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處機

丘處機

丘處機(1148年-1227年),字通密,道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省)人,道教主流全真道掌教、真人、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養生學家和醫葯學家。丘處機為南宋、金朝、蒙古帝國統治者以及廣大人民民眾所共同敬重,並因以74歲高齡而遠赴西域勸說成吉思汗止殺愛民而聞名世界(行程35000裏)。

道教歷史和信仰中,丘處機被奉為全真道"七真"之一,以及龍門派的祖師。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丘處機被描述為一位豪邁奔放、武藝高強的道士,以及抗金護民的民族英雄人物,這也使他更為大眾所知。

1227年(正大四年),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80歲,瑞香氤氳整個北京城三日,世人稱奇。元世祖時,追尊其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天下百姓為紀念"邱神仙"的無量功德,遂定其生辰正月十九為燕九節,歲歲慶祝至今,是京津地區的著名風俗之一。

  • 中文名稱
    丘處機
  • 別名
    丘通密
  • 國籍
    中國
  • 民族
    漢族
  • 逝世日期
    公元1227年
  • 職業
    全真教掌教
  • 信仰
    道教
  • 主要成就
    掌管天下道教
  • 代表作品
    《長春祖師語錄》
  • 時代
    金末元初
  • 道號
    長春子
  • 追封
    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個人簡介

丘處機

丘處機,自幼失去雙親,嘗遍人間辛苦。從童年時就向往修煉成“仙”,少年時棲身村北的公山,過著“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的生活。傳說,他為了磨煉意志,曾一次次將銅錢從石崖上扔進灌木叢,直到找到為止。

(1148年)農歷正月十九日生於山東登州棲霞。1167年開始學道。1168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王重陽為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1169年(金大定九年),王重陽攜弟子4人西遊,途中病逝于汴梁城,彌留之際囑咐說:“處機所學,一任丹陽。”自此,丘處機在馬丹陽教誨下,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

1168至1170年間,丘處機跟隨王重陽在山東和河南傳教。1170年春,王重陽在河南汴梁逝世後,丘處機跟隨同門馬鈺、譚處端和劉處玄到陝西終南山拜會王重陽的朋友,及後於1172年將王重陽遷葬終南山。

1174年(金大定十四年)8月,丘處機隱居皤溪(在今陝西省寶雞市西南部)潛修7年,又到隴州龍門山潛修6年。這期間,他“煙火俱無,簞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獨坐”,生活極為清苦,但“靜思忘念,密考丹經”,潛心于養生學和道學的研究,並廣交當地文人學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處機應金世宗召,從王重陽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陽、馬丹陽(時已去世)像于官庵,並主持了“萬春節”醮事。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誡。名聲大振。

1191年(金明昌二年)秋,丘處機回歸故裏修建濱都宮(賜號太虛觀)作為傳道之所。

北京白雲觀邱祖殿北京白雲觀邱祖殿

生平經歷

丘處機

丘處機本名不詳,金熙宗皇統八年農歷正月十九日(1148年2月10日)生于山東登州棲霞。1166年開始學道。1167年拜全真道祖師王重陽為師,王重陽為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1168至1170年間,丘處機跟隨王重陽在山東和河南傳教。1170年春,王重陽在河南汴梁逝世後,丘處機跟隨同門馬鈺、譚處端和劉處玄到陝西終南山拜會王重陽的朋友,及後于1172年將王重陽遷葬終南山。

1174年為王重陽守喪的期限屆滿後,丘處機先後在陝西寶雞磻溪和隴州龍門山修煉十餘年,自此聲望日隆。1186年冬,他重返終南山主持“祖庭”(今重陽萬壽宮)事務。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春(1188年),應金世宗的詔書邀請前往中都會面,受命主持萬春節醮事,留居官庵,期間獲得金世宗三次召見。他在中都留居半年後,當年秋天得到同意返回的聖旨,1189年春,返回終南山祖庭。

1191年冬,由于金章宗限製全真道在陝西的活動,丘處機被迫帶領部分弟子回到故鄉棲霞。稍後,他將舊宅拓建為太虛觀,繼續弘揚道法。

掌教時期

1203年劉處玄逝世,丘處機成為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處機掌教時間長達二十四年,期間他在政治和社會上積極發揮自己的影響,使全真道的發展進入興盛時期。

在1203至1219年間,他在山東蓬萊、芝陽、掖縣、北海和膠西等地傳教;1214年,山東發生楊安兒起義,金朝駙馬都尉僕散朝恩請丘處機協助招撫亂民,憑藉丘處機的聲望,登州和萊州等地很快恢復平靜;又1216至1219年間,南宋和金朝政府屢次詔請丘處機赴朝,但他都沒有前往。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

無情不過帝王家。這句古訓對于絕大多數古代帝王都是適用的,但用于成吉思汗與丘處機之間的關系,則謬矣!

歷代帝王都有一個共同的追求,就是長生不死。成吉思汗晚年也是這樣。道家在中國源遠流長,道家的“長生術”在民間廣為流傳。金興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聽身邊的漢臣劉仲祿說丘處機法術高超,道行深遠,于是,產生了與丘處機相見的想法。

成吉思汗與丘處機成吉思汗與丘處機

丘處機生于金熙宗皇統八年(1148年),山東登州棲霞人。那時,金朝與南宋以淮河為界。從出生地來說,丘處機是金朝人。丘處機19歲出家為道,拜全真道教主王重陽門下。王重陽為他取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靜散人孫不二(馬鈺之妻)合稱“全真七子”。在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中,全真七子的天罡北鬥七星陣威震天下。

1217年,丘處機接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全真道進入鼎盛時期。此時,南方有宋,中原、東北有金,西部有夏。三年後,成吉思汗統一草原,建立蒙古帝國,中華大地由“三國演義”變成“四國演義”,群雄逐鹿,狼煙滾滾。民間傳說,丘處機有長生之術,其年齡有300歲。“四國”之中,有3位帝王先後邀請丘處機,首先是金宣宗,他請丘處機赴汴梁(金朝都城,今河南開封);第二是宋寧宗,他請丘處機到臨安(南宋都城,今杭州);第三是成吉思汗,他請丘處機臨草原。丘處機認為金朝有“不仁之惡”,南宋有“失政之罪”,都被他拒絕了,丘處機選擇了成吉思汗。

1219年陰歷五月,成吉思汗派劉仲祿赴山東邀請丘處機。劉仲祿原是金國人,蒙古大軍攻入燕京(今北京)不久歸降蒙古。他能做鳴鏑,通曉醫術,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成為成吉思汗的近侍官。劉仲祿奔波達7個月,于陰歷十二月到山東萊州昊天觀。

《長春真人西遊記》是丘處機的弟子李志常跟隨丘處機西行寫的日記,該書成書于1228年,共二卷。上卷寫丘處機師徒西行來到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西北坡八魯灣成吉思汗行宮覲見,然後回到中亞名城撒馬爾幹(今烏茲別克)。下卷記載丘處機講道的經過、東歸的行程。此書不但記錄了丘處機一行沿途所見的山川地理、風土人情,還記錄了丘處機的生平,以及途中詩作。此外,該書還收錄了成吉思汗的詔書一道,聖旨四道。

《長春真人西遊記》載:“成吉思汗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成吉思汗派遣近臣劉仲祿帶著虎頭金牌,金牌上刻著“如朕親行,便宜行事”8個字。跟隨劉仲祿同行的有20名蒙古兵,劉仲祿傳達了成吉思汗的聖旨,懇切邀請丘處機蒞臨草原。

1220年正月十八,73歲高齡的丘處機帶趙道堅、尹志平、夏志誠、王志明、李志常等18名弟子離開昊天觀,陰歷二月二十二到達北京。成吉思汗雖然不住在北京,但北京的蒙古軍將領知道,成吉思汗已于1219年六月西征花剌子模。丘處機覺得自己年事已高,萬裏迢迢,恐有不測,他想約成吉思汗來北京見面。于是,他給成吉思汗寫了一封信。

丘處機在北京逗留了近8個月,1220年陰歷十月,丘處機才收到成吉思汗的回信。成吉思汗信中寫道:“雲軒既發于蓬萊,鶴馭可遊于天竺。達磨東邁,元印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闊,瞻幾杖以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成吉思汗既客氣又恭維,他說,您的仙駕既然已經從蓬萊駛出,還是可以到達西域天竺的。當年達摩東來,創立禪宗之法,心靈得到超脫;老子西行,教化西方胡人,自身修成正果。我離您雖遠,但對于您這樣的得道仙人來說,用拐杖量幾下就到了,算不了什麽的。這樣回復您的來信,足以表明我對您誠意。同時,成吉思汗又命劉仲祿:“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

