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聽風吟 -村上春樹創作小說

且聽風吟

《且聽風吟》 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樹創作的一部中篇小說,發表于1979年。

《且聽風吟》是村上春樹小說的語言風格、寫作技巧和後現代主義藝術氛圍的源頭與雛形,是作家從擺脫日文小說文本平庸拖沓的理念出發,借鏡美國現代小說簡潔明快的文風,所完成的小說文本的革命性變革,是當代日本小說精神和文學價值的重要體現。

  • 書名
    且聽風吟
  • 作者
    村上春樹
  • 譯者
    林少華
  • 類別
    中篇小說
  • 定價
    11.80
  • 出版社
    上海譯文出版社
  • 出版時間
    2001-08
  • 裝幀
    平裝

內容簡介

小說《且聽風吟》是村上春樹“青春三步曲”的第一部,講述的是村上春樹20歲時的故事。小說的情節並不復雜,講述了主人公“我”暑假期間帶著學潮後的疲憊,從東京回到故鄉神戶的故事。倦鳥歸巢,家庭是“我”最溫馨的港灣。

傑氏酒吧的店長“傑”、回家鄉過暑假的“我”與“鼠”三人之間的友情;以及“我”與一個醉倒在傑氏酒吧的“沒有小指的女孩”之間短短十八天的戀情。故事中對家庭的描寫,包括幻影般的家庭成員、蕩然無存的親情關系,都不過是一種徒置虛設的、道具式的存在。戰後出生的一代人,在經歷了十年政治運動的洗禮之後,與社會格格不入,從根本上放棄了傳統日本家庭觀念的模式,血緣在家庭構造中的絕對地位已不復存在。

《且聽風吟》作品目錄分成15節。

作品背景

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的日本“反安保”運動和1968年的“全共鬥”學生運動顯然都是無可規避的存在,兩次史無前例的民眾性政治運動,使得1960年代的日本社會風雲激蕩。從舊金山和約至安保鬥爭為止,貫穿社會能量之中巨大的思想源泉是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 運動從東京大學開始,迅速波及日本全國各大學的校園,演變成反對大學與國家強權結為一體的社會問題。

主要人物

“我”

小時候“我”是個沉默寡言的少年。“我”14歲那年,通過精神科醫生的“語言”治療,“終于成了既不口訥也不饒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我”在21歲的夏天從東京回到家鄉,和朋友“鼠”度過了一個百無聊賴的假期。期間邂逅了“左手沒有小指的少女”,繼而發生了一段若有若無的情感。

“我”有健忘的毛病,他記不起和初戀女孩分手的理由,也幾乎忘記了給他點歌的女孩子的名字。“我”苦悶了八年之久後決定一吐為快,29歲的“我”開始創作小說。“我”從哈特菲爾德那裏學習文章的方法。29歲的“我”卻置身于喧囂的東京。

“鼠”

“鼠”30歲,作家,出生于富庶之家。“鼠”不喜歡自己的家庭,厭惡父親不擇手段賺錢的生存方式,厭惡有錢人。“鼠”在孤獨中愛上一個女子,卻無論如何無法走進她的世界,“鼠”的孤獨令人絕望。“鼠”是青春時代迷失“自我”的典型人物。

“傑”

“傑”出生于1928年,他是傑氏酒吧的店長,旅日中國人,日語說得地道又調皮。“傑”的名字是駐日美國軍人起的。“‘傑’這個人沉靜得出奇,絕口不談自己的事。”飽經風霜的“傑”傳達的是愛與和平,相對于從17歲到20歲左右的“我”和“鼠”,他就是“我”和“鼠”的“精神父親”。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且聽風吟》主題思想:一代日本青年內心的孤苦與彷徨

對于日本來說,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一個風起雲涌的時代。戰後日本開始進入高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超速發展的經濟將日本變成一台巨大的金融機器,導致日本傳統精神價值體系崩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日漸冷漠,孤獨成為每個日本青年、尤其是都市群體無法逃避的生活狀態。

日本“全共鬥”學生運動是冷戰格局中發生的一場反對冷戰霸權體系的運動。 如火如荼的學潮把日本帶入了一個政治的季節,《且聽風吟》所描寫的1970年夏天,正是“全共鬥”運動走向解體的時候。反美的社會思潮,為日美關系所帶來的經濟高速成長及巨大國家利益逐漸平息。被時代所傷害的一代日本青年,當稚嫩的激情驟然冷卻之後,隻剩下了背向體製的失落和生存的茫然。

