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

人民文學

《人民文學》由中國作家協會主管,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的國家一級文學期刊。主要刊登小說、散文、詩歌和報告文學等純文學作品。 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新中國第一份文學期刊,毛澤東曾為《人民文學》創刊號題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 中文名稱
    人民文學
  • 主辦單位
  • 語言
    中文
  • 主管單位
  • 國際刊號
    ISSN0258-8218
  • 國內刊號
    CN11-1511/I
  • 出版周期
    月刊
  • 創刊時間
    1949年10月25日

雜志信息

名稱:《人民文學》

出版社:中國作家出版集團

發行方式:月刊

創刊時間:1949年10月25日

國際標準刊號:ISSN0258-8218

海外發行刊號:C23

主要欄目

留言(編者的話和讀者的話,導讀交流)

小說(刊登精彩中短篇小說新作)

天下(古今中外)

漢詩(當代中國詩壇的優秀新詩)

專欄(文學編評、史詩、雜談等)

報告(優秀報告文學)

美術

簡介

《人民文學》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以刊登小說為主,包括散文詩歌實文等的全國性文學月刊。 人民文學是現代文學期刊,月刊。中國作家協會機關刊物之一。

《人民文學》雜志社編輯、出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創刊最早、影響最大、以發表創作為主的全國性文學刊物。

《人民文學》是中國作家搖籃,眾多的名家當初亦是由《人民文學》造就的。新改版《人民文學》富有現代氣息,與世界文學接軌,極富有文學味與生命關懷意識,是廣大讀者的心靈家園。

發展歷程

建國初期,活躍于民族、民主革命歷史時期的作家,投入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生活。他們描繪“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力作,文藝界領導人的重要文章,大多發表在《人民文學》上。茅盾、葉聖陶胡喬木周揚等人的文學評論,推動著新文學的健康發展。沙汀、艾蕪、舒群、周立波、劉白羽、馬烽、西戎等人的短篇小說,夏衍老舍的話劇,臧克家、艾青、何其芳、李季等人的詩歌,或展現革命鬥爭歷史和保衛勝利果實的壯麗畫卷,或歌贊勞動民眾開始主宰自己命運的時代變革。其中,丁玲的《“糧秣主任”》、路翎的《窪地上的“戰役”》、秦兆陽的《農村散記》、康濯的《春種秋收》等短篇小說,張天翼兒童文學《羅文應的故事》,老舍的《從三藩市到天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散文,曹禺的話劇《明朗的天》,趙樹理的長篇小說《三裏灣》,阮章競的詩等,深受好評。這一時期,文壇涌現一批和新中國一起成長的新作者。他們中許多人的處女作或成名作,大多發表于《人民文學》。劉紹棠白樺、王願堅、李準、林斤瀾、劉真、蕭平、王蒙、瑪拉沁夫、陳登科、聞捷、邵燕祥、李瑛、公劉、柯岩等人的作品,或煥發新生活蓬勃的朝氣,或蘊涵對歷史與未來的思索,顯示了建國後第一代青年作家與詩人茁壯的生機和雄厚的潛力。

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基本確立,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指引下,文壇一度呈現繁榮景象。《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一些尖銳地觸及時弊、大膽進行探索的創新之作,促進了文藝思想的活躍和解放,推動了文藝創作的進一步發展。劉賓雁的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訊息》,王蒙的短篇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篇,勇敢揭示社會矛盾,奮力沖擊陳舊觀念,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王汶石的《風雪之夜》,蕭平的《三月雪》,駱賓基的《父女倆》,張弦的《上海姑娘》,孫犁的《鐵木前傳》,艾蕪的《雨》,李國文的《改選》,宗璞的《紅豆》等一批題材與風格新穎別致的小說,都曾令人耳目一新。

1957年秋後,“左”傾思潮逐漸發展,創作之路日漸狹窄,《人民文學》也深受影響。但久經磨煉和日臻成熟的作家,仍在執著現實主義的藝術追求。趙樹理的《“鍛煉鍛煉”》、王願堅的《普通勞動者》、茹志鵑的《百合花》、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馬烽的《我的第一個上級》、冰心的《回國以前》、李準的《李雙雙小傳》、巴金的《軍長的心》等短篇和周立波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趙樹理的傳記《實幹家潘永福》,郭小川的抒情詩《望星空》,郭沫若的歷史劇《武則天》,陳白塵等人的電影劇本《魯迅傳》,曹禺等人的歷史劇《膽劍篇》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陰陽五行》等,都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美學價值。

