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即''討袁之役''又稱''癸醜之役''或''贛寧之役'')1913年3月20日,國會開會前夕,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殺(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是被袁世凱所殺)。4月,袁世凱又非法簽定善後大借款,準備發動內戰,消滅南方革命力量。孫中山看清袁世凱的反動面目,從日本回國,力主武裝討袁。

  • 中文名稱
    二次革命
  • 外文名稱
    The second revolution
  • 別稱1
    癸醜之役
  • 別稱2
    贛寧之役

歷史背景

1912年2月,隆裕太後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在南北和談之際,早于隆裕太後的詔書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舉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 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同時被搜出與國務總理趙秉鈞的通訊。革命黨聲稱袁世凱則是暗殺背後的策動者。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罪犯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布,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于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準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

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中山于事發後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中國,于上海開會,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

國家建設急需資金,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契約,國民黨人聲稱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準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

6月9日,李烈鈞因專製殘毒、違法殃民、恣睢暴戾等罪名被袁世凱免職,令其到北京聽候酌用;6月13日胡漢民被任命為西藏宣撫使,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位由陳炯明代替。免柏文蔚都督職務。在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的請求下,7月3號袁世凱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

革命經過

開端

發起“二次革命”的江西討袁軍總司令李烈鈞7月12日,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組織討袁,宣布江蘇獨立。推舉江蘇都督程德全為南軍司令,但程棄職,逃遁上海。隨後安徽柏文蔚、上海陳其美、湖南譚延闓、福建許崇智和孫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獨立。浙江朱瑞、雲南蔡鍔中立。7月18日,陳炯明回響孫中山號召宣布“廣東獨立”。

結果

10月6日,國會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以“叛亂”罪名下令解散國民黨,並驅逐國會內國民黨籍議員。國會由于人數不足而無法運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凱從此成為寡頭總統。應桂馨、趙秉鈞不久即被滅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由宋教仁遇刺引發兵戎相見的二次革命,是民國史上一個不幸的開端。不少建立民主國家必須的舉措,如將軍隊國家化、民選議會、以法治國等等,于事後都失去了健康發展的契機。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張膽的軍隊幹政、起迭不斷的革命與反革命,引致兵禍連連。袁世凱在事件中的責任是不容旁貸,事後的歷史亦證明了他的野心。

國民黨聯合資產階級,並且沒有兵權。政治基礎不牢,武裝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敗原因之一。二次革命”的領導者沒有發動廣大人民民眾參加。倉促上陣的討袁軍,缺乏戰略計畫和統一指揮,缺乏戰略協同,他們冷冷清清,孤軍奮戰,甚至連多數國民黨議員都還在北京留戀議席。在這種情況下,袁世凱靠帝國主義的支持,以優勢的武力,很快把討袁軍打敗。

主要內容

在江西和南京的戰事結束後,“二次革命”也就基本差不多了。在上海,盡管陳其美已經宣布獨立,並屢次進攻製造局,但終究因為不是正規軍而一再遭到失敗。等到袁世凱用軍艦將大批的北洋軍趕來後,上海的討袁軍也就風吹雲散,完全瓦解。

安徽的獨立,從一開始就是“假獨立”。柏文蔚雖然是名義上的安徽討袁軍總司令,但軍隊實際上被師長胡萬泰和民政長孫多森所控製。等到北洋軍的倪嗣沖部及張鎮芳部大兵壓境,安徽那些搞假獨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面紗,宣布擁袁,這就是柏文蔚率衛隊等前往南京的原因了。

至于福建,都督孫道仁本就是在師長許崇智等人的脅迫下宣布獨立的,當許崇智提議出兵援贛及北伐時,孫道仁總以餉械缺乏為由,加以拒絕。等到大局明朗,孫道仁自然發出通電,向袁世凱陳述“冤情”,宣布取消獨立。

在廣東,袁世凱的手法也非常成功,他不僅安排了龍濟光和陸榮廷兩個楔子迫使廣東討袁力量無可動彈,還用金錢收買了廣東的將領,使得胡漢民和陳炯明失去了對軍隊的控製。無奈之下,陳炯明特意派人去上海請了專門與袁世凱作對的前清官僚岑春煊來廣東,嘗試利用他之前與龍濟光、陸榮廷的部屬關系緩和局勢,但岑春煊這個老領導在龍、陸面前已經過氣,這兩人非但不聽岑春煊的勸告,反進兵廣東,最後將陳炯明逼走。

湖南的情況和福建差不多,也都是陽奉陰違、見風使舵。在江西和南京的討袁軍失敗後,湖南都督譚延闓也就宣布取消獨立。但是,袁世凱對湖南並不放心,他隨後又派出北洋軍曹錕等部進入湖南,最後由海軍中將湯薌銘接任湖南都督。

至于四川方面,熊克武在8月9日宣告獨立,一個月後便自己宣布解職下野了。

在各地的討袁軍相繼失敗後,袁世凱指“黃興、陳其美、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五人為這次戰亂的一等犯,其餘如“孫中山、張繼、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等人也都在通緝之列。在此之前或之後,孫中山、黃興、李烈鈞、柏文蔚、陳其美、居正等人也都先後亡命日本,重新開始了他們的流亡生涯。

早在7月23日,袁世凱已下令復原孫中山籌辦全國鐵路的全權,並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為“叛徒”,黃興和陳其美還被懸賞10萬和5萬元加以捉拿。在此之前,黃興的陸軍上將銜也被剝奪。