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第一次見面之前,一直稱他為“真人”。從第二次見面開始,稱丘處機為“神仙”,此後,再也沒有改變。

丘處機和成吉思汗的使臣商量後,確定1221年春天出發。丘處機又在北京過了一個冬天,二月初八登程,四月初一抵達漠北草原成吉思汗的老營。成吉思汗最小的弟弟帖木格留守于此。帖木格為丘處機提供了馬牛各百匹(頭)。辭別帖木格,丘處機由北東草原,橫穿蒙古本土,于1221年陰歷十一月十八,到達撒麻耳幹城。丘處機在城中又過了一個冬天,1222年三月初,在成吉思汗的大將博爾術保護下渡過阿姆河(今烏茲別克與阿富汗界河),四月初三達到成吉思汗駐地。

丘處機從北京到成吉思汗的駐地,歷時14個月,行程萬餘裏。有詩贊曰:“為民萬裏路,和平神仙行。”《長春真人西遊記》記載了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的12次談話。

成吉思汗與丘處機的12次談話大致如下:

第一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四月初五。“上悅,賜坐,食次,問真人遠來,有何長生之葯以資朕乎?師曰: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葯。”成吉思汗很高興,賜坐之後又命人端上吃的。成吉思汗直截了當地問:“真人遠道而來,給我帶來了什麽長生葯啊?”丘處機坦誠地回答:“有強身健體之法,沒有長生之葯。”又載:“上嘉其誠實,設二帳于御幄之東以居焉。”成吉思汗贊許丘處機的坦誠,命人在他住的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好靜處。上令從便。”第二天,成吉思汗派近侍官合住到丘處機帳中,傳達成吉思汗的話:“真人每天到成吉思汗御帳和大汗一起用餐行不?”丘處機自稱“山野”,他說:“我是修道之人,喜歡安靜,不過,既然皇上說了,那就按皇上的意思辦吧。”這次見面前後6天。

第三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九月十五。“師有所說,即令太師以蒙古語譯奏,頗愜聖懷。”丘處機說的是中原話,太師阿海翻譯成蒙古語,成吉思汗聽了深受啓發。

第四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十月初九。“清夜,再召師論道,上大悅。”這天晚上,成吉思汗又召見丘處機論道,成吉思汗聽了非常高興。

第五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十月二十三。“又宣師入幄,禮如初。上溫顏以聽,令左右錄之,仍敕志以漢字。”成吉思汗又請丘處機來到他的宮帳,還像當初見面那樣尊重丘處機。成吉思汗靜靜地聽丘處機講道,仍然讓左右侍從用漢字記錄。此後的八天中,丘處機與成吉思汗一路向東同行,住所不固定。十一月初一,丘處機和成吉思汗分手。

第六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十一月初六。這次見面是太師阿海受成吉思汗之命,來到丘處機的住所相邀。阿海轉達成吉思汗的話說:“左右不去,如何?師曰:不訪。”成吉思汗不讓丘處機的弟子跟隨,丘處機說可以。同時,丘處機也請阿海轉達他的想法。丘處機喜歡安靜,他不想住在成吉思汗軍中,一是成吉思汗軍中人馬眾多,二是成吉思汗總是賞賜給他財物。成吉思汗答應了丘處機。

第七次談話是1222年陰歷十二月二十八。“帝問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氈,野有繭則禁其採,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嘗聞二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眾。上悅,曰:神仙是言,正合朕心。”成吉思汗問打雷的事,丘處機說:“我聽說蒙古人夏天不在河中洗澡,不洗衣服,不洗氈子,野地裏有蘑菇也不準採食,怕觸怒天威,這不是敬天之道。天下間的罪行有千種萬種,但最大的罪是不孝,上天打雷就是在警示不孝啊。我還聽說蒙古國的風俗中,很多人不孝敬父母,皇帝可憑借您的影響力禁止這些不合天道的行為。”成吉思汗高興地說:“神仙這番話正合朕意。”這次見面,成吉思汗把他的兒子、諸王和大臣也叫來了,讓他們牢記丘處機的話。

第八次談話是1223年陰歷二月初七。“師入見,奏曰:山野離海上,約三年回,今茲三年,復得歸山,固所願也。”丘處機見到成吉思汗說:“我離開我的道觀時說三年返回,現在已經三年了,請讓我回去,滿足我的心願吧。”“上曰:朕已東矣,同途可乎?”成吉思汗說:“朕正在東行,我們一起走行不?”丘處機喜靜、不張揚、低調的個性又表現出來,他婉言回絕了成吉思汗。

第九次談話是1223年陰歷二月初八。成吉思汗打獵時摔下馬,丘處機勸他“宜少出獵”,成吉思汗的回答是:“但神仙勸我語,以後都依也。”你勸我的話,我以後都聽。

第十次談話是1223年陰歷二月二十四。“再辭朝”,丘處機再次向成吉思汗請求離去。

第十一次談話是1223年三月初七。“又辭,上賜牛馬等物,師皆不受。”丘處機第三次都向成吉思汗請辭,成吉思汗隻得答應。成吉思汗賞賜給丘處機牛馬,丘處機什麽也不要。成吉思汗給了丘處機一道聖旨,免除丘處機師徒的所有稅賦和差役,丘處機欣然接受。

第十二次談話是1223年三月初十。“辭朝行”,丘處機離開成吉思汗返鄉。

丘處機對成吉思汗說了很多很多,但歸納起來隻有三個方面:一是治國之理——止殺,二是強身之要——清心,三是教民之法——行孝。這三個方面的核心是“止殺”。《元史·丘處機傳》載:“拳拳以止殺為勸”以赤誠之心勸成吉思汗不要殺人。又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成吉思汗西征,每天都為前線戰事而勞神,丘處機每每勸諫成吉思汗:凡是要統一天下的人,一定不會把殺人當成嗜好。當成吉思汗問起治國方略時,丘處機的回答是:敬天愛民是第一要務。

丘處機與成吉思汗分別後,成吉思汗對丘處機十分關心,他多次寫信給丘處機,表達其深深的思念之情。《長春真人西遊記》又載:“元帥賈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自春及夏,道途匪易,所得食物、驛騎好否?到宣德(今河北宣化)等處,有司在意館榖否?招諭在下人戶得來否?朕常念神仙,神仙無忘朕。”元帥賈昌從成吉思汗的駐地趕來,傳達成吉思汗的問候:“神仙春天時離開我,現在已經是夏天了,沿途艱辛,吃的好不?住的好不?車駕好不?到了宣德等地,地方官安排的滿意不?那些歸降我的人迎接你沒有?朕經常想起神仙,神仙也不要忘了朕。可見,成吉思汗對丘處機想得多麽周到。

丘處機離開成吉思汗,又走了大約一年。1224年春,丘處機西行歸來,到達北京。在他餘生的三年多時間裏,再也沒去山東。

1227年,成吉思汗全力進攻西夏,戰事很緊張,但他仍不能忘記丘處機。《長春真人西遊記》載:“五月二十有五日,道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傳旨改北宮仙島為萬安宮(北京北海太液池南部),長春觀為長春宮(今白雲觀),詔天下出家善人皆隸焉,且賜以金虎牌,道家事一仰神仙處置。”陰歷五月二十五,道人王志明從秦州而來,他帶來了成吉思汗的聖旨,聖旨中說,將北宮仙島改為萬安宮,長春觀改為長春宮,令天下出家修煉之人都要聽從丘處機的管理,並賜金虎牌,強調道家的一切事務全部由丘處機決斷。 

一般來說,佛家修煉的地方叫寺,道人修煉的地方叫觀,帝王的住所才叫宮。成吉思汗改“觀”為“宮”,這說明成吉思汗把丘處機視為帝王。禮遇之高,由此可見。

1227年陰歷七月初九(公歷8月22日),丘處機在北京白雲觀仙逝,享年80歲。陰歷七月十二(公歷8月25日),成吉思汗病逝于甘肅省清水縣,享年66歲。

從成吉思汗和丘處機相見到各自離開人世,前後5年多,他們相處的時間不算長,但丘處機的“止殺”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成吉思汗,此後蒙古鐵騎征戰,大大減輕了對平民的傷害。今天,北京白雲觀中的邱祖殿(後人因避孔子名諱,將“丘”改為“邱”),有一副乾隆皇帝寫的對聯:“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既表達了對丘處機的敬仰,也表達了對成吉思汗從善如流的贊譽,同時,也概括了成吉思汗和丘處機之間至誠至深的交情。2013年,由王坪導演、冉平編劇的電影《止殺令》上演,該片就取材于丘處機西行與成吉思汗會面的故事。