1961年以後,文藝政策得到了一定調整,文學園地又呈現新的繁榮。《人民文學》突出顯示了這一時期的創作特色,所發作品題材風格大見寬廣;小說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西戎的《賴大嫂》、劉真的《長長的流水》,報告文學如徐遲的《祁連山下》、黃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散文創作如秦牧的《土地》、楊朔的《茶花賦》、劉白羽的《長江三日》、吳伯簫的《記一輛紡車》、冰心的《櫻花贊》、方紀的《揮手之間》、沈從文的《過節與觀燈》以及何為、袁鷹、曹靖華、朱光潛等人的篇章,也都別有情味。1962年5月,毛澤東應《人民文學》之請,首次發表他的舊作《詞六首》。

1963年秋後,“左”傾思潮重新加劇,《人民文學》再次受到很大局限。雖通過開闢“新花朵”、“故事會”等欄目,在發現與培養文學新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1964年後的版面上卻難于列出引人註目之作。“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文學》被迫停刊。1976年1月復刊時,雖發表了蔣子龍的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那樣得人心的作品,卻終遭壓製。

江青反革命集團滅亡之後,《人民文學》獲得新生。1977至1983年 6月,先後由張光年、李季出任主編,副主編為葛洛、李清泉、劉劍青,擔任編委的有王蒙、孫犁、沙汀、嚴文井、張天翼、草明、賀敬之、唐弢、袁鷹、曹靖華、謝冰心、魏巍。新生的《人民文學》,為新時期文學的勃興與壯大,起到了重要作用。1977年11月,《人民文學》及時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導》,率先舉起恢復和發揚革命現實主義傳統的旗幟。12月,文藝界以《人民文學》名義召開在京文學工作者座談會,開始了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鬥爭。1978年1月,《人民文學》刊出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月和9月相繼發表蔣子龍的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劉賓雁的報告文學《人妖之間》,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反響。

為促進短篇小說創作進一步提高與發展,從1978年至1982年,《人民文學》接受中國作家協會委托,連續主辦了五次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人民文學》所發作品佔獲獎數量第一位。歷屆獲獎反響巨大的作品,如劉心武的《班導》、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徐懷中的《西線軼事》,都出自《人民文學》。獲獎作品中,有老作家的新成果,如周立波的《湘江一夜》、馬烽的《結婚現場會》等;有中年作家的力作,如王願堅的《足跡》、宗璞的《弦上的夢》、陸文夫的《獻身》、茹志鵑的《剪輯錯了的故事》、的《記憶》、李國文的《月食》、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王蒙的《春之聲》、劉厚明的《黑箭》等;更多是新人手筆,如張承志的《騎手為什麽歌唱母親》、何士光的《鄉場上》、柯雲路的《三千萬》、張抗抗的《夏》、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這些作品切中現實社會課題,傳達人民心底呼聲,凝聚對歷史的沉思和對未來的熱望;或濃墨重彩,慷慨激昂;或淡遠幽雅,蘊藉深沉,無不飽含求實的向上的革新精神。

在 1977~1980和 1981~1982兩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作品,如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劉賓雁的《人妖之間》、柯岩的《船長》等,都是頗有激情和深度的力作。此外,《人民文學》還匯集選發了各種體裁的優秀篇章。巴金的《望著總理的遺像》、丁玲的《杜晚香》等,情深辭美,真誠感人。艾青的《光的贊歌》等詩篇,打動了千百萬讀者的心弦。曹禺的新編歷史劇《王昭君》、老舍的遺作長篇片段《正紅旗下》、魏巍的長篇《東方》選段、姚雪垠的長篇<李自成>選段等作品,都能給人以高度的藝術享受。

