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日本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侵華戰爭

九一八事變

日本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侵華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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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又稱奉天事變、柳條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蓄意製造並發動的一場侵華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開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關東軍安排下,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日本修築的南滿鐵路路軌,並栽贓嫁禍于中國軍隊。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沈陽北大營,是為“九一八事變”。次日,日軍侵佔沈陽,又陸續侵佔了東北三省。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此後,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傀儡政權,開始了對東北人民長達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統治。

  • 中文名稱
    九一八事變
  • 時 間
    1931年9月18日-1932年2月18日
  • 地 點
    中國東北地區
  • 結 果
    日本勝利
  • 參戰方
    日本,中國
  • 主要指揮官
    中國:張學良 馬佔山 馮佔海,日本:本庄繁,南次郎
  • 兵 力
    中國:160,000人,日本:30,000-66,000人

​信息簡介

發生時間

1931年9月18日,日本駐中國東北地區的關東軍突然襲擊沈陽,以武力攻擊東北。日本製造“柳條湖事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戰爭。

發生過程

當晚10時許,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數人,在沈陽北大營南約800米的柳條湖附近,將南滿鐵路一段路軌炸毀,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鐵路。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即向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發動進攻。次日晨4時許,日軍獨立守備隊第五大隊從鐵嶺到達北大營加入戰鬥。5時半,東北軍第七旅退到沈陽東山嘴子,日軍佔領北大營。戰鬥中東北軍傷亡300餘人,日軍傷亡24人。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對敵政策

東北地方當局和國民政府對日本的進攻採取不抵抗政策。據說事變發生前,蔣介石于8月16日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沖突。”(此即所謂“銑電”,但這封電報的真實性至今無法證實,張學良晚年否認有此電。)當時,日本關東軍不到兩萬人,中國東北軍駐在東北的有16.5萬人,在關內還有近十萬人。東北軍部隊多次接受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訓令,在日軍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自發英勇抵抗外,其餘均不戰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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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上午8時,日軍幾乎未受到抵抗便將沈陽全城佔領。東北軍撤向錦州。此後,東北各地的中國軍隊繼續執行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使日軍得以迅速佔領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以來推行對華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也是它企圖把中國變為其獨佔的殖民地而採取的嚴重步驟。此後,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頂峰,使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

事件背景

日本國內情況

1921年華盛頓會議後,日本開始大規模裁軍。1921年日本的軍費為七億三千萬日元,1930年則裁減到五億日元以下,裁減額達40%。可是大規模裁軍卻引起了軍人們的強烈不滿。自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奉行軍事優先的原則,培養了大批職業軍人。對于職業軍人來說,除了軍事以外他們沒有其他特長,裁軍等于砸他們的飯碗。此外,裁軍以前職業軍人是社會上最受尊敬的人,軍隊是最光榮的職業。但裁軍開始後,職業軍人一下變成社會上多餘的人,最好的學生不再報考軍事院校,一些飯店甚至拒絕穿軍服者進入。裁軍給職業軍人們帶來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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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的軍人開始秘密集會,天劍黨、櫻會、一夕會等軍人秘密組織紛紛成立,後來廣為中國人所熟悉的東條英機、岡村寧次等人,都是一夕會的成員。不過當時最有名的還是石原莞爾,是他提出“滿蒙生命線”的理論。石原也是後來9·18事變的主謀。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義一主持召開“東方會議”,確立了“把滿洲從中國本土分裂出來,自成一區,置日本勢力之下”的侵略方針。兩年後,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波及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發動一場對中國東北的戰爭,借以轉移國內人民的視線,緩和階級矛盾,醫治經濟危機造成的創傷。

日本控製東北鐵路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通過日俄講和條約,將中國旅順、大連等地的租借權和長春-旅順的鐵路及附屬設施的財產權利佔為己有。此後,日本創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並有關東軍負責鐵路沿線的警備。

田中奏折

1927年6月,日本召開“東方會議”,並製定了《對華政策綱要》(即田中奏折)。在田中奏折中曾經提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這份奏折在1929年被曝光,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以及日後的中國政府均認為是日本奉行對付中國政策的證明。

田中奏折的真實性受到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在內的學者質疑,當前的主流說法多認為其應為國民政府所偽造然而時至今日查考史料及歷史脈絡,當時日本計畫對華戰爭已久確為事實。

皇姑屯事件與東北易幟

當初,日軍與東北軍閥張作霖維持了合作關系,但漸漸的,日本開始將張作霖視為障礙。1928年,關東軍將張作霖乘坐的列車炸毀,張作霖重傷不治身亡,史稱皇姑屯事件。日本關東軍希望借此事件造成東北出現群龍無首的局面。

皇姑屯事件並未引起日軍所期待的東北混亂,相反,1928年12月29日,張作霖的繼承人張學良突然斷提出抗議,但張學良並不願意妥協。因此日軍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等人決定發動戰爭來奪得主導權。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領導。張學良進一步對日本採取不合作的態度,並開始在南滿洲鐵路附近建設新的鐵路設施,通過低廉的價格與之競爭,導致南滿洲鐵路陷入了經營危機。感到危機感的關東軍隻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尋找借口發動侵略戰爭了。