1224年春天,丘處機應燕京官員的邀請主持天長觀。1227年,成吉思汗下詔將天長觀改名長春宮(今北京白雲觀),並賜「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處置”,即詔命丘處機掌管天下道教。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金朝正大四年、1227年)農歷七月初九日,丘處機在長春宮寶玄堂逝世,享齡80歲。在逝世一周年,他的弟子將他安葬在長春宮內的處順堂。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下詔贈封他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史料記載

《醫源資料庫》:丘處機 ,著名道士、養生家。1148-1227年,字通密,自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今屬山東煙台市)人。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曾應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詔前往西域雪山,應其“有長生之葯否”之問時,答以“有衛生之道,無長生之葯。”“敬天愛民之本”“清心寡欲為要”,並以戒殺、清心寡欲等養生之理勸喻太祖。太祖深深折服,並予虎符及璽書贈之。後定居北京,建白雲觀,卒葬後殿中,墓今尚存。養生專著有《攝生訊息論》一卷等。

相關歷史

大定年間,學道于全真教祖師王重陽,與另外六弟子被稱為“七真”或“全真七子”。王重陽死後,他隱居皤溪(今陝西寶雞東南)、隴州(今陝西隴縣)等地,潛心修煉,漸有聲名。曾一度被金世宗召至中都(今北京)傳教。後還鄉,隱居棲霞山

金興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聽隨行的中原人介紹丘處機法術超人,遣使相召。1220年秋,丘處機率弟子從山東萊州動身,經宜化(今河北宜德),越野狐嶺,東北行至呼倫貝爾,再沿怯綠連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甫下經別十八裏、昌八裏(今薪疆昌吉)、阿力麻裏,塔刺思河、塞藍。(今哈薩克奇姆肯特)、霍闡沒輦(錫爾河)、撒馬爾罕、碣石(今烏茲別克沙赫裏·沙勃茲),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與成吉思汗會見。進言“敬天愛民為本”,“清心寡欲為要”,被尊稱“神仙”。

東歸後,受命在燕京太極宮主管天下道門,使全真道得到較大發展。死後遺骸葬于白雲觀(在今北京宣武區)。著有《溪集》、《鳴道集》等。徒弟李志常著《長春真人西遊記》,記其西行經過。

丘處機自幼失去雙親,嘗遍人間辛苦。童年時即向往修煉成“仙”。棲身村北之公山,過著“頂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飲松風”的生活。為磨煉意志,曾一次次將一枚銅錢從石崖上扔進灌木叢,然後再去尋找,不得不止。

19歲時,丘處機獨自去昆嵛山煙霞洞修行。翌年9月,聞陝西終南山道士王重陽至寧海州傳道,遂下山拜其為師,成為王重陽第一位弟子。他以虔誠、機敏和勤勉好學,深得王重陽器重。1169年(金大定九年),王重陽攜弟子4人西遊,途中病逝于汴梁城,彌留之際囑咐說:“處機所學,一任丹陽。”自此,丘處機在馬丹陽教誨下,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1174年(金大定十四年)8月,丘處機隱居皤溪(今陝西省寶雞市西南)潛修7年,又遷隴州龍門山潛修6年。期間,他“煙火俱無,簞瓢不置”,“破衲重披,寒空獨坐”,生活極為清苦。但他“靜思忘念,密考丹經”,潛心于養生學和道學的研究,並廣交當地文人學士,獲得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

丘處機

1188年(金大定二十八年)3月,丘處機應金世宗召,從王重陽故居赴燕京(今北京),奉旨塑王重陽、馬丹陽(時已去世)像于官庵,並主持了“萬春節”醮事。向皇帝作“持盈守成”的告誡。由此名聲大振。

1191年(金明昌二年)秋,丘處機回歸故裏修建濱都宮(賜號太虛觀)作為傳道之所。1206年(金泰和六年),他重返寧海,改馬丹陽故居為玄都觀。1208年後,丘處機曾兩訪嶗山,足跡遍及青州、登州、萊州等地,擴大了全真教的影響,1214年(金貞祐二年),益都楊安兒起義軍攻克登、萊等州,丘處機奉旨招撫了部分義軍。其時,金、蒙、南宋三勢鼎立,爭相詔求丘處機,他概不應詔。 1219年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劉仲祿持詔書相邀,丘處機說:“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處無敢違。”遂帶弟子18人前往。歷時3年,行程萬裏,74歲高齡的丘處機終于會成吉思汗于雪山。每每進言:“要長生,須清心寡欲;要一統天下,須敬天愛民。”此講深得成吉思汗贊賞,口封“神仙”。在丘處機的影響下成吉思汗曾令“止殺”。1224年(元太祖十九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同年,丘處機曾持旨釋放淪為奴隸的漢人和女真人3萬餘。並通過入全真教即可免除差役的方式,解救了大批漢族學者。自此,全真教盛極一時,丘處機的聲譽亦登峰造極。寺廟改道觀、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計其數。1227年(元太祖二十二年),丘處機病逝于天長觀,終年80歲。元世祖時,追封為“長春演道主教真人”。

人物著作

丘氏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其道教詞是同類中的上乘之作,前人對其評價甚高,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詞》收入其詞作的全部內容,顧嗣立編《元詩選》、陶湘補編《景宋金元明詞》、周泳先編《唐宋金元詞鉤沉》、朱祖謀輯《瞗村叢書》亦收入其詩詞。 丘詞收入《磻溪集》,該書主要是丘處機居磻溪、龍門修道時所作,後由其門人編輯結集,共六卷,《正統道藏》收入太平部。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詞》收入其詞作的全部內容,該書“據影印金本及道藏校補朱本”,又據相關書籍增補了十九首,這樣一來,丘詞被唐圭璋先生搜羅殆盡。

丘處機

丘處機遺著有《大丹直指》、《攝生訊息論》、《蹯溪集》和《鳴道集》等。其詩詞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的代表性,後人所編《元詩別裁》、《詞林紀事》都選有他的作品。《蹯溪詞》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輯于《疆村叢書》。丘處機西遊經歷,由其弟子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詳載。

主要思想

丘處機在《長春祖師語錄》中指出: “生滅者形也,無生滅者性也,神也。有形皆壞,天地亦屬幻軀,元會盡而示終。隻有一點陽光,超出劫數之外,在身中為性海,即元海也。”全真道把成仙證真的根據建立在人心所具有的“真性”上,超出生死或長生成仙之道,唯在自心中體認真性。“按全真道的觀點,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隻因被邪念遮蔽迷亂而不自覺,隻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于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便可于一念間頓悟,乃至超出生死”。全真道的這種唯重修心見性以期超出生死的修煉路線,已十分接近佛教之道。修心見性的具體做法是什麽呢?

