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是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綱領,構想通過三民主義的實施能夠“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 進而實現國富民強、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是中國國民黨信奉的基本綱領。

三民主義的發展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舊三民主義和新三民主義。 是孫中山民主思想的精髓和高度概括。

三民主義由民族主義(Principles of Nationalism)民權主義(Principles of Democracy)和民生主義(Principles of People's Livelihood)構成。

三民主義是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遺產,是激勵中國人民復興中國夢的偉大力量。

  • 中文名稱
    三民主義
  • 倡導人
    孫中山
  • 內容
    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

基本信息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製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製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三民主義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承認民族自決權。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製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地),二為節製資本(私人不可操縱國民生計)。

負面評價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于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範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丁路德出于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詳細資訊

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民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鬥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厘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于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鬥”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隻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製、復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製、復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于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松,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8]。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製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製又隻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復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製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復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隻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隻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復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製,所以,國民大會到底是甚麽,我實在不清楚。[9]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10]

考試製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11]。

監察製度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製度,將屬于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製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裏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台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12]。

民生主義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于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為,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于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于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節製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煙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麽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于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沖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麽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于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于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隻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青年學者 劉小烽在“論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一文中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幹,它的影響遠及東亞諸國”是東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體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義則代表了近代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最有價值的嘗試。所以,三者之統一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作者認為: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體現在三個方面:一、社會理想的統一;二、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三、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以下是分述:

一、社會理想的統一

二、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三、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

一 社會理想的統一

三民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

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為何?

馬克思博士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孫中山所說的“天下為公”系出儒家《禮記·禮運·大同篇》,是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也是三民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則是共產主義的最高社會理想。

三民主義暨儒家文化所主張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以及馬克思所主張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內容如何呢?

《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三卷:“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之後;當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的時候;當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時候;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成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時候,——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現在,我們來看《禮記·禮運第九·大同篇》中最關鍵的兩個句子:

“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這是說人們熱愛勞動,就象害怕自己的力量無處釋放一樣,而且勞動創造的財富不一定非要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所以,勞動是“自我”能力的釋放,勞動是“自我”價值的實現。所以,勞動“不必為己”,人們都能“各盡所能”。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這是說社會的物質財富已經極大地豐富了,人們就象討厭財富一樣,把財富任意的棄置于地,而不是收藏起來,據為己有。換句話說,就是“當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成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時候”,人們已經能“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超出這種使人象夏洛克那樣冷酷地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時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點報酬的狹隘眼界”(《列寧選集》第三卷第頁)。這時候,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都得到了充分的提高。所以任何財富都“不必藏于己”,人們都能“按需”取用,而不是大肆攫取或肆意糟蹋屬于社會公有的財富。社會已經可以“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

從這點上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是統一的。

二 運用儒家“仁”的精神的統一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要求統治者在不損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對被統治階級實行一定的階級讓步措施,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存在于社會經濟領域內的——被統治階級造反的必要性。仁的精神實質,就是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如何使民無造反之必要呢?首先就是要解決涵蓋社會各階級的“民生”問題,使社會各階級的成員在不改變自身階級地位的前提下就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而這也就是“民生主義”的主要精神,所以民生主義的指導精神與仁的精神是統一的。那麽,此二者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如何呢?孫中山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孫中山選集》第頁)。共產主義是什麽呢?共產主義就是消除“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就是使“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就是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一句話,共產主義首先也是要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孫先生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

因此,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在運用“仁”的指導精神上是統一的。

三 運用儒家“禮”的精神的統一

禮是什麽呢?《左傳》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析言之,儒家的禮,就是在行“仁”的大前提下建立的維護一定社會的階級關系和生產關系的道德秩序。它的精神實質就是賦予社會階級秩序以道德的意義,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和消除被統治者造反的思想意識。所以,“仁”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必要(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權利就沒有造反作亂的必要)。“禮”就是要使民無造反之意識(亦即使造反作亂沒有道德依據或沒有意識形態基礎)。“民”既無造反之必要,又無造反之意識,社會就可以長治久安。這兩者中,如果統治者不講“仁”而隻講“禮”,那麽,禮就不能為被統治者長期接受,因而也就不能保證統治者的長遠利益。如果統治者不講“禮”而隻講“仁”,仁的推行就會使被統治者輕慢其統治,因而在不受“禮”的約束的情況下,便會由思想上的無政府狀態引發現實中的無政府狀態。所以,仁和禮相輔相成,仁禮一體,缺一不可,這就是儒家全部思想的精髓所在。

那末,“禮”在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裏有何體現呢?