中東路事件

1929年底,張學良的東北軍為了從蘇聯手中收回位于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與蘇聯紅軍爆發武裝沖突,即中東路事件。東北軍大敗。事後,中蘇關系徹底斷絕。這一事件產生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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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北軍的慘敗暴露了他的虛弱,使得日軍對東北軍極為輕視,堅定了日軍的侵華野心。

2,戰爭的失敗使東北軍上下士氣低落,喪失了對抗外敵的信心。

3,對蘇作戰失敗,使張學良等東北當局人士認為,東北一隅不足以面對外敵,要抵抗外敵必須“舉全國之力”。但中東路事件時,原本答應出兵援助東北的南京政府卻因為蔣馮戰爭的牽製未能出兵(僅援助軍費200萬),導致張學良對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信任不足。

4,東北當局和蘇聯關系的惡化,反而促進了原本敵對的日蘇兩國在東北問題上的緩和。歐美列強在中東路事件中不支持中方武力廢除外國權益的做法,態度冷淡,也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這些都對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中原大戰

1930年3月,為爭奪中央統治權,汪精衛聯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發起挑戰蔣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國民黨中央會議的內戰,5月蔣介石宣布“平叛”,雙方激戰近半年、傷亡30萬人,史稱中原大戰。大戰前和大戰中,南京政府和反蔣聯盟都極力拉攏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張學良東北軍,但張則坐山觀虎鬥,不予表態。直到南京中央軍打下濟南、反蔣聯盟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張學良才于9月18日通電宣布支持南京中央,率領東北軍主力十餘萬進入山海關內,輕易佔領華北晉、冀、察、綏四省和平、津、青島三市,成為中原大戰的大贏家。此後張學良率軍常駐平津,處理中原大戰後的編遣事務,關外防備空虛。

廣州“非常會議”的召開與寧粵對峙

1931年2月底,因約法之爭,蔣介石囚禁胡漢民。5月底,胡漢民派、孫科派、汪精衛派、西山會議派、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白等)及其他反蔣勢力聯合起來,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和廣州“國民政府”反蔣,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

7月1日,廣州“非常會議”設立“中央執監委員天津執行部”,任命馮玉祥、閻錫山等為天津執行部常務委員,同時派人拉攏華北石友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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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石友三就任廣州政府委任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隨後誓師討蔣。7月底,擁護南京中央的東北軍南下,與北上的中央軍一起擊敗石友三,石友三殘部退入山東。7月21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頒布北伐討蔣令,隨後粵方各路軍先後進入湖南。

7月22日,廣州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陳友仁秘密出訪日本,三次會見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表示願以東北權益博取日本軍火”,但未得到回響。陳友仁在日期間,還會見蘇聯駐日大使尋求支持,也被拒絕。

8月5日,中原大戰失敗後蟄伏大連的閻錫山秘密乘日本軍機返回山西重新主政。

8月底,馮玉祥策反中原大戰後歸附蔣的甘肅舊部雷中田反蔣,雷一度控製甘肅省政。

9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進行總動員,出師討蔣,並在天津設立“北方軍事政務委員會”,任命閻錫山、馮玉祥、韓復榘、鄒魯等人為委員,統一北方反蔣武裝。針對粵方軍事行動,蔣介石急令在江西剿共的何應欽暫停剿共,除以一部監視共軍,其餘各部分別轉進,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贛州等地集結,準備“討逆”。蔣介石又增調中央警衛軍(軍長顧祝同)援助湖南何鍵。

9月13日,廣東國民政府下轄的粵桂軍兵分五路向湖南進攻。寧粵雙方一時間劍拔弩張。

中共武裝割據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圍剿”

1927年國共關系破裂後,國民黨雖逐步統一于南京國民政府的旗幟下,但其內部派系林立,紛爭不斷,國民政府對南方各省的統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年關暴動、平江起義、百色起義等上百次起義和暴動,先後建立井岡山、贛南閩西、湘鄂西、鄂豫皖邊、湘鄂贛邊等十多塊革命根據地,發展武裝十多個軍、7萬多人,並多次擊敗國軍一省或多省聯合的進剿和會剿。中原大戰結束後,蔣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後兩次對中共領導的中央蘇區進行兩次大規模圍剿(使用均為雜牌部隊),均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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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內的近30萬軍隊,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進剿初期,國軍進展順利。8月上旬,紅軍抓住戰機,接連在蓮塘、良村和黃陂重創上官雲相第47師和郝夢齡第54師,一度取得主動地位,但旋即紅軍主力即于8月16日陷入國軍重圍。隻是因山高林密、地形復雜,國軍未能抓住此次戰機,紅軍于8月底跳出重圍,但中共也自稱“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蘇區中央局致中央電》1931年10月3日)。

隨後因國民黨內部寧粵沖突,國軍圍剿部隊被迫做戰略收縮。紅軍抓住時機,于9月7日—15日間,重創蔣鼎文第9師、韓德勤第52師于白石、張家背一帶。但紅軍在興國高興圩地區進攻19路軍時,卻遭受較大損失,紅軍自己戰報即稱損失2000人。第三次圍剿,國軍基本上能控製戰場局面,雖有損失,也不足以影響全局。而紅軍在國民黨大軍的“圍追堵截”下,卻顯得極為被動,甚至接連受到挫折。