《且聽風吟》以二戰後日本社會為背景,揭露了當時扭曲社會環境背景下艱苦度日的日本青年一代群體,他們有著空虛寂寞的內心,但卻不能改變現狀。

“在這個夏天,‘我’與‘鼠’瘋狂地喝光了能夠灌滿二十五米長遊泳池的啤酒,我們扔掉的花生皮可以鋪滿整個酒吧的地板,否則我們是不會撐過這個無聊的夏天的。”

“鼠”等日本青年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搖滾、爵士、無政府主義、酒吧、點唱機和性交成為生活的全部,他們生活頹廢、無聊,可用一個詞概括為“垮掉的一代”。

戰後的日本青年有屬于自己的無奈,無奈之中放空自己、回歸故鄉不失為一種靈魂的拯救, 以求釋放長久以來靈魂與行為分離的焦慮感。“落葉歸根”並不隻是一種身體的行為,從其本質意義上來說,更多地體現為精神的回歸。當早已遠去的往昔歲月再次被喚醒時,對于仍在現實生活中苦苦掙扎、疲憊不堪的日本青年就有了“治愈”作用。故鄉帶來了久違的溫情和詩意的情懷,充實了破碎的青春之夢,在頹廢的精神世界點亮了點點希望之燈。

作品手法

回望的意義

《且聽風吟》文本的敘述主體“我”講述了自己21歲和29歲兩個時間段裏的生活狀態。兩者在歷時性上一先一後,呈現一定的距離感;同時在小說的敘述結構中又渾然一體,後者以一種回望的視角將前者包含其中。正是由于小說的開始和結尾回望姿態的設定,使得前一個敘述時間段的陳述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一種回憶性的描述,時光的流逝成為作者在現時體驗中反復回味的對象。

《且聽風吟》在結構上幾條線並進是其顯著的特點之一,這一方面反映了村上春樹架構小說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小說追尋回憶的旅途更加多元化。

小說主要講述21歲的主人公“我”的故事,但在敘述的過程中“我”也不斷地回憶。在小說的結尾處又回復到開始,出現了一個更大的回望的視角。該小說的回憶結構彼此包含、交錯,回望的視角也在不斷地變換,使小說的縱深度在一次次回憶之門被開啟的同時得到了加深,敘事也變得更為復雜。小說中回憶的坐標是多元的。

故事將21歲的“我”視為中心的回憶坐標,以此為參照,向前可延伸到更遠的時間,向後則可跨越到真正的敘事者29歲的“我”的存在。29歲的“我”意味著小說的整體回憶有了一個最終的參照尺度,而事實上正是這個一直潛在的主體關照著21歲的“我”,從而使小說主幹部分的故事成為了一種對過往歲月的呼喚。

“我”和“鼠”關于小說的一段談話:“幹嗎老看書?鼠問。我把最後剩下的竹莢魚連同啤酒一起一口送進肚裏,收拾一下碟盤,拿起旁邊剛讀個開頭的情感教育。因為福樓拜早已經死掉了。活著的作家的書就不看?活著的作家一錢不值。對于死去的人,我覺得一般都可原諒。”雖然這僅僅是在選擇小說方面的執拗,但在某種程度上顯示了“我”對于過去的、非現時的事和物的態度。正因為有現在的、已經成長的“我”,那些過往歲月中,即使是幼稚的,甚至充斥著謊言的“我”都能夠被原諒了。“我”顯然不是一個浸淫在過去的人,舊日的傷痕雖然歷歷在目,但回望的意義說到底在于接受殘缺的事實,埋葬它,然後掙扎著繼續生活下去。此時回望是確證喪失的過程,又是丟棄、遺忘的過程。

小說的最後,主人公“我”到達了哈特費爾德的墓前,在五月溫存的陽光下,“我”覺得生和死都同樣閒適和平和。“我”仰面躺下,聆聽雲雀吟唱,聽了幾個小時。生和死對應著現在和過去,這兩個維度在風的低吟中終于交融在一起,內在的和諧感受為小說的全部回憶做了最好的註腳。

聲音妙用

電話鈴聲在小說結構上的妙用:“電話鈴響了”這句話均勻地分布在第12、18、22、33章的初始句子裏,自成一段,並且電話鈴響起後的“我”無一例外都處在21歲的18天中,而電話前對應的則大多是這18天裏牽動的回憶的線。電話鈴聲是起提示作用的,同時也具備打破現時寧靜,無條件侵入現時的功能,因此電話鈴聲在《且聽風吟》中不僅賦予了小說以情節結構,而且有效地充當了時光機器的功能,在作家自在地展開回憶的同時,自覺地、有節製地將讀者拉回到小說敘述的主線,即18天的時間當中來。