1983年7月,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劉劍青、周明、崔道怡、王朝垠為副主編,嚴文井為顧問,組成了年輕化的新編委會。新編委會的其他成員有張志民、茹志鵑、袁鷹、徐遲、徐懷中、諶容、黃宗英、謝永旺、蔣子龍、葛洛。新編委會在告讀者的《不僅僅是為了文學》中表示:“我們希望奉獻給讀者一期期夠水準的、賞心悅目的文學刊物,我們更希望奉獻給讀者的是億萬人民的心聲和時代的壯麗而又斑駁的畫卷”。《人民文學》正為實現這一願望而努力。 《人民文學》創刊于1949年10月25日,毛澤東為創刊號題了詞:“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第一屆主編茅盾在《發刊詞》中指出:<人民文學>的主要任務:是“通過各種文學樣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鬥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同時,《人民文學》還要在“培養民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等項工作中起到與其所處地位相應的積極作用。它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輯委員會,都是由卓有貢獻與威望的作家、詩人、評論家與編輯擔任和組成的。從1949至1966年,先後擔任過主編、副主編的有茅盾艾青、丁玲、邵荃麟嚴文井、秦兆陽、葛洛、張天翼、陳白塵韋君宜、李季等;先後擔任過編委的有何其芳趙樹理周立波、沙汀、袁水拍、胡風、吳組緗、艾蕪、魏巍、謝冰心等。

1956年來,除1966年6月至1975年12月停刊以外,截止至2005年7月,《人民文學》總計出版551期。這551期刊物,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歷程的見證,幾乎薈萃了中國所有文學精英所創造的各式各樣的文學成果。許多產生過重大影響、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都由《人民文學》首發;一批又一批的作家,是通過《人民文學》走向文壇,並引起國內外矚目的。

成就

多年來,諸多作家與文學新人,以不竭的創造力、膽識與智慧,撐起了這座文學殿堂,推動並引導了文學新的潮流,以蓽路藍縷的勇氣和堅毅的探尋,為中國當代文學開拓出新的疆域與廣闊的精神空間。數以萬計的名篇佳什,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璀璨的風景。

據統計,僅復刊以來,在歷屆全國性文學評獎中,《人民文學》所發表的作品有99篇獲獎。其中,73篇小說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中篇小說獎;25篇報告文學獲全國報告文學獎。在剛剛頒發的第三屆魯迅文學獎評獎中,《人民文學》有兩部中篇小說、一部短篇小說、一部報告文學獲獎,囊括了所有單篇獎項,並分別佔各項全部獲獎作品的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一以貫之地成為獨佔鰲頭、獲獎率最高的文學期刊。而魯迅文學獎大部分獲獎詩集,其中的一些代表作,亦原發于歷年的《人民文學》。《人民文學》所發表的作品,在各省、市及不同行業的重要評獎中,大都被評為一等獎。

《人民文學》其獨特的歷史和文學地位,正如《人民文學》史研究者、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批評家吳俊先生所言:“在中國當代文學(共和國文學)的歷史上,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創刊迄今的《人民文學》無疑都堪稱最為重要、最為突出、也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的文學刊物”。

歷史使命

《人民文學》擔負著緊密聯系和廣泛團結全國作家、發現和重點扶持文學新人的使命,承擔著切實推舉和及時展示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最新成果、以高質量並有特色的作品滿足人民民眾諸多方面精神需求的任務。它以發表短篇小說為主,也為中篇小說和長篇選段提供適當篇幅;同時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兼顧文學性強的戲劇電影曲藝等作品,並以一定篇幅或闢<創作談>等欄目,發表文學評論。在它的整體面貌上和發展過程中,顯現了中國文學創作各個時期的最高水準,同時也反映了中國當代文學歷史不同階段的時代特征。

早期刊物述評

作為與新中國同時共生的國家最高文學刊物,《人民文學》的創辦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國家最高權力和領導人的支持,其本身並無多少可供探究的歷史曲折。它是被賦予了應當代表新中國新文藝的最高(政治文化)使命。這種使命在《人民文學》創刊第一期上就獲得了最為充分和明確的強調與體現。