1931年江淮流域大水災

1931年7月28日,長江中下遊豪雨成災害,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漢口堤防潰堤,直接沖擊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和賦稅重心,使本已捉襟見肘的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雪上加霜。受大水影響的人口佔全國總數的四分之一,重災區災民達2500萬以上,損失達20多億元。國民政府緊急組織“救濟水災委員會”,作為代表政府的最高賑濟機構, 製定各種應急救災對策。國民政府前期戰爭頻繁,再加上各項建設事業需費甚多,國庫空虛, 嚴重財政赤字,但仍將大量資金用于賑災,使國家赤字愈加增多。國民政府還通過賑災公債、美麥借款、加征稅收、攤派捐款和社會募捐等籌集錢款賑災,至1931年底共籌集6000餘萬救災款。

萬寶山事件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並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築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餘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製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築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餘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後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時,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日本關東軍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興安嶺索倫一帶作軍事調查,被中國東北軍興安屯墾公署第三團團副董昆吾發現並扣留,在證據確鑿情況下,團長關玉衡下令秘密處決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機宣稱東北軍士兵因謀財害命而殺死中村,威逼中國交出關玉衡,並在日本民眾中煽風點火,用“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誣陷中國“損害日韓移民”。

九一八前的中日外交交涉

萬寶山事件發生後,蔣介石當即指派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秘密商議。隨後,他又抽調具有對日工作經驗的駐日內瓦國際聯盟代表蔣作賓出任駐日公使,想要以外交途徑來消弭東北的危機。(隻是在關東軍一意孤行下,中日雙方在南京、沈陽、東京等地所做的和平努力全部化為烏有。)

選擇“九一八”當天發動戰爭是因訊息泄露

關東軍原計畫是于9月底發動事變,並按分工做好了準備。盡管關東軍的活動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但還是走漏了風聲,外務省已經風聞關東軍在策劃陰謀,外務大臣幣原為此向陸軍大臣南次郎提出質問。軍部中央派遣建川美次前往東北。建川在臨行前授意橋本欣五郎給關東軍發出了密碼電報,告之:“事已暴露,必須立即動手。”

關東軍接到橋本電報後,當即于15日午後召開了緊急會議,會上今田等人主張立即動手,花谷等主張與建川見面後再做決定,意見不一。至16日凌晨2時,坂垣詐稱暫停行動。然而僅過了幾小時,坂垣和石原通知今田、三谷等人提前于9月18日發動事變。之所以出現變故,並不是因為建川要來東北發生動搖,而是為防止泄密,並排除所謂“不堅定者”。

具體經過

柳條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台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鐵路守備隊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以巡視鐵路為名,在奉天(現沈陽)北面約7.5公裏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葯,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誣稱中國軍隊破壞鐵路並襲擊日守備隊。

“柳條湖事件”,日軍所使用的物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柳條湖事件”,日軍所使用的物證:幾頂東北軍的軍帽、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

爆炸同時,呆在鐵路爆破點以北約四公裏的文官屯的川島中隊長,立即率兵南下,開始襲擊北大營。

爆炸後,駐扎中方北大營和沈陽城的日軍兵分南北兩路,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進攻。南軍為平田幸弘指揮關東軍第2師步兵第2旅第29團,北軍為島本正一指揮的鐵路守備隊第2營。

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激烈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隻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因為王鐵漢的對日抵抗行為,事後蔣介石曾于召見他時稱贊道:“我記得你,在沈陽北大營當時情況,你做得很好!”見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傳記文學出版社1982年修訂版第142頁。)由于執行張學良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隻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

遼寧、吉林主要城鎮淪陷

日軍在沈陽當獨立守備隊向北大營進攻的同時,關東軍第2師第3旅第29團向奉天城攻擊。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1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區、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後攻佔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佔領吉林。

日本軍進佔奉天市日本軍進佔奉天市

黑龍江主要城鎮淪陷

10月1日,東北軍黑龍江洮南鎮守使張海鵬投敵,且奉日軍命令派出3個團進攻齊齊哈爾。10月16日在嫩江橋,被黑龍江省防軍擊退。守軍炸毀嫩江鐵路橋的第1、第2、第5號橋,以阻止日偽軍的進攻。10月26日,關東軍第2師第29團佔領四洮鐵路沿線主要城鎮。11月4日,關東軍嫩江支隊攻擊嫩江橋北守軍。黑龍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東北邊防軍駐江副司令長官馬佔山指揮3個旅,5個團共1.6萬餘人進行負隅頑抗,戰至11月18日,終因實力不濟而棄守省城齊齊哈爾,撤往克山、海倫。11月19日,日軍攻陷齊齊哈爾。

