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建立的中央政權機構。它是後來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首都為江西瑞金。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為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因反國民黨政府圍剿失敗,故迫使其原江西瑞金政權遷至陝西延安政權,期間確立了正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名稱人民共和國,且啓用了去年正式確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和國徽旗為正式國旗。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轉移至陝北,首都由瑞金遷至陝西延安。12月瓦窯堡會議後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此製實已終結。

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正式編入國民政府旗下,之後的八路軍、新四軍也都是國民政府旗下的抗日部隊。

  • 中文名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 貨    幣
    蘇維埃幣
  • 指導思想
    共產主義
  • 執政黨
  • 人口數量
    約3000萬(鼎盛時期)
  • 終結日期
    1937年9月6日
  • 國家領袖
    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副主席)
  • 國土面積
    約40餘萬平方公裏(鼎盛時期)
  • 英文名稱
    Soviet Republic of China
  • 國家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 中央銀行
  • 國慶日
    1931年11月7日
  • 政權性質
    工農聯盟的人民政權
  • 人口密度
    約75人/平方公裏(鼎盛時期)
  • 主要民族
    漢族
  • 政治製度
    工農兵代表大會製度
  • 首    都
    瑞金(1931-1935),延安(1935-1937)
  • 主要城市
    瑞金、長汀、延安
  • 所屬洲
    亞洲
  • 國    歌
    國際歌
  • 政治體製
    蘇維埃製
  • 官方語言
    漢語
  • 簡    稱
    蘇區
  • 時    區

​基本簡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由蘇共支持的中國共產黨所建,最初的"首都"定在中國境內的江西省贛州市瑞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在該政權運作期間,其中央政府頒布了憲法,發行了貨幣,設計有國旗,同時將其所屬控製區域稱為“蘇區”。因第五次反中華民國圍剿戰爭的失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被迫于1934年10月撤離江西蘇區,1935年10月轉移至陝甘蘇區,首都由江西瑞金遷至陝西延安。12月瓦窯堡會議後改國號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最後一個政府機關“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變更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此製實已終結。1937年9月22日正式宣布取消,此製遂自行中止。

重大決策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據當時革命鬥爭情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現實可能性作出的重大決策。具體來說:

一是統一領導全國各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鬥爭的迫切需要。從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始建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時間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立了10多塊“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殘酷“圍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據地和紅軍的鬥爭活動基本上是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統一步調。

二是爭取政治主動,實現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實際上已經存在著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政權,一種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革命政權,一種是國民黨執政的反革命政權。然而,這兩種政權是不對等的,前者是區域性的、零散的、沒有外交話語權的,後者是國家形態的、系統的、具有外交話語權的。隨著各地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以便贏得政治鬥爭的主動權,更好地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也隻有盡快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實現蘇區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是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的形成為開基建國創造了有利條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擁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裏面積、25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的革命根據地--中央革命根據地,這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瑞金因其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民眾基礎和穩定的周邊環境,成為紅色國都的不二選地。 

精心籌備

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籌備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國蘇維埃中央政權以統一領導全國各地蘇維埃區域革命鬥爭的構想。自此,中共中央將建立全國性蘇維埃革命政權的任務擺上了議事日程,並開始了長達1年零9個月的籌備工作。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兩次會議的召開,對于溝通全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聯系,動員蘇區軍民投入建立蘇維埃全國政權的鬥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中準會”),並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討論決定了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大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和關于紅軍問題決議案等草案,決定把“一蘇大”的會址放在紅一方面軍活動的江西蘇區。

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成立,後遷瑞金葉坪。受中共中央的委托,蘇區中央局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承擔了選舉與會代表、醞釀確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組成人員名單、起草檔案、製定法規、確定具體會址和會期等籌備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候選人,並報告共產國際,得到批準。毛澤東、任弼時、項英等對籌備工作發揮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瑞金縣委書記鄧小平牽頭籌辦“一蘇大”的會務和各項慶祝活動。6月,蘇區中央局決定11月7日召開“一蘇大”大會,10月得到中央批準。至此,“一蘇大”籌備就緒,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呼之欲出。

誕生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也得到了蘇聯的幫助。2007年6月1日新華出版社出版的《中蘇關系史綱》寫到:“莫斯科不顧外交受損堅決支持中共按照俄國革命的模式發動蘇維埃革命,從政治方針一直到具體政策檔案的製定,從決定中共領導人到選派代表親臨上海,甚至直至蘇區,就近幫助工作和指導作戰,可以說是事無巨細,幾乎一包到底。”

