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寫定于1918年9月,此書一出版即因其方法和見解的創新而極受註意,3年時間再版了7次。此書被譽為:用現代學術方法系統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視為中國哲學史學科成立的標志。雖然隻有上卷,但是它的成就和特色足以為後世哲學史家開出全新的境界。
  • 出版地
  • ISBN
    9787100085328
  • 出版時間
    2011年10月1日
  • 開    本
    32開
  • 類    別
    歷史,哲學,宗教
  • 紙    張
  •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 所屬系列
  • 作    者
  • 書    名
    中國哲學史大綱
  • 頁    數
    372頁
  • 語    種
  • 裝    幀
  • 定    價
    36元

著作簡介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著。中國先秦哲學思想史專著。本書原是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1917年他根據此編成在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的講義。全書共12篇,10餘萬字。1918年7月,經過整理;8月,蔡元培作序;1919年2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轟動一時。

本書在中國哲學史,甚至在各種專史和通史的研究方面,都堪稱是一部具有開創意義的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積極成果。蔡元培給此書以很高評價,指出它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第四,系統的方法。胡適本人自信的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梁啓超在一場演講中評此書:“這書自有他的立腳點,他的立腳點很站得住。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致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總說一句,凡關于知識論方面,到處發見石破天驚的偉論,凡關于宇宙觀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誤。”馮友蘭回憶:“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而五四時期的著作是以自己為主。”“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馮友蘭後來也寫了一本《中國哲學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作為比較時,一般都認為後者勝于前者。

主要內容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主要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宇宙論”,相當于中國哲學的自然觀或“天論”,其中分述了中國哲學的本根論、大化論,後來補錄了形神問題。在本根論的“氣論一”和“氣論二”兩章中,主要闡述了張載、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顏元、戴震的思想。

此書的第二部分是“人生論”,指出“人生論是中國哲學之中心部分”,而且“‘天人合一’乃是中國人生思想的一個根本觀點”。這一部分的內容豐富,論述也較詳,佔了全書多一半的篇幅,其中分述了中國哲學的天人關系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及人生問題論。對于人性論之註重,是中國哲學特點之一,而“人生論之中心部分是人生理想論”,此即“關于人生最高準則的理論”。對中國哲學的道德理想主義的闡發主要集中在人生理想論和人生問題論,他晚年註重對中國哲學的“價值觀”的研究亦是以此為基礎。另外,把“歷史觀”問題也列入中國哲學的研究範圍。

此書的第三部分是“致知論”,指出知識問題雖然不是中國哲學所註重的,但其“論人論天,都在知中;既求‘聞道’,便亦不能不研討‘聞道之方’”。因此,“認為中國哲學完全沒有知識論與方法論,其實是謬誤的”。“致知方法與德行涵養有相依不離的關系,這也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在這一部分中,分述了知論和方法論,包括知之性質與來源、知之可能與限度、真知問題、名與辯問題等等。

史學新風氣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啓蒙運動,極大地促進了學術文化領域的思想解放和中西學術的交融。1918年,在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階段,胡適正式加入<新青年>編輯部,他以首倡文學革命而名聲大振,成為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人物之一。