錦州、哈爾濱淪陷

張學良在事件爆發後離開奉天,帶領屬下轉移到錦州。10月8日,關東軍派出12架轟炸機空襲錦州。對此,南次郎陸軍大臣依然對若槻禮次郎首相聲稱“由于受到中國軍隊的防空炮火攻擊,才不得已採取自衛行動。”,此後關東軍發表公開聲明,宣稱“張學良在錦州集結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將對日本權益造成損害。為了盡快解決滿蒙問題,關東軍有必要驅逐錦州政權。”此後,幣原主張的國際協調主義外交政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日本在軍國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日軍攻佔黑龍江省主要城鎮後,開始進攻遼西地區。12月15日,關東軍進攻錦州。12月17日,日本陸軍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並從朝鮮調第20師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轟炸飛行中隊以增援關東軍。12月28日,第2師主力渡過遼河進攻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進攻打虎山(現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師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佔領錦州。駐錦州的東北軍第12、第20旅和騎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灤東地區和熱河。

1月28日關東軍第3旅由長春向哈爾濱進犯,同時從遼西地區調第2師增援。當時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滿洲的關註,日本在國際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發了一二八事變。1月31日,依蘭鎮守使兼第24旅旅長李杜率吉林自衛軍進行哈爾濱保衛戰。激戰五天,自衛軍傷亡慘重,撤往賓縣。2月5日,日軍攻陷哈爾濱。

九一八事變之東北軍

東北軍獨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發動北大營突圍戰,先撤錦州,再撤關內) 東北軍獨立第12旅張廷樞(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19旅孫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0旅常經武(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獨立第27旅吉興(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3旅張樹森(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4旅郭希鶻(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東北軍騎兵第7旅常堯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8旅程志遠(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1旅趙芷香(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2旅蘇德臣(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東北軍騎兵第25旅張作舟(9月19日發動長春突圍戰,戰敗被俘投日) 東北軍獨立炮兵第8旅劉翰東(奉令不抵抗撤錦州)

當時東北軍共有陸軍獨立步兵18個旅,獨立騎兵5旅,炮兵4團1營,工輜各一營,陸軍總兵力189,505人以上(部份地方兵力不計),槍支96,897枝。空軍4個大隊,飛機262架。海軍船艦約3萬噸。以如此大的兵力放棄中國東北令人惋惜。

放棄錦州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就設立了特種外交委員會。即過多天商討,決議了一個《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客觀評估了當時的局勢條件。著名的台灣歷史學家梁敬錞博士事後評論說:“……,持與今日英國日本各方面檔案與其他著述資料相互印證,大抵皆能正確,允稱政略之傑構。其中明知國聯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賴國聯之表示:明知解決事變不得不出于軍事之犧牲,而仍不能不計較犧牲之真實代價,皆可鑒政府當時應付艱局之苦心。而可憾者,當時忍耐止境隻限錦州,錦州有難,即當抗戰。而其後錦州卒至不戰而退,事變範圍反之擴大了。”

1931年11月嫩江橋抗戰1931年11月嫩江橋抗戰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在粵系的逼迫下辭職,張學良也辭去副司令的職務,但獲得一個北平綏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軍奪取錦州之戰即在此後展開。以粵系為主的新南京政府,孫科為行政院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

在孫科政府上台以前,蔣介石顧維鈞二人均屢次向張建議:“錦州一隅如可保全,則日人尚有所顧忌……關系東省存亡甚巨。”顧于12月5日致張電中猶敦促張: “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御。”

張學良始終傾向于“直接交涉主動撤軍”,11月28日,日本駐平參事矢野真前來與張學良商洽雙方解決方案,張表達“雖未獲訓令,但本人對此贊成”日方進一步希望:“地方局部問題就地解決,錦州沖突攸關東北軍切身利害”,隨後更情商前東北參議湯爾和進行遊說。12月7日,張學良首肯將自錦州撤兵。但張學良對外界都堅稱死守錦州,據日本關寬治等的《滿洲事變》記載,“陸軍方面收到中國方面的兩份重要電報。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錦州的榮臻給張學良的,主要內容是說錦州附近由張廷樞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設定中立地帶。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張學良給蔣介石的,內容是否定關于主動撤出錦州的謠傳。張學良的這種態度反映出來之後,國民政府四日就反對設定中立地帶的方針,向國聯的中國代表施肇基發出訓電,同時開始宣傳說,設定中立地帶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國聯萬一不能阻止日本的進攻,中國不得不為自衛而戰鬥。根據中國方面的上述動向,關東軍認為,中國確實要決心保住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關東軍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個師團。同時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張學良在錦州駐有重兵,據《蔣總統秘錄》記載,關東軍看穿了張學良自蔣于十五日下野之後已經喪失了戰意。據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在滿州事變中軍的統率”檔案中,錄有獲自中國軍方的下述兩件情報為例,分析張學良內心業已動搖:

12月21日北平綏靖公署令第二軍司令部:“我軍駐關外部隊,近當日本來攻錦州,理應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屆時,以遷安、永平、灤河、昌黎為其駐地。”

12月22日張學良上蔣總統電 :“公(蔣)今旋裏,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予最後指針。”

就在國民政府孫科給張學良發出“死守錦州”命令的同時,身為參謀總長的朱培德就在特種外交委員會上指出,“錦州至多隻能守一個星期,而且關內無兵可援”,所以對于東北戰局,他以軍人立場認為:“一條路是不顧一切以赴之,另一條路便是和日本議和”。