中國紅色政權的組織形式近似于蘇聯蘇維埃政權。列寧、斯大林認為蘇維埃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其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有區別的。

建國時期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瓊崖等蘇區的代表,以及紅軍、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鮮的來賓也應邀出席大會。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檔案。大會選舉產生了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等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從此,一個嶄新的紅色國家政權在世界的東方誕生了!為慶祝“一蘇大”的召開,毛澤東提筆揮毫,欣然寫下“蘇維埃為工農勞苦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題詞。

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職)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稱始于此時。同時,會議產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時稱人民委員)。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于是,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心髒和樞紐。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

12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一號《布告》,庄嚴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中華蘇維埃政權體製是由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人民委員會、最高法院、審計委員會等部分組成。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選舉主席團為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最高法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

這個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宣布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在蘇維埃領域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不容許駐扎”。大會通過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臨時中央政府于1932年4月26日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它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到會代表693名,候補代表83名。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毛澤東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工作報告,朱德作紅軍建設報告,林伯渠作經濟建設報告,吳亮平作蘇維埃建設報告。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檔案,選舉毛澤東等175人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羅榮桓等36人為候補執行委員;董必武等35人為中央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

2月3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等1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並以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即國家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選舉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于總理),下設11個人民委員部。又選舉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毛澤東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民眾生活,註意工作方法》的報告。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在中國前面放著一個絕對的問題,或者是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道路,或者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現在每一個中國的民眾都會了解,國民黨最近在南京四中全會上所叫喊著的“統一與建設”的真正意義。國民黨的所謂“統一”實際上即是把中國出賣給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幫助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向蘇維埃與紅軍進攻。國民黨的所謂“建設”,即是加緊對于中國民眾的剝削,促使中國國民經濟走到空前的浩劫。 國民黨賣國賊曾經有計畫的企圖把賣國的罪名推到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身上。然而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歷次宣言,在全中國任何武裝部隊在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並給廣大民眾以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與武裝的自由的條件之下,願意同他們訂立作戰的戰鬥協定,去共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保衛中國領土的完整。然而國民黨對于蘇維埃與紅軍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緊的出賣中國,從帝國主義那裏取得新的借款與武器,向蘇維埃與紅軍進行新的進攻。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布,隻有蘇維埃政權能夠挽救中國于淪亡,使全中國民眾得到澈底的解放。蘇維埃政權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階級的土地給農民,把八小時工作與工人監督生產權給工人,把一切民主的自由權利給民眾,把民族的解放給所有被壓迫的中國人與中國境內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蘇大會到現在,蘇維埃政權的一切措施,充分證明蘇維埃是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領導者。它在全守國民眾前面清楚的指出:蘇維埃的道路是中國民族與社會的解放的唯一的道路。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派別,從生產大眾黨,第三黨,社會民主黨,AB團,一直到托陳取消派,在福建曾經進行了在殖民地道路與蘇維埃道路中間找出第三條道路的嘗試,但是這種嘗試,是完全失敗了。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曾經在福建企圖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詞句,來欺騙民眾,阻止民眾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來維持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鐵的事實完全粉碎了一切改良主義者的幻想,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不到二個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給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以最深刻的諷刺!

全中國的民眾們: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的新的決戰,是在我們的前面。這是一個殘酷的決鬥,這是決定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生死的鬥爭。動員與組織全中國民眾的力量,造成堅強的鐵的拳頭,來澈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新的大舉進攻,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新中國,是我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光榮的歷史使命。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中國的民眾自動武裝起來,開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兵變,遊擊戰爭與武裝暴動,來回響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的進攻。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蘇區的勞苦民眾用一切力量,擴大我們的工農紅軍,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發展廣泛的遊擊戰爭,健全我們的赤少隊與地方武裝,為保衛蘇區的每寸領土,為發展與鞏固蘇區而鬥爭,把我們的一切工作服從于革命戰爭,把我們的一切供獻給革命戰爭,我們必然是要勝利的!