鈴聲的設定使得小說靈動起來。小說中廣播節目的出現除了在最後擔當起傳達作者心聲的作用外,還進一步加強了小說在聽覺上的回響。尤其是引入沙灘男孩樂隊的名曲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歌曲將多元的回憶坐標巧妙地貫穿在一起,讓小說更具可聽性。從內容上講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是一首贊美少女婀娜多姿的歌曲,與小說中涉及幾位女友的敘述相契合,使回憶的斷片不顯得凌亂,而是整合起來突出時光流逝的主題。從情節構成上看,歌曲不僅成為“我”追尋年少時的“她”的開始,也促成了“我”和左手“沒有小指的女孩”的再一次邂逅,同時一直貫穿到29歲的“我”。在第39章,村上春樹寫道:“那張唱片依然呆在‘我’唱片架的盡頭。每當夏天來臨,‘我’都抽出傾聽幾次,爾後一面想加利福尼亞,一面喝啤酒。”

加利福尼亞的女孩是一個典型的記憶之物,引發了主人公綿綿不絕的思緒,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開啟回憶的一把鑰匙,帶領“我”步入冥想的回溯體驗,同時也讓小說始終縈繞著歌曲的韻律,充滿了聽覺上的美感。

作者對文學獨特的審美追求使《且聽風吟》成為具有聽覺效果的小說,雖然這樣的手法在今天不足為奇,但在小說發表的年代裏無疑是一種新鮮的嘗試,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回憶與忘卻

文本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健忘的毛病:“‘我’記不起和初戀女孩分手的理由,也幾乎忘記了給‘我’點歌的女孩子的名字;‘鼠’想不起來自己綽號的原由;她甚至連剛分手的男友的臉都忘得一幹二凈,讓人不禁對時間帶走一切的無情力量感到恐懼。”

敘述者“我”卻不停地努力著,希望捕捉到那些被時間剝蝕得亦已斑駁的回憶。他用香煙和啤酒把即將在時間的積水潭中昏昏欲睡的意識踢打起來,繼續記錄著青春的歲月,險些被時間的長河淹沒掉的回憶構成了小說的主體。

《且聽風吟》是一部關于時光流逝的小說,但如若僅從時間的無情來體味作品的話,那未免浮于表層。對于主人公“我”來說,回憶首先是為了完成哀悼的工作的企圖,他說:“15年裏‘我’舍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至于這樣做是否正確,‘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確確實實。因此,回望的過程又是遺忘的過程。”

時間意識是現代小說家比較自覺的一種意識。《且聽風吟》中的時間不僅是單純的故事時間,更是一個有意味的敘述主題,其鮮明的、對于時光流逝的獨特闡釋在發表初期就備受矚目。《且聽風吟》作為村上春樹的處女作,顯示出他在小說創作伊始已是一個自覺的主體,某種程度上也預示了一個優秀作家的誕生。

村上春樹用回憶式的手法創作了《且聽風吟》,在小說中,村上春樹講述的不僅是主人公的故事,同時也是對自己青春歲月的回味。文本中,回憶了往昔的夏日、傑氏酒吧中的那個斷指女孩、“我”與“鼠”在爵士酒吧的買醉光陰。

身心疲憊的都市人放松了神經,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在一片安靜祥和中感受著心靈的釋放——這是一種靈魂的救贖,存在于村上春樹作品的始終。主人公並未因為孤獨而絕望,而是去追尋那孤獨中的一絲希望,希望的亮光帶領主人公,帶領讀者走出情感的困境,讓心靈復活。

村上春樹的作品中隱藏了許多心靈救贖的方法等待讀者去挖掘、品味。

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開始對大城市的生活有了鮮明的感觸,整天生活在忙碌之中的人們,為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斷奔波忙碌,疲于奔命,時時刻刻生活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中,“自由”與“享受”似乎是天方夜譚。生活在鋼筋混凝土築成的格子中,每個人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內心的孤獨。但是即使是孤獨,卻還要與別人聯系,不能因為孤獨而孤立,隻要使勁地向下深深挖洞,總會找到與別人的交集。村上春樹的作品時時刻刻提醒著生活在大都市的青年,雖然內心苦悶和憂鬱,但是不能走向墮落,不能放棄自己,而是應該在忙碌的同時去尋找心靈的滋潤,精神的豐收。