當時的錦州,國民政府一再要求張固守,張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說,“日軍傾全國之力,而我僅一域之師”,“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不斷去電請示援助。當時日本在天津有駐屯軍,山海關有守備隊,山海關方面還配有海軍艦艇。錦州之戰以前。日本即發動“天津事變”,被東北軍鎮壓。在兩國沒有全面開戰的前提下,這些日軍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隻是關東軍,華北的日本駐軍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實際上,華北的日本駐軍有一個秘密配合關東軍圍殲錦州所駐東北軍的計畫,隻是被關東軍方面拒絕。東北軍在錦州外圍與日軍激戰失利後,錦州駐軍擔心退路被截斷,在沒有後方支援的情況下陷于背水一戰的境地。

同時,東北方面也質疑粵系的抗日態度是否真實,因為其外交部長陳友仁,在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期間曾到日本向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議,要與日本合作以打擊蔣介石,並準備出賣滿蒙的權益以換取日本對廣東提供一批武器。不過幣原喜重郎正是反對日本軍人這種做法的,雙方沒有談攏而作罷。粵系南京政府向張學良共發了三個“死守錦州”的命令,張學良也向中央發出三次請援,內容超乎尋常,目的在給粵方難堪。請援無下文,“請械請彈無應,請航空隊救護隊,亦無應”。當時孫科已經出任行政院長,但財政部長黃漢契卻無財可用。中央政府的反應激起東北軍前方的強烈抗議,奉命守錦州的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隻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于死地”。

諷刺的是,12月25日日軍總攻錦州,張學良撤軍主動放棄。1月2日錦州失守,當日陳銘樞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報告:“自12月30日以後就沒有前線訊息”。放棄錦州的訊息是經由外國通訊社報道傳回中國,當時張學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熱河

一二八事變後,廣東軍奮起抗敵,迫使日軍三易主帥。時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並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班請救兵。張學良以他的方針回答道:“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不肯出兵。

當其時張學良的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

在那時一期《獨立評論》曾刊登熟悉熱河和華北戰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寫的《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京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

“我們真正的防御、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假如我是張學良,要預備積極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張家口,同時把重要的軍實和北寧路車輛逐次的運到居庸關以北;隻留一部分軍隊在山海關、秦皇島、天津等處;在這些幾處經過相當的抵抗以後,也預備從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別退至口外。現在駐在熱河邊界的軍隊應該從速進到朝陽、並且積極籌備朝陽、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間的運輸。熱河東南兩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飛機也有許多危險。喜峰、古北、河南口三處都是天險,每處有一兩萬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軍力不能進攻。”

“隻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隻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畫,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麟是張學良的父執輩,擁兵自重,根本指揮不動,也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蔣介石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畫泄露,為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訌,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隻能暫時將所部布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並派去張作相督戰。

一個多月以後,丁文江眼看熱河布防失當,又撰寫一文道:

“熱河部隊隻有四步軍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支槍。朝陽、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槍。日本如在錦州、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

“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麽戰略?我不懂!”

汪精衛對軍隊系統內部的過節不甚明暸,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餉,汪不撥分文,卻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張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出戰,顯示其實際目的在于以東北軍之犧牲賺取政治資本和輿論支持。調兵入熱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最後卻演成一場意氣之爭。

1932年8月6日,汪精衛通電請求辭職,並逼張一同下野:

“北平緩靖公署張主任漢卿勛鑒,溯兄去歲放棄沈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十萬裏土地,陷于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賴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奮起抵御,為我民族爭生存,為我國家爭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發天良,有以自見。乃因循經年,未有建樹,而寇氛益肆,熱河告急,中央軍隊方事剿匪,溽暑作戰,冒諸艱苦。然為安定內地,鞏固後方防計,義無可辭。此外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擾,正在兄防地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須知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凡屬族類,皆有執幹戈以衛社稷之義務,當日第十九軍及第五路軍作戰淞滬,實本斯義,豈有他求!及戰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賦,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糧景從,以助士氣。今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御外侮以來,所責于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至少先交兩百萬;所責于鐵部者,即籌三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于行政院矣。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中央財政歇蹶萬分,亦有耳目,兄寧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無論中央無此財力,即令有之,在兄為實行抵抗以前,弟亦萬不忍為浪擲!弟誠無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饜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辭職,以謝兄一人,並以明無他。惟望兄亦以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則關內之中國幸甚!”

張學良回復:

“自九一八日本侵華以來,國家力謀團結御侮,汪先生如欲辭職,盡可明白向餘表示,何必發表與事實不相符合之談話?自日軍侵犯東北以後,餘毫無個人生命財產之觀念,但因華北治安責任在身,未敢擅離職守,餘為軍人,負責統率大軍,一切行動當不如汪先生自由也,餘雖準備交卸,但一旦在職,不得不努力華北治安。”

張學良嗣後引咎辭職,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則聯名願與其共進退。汪精衛聲言抗日,卻在熱河抗戰前夕掀起政壇風波,蔣介石亦在日記中稱其“不顧大體”。