根據1934年2月1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額不超過585人,其全體會議每6個月召開一次。

領導成員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主 席毛澤東

副主席:項英 張國燾

委員

博 古 王 明 凱 豐 劉少奇 毛澤東 項 英 吳亮平 瞿秋白 周月林 金維映 黃發桂 謝玉欽 李富春 謝名仁 蕭世榜 林國宋 黃長嬌 蔡 暢 鍾葆妃 婁夢俠 張績之 徐達志 曾 山 鍾昌桃 劉啓耀 鍾循仁 李卓然 劉廣臣 謝 光 朱 德 周恩來 王稼祥 劉伯承 賀 昌 何長工 滕代遠 彭德懷 楊尚昆 林 彪 聶榮臻董振堂 劉伯堅 黃 蘇 蔡樹藩 聶洪鈞 王如痴 萬永誠 陳 光 尋淮洲羅瑞卿 張純清 周建屏 周 昆 樂少華 陳阿金 袁國平 葉劍英 陳 毅 畢士悌 陳洪時 蕭 克 孔荷寵 朱 瑞 劉疇西 徐彥剛 陳昌浩 徐向前張國燾 張琴秋 賀 龍 關向應 夏 曦 宋盤民 王維舟 羅炳輝 洪 水 張然和 餘宏文 王世泰 潘士忠 姜阿三 張冠一 古大存 鄭振芬 朱 琪 高俊亭 詹以錦 鄭位三 王鳳鳴 成仿吾 郭述申 張德三 祝維垣 顧作霖邵式平 黃 道 朱兆詳 孔書安 劉 曉 鍾世斌 傅才秀 周義開 劉明輝 熊仙壁 劉國珠 鍾桂新 李維漢 陳祥生 林伯渠 劉群先 胡 海 範樂春 曾洪易 巫子元 張太和 黃宜章 張鼎丞 李見珍 吳蘭甫 吳必先 邱先英張聞天 陳 雲 王盛榮 鄧 發 陳潭秋 潘漢年 黃加高 張雲仙 張金樓 周少文 何振吾 陳壽昌 黃光保 譚餘保 劉士傑 王 震 曠 彪 彭仁昌 任弼時 吳德峰 王秀章 熊國炳 餘烘遠 李維海 何 畏 李先念 曾廣瀾 周光坤 李成甲 陳子謙 方志敏 餘漢朝 黃萬生 汪金祥 關 英 塗振農 關春香 吳玉章 朱地元楊其鑫 鄭振詢 何叔衡 高自立 梁柏台 徐特立 阮嘯仙鄧穎超 董必武 趙 雲 王賢選 羅梓銘 楊世珠 賴樊玉

候補委員

楊炳龍 謝振富 邱時鳳 鄧堯盛 董長勝 劉 毅 李美群 鄒中才 徐順恆 徐明富 葉德貴 鄧子恢 朱榮生賈 元 馮雪峰 李一氓 李克農 張愛萍 羅榮桓 李賜凡 顏立記 尹仁桂 劉燕玉 方敬和 謝炳煌 鍾義謹 黃富武 方振華 鄒敦厚 廖漢華 龍春山 華新湘 周桂香 曠朱權 鄧 萍 康克清

人民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1931.11.27-1934.2.3)

張聞天(1934.2.3-1934.10.10)

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

軍事人民委員:朱 德

勞動人民委員:鄧振詢

土地人民委員:高自立

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

糧食人民委員:陳潭秋

司法人民委員:梁柏台

內務人民委員:曾 山

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

國民經濟人民委員:吳亮平

工農監察人民委員:項 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 席:

朱 德(1931.11.25-1936.12.7)

毛澤東(1936.12.7-1937.8.22)

副主席:周恩來 王稼祥

中央審計委員會

主任:阮嘯仙

臨時最高法庭

主席:董必武

註:

1934年10月10日,臨時中央政府撤離瑞金,在原中央蘇區成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陳毅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達陝北後,臨時中央政府遷至陝西保全,1937年1月遷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以博古為主席,人民委員會不再出現。

1937年8月2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國家標志

憲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于1931年11月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自己的憲法。憲法全文如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僅〔謹〕向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勞動民眾,宣布它在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即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

這些任務,在現在的蘇維埃區域內已經開始實現。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認為這些任務的完成,隻有在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全中國的統治,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的統冶之後。而且在那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才更能具體化,而成為詳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謹號召全中國的工農勞動民眾,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的指導之下,為這些基本任務在全中國的實現而鬥爭。