打破思想專製,活躍和發展學術文化,在五四時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在學術研究方面,科學精神和理性觀念成為人們所遵奉的信條。推翻偶像,拒絕迷信,摒棄成說,凡事都要問一聲“為什麽”,用科學方法重新估價中國的史學遺產,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重新看待中國的歷史發展,是在新思潮影響下的五四時期中國史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胡適開風氣之先,出版了根據他自己的博士論文修改擴充而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中國古史因資料缺乏和觀念上的原因,不斷地堆砌了大量杜撰和編造的內容,真偽難辨。長期以來,人們對三皇五帝的古史體系多深信不疑,且視為信史。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首次對沒有可靠材料依據的中國古史的內容採取了拒絕的態度。《中國哲學史大綱》于1919年2月出版。這部書在敘述古代哲學史的時候破天荒地“截斷眾流”,撇開三皇五帝堯舜湯禹的傳說,徑直“從孔子、老子”講起。這種作法,不僅前人沒有過,就是同時代的謝無量、陳漢章等人撰寫或講述的哲學史,也都沒有擺脫舊有的思想架構。胡適此舉產生了極大影響,書出不到兩個月即再版,到1922年已出第八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還給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展示了現代學術的研究方法。胡適在導言中界定了什麽是哲學、什麽是哲學史,以及研究哲學史的目的等研究哲學史首先應當明確的基本概念。他寫道:“凡研究人生切要問題,從根本上著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若有人把種種哲學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都依著年代的先後和學派的系統,一一記敘下來,便成了哲學史。”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在于“明變”、“求因”、“評判”。他以開闊的視野指出了中國哲學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進而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作了階段劃分,最後就研究哲學史的史料及史料的審定與整理作了分析。他希望“國中學者用這些方法來評判我的書”,“更希望將來的學者用這些方法來做一部更完備更精確的《中國哲學史》。闡明這一系列學術研究的規範,胡適是第一位,其首倡之功固不可沒,並且有些內容直到今天仍然產生著一定的影響⑶。

《中國哲學史大綱》所引起的震動,不僅僅是哲學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國當時整個的文化思想領域。蔡元培專門為這部書寫了序言,盛贊此書有四大長處:(一)證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統的研究。就史學界而言,這部書除了在使用了證明的、分析的、系統的等研究方法而給予當時的史學研究以極大的影響和啓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觀念上的啓蒙作用。人們開始從中認識到,歷史學必須建立在有所依憑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礎上,摒棄杜撰和編造,隻有追求歷史的真實,才是科學的歷史學。因此,後人稱《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具有“示範”、“典型”、“典範”、“劃時代意義的書”,也可以說,這部書使中國史學開始具有了現代史學的基本觀念。

行文風格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並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後果。胡適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範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隻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範式。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範。

由于這個典範是眾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贅述。胡適所確立的這個經典範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麽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後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後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麽我們原本就有,要麽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麽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

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並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序的蔡元培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胡適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

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

歷史評價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先生“開風氣之先”地撰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問題和中國到底能否建立一個“中國哲學”學科的問題就產生了,並開始發生本文所說的中西文化相遇所產生的錯誤性後果。

胡適受過良好的美國實用哲學以及現代學術的訓練,在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時,他是非常嚴謹的。他的嚴謹體現在明晰的定義、嚴謹的學科規範和廣闊的學術視野三個方面。由以上三者,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雖然隻寫一了部上卷,但卻成為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經典範式。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直到現在為止,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都沒有從根本上超越這個典範。

胡適所確立的這個經典範式本身或許即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西方有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為什麽一定要用西方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來重新規劃(甚至取代)中國的傳統學術和學術傳統?從思想史上看,這個問題身後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辯的一個結果。從東西文化的交流(這種交流在當時不如說是相遇)來看,是西方強勢文化擴張的全球化,以及東方弱勢文化主動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個後果。從當時學術界的心態來說,這是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學術救國等民族自強的一種反映:對于別人有的,要麽我們原本就有,要麽我們現在也應該有,要麽我們將來也一定要有。別人有哲學,我們也有哲學。別人有哲學史,我們也一定要有哲學史。正是在這樣一種學術背景下,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就應運誕生了,並從此就開始了以西方哲學來剪裁中國史料的學科史和學術史。這正如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作序的蔡元培先生所說的,編中國古代哲學史有兩重困難,一是漢學的工夫,也就是國學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學的訓練,而胡適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這裏,不再是過去的學者們所熟悉的“漢宋兼宗”,作為古代理論思維代表的義理之學已不再能和註重名物訓詁的漢學相對,而是“漢學”、“西洋哲學”的“兼治”,西洋哲學已取代“宋學”成為指導思想和方法,因為“我們要編成系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