丘處機在《北遊語錄》中指出:“但心定,行住坐臥皆是行道。如心定,有為也是,無為也是;心不定,處有為也不是,無為也不是。”也就是說,首先要心定,從而清除妄念,磨盡愛欲、除去舊習。故丘氏在《舍本逐末》詩中雲:“一念無生即自由。”又如其《月中仙·山居》雲:“天生耿介,愛一身孤僻,逍遙雲壑。利名千種事,我心上、何曾掛著。”他的《無俗念·性通》上片很好地表現出這一點:“法輪初轉,慧風生、陡覺清涼無極。皓色凝空嘉氣會,豁蕩塵煩胸臆。五賊奔亡,三尺逃循,表裏無蹤跡。神思安泰,湛然不動戈戟。”又如:“放四大,優遊無所為。向碧岩古洞,完全性命,臨風對月,笑傲希夷。一曲玄歌,千鍾美酒,日月迴圈不老伊。”故況周頤曰:“丘長春磻溪詞,十九作道家語,亦有精警清切之語。”其《無俗念·靈虛宮梨花詞》最為後人所欣賞:“春遊浩蕩,是年年、寒食梨花時節。白錦無紋香爛漫,玉樹瓊葩堆雪。靜夜沉沉,浮光靄靄,冷浸溶溶月。人間天上,爛銀霞照通徹。渾似姑射真人,天姿靈秀,意氣舒高潔。萬化參差誰信道,不與群芳同列。浩氣清英,仙材卓犖,下土難分別。瑤台歸去,洞天方看清絕。”

其次是外修功行。王喆去世後,七大弟子分至各地傳教,但他們對王喆的宗教思想的理解各有不同,丘處機在繼承王喆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龍門派內外雙修的基本原則。與王喆的其他弟子相比,丘氏所開創的龍門派更註重吸收儒家思想,顯示出儒家所具有的入世傾向。

著名學者錢穆曾論述丘處機之學與馬鈺之學的差異,他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中認為:“丹陽(馬鈺)之學似多參佛理,獨善之意為多。長春之學似多儒術,兼善之意尤切。而兩人之學皆出重陽,蓋重陽宗老子而兼通儒釋,而丹陽、長春則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錢先生所論極是。丘處機在論述修心見性時,主張從積累功行開始。如前所述,全真道認為自心真性本來無欠無餘,隻因被妄念遮蔽迷亂而不能自覺。雖然製服妄念可以真接從煉心方面入手,煉盡妄念,僅存正念,久而久之正念亦除,達到于一念不生處體證真性,直到超出生死。但丘氏根據自己的修行體會,感到僅僅單純地以心製念,難度很大,也應該在塵世中錘煉,同時在這種錘煉中積累功行,直到功行圓滿,道心自成。

《北遊語錄》中轉引丘處機的話說:“俺學者,下志把握心情,自內觀其心至寂無所寂地面,前後百回,雖鬼神至靈不能窺測,忽一念橫起,自不可遏,用盡智力,終無可奈何,此無它,隻是少闕功行也。”所以,丘氏開創的龍門派一方面重視修心見性,另一方面也重視外修功行。丘氏提倡的內外結合實際上就是儒道結合,內道外儒,這也是王重陽三教合一宗教思想的一種體現。任繼愈先生認為它已成為儒教的一個支派:“應當指出,金元時期的全真教把出家修仙與世俗的忠孝仁義相為表裏,把道教社會化,實際上是儒教的一個支派。”

丘氏的外修功行主要表現在為民做實事上,最著名的是他不顧年老體衰,萬裏西遊,勸成吉思汗戒殺這一壯舉。《磻溪集》收錄了他在出發前寫的《復寄

燕京道友》,詩雲:“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裏,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其愛民之心溢于言表。實事上,他也得到了人民的愛戴、關心,如其《滿庭芳·述懷》雲:“逐疃巡村過處、兒童盡、呼飯相留。”《無漏子·樂道》亦雲:“昏告宿,餒求食,坊村沒阻顏。”

第三,積極進行齋醮活動。雖然金元全真道繼承的是鍾呂內丹派,以個人修煉成仙為其宗旨,但是也繼承傳統的修煉方法,進行齋醮煉度。另一方面,個人修煉的影響畢竟有限,為了全真道的發展,故從馬鈺開始,在傳教的方式上逐漸興起了齋醮之風,通過禱雨祈晴等活動,以便吸引更多的信徒。劉處玄、王處一的齋醮之事較為頻繁,丘處機的齋醮活動就更多了。

全真道士所進行的內修心性、外修功行的修煉,是以極端的僧侶禁欲主義為基礎的,是苦修。他們從開始起,就仿印度佛教初期之製,建立了出家製度,倡修苦行,不準有妻室,該製度是與其成仙證真的信仰和內丹修煉的要求相適的。全真道還吸取了愛染緣起之說,把傳統道教的節欲思想發展到極端,宣稱家庭、親情的虛妄。他們把家庭看成“牢獄”、“火宅”,稱父子夫妻親情為“金枷玉鎖”,宣揚人的七情六欲是成仙證真的大障,要人把七情六欲都消散。丘處機身體力行,“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簟瓢不置也。……晝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隱隴州七年,如在磻溪時。”丘氏在磻溪六年,晝夜不眠,這是最使人驚嘆之處。

小說人物

金庸小說中的丘處機

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和《神雕俠侶》中,丘處機與其餘六位同門合稱「全真七子」,是一位武學名家。小說描寫與歷史事實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特別是丘處機傾向支持南宋的立場,便與歷史大相逕庭。

殷謙小說中的丘處機

丘處機

太祖十四年①,大汗西征,懸旌萬裏,金戈鐵馬,直搗花剌子模國。行軍中見彗星出西北,遂以為不祥。大汗問耶律楚材曰:“彗星西出,此何征兆也?”耶律楚材曰:“臣聞宋有方士丘處機,百歲之人能與神通,且天文地理無所不知,傳其洞悉長生之術,宋人皆謂之神仙也,君可詔召入見。”大汗曰:“神仙可來否?”耶律楚材曰:“金人貪而無道,而宋怨之。今大汗欲西征,必得西域之地,而後滅夏,金可得矣。鐵騎所到之處,無有不降者,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今宋人皆自危,大汗詔召入見,方士必來。臣聞方士年邁,隻恐……”大汗曰:“無妨,既是神仙,自異于常人也,縱有萬裏之遙,如近在咫尺。”耶律楚材聞之,默然無以應。

太祖十五年②春,金將武仙于真定入降。九月,木華黎駐軍真定,當是時,大汗以近臣劉仲祿為使,奉《召丘神仙手詔》南下聘丘處機。木華黎聞宋、金亦遣使詔丘處機,令武仙以三千騎先遣往謁,告真人曰:“天子欲召見真人,請待來使。”丘處機猶豫未決。十月,劉仲祿至,宣大汗詔諭,乃教真人應詔西行。眾皆憂勞真人,乃勸辭之,以應詔宋、金。丘則不然,謂眾曰:“今大汗欲成霸業,故得數萬之眾不足以為疆,得千裏之地不足以為廣,今御駕親征,西伐異域,難得而製也。其後必東征大金,南服宋夏,背北而成天下王。老朽悉知鐵騎過往之處,千裏無煙,民不堪命,故憂之也。當此之時,棄民墜塗炭而不顧,于心何忍也,此番西行,望化梟為鳩,實乃天賜蒼生之洪福也。”眾復勸之不能。真人意決,攜十八弟子隨劉仲祿西行,自為詩曰:“辭家別袂到西壤,萬裏赤地話凄涼。豈我薄情絕親友,隻為蒼生免災殃。”眾閱之,無不流涕而去者,遂于一夜眾口交傳,出行之日,萬民攀送,淚別百裏……

以上內容節選自長篇小說《成陵密碼》,殷謙 著,北京東方資治文化傳播中心著作權所有。

文學影響

丘處機不僅在政治上有遠見卓識和濟世安民的抱負,而且有淵博的文化知識,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中也做出了貢獻。

丘處機詩詞也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從目前保留下來的近五百首詩和一百五十首詞看,丘處機繼承了唐詩宋詞之長,不追求辭藻之華麗,自有樸實、流暢、明快之風格。他把寫詩填詞作為宣傳道教理論、談機鋒、唱玄的一種方式,許多與文人學士唱和的詩詞中都表現出共同研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有部分詩詞直接反映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憫物》、《因旱作》等詩將社會動亂、萬民塗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憤的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丘處機對道教傳統文化的匯集尤為重視,“嘗視道經泯滅,宜為修復之事”,晚年組織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托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歷時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僅儲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時也弘揚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

丘處機西行面晤成吉思汗,也是元國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個縮影。丘處機西行途中遍及今蒙古、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烏茲別克阿富汗等國,在所經過的城鎮,宣講道教等中國傳統文化,讓當地人民了解中國和中國的傳統文化,起到了宣傳推動作用。

在今蒙古西部科布多,他還讓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駐于此,建立起全真教的棲霞觀,在當地各民族中招徒授道,宣傳中國傳統文化,並仿效山東等地全真教組織法在當地建立了全真教組織。在中亞的撒馬爾罕等地,除了宣傳道教文化外,還利用成吉思汗賜予的糧食賑濟災民,頗得當地人民擁戴,從而擴大了丘處機和全真教在中亞人民中的影響。丘處機一行所到之處,受到各國統治者和人民的熱烈歡迎。在蒙古境內大石林牙(今吉爾吉斯伏龍芝)、塔什幹、邪米思幹等地,當地人民均獻出美酒佳餚,甚至出現“以彩幡、華蓋、香花前導”的盛大歌舞歡迎場面bt。李志常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多處記載了丘處機一行受到中亞各國、各族人民歡迎的實況。可以認為,丘處機西行過程也是一次增進中國與中亞人民友誼,傳播中原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過程。