一、中國〔華〕蘇維埃共和國家根本法(憲法)的任務,在于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它在全中國的勝利。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餘,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製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的貧農民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

二、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在蘇維埃政權下,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隻有軍閥,官僚,地主,豪紳,資本家,富農,僧侶及一切剝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沒有選派代表參加政權和政治上自由的權利的。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在大會閉會的期間,全國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組織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政務,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

四、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內的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加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台灣,高麗,安南人等),宗教,在蘇維埃法律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為使工農兵勞苦民眾真正掌握著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定:凡上述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皆享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選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務;代表產生方法是以產業工人的工廠和手工業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所居住的區域為選舉單位;這種基本單位選出的地方蘇維埃代表有一定的任期,參加城市或鄉村蘇維埃各種組織和委員會中工作,這種代表須按期的向其選舉人做報告,選舉人無論何時,皆有撤回被選舉人及實行新選舉的權利。為著隻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廣大的農民與勞苦民眾走向社會主義,中國蘇維埃政權在選舉時給予無產階級以特別的權利,增多無產階級代表的比例名額。

五、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澈底的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為目的,製定勞動法,宣布八小時工作製,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製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並宣布工人有監督生產之權。

六、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消滅封建製度及澈底的改善農民生活為目的,頒布土地法,主張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並以實現土地國有為目的。

七,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障工農利益,限製資本主義的發展,更使勞苦民眾脫離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向社會主義製度去為目的,宣布取消一切反革命統治時代的苛捐雜稅,征收統一的累進稅,嚴厲的鎮壓一切中外資本家的怠工和破壞的陰謀,採取一切有利于工農民眾並為工農民眾了解的走向社會主義去的經濟政策。

八、中國蘇維埃政權以徹底的將中國從帝國主義榨壓之下解放出來為目的。宣布中國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乎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在蘇維埃領域內,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絕不容許駐扎,帝國主義的租界租借地無條件的收回,帝國主義手中的銀行,海關,鐵路,航業,礦山,工廠等一律收歸國有,在目前,可允許外國企業重新訂立租借條約繼續生產,但必須遵守蘇維埃政府一切法令。

九、中國蘇維埃政權以極力發既和保障工農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為目的,宣告擁護和參加革命的階級戰爭為一切勞苦民眾的責任,特製定普遍的兵役義務,由志願兵役過渡到征兵製度。惟手執武器,參加階級戰爭的權利,隻能屬于工農勞苦民眾。蘇維埃政權下,反革命和一切剝削者的武裝,必須全部解除。

十、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為目的,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民主,主張工人農民的民主,打破地主資產階級經濟的和政治的權力,以除去反動社會束縛勞動者和農民自由的一切障礙,並用民眾政權的力量,取得印刷機關(報館,印刷所等)開會場所及一切必要的設備,給予工農勞苦民眾,以保障他們取得這些自由的物質基礎。同時,反革命的一切宣傳和活動,一切剝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蘇維埃政權下,都絕對禁止。

十一、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澈底的實行婦女解放為目的,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女性的辦法,使婦女能夠從事實上逐漸得到脫離家務束縛的物質基礎,而參加全社會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

十二、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為目的,在進行階級戰爭許可的範圍內,應開始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首先應在青年勞動民眾中施行,並保障青年勞動民眾的一切權利,積極的引導他們參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發展新的社會力量。

十三、中國蘇維埃政權以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的實際為目的,絕對實行政教分離的原則,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之自由,帝國主義的教會隻有在服從蘇維埃法律時,才能許其存在。

十四、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地域內,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等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

十五、中國蘇維埃政權對于凡因革命行動而受到反動統治迫害的中國民眾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給予托庇于蘇維埃區域的權利,井幫助和領導他們重新恢復鬥爭的力量,一直達到革命的勝利。

十六、中國蘇維埃政權對于居住蘇維埃區域內從事勞動的外國人,一律使其享有蘇維埃法律所規定的一切政治上的權利。

十七、中國蘇維埃政權宣告世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是與它站在一條革命戰線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蘇聯是它的鞏固的聯盟。

國歌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選用《國際歌》作為國歌。

國際歌國際歌

貨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發行了獨立的貨幣,名字是蘇維埃幣,簡稱蘇幣。

首都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

瑞金地處江西福建兩省的交界之處,山勢險要,離中心城市較遠,沒有國軍重兵,國軍集聚,往返不易,有利于新生共和國的鞏固。 在當時縣委書記鄧小平的精心經營下,瑞金局勢穩定,紅色政權鞏固,基礎堅實可靠。