封面目錄頁後的首張內頁上,刊登了毛澤東的坐姿照片,照片背面又是毛澤東專為《人民文學》創刊所寫的題詞手跡“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刊名題字則是經毛澤東提議由郭沫若(全國文聯主席)手書。全國文協主席、《人民文學》主編茅盾的《發刊詞》置于內頁的文字頁首。《發刊詞》中,對于《人民文學》的性質宗旨、基本任務和目標、具體要求、組織和編輯工作等項,都作了簡要的闡述。

從首期的主體內容(作品)來看,《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基本格局和整體面貌就已經十厘清晰了。它們主要包括這樣幾個部分:一是政治(文化)和思想言論,採用的是社論或專論的形式﹔首期除三篇社論外,還有周揚的專論《新的人民的文藝》。二是政治頌詩或抒情詩,後來也包括其它類型的詩歌,如(新)民歌民謠等民間(傳統)體裁詩歌。

三是特輯或專輯,這一般是以人物、題材、類型等為分類標準設輯,設輯的前提當然含有政治導向的動機。首期即為“魯迅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紀念”特輯,第三期有“慶賀斯大林七十壽辰詩輯”——既作為“詩輯”,又與“政治頌詩”合二為一了。有時雖無輯名或明確的設輯形式,但從編輯意圖或刊物目錄、作品構成和發表位置等方面看,也完全可以視若某種專輯,如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1日)開首的一組作品,文體各異,卻編排合為有機整體,題材內容均“以反映工人生活為中心”,顯見雖無輯名而有專輯之實。特輯或專輯的設定,代表了當期刊物的重心所在。

四是小說,綜合性的文藝(文學)刊物一般都以小說為“主打”作品,《人民文學》也向來如此。不過,第一期所刊發的三篇小說,其意義還並不盡在于此﹔《人民文學》早期和新中國早期(即“十七年文學”早期)的小說創作面貌,其實就可以這三篇小說為縮影。《火光在前》(劉白羽)的題材是部隊生活和革命戰爭,《買牛記》(康濯)寫的是農村、農民的生活和生產,同樣是農村背景的《村仇》(馬烽)則直接反映了農村的階級鬥爭。

中國當代文學早期(50年代中期前),作品(小說)數量最多的正是上述兩類題材(即部隊和戰爭、農民及農村階級鬥爭)。對此,刊物本身在當時其實也已經有所認識,創刊周年時,經統計一年間所發作品的數量近兩百萬字,其中內容比重最大的是“部隊”,次為“農村”(第二卷第六期《編後》),可見當時小說創作的普遍狀況。

五是一般理論批評。《人民文學》創刊號上的這一部分文章,對50年代早期的中國文學理論批評也有同樣顯著的概括性。除當代作家作品論外,重點是對蘇聯文藝(思想、作品)的譯介和評價。首期三篇文論中,後者即佔其二(一譯一論)。六是畫頁和插圖。與以後的中國當代文學刊物中的畫、圖有根本區別的是,當時《人民文學》的畫頁、圖頁都隻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內容上的政治性十分突出,二是與整個刊物的風格保持著高度一致﹔圖畫頁真正成為刊物整體的有機構成,決非隨意或純裝飾性的點綴之作。(對于《人民文學》的封面設計,也可作如是觀。)創刊號上的圖畫(照片)頁共有九幅,毛澤東(照片、題字)兩幅,魯迅(故居照片、遺墨)三幅,法捷耶夫和西蒙諾夫(照片)一幅,全國政協中的文聯代表(照片)一幅,工業生產(木刻)兩幅。

《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圖畫頁,大致可由此一窺全貌。需要略加說明的是,兩幅工業生產的木刻,表面上似與當期內容無關,實則恰恰相反,它們正是當期內容的“自覺”構成和充實。它們不僅在內容上彌補了文字作品的不足(當期沒有工業生產的作品),而且在形式上也顯示了對中國現代左翼藝術傳統樣式(木刻)的繼承和弘揚,它們所體現的正是對“新的人民的文藝”精神和方向的追求,不可等閒視之。

綜合《人民文學》創刊號及其早期(第一至三卷)的基本內容來看,對反映部隊、農村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最為重視,數量也最多。其次,雖然有相當自覺的努力和重視,但成果卻並不如意的是有關工業題材的作品,創刊第一年內僅發了15篇,編輯部對此有過幾次“檢討”(第二卷第二期,第二卷第六期等)。