總觀丘處機一生,他的三教合一的理論,他的濟世救民的思想與實踐,以及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貢獻,都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與同時代宗教界、思想界代表人物相比較,可以說無出其右者。

倡導思想

丘處機倡導內丹心性說理論和三教合一思想,有別于傳統道教多為“飛升煉丹之術,祭醮禳禁之科”,不重視文化修養的風習,力主文以載道、文道並重,在理論上有所建樹,以便更好地宣傳本門教義。他原先文化水準不高,自入道門以後即刻苦自學,不僅精通道教經典,而且對儒佛二家經典也多有研究。元代人陳時可說丘處機“于道經無所不讀,儒書梵典亦歷歷上口,又喜屬文賦詩,然未始起蒿,大率以提唱玄要為意,雖不雕鐫而自然成文,有《溪》、《鳴道》二集問世”。除了上述兩書外,丘處機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大丹直指》。該書系統地介紹了全真教內丹修煉法之奧秘,理論博大精深,被後人譽為“文簡而理直,實修真之捷徑,入道之梯楷”,是中國道教經典著作之一。

主要成就

政治

丘處機雖長期從事宗教活動,但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論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須要在實踐中給人們帶來好處,而這種實踐又必須要得到統治階級的全力支持。

1188年(大定二十八年),他首先取得當時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睞,一月內兩次在京召見,尋問其長生與治國保民之術。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這是丘處機首次向最高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並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僅親賜大桃以示褒獎,讓他主持萬春節醮事,而且下令在宮庵中塑全真教創始人王喆之像以為紀念,為丘處機擴大全真教的影響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1219年(興定三年),丘處機應邀赴中亞成吉思汗行營與其論道。這是在宗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處機得以實現自己理想與才幹的重大舉措,意義極為深遠。在此之前,丘處機看到金朝國勢衰敗,乃隱居于家鄉棲霞傳道授徒,並先後謝絕了金朝與南宋統治者欲請其輔政的邀請。然而他卻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辭數萬裏艱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行營,面見蒙古大汗,充分表

丘處機畫像

現出這位道教領袖在政治上高瞻遠矚的洞察力。

在成吉思汗西征軍行營內,丘處機與成吉思汗朝夕相處數月,多次與之論道,具體內容見于耶律楚材所編的《玄慶風會錄》一書中。從該書的記載看,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宣傳“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古統治者對所征服地區人民所推行的殘酷殺戮政策。丘處機針對成吉思汗希冀長生之心理,要他將追求“成仙”與行善結合起來,勸告成吉思汗,養生之道重在“內固精神,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就是不要四處征伐,外修陰德就是要去暴止殺。丘處機首先贊揚了成吉思汗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這位大汗的心理,然後勸其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後成功。

成吉思汗後期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在山東為官的木華黎及其繼任者對各地反抗大都採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種因素推動的,但丘處機雪山論道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丘處機仍然不斷勸告蒙元將帥,減少對人民的屠殺。

二是宣傳濟世安民思想,為恢復和發展中原地區社會經濟、救濟貧困百姓、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貢獻。長期以來,丘處機盼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以便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在成吉思汗大營,丘處機反復向其灌輸愛民的道理。 由于丘處機循循善誘的說教,對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觸動,認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還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主張遍諭各地。

丘處機不僅宣傳濟世安民主張,而且也身體力行。在蒙古軍控製的邪米思幹城(今阿富汗境內),他就將從蒙古貴族那裏得到的糧食救濟飢民。 他利用宮觀廣發度牒,安撫了大批無以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從而免除了他們承擔的苛捐雜稅。

此舉在當時影響巨大,以致各階層人士紛紛涌入全真教門下,文人、官吏以與全真教相交為榮,道教其他派別甚至佛教寺廟也掛起全真旗號。丘處機在北京建長春宮(今白雲觀),作為全真教大本營,又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文化

丘處機詩詞也有較高的文學造詣,從保留下來的近五百首詩和一百五十首詞看,丘處機繼承了唐詩宋詞之長,不追求辭藻之華麗,自有樸實、流暢、明快之風格。他把寫詩填詞作為宣傳道教理論、談機鋒、唱玄的一種方式,許多與文人學士唱和的詩詞中都表現出共同研討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還有部分詩詞直接反映社會狀況和人民生活,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憫物》、《因旱作》等詩將社會動亂、萬民塗炭、百姓的痛苦生活和自己悲憤的心境描寫得淋漓盡致。

丘處機對道教傳統文化的匯集尤為重視,“嘗視道經泯滅,宜為修復之事”,晚年組織了重新修撰《道藏》的工作。他委托其弟子宋德芳,在元朝政府支持下,歷時八年,完成重印《道藏》120卷。《道藏》的重修印行,不僅儲存了完整的道教典籍,同時也弘揚了中國古老的傳統文化。

教育

丘處機在弘揚道教文化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學識淵博的傳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聞遐邇的高士。尹志平撰寫的《北遊錄》等書,創造性地繼承、發揮了丘處機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學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窩闊台曾邀其為皇太子講授《道德經》、《孝經》、《》、《》等。元憲宗蒙哥還向其請教治國保民之術。他根據親身伴隨丘處機西行的經歷所撰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內容翔實,文筆生動,堪稱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醫學

丘處機堅持全真教“修仁蘊德濟貧拔苦,見人患難,常懷拯救之心”宗旨,不僅做到了匡救時弊,而且時刻樂于助人。他認為養生學和醫學知識是救人性命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長期研習中國傳統醫學知識,充分汲取《內經》等理論,寫出了《攝生訊息論》這部養生學、醫葯學專著。在這部書中,他根據人身及其活動應與四時相適應的原則,從起居、飲食、精神、環境和防病等方面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如在起居方面,主張人體氣血運行盛衰及腑髒經絡生理機能與四季晝夜之間發生陽消陰長、陰消陽長的生理變化相適應。春季要“夜臥早起,廣步于庭”;夏季要“夜臥早起,無厭于日”;秋季要“早臥早起,與雞俱興”;冬季要“早臥晚起,以待陽光”。起居要保持一定的規律。他還根據內髒病理變化與症狀表現,分述了相肝髒病法、相心髒病法、相肺髒病法、相腎髒病法及其內髒病變的外在表現等,並提出了因時製宜,運用理、法、方、葯進行辯證治療的方法。如強調肝病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酸以補之;當服升麻疏散之劑。心病欲濡,急食鹹以濡之,用苦以補之,甘以瀉之;宜服補腎湯葯,壯腎陽,濡心陰,製心火。肺病宜酸以收之,用辛以補之,苦以瀉之;肺氣燥,宜食芝麻以潤其燥。腎病,宜食鹹以補之,用苦以瀉之,辛以潤之;宜以溫補腎陽、滋補腎陰,利濕化痰等等。

書中還把一年四季按五行、五味與髒腑相配,依照生克製化與陰陽消長原理,論述了每季攝生訊息及註意事項。丘處機在書中提出的養生學和醫葯學知識,至今仍有其科學性極高的參考價值。

歷史評價

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勸說,減少了蒙古軍進攻中原時的殺戮和破壞,使他在當時已得到大眾的高度評價,亦使全真道成為當時最興盛的宗教。後世不少評價,都盛贊丘處機拯救生靈的功德,甚至超越他在宗教上的貢獻,例如全真道道士撰寫的《金蓮正宗記》便收錄了一個故事,記載三個人在討論丘處機的貢獻,首兩個人分別稱許他的修煉精湛和弘道有功,而最後一人則批評兩者「見其小不見其大」,贊揚丘處機的最大貢獻是使「四百州半獲安生」,幸免於難的百姓「不啻乎百千萬億」;又清高宗撰寫一副對聯,謂「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都表達了同類的看法,其中「一言止殺」四字成為簡括丘處機貢獻的常用詞。 丘處機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領袖,而且也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他的最大貢獻是將其濟世安民的思想付諸實踐,對當時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丘處機