雖然說胡適所樹立的經典範式是一個歷史性“錯誤”,但胡適本人確實是大手筆,胡適有著深厚的“漢學”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鏡和仿照西方哲學的學科規範來建立中國哲學(史)學科,另一方面在對中國哲學史的講述中,則更多地照顧到中國學術本身的特點和內容,較多地採用漢學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說明。我們現在讀他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可以發覺其中非常平實的行文風格,他更多地是以當時人們所能理解的語言來講解古代的學問,而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學的概念或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史料,當然一些附會也是免不了的。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例如用亞裏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系”,用柏拉圖的“理念說”來解釋朱熹的“理一分殊”等,這種解釋是否有助于人們理解中國哲學,是很值得懷疑的。在港台學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會以儒學、佛學為主的中學與以康德哲學為主的西學時,也創造了一套相當有影響的儒學話語系統和中國哲學範式,其影響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國哲學的學者心目中,隻有一種“西方哲學”,那就是康德的哲學,隻有一種“中國哲學”,那就是經由牟宗三詮釋的“陸王心學”。當這代學人飽讀了西學,再把西學來格中學之義時,由此,又形成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一個新典範:以不斷變化著的西方哲學來演繹中國哲學史料,于是,學者們開始談論作為存在主義者的庄子,竟然討論朱熹的“理”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諸如此類的可怪之論。“通過哲學家們對傳統哲學的整理和詮釋,傳統不是愈來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來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學作為文化系統的一個功能部門,它使人們不是愈來愈親近傳統,而是愈來愈疏遠它。”在中國哲學史這門學科中,我們面對和處理的無疑是中國的史料,然而對這些史料用西方的種種觀念詮釋時,所獲得的所謂中國哲學史,究竟是西方哲學在中國哲學學科中的運用史,還是中國哲學自身的歷史,我們是靠近了中國哲學的精神,是遠離了她,這些都是需要討論的。

胡適的影響很大,是當時亞洲哲學研究的先驅。不管現在人們對他的學術如何評價,但可以說,當時比他更好的沒有了。他在國際上的影響也很大,我們並不能指責前輩學者們走錯了路,因為他們作為學科的領路人,同時也是探路者,在無現成的路可走的情況下,他們在摸索中往哪裏走都是有可能的。這些前輩學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學術背景,他們從跨文化的視野出發,來探討所謂“中國哲學”問題。

作者簡介

(圖)中國哲學史大綱(圖)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1891--1962)學者,詩人。以倡導“五四”文學革命著聞于世。初名,學名洪,字適之。安徽績溪人,幼年在家鄉私塾讀書。思想上深受程朱理學影響。1904年春到上海進入新式學堂。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赴美國,先後就讀于康奈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1914年就學于哲學家J.杜威,深受其實用主義哲學的影響。1917年1月,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新青年》雜志發表,提出文學改良八事,強調以白話代替文言作正式的文學語言,為以新文學取代舊文學開啟了缺口,被詡為文學革命“首舉義旗的先鋒”,一時享譽全國。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傳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李大釗等同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他陸續發表一些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A.都德、G.de莫泊桑、挪威H.J.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于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批新詩。胡適信奉實用主義哲學。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原想20年不談政治的態度。他于20年代辦《努力周報》,30年代辦《獨立評論》,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都屬政治性刊物。1938~1942年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

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8年返台灣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一生的學術活動主要在史學、文學和哲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 <嘗試集> 、《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治學方法。晚年潛心于《水經註》的考證,但未及寫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章節目錄

目錄  

再版自序

凡例

第一篇  導言

第二篇  中國哲學發生的時代

第一章  中國哲學結胎的時代

第二章  那時代的思潮一詩人時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

第一章  孔子略傳

第二章  孔子的時代

第三章  《易》

第四章  正名主義

第五章  一以貫之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