1933年2月22日日軍協同滿洲國偽軍全面進攻熱河,熱河抗戰爆發了。湯玉麟聞風立刻動員全軍二百多輛軍車,搬運鴉片私產,力求完脫。湯部潰不成軍,日軍僅以128名騎兵為先鋒,輕取熱河省會承德。

3月7日,張學良上呈中央辭職:(節錄)

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裏,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托之重,......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于國家,無補于大局,應懇迅賜命令,準免各職,以示懲儆。

3月10日,保定會議,張學良辭職照準。

1933年3月,張學良因熱河失陷,下野赴歐洲進行戒毒治療,汪兆銘復出。

滿洲國成立

由于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關東軍不敢悍然吞並滿洲全境,因此考慮建立傀儡政權。當時擔任特務機關負責人的土肥原賢二大佐遊說了已經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謊稱表示滿洲本為滿族的故土,以復興滿清為條件,說服溥儀回到東北。11月10日,溥儀從天津出發,11月13日到達營口,最後停留在駐守旅順的日本軍營內。

滿洲國皇帝溥儀滿洲國皇帝溥儀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正式成立。溥儀擔任國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長春),年號定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東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張景惠的公館發表。國際聯盟強烈譴責日本政府的行為,並不承認滿洲國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議並且脫離國際聯盟。

3月9日,溥儀宣布就任滿洲國執政儀式在新京舉行,年號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滿洲帝國,登基稱帝,改年號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與滿洲國簽訂《日滿議定書》,滿洲國承認日本的既得權益,並允許關東軍在滿洲國內駐軍。

兵力對比

日軍方面

1.兵力人數

日軍在東北的正規軍已達1.5萬餘人(第2師團為縮編部隊,每步兵聯隊缺1個步兵大隊,每大隊缺1個步兵中隊,全師團約1.04萬人;6個獨立守備大隊,每大隊4個步兵中隊,每中隊160人,共約4000餘人;還有旅順要塞部隊和重炮兵大隊等),另外有在鄉軍人和警察等輔助部隊約1萬餘人。總兵力約2.7萬人。日軍以沈陽為中心,部署于南滿鐵路沿線,以便于機動兵力。

2:其具體兵力部署為:

第2師團司令部,師團長多門二郎中將,駐遼陽;

步兵第3旅團,旅團長長谷部照少將,駐長春;

步兵第4聯隊,駐長春;

步兵第29聯隊,駐沈陽;

步兵第15旅團,旅團長天野六郎少將,駐遼陽;

步兵第16聯隊,駐遼陽;

步兵第30聯隊,駐旅順;

騎兵第2聯隊,駐公主嶺;

野炮兵第2聯隊,駐海城;

工兵第2中隊,駐鐵嶺;

獨立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駐公主嶺;

獨立守備第1大隊,駐公主嶺;

獨立守備第2大隊,駐沈陽;

獨立守備第3大隊,駐大石橋;

獨立守備第4大隊,駐連山關;

獨立守備第5大隊,駐鐵嶺;

獨立守備第6大隊,駐鞍山;

重炮兵大隊,駐旅順;

關東軍憲兵隊,駐旅順;

旅順要塞司令部,駐旅順;

特務警察隊,駐大連;

在鄉軍人總部,駐沈陽。

中國東北軍方面

1.兵力人數方面:

“九一八”事變前夕,在東北的正規軍16.5萬人、非正規軍4萬人,總計約20萬人。

2:部署駐地方面:

遼寧駐軍:

獨立第7旅王以哲部,駐沈陽;

獨立第12旅張廷樞部,駐錦縣;

獨立第20旅常經武部,駐鄭家屯;

騎兵第3旅張樹森部,駐通遼;

省防一旅于芷山部,駐山城鎮;

省防二旅張海鵬部,駐洮南;

公安總隊(由原第20師改編)黃顯聲部,駐沈陽;

輜重教導隊牛元峰部,駐溝幫子;

東北空軍、海軍及憲兵司令部,均駐沈陽;

吉林駐軍:

獨立第21旅趙芷香(後張治邦接任)部,駐寧安;

獨立第22旅蘇德臣部,駐雙城;

獨立第23旅李桂林部,駐長春;

獨立第24旅李杜部,駐依蘭;

獨立第25旅張作舟部,駐吉林;

獨立第26旅邢佔清部,駐哈爾濱;

獨立第28旅丁超部,駐哈爾濱;

騎兵第4旅常堯臣部,駐農安;

省防第1旅孫鶴喜部,駐方正;

省防第2旅王紹南部,駐蛟河;

炮兵第10團穆純昌部,駐長春;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馮佔海部,駐吉林;

哈爾濱特區公安大隊王之佑部,駐吉林;

山林警備隊趙維祥部,駐延壽;

黑龍江駐軍:

省防步兵第1旅張殿九部,駐扎蘭屯;

省防步兵第2旅蘇炳文部,駐海拉爾;

省防騎兵第1旅王南屏部,駐綏化;

省防騎兵第2旅吳松林部,駐克山、拜泉;

獨立騎兵第2旅程志遠部,駐滿洲裏;

獨立炮兵第9團樸炳珊部,駐泰安鎮;

邊防軍公署衛隊團徐寶珍部,駐齊齊哈爾;

興安屯墾軍苑崇谷部,駐索倫;