丘處機雖長期從事宗教活動,但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論有長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須要在實踐中給人們帶來好處,而這種實踐又必須要得到統治階級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首先取得當時信奉道教的金世宗青睞,一月內兩次在京召見,尋問其長生與治國保民之術。丘處機對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甚愜上意”。這是丘處機首次向最高統治者宣傳自己的主張,並取得了成功。金世宗不僅親賜大桃以示褒獎,讓他主持萬春節醮事,而且下令在宮庵中塑全真教創始人王喆之像以為紀念,為丘處機擴大全真教的影響和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金興定三年(1219),丘處機應邀赴中亞成吉思汗行營與其論道。這是在宗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重大事件,也是丘處機得以實現自己理想與才幹的重大舉措,意義極為深遠。在此之前,丘處機看到金朝國勢衰敗,乃隱居于家鄉棲霞傳道授徒,並先後謝絕了金朝與南宋統治者欲請其輔政的邀請。然而他卻毅然接受了成吉思汗之邀,不辭數萬裏艱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內興都庫什山)行營,面見蒙古大汗,充分表現出這位道教領袖在政治上高瞻遠矚的洞察力。一方面,他深明天下大勢,看到了結束戰亂使國家統一的重任已歷史性地落到成吉思汗及蒙元政權身上,為全真教日後的發展和實現自己的宿願,必須要得到即將出現的新的封建王朝的支持。另一方面,丘處機也從成吉思汗向其下達的詔書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成吉思汗的邀請書表面上請丘處機為己講養生之道,實際上則是詢問治國安邦大計。成吉思汗為治理國家求賢若渴的心境躍然紙上,其深情打動了丘處機,使他把實現理想和抱負的希望寄托在成吉思汗身上,所以能不顧72歲高齡,歷盡艱辛,萬裏西行,開始又一次“外修真功”的重大實踐。

在駐扎今阿富汗境內的成吉思汗西征軍行營內,丘處機與這位大汗朝夕相處數月,多次與之論道,具體內容見于耶律楚材所編的《玄慶風會錄》一書中。從該書的記載看,丘處機對成吉思汗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宣傳“去暴止殺”,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蒙元統治者對所征服地區人民所推行的殘酷殺戮政策。丘處機針對成吉思汗希冀長生之心理,要他將追求“成仙”與行善結合起來,勸告成吉思汗,養生之道重在“內固精神,外修陰德”。內固精神就是不要四處征伐,外修陰德就是要去暴止殺。丘處機首先贊揚了成吉思汗起兵滅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迎合了這位大汗的心理,然後勸其務須禁止殘暴殺戮,才能使事業最後成功。成吉思汗後期統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緩,在山東為官的木華黎及其繼任者對各地反抗大都採用招安措施,固然是由多種因素推動的,但丘處機雪山論道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後,丘處機仍然不斷勸告蒙元將帥,減少對人民的屠殺,“凡將帥來謁,必方便勸以不殺,人有急必周之,士有俘于人者必援而出之,士馬所至以師與之名,脫欲兵之禍者甚眾”。後人對此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救生靈于鼎鑊之中,奪性命于刀鋸之下”。“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二是宣傳濟世安民思想,為恢復和發展中原地區社會經濟、救濟貧困百姓、安定社會秩序做出了貢獻。長期以來,丘處機盼望出現一個好皇帝,以便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金世宗統治時期,一度政治比較清明,因此,獲得丘處機的擁戴和高度評價。然而好景不長。隨著元軍進入中原,與金戰爭不斷,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流離失所。目睹人民痛苦,生靈塗炭,丘處機寫下了“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忍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等滿懷悲憤的感人詩句。他把西行面見成吉思汗當作一個實現自己濟世安民理想的良好契機,並在西行途中,用詩句來表白自己的這一宿願:“十年兵火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去歲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不辭嶺北三千裏,仍念山東二百州。窮急漏誅殘喘在,早教身命得消憂。”他不顧年邁,跨戈壁,過草原,心中念的是“山東二百州”人民。這首詩正是表達了他不辭勞苦萬裏西行欲救民于水火的心情。

在成吉思汗大營,丘處機反復向其灌輸愛民的道理。《元史·丘處機傳》雲:“(太祖)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丘處機還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現象,勸告成吉思汗及蒙古人要有行孝之心。他說:“嘗聞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聞國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眾。”丘處機特別向成吉思汗論述了治理好中原地區的重要性:“普天之下,所有國土不啻億兆,奇珍異寶比比出之,皆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之術為之大備。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魚、鹽、絲、蛋,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為大國,歷代有國家者,唯爭此地耳。”他強調蒙元政權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讓百姓“獲蘇息之安”,減免中原地區百姓賦稅,真正做到“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

由于丘處機循循善誘的說教,對成吉思汗思想多有所觸動,認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還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貴族,要他們按丘處機的話去做,又派人將仁愛孝道主張遍諭各地。

丘處機不僅宣傳濟世安民主張,而且也身體力行。在蒙古軍控製的邪米思幹城(今阿富汗境內),他就將從蒙古貴族那裏得到的糧食救濟飢民。史載:“自師之至斯城也,有餘糧則惠飢民,又時設粥,活者甚眾。”為蒙古統治者樹立了榜樣。他返回中原時,沒有要成吉思汗饋贈的大批金銀財寶,卻接受了成吉思汗免除全真教徒賦稅的“聖旨”。他利用成吉思汗授與“掌管天下道門大小事務,一聽神仙處置,宮觀差役盡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護衛”這種特權,在黃河流域大建全真教宮觀,“自燕齊及秦晉,接漢沔,星羅棋布,凡百餘區”。他利用宮觀廣發度牒,安撫了大批無以為生的流民,使之加入全真教,從而免除了他們承擔的苛捐雜稅。《元史·丘處機傳》稱:“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至今稱道之。”此舉在當時影響巨大,以致各階層人士紛紛涌入全真教門下,文人、官吏以與全真教相交為榮,道教其他派別甚至佛教寺廟也掛起全真旗號。丘處機在北京建長春宮(今白雲觀),作為全真教大本營,又在各地建立道觀向全國推廣。在元政府支持下,一時間全真教達到“古往今來未有如此之盛”的興旺局面。

相關信息

丘處機詩選

十年兵災萬民愁,千萬中無一二留。

丘處機

去年幸逢慈詔下,今春須合冒寒遊。

不辭嶺北三千裏,仍念山東二百州。

窮極漏諸殘喘在,早教生民得消憂。

自古中秋月最明,涼風屆後夜彌清。

一天氣象沉銀漢,四海魚龍躍水精。

吳躍樓台歌吹滿,燕秦部曲酒餚盈。

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幹戈致太平。

天蒼蒼兮臨下土,胡為不救萬民苦?

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

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

安得大千復混沌,免教造物生精靈。

嗚呼天地廣開闢,化生眾生千萬億。

暴惡相侵不暫停,迴圈受苦知何報。

皇天後土皆有神,見死不救知何因?

下士悲心卻無福,徒勞日夜含酸辛。

極目山川無盡頭,風煙不斷水長流。

如何造物開天地,到此令人放馬牛。

飲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結發異中州。

聖賢不得垂文化,歷代縱橫隻自由。

坡陀折迭路彎環,到處鹽場死水灣。

盡日不逢人過往,經年時有馬回轘。

地無木植惟荒草,天產丘陵沒大山。

五谷不成資乳酪,皮裘氈帳亦開顏。

龍門派的歷史

龍門派是全真道分衍的支派之一。它承襲全真教法,處于道教衰落的明清時代。

該派尊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為祖師。尊丘處機弟子趙道堅為創派宗師。趙道堅(1163~1221),原名九古,祖籍檀州(今河北密雲),父任平涼府同知時,徙居平涼(今屬甘肅)。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載其事,《終南山祖庭仙真內傳》列有其傳。金大定十七年(1177)入道,十九年,師馬鈺于華亭(今屬甘肅)。二十年,馬鈺還終南,命其往龍門山師事邱處機,易名道堅。元太祖十四年(1219),處機應成吉思汗之詔赴西域,選趙道堅從行,為十八隨行弟子之一。途經一年餘,于1221年五月渡陸局河,七月越阿不罕山,十一月至賽蘭城。道堅謂尹志平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後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①數日示疾而逝。邱處機命門弟子葬九古于東郭原上。觀上述趙道堅行誼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他似無創立龍門派的行為和打算;而龍門派以之為宗主者,恐系出于依托。

丘處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道號長春真人。丘處機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人物,當時,蒙古鐵騎在成吉思汗的率領下打遍天下無對手,滅國無數,建立了一個世界歷史上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當時,蒙古騎兵每攻佔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輕者大肆劫掠、抓戰俘和女人為奴隸,重者屠城,滿城人口盡數屠殺。可是後來當成吉思汗的子孫滅宋之時卻少有屠城,也使得中國多少年來的文化、建築等等諸多方面沒有遭到毀滅性打擊,這中間丘處機所起的作用的不可估量。成吉思汗西征印度之時,丘處機受成吉思汗邀請第一次去會見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深感丘處機知識淵博,以長者之禮待之,丘處機于是以中原文化,諸如孔孟之道引導成吉思汗,才使成吉思汗放棄了攻進中原後大肆屠城掠奪的打算,並且讓其子女學習中原文化,以禮御兵。隻因丘處機乃一個道士,在儒家文化為主導的宋朝乃至後世,歷史並沒有給丘處機一個公正的待遇,可嘆啊!