大部分的國人公開反對革命黨人的暴行。在辛亥革命後做記者的老同盟會員梁漱溟,他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說:“現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至于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卻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套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後,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的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的成長,到現在而達極點。”

事實上,辛亥革命與其說是一場暴力革命,倒不如說是一場和平的政權更迭。在民國建立後,反對武力解決問題更是成為當時國內的普遍輿論,因此,以“宋案”、“大借款”案為借口發動一次國內戰爭,遭到大多數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當中了。

具有國民黨背景的《民立報》上發表文章反對“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日已為民國,苟對于民國而謀亂,即是自絕于國,罪在不赦。即政府為惡,法律與國會,終應有解決之能力,無俟謀亂,以擾蒼生。故謀亂之事,為商民所疾視,亦明達所屏棄也。”

後來在反對袁世凱復闢帝製鬥爭中大展神威的雲南都督蔡鍔,當時也毫不含糊地公開聲明:“宋案應以法律為製裁,故審判之結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試問我國現勢,弱息僅存,邦人君子方將戮力同心,相與救亡之不暇,豈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誰為禍首,即屬仇讎。萬一有人發難,當視為全國公敵。”

國民黨內的那些激烈派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行動竟然遭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遍反對,有人甚至直接指斥他們是以反袁為借口,實質上是為了權力之爭,有人甚至罵他們用革命的名義綁架全國人民,所謂的“二次革命”根本不配叫革命。​

即使在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人對使用武力解決“宋案”表示抗告;至于“大借款案”,大部分人經過理性思考後便會知道這是擺脫財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後,由于一些雜牌小黨的加入,聲勢雖大,但成分已經不純,而且很多同盟會的老同志也認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祿者不在少數,譬如當選為國會議員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繼續革命。

一言而蔽之,當時的情勢與辛亥革命時已大不相同,何況袁世凱的勢力比之辛亥革命時更為的壯大,國民黨內部對于革命結果大多不報希望,黨內的軍事領袖黃興後來在南京的不辭而別,何嘗不是這種態度的體現。

“二次革命”爆發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及其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所幸的是,這場革命因為沒有得到大眾的擁護,所以失敗的很快,但革命黨人的暴行使南京、上海等地遭受浩劫外。

反過來說,國民黨激烈分子所發起的這場戰爭非但沒有給自己加分,反而給了袁世凱一個樹立權威的好機會。辛亥革命後,袁世凱雖然身為大總統,但他對地方上實際上是無法加以控製。正如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的,“當時的全國各省基本都被當地的土軍頭所盤據,應繳中央的各種地方稅收,統統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政府對他們,可說是毫無辦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動武,結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隻有靠舉債度日”。

更要命的是,地方上的那些政客、黨魁、軍閥彼此間也是爭鬥不休,鬧得厲害了,自然不乏刀槍齊動、血流不止,甚至于你死我活、民無噍類,譬如副總統黎元洪在湖北,死在他手裏的革命黨、造反派幾乎是數以百計,這些人何嘗不存爭權之私心。

由于革命黨人當年鬧革命的時候過多的吸收了會黨領袖,而這些人往往是一些為社會所不齒的渣滓流氓(如應桂馨之流),這些人實際上毫無革命信念,一旦當權,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會黨的革命黨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亂搞一氣,弄得新生但混亂的民國還不如腐朽然穩定的大清,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當時又拿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蕩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征。市井平民並不會主動接受什麽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盡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形同康熙年間的“三藩”之亂、孫中山等人在他們眼中成為 “亂黨”,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次革命”,或者說“贛寧之役”,既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場尚未完成之戰爭的繼續,可惜的是,那隻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盡的尾聲。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袁世凱所代表的軍政集團大獲全勝,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三省勢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們也就噤若寒蟬,唯袁世凱是命了。

在“二次革命”後,北洋軍源源不斷進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廣西、貴州、四川、雲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為北洋軍及其附屬軍的控製範圍,即便是以上四省,還有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在袁大總統的威勢之下,哪裏還敢心懷異志。

歷史總是充滿了諷刺,辛亥革命後,真正統一的中華民國也就是在“二次革命”後、袁世凱統治下的那兩年。在列強環伺、國弱民窮的險惡局勢下,中央集權的確能給國家帶來高效率的行政,這個要求也是合乎現實需要的。由此,袁世凱在“二次革命”的時候獲得民眾的支持,他獲得正義性與合法性的地位非但不是偶然,反是眾望所歸。

主要影響

國民黨聲稱袁世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國會反對,與五國銀行團簽訂喪權辱國的善後大借款,擴充軍備為自己消滅南方同盟會力量做準備,是嚴重的違憲行為。與國民黨的聲稱相反,當時很多地方的官員,商會以及團體,都發出了反對動武的電文,有輿論指出這是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是爭權奪利而發動的武力行動。

另外,國民黨在對袁世凱的指控忽略了兩個事實,孫中山在1912年8月公開聲明贊成善後大借款。當年8月,孫中山應袁世凱之邀抵京共商國是。在京期間,孫袁兩人切磋借債問題,孫中山這樣評價善後大借款:“目下財政極端困難,勢不能不借外債,以濟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啓政府侈肆之心。”善後大借款被國民黨稱為喪權辱國,然而,武昌起義之後,孫中山在回國前,就曾經找過美、英、日等列強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的政治資本而加以婉拒。

孫中山不顧普遍的民意和黨內反對派黃興等人循法律解決的意見,貿然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毀于暴力革命的失敗。于是,國民黨得到一個惡謚:“暴民專製”。當時一些有識之士指出,這是它的“自殺之政策”造成的。

相關詞條

相關搜尋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