保全大隊竇聯芳部,駐齊齊哈爾。

各方反應

中國國內

國民政府

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蔣中正事後在1934年10月檢討:中國東北僅名義上歸屬于國民政府,而軍權、政權、財權儼然獨立,至少可說非革命勢力範圍以內之地……胡適等人甚至不惜主張依據日方所提<幣原五原則>進行直接交涉。中國中央政府卻堅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則,致使日本緩和派不能抬頭,日本少壯軍人氣勢日張,問題愈陷僵化。

中國共產黨

中共借由國民政府抗日期間攻城掠地,擴充紅軍形成地方割據,在長江流域建立了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對抗國民政府的遊擊區域進一步擴大成124縣以上[14]。

9月2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譴責日軍侵略,同日,中共中央代總書記王明發表“武裝保衛蘇聯”的講話。

9月22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提出組織東北遊擊抗日(後形成東北抗日聯軍,即抗聯)。

12月6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北大南下示威團由中央大學集結出發,沿途散發“被壓迫民眾團結起來”、“全國無產階級暴動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傳單,行經成賢街浮橋時打傷警官2名,警員7名,憲兵1名。11日,中共帶領北大南下示威團繼續發動示威暴動,並拿出“打倒國民政府”、“工農兵聯合起來”、“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各類油印傳單或標語。

12月15日,北大南下示威團手執紅旗直搗國民政府外交部,數名職員不來及逃出遭毆打成重傷;一部份學生約200名左臂䌸紅布赴中央黨部,以木棍擊昏陳銘樞並綁架蔡元培,黨部衛士鳴槍示警營救追回,由于蔡元培年事已高又遭脅持拖行半公裏,手臂紅腫,頭部亦受擊傷送醫。

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發當時,乃是張學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蔣介石遲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訊息。張學良事後自己也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沖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葯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麽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于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

另外,據何柱國旅長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家庄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庄會面以及說過此話。[2]1947年,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更是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決定,隻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張學良在重獲自由後,還堅決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9月12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另外,關于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準抵抗”的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同時郭維城1934才加入東北軍。

盡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在接到蔣介石8月16日電報指令後,于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于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註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19]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電視台NHK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佔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餘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並在短短半年內佔領東北三省。

自從東北軍守錦州開始,先後無數次向中央提出彈葯、人員、資金方面的支援,結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堅決要求東北軍抵抗,另一方面卻分文不拔,東北軍將領認為中央政府這樣做,是要將東北軍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奉系軍閥的勢力。其中,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隻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于死地”。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由于從財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東北軍的資金,辭職下台。繼任的汪精衛亦隻能一面責令東北軍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張學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積極抗日主張也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路線完全相左,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憤而辭職出洋。

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

9月22日,蔣介石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當時報刊對918事件的有關報道當時報刊對918事件的有關報道

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于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就有“三月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日軍于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5月3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蔣在5月10日的日記裏,第一次親筆寫下“不抵抗主義”,但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裏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沈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沈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餘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9月20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沈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註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御倭寇,註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餘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隻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餘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餘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餘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餘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誇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餘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餘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情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幹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情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于隴海路也。”

民國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由于當時中國情勢復雜,蔣介石又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蔣介石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安內攘外政策的復雜歷史背景。(參見楊天石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

國內輿論

九一八事變,東北全境陷落,全國嘩然。國人對于張學良“不抵抗”也頗為不滿。迨熱河失守後,胡適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了“全國震驚之後”一文,認為熱河失守,張學良罪責難逃。胡適毫不客氣地指出:“張學良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質學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獨立評論》發表了“給張學良的公開信”,批評張學良既無指揮能力,又不親赴前線督師,但卻戀權不放,陷東北百姓于水火,貽誤國家。

當時,在廣東另立中央的汪精衛嚴厲譴責蔣介石丟失東北,並要求其下野。不久,蔣介石宣布下野負責。汪精衛與孫科等粵系國民黨領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民間對日宣戰運動

東北抗日聯軍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開始大規模入侵東北地區,各地民眾及駐軍紛紛奮起抵抗,較著名的有如國民政府黑龍江代省主席馬佔山將軍率領的江橋抗戰(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為政,遭到日軍一一肅清,東北三省遂于民國二十一年初全部淪陷。

遊行示威

9月28日,北平20萬人舉行抗日救國大會,要求對日宣戰,收復失地。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學生請願,沖擊國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長王正廷被學生打傷,被迫辭職。

12月,學生運動達到高潮,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北平、濟南學生佔領車站,癱瘓馬路交通,上海市長張群遭民眾包圍,上海市區戒嚴。5日,“國際聯盟”中國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長顧維鈞遭到華僑、民眾毆打侮辱請辭。廣東、浙江、山西教育廳長,北京、中央、中山大學校長,相繼被迫請辭。國民政府中樞機關、行政院、中央黨部遭到罷課學生癱瘓,人員幾無辦事之地。15日,蔡元培與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在會見學運代表時,遭到學生批鬥毆辱[20]。