金庸是很懂歷史的,而且書中所記錄的丘處機的詩歌乃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真正由丘處機所寫的,而黃葯師是一個虛構的人物,金庸不會為其代筆的。

濟世救民

邱長春真人是“萬裏赴詔,一言止殺,悲天憫人”的道教全真龍門開創祖師。在學術界有不少人對他進行過深入的探討和研究,並撰文予以評價。尤其是在對他思想評價的認識上,各有說法。盡管如此,筆者翻閱了有關史料,覺得對他的思想還是有進一步說明的必要。

長春真人姓邱名處機(1148一1227),字通密,一號長春子,世稱長春真人。出生于山東棲霞縣濱都村,幼敏而強記,博而高才。時南宋高宗稱巨納貢于金。黃河流域及蘇北,皖北皆在金人鐵蹄蹂蹦之下。中原失主,戰禍不息,民不聊生。宋孝宗乾道二年,即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十九歲的邱長春在此境遇惡劣的社會環境中,以超塵俗之見,另闢人生蹊徑,于是入牟平嵐箭山學道。盟年聞全真教主王重陽在寧海州城傳道。“遂竭蹂而往,摳衣請教”(《金蓮正宗記》)。重陽真人大器之,一長春乃拜為師。重陽祖師原名中孚,字允卿,後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陝西鹹陽人,出身豪門。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痛祖國之淪亡,憫民族之不振,眼看山河破碎,卻又無能為力,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遁身于道門。在金大定七年(1167)夏,離陝東遊山

東,閏七月到達寧海,遇馬鈕、孫不二夫婦,遂築庵居之,開始創立“全真教”。其旨以“識心見性、澄心誠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為真功”,以“濟貧拔苦、先人後己、與物無私為真行”。《全真清規》雲:“祖師設教,仙聖度人,開大乘之門徑,通眾妙之要津,伸歸元而造理,警忘心以全真,貴思心于清靜,務圓性于樸淳”。主張三教合一,意在民族文化不致泯滅。教人誦習《道德徑》、《般若心經》、《孝經》(《甘水仙源錄》)。《全真祖師碑》稱:“凡立教必以三教名之”。至大定九年貢陽祖師先後共收了馬飪、譚處端、劉處玄、邱處機、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等七名得意弟子。這七位弟子為全真教的廣泛傳布建立了功勛。後來人們尊他們為七真。長春真人隨重陽祖師在山東活動二年多,隨後南遊汴梁,歲月既久,道心愈堅。後重陽羽化,長春

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等護樞歸終南山,葬重陽于故鄉,四人廬墓禮畢而後別,長春真人乃入皤溪穴居,以待隨緣行事,濟世救民。《甘水仙源錄》記他此時“日乞一食,行則一蓑,雖策瓢不置也,人謂之蓑衣先生,晝夜不寐者七年,繼而隱隴州龍門山六年”。

長春真人直接繼承了王重陽三教合一的思想,闡揚全真旨意。睹塵世之災難,悟人生之真諦,認為先聖所示之大道,各有旨趣而一理相貫,不相違逆。他曾說:“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磻溪集》卷一)。三教大道,皆可救世,適時而用,隻是世人執迷不悟,自造憂患。在處世上,他說“和光同塵隨是非,化聲相待無相潔”,然而“達士隨方化有情”(《磻溪集》卷三),就是說達士無除暴懲惡之權,隻宜隨緣說法,方便行事,弘揚教化,引人向善而已。雖然“眾人皆不悟,三教莫能規”(《磻溪集》卷四),而長春真人仍致力幹“建德隨方料物宜,因時設教從人樂”(《磻溪集》卷三)。真人年逾七旬,西遊萬裏,度化成吉思汗戒殺。

長春真人謹言慎行,德高于人。金大定戊申(1188)春二月,世宗聞其名,遣使來召,所賜甚厚,辭而不受,後放歸山。明昌改元,長春東歸海五,居棲霞,修建壇宇。到了戊辰(1208)年,已聲譽鴻起,名滿四方,所建壇宇金帝頒勃為太虛觀,並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邱長春居海上,享有頗高聲望,達官貴人敬奉者口益雙眾,當時金之名臣,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鄒公應中二老皆為之友。由于他的道德譽望日隆,名動朝野,因而“金宋之季,俱遣使來詔,不赴”(《元史·釋老志》)。但就在宋遣使來詔的同時,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乃蠻(今之奈曼,在新疆塔縣一帶)也遣近臣劉仲祿來聘。長春真人經權衡,認為西行有利于拯救生靈,遂毅然西行。在李道純《邱長春真人傳》中說:“人皆以為師南行,蓋南方奉道之意甚厚,而北方則殺戮太過,況復言語不通。而我師不言,但選門人之可與共行者得一十八人同劉仲祿西行”。長春真人之所以這樣選擇,正是因為北方殺戮太過的原故,希冀此行可力勸成吉思汗戒殺,稍敢兵禍。遂謂弟子日:“我當前往”。金興定四年(1220),長春真人以悲天憫人的救世熱枕,不計自己七十三歲高齡,萬裏赴詔。真人北上,在離燕京(今北京)寄道友詩中,表明千萬中無一二留。去年幸逢.不一不春頂合冒寒遊。“一窮急漏誅殘喘在,一早教身命得消憂”(《長春真人西遊記》)。真人在西行途中,賭三太子之醫官鄭公詩雲:“我之帝所臨河上,欲罷幹戈致太平”,也表明應詔之意圖。長春真人抵達雪山,于成吉思汗詔見之前首先提出“道士見王者不跪拜”,成吉思汗準之。真人與成吉思汗正式“論道”有三次(內容詳見《玄風慶會錄》、《長春真人西遊記》及《元史·邱處機傳》),力勸太祖“清心寡欲”、“敬天愛民”、“好生止殺”。不但勸其收敢遠兵之禍,即回師中原,亦必以仁心始能平夭下。真人對此曾賦詩雲:“十年萬裏幹戈動,旱晚回師望太平”(《邱長春真人西遊記》)。太祖深契其言,曰“神仙所言,正合膚心”。真人幾次論道之言,都命禮部官員在旁紀錄下來,並召集太子諸王大臣日“天稗神仙,為膚言此,汝輩各銘諸心”。又曾以“已許不殺掠”布告中外(《元史·太祖紀》)。“于是錫(賜)之虎符,副以璽書“二。時大兵踐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摧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京,使其徒持碟招求于戰伐之餘,由是為人奴者得復為良,與瀕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新元史》、《舊元史》邱處機傳)。“長春化服成吉思汗殺掠之心,所救之生靈多矣,豈止河南北之二三萬人而已哉?是真行道濟世,功德無量者也”(周紹賢著《道教全真大師丘長春》)。長春真人如此修道行化,何功利思想之有?然而有人卻否定子他的救世之功,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進一步追溯長春真人往昔的悲世憫人思想言行,就更可以知其為人了。在《磻溪集》的字裏行間,處處可以尋到。如他的《述懷—調寄滿庭芳》詞雲:“漂泊形骸,顛狂縱跡,狀同不系之舟。逍遙終日,食飽恣遨遊。任使高官重祿,金魚袋,肥馬輕裘。……深知我,南柯夢斷,心上別無求。”這正說明了他不為名利所動,專心濟人利物的思想。在“憨物詩”中寫道:“天蒼蒼兮臨下上,胡為不救萬靈苦。萬靈日夜相凌遲,飲氣吞聲死無語。仰天大叫天不應,一物細瑣徒勞形……。”又詩雲:“呈天生萬象,萬類屬皇天,何事縱凌虐,不救生命全。陰陽成造化,生滅遞浮現。最苦有情物,難當無善心”。他在“秦川吟”中寫道:“十年苦志忘高臥,萬裏甘心作遠遊”。這些詩句都是他面對當時的社會,目睹生靈塗炭而發出的嘆息和疾呼聲。抒發了他悲天憫人,甘願為人民而奔走的情懷。