再次,不受重視或提倡,甚至被有意輕視或忽略的是兩類作品,一是以普通市民和一般所謂“小資”人物為中心的當代城市生活作品,即城市的日常生活(因其缺乏鮮明的現實政治內涵)基本上被排除在文學表現的視野之外了﹔二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文藝作品也遭到有意的排斥。在茅盾的《發刊詞》中,雖也曾提及、包容了這兩類作品,但在刊物(和中國當代文學早期)的實際操作中,它們顯然還是遭到了歧視和壓抑,即便偶爾公開見之,很快也會被視作“異端”,極富政治危險。這並不是單純的《人民文學》的問題,而是屬于中國當代文學早期的普遍現象。

最後,《人民文學》創刊早期在內容上的一個突出特點表現在它的文學批評方面。作為文學刊物,《人民文學》主要刊發作品而非專事文學批評。這與刊物多次提到的需要加強文學批評的言論其實並不矛盾,兩者顯有主次之分﹔文學批評自然也是刊物內容的重要且必需的組成部分,同時,與《文藝報》的文藝(文學)批評有所不同的是,《人民文學》更傾向、側重或提倡正面的、肯定性的、鼓勵的文學批評,重視針對作品的具體分析和理論探討,而對于“極端”、“高壓”和“霸權”言論以及吹毛求疵的批評,《人民文學》顯然是不以為然,甚至有所抵製的。

最能表現《人民文學》的批評性格的是,在一些否定性、批判性的文學批評實例中,刊物的行為(表態)往往是“被動”的,有時,甚至還採取了回避、沉默的姿態。例如,公開見諸《人民文學》的第一次重要文學批評事例是針對方紀的小說<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罷>(第一卷第五期),由于《人民日報》率先發表了對這篇小說的批評文章,《人民文學》不能不對此有所回響。第二卷第一期,它採取的處理方式是,“轉載”《人民日報》的批評文章,同時選擇“較為中肯”的一篇批評來稿“刪改”後同期發表。從這組批評文章的“編者按”中不難看出,《人民文學》編輯部當時收到的批評來稿其實還另有幾篇。

第二卷第一期還刊發了另一篇批評陳學昭《工作著是美麗的》的文章,文前也加有“編者按”。按語一方面對批評文章作了基本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這篇文章的缺點是對于陳學昭同志這樣一個具體作家還並沒有作歷史考察。”從中可以看出刊物“保護”作者的態度。最後則表示,本刊“願意發表”“真有比較切實的對讀者和作者有益的意見”,第二卷第三期又發了陳學昭的回響文章《關于〈工作著是美麗的〉》。“沒有比較有計畫地組織理論批評”,這是《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第一卷)自我“檢討”中的一項主要內容(《改進我們的工作》,第二卷第二期)。

現在來看,與其說這是刊物的弱點,不如說恰是刊物有意採取的策略和方針。但對于文學批評,《人民文學》顯然有著自己竭力堅持的主張和原則,從第二卷開始,《人民文學》增加了批評文章的數量,但同時也公開發表了刊物對于批評的批評,指出“看問題過分簡單片面或者專門吹毛求疵的批評也是不應該提倡的。這對于創作,對于批評風氣,都會起一種不好的影響”。對此,刊物還舉實例予以了批評,並直言宣告:“像這樣的批評,本刊不打算發表的。”

除了批評性的文章,刊物還強調的是,“對于較好的作品的推薦和分析也是不可缺少的另一個方面”(第二卷第三期《編後》)。觀點之鮮明,頗可見出《人民文學》創刊時代在文學批評方面的性格特色。

《人民文學》創刊早期的文學批評文章,數量相對有限,而且主要著眼于本刊物所發作品。(如對第一卷第三期所刊秦兆陽小說《改造》的批評,詳見第二卷第二期。)但最費人思量的是,當時對蕭也牧《我們夫婦之間》(第一卷第三期)的全國性批判風波,居然在《人民文學》上了無聲響,全無反映。這種“沉默”足稱特例了吧。然而,到1952年初的“文藝整風”時,《人民文學》終于不得不為此作出“深刻”檢查,並付出了相應的代價(參見1952年2月號所刊<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