1931年7月,由于萬寶山事件,日本煽動朝鮮排華反華,中國國內再次爆發抵製日貨運動;九一八事變後,運動愈演愈烈。

日本政府

內閣不擴大方針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南次郎陸軍大臣強調這是關東軍的自衛行動,但是幣原喜重郎外務大臣(男爵)懷疑這是關東軍的陰謀,並且嘗試通過外交手段解決這次事端。9月24日,內閣會議決定了“不將事態進一步擴大”的方針。

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

12月11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次日,犬養毅任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養毅內閣作出決定“滿蒙是從中國本土分離獨立的統治地域,今後,(日本將)幫助其建立國家體製。”事實上,日本政府在這次事件上被動地被獨斷專行的關東軍製約。(同年日本爆發五一五事件,犬養毅被暗殺。)

國際社會

國際聯盟及李頓調查團

國際聯盟派出調查團調查事變始末。1932年10月2日,該調查團發表李頓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由于國聯拒絕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令日本撤出國聯。調查團在事變後一年多後才發表報告,誠然是為時已晚—日本不理會國聯的譴責,繼續侵略行動。

美國

1932年1月7日,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布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幹涉,違反了巴黎非戰公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歷史紀念

中國政府1991年9月18日在沈陽開放了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1997年訪華時拜訪過這個地方,寫下“以和為貴”,成為進入該館的第一個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國人認為是“國恥日”,而中國民間要求將9月18日訂為國恥日的需求也不時出現。

九一八事變

沈陽從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鳴響防空警報3分鍾,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目前,已有哈爾濱、長春、昆明、合肥、杭州、烏魯木齊、南昌、齊齊哈爾、金華、本溪、太原、西安等百餘座城市選在每年9月18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

除了沈陽的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外,在遼寧遼陽市的白塔公園內,還有一座九一八事變策劃地紀念館,當時被稱作白塔會館。事變前一日,本庄繁與關東軍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在火車站前白塔旅館召開了事變前密謀會議。

相關思考

為什麽9.18被選為國恥日?

“九一八”,是對歷史的深沉回望,更是對現實與未來的冷靜思考,是為了讓歷史照亮未來前行的路。 

1931年,日軍自導自演“柳條湖事件”,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同胞陷入長達14年的殖民統治。本為中國發展後盾的東三省,反成日本軍國主義鐵蹄下的“滿洲”,成為侵略和榨取全中國的前站。從此,9月18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視為國恥日。

“勿忘國恥”,這應該是防空警報響起印在所有人心裏的四個字,“9.18”,是國恥日,也是中華民族覺醒日,這一天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中華民族在這一天徹底覺醒,但也為此付出了3500多萬人的巨大犧牲。經過14年不屈不饒的頑強抗戰,中華民族最終贏得了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勝利。

涉及人物

概況

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境內的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對華戰爭的序幕。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賢二,是“九一八”事變的直接策劃者和實施者。

坂垣征四郎

關東軍的“大刀”。他1916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員,1919年任中國駐軍參謀,之後任雲南、漢口等處日軍特務機關長,1929年任關東軍高級參謀。1930年6月,坂垣征四郎在與石原莞爾進行了多次密謀後,組織了橫跨中國東北三省的“參謀旅行”。“參謀旅行”是他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前哨戰。他們在哈爾濱、錦州、旅順等地製定了日軍在這些地區作戰的攻防戰略,在“旅行”中提出了日本佔領滿蒙的計畫,並稱,“在對俄作戰上,滿蒙是主要戰場,在對美作戰上,滿蒙是補給的源泉。實際上,滿蒙在對美、俄、中的作戰上,都有最大的關系”。

坂垣征四郎坂垣征四郎

“九一八”事變後,坂垣征四郎任沈陽特務機關長、偽滿洲國軍政最高顧問,1936年任關東軍參謀長,並在1937年以日軍第五師團長的身份率日軍進軍中國華北。戰後,他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並于1948年12月23日被處以絞刑。

石原莞爾

關東軍的“大腦”。1918年,他以全校第二名的總成績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當時曾有人評價說,石原莞爾的頭腦是陸軍大學“有史以來第一的頭腦”。1922年,他留學德國,研究過拿破崙軍事思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史,但他的全部興趣和愛好,都集中在如何完成日本的侵略擴張方面。1928年10月,他由日本陸軍大學教官調任關東軍作戰參謀,與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形成團伙,策劃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石原莞爾石原莞爾

事變後,石原莞爾被任命為關東軍副參謀長,後升任日本陸軍中將。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石原莞爾見風使舵、混淆視聽,逃脫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1949年8月15日,他因膀胱癌在家中去世。

土肥原賢二

日軍中的“中國通”。他1912年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後,任職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隨即被派往中國,開始了長達30年的特務生涯。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講幾種中國方言,1930年任天津特務機關長,“九一八” 事變前30天,他調任沈陽特務機關長。雖然“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不在沈陽,但由他主持的土肥原特務機關卻是發動事變的中心。事變發生後3天,土肥原賢二即從東京返回,就任沈陽市市長。 

土肥原賢二土肥原賢二

“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賢二還參與策劃了一系列對中國的計畫,如“華北自治”、扶植汪精衛政權、“張北事件”“七七”事變等。日本戰敗投降後,土肥原賢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為甲級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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