經濟方面

銀行和貨幣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的貨幣,發行獨立貨幣。不使用孫中山的頭像,而是將蘇聯領袖列寧印在貨幣上.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葉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行長毛澤民。銀行隸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資本由國庫于預算中撥給。有分行、支行、兌換處等。除辦理抵押、貸款、存款、票據買賣貼現、匯兌、發行鈔票、代理國家金庫外,還發行“革命戰爭公債”及“經濟建設公債”,同時也發售部分“銀行股票”。

當中較為著名的“革命戰爭公債”有:

中央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戰爭公債”(1932年6月、1933年6月兩次發行) 湘贛蘇區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贛省革命戰爭公債”(1932年12月發行) 閩浙贛蘇區的“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粉碎敵人五次圍攻決戰公債”(1934年7月1日發行)

稅務局

1931年11月,在瑞金縣的葉坪村謝家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稅務局成立。首任局長為李六如。1933年,隨財政部遷至瑞金沙洲壩新屋家。1934年7月,遷往瑞金縣雲石山鄉豐壠村,下塘上新屋梁氏私祠內單獨辦公,局長為陳篤卿。

2002年10月,開始修復,2003年6月完成主體工程建設,2003年9月竣工。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為稅務局舊址題名。總建築面積1475平方米,並在舊址原民眾住房內舉辦中央蘇區稅收史陳列。

中央審計委員會

1933年9月, 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成立了中央審計委員會。1934年2月,被中央執行委員會納入直接領導,成為與中央人民委員會和最高法院平行的政權機構。

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了審計條例:"一是審核國家的歲入歲出﹔二是監督國家預算的執行。中央審計委員會先後審核了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預算執行情況,各事業單位和革命團體的財務收支情況,國營企業的財務收支情況等,每次審計結果都在《紅色中華》等報刊上公開披露,對蘇區的反貪倡廉作出了重要貢獻。"

歷史事件

1932年4月15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紅色中華》報。

1934年7月7日,由紅七軍團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中央蘇區的瑞金出發,進軍福建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在獨立第四團的接應和掩護下由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地區出發,突圍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由主力紅軍第一、、五、八、九各軍團和後方機關共 86,000 餘人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進行轉移(註:另一說為“于10月21日自雩都啓程”)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的羅山何家沖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由川陝蘇區的蒼溪啓程 1935年11月19日,紅二軍團以及紅六軍團(1936年7月初正式稱紅二方面軍)從湘鄂川黔蘇區的桑植劉家坪出發 其中: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弼時、肖克、關向應等率領)長征行程為 20,000 餘裏;紅四方面軍(由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葉劍英等率領)長征行程 8,000 多裏;隻有紅一方面軍(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率領)行程才是 25,000 裏。紅軍北上抗日代表了將士們的革命信念。

光榮終結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以博古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以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

1937年9月6日,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至此,歷時5年零10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走向消亡,而是因為國內革命情勢的變化而轉換成地方政權的形態得以繼續延續,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瑞金的“紅場”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承接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邏輯。

歷史地位

歷史序幕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出現的第二個紅色國家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政權首次以國家形態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因為地處農村和面臨戰爭環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裏的中國”、“馬背上的共和國”、“山林裏的國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臨時”兩個字就去掉了,正式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二蘇大”通過了修改後的憲法大綱等決議案和關于國旗、國徽、軍旗的決定,使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形態更加完備。整體來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後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以博古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以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隨著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至此,歷時5年零10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走向消亡,而是因為國內革命情勢的變化而轉換成地方政權的形態得以繼續延續,直至1949年10年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由此可見,瑞金的“紅場”通向了北京的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承接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就是我們黨的歷史邏輯!