作為全國文協(作協)的機關刊物,《人民文學》的創辦顯然含有引導、組織、管理全國文學創作(作家)的功能。這種功能顯然也是為文藝和意識形態的製度化建立而服務的。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可以被視作《人民文學》之創辦的最深刻動機。在實現動機和發揮功能方面,《人民文學》是採取過具體而有效的措施的,第一卷第三期發表了一則“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編輯部啓事”,內容是向全國作家征詢1950年的“創作計畫”,具體問題有七項:什麽作品?主題?形式?字數?完成時間?何處發表和出版?有何困難?最後註明:“以上各項請你詳細告訴我們。”

從第一卷第六期起,《人民文學》分期刊登了“一九五零年文學工作者創作計畫調查”結果,方紀、田間、呂劍、何其芳、周立波、洪深、秦兆陽、袁水拍、孫犁、馬烽、康濯、張庚、賀敬之、楊朔、碧野、趙尋、劉白羽、蕭殷、蕭也牧、關露卞之琳、老舍、徐遲、(馮)雪峰、勒以、巴金、柯靈、魏金枝、唐弢、徐調孚等大批作家榜上有名。第四卷第一期又發布了“一九五一年文學工作者創作、研究、翻譯計畫調查摘錄”。

不難想見,通過這種方式,全國範圍的文學創作概況及趨向,基本上或主要的都可以獲得掌控了。其它途徑則由自發來稿(大多是業餘作者)和約稿、組稿等方式來實現。總之,《人民文學》以其權威性和代表性高度充分地掌握著文學界的具體主導權。(第三卷第五期、第六期和第四卷第一期等,連續發布了“一九五零年文學工作者創作計畫完成情況調查”,羅列出了丁玲、老舍、方紀、白刃等作家的創作實際完成情況。)

最後,再擇要介紹一些《人民文學》創刊時代的重要細節。《人民文學》的“編輯者”名義是“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人民文學編輯委員會”,地點在北京東總布胡同22號。主編茅盾,副主編艾青。(1952年3、4月號合刊起,副主編改為丁玲。)編輯成員有嚴辰(廠民)、秦兆陽、古立高、呂劍、王燎熒、韋荌共6人,還有一位通信員。其中嚴辰任執行編輯(即編輯部主任)。

編委大多掛名而已,創刊最初的兩年多時間裏,從未開過一次正式的編委會議,較常理事的是何其芳(終審理論稿)和趙樹理。1952年3、4月號合刊起正式列出編委名單,共有四位: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趙樹理。50年代初,新進編輯有郝芬、趙宗珏、唐祈、李古北、何路等,陳涌(楊思什)繼嚴辰之後任編輯部主任。

這裏特別需要提到的是,《人民文學》早期所發生的第一次重大“改組”(也可說是“挫折”)是在1952年初的文藝整風學習運動期間。艾青被公開點名嚴厲批評,刊物的一系列嚴重“錯誤”也被逐一“清算”(詳見1952年2月號《文藝整風學習和我們的編輯工作》等),以致影響到了刊物的正常出刊時間(3月份未能出刊)。

創刊至第三卷第二期,出版、發行均由新華書店承擔;自第三卷第三期起,出版者改為人民出版社,第四卷第一期起,又改為人民文學出版社,發行者依舊。早期版本分甲種紙本和乙種紙本,兩種分別出版(時間略有先後)。著作權頁上註明“本刊文字均保留著作權”。刊物標明為月刊,首期出版是1949年10月25日,但第二期則為當年的12月1日;此後正常,均在每月1日出刊。

刊物嚴格遵守、實行稿費製度,對不明地址作者的稿酬,多次在刊物上公示,催其聯絡以便寄款。甚至連轉薦他處發表的稿件及稿酬,也會在刊物上公示告知作者。此外,編輯部公開承諾的審稿時限是“盡量做到一星期內就給回信”(第一卷第六期《編後》)。這在後來根本無法想象,可見當時編輯工作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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