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全國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會。國民黨領導汪精衛、徐謙等也列席會議。

  • 中文名稱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 時間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
  • 地點
    武漢
  • 參會人數
    82人

歷史背景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嚴重失敗。此後,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鬥爭,需要中國共產黨對情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採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黨的五大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召開的。全體黨員期望這次大會能正確判斷當前局勢,回答大家最為關註的如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的問題。​

會議詳情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張太雷、李立三、李維漢、陳延年、彭湃、方志敏惲代英、羅亦農、項英、董必武、陳潭秋、蘇兆征、向警予蔡暢向忠發羅章龍賀昌、阮嘯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2人,代表著57967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羅易、鮑羅廷、維經斯基等出席了大會。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 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代表們對陳獨秀的錯誤進行了批評。會前,瞿秋白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了《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會上他把該書發給大家,並作了系統發言。針對陳獨秀報告關于統一戰線上的錯誤,蔡和森在發言中指出:中國小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過去之弱點及現在動搖,說明能領導革命到底並取得勝利的隻有無產階級政黨。我們應以堅決的無產階級的領導去製勝小資產階級的動搖與猶疑。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鬥爭。

大會通過了《政治情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等,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隨後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主要內容

大會討論並通過了以下決議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

《對于職工運動議決案》

<對于組織問題議決案>

《對于土地問題議決案》

<政治情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

《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 中國共產黨第五屆中央領導機構

1927年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在隨後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新的領導機構。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第一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中央委員名錄

中央委員: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瞿秋白、劉少奇、蘇兆征、張太雷、阮嘯仙、任弼時、陳延年、羅亦農、賀昌、向忠發、彭湃、項英、彭公達、趙世炎、惲代英、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等33人。 候補中央委員

毛澤東、陳潭秋、陸沉、黃平、李振瀛、袁達時、林育南、吳雨銘等14人

國民黨代表名錄

孫科 譚延闓 汪精衛徐謙

共產國際代表名錄

多裏奧 緯經斯基 羅易鮑羅廷 米夫

歷史意義

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並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 陳獨秀主持大會,並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政治與組織的報告> 。這個報告整個基調是右傾的,既沒有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也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和政策,還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如說中山艦事件退卻讓步是正確的;無產階級不應搞政治鬥爭和武裝鬥爭,隻應進行經濟鬥爭等。還提出了“向西北去”的逃跑主義理論。陳獨秀報告之後,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羅易作了題為《中國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的作用》的講話。接著,大會對陳獨秀的報告進行了討論。瞿秋白、蔡和森、毛澤東、任弼時、惲代英等許多代表發言,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經過鬥爭,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于上年11月提出的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了陳獨秀在過去中央領導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的右傾錯誤,否決了陳獨秀“向西北去”的錯誤主張,提出了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陳獨秀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由于當時全黨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還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認識,因此,會議沒能改變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大會在陳獨秀的操縱下拒絕討論毛澤東向大會提出的關于加速深入農民鬥爭,立即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提案,甚至把毛澤東排斥于大會之外,剝奪他在大會上的表決權。

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情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大會還發表了《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和《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這些檔案把蔣介石的叛變革命當作整個資產階級都叛變了,從而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同時,又把汪精衛、唐生智等人當作激進的小資產階級代表,對他們抱有很大的幻想,對他們公開叛變革命的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準備。大會提出了土地革命的要求,規定了將土地無條件地轉給農民的原則,但又將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汪精衛集團身上。更為重要的是,大會沒有認真討論如何實現和發展黨直接領導革命軍隊的問題。因此,會議雖然對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批評,卻沒有拿出糾正這些錯誤的任何辦法。

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雖然召開在革命的危急關頭,卻沒有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但周恩來、任弼時等一批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有所認識、有所抵製的同志,被選進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為後來糾正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提供了組織上的準備。

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的革命武裝等迫在眉睫的重大問題,都未能作出切實可行的回答,因此,難以承擔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結束中央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製定正確的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方針,是在3個月後的八七會議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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