民權主義是孫中山吸收近代西方民權與法製思想及中國傳統行政、司法經驗而提出的關于社會秩序的構想。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三講”:“民權兩個字,是我們革命黨的第二個口號,同法國革命口號的平等是相對待的。”“什麽是叫做平等呢?平等是從那裏來的呢?歐美的革命學說,都講平等是天賦到人類的。”但是“……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麽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製發達以後,專製帝王尤其變本加厲,弄到結果,比較天生的更是不平等了。這種由帝王造成的不平等,是人為的不平等。

四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差別性和統一性之關系

(一)差別性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孫中山先生說:“我們革命黨向來主張三民主義去革命”(《孫中山選集》第頁)。由此可見,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革命的主義。但是,其革命的性質卻有所不同。三民主義是“孫中山提出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綱領”(《簡明政治學辭典》第頁);而共產主義則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製度”(《毛澤東選集》一卷本第頁)。那末,儒家思想如何呢?儒家思想是“封建統治階級統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同上,第頁)。所以,作為革命學說,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階級性的不同;作為社會科學,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儒家思想不僅有階級性的不同,而且有革命與非革命的不同。

(二)統一性的辯證性

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而不是簡單的機械的結合。我們要把儒家的仁和禮,看作是能夠為一切階級社會和非階級社會所共同適用的超歷史超階級的統治原則和社會管理原則,而不是機械地把它僅僅看作是封建社會的所謂“仁政”和封建禮教之三綱五常。我們也不能把民生主義很局限地理解為“平均地權”“節製資本”,而應該把它看作是致力解決民生問題的精神及其一切方法的總的稱謂。我們也不能把對民權主義的理解局限在“五權憲法”的狹小範圍,而應該把它擴大為“人類一切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我們更不能把共產主義理解為呆板的缺乏聯系的僵死的教條,而應該把它看作是需要不斷發展和不斷取得新的營養補充的理論體系。所以,三者之統一,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的統一,是辯證的統一。

(三)三者之統一的意義

儒家思想是統治的學說,但是它也主張“逆取順守”,承認“湯武革命”的正義性。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是革命的學說,但它們同時也是建設的學說。因此,儒家思想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都是革命與統治兼顧的學說,前者側重于統治(即階級秩序的建設),後者側重于革命(即階級秩序的變革)。所以,三者之統一可補各自的不足。這是其一。

其二,儒家思想“是中國封建文化的主幹,它的影響遠及東亞諸國”(《簡明哲學小辭典》第頁),是東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共產主義是“自有人類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頁)思想體系,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最高成就之一。三民主義則代表了近代東西方文化結合的最有價值的嘗試。所以,三者之統一具有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五 大同(共產主義)理想的現實基礎

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是在“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和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都充分提高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高級社會形態。所以,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和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是大同社會的兩大柱石和基本前提。沒有社會財富的充分涌流,談不上按需分配;沒有社會道德的充分提高,也談不上“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因為按需分配的首要問題,就是需要的標準問題。而人類的需要總是一個不確定值,它總是隨著國家民族的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不同和具體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所以,需要永遠是一個不確定值。即使是同一個人,他在“此一時”對“需要”的要求與“彼一時”對“需要”的要求也會有極大的不同。所以,共產主義社會隻能是經濟與道德的統一體,隻能是社會化大生產與團隊精神道德的高度綜合。歸根到底則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結果。——因為團隊精神道德必然而且也隻能來源于個人與集體的緊密聯系,高度的團隊精神道德隻能是充分的社會化大生產之必然的意識形態。

隻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了,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才可能充分涌流;隻有社會化的大生產發展了,個人與集體的聯系才會不斷加強;個人與集體的聯系加強了,團隊精神才會逐漸由一種社會道德變成一種生存之道。而隻有當團隊精神道德變成人們的生存之道的時候,團隊精神的原則才會真正成為社會成員的生活必須,人們才可能“很快從必須遵守變成習慣于遵守”。所以,共產主義(大同)社會決不是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的天堂,而完全可以是人類奮鬥的傑作。其所由實現的途徑便是:一、發展社會化的大生產,解決民生問題,即行“仁”;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建立團隊精神的社會道德秩序,即建立團隊精神的“禮”。這就是立足于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之統一的共產主義(大同)社會的要諦。

最後,總結起來講,三民主義暨共產主義與中國(儒家)文化的統一是科學的也是必要的。隻有統一才能使中國(儒家)文化獲得新生,也隻有統一才能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更加完備更加雄壯其強大的生命力。    

發展歷程

孫中山關于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三民主義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了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遷台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製下的“黨國意識型態”,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製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台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勘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其他資料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于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範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丁路德出于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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