初作《隋書·經籍志》時,時人所見的書目只有《論語注》(十卷),《三巴記》(一卷),《譙子法訓》(八卷),《古史考》(二十五卷),和《五經然否論》(五卷)五種了。《論語注》和《三巴記》兩書,今不存。現在能夠見到的其他三種,且都是後人的輯本。《譙子法訓》,原書亡佚。明人陶宗儀、清人嚴可均各錄有輯本,但均搜括不足,除《齊交篇》有篇名外,余者皆為散條。此書以有關道德修養、男婚女嫁、治學自力等方面的內容為主,屬格言性質的書籍。

《五經然否論》,原書亡佚。朱彝尊、馬國翰等人皆有輯本,其中以蔡映台搜羅最多,計七條。僅就輯錄所知,該書以詮解古代禮儀制度的內容為主,屬典制一類的著作。

《古史考》,原書亡於宋元之際。清人章宗源據諸書輯錄一卷,得九十一條。該輯本刊於平津館叢書之中,書前有孫星衍序文一篇。這是一部古史考證性質的書籍,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晉書·司馬彪傳》記載,譙周撰寫此書的主要目的是為司馬遷的《史記》糾謬。譙周認為《史記》周秦以上的部分,有很多內容採用民間傳說和百家之言,因此與經典文獻的出入較大。他憑據舊典,對此一一進行了訂正。以後唐朝人把它歸在考史書類,作為附錄與《史記》並行於世。它的許多成果被後來的《史記》三家注所吸收利用,成為章氏輯本的主要依據。 《古史考》對《史記》的考證、評述甚詳。清人姚振宗在《隋書·經籍志考證》中講:“是書專為考《史記》百三十篇而作,每篇皆有所考。”裴駰的《史記集解》,在《楚世家》楚之先人“坼剖而產”句下引乾寶語云:“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這條材料證明,只有當譙周以為作者妄記處才廢而不論,可見姚氏的說法並非妄斷。《古史考》對於《史記》的研究,大致有這樣幾種情況:第一是對史記的某些記載提出懷疑。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把公伯僚列為孔子的弟子。譙周認為有誤,說:“疑公伯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雲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法也。今亦列比七十二賢之數,蓋太史公誤。”第二是對某些史實給予補充和解釋。如《蘇秦列傳》中,蘇秦嫂有“見季子位高金多”語,譙周補充說:“蘇秦字季子”,比“其嫂呼小叔為季子”的解釋更為合理。對《齊世家》中“太公望呂尚”句,補充說:“姓姜,名牙。”對於呂尚的經歷,補充說:“呂望嘗屠牛於朝歌,賣飲於孟津。”在《張儀列傳》中有“苴蜀相攻擊”句,譙周解釋說:“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第三是對某些歷史事件進行評論。如對呂不韋以千金行賄事論說道:“以詐獲爵,故曰竊也。”對司馬遷說“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評論說:“觀太史公此論,是其愛奇之甚。”其實,《古史考》所涉及的內容不止是《史記》,據章宗源講:“(古史考)又兼及後漢事,不獨糾遷書矣。”總之,它是一部用力很深的考史名著,對後世歷史考證學的發展影響很大。只是原書亡佚,後人已難看到它的全貌了。

後續

《仇國論》並沒有阻止姜維繼續北伐,但譙周最後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官升一級,成為光祿大夫,可見朝廷中也有許多人對他的言論深以為然,之後益州本土人士對蜀漢的反抗更加激烈,直到譙周勸劉禪出降,蜀漢滅亡。

評論

《仇國論》中所談到的基本都是值得後人參考的治大、小國之道。 作者是三國時期蜀國光史大夫譙周。他以處在蜀國,一個地勢偏僻領土窄小的國家為官的親身經歷談述了自己與姜維相反的制國之道。

姜維主張以武克國,用武力侵占別人的領土,藉此削弱魏、吳的國力,復興漢室。

譙周則認為蜀國國力太弱,討伐別的國家,簡直是徒勞無益,不但不能削弱別國國力,反而削弱自己的國力,因為每引發一場戰爭都會勞民傷財,怎能不嘆息赤壁、夷陵等戰役的殘酷,幾百萬人因此葬身沙場,多少個家庭支離破碎。所以譙周在《仇國論》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句話:“處大國無患者,恆多慢;處小國有憂者,恆思善。”意思是:大國的能力強,就可以討伐別的國家;小國的國力弱,就應該體恤人民的疾苦,壯大自己的國力,使人民能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方能成為大國,振興漢室。

讓我們記住這句千古流芳的話吧:人民是一個國家的頂樑柱!(摘自搜狐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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