語言藝術

在《且聽風吟》小說中,很難看到有修飾的語句。文本語言質樸、簡潔明快的,寫作態度直言不諱。作者在第四章中描寫“我”與“鼠”的初次相見,喝得爛醉發生交通事故後,從車裏掙扎著爬出來時有這樣一段對話:“喂,咱們可真算好運!”五分鍾後“鼠”開口道,“瞧嘛,渾身完好無損,能信?”“我”點點頭:“不過,車算報廢了。”“別在意。車買得回來,運氣可是千金難買。”“我”有些意外,看著“鼠”的臉:“闊佬不成?”“算是吧!”“那太好了!“鼠”沒有應聲,不大滿足似的搖了搖頭。總之我們交了好運。是啊。“鼠”用網球鞋跟碾死煙頭,然後用手指把煙蒂朝猴山那邊彈去。“我”說,咱倆合伙如何?保準無往不勝!先幹什麽?喝啤酒去!”

作者沒有對車禍後驚心動魄的場景進行描述,也沒有心理活動的深入挖掘,語言沒有一絲拖泥帶水之感,卻讓讀者感受到了現場車已經報廢的慘景。在事故發生千鈞一發之時,讀者了解到的卻是他們驚人的僥幸,居然一點都沒有受傷。

村上春樹重視小說語言的運用。他曾講道,將貼裹在語言周身的各種贅物沖洗幹凈,洗去汗斑沖掉污垢,使其一絲不掛,然後再排列好、拋出去。在語言運用上竟然是“將語言洗凈後加以組合”,經過洗練的文字語言,文本的語言則簡潔明快。作者駕馭語言的境界,早已超越了日本傳統小說的語言特點,那種特有的寒暄語、敬語在村上春樹的小說裏早已蕩然無存。

在《且聽風吟》小說中,無時無處不流露出作者那爐火純青的煉字本領。小說中所描繪的生活模式、生活態度對現實社會陷入困境中的人們是一個極大的啓示,充分地體現了作品的價值。

形象生動,意蘊豐富

村上春樹的小說不止于煉字煉句,很少看到他過分修飾的妙語連珠,卻出乎意料地吸引讀者,其根本原因還在于作者語言表達的形象生動、意蘊豐富。

文本中寫道:“總之我們喝得爛醉,時速儀的指針指在八十公裏上。我們銳不可當地沖破公園的圍牆,壓倒盆栽杜鵑,氣勢洶洶地直朝石柱一頭撞去。而我們居然絲毫無損,實在隻能說是萬幸。我震醒了過來。我踢開撞毀的車門,跳到外面一看,隻見菲亞特的引擎一直飛到十米開外的猴山欄桿跟前,車頭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狀,突然從睡夢中驚醒的猴們怒不可遏。”在這兩小段文字中,作者的語言生動傳神、意味深長。字裏行間猶如一幅幅形象、生動的畫面,給讀者一個無限的想象空間。即使你對當時的社會一無所知,看到這樣的描述,也會透過這內心空虛、麻木不仁、玩世不恭、沉淪墮落的年輕人的影子,進而了解到社會的整體狀況。

文字的背後是作者對社會的無情鞭撻、是作者深刻思想的真實流露、也是作者運用語言的高超之處。再如:“什麽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鼠”雙手扶桌面,滿心不快似的對“我”吼道。粗俗的語言表述在平時看來難免會讓人心生厭惡,但是故事情節是在酒吧那樣的環境中展開的,又是從“鼠”的口中說出來,讀者會覺得十分貼切。“鼠”吼過之後表現出的那副滿足的神情,繼續津津有味地呷著啤酒的樣子,著實讓讀者釋然。

面對酒吧的場面,如果少了口語方言,作品反而會枯燥乏味。“鼠”內心深處對社會的失落與不滿,不用過多地描述與修飾,僅僅通過一句脫口而出的髒話,就表現得淋漓盡致了。村上春樹的語言魅力就這樣真實、鮮活地表現出來。再如:“你猜我為什麽厭惡有錢人?”這天夜裏“鼠”仍不收口。“我”搖搖腦袋,表示“我”不知道。“說白啦,因為有錢人什麽也不想。要是沒有手電筒和尺子,連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說白啦,是“鼠”的口頭禪。“真那樣?當然。那些家伙關鍵的事情什麽也不想,不過裝出想的樣子罷了。你說是為什麽?”這段對話語言風格舒緩、平和。簡約的對話,在作品中隨處可見,讓讀者很清晰地領悟作者要傳達的思想主題。