治國安民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國家,但卻預演了中國共產黨人治國安民的文韜武略。正如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所說:“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 新生的人民政權在“圍剿”與反“圍剿”、封鎖與反封鎖的激烈較量中,創造性地領導各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衛生、體育等各項事業,揭開了“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 ,積累了寶貴的治黨、治國、治軍經驗。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科學總結對敵鬥爭和治國安民的歷史經驗,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軍隊建設、黨的建設、革命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等多方面內容的中國革命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構架和活的靈魂。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實踐培養造就了我黨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據統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鼎盛時期,中央蘇區黨政軍群幹部總數,共有五萬餘人。這支幹部隊伍,是蘇維埃和紅軍時期的一代精英,他們既是蘇維埃政權的開創者,又是新中國的奠基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等,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鄧小平、陳雲、葉劍英胡耀邦、楊尚昆等,當年都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黨政軍領導骨幹。他們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有經驗、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領袖。當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過的幹部,許多人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方面的重要領導人。

優良作風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實踐還培育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豐富並充實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一是培育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前後,在我們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嚴重存在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在中央蘇區寫下《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光輝著作,旗幟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各級蘇維埃政府把調查研究作為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和決定政策的基礎,紅軍也把進行社會調查規定為工作製度,由此形成了我們黨“從民眾中來、到民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並成功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聯系民眾的優良作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黨和政府就牢固地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為民眾謀利益的宗旨,並努力付諸實踐。毛澤東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麽?是民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民眾”,他強調,必須“關心民眾生活,註意工作方法”。 當時蘇區的幹部都滿懷深情地關心民眾,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之所急,千方百計解決民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實際問題,樹立了共產黨人甘為“人民公僕”的形象,贏得到了人民民眾的衷心愛戴和擁護。三是培育了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當年中央蘇區的幹部沒有薪餉,隻發伙食費,幹部下鄉和開會,必須自帶幹糧。有這樣一首革命歷史歌謠,被老區人民廣為傳誦:“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反映出人民民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高度評價。當時在蘇區政權機關提倡的精簡、廉潔、高效的作風,以及為發揚這種好風氣而進行的製度建設,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崇高理想而無私奉獻以及對革命工作極端負責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弘揚和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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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的紀念講話

胡錦濤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裏召開座談會,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周年,回顧我們黨艱苦創業的光輝歷史,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業績,重溫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很有意義。

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道路,是我們黨總結血的教訓,進行不懈探索,經過長期艱苦奮鬥開闢出來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理。我們黨著名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國革命的歷史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9月,毛澤東同志領導了湘贛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也到井岡山會師。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後同紅五軍主力會合,並向閩西發展,相繼建立了贛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紅一、紅三軍團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建設中,土地革命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取得重大進步。所有這些,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範作用。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圍剿”,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同志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並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同志為主席。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後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由于後來“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同志受到排擠。在國民黨重兵的第五次“圍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據地受到巨大的損失。在長征途中,我們黨經過對正確與錯誤的反復比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從此,中國革命開啟了新的局面,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們黨終于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黨正肩負著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使命,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回顧黨的創業歷史,就是為了認真汲取其中的寶貴經驗,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把黨領導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領導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闢,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等“左”的錯誤傾向作鬥爭的結果,也是在實踐中開拓創新的結果。毛澤東同志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要反對“本本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領導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同志大力倡導調查研究之風,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進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軍隊建設、黨的建設、革命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等多方面內容的中國革命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聯系實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開創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民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保持黨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毛澤東同志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麽?是民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民眾”,他強調,必須“關心民眾生活,註意工作方法”。這對黨的民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當時蘇區的幹部都滿懷深情地關心民眾,想民眾之所想,急民眾之所急,千方百計解決民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實際問題,樹立了共產黨人甘為“人民公僕”的形象。正因為我們黨代表著最廣大人民民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民眾的衷心愛戴和擁護。歷史充分證明,人民民眾是我們黨和革命政權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況下,與人民民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民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艱苦奮鬥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黨團結帶領人民克服困難、奪取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有這樣一首革命歷史歌謠,被老區人民廣為傳誦:“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幹糧去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反映出人民民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高度評價。當時在蘇區政權機關提倡的精簡、廉潔、高效的作風,以及為發揚這種好風氣而進行的製度建設,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鏡。現在,雖然我們的物質技術條件同那時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和發揚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揚不畏艱險,奮力拼搏,克己奉公,甘于奉獻的革命精神,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增強抵御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保持黨和國家政權永不變質。

同志們,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培育出來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一部生動的教科書,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溫故知新,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啓示,獲得力量。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認真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貫徹落實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開拓進取,扎實工作,為實現黨和國家在新世紀的宏偉目標而奮鬥! (新華社北京2001年10月24日電)

新中國對此的態度

2001年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歷史畫冊》寫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偉大預演。……當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這裏是共和國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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