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些史料中看到一些有關邱真人平生熱心濟世及其弟子傳其道的思想言行記載。如弟子《尹清和語錄》雲:“丹陽師父全行無為古道也。至長春師父,惟教人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是執古是謂道紀,無施不可。師父嘗雲:‘俺今日些小道氣,非是無為靜坐上得。是以大起塵勞作福上,聖賢付與得道之人皆是功行到,聖賢自然與之……”這段記載說明長春真人與丹陽真人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在修養上所走的路子也不同。說明了他隻是在積功行,存無為而行有為的力行思想。元商挺《大都清逸觀碑記》說:“長春邱公應騁南還,至蓋裏泊,夜宣教語,謂眾人說;‘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失。此修行之先務,人當銘諸心’。既居燕,上庶之托跡,道侶之來歸坂者,不窗千數”。邱長春真人在當時亂世中,無處不以“救世為先務”作其行動的指南。正如《古今圖書集成·跋長春真人手帖》所言:“雖寄身老子法中,而心實欲匡濟斯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開闢了救世濟民的有利條件,開創道教“十方叢林”體製。元王鄂《大宗師典常真人道行碑》說:“時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離于燕者,往往竄名名籍;公(李志常)委曲招延,飯于齋堂者日數千人,或厭其煩,公不恤也,其待之誠,類如此”。這一類覺世救人的史料尚多,元戈彀《清和妙道廣化真人尹宗師碑》、徒單公《履沖和真人潘公神道碑》等均有類似的記載。

王重陽祖師創立全真教,而全真教的崛起,又是與邱長春真人的濟世之奇功不可分的。當時人民信仰全真之事,隨處可見,其推行之遠,傳布之速,足以驚人。《奉聖州永昌觀碑記》雲:“……全真教興焉,淵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多·“一敦純樸素,有古遺民之遺風焉”。這就道出了全真教于金元之交的盛況。清末陳教友在《長春道教源流》中說,全真教是亂世中積極的宗教,而邱長春真人更是積極的人物。乾隆曾為北京白雲觀邱祖殿題聯日:“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真可謂至言之筆。長春真人之所以能為世人而立奇功,取得前哲後賢之佳譽,是他以“救世濟民”思想為行動指南的結果。

歷史軼事

金興定三年(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途中,聽隨行的中原人介紹丘處機法術超人,遣使相召。1220年秋,丘處機率弟子從山東萊州動身,經宜化(今河北宜德),越野狐嶺,東北行至呼倫貝爾,再沿怯綠連河西行,穿越蒙古高原、金山,甫下經別十八裏、昌八裏(今薪疆昌吉)、阿力麻裏,塔刺思河、塞藍。(今哈薩克奇姆肯特)、霍闡沒輦(錫爾河)、撒馬爾罕、碣石(今烏茲別克沙赫裏·沙勃茲),越阿姆河而南,1222年初夏在大雪山(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與成吉思汗會見。進言“敬天愛民為本”,“清心寡欲為要”,被尊稱“神仙”。東歸後,受命在燕京太極宮主管天下道門,使全真道得到較大發展。死後遺骸葬于白雲觀(在今北京宣武區)。著有《溪集》、《鳴道集》等。徒弟李志常著《長春真人西遊記》,記其西行經過。

成吉思汗對他的話很贊賞,感嘆地說:“天賜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記錄下來,以此教育幾個兒子,並賜予丘處機虎符和璽書。璽書內容就是現存于內鄉縣石堂山普濟宮《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的碑文。後人評說丘處機有“一言止殺”之功。在行宮中,成吉思汗對丘處機尊禮備至,不喚其姓名,隻稱呼“神仙”,並命丘處機統管天下僧道,豁免道士賦稅差役。他們雖為君臣,無綱常之禮,誠摯相見,肝膽相照,被後人傳為佳話。

《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全文共406字。至大二年(1309年)四月石堂山普濟宮道人們為不忘成吉思汗的皇恩,紀念丘神仙的功德,請鄧州(當時內鄉隸屬鄧州)石堂山石匠李進忠將此手詔刻于圓頂石碑上,以詔後人。碑高2米,寬0?郾63米,碑文行楷。手詔碑文如下:

天厭中原驕華太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樸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餐。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弟,謀素和,恩素畜。練萬眾以身人之先,臨百陣無念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為一統。非朕之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恆,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大守重,治平猶懼有缺。且夫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訪問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知先生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先生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奈何山川防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遲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裏謹邀。先生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為念,或以憂民當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萬一,明于詔章。誠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應,亦豈違眾生小願哉!故慈詔示,惟宜之悉。御寶五月初一

《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依然立于石堂山山坳裏。石堂山普濟宮毀于20世紀中期。1976年石堂山普濟宮被內鄉縣確定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歷經690多個春秋,被完好地儲存下來。

培養人才

他在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還培養了一批學識淵博的傳人,如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等弟子,均是名聞遐邇的高士。尹志平撰寫的《北遊錄》等書,創造性地繼承、發揮了丘處機三教合一思想,是元代全真教最重要的理論著作之一。李志常儒學功底也很深厚,元太宗窩闊台曾邀其為皇太子講授《道德經》、《孝經》、《易》、《書》等。元憲宗蒙哥還向其請教治國保民之術。他根據親身伴隨丘處機西行的經歷所撰寫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內容翔實,文筆生動,堪稱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作。

局限性

在充分肯定丘處機歷史功績的同時,也要認識到他還有其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例如他的濟世安民思想與實踐活動,雖然對元統治者施行某些緩和民族矛盾的政策有一定影響,但卻難以從根本上改變統治階級對各族人民殘酷剝削和壓迫的狀況。他利用蒙元統治者賦予全真教的特權,雖一時拯救了許多無以為生的貧苦農民,但對元朝統治下的廣大人民的幫助仍是杯水車薪,顯得軟弱無力。從本質上說,丘處機仍是一位虔誠的宗教領袖,他的所作所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宣傳和推廣其教派服務的。宗教在金元時期是統治階級維護和鞏固其統治的重要工具,不可能真正為勞苦大眾服務。再者全真教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它的宗旨與活動和人民民眾的要求與願望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也就決定了丘處機在當時所能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

《丘處機大傳》

“知人論世。”丘處機生逢亂世,一生經歷了金朝七帝、南宋五帝。在他人生的八十載歲月中,他經歷了金、南宋、西夏三個並立的王朝從發展到衰落,

並親眼看到了蒙古帝國的崛起。他逝世的那一年(1227),西夏滅亡,南宋立國一百周年,蒙古帝國立國二十一周年,成吉思汗去世。在他去世七年後金滅亡,四十四年後元朝建立,半個世紀後南宋滅亡。作為一個風雲人物,丘處機言行思想的形成和他那個時代密切相關,所以本書力圖在一個恢弘壯闊而又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來刻畫丘處機,說明時勢英雄、英雄時勢相輔相成。但是,僅止于此,仍不能全面地刻畫丘處機,因為這隻是橫向方面。從縱向方面說,丘處機還是中國道教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全真教的領軍人物,所以本書還力圖在道教和全真教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來刻畫丘處機在寫作過程中,筆者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摒棄了道教記載中的大量荒誕、虛幻的東西,並通過歷史事實加以剖析、否定,客觀、真實地記載和評價全真教及丘處機其人,還歷史以本來面目,給讀者一個真實可信的丘處機。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由王重陽創立、丘處機發揚光大的全真教雖然為了維護宗教的神秘性,仍然保留了一些諸如“仙人授經”的東西,但比之以前的道教卻有了較大的進步,其思想和主張增加了許多現實性、可行性、合理性的成分。比如:傳統的道教宣揚的是修煉成仙、脫胎換骨、飛升永生,而王重陽認為這是愚蠢的。王重陽批判道:“欲永不死而離凡世者,大愚不達道理也。”他強調隻要保全真性、萬緣不掛,就是長生了。丘處機則更明確地提出:“有衛生之道,而無長生之葯。”我想,正是因為丘處機的這些現實性和理性的思想加上他拯世濟民的人文思想及行動,使得他在中國的宗教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成就為一代宗師。

相關詞條

其它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