“鼠”是有錢人,但他對有錢人卻如此深惡痛絕,一代年輕人扭曲、畸形的心態,恰恰是社會的產物,從而使讀者閱讀時會聯系到戰後的日本社會狀況。再如:“聽人說,‘鼠’的父親從前好像窮得一塌糊塗,那是戰前。戰爭快開始時他好歹搞到一家化學葯物工廠,賣起了驅蟲膏。效果如何雖頗有疑問,但碰巧趕上戰線向南推進,那軟膏便賣得如同飛起來一般。戰爭一結束,他便把軟膏一股腦兒收進倉庫,這回賣起了不三不四的營養劑。待朝鮮戰場停火之時,又突如其來地換成了家用洗滌劑。據說成分卻始終如一。我看有這可能。二十五年前,在新幾內亞島的森林裏,渾身塗滿驅蟲膏的日本兵屍體堆積如山;如今每家每戶的衛生間又堆有貼著同樣商標的洗手間通路洗滌劑。如此這般,‘鼠’的父親成了闊佬。”作者不露聲色地對戰後日本社會醜惡現象進行揭露,挖掘了日本大眾對社會不滿的真實原因。

多種修辭,富于感染力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這是村上春樹在作品《且聽風吟》開篇第一句,進入尾聲時作者再次引用尼採的話:“白晝之光,豈知夜色之深”。類似的引用修辭手法在文中多次出現,作者借此方法巧妙、委婉地表達自己對待事物的觀點、對生活的態度,以及自己深刻的思想情感。文中引用修辭手法的運用,為提升、深化文章的主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在作品的第三、四、八和一百二十五頁分別寫道:“(叔父)死的時候被切割得體無完膚,身體的入口和出口插著塑膠管,痛苦不堪。最後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成一團,活像一隻狡黠的猴。這十五年裏‘我’的確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後連可憐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裏‘我’舍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實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便不厭其煩地盯著那幅畫,一盯就是幾個鍾頭。那儼然用來進行羅沙哈測驗的圖案,活像兩隻同我對坐的綠毛猴在相互傳遞兩個漏完了氣的網球。同宇宙的復雜性相比,我們這個世界不過如麻雀的腦髓而已。”如此一連串的比喻,讓讀者目瞪口呆。

比喻就是打比方,用淺顯、具體、生動的事物來代替抽象、難理解的事物。其目的是使人物或者畫面更加形象生動。但村上春樹所用的比喻卻一反常態,疼愛他的叔父,因患直腸癌而痛苦不堪,卻被比喻成“狡黠的猴”,字裏行間看不到一點親情,更沒有一絲的憐憫與同情。

其後的比喻句更是離奇,作者把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了減輕重量,將倉內東西扔掉包括乘務員在內,來比喻“我”在十五年裏扔掉的許多東西,而變得一無所有,隻剩空空如也的軀殼。牆上的畫變成了傳遞漏完氣的網球的綠毛猴,再用麻雀的腦髓來比喻“我們這個世界”。這些修辭的運用不僅體現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更是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敏銳的洞察力的再現,是作者超乎常人的領悟力背後,對宇宙、對世界發出的感嘆。沉重的生活體驗、令人絕望的現實社會,作品的字裏行間都在向世人傾訴著生與死、大與小、愛與恨,讓讀者沐浴在這樣的氛圍中,去尋找真實的答案。

再如作品第七、八頁:“店小人多,險些坐到門外去,人人都同樣大吼大叫,光景簡直同即將沉沒的客輪無異。整個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滿二十五米長的遊泳池的巨量啤酒。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五釐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則簡直熬不過這個無聊的夏天。”誇張的修辭手法在文中多次運用,其作用在于烘托氣氛,增強聯想,給人啓示,即將沉沒的客輪、撕心裂肺的大吼大叫,與酒店以及酒店的客人,真可謂信手拈來、隨心所欲,“足以灌滿二十五米長的遊泳池的巨量啤酒”被“我”和“鼠”一個夏天喝光,“而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五釐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這看似荒誕離奇,卻將人物無聊、頹廢的生存狀態表現出來,體現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內涵,看似平和、娓娓道來的字裏行間,卻讓讀者從中體驗到一種強大的心靈震撼,引起人們感情上的共鳴和對人生哲理的思考。

作品評論

編輯

《且聽風吟》是村上所有小說的一個縮影,無論是主人公特立獨行的性格,文本的語言風格,讓人耳目一新的修辭,還是村上春樹式的幽默都已經初見端倪。

——鳳凰網

作者簡介

村上春樹,日本著名作家,

村上春樹

生于京都,畢業于早稻田大學文學系,三十歲登上文壇,曾獲谷崎潤一郎等文學獎項,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深具影響,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客座教授。29歲開始寫作。作品有:《且聽風吟》、《挪威的森林》、《1Q84》等。村上春樹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譽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學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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